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当地时间7月1日表示，为了阻止“极端水平”的数据抓取和系统操纵，推特正在限制用户可阅读的推文数量：已验证的账户限制在每天阅读6000条推文，未验证的账户限制在每天600条推文，未验证的新账户限制在每天300条推文。
当地时间7月1日，数以万计的用户抱怨推特没有发布他们的新推文，用户会收到“超出限制”的错误提示。
在一条推文中，马斯克详细介绍了修改后的使用配额。经过验证的帐户每天最多可以浏览6000条推文，而未经验证的账户则最多浏览600条推文。新注册的未经验证的账户面临着更严格限制，每天最多发300条推文。
随后，马斯克又发布一条推文称，很快，已验证的账户浏览推文数量的限制将增加到8000条，未验证的账户将增加到800条，新注册的未验证用户将增加到400条。
马斯克表示，推特正在努力应对“极端程度的数据抓取”和“系统操纵”。他说，这些新的限制是遏制这些紧迫问题的重要措施。他没有透露谁在抓取推特的数据，也没有说明这个问题持续了多长时间和详细解释系统如何被操纵。
马斯克此前曾对推特上的数据抓取表示担忧，并暗示他可能会对不良行为者采取行动。今年4月，他对微软“非法”使用推特数据表示愤怒，显然是指微软与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的合作，OpenAI在“来自互联网的大量不同文本数据集”上训练人工智能模型，马斯克说，“他们非法训练使用推特数据。诉讼时间到了。”
这并不是推特近几个月来遇到的第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第一个为解决问题而设计的非常规解决方案。本周早些时候，推特开始限制未登录帐户的用户通过桌面和移动设备上的网络浏览器访问推文和个人资料。
来源：澎湃新闻
from 月光博客 https://www.williamlong.info/archives/7213.html
Sunday, 2 July 2023
日本记者入境香港被拒
来源:
自由亚洲
港区国安法实施3周年，曾在反送中运动期间赴香港采访并出版“香港示威战记”一书的日本记者小川善照，于29日入境香港被拒，30日遭遣返。在日港人团体批评，此举表明香港新闻自由已消失。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目前为自由记者的小川善照于29日晚抵达香港国际机场，然而在办理入境手续时遭海关人员带到另一个房间进行盘问，问题包括“打算要到香港的哪些地方”、“香港友人的姓名”等。
随后，他于30日被要求在“拒绝入境通知书”上签名，并强制遣返日本，而且没有向他说明被拒绝入境的理由。
报道引述小川的说法表示，不知道被拒绝入境的理由，也未在香港发表可能造成问题的言论。然而他也提到“可能是在日本的言行，因此被拒绝入境”。
根据公开资料，小川长期关注香港的民主运动，曾于2014年采访雨伞运动，2019年间赴港采访反送中运动，并将见闻汇整出版，同时也与他人共同合著有“现场见证 香港镇压的可怕真相”。
据悉，本次小川善照入境香港的目的是希望观察香港回归26年后的情况。
事件发生后，由日本人与香港人组成的非政府组织“日本香港民主连盟”发表声明，谴责香港政府在没有理由的情形下拒绝日本记者入境并遣返，并要求日本政府对此采取强硬行动，保障日本国民的出入境自由。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07/%E6%97%A5%E6%9C%AC%E8%AE%B0%E8%80%85%E5%85%A5%E5%A2%83%E9%A6%99%E6%B8%AF%E8%A2%AB%E6%8B%92.html
自由亚洲
港区国安法实施3周年，曾在反送中运动期间赴香港采访并出版“香港示威战记”一书的日本记者小川善照，于29日入境香港被拒，30日遭遣返。在日港人团体批评，此举表明香港新闻自由已消失。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目前为自由记者的小川善照于29日晚抵达香港国际机场，然而在办理入境手续时遭海关人员带到另一个房间进行盘问，问题包括“打算要到香港的哪些地方”、“香港友人的姓名”等。
随后，他于30日被要求在“拒绝入境通知书”上签名，并强制遣返日本，而且没有向他说明被拒绝入境的理由。
报道引述小川的说法表示，不知道被拒绝入境的理由，也未在香港发表可能造成问题的言论。然而他也提到“可能是在日本的言行，因此被拒绝入境”。
根据公开资料，小川长期关注香港的民主运动，曾于2014年采访雨伞运动，2019年间赴港采访反送中运动，并将见闻汇整出版，同时也与他人共同合著有“现场见证 香港镇压的可怕真相”。
据悉，本次小川善照入境香港的目的是希望观察香港回归26年后的情况。
事件发生后，由日本人与香港人组成的非政府组织“日本香港民主连盟”发表声明，谴责香港政府在没有理由的情形下拒绝日本记者入境并遣返，并要求日本政府对此采取强硬行动，保障日本国民的出入境自由。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07/%E6%97%A5%E6%9C%AC%E8%AE%B0%E8%80%85%E5%85%A5%E5%A2%83%E9%A6%99%E6%B8%AF%E8%A2%AB%E6%8B%92.html
北京的“极权经济治国术”已成全球隐患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记者贝书颖(Bethany Allen)即将出版的新书《北京统治》呼吁全球民主国家重视北京近年来将其经济和市场全面“武器化”，以迫使民主国家和跨国公司臣服于中国的极权价值观。她8月份即将出版的新书以“极权经济治国术”来形容中国的经济胁迫手段，并呼吁全球民主国家结盟，重回民主价值和经贸挂钩的路线，抗衡中国越来越专断的经济胁迫。
基于中国庞大的制造诱因和市场商机，各国外企前仆后继涌入中国。但在华经商多年却发现，不管公司规模多大，为了保住中国市场，许多公司都必须被迫转移技术或臣服于中国设下的诸多政治红线，甚至成为言论审查的帮凶，而北京近年来“以经逼政”的胁迫力度和广度越来越大，已形成极不公平的贸易障碍。
对此，现派驻台北的美国政治网媒《Axios》中国记者贝书颖(Bethany Allen)告诉美国之音，那是因为“中国已经全面将其极权价值观和经贸成功挂钩”，并将经济和市场“武器化”，以胁迫民主国家和在华营运的跨国企业，来维护其国家形象或地缘政治的利益。
北京盛行“极权经济治国术”
贝书颖将此形容为北京的“极权经济治国术(authoritarian economic statecraft)”。她在8月即将出版的新书《北京统治:中国如何将经济武器化来对抗世界(Beijing Rules: How China Weaponized its Economy to Confront the World)》中，全面且深入地揭示出中国在境内外遂行经济胁迫的种种行径。
贝书颖说:“中国的极权经济治国术就是，其所使用的所有手段和措施只为了追求中国自身极其狭隘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些作法不是为了让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不是多边的，也不是基于崇高的意识型态理念。相反地，只是纯粹为了自己国家和地缘政治的利益。”
她说，美国祭出的制裁或关税等经济处罚手段大多具有透明性、合理性，并经过正当的法治程序，而且最终要维护的是基于规则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虽然也曾被滥用，但有一定的上诉机制来提供补救。例如，前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曾滥权制裁两名国际犯罪法庭的调查员，因为他们要追究美国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战争罪，但此制裁随著川普下台，拜登总统上台后就被解除，而且这样的滥用情况可谓少之又少。
