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天候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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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工作日的黎明之前，非洲西南海岸的沙漠附近都会发生一场晨间迁徙。5点30分，在斯瓦科普蒙德——纳米比亚的一块飞地，这里的历经上百年风霜的古老建筑，依然带有德国殖民者留下的印记——身穿卡其布制服、形单影只的男人们从一些房屋和公寓楼里冒出来，快步走在黑暗中，裤子上的白色反光条纹闪闪发亮。他们不是非洲人，而是中国人。当这些男人汇聚至利伯蒂纳·阿马蒂拉大道(Libertina Amathila Avenue)的一所小房子的时候，大西洋海岸这座城镇的其他人尚未苏醒，利伯蒂纳·阿马蒂拉大道是唯一一个灯光闪烁的地方。
迪兰·邓(Dylan Teng)是最后抵达的人之一。现年29岁的他是一名工程师，留着平头，戴着一副金属框架的眼镜，看上去有些孩子气。他加入其他人的行列，狼吞虎咽地吃下由馒头和粥组成的早餐——自从在三年半以前抵达纳米比亚以来，几乎每天都是如此。随后，他拿起由公司的厨师准备的一份打包的午餐，在天空仍有星光闪耀的6点整登上一辆大巴。印在大巴上的"CGN"，是大型国企中国广核集团英文名称的首字母缩写，该公司拥有中国在非洲最大的项目。
一小时后，太阳升起时，大巴穿过一片崎岖的不毛之地，下到哈萨博铀矿(Husab Uranium Mine)，它是世界第二大铀矿，投资高达46亿美元。迪兰·邓来这里已经快有一千回了，但他眼中的哈萨博依然像一座海市蜃楼：一座在沙地上绵延7公里的幻城，有着岩石底层上挖出的两个巨大的露天矿坑，以及一家在2016年最后一个工作日生产出自己的首批"黄饼"的加工厂——以八氧化三铀为主要成份的"黄饼"，可被用于生产核电（以及制造武器）。"我们那天举办了一个很大的庆功会，"迪兰·邓说。
迪兰·邓出生于中国西南省份四川的一个小村庄，是村上少有的几个大学生之一。他对哈萨博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它不仅是挣扎求存的纳米比亚经济的生命线——据纳米比亚估计，当这个铀矿于明年全面投产时，会让该国国内生产总值提高5%。它产出的铀本身——几乎全都会被运往中国——还将帮助把迪兰·邓的祖国变成核能领域的一个世界领导者，减少对煤的依赖。迪兰·邓来纳米比亚前在北京工作，那里的天空常常笼罩着源于燃煤污染的灰色雾霾，中国东部的很多地方都是如此。眼下，他正在非洲无垠的钴蓝色天空下为未来而奋斗——他自己的未来以及他的祖国的未来。"我以前从未想到，"他说，"我会来到半个世界以外的地方。"
如今，全球各个角落都能感觉到中国的吸引力，但鲜有国家能比纳米比亚更为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力量。这个多风的国家距离中国首都北京大约8000英里，人口约240万，仅仅是北京的十分之一。哈萨博铀矿是近年才被发现的，它所在的那片沙漠过去仅仅因为出产百岁兰而闻名。百岁兰是一种低矮、下垂的植物，只有两片叶子，能活1000多年，是纳米比亚的国花。现在，在短短1000多天里，中国的影响力早已蔓延到了铀矿之外的地方。
就在斯瓦科普蒙德的北边，中国的一个遥测站在沙漠中拔地而起，它的雷达天线指向天空，追踪卫星和航天任务。在斯瓦科普蒙德以南25英里的沃尔维斯湾，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正在修建一个人工半岛，其面积相当于40个棒球场。这个半岛属于一项庞大的港口扩建工程。附近的其他中国项目还包括多条新公路、一个大型购物中心、一个花岗岩厂和一个投资四亿美元的燃油库。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在这个港口川流不息：装满水泥、服装和机械的海运集装箱源源不断地到来，瓷砖和矿产则起航运往中国，有时还会有非法木材和濒危野生动物。贸易活动如此热火朝天，以至于中国提议在沃尔维斯湾建立海军基地的谣言并没有让当地人觉得难以置信，虽然中国官员强烈地否认了此事。
这个位于偏远地区的小小贸易基地让外界得以一窥这场全球投资与贸易狂潮，它或许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波浪潮了。在经济（对资源和新市场的渴求）和政治（对战略盟友的渴望）的驱动下，中国的公司和工人涌入世界各个角落。2000年，只有五个国家认为中国是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如今，从澳大利亚到美国，已经有100多个国家视中国为最大的贸易伙伴。拟建项目的鼓声从未停止：中国首个海外军事行动基地预计在吉布提建立；一条贯穿尼日利亚的高速铁路预计投资80亿美元，；一条近乎神奇的运河横穿尼加拉瓜，预计耗资500亿美元。尽管中国的繁荣放缓，但它仍在加速推进自己最宏大的计划：在其"一带一路"——这个名字是指贸易线路——计划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要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投资1.6万亿美元，用于亚洲、非洲和中东各地的基础设施和开发。