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許建榮
一般來說，台灣將外國人對台灣政治犯的救援行動起源界定在 1960年代，但實際上更早。1949年，逃離中共游擊隊回到台灣的史明，在 1951年武力推翻蔣介石政權行動曝光後，於 1952年潛入日本天山丸貨輪由基隆偷渡到神戶，但遭到日本政府逮捕。日方原本要將他遣返台灣，未料國民黨要求引渡史明，反而促使日本認定史明為政治犯，因此給予政治庇護。
1961年，在日本留學的黃昭堂等人關切牽連達四百人的蘇東啟案，因此寫信給美國國會議員，希望美國國會議員關心台灣人權與民主。但真正引起國際人權團體關切的應屬 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國際特赦組織介入後，迫使國民黨將此案透明化，最後彭明敏僅被關14個月即提前假釋。出獄後，彭明敏依然遭國民黨的監控，最後，彭明敏在宗像隆幸、阿部賢一與台灣神學院唐培禮牧師（MiloThornberry）協助下，在 1970年 1月使用假護照飛抵瑞典，由國際特赦組織接手保護。
國際社會救援台灣政治犯
1969年，因「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仍在景美監獄的謝聰敏，與蔡財源一起收集一些政治犯名單交給彭明敏，再由彭明敏交給美國大使館。1970年，蔡財源又將 237人名單輾轉交給唐培禮牧師、國際特赦秘書長Martin Ennals，再由 Ennals帶到日本在《台灣青年》發表，這是台灣政治犯名單首度在國外曝光。1971年，在獄中的蔡財源、陳中統等人和已經出獄的謝聰敏、蔡金鏗等人合作，再度收集 214名政治犯資料交給國際特赦組織。由於這些台灣政治犯名單流出，加上國際特赦介入，台灣人權議題便逐漸引起國際社會注意。197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總統卡特（James Earl Carter）推動人權政治外交，自此，國民黨政權迫害人權的記錄才因而遭到國際關注。
國際社會支持台灣民主與人權議題的力量，大致可分為五個層面；首先是國際特赦組織、其次是在台灣傳教的外國牧師或神父、第三是台灣的外國友人、第四是西方學者與國會議員，最後則是海外的台灣人。
國際特赦組織發揮影響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 MartinEnnals除了曾在 1969年與 1970年二度來台拜訪政治犯家屬，同時也將政治犯資料帶離台灣。1975至1979年間，國際特赦不僅多次派員來台調查政治案件與審判過程，同時也透過世界各地的分會寫信、郵寄生活必需品給在綠島、泰源與景美監獄的政治受難者，並向國民黨政府施壓，要求釋放政治犯。國際特赦援救過的台灣政治犯甚多，包括 1970-1980年代的林義雄、呂秀蓮、柏楊、施明德、陳菊、姚嘉文等。
教會精神焚而不燬
教會也是高度關懷台灣人權的世界性組織，天主教馬利諾會、長老教會和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對台灣人權與政治犯救援功不可沒。協助彭明敏逃亡的唐培禮牧師因為政治犯名單外流事件，疑似遭到國民黨設局牽扯入美國新聞處爆炸案，因此先遭軟禁隨後被迫離台。天主教馬利諾會的郭家信神父（FatherRonald Boccieri）則因藏匿陳菊，被長期拒絕入境。長老教會助理總幹事韋禮遜牧師（Donald J. Wilson）與郭大衛（David Gelzer）牧師、美國歸正教會的嘉偉德（Wendell Karsen）、萬益士（Rowland van Es）以及英國長老教會彌迪理（Daniel Beeby)等等，皆因關心台灣人權與民主付出代價，遭到國民黨驅逐出境或拒發居留簽證。在 1970年代到 1980年代，大約有十多名傳教士因關心台灣公共事務、人權與民主，遭到國民黨政府驅逐出境或限制入境。
此外，創立於 1865年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也關切民主與人權。1977年 8月，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高俊明牧師協助施明德逃亡，因此被捕判刑七年。上述這些傳教士秉持焚而不燬的精神救援台灣政治良心犯，台灣人不應該忘記他們的故事。
外國友人的秘密救援行動
1970年代開始，不少外籍學生、報社特派員與外籍友人，透過秘密管道救援台灣政治犯，或向外傳遞台灣人權與民主運動訊息。日本的三宅清子與美國的梅心怡（Lynn Miles）是最著名的兩位秘密聯絡網成員。他們與在台灣的人權工作者如田朝明、謝秀美、陳菊，以及一些在台的外籍人權志工聯繫，建立和海外人權組織的聯繫管道。其中，梅心怡更與國際特赦組織保持着密切的聯繫關係。此外，1970年末期，Rosemary Haddon、艾琳達（Linda Gail Arrigo）也經常幫協助陳菊夾帶台灣人權資料到海外。其中，艾琳達不僅和施明德結婚，也擔任台灣黨外助選團英文祕書、美麗島雜誌國際公關秘書，她一直支援島內民主與人權運動，一直到 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被驅除出境。