相较之下，她说，中国近年来祭出的各种经济报复手段都是未经法律程序的片面任意行为、理由不充分且不透明、也不成比例，更不可能有什么上诉机制。以挪威鲑鱼为例，贝书颖说，中国之所以于2010年片面禁止放行就是为了报复挪威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已故的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这两者毫无关连，竟成为中国经济制裁的理由，足以佐证中国“以商逼政”的胁迫。
澳大利亚饱受中国经济胁迫
澳大利亚是另一个中国对他国进行经济胁迫的典型范例，也是近年最常遭中国胁迫的国家。
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中国于2020-2022年间对19国进行过73起胁迫性的外交手段，其中对澳大利亚的胁迫最大，高达21起，但整体成效并不成功，反而凸显澳大利亚的韧性，其次是针对立陶宛的11起和台湾的8起。
贝书颖说，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只不过於2020年4月呼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就惹怒中国，招致北京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惩罚性关税，使其隔年的中国出口销售額暴跌超过九成。她说，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攸关全人类的健康福祉，且莫里森的发言也建立在事实上，竟引来中国为了一己形象而发动的抵制和经济报复。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不只这一桩，包括以海关检疫、重金属成分超标为借口，拒绝澳大利亚龙虾进口，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报复澳大利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在5G网络建设中以国家安全考量为由排除了华为公司等政治原因。随着中澳关系恶化，中国对澳大利亚祭出的制裁还包括禁止铁矿砂、大麦和煤炭等，虽然基于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中国的进口量未减反增。
澳大利亚带头串连
不过，贝书颖说，澳大利亚不曾因此屈服，除了积极为部分受创产业开扩新市场或提供补贴外，也从结构面思索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或强化供应链韧性，更构思“经济版第五条(economic article 5)”或经济防御条约(economic defense treaty)，或向世贸组织提出仲裁等机制，来呼吁各国积极抗衡中国的胁迫。
事实上，她所著的《北京统治》一书中提到，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早于2017年就透过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论坛警示，中国对外国挥舞影响力的行径具“隐密、胁迫和贪腐性(covert, coercive and corrupt)”，他的文胆John Garnaut记者出身，因对中国的太子党和统战等体系有深入的了解，更在串连美日等国于抗衡中国经济胁迫的认知和行动上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中国经济胁迫问题日益严重，七国集团于5月的广岛峰会发布公报，扬言将团结因应，包括采取“去风险化”，而非“脱钩”的策略来减少对北京的依赖，并降低因北京各种“经济胁迫”而受创的风险。
对此，贝书颖说，她乐见民主国家跨出重要的一步，但她说，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行动太少太慢。她于书中花了一整个章节建议美国应该从立法面，包括禁止极权国家的游说，以拒绝中国等国影响美国决策，或者提高在华营运美国公司的申报透明度，以杜绝中国政府的手伸进美企业，甚至列出对经济胁迫行为的明确罚则等措施，有效抗衡中国等极权国家的胁迫。
她还呼吁民主国家结盟，签署集体性的经济防御条约或建立国际仲裁机制，甚至成立保险基金，补贴因中国经济胁迫或受创的产业。
西方盟国应建立一套“民主经济治国术”
她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民主经济治国术”，不再沿袭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时期以来的对华路线：将人权价值和对华经贸脱钩。相反地，她说，西方国家应重新将民主价值和经贸挂钩在一起。只要中国违反国际承诺，继续迫害人权、箝制言论自由，就应接受经济制裁，甚至充当中国政府人权打手的中企也应被列入禁止往来的黑名单，反制北京的“极权经济治国术”。
贝书颖说：“还有一个作法是，将协助中国政府言论审查的中企，例如中国社媒公司，像百度、腾讯等，打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与其往来，首度对中企加大施压。”
她说，中国对外的胁迫或干涉手段越来越高明、全面且复杂，包括《Axios》2020年独家踢爆，中国曾于2012-2015年间派出女间谍方芳(Christine Fang)混入加州政坛，以金钱和性诱惑美国政坛人士，非法搜集情报并影响美国的决策圈。
对此，美国中情局（CIA）资深退休官员丹尼尔·霍夫曼（Daniel Hoffman）接受美国《福斯新闻》采访时曾表示，像这样的中国女间谍其实在美国有数千位，她们试图爬上美国高级官员的床。
此外，贝书颖说，中国遂行经济胁迫时，往往以政府之力对付单一外商，这背后形塑出的是极不对等的权力结构，让国际服饰品牌如H&M、视讯平台Zoom等外商都不得不低头，自我言论审查或成为中国公安打压异议人士的打手。
贝书颖呼吁各国政府支持其在华营运的外商，出面代为与中国政府协商，以降低北京对外商“以商逼政”政治操作。但她也呼吁跨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不轻易对中国屈服，因为中国常利用民主社会的自由度和选举体制，透过施压商人来施压政府。她说，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先邀约微软的比尔·盖兹(Bill Gates)和电动车龙头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访华，除了深化与外企的商业关系外，背后有更深层的政治操作。
中国拒发签证难入境 贝书颖移居台北
贝书颖说：“(习近平)先见他们(盖兹和马斯克)有第二层的讯息，那就是，即便美国政府对华强硬，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管道绕过你们的(美国)法律、外交途径。我们跟(美国)社会最有钱、有权的阶级有直接沟通的管道。”
贝书颖有长达10年的新闻采访经历，撰写过非常多有关中国的深度调查报道，她曾于2014-2018年派驻中国，有四年第一手见证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不过，中国政府自2019年起拒发记者签证给她，让她无法再入境中国。贝书颖现定居台北，她说，台湾的新闻环境非常自由，也是就近可以观察中国施加各类影响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假新闻散播的原点。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07/%E5%8C%97%E4%BA%AC%E7%9A%84%E2%80%9C%E6%9E%81%E6%9D%83%E7%BB%8F%E6%B5%8E%E6%B2%BB%E5%9B%BD%E6%9C%AF%E2%80%9D%E5%B7%B2%E6%88%90%E5%85%A8%E7%90%83%E9%9A%90%E6%82%A3.html