该计划将让美国在二战之后向欧洲提供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也相形见绌。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可追溯至60年代。当时，毛泽东主席倡导与发展中国家，即他所说的"亚非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第一个字组成的简称——团结一致。尽管贫穷且深陷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但在1976年，中国通过建成一条1156英里长的铁路赢得了新盟友。这条铁路在荒野之中穿行，连通了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中国的援助继续渗入，但在近30年时间里没再出现其他大项目，因为中国遵照领导人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指示，把精力集中在国内经济建设上。本世纪前十年，这种情况结束了。北京意识到需要利用外国资源和盟友促进经济增长，于是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现在，如果从上海乘坐红眼航班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你可能会坐在一群中国工人中间。他们的目的地可能是石油资源丰富的赤道几内亚的一个建筑工地、莫桑比克的一个棉加工厂，或是尼日利亚的一个电信项目。过去20年里，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增加了40倍。这些工人和移民正在实现中国的全球愿景，如今他们在非洲随处可见——有人估计他们的人数高达100万——以至当我和妻子走进亚的斯一家湖南餐厅，几个面色红润，吃着回锅肉的工人脱口而出："啊，老外来了！"指出他们自己也是老外似乎有些无礼。
中国向前推进时，西方似乎正在撤退。冷战期间，对于相互竞争的超级大国来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充当着它们的代理人角色。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这些地方的介入就减少了。中国的崛起和中东的战火也分散了美国的资源与注意力。现在，随着华盛顿在自由贸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全球协议方面遭到质疑，北京也有了更多砝码，可以推动自己的计划，并彰显自己的全球领导力。特朗普总统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的不屑，正好令北京的贸易提议变得更加诱人，这些提议都是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特朗普政府相对而言的不关注肯定给中国制造了可以填补的空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China Policy Program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主任、2013年出版的《中国走向全球》(China Goes Global)一书的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说。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只是一个局部大国——只能向其他国家提供经济关系"。
但对纳米比亚这样的国家来说，中国的推销可能无法抗拒。这部分是因为它们有着团结一心的历史渊源。北京曾支持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反抗种族隔离与南非白人统治者的解放斗争。60年代初，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outh 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zation，简称Swapo）领袖山姆·努乔马(Sam Nujoma)曾访问北京，寻求武器和资金。当纳米比亚最终在1990年初宣布独立时，中国成为其最早的外交盟友之一，宣布两国是"全天候的朋友"。（暴力镇压1989年的民主运动后，北京也渴望获得盟友，以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局面。）
除了把自己的历史作为摆脱贫困的榜样外，中国还提供无附带条件的资金。不同于西方的援助，这些资金不以诸如人权、廉政或财政紧缩这样的细节为条件。"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因为它让我们在西方——不管是南非还是西方世界——主导的议程之外，第一次真正有了其他选择，"纳米比亚财政部长卡勒·施莱特魏因(Calle Schlettwein)对我说。"中国人说，'我们想让你们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所以告诉我们你们想要什么。'"但他说，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条件。"他们想要对一切事务事实上的绝对控制权，因此很难产生一种真正有帮助的形势。"
