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西亞街頭上，一個賣茉莉花的老伯
文 /殷罡
「阿拉伯之春」往往被認為是席捲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運動。但問題絶非如此簡單。不同的國家，發生着不同的「革命」，「革命」也只在共和體制的國家取得了成功。8個阿拉伯君主制國家，一如既往保持社會穩定，而發生在敘利亞這個「另類阿拉伯國家」的悲慘廝殺，又表現了鮮明的教派衝突和大國博弈色彩，還有消息指來自伊拉克、利比亞等地的極端分子和蓋達成員也趁機混入敘利亞反對派，挾持、殺害外國流學生和記者，我們怎能將其簡單歸類為「革命」呢？
共和制與君主制國家存在社會差異
阿拉伯各國政治體制、社會發展水平、資源佔有水平、教派矛盾程度等各個方面都不同，對政治動盪的承受能力自然不同。總體來講，阿拉伯世界分為共和制和君主制兩大陣營，前者的社會矛盾突出，後者社會則相對穩定。究其原因，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文化傳統深厚，宗教權威、世俗體制權威和強人政治存在難以調和的衝突，一旦強勢的世俗政治失去了民眾支持，宗教勢力必然反彈，並利用民主平台合法地實行改朝換代。而在君主制國家，由於君主同時兼有宗教領袖的身分，宗教權威適當地嫁接於君主權威，對國內極端宗教勢力的挑戰承受能力很強，對教派衝突的管控能力也很強。
但敘利亞是個例外。它是阿拉伯世界僅有的什葉派少數對遜尼派多數實施高壓統治的國家，國內民族教派矛盾叢生，對外關係複雜，是中東地區各種矛盾的集合點。由於 30年前復興黨政府血腥鎮壓穆斯林兄弟會的武裝叛亂，雙方積怨極深，一旦局勢完全失控，必將引發更大範圍內的種族教派衝突和相關大國衝突，因此，敘利亞的「革命」持續了將近兩年，但仍然看不到結束的曙光。
利比亞現代化落後釀血腥內戰
僅從各國「革命」的導火線就可以看出不同國家的巨大差異。
突尼西亞革命的導火線是一名失業青年自焚身亡，反映了突尼西亞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本阿里家族的腐敗治理方式和導致高失業率等問題的失敗經濟政策。由於突尼西亞國土狹小，民族教派構成單一，軍隊嚴守中立，共和體制硬件健全，1981年便啟動了多黨憲政，1999年便實現了多黨競選，革命進程短促，社會代價較小。
有別於突尼西亞的偶發性革命，埃及的革命是一場由「四·六青年運動」發起的蓄謀運動。由於「四·六青年運動」領導者熟諳網絡運作、精於同警察周旋和發動市民走上街頭的技巧，短時間內就利用埃及民眾對穆巴拉克家族和執政黨的怨憤，發動了全國規模的街頭革命。儘管埃及是個人口超過 8千萬的大國，存在着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根深柢固的矛盾，但國民在反對穆巴拉克家族的街頭革命中保持高度一致，革命期間完全淡化了教派矛盾和教俗矛盾，穆斯林兄弟會等主流宗教團體也沒有提出任何宗教口號，埃及軍隊則在亂局中保持中立，加之埃及的共和體制硬件較之突尼西亞更為健全，並從 2005年起就在美國「大中東民主改造」的壓力下初步實現了多黨選舉政治，只是穆巴拉克家族利用軍隊和執政黨特權和憲法特定細節維持家族專權，招致國民不滿，埃及革命的暴力色彩有限，革命期間出現的傷亡是多種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極端宗教分子越獄和燒搶招致的彈壓。
也正是由於突尼西亞和埃及具備了共和體制的硬件，革命後的秩序恢復和政治重建，如軍警各司其職、憲法修訂和議會選舉等基本是順利的，並不存在什麼打爛了另起爐灶。
