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早上看林毅夫、胡书东文章《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抬头就看见被洗脑后的句子：“两次鸦片战争既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同时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发展的差距”。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前后矛盾的病句。既然鸦片战争能够使得中国人意识到差距，那么必要的假设是，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人连差距都感受不到，或许直到现在还活在夜郎国里。事实上，重要的谬误不在这里。鸦片战争之前，晚清东南沿海开始了国际性的自由贸易，让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得以部分呈现，当时当地，鸦片具有一定意义上的货币属性，并不像教材里说陈述的纯粹毒品。所谓的鸦片战争，既是一次对国际贸易和自由市场的倒退，也是一次民粹主义和封闭主义的爆发。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曲折，是从中国人对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抵制开始的。作为经济学家，林毅夫和胡书东看不到这一点，是为无知。
我们的无知从历史轻快地跳到了当下。比如生活中偶尔会冒出一些很荒诞的细节，有人指着一栋房子对你说，这是大家的，所以也就是你的。但是时间长了，你发现你既不能住在这栋房子里，也不能把房子换成钱。总之这间房子其实和你没关系，但你似乎还是很开心，想着这个世界上有一栋房子名义上是你的，这种虚拟的幸福，让你觉得生活有希望。
不要小看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生活里，其实比比皆是。这涉及到了经济学的产权问题。经济学家通常都非常强调清晰产权的重要性，把产权清晰与否当成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因为清晰产权的内在逻辑是，产权必须落实到每一个自然人身上，人们才拥有对财产的控制能力，比如交换的能力，变现的能力。中国前几年冲破很多阻力出台《物权法》，就是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没有控制权的任何财产权，是荒谬的，不存在的。任何公有制，都是少数人的私有制。但有趣的是，很多完全没有财产控制权的民众，却非常热爱财产的公有制度，满足于一种虚拟的幸福感。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产权背后的控制权，才是产权的意义所在。真实世界的秩序，总是很残酷的，一个贫苦的人，他永远不可能在公有制的背景下获得产权的控制权。这类似于，你每天都看见阳光照耀，你也知道阳光很重要，但你就是不能靠出卖阳光来获取利润养家糊口，因为你没有控制阳光的权利与能力。
看来，比产权更重要的工作，是恢复常识。比如市场竞争的外部性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说说。由于自由竞争具有丰富的外部性，因此任何组织的职责，就不是控制竞争，而是鼓励竞争，为竞争创造条件。比如公司的出现，是为了竞争的的多样性，而不是一股独大，定于一尊。比如政府的工作，就不是控制市场，而是要退出市场。但是很遗憾，中国几千年来的制度设计，总是以控制竞争为第一要务。常识的力量就在于，越是追求控制能力的组织，越喜欢选择顺从的下属，而越是只知道顺从的下属，能力肯定一般甚至是很差。这意味着一个巨大的陷阱：一个人的控制力越大，他所得到的信息越失真，他的权力越大，欺骗他的积极性就越高。所以专制社会从上到下都是一个愚蠢的游戏，如果你不愚蠢，或者不愿意愚蠢，这个组织就会很快将你清洗出局。这又是一个很荒诞的现象，比如当下的年轻人都想去当公务员，事实上都是想去当一个完全顺从他人的人，时间长了，你会发现，除了顺从，你可能什么都不会做了。你的一生可能不是为了彰显你的聪明才华，而是和其他人比赛，到底谁比谁更傻。
看来，常识无处不在。比如我们在市场上经常能见到这样的现象：一个人同时开猪肉店和肉包子铺，那么质量好的猪肉，就摆在外面高价出售，而质量差一些的猪肉，则被这个人放在了肉包子里。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经济学家发现了“委托代理理论”。按照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发现荒谬的行为，比如中国的城市总是高楼林立，非常漂亮，但是城市的下水道却非常糟糕，以至于城市的街道也会淹死人。这就是对委托代理理论的违背，制度的缺陷，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杀人的工具，这会让人们的安全感大为降低。