中国领导人坚称它的影响完全是有益的，是在全球实现他们所说的"合作共赢"。中国公司正在这里修建公路和铁路、港口和管道、矿井和电信网络，的确，如果没有他们，这些项目或许永远修不起来。哈萨博铀矿由中国广核集团的子公司持股90%，纳米比亚政府持股10%，中国的投资正在为该国抵御经济衰退贡献力量。"我们帮助纳米比亚取得了政治解放，"夏丽丽（音）曾是中国的一名外交官，现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一家中国公司担任高管，她说。"现在，我们正在帮助它争取经济解放。"
然而，对一些纳米比亚人来说，中国的大量贷款和投资看上去不太像自由，更像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形式。基础设施受到欢迎，但是，尽管中国提供的贷款让相关项目成为可能，它们也让经济背上了债务，并且对降低该国接近30%的失业率几乎没起到作用。此外，过去几个月里一系列涉及中国人的丑闻，包括逃税、洗钱和偷猎濒危野生动物，使本地人对这支看上去可能是以榨取资源为主的外国势力感到失望：他们把铀、木材、犀牛角和利润运出纳米比亚，却没有惠及当地民众。因为种族隔离的遗留影响，纳米比亚是全世界经济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1月，温得和克一家报纸在头版上用一幅插图刻画了这种日渐强烈的情绪，画面上，一条金色的龙正在吞食纳米比亚国旗，标题是"用纳米比亚喂中国人"(Feeding Namibia to the Chinese)。
中国正在给世界带来什么改变？这个问题常常被设定成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救星，是唯一一个投资它们未来的世界强国吗，抑或当前只是新殖民时代的黎明？然而，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误导性的。和世界上的其他很多地方一样，在纳米比亚，这两种叙事令人不安地同时存在着，不可能理清。"你可以说中国是非洲遇到的最美好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最糟糕的事情，"周播节目《中国在非洲播客》(China in Africa Podcast)的主持人之一埃里克·奥兰德(Eric Olander)说。"美妙之处就在于这其中的错综复杂。"
（二）：新的边疆
餐厅鲜绿色的水泥外墙上挂着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夜上海"。餐厅里面，吃午饭的人群已经离去，只有六名中年中国男女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其中就有餐厅老板詹姆斯·沈(James Shen)和他妻子罗丝(Rose)。他们一边剥虾，一边尽情吮吸着虾壳。没人说话。墙上的平板电视上播放着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一则特别报道。报道激动地描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当海面上出现两排爆炸时，罗丝喊了起来，"哇，我们国家这么强大！"
这对夫妇的餐厅位于沃尔维斯湾，这座港口三面都被纳米比沙漠环绕着。有人认为纳米比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詹姆斯和罗丝在早期中国移民浪潮中前来。他们在20年前来到非洲，之后再未离开。背井离乡的华人在世界上最偏远的一些地区站稳脚跟，然后繁荣发展，这种历史颇为悠久：从北极的西伯利亚冻原到安第斯山脉深处的矿业城镇，我在各个地方都碰到过中国商人。在非洲，像詹姆斯和罗丝这样的企业家发现了一个新边疆。这里有很多空间、自由和机会，就像早期移民在美国西部所看到的那样。"我丈夫来考察生意，他爱上了这里的广阔空间，"罗丝告诉我。"但我们首先还是中国人。"
和世界各地的很多中国移民一样，他们先是开了一个小型夫妻店，在货架上摆满了用集装箱从中国运来的廉价服装、鞋履和箱包。那家名为"詹姆斯和罗丝"(James and Rose)的商店现在依然矗立在沃尔维斯湾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处，但他们的生意如今已经扩大到一家酒店、一家餐厅、一个卡拉OK厅、一家按摩院和一个贸易公司。如今，纳米比亚几乎每个镇都有这种中国人开的店——在整个非洲，这种店铺数以千计。
温得和克的中国城位于该市工业区内，一系列长方形仓库里开着数十家店铺。前不久的一个周日，纳米比亚人拖家带口地在店铺之间的过道里溜达，对着各种商品讨价还价，从冒牌耐克(Nike)鞋和塑料儿童玩具，到太阳能电池板和二手手机。一名男子对我说，他喜欢这里低廉的价格，但他也抱怨这些商品质量不好，此外还对本地服装行业造成伤害。中国房地产企业家吴乔侠（音）是靠北部奧沙卡蒂镇的一家简易小店起家的，他对这种指责不屑一顾。"我们来之前，纳米比亚很多孩子甚至连鞋都没有，"吴乔侠说。"这里的人什么都需要，是我们廉价卖给他们的。"
