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obert D. Kaplan
日期：2019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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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制定政策的人或者戰略分析人員最不應該有的假定是，出於某種原因，美國人就是比中國人優秀。
在一個人可以為美國勾勒出一個大戰略之前，他必須先了解美國目前所處身的世界。這聽起來也許很簡單，但華盛頓的一個致命弱點是對自己其實不太了解的地方有一個知之甚詳的假設。假如一個人不具備對各大陸上實況的認知，或者不能夠基於他者—而不是美國本身—的歷史經驗來把有關認知建構成一個模式的話，什麼宏大構想和計劃都只會毫無價值。因此，我會以一個有世界各地有超過30年採訪經驗的記者的身份，而不是作為一個政治學家或學者來試圖用世界的—而不是美國的—觀點來找尋一個大戰略。
在報道了冷戰期間和迄今未走出冷戰影響的第三世界之後，我的總結是，和大學校園內主流的後殖民研究課程的聲稱相反，我們在實質上仍然活在一個帝國主義的世界。某種形式的帝國是個恆常的存在，即使現代的歐洲殖民地已經消逝了也是如此。因此，議題變成了：目前這個帝國主義時代的各種形態當中，會對美國大戰略構成影響的有哪些？而在勾勒出這些形態之後，美國該用怎樣的大戰略來回應？我會嘗試解答這兩個問題。
帝國，或者與之等同的強權，需要有一個恆常存在的印象：在當地人心中，帝國當局會一直存在的印象會驅使他們認同殖民者的統治和影響力。冷戰期間，每當我到非洲、中東和亞洲訪問的時候，美國和蘇聯的影響力被視為永恆；不論這影響力有多傲慢霸道，它在任何時候也照樣不受質疑。而在蘇聯倒下之後，美國的影響力在一個時期內被視同樣的恆常。別搞錯，自從二次大戰結朿之後，一直到廿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美國都是個有實無名的帝國。
局面不同了。歐洲和亞洲的盟友現在有充分的理由質疑美國的恆常性。以大學的博雅課程做衡量標準，新世代的美國領袖不再受以自己國家的過去和傳統為榮的教導。自由海洋帝國在許多時候用作憑藉的自由貿易或與之等同的東西，現在正被揚棄。發軔於冷戰結朿時的國務院沒落，正在使美國強權的一個主要工具變得空洞。強權並不只關乎經濟軍事，也和道德有關。我指的不是人道主義，儘管人道主義和美國的品牌關係密不可分。我指的是一些更硬的東西：我們的話語在盟友心中的可靠度。那可靠度現在雲散煙消了。
同時，當一個可視為帝國的強權衰落，其他國家便會取而代之。
我們面對的挑戰並不是中國，而是一個新的中華帝國。這個帝國的版圖東起漢族核心的可耕地搖籃，穿越穆斯林中國，西至中亞和伊朗；並由南中國海這個起點，經過印度洋、蘇彝士運河，及於地中海東部和亞德里亞海。這是個依據道路、鐵路、能源管道以及集裝箱港口而成的帝國，其陸上走廊堪比中世紀時的唐和元帝國，而海上走廊則和中世紀晚期至現代早期的明帝國相呼應。由於中國正在建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陸基海軍，這個新帝國的心臟將會是印度洋，一個連接中東油田和東亞中產城市的全球能源高𨒪公路。