利比亞革命的誘因本身就是爆炸性的。1996年 6月，阿布薩利姆監獄發生宗教極端分子組織的暴動，當局在鎮壓暴動時集體處決了上千名無辜的民眾。一名有親屬在鎮壓中遇難的律師，領導了遇難者家屬持續多年的申訴活動，給當局造成巨大壓力。2011年 2月 15日，為防止出現新的抗議活動，當局逮捕了這名律師，儘管在 1996年遇難者親屬的抗議下，當局很快就將其釋放，但利比亞民眾暴動的導火線已被點燃。由於在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亞社會組織結構原始，政治現代化程度極低，一旦爆發民亂，必然是血腥的鎮壓和難以遏制的內戰。還應指出，由於卡扎菲失道寡助，在國際上非常孤立，也由於海合會國家的積極遊說，聯合國安理會有爭議地授權對卡扎菲當局動武，也是利比亞內亂最終以戰爭方式解決的主要原因。
「利比亞模式」留下了爭議，因此事是不可複製的。在敘利亞問題上，俄羅斯和中國在安理會堅決抵制了外部干涉合法化的企圖，否決了干涉決議。否則，敘利亞內亂引發的地區戰爭可能已經爆發了。
革命浪潮促成君主國緊密合作
「阿拉伯之春」促使阿拉伯世界進一步分化。在共和體制國家持續變革的同時，8個君主制國家進一步加強合作，事實上形成了阿拉伯君主國聯盟。這個聯盟的基礎是 1981年 5月成立的海灣合作委員會（下稱：海合會），該委員會成立的初衷是加強海灣地區 6個阿拉伯君主國之間的緊密合作，特別是在經濟和防務方面，以應對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該地區出現的緊張局勢。可以說，這是一個防禦什葉派擴張的集體安全機制。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敘利亞和也門等共和制阿拉伯國家遭受「阿拉伯之春」衝擊之後，同為君主制國家的約旦和摩洛哥在 2011年 5月申請加入海合會，阿拉伯君主制國家的利益進一步捆綁在一起。對內，這些國家的共同利益是實現漸進式君主立憲進程，防止爆發革命；對外的共同利益是抵禦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攪局，力圖徹底解決什葉派阿薩德家族對敘利亞遜尼派多數的統治，剷除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國。
有鑑於此，海合會暨阿拉伯君主聯盟在「阿拉伯之春」中堅定地發揮集體作用，這一作用主要體現於維護各國內部穩定，壓制海灣各國什葉派趁機作亂。沙特以海合會名義出兵巴林，協助警力不足的巴林王室維持國內治安，約旦和摩洛哥也派兵加入海合會聯軍，成功壓制了巴林什葉派街頭起義，表現了阿拉伯君主國家維護自身體制穩定、防範受伊朗支持的什葉派威脅的決心和能力。利比亞內戰期間，沙特和卡塔爾等海合會國家也特別積極，出兵出錢，為的是趁機推翻一向同海合會作對的卡扎菲政府。
阿拉伯君主聯盟在敘利亞內亂中的表現更能說明問題。敘利亞內亂發生後，約旦國王率先呼籲該國總統阿薩德下台，沙特和卡塔爾則出資支持，為當地反對派軍隊支付軍餉。由於埃及等共和制阿拉伯國家政府自顧不暇，阿盟在敘利亞問題上發揮的作用，如派遣阿盟觀察團、制裁敘利亞和撮合反對派結成聯盟等事宜上，主要是通過海合會實現的，終止敘利亞的阿盟成員國資格，也由海合會極力主導。
君主立憲體制在阿拉伯世界站得住腳，符合該地區的文化生態，最終可能向歐洲或日本式的君主立憲體制過渡。在共和制國家的革命，則可以理解為這些國家從「假共和」向「真共和」的演進。
綜上所述，對「阿拉伯之春」的理解必須是多方面的，因為它不是單純的民主運動。敘利亞的僵局正在持續，外部干涉力量的躊躇，說明了各相關國家都意識到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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