美国之音
美国记者贝书颖(Bethany Allen)即将出版的新书《北京统治》呼吁全球民主国家重视北京近年来将其经济和市场全面“武器化”，以迫使民主国家和跨国公司臣服于中国的极权价值观。她8月份即将出版的新书以“极权经济治国术”来形容中国的经济胁迫手段，并呼吁全球民主国家结盟，重回民主价值和经贸挂钩的路线，抗衡中国越来越专断的经济胁迫。
基于中国庞大的制造诱因和市场商机，各国外企前仆后继涌入中国。但在华经商多年却发现，不管公司规模多大，为了保住中国市场，许多公司都必须被迫转移技术或臣服于中国设下的诸多政治红线，甚至成为言论审查的帮凶，而北京近年来“以经逼政”的胁迫力度和广度越来越大，已形成极不公平的贸易障碍。
对此，现派驻台北的美国政治网媒《Axios》中国记者贝书颖(Bethany Allen)告诉美国之音，那是因为“中国已经全面将其极权价值观和经贸成功挂钩”，并将经济和市场“武器化”，以胁迫民主国家和在华营运的跨国企业，来维护其国家形象或地缘政治的利益。
北京盛行“极权经济治国术”
贝书颖将此形容为北京的“极权经济治国术(authoritarian economic statecraft)”。她在8月即将出版的新书《北京统治:中国如何将经济武器化来对抗世界(Beijing Rules: How China Weaponized its Economy to Confront the World)》中，全面且深入地揭示出中国在境内外遂行经济胁迫的种种行径。
贝书颖说:“中国的极权经济治国术就是，其所使用的所有手段和措施只为了追求中国自身极其狭隘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些作法不是为了让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不是多边的，也不是基于崇高的意识型态理念。相反地，只是纯粹为了自己国家和地缘政治的利益。”
她说，美国祭出的制裁或关税等经济处罚手段大多具有透明性、合理性，并经过正当的法治程序，而且最终要维护的是基于规则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虽然也曾被滥用，但有一定的上诉机制来提供补救。例如，前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曾滥权制裁两名国际犯罪法庭的调查员，因为他们要追究美国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战争罪，但此制裁随著川普下台，拜登总统上台后就被解除，而且这样的滥用情况可谓少之又少。
相较之下，她说，中国近年来祭出的各种经济报复手段都是未经法律程序的片面任意行为、理由不充分且不透明、也不成比例，更不可能有什么上诉机制。以挪威鲑鱼为例，贝书颖说，中国之所以于2010年片面禁止放行就是为了报复挪威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已故的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这两者毫无关连，竟成为中国经济制裁的理由，足以佐证中国“以商逼政”的胁迫。
澳大利亚饱受中国经济胁迫
澳大利亚是另一个中国对他国进行经济胁迫的典型范例，也是近年最常遭中国胁迫的国家。
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中国于2020-2022年间对19国进行过73起胁迫性的外交手段，其中对澳大利亚的胁迫最大，高达21起，但整体成效并不成功，反而凸显澳大利亚的韧性，其次是针对立陶宛的11起和台湾的8起。
贝书颖说，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只不过於2020年4月呼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就惹怒中国，招致北京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惩罚性关税，使其隔年的中国出口销售額暴跌超过九成。她说，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攸关全人类的健康福祉，且莫里森的发言也建立在事实上，竟引来中国为了一己形象而发动的抵制和经济报复。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不只这一桩，包括以海关检疫、重金属成分超标为借口，拒绝澳大利亚龙虾进口，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报复澳大利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在5G网络建设中以国家安全考量为由排除了华为公司等政治原因。随着中澳关系恶化，中国对澳大利亚祭出的制裁还包括禁止铁矿砂、大麦和煤炭等，虽然基于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中国的进口量未减反增。
澳大利亚带头串连
不过，贝书颖说，澳大利亚不曾因此屈服，除了积极为部分受创产业开扩新市场或提供补贴外，也从结构面思索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或强化供应链韧性，更构思“经济版第五条(economic article 5)”或经济防御条约(economic defense treaty)，或向世贸组织提出仲裁等机制，来呼吁各国积极抗衡中国的胁迫。
事实上，她所著的《北京统治》一书中提到，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早于2017年就透过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论坛警示，中国对外国挥舞影响力的行径具“隐密、胁迫和贪腐性(covert, coercive and corrupt)”，他的文胆John Garnaut记者出身，因对中国的太子党和统战等体系有深入的了解，更在串连美日等国于抗衡中国经济胁迫的认知和行动上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中国经济胁迫问题日益严重，七国集团于5月的广岛峰会发布公报，扬言将团结因应，包括采取“去风险化”，而非“脱钩”的策略来减少对北京的依赖，并降低因北京各种“经济胁迫”而受创的风险。
对此，贝书颖说，她乐见民主国家跨出重要的一步，但她说，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行动太少太慢。她于书中花了一整个章节建议美国应该从立法面，包括禁止极权国家的游说，以拒绝中国等国影响美国决策，或者提高在华营运美国公司的申报透明度，以杜绝中国政府的手伸进美企业，甚至列出对经济胁迫行为的明确罚则等措施，有效抗衡中国等极权国家的胁迫。
她还呼吁民主国家结盟，签署集体性的经济防御条约或建立国际仲裁机制，甚至成立保险基金，补贴因中国经济胁迫或受创的产业。
西方盟国应建立一套“民主经济治国术”
她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民主经济治国术”，不再沿袭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时期以来的对华路线：将人权价值和对华经贸脱钩。相反地，她说，西方国家应重新将民主价值和经贸挂钩在一起。只要中国违反国际承诺，继续迫害人权、箝制言论自由，就应接受经济制裁，甚至充当中国政府人权打手的中企也应被列入禁止往来的黑名单，反制北京的“极权经济治国术”。
