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
蒙古学者俄尼斯·朝格图（杨海英）先生的力作《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荣获2015年第十届樫山纯三大奖，2016年日本“国家基本问题研究会”奖。中文版2017年4月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发行。
杨海英出生在南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蒙古骑兵后代，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科，文化人类学家，现为日本静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教授，曾获司马辽太郎大奖、大同生命地域研究奖等。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共分《民族自决》和《中国的佣兵》两部分十一章，由图伯特著名作家唯色写有推荐序。第一部分阐述了南蒙古人民借助日本的力量为获得独立而努力以及成立蒙古骑兵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阐述当时世界上一流的蒙古骑兵成为“中国佣兵”以及在图伯特（西藏）屠杀图伯特人的情况。
在满洲国时期蒙古人为了民族自决，和日本携手创建了一支由蒙古精英组成当时世界上一流的蒙古骑兵。日本投降，中共占领了南蒙古后，蒙古骑兵被中共控制。1958年6月蒙古骑兵接到中共命令，“骑兵第十三团和第十四团，分别更名为三十一部队和四十一部队，参加平叛战争。”中共派往图伯特的这支蒙古骑兵共三千二百人，1958年8月1日蒙古骑兵向图伯特人扣动扳机，挥舞日本刀来回扫荡图伯特高原——一直到1960年10月。
这是首次由蒙古学者调查研究有关蒙古骑兵在中共指挥下屠杀图伯特人的历史真相。作者以多视角的历史观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中共被禁杀的宝贵文献《战斗在高原》、严谨学术研究，以及以巨大勇气和诚挚的忏悔之心构成了《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
杨海英先生给唯色的邮件中说：“一段重重的历史，总得有个记录。——我作为蒙古人，基于必须对藏人道歉的心理，背着沉重的民族的忏悔而写。我只不过替一代老兵而写。他们本来要民族自决，却成了雇佣兵。”另外，《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文版译者蒙古人吉普呼兰在《译者记中》说：“对于蒙古人而言，他发出了他们一直不敢发出的声音，道出了他们至今不敢讲的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因此，所有蒙古人对于俄尼斯·朝格图怀着感激和钦佩之情。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蒙古骑兵的西藏远征就一直是个禁忌，绝对不能谈论的。而俄尼斯·朝格图终于打破这一禁区，揭开了谜团，将历史真相呈献给读者。”
公开这段历史抛开历史文献资料的稀缺、以及中共有意掩盖和严密封杀，更需要巨大的勇气。作者与历史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作为蒙古知识分子、学者担负起公开这段“重重历史”的责任，对此作为图伯特人也深感敬仰。当然，这本书对于图伯特的价值不仅仅是历史真相的公开，是非常宝贵的证据，不！应该是中共对图伯特人实施大屠杀的罪证。打开了中共动用政府权力遮蔽很久的历史真相之门。杨海英先生调查中共利用蒙古骑兵屠杀图伯特人的事实真相，揭露中共实施种族灭绝的恶行其价值无法估量。
图伯特作家唯色称《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是悼亡之书，是悲悔之书——悼亡为追求民族自决而玉石俱焚的蒙古骑兵。悲悔三千多蒙古骑兵被当成佣兵来杀戳和蒙古草原的游牧民过着同样的生活，同样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们。”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作者以参与、经历事件的中国人、蒙古人、穆斯林、图伯特人的证词还原了这段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行动。中国人既“解放军”。蒙古人，包括南蒙古远征骑兵、中共在图伯特安多组建的蒙古人骑兵，以及当时和图伯特一起共患难的蒙古人。图伯特人，九死一生的幸存者、蒙古骑兵的向导等。穆斯林，图伯特安多的穆斯林，后来和图伯特人一起流亡国外。