這個新的印度洋帝國必須親眼看到才能夠採信。在上一個十年中，我花了幾年時間訪問這些興建中的中國港口。那時候，西方沒幾個人會注意這些。我到訪了俾路支荒漠中的瓜達爾港，這地方技術屬於巴基斯坦，但和波斯灣很接近。在那裡，我看到一個頂級的港口設施在一個傳統村落的上方冒起。(中國人目前正考慮在鄰近的吉沃尼設立海軍基地，讓他們得以藉此監視霍爾木茲海峽。) 在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隨著一大隊的砂石車把泥土運走，我看到數以百計的中國工人確確實實的把海岸綫搬往內陸。在美國橋樑和鐵路萎靡不振的同時，在中國擔任土木工程師可謂處於歷史上的好時光。中國由興建了這些港口之後委託他人管理開始，到最後終於有能力自行興建兼管理。這都是能力提升過程的一部份，使人想起英屬和荷屬東印度公司在同一水域活動的最初日子。
新聞報道說，這些項目當中，有一些停工了，或者陷於嚴重負債。這是在用傳統的資本主義眼光來看待它們。但換了重商主義或者帝國主義的眼光來看的話，這些項目很合理。某程度上講，金錢從來沒有真正的離開中國，一家中國國營銀行在外國借出金錢作為興建港口的所需資金，然後聘的是中國國企員工，用的是中國的物流公司，凡此種種。
地理仍然是最重要的考慮。而因為印度洋經馬六甲、巽他和龍目等海峽和南中國海相連接，中國主導南中國海對北京來說至為重要。中國並不是流氓國家。而考慮到中國的地緣政治以及—沒錯—帝國主義需求，中國海軍在南中國海的行動很合理。南中國海不僅可以使中國更容易走出印度洋，也能夠軟化台灣，使中國海軍在太平洋的活動更便利。
南中國海是大印度洋世界的一條地理邊界，而中東和非洲之角則是另一條邊界。已辭世的布熱津斯基在交談中曾經很有智慧的說過，比起民主，數以億計的穆斯林更想要的是尊嚴和正義等不一定和選舉有相同涵義的東西。阿拉伯之春和民主無關，它不過是中央權威的危機而已。沒有生氣而且腐敗的威權政體被揚棄這一事情並不盡然意味著這些社會在制度上準備好要實行國會制：看看利比亞、葉門、敘利亞就可以理解這點。至於伊拉克，它證明了暴君的硬殼之下並不存在實行民主的能力，有的只是無政府的真空。摩洛哥、約旦、阿曼的政權提供了穩定、合法性、以及或多或少有一些布熱津斯基所言的尊嚴和正義，原因正正在於這些是傳統的君主制政體，只有民主外觀的表象。突尼西亞的民主制度依然脆弱，離開首都越遠，不論是向西還是向南走到和利比亞或亞爾及利亞接壤的邊陲，民主制度就越脆弱。
這是個為中國人度身定造的世界。他們不會就一個國家應該有的政府類型作道德說教，卻會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對智者而言，全球化更多是關於集裝箱航運，一種中國人非常嫻熟的經濟活動。中國在吉布提的軍事基地是由一眾港口組成的圓環的安全樞紐。港口圓環東臻巴基斯坦的瓜達爾，南至坦桑尼亞的巴加莫約，西北及於希臘的比雷埃夫斯。這些港口全部都反過來幫助中國在中東、東非和地中海東部樹立貿易投資據點。吉布提在實質上是個獨裁國家，巴基斯坦在事實上由軍方統治，坦桑尼亞正在變化一個威權國家，而希臘則是個制度不良、對中國日益開放的民主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在歐洲和遠東之間，這就是非洲及歐亞大陸世界真實的樣子。沒有美國外交政策長久以來盛行的那種傳教衝動的羈絆，中華帝國很𨔖合這個世界。
更重要的是，說到中國，我們在面對的是一個獨特而且強大的文化有機體。美國的外交政策精英不喜歡談論文化，因為文化不能量化，而且在這個個人極端敏感的時代，那些不能量化或者用註腳支持的東西可能會是危險的。但是，不討論文化和地理的話，根本不能指望可以理解外交事務。的而且確，文化就是一大群人在幾百以至幾千年間在同一個地理環境居住的經驗總和。