至於外國媒體記者也是對外傳播台灣訊息的主要窗口。1981年陳文成命案發生後，因為陳文成任教的卡內基美隆大學以及人權組織不相信國民黨政府的驗屍報告，卡校校長 Richard Cyert堅持特派 Morris DeGroot教授陪同美國著名退休法醫 Cyril Wecht來台驗屍。國民黨政府被迫允許「檢視」屍體，但不允許稱為「驗屍」。美聯社駐台記者周清月因堅持用「驗屍」一詞，被迫離台。
西方議會與學界直接施壓
197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國會議員經常舉辦台灣人權的聽證會。明尼蘇達州眾議員 Donald Fraser是首位關心台灣人權民主的國會議員。另外，眾議員索拉茲（Stephen J. Solarz）、李奇（Jim Leach），參議員裴爾（Claiborne Pell）和甘迺迪（Teddy Kennedy）長期聲援台灣黨外運動。以索拉茲為例，除了聲援台灣民運外，他的國會助理，在後來擔任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主席的卜睿哲（Richard Bush），和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教授佛里曼（Edward Friedman）都是台灣問題專家。因此，他們都通過美國國會給予國民黨相當的改革壓力。
其他長期關心台灣民主與人權的學者與專家也很多，例如柯義耕 (Richard C. Kagan)、家博（Bruce Jacobs）、金德芳（June TeufelDreyer）、林霨（Arthur Waldron）等等。前哈佛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孔傑榮 Jerome Alan Cohen在 1970與 1980年代，在美國校園內長期與台灣留學生共同關心台灣民主與人權，他也促成了美麗島受刑人呂秀蓮的獲釋。哥倫比亞大學學者司馬晉（James Seymour）曾經擔任國際特赦組織紐約分會召集人。司馬晉曾經兩次代表國際特赦到台灣，關心政治犯問題；很多台灣政治犯的情況，都是透過他向國際特赦倫敦總部報告。司馬晉還經常在美國國會作證，闡述國民黨的暴行。這些學者中有很多人都被國民黨政府列為黑名單，家博在 19801992列名黑名單，柯義耕在 19811994被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海外台灣人的自救
其實，在國外友人大量投入救援台灣人權工作之前，海外台灣人就已經先組織團體、舉辦活動聲援台灣人權。同時，他們也籌措經費發行刊物在海外宣傳台灣人權與民主運動等等，例如《台灣青年》。1982年在美國成立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則開始積極遊說美國國會支持台灣民主與人權運動。
台灣人向來認為美國國會議員和海外台灣人涉入台灣人權與民主運動甚深，但不知道教會、國際友人、西方學者與國際特赦才是最大的長期助力；再者，除了國際特赦之外，日本的台灣政治犯救援會應該是另一個救援台灣政治受難者的重要國際組織。日本台灣政治犯救援會於 1977年在東京成立，該組織在收集台灣政治犯資訊後，隨即以演講、集會遊行、投稿等方式散發至國際社會，藉此向國民黨施壓釋放政治犯。就在李登輝執政後的 1992年，刑法一百條的思想叛亂罪修正後，台灣走向民主化，該救援會也就在 1994年正式解散。
綜觀自 1950年代到 1988年蔣經國辭世這段歷史，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白色恐怖時期，前仆後繼的台灣政治良心犯帶領著台灣人權與民主向前邁進；而來自海外的援手，則是在這政治恐懼氣氛中以大愛來協助台灣人。在台灣追求民主自由與人權的過程中，來自島內的民主運動力量固然是最重要的，然而在專制統治的兩蔣時代，如果沒有這些台灣人口中的「老外」協助救援政治犯、關注台灣人權與民主運動，台灣的民主進程不會如此的迅速。
雖然有研究認為，1979年美麗島事件、1980年林宅血案、1981年陳文成命案、1984年江南案陸續引發國際的關注與壓力，是促使蔣經國在最後兩年推動自由化甚至默許民進黨成立的主因。但，這些國際力量能夠發揮，都是源自於這些海外友人長期累積的援台能量。最後，台灣就在繼任的李登輝積極推動改革等民主化工程下，順利完成民主化，成為亞洲民主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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