沙磊（John Sudworth）
BBC記者 發自台北
中國共產黨慶祝其成立100週年之際，如何應對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核心的、更新換代了的威權價值觀的討論愈演愈烈。
對共產黨來說，這是一個沉浸在群眾熱情稱讚中的時刻，而不是談論新冷戰的時刻。
美國前民主黨參議員馬克斯·鮑卡斯（Max Baucus）也表示認同，他曾於2014年至2017年擔任美國駐華大使。
「中國的大多數人……不太關心黨內的變化，因為他們更關心自己的生活。」他說。
「過去20年，中國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他們對此非常高興。」
中國共產黨對權力的控制越來越緊，對領導人習近平的個人崇拜越來越強，還有中國國內政策的嚴厲走向，如何應對這些是我們這個時代決定性的國際政策議題之一。
儘管華盛頓和歐洲存在意見分歧，有些人主張意識形態對抗，有些人（如鮑卡斯）主張繼續戰略接觸，不過在中國這種分歧可能更難收集。
但它們確實存在。
蔡霞是中共中央黨校的退休教授，她一生都在與中國高級官員打交道、培訓他們，直到去年，越來越多的懷疑和批評思維導致她走向了實質性的流亡。
她不認同中國人不想進行政治改革，也不認同與共產黨接觸比其他選擇更好。
「促使中國發生政治上的變化，從專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轉型，現在還不是太晚，」她說。
「越早幫助改變目前的政治狀態對整個世界和中國人民都是有極大好處的……習近平講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但實際上他已經早就發動了冷戰，而且並沒有停止過。」
北京為黨舉行的派對，包括盛大的儀式、慶典和焰火，將一個以僵硬的列寧主義制度為核心、不斷崛起、更加繁榮的、資本主義的中國的前景清楚展現出來。
問題是，這些慶祝活動是否只是一場戲的一部分，轉移大家對數百萬普通中國人毋庸置疑的個人財富增長、生活方式選擇的豐富等真實故事的注意力。
或者，這會否是一個讓人不安的提醒：所有這些繁榮和權力都牢牢掌握在一個一黨制國家手中，這個國家想利用它們，不僅針對本國人民，還針對全世界。
馬克斯·鮑卡斯屬於一個在過去幾十年主導中美關係的學派：他相信貿易和接觸本身是一種目的。
這個理論是，中國的日益繁榮和壯大的中產階級為循序漸進的政治改革提供了保證；而且，即使改革進程緩慢而令人痛苦，或者根本沒有改革，經濟一體化至少比對峙要好。
他擔心，這種共識現在似乎正在轉變，一種新的冷戰思維正在華盛頓佔據主導地位。
「我認為華盛頓有太多的集體錯覺，」他說。
「國會議員、總統很容易在政治上抨擊中國。兩黨都這樣，這是個大問題。」
「我們必須與中國合作，」他補充說，「中國人和美國人本質上是一樣的，他們關心自己的家庭，關心餐桌上的食物。我認為政策制定者應該牢記這一點。」
但蔡霞不同意。
她在美國休假期間被開除黨籍，現在出於對自身安全的擔憂而無法返回中國，她認為關注經濟變化的積極一面而忽視政黨政治是不對的。
「西方的學界和西方的政治家們對於中國體制缺乏一個真實的了解，」她說。
「中國對外開放以後，它是希望抓住這個時間，利用世界經濟發展的機會來使自己國力增強，出於這樣一個目的，所以會對外顯示出一種比較友好開放的姿態，但實際它的冷戰思維沒有改變。」
她認為，無論是否願意，西方並未意識到自己已陷入了中西的意識形態對抗。
鄧聿文是一份頗有影響力的黨報《學習時報》的前編輯，他是另一名流亡的中共內部人士。他擔心自己發表對中國體制的批評後被逮捕，沒有返回中國。
有觀點認為，中國快速變化的經濟可能為政治改革提供了機會，對此他有些贊同。
他說：「十年前，黨是慢慢退居幕後。」
「這是習近平不滿意的地方，他認為這種策略會讓黨很危險，包括有可能失去統治地位。現在用他自己的話說，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鄧聿文認為，在共產黨新的主導地位下，中國大踏步倒退了。
它在國內變得越來越高壓：在新疆有巨大的再教育營，在香港有大規模的逮捕，同時也愈發凖備好在全球舞台上維護其威權主義價值觀。
「現在中國經濟很強大，它在與全世界做生意，所以其他國家需要照顧中國的情緒和思維方式，」他說。
「這本身就將慢慢地對全世界和西方產生深刻影響。在接受中國的體制和邏輯後，會慢慢改變西方的很多方面，從西方的角度來看，這可能就是一種危害。」
蔡霞甚至更進一步，她認為，如今這已成為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的一部分，如果全球化力量未能改革共產黨，它會用同樣的力量努力將其價值觀強加給西方。
「中國共產黨反和平演變是怕西方的一些價值觀也進入中國影響民眾，因此它要拼命地阻擋這些想法進入中國，」她說。
「而它自己同時又利用西方國家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把它自己的虛假信息、假象輸送到國外去，做意識形態的宣傳和進攻。」
BBC聯繫了許多中國大學的十幾位學者，包括蔡霞以前在的中央黨校，希望與他們談談中共、中共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以及百年紀念日的意義。
中國對信息的控制如此嚴格，特別是在這樣重要的時候。他們中沒有人可以或願意發言。
儘管外交部表示願意提供幫助，但他們沒有回應數次請求，幫助尋找一名政黨事務的合適專家。
考慮到中共已經處於成熟年齡段和在中國歷史上的核心作用，那些仍然支持與中國共產黨接觸的人認為，你不能簡單地希望它消失。
「我認為我們應該繼續倡導我們的西方自由價值觀，」前大使鮑卡斯說。「他們更好了，這是毫無疑問的。」
「雖然這麼說，但中國已經以一種不同的方式成長，而且他們將繼續以一種不同的方式成長……如果我們不能影響他們並讓其建立一個更民主的政府，我們就必須接受這一點並和它打交道。」
當我問及新疆和香港時，他告訴我，儘管中共決心不放棄政治控制，但他認為這是有限度的。
「他們很好地調整了自己的控制方式。也就是說，如果他們太過壓制，太過專制，人們往往會反抗。另一方面，它們的壓制可以上探到某一個點。」
但從內部了解中國共產黨的蔡霞稱，實際上，目前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幾乎沒有內部限制。她認為是時候建立一種不同的模式，以一種更為謹慎的模式對待（和中國的）接觸和貿易。
「我希望西方政治家和世界能夠看到中國的情況並採取行動。這種極權體制——任何極權體制——都不會永遠維持下去。總有一天會改變的，我們真的應該幫助它進步。」
在她為之工作了這麼多年的政黨百歲誕辰之際，她對該黨有什麼正面評價嗎?
「其實中國人有個說法叫『百年之後』，就是指一個人活到100歲，就要考慮死亡問題了，」她說。
「如果我必須說什麼積極的話，我希望借著這個百年紀念日，中國共產黨能認真回顧它在一百年來決策中所出現的重大的問題。這些錯誤使人民承受了痛苦，並付出了重大代價。它應該想的是自我救贖，而不是歌功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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