任何在中國旅行，或者仔細觀這個國家的人都能明白一個經商者比從政者更擅於掌握的現實：在中國，公私邊界之所以付之闕如，並非因為中國是個獨裁國家，而是因為中國人的價值觀與目標的凝聚力比美國人的更大。在中國，你所在的環境是一個傳統的精神價值體系。在那個體系當中，國家活動的方方面面—商業、網絡、軍事、政治、科技、教育—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因此，電腦黑客、間諜、港口修建及擴充、海軍和漁船船隊等等才會看起來像在協同運作。而在那個體系內部，儒家主張使中國人依然尊重階級和權威，而美國文化卻更多是瓦解權威，以個人為尚。儒家社會崇拜老人；西方社會崇拜年青人。一個人說什麼都不應該遺忘索忍尼辛以下的話：“成為崇拜對象的孩子會鄙視父母，長大之後會欺凌國人。崇拜先人的部族經歷幾百年依然沒有消失。崇拜年青人的部族沒有一個可以長久存在。”
中國人受的教育是要以國家為榮，這日益成為了我們自己中小學和大學現況的相反。而中國人是非同一般的有效率，對細節的注意近乎偏執。個人當然會比集體實在得多。但那並不表示國民性格不存在。我曾經乘搭國內航機飛遍中國各地，感覺比在美國的機場搭飛機往美國國內任何地方都更簡易舒適。而這還說到中國的子彈列車。
我們和中國的漫長鬥爭已經開始了，希望不會在某些時候變成暴力鬥爭。而正正因為中國會由於經濟不穩而從內部變得衰弱，引致中國領導人選擇挑起民族主義這個預設選項，我們與中國之間的鬥爭可能會更危險。這場鬥爭(或者戰爭)的性質將會是整合，而非分離。縱觀人類歷史，從戰爭中可見的是，一方的軍隊和另一方的軍隊在雙方之間的某個中間點對陣開戰。然而，在網絡時代，我們都在相同的作業系統中運作，於是一眾電腦網絡得以互相攻擊，雙方軍隊無須對陣，甚至不用流血。俄羅斯人影響我們政治事務的嘗試是個以整合為手段的戰爭案例，這種案例在僅僅二十年以前還是不可能存在的。資訊時代增加了戰爭的可能性而不是降低其發生的機率。和敵人的距離只有一點擊，而不是幾百英里。而且，因為武器系統須要衛星導航，外太空現在成為了戰爭的領域，就像當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展開大探索時代之後的海洋先例那樣。每一個時代的戰爭方式都有自己的特色。日益明顯的發展是，比起體力，戰爭變得更著重心智：越有雄心的文化，越能夠適應廿一世紀中期的網絡戰爭。如果這說法使讀者覺得受冒犯的話，請記得一點：於無聲處見未來。我們談論起來最不舒服的話題就是未來的所在。
以功能和歷史角度觀之，這將會是一場帝國主義的鬥爭，儘管我們政府內部或民間的精英都會禁止使用這個詞。中國人在這種競爭中會有優勢，因為他們建設帝國的傳統比我們的更強，而且，他們不像我們這樣，會以帝國為耻。他們公開回望他們以前的朝代和帝國來合理化他們目前在做的事。相對的，我們的精英可以回望的自身歷史越來越少。二十世紀中期的美國歷史學家會把西部開拓描述成英雄故事，現在的課程很多時都只將之說成是單純的對土著人口進行種族屠殺而已，別無其他—儘管我們如果沒有征服西部的話，就不可能有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中勝出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實力。
此外，中國人展示了快速適應的能力，這是達爾文進化論的關鍵：他們對於一帶一路模式的持續改動就是一個例證。
中國人的領袖也比我們的好。
