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较政治理论稍有了解者，对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都不会陌生。在这本书中，亨廷顿比较发展中诸国，揭示了变革社会中制度化水平与政治参与之间的悖论。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的扩大如果超出制度所能承受的水平，就会威胁政治稳定，从而阻碍政治现代化进程，由此，权威主导下的政治现代化，便是较为可取的选择。亨廷顿的理论可以为变革社会中维持稳定、加强中央政府权威提供理论依据。
亨廷顿去世已有几年，如今，他的弟子日裔美籍知名学者福山，再次回到亨廷顿所关心的议题，写出了《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福山此书是为纪念亨廷顿而作，其源起与议题，无疑都与亨廷顿的研究密切相关。实际上，福山是着眼于当今世界社会政治发展的新形势，来重新处理亨廷顿曾关心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福山自然对亨廷顿的观点进行了修正。、
福山此书名为“政治秩序的起源”，但它并不是一本历史著作，而是一本比较政治分析的著作。如果说亨廷顿重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关心稳定，福山此书则是要在关心政治秩序的同时，思考破解政治僵局，克服政治衰败，推进制度变革等问题。在此意义上，本书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似陷停滞困境的形势下，其突出意义不言自明。
在书中，福山凸显了各政治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面对的政治衰败问题。政治衰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易为人察觉，苟且偷安、满足于某种既有局面，往往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福山指出，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复辟，是两种最值得关注的政治衰败，二者又经常同时发生。制度僵化导致与社会新环境的脱节，不能对新形势作出反应，而家族制复辟则侵蚀了国家权力的公共性，导致政府部门私人化，裙带关系取代了政府官僚之间的非人格化关系，官二代子承父业，公然垄断政府部门要职甚至全部职位。而改革这种局面，要么是动力不足，中央政府明知问题严重，还是选择“让睡着的狗继续睡下去”，要么是改革阻力极大，因为家族化官僚作为既得利益者，会极力阻止这种改革。
如何克服政治衰败，推进制度变革，福山也有讨论。福山认为，一个社会能否实施制度变革，取决于能否分化手握否决权的既得利益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有暴力与非暴力两种途径。“经典的看法是，政治就是为了解决暴力问题。但有时，要把阻挡制度变革的既得利益者赶走，唯一的办法是暴力。”不过，福山又说，现代世界的规范和制度，已把暴力解决政治僵局的大门关紧。历史上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斗争，漫长而又痛苦。但今天的人已不能也不必重复过去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变革之路。非暴力机制，仍有可能让人们摆脱政治衰败。
需要注意的是，福山所说的政治衰败，可能发生在任何社会。福山说：“不能保证，一个民主政体会继续向公民提供所允诺的东西，也不能保证，她在公民的眼中继续是合法的。”
福山认为，避免政治衰败的制度保障有三：现代国家、法治和责任政府。这三者也正是福山所谓的现代政治秩序的三项支柱。现代国家意指，从部落社会到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在固定领土范围内垄断武力使用权），和平不再依靠宗族之间的均势，而是靠国家的军队和警察；法治则源于社会规则的正规化，社会规则变成书面法律，不再是习惯或传统，制度代替了领袖，法律最终成为社会的最高权威；而有些社会不仅要求统治者守法，还要他们向国会或人民负责，此即责任政府，它也导向了现代民主制的产生。
在这本书中，作者研究所涉上下数千年，横跨各大文明，视野不可谓不开阔，关怀不可谓不宏大。他关于中国的论述，尤其引人注目。事实上，福山认为，在现代政治秩序的三大要件中，第一大要件——现代国家，便是古代中国人的贡献。而希腊罗马人和近代欧洲人则在其他两个方面贡献卓著。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国家、法治、责任政府三者中只具备第一项，这便是中国既有政治秩序的问题。福山并未言明中国是否应当坚持自己政治制度的特色。但他明确告诉人们，法治和责任政府显然比没有法治、无须向人民负责的政府更可取。他认为中国既有政治制度的关键在于如何防止坏领袖的出现。一旦出现坏领袖，不受制衡的政府大权就很容易导致灾难。而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正在于把国家、法治、责任政府较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福山对中国人在现代国家制度创建方面所做的贡献，堪称推崇备至。不过，他提到法治和责任政府在中国缺乏时，一些有强烈夜郎自大情结的中国学者听后仍不高兴。福山的政治理论，虽十分重视对多样文明形式与生活方式的辨析，但普遍人性的预设，历来十分明确。他在关于“政治的生物基础”的叙述中，再次阐明人类有着跨文化、跨时间的“共享的本性”。这意味着，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是人，如此，政治秩序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并不会有实质性的分歧。照福山之见，中国要克服政治衰败，要补的两个课程便是法治和责任政府。福山的观点，比起以民主与非民主来思考中国政治来说，显然更胜一筹。
不过，以笔者之见，福山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成就仍然是高估了。诚然，国家制度在中国自秦朝便成型。但要把传统中国一下提升到现代国家的层面，又对现代中国全能主义时期的曲折经历避而不谈，便得出中国现在已有现代国家制度，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强大的国家，则不符合中国目前的现实。福山的这一误解源于他仅仅从垄断军事力量、保障安全、划定国界来定义国家。实际上，当今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仍然是一个中心任务。尽管如此，福山此书于我们仍具重要启迪意义。他对政治衰退提出的警告，尤其值得今天的中国人重视。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发表于《中国图书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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