贝书颖说：“还有一个作法是，将协助中国政府言论审查的中企，例如中国社媒公司，像百度、腾讯等，打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与其往来，首度对中企加大施压。”
她说，中国对外的胁迫或干涉手段越来越高明、全面且复杂，包括《Axios》2020年独家踢爆，中国曾于2012-2015年间派出女间谍方芳(Christine Fang)混入加州政坛，以金钱和性诱惑美国政坛人士，非法搜集情报并影响美国的决策圈。
对此，美国中情局（CIA）资深退休官员丹尼尔·霍夫曼（Daniel Hoffman）接受美国《福斯新闻》采访时曾表示，像这样的中国女间谍其实在美国有数千位，她们试图爬上美国高级官员的床。
此外，贝书颖说，中国遂行经济胁迫时，往往以政府之力对付单一外商，这背后形塑出的是极不对等的权力结构，让国际服饰品牌如H&M、视讯平台Zoom等外商都不得不低头，自我言论审查或成为中国公安打压异议人士的打手。
贝书颖呼吁各国政府支持其在华营运的外商，出面代为与中国政府协商，以降低北京对外商“以商逼政”政治操作。但她也呼吁跨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不轻易对中国屈服，因为中国常利用民主社会的自由度和选举体制，透过施压商人来施压政府。她说，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先邀约微软的比尔·盖兹(Bill Gates)和电动车龙头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访华，除了深化与外企的商业关系外，背后有更深层的政治操作。
中国拒发签证难入境 贝书颖移居台北
贝书颖说：“(习近平)先见他们(盖兹和马斯克)有第二层的讯息，那就是，即便美国政府对华强硬，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管道绕过你们的(美国)法律、外交途径。我们跟(美国)社会最有钱、有权的阶级有直接沟通的管道。”
贝书颖有长达10年的新闻采访经历，撰写过非常多有关中国的深度调查报道，她曾于2014-2018年派驻中国，有四年第一手见证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不过，中国政府自2019年起拒发记者签证给她，让她无法再入境中国。贝书颖现定居台北，她说，台湾的新闻环境非常自由，也是就近可以观察中国施加各类影响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假新闻散播的原点。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07/%E5%8C%97%E4%BA%AC%E7%9A%84%E2%80%9C%E6%9E%81%E6%9D%83%E7%BB%8F%E6%B5%8E%E6%B2%BB%E5%9B%BD%E6%9C%AF%E2%80%9D%E5%B7%B2%E6%88%90%E5%85%A8%E7%90%83%E9%9A%90%E6%82%A3.html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文/弗莱克斯纳
[按] 3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教授曾以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为题，发表过一篇在科学界有影响的文章。该文章强调了基础研 究以及自由探索的重要性。全文一万余字，现节译如下，以餐读者。
智力与精神生活在表面上是一种无用型活动。人们之所以大量从事这种活动，是因 为他们能获得更大的满足。在本文中，我将探讨这些无用满足的追求程度问题，而这种 追求，却往往能意外地得到梦想不到的有用效果。
人们不断地重复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物质主义时代。在这个物质主义时代，人们 更关注物质利益的广泛分配和世俗机会，因此使不断增多的学子离开他们父辈所从事的 研究而转向同样重要的和紧迫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府部门问题的研究。我与这种 倾向并无争议。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我们感觉唯一能证实的世界。除非将它改造成一个较 好的世界，一个较理想的世界，否则无数的人将继续安静地、忧伤地、痛苦地走向他们 的坟墓。现在，我有时纳闷，如果这个世界缺乏某些可赋予它精神上具有重要性的“无 用之物”，是否能给人的整个一生都提供足够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们关于“有用之物 ”的概念是否已变得太狭窄，以致不足以适应人类精神的游荡和变幻莫测的可能。
我们可以从科学角度及人文主义或精神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让我们先从科学角度谈 起。几年前我同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曾谈起了“效用”这个主题。伊斯曼先 生是一位聪明、文雅而有远见的人，他一向对我说他打算尽其所能致力于促进有用知识 的教育上。我冒昧地问他认为谁是世界上最有用的科学研究人员，他立即回答说：“马 可尼(Maconi) 。”我说：“无论我们从收音机得到什么乐趣，无论无线电广播和收音机 能给人类生活增加什么内容，马可尼的贡献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这使他感到惊奇， 他要我解释。我大体上作了如下回答：“伊斯曼先生，马可尼的出现是必然的。对无线 电领域所做的一切，真正的功劳应归于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Maxwell)教授。他于186 5年对电场与磁场进行了一些深奥的预言式的计算，并在1873年出版的一部专著中再次列 出了他的抽象方程。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另一次会议上，牛津大学的史密斯(H.J.S. Smith)教授宣称：‘如果没有认识到这部多卷的著作中包含着一种大量添加到纯粹数学 方法和手段中的新理论，任何数学家都读不懂这部著作。’在其后的15年间，其他的发 现补充了麦克斯韦的理论工作，最后在1887和1888年，一项仍未解决的科学问题——无 线电信号的载体电磁波的检测与显示，最终由在柏林亥姆霍兹实验室工作的赫兹(Heinri ch Herts)解决了。无论是麦克斯韦还是赫兹都没有想到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效用，他们的 研究都没有实际目标。法律意义上的发明家当然是马可尼。”
赫兹和麦克斯韦未能发明任何东西，但正是他们的无用理论被一位聪明的技术人员 抓住，而且这种理论为通讯、公共事业和娱乐创造了新的用品。赫兹和麦克斯韦是未想 到实用的天才，马可尼是一位没有“设想”但重视实用的聪明发明家。赫兹和麦克斯韦 究竟做了什么？一件事可以肯定，即他们做了研究工作而没有想到实用。在整个科学史 中，已最终证明，有益于人类的大多数真正的伟大发现，并不是由实用愿望所推动的， 而是由满足好奇的愿望所推动的。好奇心也许能或也许不能最终产生某种有用之物，这 种好奇心大概就是现代思想的突出特征。这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可以追溯到伽利略、培 根和牛顿时代。学术机构应该致力于培养好奇心，它们因考虑立竿见影的应用而发生偏 移越少，它们对人类福利和满足智力兴趣的贡献会越大。这种智力兴趣也许的确可以说 已成为现代智力生活的统治模式。