無可否認，在有關外交事務的戰略思維方面，我們冷戰後的各任總統戲劇性地冷戰期間的幾位總統遜色。克林頓並不全然認真對待外交政策，在他任期之初尤其如此；喬治‧布希在外交方面很顯然的失敗了；歐巴馬看起來在太多場合為美國的強權表示歉意；川普說實話從一開始就不適合出任要職。拿他們和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尼克森、雷根以及老布希相比吧。也拿他們和中國領袖習近平比一比吧。習有紀律、以戰略方式思考、對投射力量不會感到羞怯，受過工程師的訓練，在地方有生活經驗，或許最重要的是，習這個人有深深的悲劇意識，因為他的家庭在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是受害者的緣故。以經典的馬基維利角度觀之，這是個有德之人。一個人還可以說，現在不僅是美國的領袖危機，而是整個西方世界的領袖危機。真正強大、有動力的領袖，不論持有何種道德價值觀，更可能在美國和歐洲以外找到。看，除了習，日本的安倍晉三、印度的莫迪、俄羅斯的普丁和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他們全都掌握了權力的藝術；他們不論何時都願意承擔風險，而他們在任並不只是因為個人野心，而是他們真的想要達成一些事情。
因此，美國和中國進行競爭的同時，出現政治文化危機的西方和復興的東方也在對陣。
我們確實已經進入了美中兩極的鬥爭。但這場鬥爭有一個不確定因素，那就是俄羅斯，一個不論任何時候都有能力對美國構成重大損害的國家。然而，當俄羅斯人以壞蛋的面目在我們的媒體出現的同時，中國人則顯得更不透明、更就事論事。由此，我們的媒體對於我們與北京之間競爭的重要性仍然理解不足。
說真的，美國在冷戰結東之際，全球化開展時那種固若金湯的感覺已經消散了。最初，冷戰後的全球化意味著全世界的西方化，同時，各地會採用西式的管理做法，那是美國所謂的全球單極時期。現在，這時期過去了，隨大整個發展中世界的中產階級擴大，不同型式的威權主義和民主主義競爭，全球化正在變得更多元文化，得益於人口趨勢的東方在正取得和西方等同的地位。在這場競爭中，美國宣揚民主制度本身的做法就不對。美國應該做的是推廣公民社會，不論是民主制度的還是開明専制的都行。(看看正在自由化但威權君主制度還在的摩洛哥、約旦和阿曼。我還可列出中東以外的例子。) 縱觀歷史，和民主制度相比，開明專制模式的混合式政權才是常態。此外，我個人的經驗清楚顯示，非洲和中東的人首先關心的是基本秩序、人身以及經濟保障，然後才會想到政治自由。正如已離世的的自由主義哲學家柏林所寫：“在食物不足、溫暖、住所以及最低限度的安全等都欠缺的環境中生存的人，要他們為契約自由或者新聞自由操心很難。”
顯示，需求存在一個等級，而對人類生活做出有意義改善的第一要務要求我們有更大的彈性，否則我們難以和中國人競爭。全球中產階級的擴大本身就會引發更大的民主化呼聲：當人的物質生活改善了，他們不論如何都會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我們不需要強推這個過程。否則，搞意識形態的是我們而不是中國人，他們有基於文明的自信和平靜，能夠接受本來就存在的政治制度。
然而，即使在我們最不濟的時候，我們的政治制度還是開放的，也能夠以中國和另一個巨大的專制強權俄羅斯做不到的方式改變。和由中國領導的世界相比，一個由美國作為主導強權的世界更人道，有更多個人自由。
我在本文聚焦中國是因為，和俄羅斯相比，中國有一個更強勁的經濟，更制度化的政治體系，以及更使人著目的廿一世紀文化才能。因此，中國應該是我們的外交、安全和國防人員自我衡量時用的標準或動力：和中國爭長短這事本身就會使我們強化自己的制度。只有這樣的競爭才可以使我們的官僚系統走出一直以來的衰老和衰落。的而且確，在黑客繼續在以我們的系統為目標的時候，各種各樣的旅行命令，安全清關的文書工作、不必要的收據等等等等，都是我們故意用來矇騙、擊敗自己的方式。文書工作越多，官僚體系裡的信任就越少。五角大樓就是個例子。我們應該時刻記住，沒有任何規則或者程序可以灌輸常識。
