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改革的走向和变数
张鸣
中国的高层政治，迄今为止，依旧是相当黑的黑箱。外面的人们看中国，只能凭借一点蛛丝马迹，看看高层人物的媒体露面，拿着放大镜逐字分析人民日报上的官样文章。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观察高层人物本身，由他们过去的“表现”，给他们划类归队，谁是保守派，谁是改革派。如果他们心中的改革派上升了，就欢欣鼓舞，如果保守派上台，就一片哀鸣。此番中共高层换届，新的政治局7人常委，一般来说，是被外界视为偏保守的，但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由于过去的表现，给人高深莫测之感，所以，各种政治倾向的人，不断以自家的一厢情愿，对之进行解读。对中国政治解读，看人下判断的习惯，不仅主导着西方媒体，也是一班儿国内政治观察家的偏好。
其实，所有前社会主义的国家，由于政治圈里盛行两套话语，人们已经习惯了在正式场合不讲实话的政治文化，仅仅从媒体露面的表现来看人，观察人的动向和趋势，是一件十分不靠谱的事儿。甚至，从政治人物的出身，成长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来看他们今后的表现，也不一定准确。一个惯于后台运作的政治场，黑箱之内，也许能看到他们的真面目，在黑箱之外，人们看到的只是假面晃动。如果依据外界能看到的有限的身份标识，“太子党”、“团派”或者清华帮，北大派等等来判断他们今后行为，恐怕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1978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整个国家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了后意识形态时代。中国原本就有的现实主义因子，在邓小平的强力拉动下，被推向了极致。即使在改革初新旧参半的中共领导层中，原有的意识形态信仰，也变得日益模糊。到了江时代，中共的队伍，除了少数失落者，绝大多数已经变成了闷声发大财的追求者和实践者。胡时代的工程师群体，对于意识形态，充其量只有残存的教科书的片段，之所以抱住不敢放手，不过基于婴儿期对奶头的依恋而已。新的一代，基本上是经过文革，下过乡，然后在改革开放前后进大学，经历了理想破灭，大起大落的一辈。即使往好了说，也是一群什么都看明白了的彻底的功利主义者。对这些人而言，怎么做，第一看位置，第二，也是最关键的，看利益。有句俗话，是我最喜欢说的，那就是形势比人强。判断中共高层今后的走向，关键要看形势，有没有逼他们非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形势。
一、主题词的转换
虽然说，自打1978年之后，在中国，革命已经被改革所取代，成为中共挂在嘴边的流行用语。但人们都清楚，过去的十年，实际上并没有改革。尽管你可以说，这十年的中共高层对此也有分歧，但守摊子还是压倒性的意见。以今天而论，人们当然可以把这种守摊子的行为，归结为工程师一代的个人属性，但守摊子也有守摊子的情势。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在解决了姓资姓社的意识障碍以后，整个国家喷发出来的求财狂热，激发了改革年间最狂热的经济浪潮。持续的高速经济发展，遮蔽了一切。胡温接掌大局之时，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变得空前的富有，国家的强制机器，也空前强大。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专制体制，进行变革都是被迫的。如果没有非改不可的情势，没有一个专制者会进行改革，连微调都不可能。我们今天可以骂胡时代的停滞甚至倒退，但胡温的确有停滞的本钱。客观地说，胡时代尽管政治上相当保守，但领导层内还是有人意识到了改革成果的分配严重不公，留意到了底层民众的困境。至少已经着手在推行社保和医保，而且减免了农业税，改善了在乡务农的农民的生存状况。只是因为他们不敢触动旧的城乡二元体制，也不敢触动权贵和官僚阶层的利益，相反，还尽力迁就甚至讨好这个阶层，所以导致这样的所谓社会改革，一项也没有完成。不改革的后果，在胡温当政的后期，显现得愈发明显。各种社会冲突，尤其是官民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由于执政者感觉自己有本钱，所以，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改革，而是维稳。用钱摆平，用行政机器乃至警察摆平。一度流行的一句领导口头禅是：能用人民币摆平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到了维稳耗费了巨大的资源，有点难以为继之时，上面积习已成，难以改变，也没有勇气和魄力改变。于是，维稳和粉饰太平相伴而生，相辅相成。最高层也明显在鼓励下级粉饰太平，把上访数量、群体性事件以及事故伤亡数作为政绩考核指标，实际上就等于暗示下面必须粉饰太平。国家信访局，也因此变成了拿钱销号局，即拿了地方的钱，把上访纪录销毁，从而让地方这方面的纪录少一点。