怎么分析这样奇怪的经济学现象，需要我们回到人性，因为这个世界主要由人的行为来组成。有学者研究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大悲剧。第一是高估人性带来的悲剧。以为人人都是完美的，高估人性之善，缺少了对人性的监督和制约，这导致一些人嘴巴里说得很漂亮，但私底下却老是干坏事，整个社会被一种虚伪的文化笼罩。有人一面高喊无私，一面却做着贪污的勾当。有人对别人要求无私，但面对自己，却锱铢必较，甚至借助公权力大肆腐败。第二则是低估人性之优美，把每个人都看成魔鬼，以为这个世界没有爱，没有信任，没有温暖，对人和人性彻底失去信心，对社会积累了一种疯狂的报复心理。比如塔利班这样的恐怖组织，比如文革时代的集体癫狂。人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常识：人性是恶的，所以必须监督，必须制约；人性也是善的，所以，要去爱，去同情，去尊重每个人的生命和权利。
人和人组成的社会，是一个多么神秘的体系。人与人要交流，人和人之间有博弈。经济学家认为，博弈论是一个让人变得聪明的理论，因为它致力于一种涵盖社会所有成员的普遍的均衡。事实上，中国传统智慧中也有博弈论的影子，比如俗话所说，先小人，后君子，就是要把均衡建立在一个稳健的合约之上。先小人，就是非均衡路径规定，后君子，就是均衡路径规定，这有效防止了对人的道德的高估风险。不过，吊诡的事实在于，为什么站在国家和社会的层面，我们反而就不再强调这样的智慧呢，比如只要说到皇帝，就以为他是天子，是一个道德完美的人。这是典型的对博弈论的违背。多年以后，你会发现，我们身上所有的毛病，皇帝也都有，个别时候，皇帝的缺点甚至比我们老百姓还多。
所以，我们要反复强调监督，强调限制每个人内心的恶，限制那些手上有公共权力的人。这也是一个经济学的基础命题，亚当斯密在谈到政治修明制度的时候，强调真正的政治修明，并不是来自政治家的高尚道德，而是来自给定制度下的利益的制衡。换句话来说，如果政治家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那么政治一定是腐朽的，恶劣的。市场经济的意义就在于，让两只力量相当的狗互相竞争，而不是一只狗占山为王。只有竞争才能带来繁荣。可惜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思维一直意识不到这一点，流行“一山不容二虎”的错误思维方式。比如湖南的两家重型机械企业，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大家面对的都是全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而不是要在湖南本土当老大，事实上湖南市场就那么大的份额，即使全部让一家占领，也不能让企业大发展。而全球市场则又非常广阔，显然不是某一个企业就能够满足市场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很多企业之间彼此竞争，共同把市场做大，然后企业也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这就是经济学反复强调的一般均衡理论。即只要竞争完全自由，市场的供求关系一定是趋于均衡的。这是著名的纳什均衡原理，不仅用在市场的秩序，也用在国家的社会秩序和制度秩序上。比如全球各个国家都在反腐败，通常采取的措施，是增加反腐败的权力机构，似乎反腐败的机构越多，腐败就越少。但这样的格局，却背离了基本的常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是奥肯剃刀原理，即，如果对反贪局的监督难度和对其他部门的监督难度一样，增加反贪局事实上是增加了一个贪腐的新部门。因为这破坏了包括所有社会成员在内的“纳什均衡”，各种反贪举措不会有任何效果，反而会助长贪腐行为，用一个更糟糕的坏的均衡来遮盖了具有市场一般均衡效应的普遍的均衡。
或许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即我们可能一直活在一个坏的“均衡”体系里。比如我们一方面痛恨腐败，一方面却又羡慕腐败，两方面的结合，构成了一个恶的市场框架。绝大多数人成为这个坏的均衡中的一员，每个人都是作恶者。
这样的局面，让人太沮丧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怎么办呢？究竟应该坚守一种怎样的生活，才能符合市场经济的均衡秩序，才能守卫住内心的自由呢。我的原则是，如果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市场，那么请首先致力于自己心灵的自由。不要低估任何市场边际变化的意义，尤其是作为个体精神的边际收益，对一个坏的市场，往往具有隐蔽的颠覆性。托克维尔曾经反复强调“乡镇精神”，其要义就在于，当自由精神成为一种常识，现代市场秩序才会出现。在此之前，每一个热爱市场自由精神的个体，请从恢复自己的常识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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