黄跃权是纳米比亚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移民之一，他把一个小型纺织企业发展成了一个采矿、房地产和贸易企业集团。待人热情的他现年49岁，来自距上海西北大约两小时车程的南通市。近20年前，黄跃权来到纳米比亚。从早期，他就从中发挥作用，把毗邻安哥拉边境的宁静小镇奧希坎戈变成了一个繁荣的中国贸易中心，以他的产业为支柱。因繁荣的石油生产而致富的安哥拉人大量涌入，用美元，有时是钻石，购买立体音响和SUV这类东西。油价的暴跌把奧希坎戈变成了一座鬼城。但是，通过他的太阳投资集团，黄跃权已经经营了多种利润丰厚的企业，包括一家矿业公司。该矿企已在哈萨博附近发现了其他铀矿。
黄跃权的成功，部分来自和纳米比亚的政治精英建立关系。自纳米比亚独立以来，前身是游击队组织的纳米比亚人组党(Swapo)一直主宰着该国的选举。这种稳定受到了中国统治者以及希望建立长期关系的企业家们青睐。黄跃权说，纳米比亚国父山姆·努乔马是"我的特别顾问"。2014年竞选期间，黄跃权和纳米比亚人组党候选人哈格·根哥布(Hage Geingob)（时任总理，现任总统）出席了一场晚宴。据本地的报道称，在晚宴上，这名中国商人承诺向根哥布所在的政党捐款100万纳米比亚元——大约相当于九万美元。（黄跃权否认了这一报道。）
黄跃权的朋友更愿意强调他通过自己创办的慈善机构"纳米比亚华人爱心组织"(Namibia-China Loving Heart Organization)，为东道国做出了多少回报。（我去采访时，黄跃权不在纳米比亚，但他授权两名副手代表他接受我的采访。）过去七年里，黄跃权的慈善机构向纳米比亚学生发放了逾200万美元的奖学金，供他们去中国上医学院（当然，是在南通）。然而，部分批评人士说，一些接受黄跃权善款的人并不是穷学生，而是统治精英的子女。此外，本地媒体去年曝出，在根哥布2014年当选总统之前，黄跃权控股的一家房地产企业的其他股东是根哥布的家族信托基金和他的前妻。黄跃权和根哥布试图在媒体上撇清与对方的关系，根哥布也宣称没有对该公司的经营控制权。但黄跃权的朋友对他巴结权贵的做法感到担心。"我一直提醒杰克（Jack，黄跃权的英文名——译注），"一个偶尔和黄跃权打交道的商人说。"不要离火太近。会引火烧身。"
生活在纳米比亚的中国人的具体人数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目前没有权威的数据，合同工人数的波动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去年秋天，纳米比亚内务部称纳米比亚生活着10万中国人，相当于该国人口的4%，这个数字引起了警觉。根据更保守的估计，中国人的人数在一万到两万人之间。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纳米比亚和所有发展中国家，老一代长期移民正在被中国新移民所超越：这些新移民是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工人，他们去国外是为了获得经验，并且赚一小笔钱，之后就会回到中国。"我们属于最先来的，"罗丝·沈说，"但现在到处都有中国人。"
年轻电信工程师肖恩·郝(Sean Hao)在温得和克工作，他也是这个移民群体中的一员。他在中国中部省份陕西的一个窑洞里长大成人，从没有人想到到他的足迹会踏出村里那片枣园。但肖恩·郝考上了大学，成了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他在中国一家大型电信公司从事网络安装工作。当时，他租住在月租仅为15美元的房间里，把500美元月薪的一大半攒下来，但这笔积蓄仍然不足以买下结婚所需的公寓。由于政府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年轻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一套公寓被视为男人吸引女性与自己结婚、避免成为光棍的先决条件。但对于一个在窑洞里长大的年轻男子来说，房产似乎可望而不可及。
当一名猎头告诉肖恩·郝，非洲有一个工作机会，月薪超过6000美元的时候，他以为自己遇到了骗局。"我寻思他们肯定是贩卖人口的，"他笑着回忆。这个工作邀约是真实的，但工作地点在尼日利亚，他觉得不太安全。于是，肖恩·郝签了另外一份工作合约——在安哥拉建设电信系统，月薪5000多美元，是他以前工资的十倍还多。在非洲工作了一年以后，肖恩·郝为一套位于中国中部城市西安的公寓交了首付，并让女友的父母相信，他的财务状况足够安全，可以和他们的女儿结婚。肖恩·郝和妻子很快就生了一个女儿，但由于他在非洲工作，女儿长到15个月大的时候，只和他相处过一个月。"她甚至都不认识我了，"他说。他在纳米比亚找到新工作以后，妻女来这里和他团聚，但寂寞的日子只撑过了一年，她们就回国了，留下肖恩·郝一个人，在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渴望与留在纳米比亚赚钱的机会之间犹豫不决。