杨海英先生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定义非常清楚，他认为中共所谓的“对叛乱分子的和平镇压”和“从未被宣传的战争”是中国对图伯特的“侵略战争”和“一场种族灭绝行动。”[1]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证明发生在图伯特的大屠杀“这并不是受害者的夸张描述。扎木彦·诺尔布的经历，和中共空军的江达三的回忆完全一致；拼死逃生的藏人，和炫耀自己的战功侃侃而谈的中国人的记录完全一致。在此一致中包含了事实和真相。”
中国人屠杀图伯特人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参与空袭图伯特人的中共空军飞行员江达三说：“某天早上八点，我发现了二十多顶帐篷，匪徒二百至三百人，牛羊千余只。我将战斗机降低到离地面二百米左右的高度做了确认。那些家伙们只是呆呆地张望着我们。我再次确定了位置，并按下了按钮，二百五十二个炸弹瞬间全部倾泻了下去。从上空望去，一片片帐篷被炸弹掀飞，一群群牛羊倒下。我用无线电向司令部报告了攻袭成功。司令部表扬了我们并‘祝同志们一路平安’。”[2]
诺尔布是图伯特安多蒙古人，南蒙古骑兵向导。他亲眼所见：“玉树的结古寺战斗最为惨烈。其战术是，中国军队首先派出轰炸机，把三座寺庙炸个粉碎。僧侣们守着寺院顽强抵抗。轰炸结束后，中国人步兵用机关枪向包围圈内的人扫射，最后骑兵再冲杀进去。”[3]
图伯特安多蒙古人，原人民解放军测量大队将领指出：“一九五九年秋，约一百户西藏人牧民，共五百多人为了躲避中国人，来到这里‘香巴拉’避难。——难民在这个隐蔽的谷底度过了寥寥几天宁静的生活，就被人民解放军的步兵部队包围。——他们遭到了人和家畜都不留活口的彻底屠杀。”[4]
蒙古骑兵屠杀图伯特人
蒙古骑兵第四十团1958年11月21日在图伯特保日寺进行屠杀的情况：“‘歼灭了’一千余叛匪”——副团长苏日和木写道：“我环视了一下阵地，只见遍地是敌人的尸体，像砍倒的高粱秆一样——‘一人不留，全被日本刀砍杀’”。[5]
蒙古骑兵和中共军队在昂索寺的屠杀：“从四川来的中国人步兵部队也抵达了。中国人步兵团一手握着手榴弹，一手握着手枪冲进了寺里，却被僧侣所击退。深夜，寺庙因炮击遭到破坏。骑兵鞭策战马冲向从寺院跑出来的僧侣。日本刀在星夜中闪着光芒，藏人僧侣们的鲜血将白雪染成了黑色。为了中国政府，他们把日本刀刺进了藏人的胸膛浴血奋战。——清晨，他们看准西藏牧民还未从沉睡中醒来的时间进行袭击。一旦进入敌营，日本刀会使对方立刻鲜血流淌，唐古拉草原瞬间被牧民的尸体淹没。”[6]
钦彦是图伯特康区玉树图伯特人，当时是南蒙古骑兵向导指出：“我当时和第十三团在一起，目睹了他们的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对手四散逃跑。但逃跑的人们不久就被追上，男性几乎全部被当场砍杀。女性和孩子也有被杀害的。”[7]
屠杀“俘虏”
在中共一三四师四零零部队的第一营第三连任机枪手的梁南和说：“解放称多县后，俘虏过多，无处收容。如果将匪贼释放，他们会再次叛乱。他们杀人放火，袭击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于是公安机关和玉树平叛指挥部经过讨论，决定对其实行枪决。处决是秘密进行的。每个连都执行过同样的处决。我们连决定在深夜处决那些西藏人。我们用卡车将八十多个西藏人拉到山间。四排负责警戒，第一、二、三排挖洞并处理了他们。我们挨个静静地处死了他们。在我们掩埋尸体时，不知谁喊了声‘还有人活着’。于是营长一把夺过士兵手里的铁锹，朝那个西藏人的头砸了下去。”[8]
蒙古骑兵第十四团机关枪手尼玛仁钦的证言：“我们俘虏了二百人左右的女人和孩子，交给了后来的支那人步兵部队。但是，几天后听说他们把那二百多人全部屠杀了。支那兵虽然非常不擅长战斗，却极其喜好毫无必要的杀戳。”
“‘太过分了！’对着杀害了二百多名女人和孩子的中国人步兵，蒙古人连长和政治委员二人吼道。当天，此二人即被除队，经由玉树回到了故乡。”[9]
中共从南蒙古调遣骑兵的同时，也在图伯特安多组织本地蒙古人骑兵打开杀戒。巴瓦是中共在安多组织的蒙古骑兵的一个班长，“一天，巴瓦的班逮捕了四十多名藏人，把他们带回了军营。就在蒙古骑兵走进军用帐篷，熬奶茶时，中国军队将那些俘虏排成一排，用机关枪扫射了他们。”[10]
诺尔布是图伯特安多蒙古人，是南蒙古骑兵向导。他指出：“中国军队首先将被俘的西藏人分成男人、女人和孩子。然后一个不剩地处决所有男俘虏，再将女人和孩子关进果洛的监狱。中国人说这是为了‘防止再叛’，也就是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叛乱而采取的行动。”
