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末，我从德国去法国访友，途中遇到暴风雪及铁路工人罢工改道。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写一篇文章，我索性取消了这趟筹划已久的行程，在亚琛（Aachen）火车站一家咖啡店里打开了电脑。那篇文章是《乌坎人，历史的浮雕》，发表在我任主编的《阳光时务》。
“乌坎人”，是这份周刊当年选出的年度人物。在此之前和之后，我的同事对乌坎事件进行了一再深入的连续报道，并拍摄了大型记录片。几个月之后，我的文章获得2012 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华语卓越评论奖，这一系列报道则获得2012香港人权新闻奖。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乌坎为什么重要？我在文章中写道，它是中国人在中共建政以后，第一次迫使政府承认大多村民都是利益诉求主体，收回“被国外敌对势力煽动和利用”的愚蠢说辞；第一次脱离政府控制，实现民主自治三个月；第一次迫使政府承认被它宣布为非法组织的理事会合法，有效运作并争取到公民权利。
乌坎并不完美，因为完美并非民主的追求。我当时写道：“接下来他们还可能面临政府的失信，利益的纷争，宗族势力与民选代表的矛盾，年轻人与老年人的代沟，甚至产生新的腐败。”
夷平“历史丰碑”
五年之后，我的前述隐忧全都变成了现实，而且现实远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残酷。只是新的腐败者到底是谁，村民与官方有不同的看法。官方将一顶顶“腐败”的帽子戴在抗争者头上，大多村民们却认为这是“秋后算账”。
当年的抗争领袖中，薛锦波在抗争初始就不明不白地死在看守所，杨色茂、洪锐潮三年后以“受贿罪”被判刑入狱，庄烈宏流亡美国。核心领袖林祖恋（又名林祖銮）做了两届村官，关键问题土地维权并无任何实质进展。
林祖恋计划于今年6月19日再次发起大规模“集体上访”，并与太太签订离婚协议，作出决一死战的姿态，却在6月18日凌晨被警方带走。不出所料地，政府发布公告，称他收受巨额贿赂。再过一天，和近年来众多异议分子、维权人士一样，他被当局录制了“认罪视频”，在视频中表示向警方“坦白交代犯罪事实”。
村民如期聚集游行，要求当局释放林祖恋，归还被强占的耕地。尽管他们挥动着五星红旗，高呼着“共产党万岁”，但是当局发布措辞强硬的告示，要求他们“不要被少数不法分子煽动利用而采取过激行为”，并警告称“对采取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趁机打砸抢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乌坎再次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当年，林祖銮在灯火通明的乌坎小学会场宣布选委会名单，我的同事张洁平在现场报道中写道，“他嘶哑的嗓音刚刚落下，远处传来了零点的钟声。仿佛一个寓言，乌坎，新的一天开始了。”如今，张洁平是香港新媒体《端传媒》执行主编，而她的刊物在跟进报道时，却被管辖乌坎的汕尾市政府指责为“在乌坎村内进行煽动、策划、导演”的境外媒体之一，要被“依法采取措施”。
“一国”岂容“两制”？
立下历史丰碑的乌坎人，成为中国再也普通不过的一个受打压者。拘捕、污名、恐吓、电视认罪、武警镇压……当局使用的全是老掉牙的手法，也根本不在乎人们是否相信它的说辞，是否怨声载道。当检察院公开播放林祖恋的“认罪视频”后，律师孙斌给出了很好的评论：“检方（若）公布，他承认自己是外星人，我也不觉得惊讶。”
近年来，针对乌坎民主的艰难处境，当局控制的舆论一直企图将话题引到同样老掉牙的论调：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事实上，正如我多次谈到的那样，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专制政治下有多少民主的空间？无数中国人设想过、迄今仍被很多人迷恋的一种安全的转型模式是：上层专制，基层民主；整体专制，局部民主；由下而上，从小到大；先局部后整体，最终实现全面民主。当局也希望这个假想模式被香港人接受，正如全国人大2014年“8·31”决议所安排的那样。
人们似乎忘了，中国法律早已规定，中国内地近50万个村实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及村长由村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官方甚至还主动试验或者默认过乡长、镇长直选。1998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6000选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新中国”第一位直选乡长。随后，深圳等地也进行了类似试验。
有若干学者对这些试验做过研究，其结论不难理解：在一个整体专制的大环境中，小范围的民主选举困难重重，必然走入死胡同。