3月末，一个温暖的周六夜晚，肖恩·郝与十几名中国同事聚集在温得和克"乔的啤酒屋"(Joe's Beerhouse)的茅草屋顶下。其中两个男人在短期工作合约到期后即将返回中国，这群人一杯杯地喝着德式啤酒为他们送行。我赶到酒吧的时候，已经有三个男人喝得不省人事，头伏在桌子上，还有几个人喝得东倒西歪。被指定当司机的肖恩·郝几乎滴酒未沾。庆祝同事回国让他陷入了沉思。"我也想回家，"他说，"但在中国找不到工资水平哪怕是和现在接近的工作。"
（三）：“奇迹”矿场
在四川的贫困山区，铀矿工作者迪兰·邓的父母依然务农为生，他们在一个山坡上的小村庄里种稻谷和玉米，那里的大多数人家都是同姓。这个名为邓家岩的村庄只有一所小学，所以迪兰·邓后来离开村庄到附近的广安——邓小平的出生地——读书，之后又去中国的东北地区上大学。路途很遥远，而且即将变得更长、更远。"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出国，"他说，"所以英语课上都没怎么努力。"
迪兰·邓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广核的子公司、总部位于北京的铀业发展有限公司(Uranium Resources Company)，在那里他了解了这家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和纳米比亚的采矿权益。这个农村孩子对国外一无所知。但他很快就飞到了上述三个国家中最远的一个，在中国控制的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矿场之一工作。该矿场完全由中广核掌控。
作为哈萨博铀矿的一名装卸与运输协调人员，迪兰·邓参与调配26辆车轮有他两倍高的巨型卡车。截至目前，这些卡车从哈萨博的露天矿坑里运走了超过1亿公吨的矿石。随着今年产量增加，运输的矿石还会更多，以达到这座矿场制定的1500万磅（约合680万公斤）的氧化铀年产量。"储备足够多矿石、不让加工厂缺原料的压力一直都在，"迪兰·邓说。
为满足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拼命获取足够多的资源，以确保经济的巨轮持续转动。除了作为国外投资重点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在全世界抢购矿石：秘鲁的铜、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镍和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在非洲，中国的矿业投资在仅仅十年里就增长了25倍，持股矿场从2006年的少数几个增加到2015年的120多个。
由于最近自身经济放缓、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中国的一些原料进口也急剧减少，这导致西澳大利亚等一些新近繁荣起来的地区陷入困境。中国在赞比亚（铜）和南非（铁矿石）的矿场被迫关闭。这时候哈萨博矿场还在运营，似乎称得上一个奇迹。随着铀的价格降至不足2011年福岛核灾发生前的一半（不及2007年的四分之一），纳米比亚另外两个活跃的铀矿企业业已经停止采矿，只加工之前储备的原料。但哈萨博还在继续前进，从其他几家矿场下岗的数百名工人有不少被它聘了去。就像一名失业六个月后在那里找到工作的纳米比亚工程师告诉我的，"哈萨博救了我。"
中广核之所以能让哈萨博加大生产，原因很简单：它把大部分铀矿卖给自己，也就是中国政府，所以价格高低几乎没什么影响（实际上，低价不仅能让中国以便宜的价格储备铀矿，还让它有机会买下了处境艰难的纳米比亚铀矿场朗格尔-海因里希[Langer-Heinrich]的一部分）。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的雄心——减少碳排放量，同时成为核能方面的世界领导者。
中国的能源现在有近88%来自化石燃料，只有1%来自核能（剩下的11%是太阳能、风能和水电）。为达到自身的清洁能源目标，同时甩掉不光彩的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名号，中国已将核能重新放到了一条快到不可思议的发展轨道上。这个国家现在有37座反应堆，另有20座正在建设，它的目标是到2030年建成110座。（除此之外，其目标还包括成为核反应堆技术出口国。中国已经在海外建了六座反应堆，上个月中广核的子公司斯瓦科普铀业[Swakop Uranium]又提交了一份在纳米比亚建反应堆的提案。）
每年新建六个工厂的增长速度将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核电大国，但这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今年1月，中广核集团的一名美国顾问承认自己非法合谋招募美国核工程师，帮助加快该集团核反应堆配件的设计和制造。国内外的评论人士也质疑中国的安全标准能否跟上新反应堆的建设速度。中国物理学家何祚庥在接受《卫报》(The Guardian)采访时甚至表示，该计划是"疯狂的"。
中国广核集团不允许我参观矿场或采访它的经理们，声称他们忙于提高产量，无瑕接受采访。为了一瞥这个庞大的工地，我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行驶，来到哈萨博后门附近长着百岁兰的高地平原。2013年，在哈萨博开始施工之前，该公司移植了四株罕见的百岁兰，否则这些标本会在爆炸中被毁。这样做是为了向这个敬畏此种古老植物的国家表示敬意。从那以后，中广核似乎渴望甩掉中国国有企业没有爱心的名声：向旱灾受害者捐款；为当地工程科学生提供奖学金；并成为纳米比亚首个邀请当地工会在矿场设立分部的中国公司。