历史上，凡是到了从上到下一起粉饰太平的时候，毫无例外，都是危机到来之时。在危机的前夜接手的新班子，显然没有继续维稳的本钱，没有这个本钱，自然不能做这个买卖。尽管新的总书记过去给人的印象是稳，求稳，但继续维稳，却不是他的选项。从各方面的迹象表明，今后的岁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改革将会重回中国政坛，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词。新上任的总书记，选择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深圳，深圳尽管近年来已经没有了改革气息，但它跟邓小平一样，在现代中国的符号象征意义，仍旧是改革。总书记此行发出的信号，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要像邓小平一样，再一次重启改革。
二、改革可能的方向
改革是形势所迫，改革是为了缓解危机。一句话，改革是为了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提出的所谓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政治宣示，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要改，但改是为了保住政权。别的不说，单说世情，一个社会，从意识形态上讲，右派不满意，左派也不满意；从阶层上讲，穷人不满意，富人也不满意；从社会身份上讲，民众不满意，官员也不满意。如此普遍的不满，在迅速蔓延，还不说明问题的严重吗？但是，就一般而论，状况好的时候改革，风险要小，而状况不好的时候改革，风险就大。虽说，错过改革的机遇，是件令人惋惜的事，但新一届的中共领导人，却只能吞下这种惋惜，战战兢兢地面对风险。留给他们的选择，只有一条路，既要改革，而且改出成效，同时要规避由此带来的风险。这样的走钢丝，很难，但又必须走。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人们一直期待的，但新班子是否会单挑政改说事，却不一定。今后的改革，还是改革，只是，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政治领域。
当然，按照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惯例，新班子上台，总得干几件漂亮事儿，三板斧砍下去，树立威信。反腐败，是最合适的选项。抓出几个大个的贪官，民心大快，新班子的形象威信也就都出来了。近来，似乎也有这样的苗头，北京甚至传说要搞运动整风了。然而，当今之时，比不得从前。老百姓对于“加大反腐力度”这种事，已经高度“审美疲劳”，无论是纪委抓大案，还是搞运动，无非来时一阵风，过后腐败照旧。老调子已经唱完，再唱，也没有什么新意了。可以肯定，延旧思路反腐立威，多半会是哑炮。
一般来说，自1978年以来，经济改革是当政者比较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在胡温的十年中，经济改革也基本上止步不前。垄断领域的开放，因玻璃门的存在，开而不放，民企根本进不来，但政府对此却毫无作为。金融业的改革，改了多少年，还是跟世界难以接轨。民企融资难的问题，愈演愈烈。加工制造业升级换代，也是喊了多少年，碍于制度和人才的瓶颈，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加工制造业向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地区转移，是一个趋势。由于经济的发展，中国原有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正在丧失，加工制造业的萎缩，已经成为事实。作为这些年经济发展原动力的民营企业，由于政府不良所致的经营环境的恶化，国进民退的紧逼，舆论上“原罪”论的抹黑，再加上地方政府和一些官员借打黑为名的侵夺，雪上加霜。民营企业最有活力的温州，企业倒闭成潮，没有倒闭的，也只热衷投机。这样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致命的。当然，更致命的也许是日益庞大而且掠夺性的地方政府，以及这些政府庞大的地方债务。这些大多数都是恶性的债务，到了还债高峰时节，就需要中央政府为之买单了。有人甚至预测，2013年，也就是明年，中国的经济危机就会到来。
