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德国之声
今天是中共镇压“六四”民主运动27周年祭日。今年被普遍认为是“文革”发动50周年。这两场悲剧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
“六四”运动期间激化矛盾的历史文件，中共大开杀戒的主要理由，是《人民日报》发表的“4.26”社论。它将这场运动定义为“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否则中国“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
尽管没有直接提到“文革”，但是不言而喻地，该社论的整个基调都建立在中共的“文革”叙事之上。“得来不易”就是指好不容易结束了“文革”，那个被中共官方定义为“动乱”的“十年浩劫”。
1981年在邓小平主导下制定、至今得到中国社会普遍称颂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革”被描述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 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尽管十分严重，但它“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犯错误的原因，不是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于一党，而是“党的权力过分集 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
在这个“决议”定调之后，中国文学和影视作品出现了热闹一时的“文革”反思，着重点在于呈现红旗招展的街头游行，或者像代表电影《芙蓉镇》结尾时的“运动啦”恐吓。其他若干“文革”现象也被总结出来：大字报、红卫兵、个人崇拜、上纲上线……
“决定”错误引导“文革”反思
“决定”主导之下的“反思”，不仅回避了“文革”的真正原因，而且对反思进行了错误的引导，把结果当作原因。比如，个人崇拜是权力失衡之后的一个结 果，而且是一个必然结果。如果不反思权力结构，而仅仅把个人崇拜当作领导人的性格偏好，那么这种反思形同虚设。低调务实的邓小平得到的个人崇拜，并不比个 性乖张的毛泽东逊色多少，因此他才能轻而易举地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撇在一边，下令以坦克和机枪对付和平的示威学生。
“4.26”社论给示威学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阴影至今未能尽去，原因也在于中共官方主导的“文革”反思中，被权力操控的群众运动与民众自发的街 头运动混为一谈，而且被当作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源。尽管该社论引来天怒人怨，但是当时民众对“运动啦”的担心并非无中生有，学生们必须辩解自己不是“文革” 红卫兵及革命群众。
血腥镇压之后，全国人大制定了《游行示威法》，更进一步将游行示威与犯罪挂钩。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假如邓小平不出兵镇压，“文革”动乱或可重现。
不仅“六四”如此，在很多中国人眼里，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台湾“太阳花”运动，香港“雨伞”革命，都有“文革”之虞。他们完全分不清其中的区别，看到满街标语就认作“大字报”，听到呐喊抗议就斥之“红卫兵”，一旦刨根问底就背负了“上纲上线”的罪责。
绑架和酷刑替代了坦克
习近平像章、“习大大”颂歌让无数人警惕起领导人个人崇拜带来的灾难。难道习近平像邓小平那样打打桥牌、逗逗孙辈，就没有个人崇拜了？颠倒了结果与原因的“文革”反思，竟然让人们在邓小平下令开枪、退休“南巡”之后，仍然认为他没有搞个人崇拜。
“六四”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革”现象中的权力结构和民主机制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反思。它不过是“文革”灾难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如果以为“文革”只有一种形式，那么不用担心，一模一样的灾难不会降临。如果“文革”是指权力失控导致的社会疯狂，那么这种灾难从未远离，“六四”镇压从未停止。今天，人权律师替代了广场学生，绑架和酷刑替代了隆隆坦克。
“六四”运动期间激化矛盾的历史文件，中共大开杀戒的主要理由，是《人民日报》发表的“4.26”社论。它将这场运动定义为“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否则中国“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
尽管没有直接提到“文革”，但是不言而喻地，该社论的整个基调都建立在中共的“文革”叙事之上。“得来不易”就是指好不容易结束了“文革”，那个被中共官方定义为“动乱”的“十年浩劫”。
1981年在邓小平主导下制定、至今得到中国社会普遍称颂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革”被描述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 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尽管十分严重，但它“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犯错误的原因，不是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于一党，而是“党的权力过分集 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
在这个“决议”定调之后，中国文学和影视作品出现了热闹一时的“文革”反思，着重点在于呈现红旗招展的街头游行，或者像代表电影《芙蓉镇》结尾时的“运动啦”恐吓。其他若干“文革”现象也被总结出来：大字报、红卫兵、个人崇拜、上纲上线……
“决定”错误引导“文革”反思
“决定”主导之下的“反思”，不仅回避了“文革”的真正原因，而且对反思进行了错误的引导，把结果当作原因。比如，个人崇拜是权力失衡之后的一个结 果，而且是一个必然结果。如果不反思权力结构，而仅仅把个人崇拜当作领导人的性格偏好，那么这种反思形同虚设。低调务实的邓小平得到的个人崇拜，并不比个 性乖张的毛泽东逊色多少，因此他才能轻而易举地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撇在一边，下令以坦克和机枪对付和平的示威学生。
“4.26”社论给示威学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阴影至今未能尽去，原因也在于中共官方主导的“文革”反思中，被权力操控的群众运动与民众自发的街 头运动混为一谈，而且被当作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源。尽管该社论引来天怒人怨，但是当时民众对“运动啦”的担心并非无中生有，学生们必须辩解自己不是“文革” 红卫兵及革命群众。
血腥镇压之后，全国人大制定了《游行示威法》，更进一步将游行示威与犯罪挂钩。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假如邓小平不出兵镇压，“文革”动乱或可重现。
不仅“六四”如此，在很多中国人眼里，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台湾“太阳花”运动，香港“雨伞”革命，都有“文革”之虞。他们完全分不清其中的区别，看到满街标语就认作“大字报”，听到呐喊抗议就斥之“红卫兵”，一旦刨根问底就背负了“上纲上线”的罪责。
绑架和酷刑替代了坦克
习近平像章、“习大大”颂歌让无数人警惕起领导人个人崇拜带来的灾难。难道习近平像邓小平那样打打桥牌、逗逗孙辈，就没有个人崇拜了？颠倒了结果与原因的“文革”反思，竟然让人们在邓小平下令开枪、退休“南巡”之后，仍然认为他没有搞个人崇拜。
“六四”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革”现象中的权力结构和民主机制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反思。它不过是“文革”灾难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如果以为“文革”只有一种形式，那么不用担心，一模一样的灾难不会降临。如果“文革”是指权力失控导致的社会疯狂，那么这种灾难从未远离，“六四”镇压从未停止。今天，人权律师替代了广场学生，绑架和酷刑替代了隆隆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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