在中国，独立工会基本上是非法的。纳米比亚冶金联合工会(Metal and Allied Namibian Workers Union)也对中国国有企业发起了一场运动，指责某些企业仅向纳米比亚工人支付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还有些企业雇佣中国劳工大军从事依法本应属于纳米比亚人的非技术性工作。所以当中广核邀请工会秘书长贾斯蒂娜·乔纳斯(Justina Jonas)去中国参加该矿场的揭幕活动时，她表示怀疑。"中国人会承诺得天花乱坠，"她对我说，"但可能根本做不到。"乔纳斯威胁称，如果哈萨博不签署保护工人工资、工作时长和安全的项目劳动协议，她不会去中国。在出发前几天，中广核签署了协议，它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中国公司。
尽管花了很大力气开展公共宣传，哈萨博依然在一个独立的中国世界之中运转着。当地雇员称，中方经理常常把重要的会议安排在周末，以便对工作进行回顾和计划——但那同时也是纳米比亚同事不在场的时刻。让当地工人感到诧异的是，当并非源自中国的部件发生故障时，中国工程师有时会把部件规格发回国内，这样一来中国公司就能经由"反向工程"，以极低的成本打造出替代部件。中方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就像哈萨博为年轻工程师提供一个在至关重要的新岗位上磨练技能的机会一样，这给了中国公司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它们可以生产出高品质的车辆和设备——而且所用成本只是海外顶级品牌的三分之一。哈萨博铀矿还是会让一些公司参与测试和竞标，但正如一名员工所说："我们必须帮助和支持我们的兄弟企业。这是'走出去'政策的一部分。"
矿业不是中国在纳米比亚的唯一兴趣所在。由于土地太过贫瘠，在莫桑比克和巴西上马的那种大型农业项目，在这里难以持续下去。但中国的国有建筑公司善加利用其过剩的产能，在纳米比亚修建了高速路和港口，还修建了一个中国使馆院落以及一所位于奥卡汉贾的新军校。两国的军事关系也很密切。中国会为纳米比亚培训军官——与其在1960年代对纳米比亚人组党的帮助相呼应。今年4月，美国采取干预措施，阻止纳米比亚向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支付1200万美元。该公司是一家中国企业的子公司，因为向伊朗、叙利亚和朝鲜出售违禁武器而上了美国的制裁名单。这说明美国仍然在幕后警觉地关注着中国对非洲的介入。
哈萨博是一项切实的直接投资，但中国在纳米比亚乃至世界各地的大多数项目，都以携带风险的软贷款为资金来源。去年，中国成立了一个规模为600亿美元的新基金，用大多来自中国的贷款，为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些低息贷款极具吸引力，这些项目也很重要。但大部分贷款都有附加条件：领衔的必须是一家中国国有公司，以便确保相关工作、技术和利润主要由中国人把控。纳米比亚等国家则要背负上这些债务。该国财政部长施莱特魏因告诉我，"我认为这些并不是真正的投资，而是被中国企业锁定的机会，不会真正让纳米比亚经济增值。"
这类批评让中国企业主和外交官感到不快，他们指出，中国企业已在纳米比亚投资50多亿美元，现已雇用超过6000名纳米比亚人。"我们来到这里，想要平等地与当地人展开商务活动。我们带来资金，建起矿场和工厂。受益的是谁？纳米比亚人。西方强国做过这样的事情吗？远没有这么多。因此关于新殖民主义的说法是错误的，"前外交官夏力力说。夏力力现在是黄跃权的太阳投资集团的副总经理，以及纳米比亚华人爱心组织的秘书长。
不过，纳米比亚已经开始做出抗拒之举。去年，该国政府取消了与中国国有企业之间的一项金额为5.7亿美元、旨在扩建温得和克机场的贷款协议。及至9月份，随着缓慢的经济增长以及其他外债把该国债务占GDP的比重推高到40%以上，政府暂停了所有新的贷款招标。施莱特魏因说，冻结招标是勒紧腰带的谨慎之举，而非专门针对中国的措施。不过他说："由此发出的信号是，纳米比亚的利益不能被随意践踏。由此发出的信号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必须走向成熟。"
（四）：走向世界的中国人
12月底的一个早晨，纳米比亚保育生物学家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独自在温得和克的办公室里工作，突然听到门口传来砰砰的敲门声。他冲出来，发现两个身穿纽扣领衬衫，怒气冲冲的中国男子——他们是中国大使馆的一秘和二秘。布朗说，其中一个人通过大门扔进来一封皱巴巴的信，大喊道："一派胡言！你在破坏中国的世界形象！"
这几张纸正是布朗两天前亲手交给中国大使馆的——然后还发给了其他外交使团、媒体和国际组织。该信件由当地45个环保团体签署，包括布朗自己的纳米比亚环境事务所(Namibian Chamber of Environment)在内，信中指责中国公民在纳米比亚进行商业性野生动物偷猎的情况急剧上升，并且严厉指责大使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予以阻止。