如果说到一项最有实际应用价值和深远意义的发现，那么我们会同意它就是电。是 谁做出了一百多年来在整个电力发展以之为基础的基本发现呢？回答是有趣的。
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的父亲是一位铁匠，法拉第本人原先跟一位图书馆装订工 当学徒。在1812年，他已经21岁时，一位朋友把他带到英国皇家研究院，在那里他听了 戴维爵士(Sir Humphrey Davy)四次关于化学的讲座。1813年他成为戴维的实验室助理， 研究化学问题。但法拉第的兴趣很快由化学转向电和磁，以其充满活力的余生献身于电 磁。此前奥斯特(Oersted)、安培(Ampere)和渥拉斯顿(Wollaston)已完成了这个领域的 一些疑难而又重要的研究工作，法拉第解决了他们留下的难题，并于1841年成功地完成 了电磁感应实验。四年后，他在事业上开辟了第二个光辉时代，他发现了偏振光上的磁 效应。但是无论在他那无可比拟的事业的任何时期，他都不对实用感到兴趣。从来没有 一个准则可以作为他不停实验的依据，实用上的任何怀疑都会限制他那无休止的好奇心 。最终，却产生了实用效果。
在高等数学领域，几乎可以列举无数个例子。例如：18世纪和19世纪最深奥难解的 数学研究工作是“非欧几何”。它的发明人高斯(Gauss)虽然被同时代人公认为杰出的数 学家，但他也未敢在25年中出版他的著作“非欧几何”。事实上，如果没有高斯在格丁 根做的研究工作，相对论本身同他所显示的实际应用都是不可能的。同样，现在成为“ 群论”的理论是一种抽象的、并非直接实用的数学理论。它是一些有奇异思想的人提出 的，这些人的好奇心和提问引导他们走上了奇特的道路。但是“群论”今天已成为光谱 学量子论的基础。概率的完整计算是由那些对博奕理论充满兴趣的科学家做出的。这些 科学家并没有实用的目的，但是它为所有类型的保险提供了一种科学基础。十九世纪物 理学的广大领域也以其为基础。
爱因斯坦1925年的报告不是关于相对论，而是讨论了一些那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问题。报告描述了接近温标下限的“理想”气体的变态行为。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气体 在所说的温度下都冷凝为液体，所以科学家们一直忽视爱因斯坦15年前的研究工作。然 而，最近发现的液态氦的特性已经给爱因斯坦的理论带来新的可用性。因为大多数液体 随着温度的下降，黏滞性会增加。而液态氦却例外，在绝对零度以上2.19度，即δ点的 温度下，液态氦的流动比它在高温下的流动更好。在液态氦奇怪特性中还包括其巨大的 导热性。在δ点，其导热性大约为铜在室温的500倍。液态氦的这些特性给物理学家和化 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谜。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方面，医学和卫生领域。在瓦尔代尔(Wilhelm van Waldeyer)教 授的《回忆录》中，他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在随同他去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中，有一 个小个头、沉默寡言、不显眼的17岁男孩，名叫保尔·埃尔利奇(Paul Ehrlich)。那时 的解剖课包括解剖和组织的显微镜检查，但埃尔利奇并不太重视解剖。《回忆录》中作 了如下描述：我很早就注意到埃尔利奇往往伏案工作很长时间，全神贯注于显微镜观察 ，而且在他的办公桌上逐渐盖满了一些带有各种说明的彩色斑点。有一天我问他桌子上 那些彩虹似的彩色阵列是什么，这个在第一个学期应该学习常规解剖课的年轻学生抬起 头来看着我，和蔼地说：“Lch probiere" 。这可译为“我在试验”或“我正在干傻事 ”。我对他说：“很好，继续干傻事吧。”虽然我不去教他，也不去指导他，但我很快 发现，我拥有了埃尔利奇这样一个素质非凡的学生。埃尔利奇通过医学课程走自己的路 ，最后获得了学位。后来，他到了布雷斯劳，跟随科恩海姆(Cohnhiem)教授工作。我不 认为埃尔利奇头脑中曾闪动过实用的念头。他是一个有心人，他干傻事是由一种深深的 本能所推动，那是一种纯科学的而不是一种实用的动力。结果如何？科赫(Koch)和他的 同事们建立了一种新学科--细菌学。埃尔利奇的实验那时由一位研究生应用于给细菌染 色，因而有助于鉴别。埃尔利奇自己则创立了血液膜染色法。我们关于白血球、红血球 形态的现代知识就是以此为基础的。现在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医院里，埃尔利奇的技术每 天都用于化验血液。因此，在斯特拉斯堡瓦尔代尔解剖室里显然无目的的行为已成为今 天医学实验的重要方面。
我从不认为在实验室进行的每项实验都将最终转向某种意料之外的实用，或最终实 用是其出发点正确的证明。我更赞同废除“实用”这个词，并赞同解放人类精神。可以 肯定，我们将因此浪费一些宝贵的钱财。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使人们心灵获得自由而涉 足风险，使人类的心灵摆脱枷锁。这种风险一方面使得像海尔(Hale)、卢瑟福(Rutherfo rd)和爱因斯坦等人经亿万里进入最遥远的宇宙领域；另一方面将束缚在原子中的无穷的 能量释放出来。这些人完全出于好奇心而做的研究，可使人类改观。但这种最终的、未 可预测的实际结果并不能用来作为当时他们出发点正确的证明。
我不是在批评有用性动机占统治地位的像理工学院或法律学院那样的学术机构。工 业上或实验室里遇到的实际困难会刺激理论探索，理论探索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解决 向其提出的问题，理论探索还可能开辟新的领域。理论探索暂时也许是无用的，但孕育 着未来的成果，即实用成果或理论成果。
随着“无用”知识或理论知识的快速积累，创造了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以科 学精神解决实际问题之风日益增长。不仅发明家，而且“纯”科学家也加入了进来。我 已提到马克尼这位发明家，一方面是一位有益于人类的人，而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只不 过是“拾取了他人之脑”。爱迪生属于同一类型的人。巴斯德则不同，他是一位大科学 家，但他不愿解决像法国葡萄属植物的状况或啤酒酿造这样的实际问题。然而，它不仅 解决了直接的难题，而且根据实际问题得到了某些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上的结论，暂时 看似无用，以后可能以某种未能预见的方式变得有用了。
同时，有一点必须注意，即谨防把科学发现完全归功于某一个人。几乎每项发现都 有长期而坎坷的历史，有人在这里发现一点，另一个人在那里发现一点，第三个人继续 向前，直至一位天才把这些拼在一起并作出决定性的贡献，发现才算成功。科学像密西 西比河，开始来自遥远森林的小河，众多的小河汇合增大了水量，最终形成了这个能冲 破堤坝的咆哮的河流。
我想引用一高速发展的“高级研究所”作为例子，来阐述最明显和最直接的“外来 影响”。“高级研究所”系班伯格(Louis Bamberger)先生和他的妹妹福尔德(Felix Fuld)太太于1930年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建立。那时，因为普林斯顿大学有个小规模的高 水平研究生院，这个研究生院的许多部门同这个研究所有密切的合作，所以这个研究所 受惠于普林斯顿大学。这个研究所的大部分研究工作始于1933年，研究所的人员中，数 学家中有美国的维布伦(Veblen)、亚历山大(Alexandar)和摩尔斯(Morse)；人文学者中 有梅里特(Merrit)、洛(Lowe)和戈德曼(Goldman)；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中有斯图尔特(Ste wart)、里夫勒(Riefler)、沃伦(Warren)、厄尔(Earle)和米特拉尼(Mitrany)。此外还 应加上已经在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实验室任职的同等水平的学者 和科学家。高级研究所还“受惠”于希特勒，因为他逼来了数理科学方面的爱因斯坦、 外尔(Weyl)和诺伊曼(Von Neumann)；人文科学家赫兹菲尔德(Herzfield)和帕诺夫斯基( Panofsky)以及一大批慕名而来的年轻人。