即使仅仅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新班子首先要做的事，也该在经济领域。别的国家，政府应对经济危机，没有多少高招。但中国有特殊的国情，只要推行对国企的改革，切实开放垄断领域，在这些国企一统天下的领域实行私有化改革，马上经济就会还阳。中国的垄断领域，石油、电讯、电力、铁路、能源和金融，蕴含着太多的商机，只要私有化的大门一开，一个比江朱时代更为汹涌的投资热潮就会出现，而国家也会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比现在国企垄断情形下拿到的税收和利润，大到不可以道里计。客观上说，尽管我们说过去三十多年，中共一直依赖经济发展作为执政合法性的来源的做法，并不高明，但在整体政治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还只能依赖这样的合法性。只有经济好转，新班子立足才稳，而且才能有本钱做进一步的改革。同时，由于这些垄断性国企这些年一直通过垄断地位，榨取民众的膏血，获得超额利润，国企的高层，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因而积累了太多的民愤。只要动了这些垄断的蛋糕，即使动的不怎么巧妙，也会争得民意的支持，对恢复政府的公信力，有着莫大的好处。无疑，这是这项改革给新政府的政治红利。
新班子比较方便做的第二桩事情，是司法改革。胡温十年，司法改革不进反退，是个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之初，在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中，最后的结论还是法大，而现在党比法大，已经成为从理论到实践的事实。党政行政部门对司法的全面专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强调党对司法绝对领导的结果，是使得司法变成了地方党委，尤其是地方党委书记个人的工具。不过，这样一来，司法也就失效了。不仅难以作为官民之间的仲裁者，连一般的民事纠纷都难以解决。无论什么案件，法院怎样判决，都没有人服气。中国民众上访潮的持续不退，固然跟地方政府维稳的应对方式有关，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由于司法的失效。司法的失效，连带着出现的另一个社会问题，是三十多年改革中涌现的律师群体，变得生计越来越艰难，对体制的反弹越来越强烈。在某些御用理论家眼里，律师已经成为需要严厉打击的新黑五类，而在事实上，律师与政府的对抗的确在升级，而地方政府也的确把律师作为重点防范和打击的对象。
事实上，如果没有出现这十年的倒退，中国的司法改革一直都在进行中。现在需要做的，是把这个中断的过程接上就可以了。即使一时半会儿做不到司法独立，至少也得让司法独立于地方政府。这对于恢复司法的功能，是必须和必要的条件。作为司法改革的第一步，废除劳教制度，眼下已经呼之欲出了。恢复司法的有效性，对于改善官民关系，恢复政府的威信，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不用担心司法的独大，因为现在党政机构已经扩张到如此地步，即使司法独立，在最初也只是一个小山头，可以起到对党政专权的一点点遏制，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只要司法改革走到这一步，就会对提振民众和知识界的士气，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第三个眼下就能做的事情，是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变革和基层地方长官的直选。改革三十多年来，各个地方曾经对激活人大制度以及推行基层地方长官的直选做过一些尝试，但是，这些尝试先后都被叫停。不仅如此，地方人大负责人由地方党委一把手兼任，而且自荐参选的人大代表候选人，参选之路也越来越难。这样的倒退，使得建构基层权力制衡机制的尝试，全部落空。当然，这种倒退，也给后来者的改革，留下了社会心理层面的空间，只要在这个方面推进一点，都会有很好的反响和社会效果。以往这方面尝试的经验证明，凡是实行直选的地方，官民关系都有很大的改善，民众上访的数量都有大幅度下降。
推进国企改革，可以缓解经济危机。而推动司法和人大改革，则是为了缓解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的紧迫，已经不必再说。政治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比经济危机还要紧迫，而且反过来，会刺激经济危机的提早到来。中国的再度现代化，是官府拉动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治改革缺位，使得官府的膨胀，权力的扩张，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官府掌控一切，官员拥有一切。而且还不断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夺民众。即使不算三公消费，官员的待遇之优裕，特权之广泛，也让所有的社会职业都黯然失色。当然，由此也导致官民矛盾空前激化，网络上的仇官情绪，高到吓人的境地。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官员能被人恨到这个地步。社会上有关无官不贪的谣谚，已经升级到了第三版，只要流出官员贪腐的传言，不管真假，人人都信之不疑。这样的状况，显然是一种政治危机的前兆，缓解官民矛盾，可以说是新班子的当务之急。所谓的缓解，能做的，就是限制官僚集团的扩张，拿掉他们手里的工具。