2001年的9/11可能提供了我們迫切需要的警醒。可是布希政府誤用了它。而即使沒有誤用，9/11再怎麼重要都只是個一次性的安全事件，不足以和我們與中國歷時幾十年的競爭相提並論。
和中國競爭可以教會我們緩急輕重的概念，這是大戰略的主要支柱。
我們的要務應該是有效率的撤出中東。美國的注意力轉移到中東每多一天，大量地面部隊滯留在中東每多一天，都是對中國在印度太平洋以至歐洲的幫助。中國正在歐洲建立強大的商業航運據點，例如位於意大利亞德里亞海岸的的里雅斯特和德國河畔的杜伊斯堡，還沒說到中國對其5G網絡的推廣。我的意思不是明天就應該要從中東完全撤軍。我的意思是，不論何時何地，都應該用越快速而可行的方式來減少我們在中東的軍事足跡。
舉個例，美國在阿富汗派駐戰鬥部隊已經接近二十年了，成果乏善可陳。主宰阿富汗未來的，將會是該國內部互相競爭的宗教聯盟，以及印度人與伊朗人和中國及巴基斯坦人的角力。印度人與伊朗人會以伊朗東南部的恰赫巴哈爾為起點，興建一條向北通過阿富汗西部，到達前蘇聯中亞地區的能源及交通走廊。中國人和巴基斯坦人則會由巴基斯坦西南部的瓜達爾這個起點，嘗試向北修建一條和阿富汗國界成平行線的走廊，通往中國西部的喀什噶爾。而巴基斯坦這個需要阿富汗作為後方屏障來防備印度的國家，必然會在阿富汗和印度抗衡。印度這個帝國時代疆域包含阿富汗東部的國家，則會竭力在阿富壓制巴基斯坦。俄羅斯這個在阿富汗北方的國家也會因為對馴服激進伊斯蘭感到興趣而加入角力。一場宏大的博弈將會在富汗展開，而美國，不論在阿富汗流了多少血，都絕對不是這場博弈的玩家之一，原因是美國在當地沒有地理基礎，也因此那地方牽涉的國家利益甚少，以至於無。
我們能夠做的只是幫助穩定阿富汗，這樣中國人和其他人才可以更安全的繼續在阿富汗開展採礦和其他行動。不論如何，在阿富汗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可能會流於空想，因為這樣的政府此前從沒有在喀布爾存在過。在傳統上，喀布爾是個作為對中亞南部有實質控制的各派軍閥和部族領袖的仲裁中間點。我在1980年代報道阿富汗反抗蘇聯的戰爭時，清楚看到蘇聯人如何因為聖戰者—一系列部族本位、彼此沒有互信的群體—沒有一個可以讓他們攻擊的著力點而戰敗。阿富汗的無組織擊敗了蘇聯，也正在擊敗我們。
伊朗這個國家人口眾多，教育良好，兩邊國境都有藏量豐富的產油區 (波斯灣和裏海)，當然會是中東和中亞的人口、經濟、文化的組織原則。但伊朗國內會發生的事將由內部觸發。伊朗人有一種文化意識，認為他們和印度人、中國人以及日本人地位相等。對於人口超過八千萬的伊朗而言，即使是戲劇性的美國外交行動，比如先是和伊朗簽訂核協議，然後廢除這個協議，都只會對其複雜得使人困惑的國內政治產生微不足道的影響。雖然不時上演的街頭示威還會繼續，革命衛隊的制度化力量，加上其他政權的組織，使伊朗可能得以成為穆斯林中東最穩定的大國。
至於伊拉克，當地邁向政治穩定的步伐不論有多麼凌亂脆弱，都相對地和美國做了或沒有做的事沒有多少關係。事實上，伊拉克政治局面的改善，大多都不是由於美國的行動，而是，即使美國行動了，還是出現了改善。一位美國總統推翻伊拉克的極權統治者，使那個國家變得不穩定。接任的總統突然撤走美國軍隊，使伊拉克更不穩定。因此，由海珊之後的無政府狀態一度衍生了伊斯蘭國的暴政。在伊斯蘭國統治下生活的經驗使許多遜尼派穆斯林確信，和什葉派結盟比和遜尼派的激進份子結盟好。但是，這溫和什葉派的領袖接下來在選舉中落敗。簡言之，在毗連的強權伊朗影響下，伊拉克會決定自己的命運。美國的影響力會繼續微不足道，不論我們有沒有在那裡駐軍都一樣。我說這話的立場是一個在最初支持入侵伊拉克，但到後來感到追悔莫及的人。