从组织机构看，这个研究所是最简单、最不正规的。它有三个学院——数学学院、 人文科学学院及经济和政治学院。各个学院由一个长期聘任的教授小组和一个成员不断 更换的访问学者小组组成。各学院自行管理各自的事物，有充分的自主权。在各小组内 ，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处理其时间和展现能力。来自22个国外的和来自美国39个高等学府 的访问学者被接纳入学，按学科分到上述研究小组内。他们享受与教授完全一样的自由 ，自由地与不同教授一起研究。同时他们也可独自研究，不时地请教可能有所帮助的任 何人。没有例行公事需要遵循，教授、访问学者、访问者之间没有划出任何界限。普林 斯顿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及研究所学员和教授非常自由地结合，因而难辨师生。不存在委 员会，不召开系的会议，行政管理工作在程度上和重要性上已减至最低。有设想的人享 有有利于产生想法、有利于交流思想的条件。没有设想或没有集中设想能力的人在这个 研究所里不会像在家里那样自在。
我扼要地引述几个例证也许会使这一点更加清楚。
如拨出一份薪金使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来普林斯顿。他来函问道：“我的职责是什么 ？”我回答说：“你没有职责，只有机会。”
一位能干的年轻数学家，在普林斯顿工作一年后来向我告别。他说：“也许你想知 道这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是的，”我回答说。他接着说：“数学发展很快，现时 的文献浩繁。我取得博士学位已十余年，前一段时间我能够继续我的课题研究，但后来 的那个课题越来越困难和不明朗。在这里工作一年后，盲点找出来了，窗户打开了，房 间亮了。我头脑里已有了两篇论文，我很快就写。”“这需要多长时间？”我问道。“ 五年，也许十年。”“然后呢？”“我会再回来。”
第三个例子是最近发生的事。一位西部大学的教授去年12月末来到普林斯顿，他想 要恢复同普林斯顿大学莫利教授的某些研究工作。但莫利教授建议他去找帕诺夫斯基和 斯瓦尔岑斯基(Swarzenski)，现在他们三人忙于同一研究工作。
这个研究所目前还没有大楼，那些数学家们是普林斯顿数学家们在法恩大楼的客人 ；人文学家是普林斯顿人文学家在麦克科米克大楼的客人；其他人分散在这个城市各处 的房间工作。正如吉尔曼(Gilman)校长60多年前在巴尔的摩所说的，砖和砂浆不是最需 要的。但是，为弥补需要频繁的非正式接触，高级研究所创办人福尔德建造一所大楼， 称为福尔德大楼。仅此足矣。这个研究所必须保持小规模，并牢牢地坚持这样的信念： 群体渴望宽松、安全、自由，不受组织机构和例行公事的约束，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 和其他地方的人进行非正式接触。因此吸引了国外的学者不时来到普林斯顿。如玻尔(Ne il Bohr)来自哥本哈根；劳厄(Van Laue)来自柏林；奇维塔(Levi Civita)来自罗马；韦 尔(Andre Weil)来自斯特拉斯堡；狄喇克(Dirac)与哈代(G. H. Hardy)来自剑桥；泡利( Pauli)来自苏黎世等等。
我们自己不做出任何允诺，但我们珍惜这样的愿望：不懈地追求“无用知识”将证 明在将来取得的成果就像过去一样。对于像诗人和音乐家那样已赢得去做他们想要做的 事情的权利，并因此可望获得极大成效的学者，这里将是一个乐园。
陈养正 译
赵汐潮 校选
1998年11月23日
from Neo Zion 513 https://cinacn.blogspot.com/2023/07/blog-post_02.html
[按] 3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教授曾以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为题，发表过一篇在科学界有影响的文章。该文章强调了基础研 究以及自由探索的重要性。全文一万余字，现节译如下，以餐读者。
智力与精神生活在表面上是一种无用型活动。人们之所以大量从事这种活动，是因 为他们能获得更大的满足。在本文中，我将探讨这些无用满足的追求程度问题，而这种 追求，却往往能意外地得到梦想不到的有用效果。
人们不断地重复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物质主义时代。在这个物质主义时代，人们 更关注物质利益的广泛分配和世俗机会，因此使不断增多的学子离开他们父辈所从事的 研究而转向同样重要的和紧迫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府部门问题的研究。我与这种 倾向并无争议。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我们感觉唯一能证实的世界。除非将它改造成一个较 好的世界，一个较理想的世界，否则无数的人将继续安静地、忧伤地、痛苦地走向他们 的坟墓。现在，我有时纳闷，如果这个世界缺乏某些可赋予它精神上具有重要性的“无 用之物”，是否能给人的整个一生都提供足够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们关于“有用之物 ”的概念是否已变得太狭窄，以致不足以适应人类精神的游荡和变幻莫测的可能。
我们可以从科学角度及人文主义或精神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让我们先从科学角度谈 起。几年前我同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曾谈起了“效用”这个主题。伊斯曼先 生是一位聪明、文雅而有远见的人，他一向对我说他打算尽其所能致力于促进有用知识 的教育上。我冒昧地问他认为谁是世界上最有用的科学研究人员，他立即回答说：“马 可尼(Maconi) 。”我说：“无论我们从收音机得到什么乐趣，无论无线电广播和收音机 能给人类生活增加什么内容，马可尼的贡献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这使他感到惊奇， 他要我解释。我大体上作了如下回答：“伊斯曼先生，马可尼的出现是必然的。对无线 电领域所做的一切，真正的功劳应归于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Maxwell)教授。他于186 5年对电场与磁场进行了一些深奥的预言式的计算，并在1873年出版的一部专著中再次列 出了他的抽象方程。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另一次会议上，牛津大学的史密斯(H.J.S. Smith)教授宣称：‘如果没有认识到这部多卷的著作中包含着一种大量添加到纯粹数学 方法和手段中的新理论，任何数学家都读不懂这部著作。’在其后的15年间，其他的发 现补充了麦克斯韦的理论工作，最后在1887和1888年，一项仍未解决的科学问题——无 线电信号的载体电磁波的检测与显示，最终由在柏林亥姆霍兹实验室工作的赫兹(Heinri ch Herts)解决了。无论是麦克斯韦还是赫兹都没有想到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效用，他们的 研究都没有实际目标。法律意义上的发明家当然是马可尼。”
