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18 August 2011

文革爆发45周年:回顾与展望

文革爆发45周年:回顾与展望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毛的一句"要武嘛"给暴力文革全面展开"撑了腰"。十年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经历的后果最惨痛的政治运动,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也有深远影响。

45年前的8月18日,毛泽东、林彪等人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来自中国各地的红卫兵。毛泽东身着军装亮相并接受了红卫兵代表献上的袖标,成为支持文 攻武卫的有力表白。此后,中国进入全面混乱状态,一场疯狂的暴力政治运动全面展开。引用中国官方对文革的评价,中国经历了"十年浩劫"。
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按照叶剑英1978年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而武斗期间对文物古迹、珍贵书籍资料等文化财产的破坏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计算。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也没有正式统计。至少北京政府至今没有公开过相关数 字。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文革数据库"主编宋永毅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抛开文革给中国造成的经济和伤亡损失,文革最大的影响是彻底 摧毁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
"中国历来是讲究家庭观念的,子女对父母有赡养孝顺,在外人面前维护其利益的责任。但是在文革中,出现了大批的'儿子揭发老子''妻子丈夫互相背叛'这样的事情,把最基本的人之常情的东西都摧残掉了。"
反面典型与正面教训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文革研究学者徐友渔认为,文革起的所有直接后果都是负面的,但反面教训某种意义讲也有积极影响:
"文革是一场灾难,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机会经历这样的灾难,吸取教训,发现自己体制的弊病。文革把所有问题都推向了极端。经过这场灾难后,中国人知道不能再走以前那条道路。"
1976年毛泽东逝世
徐友渔具体分析说,如果没有文革对中国经济的崩溃式摧残,中国也许不会选择开放市场走市场经济道路;如果不是文革毫无保留地践踏了司法制度,中国的司法建设也不会吸取教训。
毛泽东逝世和文革正式结束后,大部分曾因批评或怀疑文革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获得平反。对毛"敢怒不敢言"的老百姓文革后甚至可以放心地把毛主席纪 念章等物品卖废铁。但是毛的影响从未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舞台上消失。毛的巨幅画像仍悬挂在天安门城楼,100元人民币上还印着毛的头像,毛泽东思想是中国 高等院校的必修课。对毛的崇拜和神化近年也有抬头之势。几个月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只因撰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引起轰动,文章很快被"和谐",茅本人也遭 到左派猛攻。德国弗莱堡大学汉学教授、《对毛的狂热崇拜》(原书名Mao Cult)的作者丹尼尔·利泽(Daniel Leese)认为,毛在中国社会至今不可动摇的位置是执政政府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
"早在1978年时,有过关于是否该把毛的画像从天安门城楼摘下来的考虑。当时邓小平认为,摘下毛的画像比继续挂着带来的麻烦会更多。这就说明,北 京政府需要一个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苏联否定斯大林还可以拿出列宁,可毛泽东之前没有别人。毛作为开国元勋也不是随便就能从历史中抹去的。而且中共还可以 本着一贯的所谓'接班'传统,毛泽东思想之后又有邓小平理论,然后是江、胡等更多的执政理论。"
“红色旅游景点”游客可以穿上革命军装留影
红歌唱给谁听?
如果说毛能在制造了大跃进和文革两场灾难后还能保持"崇高地位"是因北京当局的政治考虑,那么老百姓中不乏有人怀念毛泽东时代又作何解释呢?在薄熙 来大搞"唱红歌给党听"之前,北京景山公园、陶然亭公园每天就有市民自发唱"红歌"。汉学家丹尼尔·利泽认为,这是中国百姓对现实不满的表现: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中国收入悬殊愈发明显,才产生所谓的怀旧情结。在这些歌曲的创作年代,中国人都很穷,至少很平均,但现在这么不平均。通过唱这些老歌,人们也表达对现状和现任政府的批评。"
北京学者徐友渔则主张不要对"唱红歌现象"作过多的政治解读:
"中国共产党在和国民党斗争的时候就把文艺作为武器,不少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虽然内容和目的是服务于共产党的统治,但是旋律很 优美,有吸引人的地方。而且那时候整整一代人,他们一辈子就只有这些歌曲可唱,头脑里就记住这些歌。现在他们唱红歌,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红歌反映的那个时代 的意识形态的充分肯定。"
文革话题还是禁区
文艺作品和文化活动依旧是北京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手段。媒体报道称,仅重庆市三年来搞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系列活动,总共花费2700亿元。重 庆宣传部长立即回应,称报道不属实,但没有公布具体耗费资金数目。有数百位明星联袂出演的两部大型历史影片《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投资数千万,票房在 几天内便过亿。然而反映中国文革时代现实的影片如《阳光灿烂的日子》和《活着》在放映时屡遭坎坷以及禁播。
中国大陆少有对文革的公开讨论,相关学者研究文革史也经常遇到干扰。旅美学者宋永毅1999年回中国搜集研究文革的资料时被捕。在国际媒体和政界的呼吁和施压下,北京当局最终放人。社科院退休研究员徐友渔坦言,作为研究文革的学者他的压力很大:
"研究文革的人实际上是受到压制的。我们1996年召开了一个文革研讨会,没有谈任何政治问题,就是文革这段历史。后来警察来追究我们。实际上我们 是做了一件非常正常的也该做的事。但是我们都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有很多人对文革有误解,就是因为压制对文革的研究。我们想把文革的真相告诉现在的人和后 人,但这种工作是不允许做的。"
作者:谢菲
责编:敏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