至於敘利亞，阿薩德在敘利亞唯一重要的部份—人口重鎮—重新整固了權力。得到美國大規模軍事及經濟援助的以色列，將有能力自行應對伊朗在敘利亞的存在。假如俄羅斯會因為他們幾十年來對阿薩德家族政權的投資而想插足敘利亞的話，祝他們好運。順便一提，和美國不同，以色列和俄羅斯之間有一種務實的關係，儘管不無問題，還是可以用作對伊朗的媒介。美國把時間和資源轉投敘利亞的得益很有限。
緊接在9/11之後，美國開始需要結朿在中東的冒險。當然了，中國人希望我們永遠不離開中東。因為，假如我們以繼續在軍事上介入中東的方式來擊敗自己的話，中國通向世界霸主之路便會走得更輕鬆。的而且確，中國最巴不得看到的是美國和伊朗開戰。中國已經是伊朗的最大貿易伙伴，也在對埃及和阿拉伯半島的港口、運河和其他建築計劃投入數百億的資金，印證了美國在區內的軍事介入對美國真的沒有助益。
在穆斯林的中東，沒有任何地方會像印度和台灣那樣，可以作為檢視我們的成績和中國相比如何的石蕊試驗。印度和台灣是決定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地位的關鍵：說到環球戰略地理的時候，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地位比什麼都重要。
台灣一直以來都是個模範盟友，它有一個穩定有活力的民主制度，也是世上其中一個最繁榮、最有效率的經濟體。台灣是個成功的海報小孩，印證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在亞洲和歐洲建立並且加以保證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尼克松及季辛吉和中國開展了關係，但他們這樣的同時並未危害台灣。因此，一旦可以確定美國既無能力，也不願意在中國軍事攻擊台灣—又或是在威權中國可以毋須開戰就能控制台灣—的時候保衛台灣的話，將意味著美國在東亞不再有戰略主導地位。這將會是個隱密的過程，媒體很多時不會以之作頭條。但終有一天我們全部都會醒悟並發現亞洲的一部份已經芬蘭化，世界也變了。中國對台灣的佔領也會在實質確認中國對南中國海的有效控制。藉此，再加上中國在印度東西兩邊興建港口的活動，中國海軍將可以不受制約的進入太平洋和大西洋。
大戰略是要認清，諸事當中，何者重要，何者不重要。我的主張是，基於我們的目標，印度和台灣比敘利亞和阿富汗重要得多。(至於俄羅斯，因為它目前不像在受到尼克松政府挑撥時那樣，出現幾乎和中國開戰的情形，現在和俄羅斯走近作用不大，可是使美俄兩方關係穩定對我們有好處。)
美國海權對印度和台灣影響重大，但對中東的沙漠巨無霸的影響則小得多。這差異並不是意外，但顯示出一些得關鍵的東西。在這一個世紀，我們會試圖不參與那些需要龐大陸軍、會削弱國家的地面戰爭，故此，我們依靠海軍比較好。海軍可以投射我們的力量，但把我們拖入血腥戰爭的機率比較小。由地中海東部到日本海，可以在這個歐亞半圓形中國勢力範圍應對中國的是美國海軍。當代價高昂的軍事衝突的發生機率滅少，我們就有更大的可能治好我們國內的民主制度，使之有活力。這就是大戰略基本要做的事。
大戰略不是指我們應該在海外做的事。大戰略應該是，我們基於國內的經濟和社會情況，在海外做應做的事。