赫兹和麦克斯韦未能发明任何东西，但正是他们的无用理论被一位聪明的技术人员 抓住，而且这种理论为通讯、公共事业和娱乐创造了新的用品。赫兹和麦克斯韦是未想 到实用的天才，马可尼是一位没有“设想”但重视实用的聪明发明家。赫兹和麦克斯韦 究竟做了什么？一件事可以肯定，即他们做了研究工作而没有想到实用。在整个科学史 中，已最终证明，有益于人类的大多数真正的伟大发现，并不是由实用愿望所推动的， 而是由满足好奇的愿望所推动的。好奇心也许能或也许不能最终产生某种有用之物，这 种好奇心大概就是现代思想的突出特征。这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可以追溯到伽利略、培 根和牛顿时代。学术机构应该致力于培养好奇心，它们因考虑立竿见影的应用而发生偏 移越少，它们对人类福利和满足智力兴趣的贡献会越大。这种智力兴趣也许的确可以说 已成为现代智力生活的统治模式。
如果说到一项最有实际应用价值和深远意义的发现，那么我们会同意它就是电。是 谁做出了一百多年来在整个电力发展以之为基础的基本发现呢？回答是有趣的。
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的父亲是一位铁匠，法拉第本人原先跟一位图书馆装订工 当学徒。在1812年，他已经21岁时，一位朋友把他带到英国皇家研究院，在那里他听了 戴维爵士(Sir Humphrey Davy)四次关于化学的讲座。1813年他成为戴维的实验室助理， 研究化学问题。但法拉第的兴趣很快由化学转向电和磁，以其充满活力的余生献身于电 磁。此前奥斯特(Oersted)、安培(Ampere)和渥拉斯顿(Wollaston)已完成了这个领域的 一些疑难而又重要的研究工作，法拉第解决了他们留下的难题，并于1841年成功地完成 了电磁感应实验。四年后，他在事业上开辟了第二个光辉时代，他发现了偏振光上的磁 效应。但是无论在他那无可比拟的事业的任何时期，他都不对实用感到兴趣。从来没有 一个准则可以作为他不停实验的依据，实用上的任何怀疑都会限制他那无休止的好奇心 。最终，却产生了实用效果。
在高等数学领域，几乎可以列举无数个例子。例如：18世纪和19世纪最深奥难解的 数学研究工作是“非欧几何”。它的发明人高斯(Gauss)虽然被同时代人公认为杰出的数 学家，但他也未敢在25年中出版他的著作“非欧几何”。事实上，如果没有高斯在格丁 根做的研究工作，相对论本身同他所显示的实际应用都是不可能的。同样，现在成为“ 群论”的理论是一种抽象的、并非直接实用的数学理论。它是一些有奇异思想的人提出 的，这些人的好奇心和提问引导他们走上了奇特的道路。但是“群论”今天已成为光谱 学量子论的基础。概率的完整计算是由那些对博奕理论充满兴趣的科学家做出的。这些 科学家并没有实用的目的，但是它为所有类型的保险提供了一种科学基础。十九世纪物 理学的广大领域也以其为基础。
爱因斯坦1925年的报告不是关于相对论，而是讨论了一些那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问题。报告描述了接近温标下限的“理想”气体的变态行为。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气体 在所说的温度下都冷凝为液体，所以科学家们一直忽视爱因斯坦15年前的研究工作。然 而，最近发现的液态氦的特性已经给爱因斯坦的理论带来新的可用性。因为大多数液体 随着温度的下降，黏滞性会增加。而液态氦却例外，在绝对零度以上2.19度，即δ点的 温度下，液态氦的流动比它在高温下的流动更好。在液态氦奇怪特性中还包括其巨大的 导热性。在δ点，其导热性大约为铜在室温的500倍。液态氦的这些特性给物理学家和化 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谜。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方面，医学和卫生领域。在瓦尔代尔(Wilhelm van Waldeyer)教 授的《回忆录》中，他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在随同他去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中，有一 个小个头、沉默寡言、不显眼的17岁男孩，名叫保尔·埃尔利奇(Paul Ehrlich)。那时 的解剖课包括解剖和组织的显微镜检查，但埃尔利奇并不太重视解剖。《回忆录》中作 了如下描述：我很早就注意到埃尔利奇往往伏案工作很长时间，全神贯注于显微镜观察 ，而且在他的办公桌上逐渐盖满了一些带有各种说明的彩色斑点。有一天我问他桌子上 那些彩虹似的彩色阵列是什么，这个在第一个学期应该学习常规解剖课的年轻学生抬起 头来看着我，和蔼地说：“Lch probiere" 。这可译为“我在试验”或“我正在干傻事 ”。我对他说：“很好，继续干傻事吧。”虽然我不去教他，也不去指导他，但我很快 发现，我拥有了埃尔利奇这样一个素质非凡的学生。埃尔利奇通过医学课程走自己的路 ，最后获得了学位。后来，他到了布雷斯劳，跟随科恩海姆(Cohnhiem)教授工作。我不 认为埃尔利奇头脑中曾闪动过实用的念头。他是一个有心人，他干傻事是由一种深深的 本能所推动，那是一种纯科学的而不是一种实用的动力。结果如何？科赫(Koch)和他的 同事们建立了一种新学科--细菌学。埃尔利奇的实验那时由一位研究生应用于给细菌染 色，因而有助于鉴别。埃尔利奇自己则创立了血液膜染色法。我们关于白血球、红血球 形态的现代知识就是以此为基础的。现在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医院里，埃尔利奇的技术每 天都用于化验血液。因此，在斯特拉斯堡瓦尔代尔解剖室里显然无目的的行为已成为今 天医学实验的重要方面。
我从不认为在实验室进行的每项实验都将最终转向某种意料之外的实用，或最终实 用是其出发点正确的证明。我更赞同废除“实用”这个词，并赞同解放人类精神。可以 肯定，我们将因此浪费一些宝贵的钱财。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使人们心灵获得自由而涉 足风险，使人类的心灵摆脱枷锁。这种风险一方面使得像海尔(Hale)、卢瑟福(Rutherfo rd)和爱因斯坦等人经亿万里进入最遥远的宇宙领域；另一方面将束缚在原子中的无穷的 能量释放出来。这些人完全出于好奇心而做的研究，可使人类改观。但这种最终的、未 可预测的实际结果并不能用来作为当时他们出发点正确的证明。
我不是在批评有用性动机占统治地位的像理工学院或法律学院那样的学术机构。工 业上或实验室里遇到的实际困难会刺激理论探索，理论探索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解决 向其提出的问题，理论探索还可能开辟新的领域。理论探索暂时也许是无用的，但孕育 着未来的成果，即实用成果或理论成果。
随着“无用”知识或理论知识的快速积累，创造了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以科 学精神解决实际问题之风日益增长。不仅发明家，而且“纯”科学家也加入了进来。我 已提到马克尼这位发明家，一方面是一位有益于人类的人，而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只不 过是“拾取了他人之脑”。爱迪生属于同一类型的人。巴斯德则不同，他是一位大科学 家，但他不愿解决像法国葡萄属植物的状况或啤酒酿造这样的实际问题。然而，它不仅 解决了直接的难题，而且根据实际问题得到了某些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上的结论，暂时 看似无用，以后可能以某种未能预见的方式变得有用了。