“战斗依然每天都在发生。我们青海的蒙古人，带着蒙古骑兵前往最寒冷、最危险的高山地带。蒙古骑兵最初将逮捕的藏人俘虏交给中国军的大部队，但都被处决了，于是也有小班偷偷地放走俘虏。”[11]
“一九六〇年八月一日，骑兵第十四团一个班的八名士兵被藏人杀害。得到消息的吉尔嘎朗团长勃然大怒，屠杀了藏人俘虏，并且攻陷寺院，杀害了僧侣们。青海省军区的孙光司令称赞了吉尔嘎朗行为。”[12]
钦彦是图伯特康区玉树人，是南蒙古骑兵向导他指出：“中国人的步兵总是会马上说：‘这些人妨碍行军，收拾掉’。他们不会留下俘虏，全部杀掉。”[13]
自导自演的“叛乱”
一九五零年代担任中共乌兰县武装部的蒙古人允登指出：“严格地说，并没有发生什么叛乱。因为无论是在藏人社会还是在蒙古人社会，都已经没有可以领导叛乱的人物。与西藏相比，仍然受到政府信任的乌兰县也未能幸免，其过去的旗王（扎萨克）也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全员遭到逮捕。中华民国时代的官员和当地有威望的知识分子，也被强制集中到州政府参加政治学习，与外界隔绝。而藏人社会受到更为严密的监视。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也并不安心。分明没有任何反抗，却谎称发生了叛乱，派出军队进行镇压。中国政府一直在等待着藏人从青海消失。”他还证实，“藏人从来没有对中国军队发起过哪怕一次有组织的抵抗。”[14]
同图伯特一起共患难的安多蒙古人沙拉布这样说中共所谓的“叛乱”：“早有阴谋”、“所谓的政府派遣的中国人工作队被叛乱分子杀害等借口，也是纯属自导自演。”他进一步指出：“部族的所有权贵和有声望的官员，事先都被中国政府集中到了西宁市，遭到监禁，当地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领导游牧民的人物。因此，逃亡并不是有组织的，只是随意分散地逃亡草原深处而已。中国人把这种逃亡行为认定为叛乱。”
钦彦指出：“父亲在我八岁时就去世了，我和比我大三岁的哥哥两人，在一九五八年七月迁徒到了草原的夏营地。夏营地里还留有去年的行李，我们便赶着牦牛群去了。这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游牧移动，却被歪曲成是叛乱。‘我们派遣的工作队员被叛乱分子杀害了’，这样的借口，实际上也是中国人的自导自演。”[15]
想灭绝图伯特人
对这场惨烈的屠杀杨海英先生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试图创造一个没有藏人的‘世界屋脊’。这是侵略并占领他人土地，扩大本国‘自古以来的核心利益’的中国人常用的手段。”[16]担任中共乌兰县武装部的蒙古人允登指出：“中国政府一直在等待着藏人从青海消失。”熟知政府内部事务的蒙古人沙拉布的观点也是：“中国政府想把藏人和蒙古人这些原住民从他们的原有居住地扫除出去，让中国人住进来。”
悲剧进行式
中共这场侵略和军事大屠杀导致十多万图伯特人至今流亡国外，惨烈的自焚抗议人接二连三，中共对图伯特人的残酷镇压仍然继续——另外，当时被中共追杀而逃亡的图伯特人到1994年还在无人区或者被称为“生命的禁区”的茫茫原野中过着非人非鬼的生活——（笔者在图伯特时的1998年也听说过中共屠杀时逃难者在贵南等地的深山中生存的事情。）图伯特蒙古人，原人民解放军测量大队将领杜古尔扎证实他们不仅发现了“叛乱遗迹”，“他还曾遇到过‘叛匪’。一九九四年的某天，杜古尔扎的测量大队和中国国家测量局在可可西里深处，发现了一个不会说话的男人。中国人以为发现了‘野人’或者‘雪人’而兴奋不已，但是蒙古人和西藏人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那是一九五八年‘镇压叛乱中的幸存者’。杜古尔扎指出，幸存者不只是一两个人。”[17]
在图伯特人和蒙古人之间埋下了仇恨。（虽然，图伯特人知道这是中共借刀杀人，但是阴影或多或少存在，需要用忏悔和宽容、谅解来慢慢化解。）
总之，《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是一部充满图伯特人和蒙古人悲剧的书，但也是一部历史价值极高的力作，填补了图伯特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大空白。特别面对中共强大的宣传机器和动用一切权力封杀入侵图伯特真相，对新一代中国人包括图伯特人的洗脑，以及把图伯特历史篡改的面目全非的现况。还有海外自称为自由学者和研究者的中国人配合中共对图伯特历史真相上墙揭瓦拆屋的今天，这部著作能显现出更珍贵的价值。作者以强大的责任心和良知公开这段充满悲伤，被遮蔽了半个多世纪历史真相深为感动，作为图伯特人双手合十致谢！因为，对图伯特这是中国非法入侵、占领以及实施种族灭绝的罪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017年5月11日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5/%E5%B1%A0%E6%9D%80%E5%9B%BE%E4%BC%AF%E7%89%B9%E4%BA%BA%E7%9A%84%E5%8F%88%E4%B8%80%E9%93%81%E8%AF%81.html