在过去两年时间里，纳米比亚已经因偷猎失去了将近200头大象与濒危的犀牛。 11月，一名携带18只犀牛角的中国走私者在约翰内斯堡机场被抓获，它们全部来自纳米比亚。两个月前，四名中国男子因为在2014年试图走私14只犀牛角，被判入狱14年（犀角粉是一味传统中药，据信可以增强免疫力）。布朗希望这封信能够激起回应，但是此次造访是他始料未及的。
"你侮辱了中国的善意，"一名外交官提高了声音说。"只有少数几个中国人参与偷猎。"
"不，是中国的需求正在拉动所有这一切，"布朗答道。"我认为你们正在试图剥夺我们所有的资源，带给中国。"布朗说，一阵大喊大叫过后，他邀请两人进来。 他们坐在会议室里翻看他的活页夹，里面塞满了被宰杀的犀牛与大象的照片。"他们变得愈来愈安静，"布朗回忆说。几天后，他和中国大使见了面，后者告诫他不要让一些"烂苹果"坏了整个华人社区的形象。布朗再次坚称这是一个更为系统化的问题。"听着，我们可以再施加一点压力，让你们的处境变得更糟，"布朗回忆自己当时这样说，"又或者我们可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布朗说，最后大使同意加入反偷猎斗争。
中国对自然界的豪取强夺已经名声在外，这也是该国全球扩张过程中最令人不安的方面之一。在价值190亿美元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里，中国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但是中国人愈来愈渴求珍稀奇异、效果存疑的药品，这在全球范围内令犀牛、大象、鲨鱼和老虎的种群遭受摧残，也在从刚果到柬埔寨的各地雨林中刺激着非法木材作业。黄泓翔曾是一名中国记者，曾在纳米比亚调查象牙和犀角偷猎情况，他在肯尼亚启动了非营利组织"中南屋"，帮助中国公司和社区参与野生动植物保护，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形式。"在很多全球环境问题上，中国人是问题的一部分，"他说，"所以他们也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达马拉兰是纳米比亚西北部一片干旱的地区，嶙峋的岩石露在地表之外，偷猎令这里深受其害。"本地人受到中国市场引诱去杀害犀牛，"我的纳米比亚向导塔菲(Taffy)一直在追踪大象和犀牛的痕迹，他告诉我。"犀角最后似乎总是落到中国人手里。"过去，提倡动物保护的主要是纳米比亚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变化。"黑人曾经认为白人关心动物多于关心他们，"纳米比亚记者施诺维恩·伊曼纽尔(Shinovene Immanuel)说。"但是现在偷猎已经失控了，所有人都很生气。"
中国的一些商业计划可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这也激起了日益强烈的公愤。一家中资公司谋求在赞比西地区清除一片森林，建立烟草种植园，那里位于纳米比亚唯一一片原始森林之中，面积几乎是曼哈顿的一倍，而且该地的沙质土壤并不合适种植烟草。另一家中国公司想建立宰驴场，以满足中国对驴肉和驴皮日益上涨的需求（后者被视为一味中药）。去年秋天，一家位于纳米比亚的中国公司提出申请，要在纳米比亚海域捕捉虎鲸、企鹅、海豚和鲨鱼，以将之出售给中国的水上主题乐园。为此，本地活动人士抗议了几个星期，直到该公司撤回提案。
布朗的信件获得义愤填膺的回应三个月之后，中国大使馆主持了一场更为平和有礼的会晤，邀请纳米比亚活动人士与60多位中国商界领袖参加。会上大肆宣传中国近期已禁止所有象牙销售，还播出了一个反偷猎宣传视频，由篮球明星姚明出演，驻纳米比亚使馆临时代办李南谴责了偷猎行为，并告诫中国公民遵守纳米比亚法律。李南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在布朗的邀请下，他将于本月造访位于纳米比亚北部的犀牛栖息地。他说，两国也正在组建一个联合执法工作组，以打击跨国野生动物犯罪分子。
黄跃权也公开表示，反对偷猎，但是另一张大网正在向他逼近。 2月1日，这位大亨和另外四人（其中三人为中国人）因参与一项所谓的纳税欺诈计划，在温得和克国际机场遭到逮捕，涉案金额近3亿美元，是纳米比亚历史上最大的案件。纳米比亚对30多家被控隐瞒非法收入的中国公司已经开展了为期两年的调查，这次逮捕行动正是其中的一部分。据报道，黄跃权在拘留期间曾经试图和根哥布总统取得联系，但他的商业伙伴拒绝提供帮助。 "我的'朋友'被逮捕，在监狱里度过了一个晚上，此事没有受到任何干涉或干预，" 根哥布后来对一家当地报纸说。"这是因为在纳米比亚，我们维护法治和分权，我们以拥有完全独立的司法系统而自豪。"
黄跃权本来拥有庞大的关系网，现在却发现所有的关系都断了。2月中旬，他在交纳7.5万美元的保释金后获释。不久后，他声称，针对他的税务欺诈案是基于过时的信息。太阳投资集团的副总经理夏力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实际上，黄跃权8年多前就从该案提到的金凤凰公司撤资了，但这一变更没有被记录在官方的电脑系统中。夏力力表示，审判结束后，黄可能会对那些攻击他的公司的人提起诉讼。与此同时，这位爱交际的企业家也许要更多地独自进餐了。前不久，他邀请一位老朋友外出用餐时，被婉转地拒绝了——这位权力掮客突然间变得无人待见。