五年乌坎故事，是村民誓死抗争、当局被迫接受的一个新的试验。今天，试验的结果昭然若揭：民主与专制势同水火，“一国”岂容“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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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人”，是这份周刊当年选出的年度人物。在此之前和之后，我的同事对乌坎事件进行了一再深入的连续报道，并拍摄了大型记录片。几个月之后，我的文章获得2012 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华语卓越评论奖，这一系列报道则获得2012香港人权新闻奖。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乌坎为什么重要？我在文章中写道，它是中国人在中共建政以后，第一次迫使政府承认大多村民都是利益诉求主体，收回“被国外敌对势力煽动和利用”的愚蠢说辞；第一次脱离政府控制，实现民主自治三个月；第一次迫使政府承认被它宣布为非法组织的理事会合法，有效运作并争取到公民权利。
乌坎并不完美，因为完美并非民主的追求。我当时写道：“接下来他们还可能面临政府的失信，利益的纷争，宗族势力与民选代表的矛盾，年轻人与老年人的代沟，甚至产生新的腐败。”
夷平“历史丰碑”
五年之后，我的前述隐忧全都变成了现实，而且现实远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残酷。只是新的腐败者到底是谁，村民与官方有不同的看法。官方将一顶顶“腐败”的帽子戴在抗争者头上，大多村民们却认为这是“秋后算账”。
当年的抗争领袖中，薛锦波在抗争初始就不明不白地死在看守所，杨色茂、洪锐潮三年后以“受贿罪”被判刑入狱，庄烈宏流亡美国。核心领袖林祖恋（又名林祖銮）做了两届村官，关键问题土地维权并无任何实质进展。
林祖恋计划于今年6月19日再次发起大规模“集体上访”，并与太太签订离婚协议，作出决一死战的姿态，却在6月18日凌晨被警方带走。不出所料地，政府发布公告，称他收受巨额贿赂。再过一天，和近年来众多异议分子、维权人士一样，他被当局录制了“认罪视频”，在视频中表示向警方“坦白交代犯罪事实”。
村民如期聚集游行，要求当局释放林祖恋，归还被强占的耕地。尽管他们挥动着五星红旗，高呼着“共产党万岁”，但是当局发布措辞强硬的告示，要求他们“不要被少数不法分子煽动利用而采取过激行为”，并警告称“对采取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趁机打砸抢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乌坎再次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当年，林祖銮在灯火通明的乌坎小学会场宣布选委会名单，我的同事张洁平在现场报道中写道，“他嘶哑的嗓音刚刚落下，远处传来了零点的钟声。仿佛一个寓言，乌坎，新的一天开始了。”如今，张洁平是香港新媒体《端传媒》执行主编，而她的刊物在跟进报道时，却被管辖乌坎的汕尾市政府指责为“在乌坎村内进行煽动、策划、导演”的境外媒体之一，要被“依法采取措施”。
“一国”岂容“两制”？
立下历史丰碑的乌坎人，成为中国再也普通不过的一个受打压者。拘捕、污名、恐吓、电视认罪、武警镇压……当局使用的全是老掉牙的手法，也根本不在乎人们是否相信它的说辞，是否怨声载道。当检察院公开播放林祖恋的“认罪视频”后，律师孙斌给出了很好的评论：“检方（若）公布，他承认自己是外星人，我也不觉得惊讶。”
近年来，针对乌坎民主的艰难处境，当局控制的舆论一直企图将话题引到同样老掉牙的论调：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事实上，正如我多次谈到的那样，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专制政治下有多少民主的空间？无数中国人设想过、迄今仍被很多人迷恋的一种安全的转型模式是：上层专制，基层民主；整体专制，局部民主；由下而上，从小到大；先局部后整体，最终实现全面民主。当局也希望这个假想模式被香港人接受，正如全国人大2014年“8·31”决议所安排的那样。
人们似乎忘了，中国法律早已规定，中国内地近50万个村实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及村长由村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官方甚至还主动试验或者默认过乡长、镇长直选。1998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6000选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新中国”第一位直选乡长。随后，深圳等地也进行了类似试验。
有若干学者对这些试验做过研究，其结论不难理解：在一个整体专制的大环境中，小范围的民主选举困难重重，必然走入死胡同。
五年乌坎故事，是村民誓死抗争、当局被迫接受的一个新的试验。今天，试验的结果昭然若揭：民主与专制势同水火，“一国”岂容“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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