三、改革的变数
跟1980年代的改革不同，当年改革的大敌，主要是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旧观念。而今天改革的劲敌，却是利益集团。上面列举的三项可能的改革从技术层面上，难度都不大，但如果真要推进，都会面临利益集团的抵抗。这样的抵抗，能大到何等地步，真是无法预测。
经济领域的国企改革，当然会触动垄断国企的利益集团。尽管这些垄断集团名声很臭，但它们的确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而且，掌握这些垄断集团的，多半是些超级权贵家族，能不能动得了他们的蛋糕，或者说怎样动，都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动这些蛋糕，会不会由此引发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从而撼动刚刚稳定下来的政局，实在令人难以说清楚。
而司法和人大的改革，触动的都是地方官僚集团的利益。没有民告官，没有监督的日子，是官员最惬意的天堂。司法（包括劳教制度）和人大，原本都是地方官僚集团手中的工具，现在要把这些工具从他们手中拿走，而且反过来变成他们的威胁，没有人会乐意的。岂止不乐意，这是是伤筋动骨的痛，这样的痛，会导致激烈的反弹。因为，这样下去，不仅蛋糕被动了，而且可能以后再要分蛋糕，就不大好下刀子了。
尽管我们说，从理论的角度，垄断国企的利益集团和地方官僚集团，他们的整体利益，跟现在的中央高层是一致的。但在中共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的情况下，整体利益，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虽然利益集团无非是攀在中共这棵大树上的藤，但树的死活，藤是根本不在乎的。所有的攀龙附凤之徒，都是依附在龙凤身上的寄生虫，他们要的，只是自己的眼前利益。在古代，即使没有机会逃到国外，寄生虫都在祸害寄主，何况今天，利益集团的成员，都知道留后路，实在不行，就溜之乎也。他们想的，做的，无非是捞点是一点，能捞一天是一天。现在的官僚集团，已经膨胀到了这个地步，老百姓已经养不起了。只要经济稍微放缓，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有所减少，他们就会对民营经济痛下很手，甚至不惜竭泽而渔。官僚集团的存在，原本是支撑体制的，但现在异化成体制的蛀虫。改变这个状况，不能指望利益集团良心发现，更不能期待他们缴械投降。当今之世，中共不改革，只能等死。要改，就只有打破利益集团阻抗的华山一条路。
说实在的，后威权时代，权威的递减是条规律。从邓到江再到胡，中共最高领导人虽然职位越来越多，党政军大权一把抓，但个人的权威却越来越低。所以，我根本不指望现在的新班子会施展铁腕，冲破阻力，推动改革。即使最高领导有此心，他们也没有得心应手的工具，没有可用之人。现有的官僚机器，即使没有利益纠葛，指望他们来推行改革，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哪怕一点小小的改革，都会伤及他们。
应对之道，唯有开放。从来改革的前提就是开放，不仅对外开放，还要对内开放。晚清的新政，现在史学界评价不高，但如果我们看一看当年国外的反应，以及在华西方人的观感，就会发现，这场改革实际上成效显著。过来人如果客观一点的话，也都认为改革很有新气象。经济状况大幅度好转，各项新的建设蒸蒸日上，各项改革，大体都能见到成效。但人们公认，晚清的吏治腐败透顶，官僚机器已经腐朽。改革之所以有成绩，就是因为引进了社会因素，让全国的绅商，尤其是新式的绅商参与改革。通过地方自治、地方准议会的选举，开放媒体和社会团体三种渠道，让社会的中坚力量参与到新政中来。而新政的失败，革命的发生，恰是朝廷的少年亲贵，倒行逆施，力图收权，伤了众多绅商的心所致。所以，改革若想成功，压制利益集团的反抗，唯一的途径，就是引入民意，将社会力量引进来，借民意压制利益集团。事实上，地方官僚集团和垄断国企的名声，早就被他们自己搞得臭不可闻，只要新班子不再为这些集团背书，适当地放开媒体，围剿这些集团，事情就好办多了。
当然，更危险的局面还不是利益集团的反抗，而是中共政治格局的微妙。人们都明白，路走到今天，即使在明面上，支撑中共执政的力量，也只剩下了官僚集团。维稳情势下，各级官员的安保为何如此严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众的敌意。官僚集团和垄断国企集团，是这个政权的四梁八柱，虽然是很不稳固的四梁八柱。在王朝时代，统治者的基础，除了官僚集团，还有乡绅，现在政权的基础，比王朝时代还要薄弱。