杨海英出生在南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蒙古骑兵后代，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本语学科，文化人类学家，现为日本静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教授，曾获司马辽太郎大奖、大同生命地域研究奖等。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共分《民族自决》和《中国的佣兵》两部分十一章，由图伯特著名作家唯色写有推荐序。第一部分阐述了南蒙古人民借助日本的力量为获得独立而努力以及成立蒙古骑兵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阐述当时世界上一流的蒙古骑兵成为“中国佣兵”以及在图伯特（西藏）屠杀图伯特人的情况。
在满洲国时期蒙古人为了民族自决，和日本携手创建了一支由蒙古精英组成当时世界上一流的蒙古骑兵。日本投降，中共占领了南蒙古后，蒙古骑兵被中共控制。1958年6月蒙古骑兵接到中共命令，“骑兵第十三团和第十四团，分别更名为三十一部队和四十一部队，参加平叛战争。”中共派往图伯特的这支蒙古骑兵共三千二百人，1958年8月1日蒙古骑兵向图伯特人扣动扳机，挥舞日本刀来回扫荡图伯特高原——一直到1960年10月。
这是首次由蒙古学者调查研究有关蒙古骑兵在中共指挥下屠杀图伯特人的历史真相。作者以多视角的历史观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中共被禁杀的宝贵文献《战斗在高原》、严谨学术研究，以及以巨大勇气和诚挚的忏悔之心构成了《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
杨海英先生给唯色的邮件中说：“一段重重的历史，总得有个记录。——我作为蒙古人，基于必须对藏人道歉的心理，背着沉重的民族的忏悔而写。我只不过替一代老兵而写。他们本来要民族自决，却成了雇佣兵。”另外，《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文版译者蒙古人吉普呼兰在《译者记中》说：“对于蒙古人而言，他发出了他们一直不敢发出的声音，道出了他们至今不敢讲的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因此，所有蒙古人对于俄尼斯·朝格图怀着感激和钦佩之情。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蒙古骑兵的西藏远征就一直是个禁忌，绝对不能谈论的。而俄尼斯·朝格图终于打破这一禁区，揭开了谜团，将历史真相呈献给读者。”
公开这段历史抛开历史文献资料的稀缺、以及中共有意掩盖和严密封杀，更需要巨大的勇气。作者与历史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作为蒙古知识分子、学者担负起公开这段“重重历史”的责任，对此作为图伯特人也深感敬仰。当然，这本书对于图伯特的价值不仅仅是历史真相的公开，是非常宝贵的证据，不！应该是中共对图伯特人实施大屠杀的罪证。打开了中共动用政府权力遮蔽很久的历史真相之门。杨海英先生调查中共利用蒙古骑兵屠杀图伯特人的事实真相，揭露中共实施种族灭绝的恶行其价值无法估量。
图伯特作家唯色称《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是悼亡之书，是悲悔之书——悼亡为追求民族自决而玉石俱焚的蒙古骑兵。悲悔三千多蒙古骑兵被当成佣兵来杀戳和蒙古草原的游牧民过着同样的生活，同样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们。”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作者以参与、经历事件的中国人、蒙古人、穆斯林、图伯特人的证词还原了这段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行动。中国人既“解放军”。蒙古人，包括南蒙古远征骑兵、中共在图伯特安多组建的蒙古人骑兵，以及当时和图伯特一起共患难的蒙古人。图伯特人，九死一生的幸存者、蒙古骑兵的向导等。穆斯林，图伯特安多的穆斯林，后来和图伯特人一起流亡国外。