現在，記住我自己的三年規則。不論一場軍事衝突有多必要、有多具啟發性，美國公眾都只會給政府三年時間去解決。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投入略多於十八個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美國軍隊一直到1942年才到達東半球，到1945年的沖繩之戰時，公眾在大聲疾呼要結朿太平洋戰爭。(歐洲的戰事已經完了)。韓戰在1950年開始，到1952年的時候已經失去民意的支持，艾森豪被迫在1953年終結這戰爭。大批美國軍人在1965年抵達越南，公眾在1968年就反對越戰。伊拉克戰爭在2003年開始，公眾在2006年轉為反對那場戰爭。我們的目標應該是不再測試這個三年規則。(在阿富汗，我們得以打破三年規則只是因為我們大幅度降低了傷亡數字。) 這意味著，把和中國的競爭侷限於非暴力的方式。我們應該在多個方面著手：網絡、經濟、海軍、外交等等，但不引發戰爭。只有不把南中國海抬高到無上位置才能夠做到這點。美中關係涵蓋面太多，太密不可分，不應該因為一個地區兵戎相見。軍事、貿易和其他存在爭執的層面不應該放在筒倉裡，因為這些議題真的會互動。
重申，美國在廿一世紀的大戰略歸根究柢應該在一方面避免動武，這樣才能集中精力解決國內的問題；同時在另一方面要和中國競爭，這意味著重新安排一些地理要務的緩急先後。(當然，大戰略也包括觀念領域，而悲劇的是，川普總統廢除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它本來可以是我們和帶路計劃競爭的自由貿易聯盟大構思。)
對於那些因為地理而受損害而非得益的國家和帝國來說，大戰略是生存所必須的。相對地，美國的地理益處意味著它可以經歷接二連三的災難而不用承受相應的代價。但是，隨著科技把距離縮短，使我們的大陸半島在一個不穩定的世界陷得更深，美國終於變得真正的脆弱：意味著美國再不能抱持那些英雄幻覺。
考慮一下：在冷戰期間我們不需要擔心大戰略，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那就是圍堵。在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那些頭腦發熱的方式，以為可用顛覆、特種部隊和其他孤注一擲的措施，喬治肯南把它們都摒棄了。肯南明白，蘇維埃共產主義作為一個管治體系有著根本上的缺陷，最終會倒下，我們所需要做的只是比它更持久 (正如我們可能會比共產中國更持久一樣，假如我有耐心的話)。因此，在那麼長時間受益於地埋，而且從一個明智溫和的大戰略庇蔭了超過四十年，我們失去了批判性思考自己的藝術，而這正是大戰略最終極的內涵。
無法對著鏡子檢視我們自己的缺點和侷限，結果我們對軍力過份專注，在2000年起的十年裡，入侵或介入了一個又一個的穆斯林國家，什麼成果都沒有。在1990年代對前南斯拉夫的介入成功阻止了一場戰爭，但接下來產生的民族邦並沒有為將來鋪路。而即使有，考慮到南斯拉夫的次等重要性，這做法也不足以提升到大戰略的層面。我們得面重頭開始。
重頭開始意味著我們理解到，不論我們的精英擁有的夢想再怎麼啟迪人心，不以世界各地的地方精細現實和國內跨𧻗黨派的民意支持為基礎的話，那些夢想將會夭折。而國內的民意支持必須長期維持。我們必須尊重地方現實，不論在懷俄明或阿富汗都一樣。
Robert D. Kaplan 是歐亞集團全球宏觀項目的常務董事，最近發表的著作為 The Return of Marco Polo’s World: War, Strategy,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