逮捕一名极其成功的中国商人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但也是纳米比亚与中国关系正被重新调整的又一个信号。李南在接受邮件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喧闹的当地媒体在"努力煽动种族主义情绪和仇恨"。不过，纳米比亚的敌意远不及有些其他非洲国家：赞比亚的一个中国煤矿多次爆发骚乱，2012年的一次骚乱导致一名中国经理死亡；上个月，乌干达坎帕拉多次爆发抵制中国贸易商的混乱抗议活动（乌干达对中国人不断加深的怨恨让人想起了另一个时代：1972年，独裁者伊迪·阿明[Idi Amin]驱逐了早期的一批印度商人移民）。
不过，中国和纳米比亚最近的紧张关系在该国各地的警察检查站暴露无遗，在那里，中国公民经常被挑出来接受检查。警方称，这项新政策已经破获了数起野生动物走私案。上个月，黄跃权的副手夏力力在机场道路的检查站被要求靠边停车。警察搜了他的身，逐一检查了他的行李，还搜查了他的汽车。"他们一直在喊：'犀牛角，犀牛角，犀牛角在哪儿呢？"夏力力回忆说。"这样的事居然会发生在纳米比亚，这让我很震惊。我们一直认为这个国家是我们全天候的朋友。"
傍晚，照耀在哈萨博铀矿上的阳光开始减弱，约2000名纳米比亚工人中的大部分返回沙漠营地。迪兰·邓等中国工程师乘坐公共汽车穿过荒芜的沙漠，返回斯瓦科普蒙德和阿马蒂拉大道上的小房子。他们一起吃完中餐后就散开了。邓走回自己的公寓，在电脑上花了几个小时完成行政和监督任务。"真正的秘密是，"邓说，"我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而其他人都是工作8个小时。"
那是4月份一个寒冷的周六——南半球的冬天即将来临——邓再次加班。他错过了这里仅有的几项娱乐活动之一：周六下午在当地体育中心举行的篮球比赛（现在中国在纳米比亚的国企很多，他们每年举办由15支球队参与的锦标赛。今年，在沃尔维斯湾修建港口的中国港湾工程公司获得了冠军）。在斯瓦科普蒙德的海滨漫步时，邓不再身穿卡其色采矿制服，而是穿着牛仔裤和QuiksilverT恤，拿着一杯卡布奇诺。他眺望着澎湃的大西洋海浪，看起来像一名游客。在这里的近四年时间里，邓没有太多机会旅游，不过前不久，他利用一个假期前往埃托沙国家公园(Etosha National Park)进行了一次野生动物游览之旅。
在哈萨博的泡泡里生活的迪兰·邓和同事们，基本感受不到中国与纳米比亚的紧张关系。这些遍布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型中国项目，就像是落在遥远星球上的宇宙飞船。中国的工作人员往往没什么动力——或自由——去探索这个异域环境，尤其是在食物、住宿和交通工具都由这艘国有母舰提供的情况下。累人的工作会磨掉他们对周边环境的所有好奇心。在今年4月返回中国的一趟班机上，我身旁坐了一位员工，他刚在赤道几内亚待了两年——却还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
相比之下，善于利用科技产品的迪兰·邓可以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上找到自己的确切位置，尽管他的生活大体局限在相距43英里远的哈萨博与斯瓦科普蒙德之间。在纳米比亚生活比在中国省钱——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在阿马蒂拉大道上的免费饭食——因此他攒下了一小笔钱。2014年，当一个中广核代表团从中国去哈萨博访问时，迪兰·邓和代表团中两名女性中的一位聊了起来。之后两人开始通过网络谈情说爱。今年1月，迪兰·邓回了趟中国，返回纳米比亚的时候手上戴了一枚戒指，令哈萨博的同事们大吃一惊。他和那位代表团成员结了婚——使命完成——成了那里为数不多的已婚人士。他希望哈萨博明年能发挥出全部潜力，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对中国来说很重要，"他说，"我想参与其中。"
走向世界的中国移民——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找到据点的冒险者——像中国本身一样丰富多样：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有没上过学的，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为私企工作的，也有在国企的——甚至还有给自己打工的。他们不是铁板一块。但在这些遥远的地方，他们以一种在14亿人口的祖国不曾有的方式彼此相连。他们的团结不仅因为他们有相同的饮食、文化或语言，也不只是因为都被抛到了一个严酷的环境中。将这些个体绑在一起的，是一种持久的信念，即他们在海外的存在会令中国变得更好、更强大。正是这种共同的坚定信念——以及扶持了这种信念的政府——使中国成为一个巨人，一个在其他国家的眼里既是福音也是灾难的国家。
Brook Larmer是《纽约时报杂志》的作者。他最新撰写的文章是关于在美国上高中的中国学生。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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