杨海英先生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定义非常清楚，他认为中共所谓的“对叛乱分子的和平镇压”和“从未被宣传的战争”是中国对图伯特的“侵略战争”和“一场种族灭绝行动。”[1]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证明发生在图伯特的大屠杀“这并不是受害者的夸张描述。扎木彦·诺尔布的经历，和中共空军的江达三的回忆完全一致；拼死逃生的藏人，和炫耀自己的战功侃侃而谈的中国人的记录完全一致。在此一致中包含了事实和真相。”
中国人屠杀图伯特人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参与空袭图伯特人的中共空军飞行员江达三说：“某天早上八点，我发现了二十多顶帐篷，匪徒二百至三百人，牛羊千余只。我将战斗机降低到离地面二百米左右的高度做了确认。那些家伙们只是呆呆地张望着我们。我再次确定了位置，并按下了按钮，二百五十二个炸弹瞬间全部倾泻了下去。从上空望去，一片片帐篷被炸弹掀飞，一群群牛羊倒下。我用无线电向司令部报告了攻袭成功。司令部表扬了我们并‘祝同志们一路平安’。”[2]
诺尔布是图伯特安多蒙古人，南蒙古骑兵向导。他亲眼所见：“玉树的结古寺战斗最为惨烈。其战术是，中国军队首先派出轰炸机，把三座寺庙炸个粉碎。僧侣们守着寺院顽强抵抗。轰炸结束后，中国人步兵用机关枪向包围圈内的人扫射，最后骑兵再冲杀进去。”[3]
图伯特安多蒙古人，原人民解放军测量大队将领指出：“一九五九年秋，约一百户西藏人牧民，共五百多人为了躲避中国人，来到这里‘香巴拉’避难。——难民在这个隐蔽的谷底度过了寥寥几天宁静的生活，就被人民解放军的步兵部队包围。——他们遭到了人和家畜都不留活口的彻底屠杀。”[4]
蒙古骑兵屠杀图伯特人
蒙古骑兵第四十团1958年11月21日在图伯特保日寺进行屠杀的情况：“‘歼灭了’一千余叛匪”——副团长苏日和木写道：“我环视了一下阵地，只见遍地是敌人的尸体，像砍倒的高粱秆一样——‘一人不留，全被日本刀砍杀’”。[5]
蒙古骑兵和中共军队在昂索寺的屠杀：“从四川来的中国人步兵部队也抵达了。中国人步兵团一手握着手榴弹，一手握着手枪冲进了寺里，却被僧侣所击退。深夜，寺庙因炮击遭到破坏。骑兵鞭策战马冲向从寺院跑出来的僧侣。日本刀在星夜中闪着光芒，藏人僧侣们的鲜血将白雪染成了黑色。为了中国政府，他们把日本刀刺进了藏人的胸膛浴血奋战。——清晨，他们看准西藏牧民还未从沉睡中醒来的时间进行袭击。一旦进入敌营，日本刀会使对方立刻鲜血流淌，唐古拉草原瞬间被牧民的尸体淹没。”[6]
钦彦是图伯特康区玉树图伯特人，当时是南蒙古骑兵向导指出：“我当时和第十三团在一起，目睹了他们的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对手四散逃跑。但逃跑的人们不久就被追上，男性几乎全部被当场砍杀。女性和孩子也有被杀害的。”[7]
屠杀“俘虏”
在中共一三四师四零零部队的第一营第三连任机枪手的梁南和说：“解放称多县后，俘虏过多，无处收容。如果将匪贼释放，他们会再次叛乱。他们杀人放火，袭击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于是公安机关和玉树平叛指挥部经过讨论，决定对其实行枪决。处决是秘密进行的。每个连都执行过同样的处决。我们连决定在深夜处决那些西藏人。我们用卡车将八十多个西藏人拉到山间。四排负责警戒，第一、二、三排挖洞并处理了他们。我们挨个静静地处死了他们。在我们掩埋尸体时，不知谁喊了声‘还有人活着’。于是营长一把夺过士兵手里的铁锹，朝那个西藏人的头砸了下去。”[8]
蒙古骑兵第十四团机关枪手尼玛仁钦的证言：“我们俘虏了二百人左右的女人和孩子，交给了后来的支那人步兵部队。但是，几天后听说他们把那二百多人全部屠杀了。支那兵虽然非常不擅长战斗，却极其喜好毫无必要的杀戳。”
“‘太过分了！’对着杀害了二百多名女人和孩子的中国人步兵，蒙古人连长和政治委员二人吼道。当天，此二人即被除队，经由玉树回到了故乡。”[9]
中共从南蒙古调遣骑兵的同时，也在图伯特安多组织本地蒙古人骑兵打开杀戒。巴瓦是中共在安多组织的蒙古骑兵的一个班长，“一天，巴瓦的班逮捕了四十多名藏人，把他们带回了军营。就在蒙古骑兵走进军用帐篷，熬奶茶时，中国军队将那些俘虏排成一排，用机关枪扫射了他们。”[10]
诺尔布是图伯特安多蒙古人，是南蒙古骑兵向导。他指出：“中国军队首先将被俘的西藏人分成男人、女人和孩子。然后一个不剩地处决所有男俘虏，再将女人和孩子关进果洛的监狱。中国人说这是为了‘防止再叛’，也就是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叛乱而采取的行动。”
“战斗依然每天都在发生。我们青海的蒙古人，带着蒙古骑兵前往最寒冷、最危险的高山地带。蒙古骑兵最初将逮捕的藏人俘虏交给中国军的大部队，但都被处决了，于是也有小班偷偷地放走俘虏。”[11]