再薄弱的支撑，也是支撑。改革的风险，是因此丧失了现有的支撑，又没有得到其他的支撑。当然，改革的结果，也有很大的可能因此而获得别的支撑，尤其是民意的支撑。也有可能因此而开启更新官僚队伍的进程，用一个比较清廉而且精干的官僚队伍，取代现在低效而贪腐的队伍，正如中共多年追求的新加坡模式。但是，不能不说，若要实现这样的结果，难度还是相当大的。这需要改革的操作，不犯大的错误，而且方法对头。做到这一点，如果仅仅依靠现有的政府班底，包括官方的所谓智库，是根本无法实现的。198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卓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导者直接从民间的年轻知识分子发生了联系。这样的联系，已经中断多年。现在的官方知识界，事实上已经为官方多年倡导的犬儒化所废掉，不仅失掉了在民众的威信，而且失掉了本应具有的知识品格。本该作为改革支撑的知识界，居然成为进一步改革的负资产，不能说不是这十年停滞的一个最大的讽刺。
未来改革的最大变数，跟改革的动机有关。可以理解中共新班子重启改革的动机，有哪个专制政权的改革，初衷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掌权地位呢？即便自由派人士津津乐道的台湾的蒋经国，在开放党禁和报禁的时候，真正盘算的，也是给国民党带来更多的机会。失去政权，仅仅作为一种不得已的可能性后果。但是，新一轮的改革，即使根本不碰风险比较大的党禁和报禁，也依然存在着牵一发动全身的可能性，进而危及中共的统治。更可怕的是，党内外的保守势力，也会不断地拿这点来说事儿。戊戌维新时，“保中国还是保大清”的梦魇，会不断旧梦重现，困扰着执政者。据说，最近党内高层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但愿，他们能读得懂，读出改革的风险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读出学界流行的“改革等于找死”的意思来，那么，新班子的命运就很可悲了。当然，即使中共高层对托克维尔的解读都正确，也可能因为突然间某个失误，导致民意汹汹，或者现有的支持者强烈反弹，党内意见觉得已经危及统治了，已经进行的改革会因此而中断。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戊戌维新就是这样被中止的，后果惨不忍睹。而晚清新政的大好局面，仅仅是因为新上台的权贵担心失掉权力，一改放权为收权，改革就被革命给毁了。二十多年的中国改革，也差点因为那场风波毁于一旦。如果不是当时政治强人还在，而且采取了非常手段，中国政治会走到哪里，还真的说不好。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中断改革，比根本就不改，危险性要大上不知多少倍。但在保守势力仍旧还有市场的情况下，中断改革的危险，随时都会有。因为，新一轮的改革的启动，初衷就有问题，他们为自己的行为，只准备了一种可能。就情理而言，天底下哪儿有这样的好事，只能成功，而且按主导者设计的方向成功，不能失败。
胡温停滞的十年，不仅培育了一个无用而且犬儒的知识界，而且滋生起相当数量的保守派。这里，有操着西方学术话语的新左派，更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左派。毛左派本身，也分体制内和草根两种。虽然，在理论上，左派的言说，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很多人根本不屑讲理，喊打喊杀。但他们的崛起，却跟这十年社会矛盾激化，弱势群体受到冷遇的现状有关。当局的纵容，薄熙来的鼓励，给了这些沉渣泛起的左派打了一支强心针，虽然薄熙来倒台，但强心针的功效却还没完全消退。在今后的改革中，这个势力，会不断地出来发难。而当局恰好有一个无论如何不能失去政权的软肋，只要这个软肋存在，改革的前景，就有一层浓重的阴影。
四、简单的结语
过去停滞的十年，造成了一种非改不可的形势，也积累了很多改革的负资产，但是中产阶层壮大了，人心变了，社会生态变了。虽然左派的声音还很响，中共党内的保守势力也在顽强地拉车倒退，但时代的确变了。十年前还是大逆不道的观念，现在已经在网上成为了常识。回到毛时代的最后一搏，随着薄熙来的倒下，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中共新领导人明白，走出自身的困境，缓解危机的唯一途径，是继续改革。前面提到的三事，只是中共新领导人最方便做的，他们能做哪个，还是未定之数，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没有不做的本钱。做了之后，会产生很多变化，这些变化，没有人能够清楚的预测出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做到半途，改弦易辙，死路一条，除此而外，无论怎么变，中共的前途，都会比不变要好。尽管中共跟国民党比，包袱更多，历史的欠债也更多，但要争取一个好的前景，唯一能做的，还是尽力改革，做好事。历史上每个专制集团，都有欠债，都有包袱，若要新生，唯有脱胎换骨，从来没有过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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