“一九六〇年八月一日，骑兵第十四团一个班的八名士兵被藏人杀害。得到消息的吉尔嘎朗团长勃然大怒，屠杀了藏人俘虏，并且攻陷寺院，杀害了僧侣们。青海省军区的孙光司令称赞了吉尔嘎朗行为。”[12]
钦彦是图伯特康区玉树人，是南蒙古骑兵向导他指出：“中国人的步兵总是会马上说：‘这些人妨碍行军，收拾掉’。他们不会留下俘虏，全部杀掉。”[13]
自导自演的“叛乱”
一九五零年代担任中共乌兰县武装部的蒙古人允登指出：“严格地说，并没有发生什么叛乱。因为无论是在藏人社会还是在蒙古人社会，都已经没有可以领导叛乱的人物。与西藏相比，仍然受到政府信任的乌兰县也未能幸免，其过去的旗王（扎萨克）也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全员遭到逮捕。中华民国时代的官员和当地有威望的知识分子，也被强制集中到州政府参加政治学习，与外界隔绝。而藏人社会受到更为严密的监视。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也并不安心。分明没有任何反抗，却谎称发生了叛乱，派出军队进行镇压。中国政府一直在等待着藏人从青海消失。”他还证实，“藏人从来没有对中国军队发起过哪怕一次有组织的抵抗。”[14]
同图伯特一起共患难的安多蒙古人沙拉布这样说中共所谓的“叛乱”：“早有阴谋”、“所谓的政府派遣的中国人工作队被叛乱分子杀害等借口，也是纯属自导自演。”他进一步指出：“部族的所有权贵和有声望的官员，事先都被中国政府集中到了西宁市，遭到监禁，当地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领导游牧民的人物。因此，逃亡并不是有组织的，只是随意分散地逃亡草原深处而已。中国人把这种逃亡行为认定为叛乱。”
钦彦指出：“父亲在我八岁时就去世了，我和比我大三岁的哥哥两人，在一九五八年七月迁徒到了草原的夏营地。夏营地里还留有去年的行李，我们便赶着牦牛群去了。这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游牧移动，却被歪曲成是叛乱。‘我们派遣的工作队员被叛乱分子杀害了’，这样的借口，实际上也是中国人的自导自演。”[15]
想灭绝图伯特人
对这场惨烈的屠杀杨海英先生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试图创造一个没有藏人的‘世界屋脊’。这是侵略并占领他人土地，扩大本国‘自古以来的核心利益’的中国人常用的手段。”[16]担任中共乌兰县武装部的蒙古人允登指出：“中国政府一直在等待着藏人从青海消失。”熟知政府内部事务的蒙古人沙拉布的观点也是：“中国政府想把藏人和蒙古人这些原住民从他们的原有居住地扫除出去，让中国人住进来。”
悲剧进行式
中共这场侵略和军事大屠杀导致十多万图伯特人至今流亡国外，惨烈的自焚抗议人接二连三，中共对图伯特人的残酷镇压仍然继续——另外，当时被中共追杀而逃亡的图伯特人到1994年还在无人区或者被称为“生命的禁区”的茫茫原野中过着非人非鬼的生活——（笔者在图伯特时的1998年也听说过中共屠杀时逃难者在贵南等地的深山中生存的事情。）图伯特蒙古人，原人民解放军测量大队将领杜古尔扎证实他们不仅发现了“叛乱遗迹”，“他还曾遇到过‘叛匪’。一九九四年的某天，杜古尔扎的测量大队和中国国家测量局在可可西里深处，发现了一个不会说话的男人。中国人以为发现了‘野人’或者‘雪人’而兴奋不已，但是蒙古人和西藏人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那是一九五八年‘镇压叛乱中的幸存者’。杜古尔扎指出，幸存者不只是一两个人。”[17]
在图伯特人和蒙古人之间埋下了仇恨。（虽然，图伯特人知道这是中共借刀杀人，但是阴影或多或少存在，需要用忏悔和宽容、谅解来慢慢化解。）
总之，《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是一部充满图伯特人和蒙古人悲剧的书，但也是一部历史价值极高的力作，填补了图伯特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大空白。特别面对中共强大的宣传机器和动用一切权力封杀入侵图伯特真相，对新一代中国人包括图伯特人的洗脑，以及把图伯特历史篡改的面目全非的现况。还有海外自称为自由学者和研究者的中国人配合中共对图伯特历史真相上墙揭瓦拆屋的今天，这部著作能显现出更珍贵的价值。作者以强大的责任心和良知公开这段充满悲伤，被遮蔽了半个多世纪历史真相深为感动，作为图伯特人双手合十致谢！因为，对图伯特这是中国非法入侵、占领以及实施种族灭绝的罪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注释】
[1]《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235页、第260页。
[2]《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248页。
[3]《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50—351页。
[4]《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86页。
[5]《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283页。
[6]《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10—311页。
[7]《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74页。
[8]《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256页。
[9]《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11页。
[10]《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42页。
[11]《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51页。
[12]《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27页。
[13]《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74页。
[14]《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55页。
[15]《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69页。
[16]《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56页。
[17]《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87页。
[2]《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248页。
[3]《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50—351页。
[4]《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86页。
[5]《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283页。
[6]《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10—311页。
[7]《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74页。
[8]《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256页。
[9]《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11页。
[10]《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42页。
[11]《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51页。
[12]《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27页。
[13]《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74页。
[14]《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55页。
[15]《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69页。
[16]《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56页。
[17]《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作者，杨海英，2017年4月大块文化出版，第387页。
2017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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