同时，有一点必须注意，即谨防把科学发现完全归功于某一个人。几乎每项发现都 有长期而坎坷的历史，有人在这里发现一点，另一个人在那里发现一点，第三个人继续 向前，直至一位天才把这些拼在一起并作出决定性的贡献，发现才算成功。科学像密西 西比河，开始来自遥远森林的小河，众多的小河汇合增大了水量，最终形成了这个能冲 破堤坝的咆哮的河流。
我想引用一高速发展的“高级研究所”作为例子，来阐述最明显和最直接的“外来 影响”。“高级研究所”系班伯格(Louis Bamberger)先生和他的妹妹福尔德(Felix Fuld)太太于1930年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建立。那时，因为普林斯顿大学有个小规模的高 水平研究生院，这个研究生院的许多部门同这个研究所有密切的合作，所以这个研究所 受惠于普林斯顿大学。这个研究所的大部分研究工作始于1933年，研究所的人员中，数 学家中有美国的维布伦(Veblen)、亚历山大(Alexandar)和摩尔斯(Morse)；人文学者中 有梅里特(Merrit)、洛(Lowe)和戈德曼(Goldman)；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中有斯图尔特(Ste wart)、里夫勒(Riefler)、沃伦(Warren)、厄尔(Earle)和米特拉尼(Mitrany)。此外还 应加上已经在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实验室任职的同等水平的学者 和科学家。高级研究所还“受惠”于希特勒，因为他逼来了数理科学方面的爱因斯坦、 外尔(Weyl)和诺伊曼(Von Neumann)；人文科学家赫兹菲尔德(Herzfield)和帕诺夫斯基( Panofsky)以及一大批慕名而来的年轻人。
从组织机构看，这个研究所是最简单、最不正规的。它有三个学院——数学学院、 人文科学学院及经济和政治学院。各个学院由一个长期聘任的教授小组和一个成员不断 更换的访问学者小组组成。各学院自行管理各自的事物，有充分的自主权。在各小组内 ，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处理其时间和展现能力。来自22个国外的和来自美国39个高等学府 的访问学者被接纳入学，按学科分到上述研究小组内。他们享受与教授完全一样的自由 ，自由地与不同教授一起研究。同时他们也可独自研究，不时地请教可能有所帮助的任 何人。没有例行公事需要遵循，教授、访问学者、访问者之间没有划出任何界限。普林 斯顿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及研究所学员和教授非常自由地结合，因而难辨师生。不存在委 员会，不召开系的会议，行政管理工作在程度上和重要性上已减至最低。有设想的人享 有有利于产生想法、有利于交流思想的条件。没有设想或没有集中设想能力的人在这个 研究所里不会像在家里那样自在。
我扼要地引述几个例证也许会使这一点更加清楚。
如拨出一份薪金使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来普林斯顿。他来函问道：“我的职责是什么 ？”我回答说：“你没有职责，只有机会。”
一位能干的年轻数学家，在普林斯顿工作一年后来向我告别。他说：“也许你想知 道这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是的，”我回答说。他接着说：“数学发展很快，现时 的文献浩繁。我取得博士学位已十余年，前一段时间我能够继续我的课题研究，但后来 的那个课题越来越困难和不明朗。在这里工作一年后，盲点找出来了，窗户打开了，房 间亮了。我头脑里已有了两篇论文，我很快就写。”“这需要多长时间？”我问道。“ 五年，也许十年。”“然后呢？”“我会再回来。”
第三个例子是最近发生的事。一位西部大学的教授去年12月末来到普林斯顿，他想 要恢复同普林斯顿大学莫利教授的某些研究工作。但莫利教授建议他去找帕诺夫斯基和 斯瓦尔岑斯基(Swarzenski)，现在他们三人忙于同一研究工作。
这个研究所目前还没有大楼，那些数学家们是普林斯顿数学家们在法恩大楼的客人 ；人文学家是普林斯顿人文学家在麦克科米克大楼的客人；其他人分散在这个城市各处 的房间工作。正如吉尔曼(Gilman)校长60多年前在巴尔的摩所说的，砖和砂浆不是最需 要的。但是，为弥补需要频繁的非正式接触，高级研究所创办人福尔德建造一所大楼， 称为福尔德大楼。仅此足矣。这个研究所必须保持小规模，并牢牢地坚持这样的信念： 群体渴望宽松、安全、自由，不受组织机构和例行公事的约束，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 和其他地方的人进行非正式接触。因此吸引了国外的学者不时来到普林斯顿。如玻尔(Ne il Bohr)来自哥本哈根；劳厄(Van Laue)来自柏林；奇维塔(Levi Civita)来自罗马；韦 尔(Andre Weil)来自斯特拉斯堡；狄喇克(Dirac)与哈代(G. H. Hardy)来自剑桥；泡利( Pauli)来自苏黎世等等。
我们自己不做出任何允诺，但我们珍惜这样的愿望：不懈地追求“无用知识”将证 明在将来取得的成果就像过去一样。对于像诗人和音乐家那样已赢得去做他们想要做的 事情的权利，并因此可望获得极大成效的学者，这里将是一个乐园。
陈养正 译
赵汐潮 校选
1998年11月23日
from Neo Zion 513 https://cinacn.blogspot.com/2023/07/blog-post_02.html
虚拟“山河大学”火爆 中国教育不公再引关注
来源:
新唐人
中国高考不公平一直饱受诟病，近日，正值中国大陆高考填报志愿之际，中国网络出现网友虚拟大学“山河大学”，迅速火爆网络，冲上微博热搜。但是，由于此话题戳中中共特权体制，很快，相关话题就被封禁。
据大陆澎湃新闻报导，“山河大学”是一个高中生开的玩笑，中原四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面对本科录取率低的问题，此四省的343.3万考生，可以每人拿出一万元，凑三百多亿办一个综合大学，地点就选在这四个省交界处。
玩笑一经提出，很快在网络传播开来，上午提出想法，到了下午，“山河大学”的官网、校训、校徽、院系、招生简章都被网友们接力设计出来。
（网络截图）
还选唐朝著名诗人杜甫为校长，理由是杜甫写的两句诗：“国破山河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网络截图）
“山河大学”的话题迅速成为抖音、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
澎湃新闻报导说，“当网友们在这股热情之中娱乐自我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提议背后的现实问题。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个省份的共同特点是教育资源欠缺，学生高考压力大。”
微博网友说，“这不是梗，这是中原大地的悲鸣”， “教育不公啊”，“所以编制从高考就开始了”，“重要的是不管山河四省的谁，都是教育不公平的受害者”。
微博博主“无相财经”发文《“山河大学”爆火的背后，是中原四省学子的殷切呼唤》指出，为什么这四个省的孩子觉得高考很难？
从教育资源上说，北京有8所985，18所211（排除985）。而河北只有一个985，一个211。
2022年，在985大学录取率和211大学录取率方面，四省考生的数据是，河北分别是1.48%和4.42%；山东1.47%和4.44%；山西1.30%和4.67%；河南1.14%和4.14%。
而北京985大学录取率为4.29%，211大学录取率为13.99%。
上海985大学录取率是5.33%，211大学录取率是13.58%。
2021年，国金证券的专家吴劲草曾做出一个高考难度地狱图，他采取了“985录取率”、“211录取率”、“一本录取率”三个指标的共同排名来评估各地高考竞争烈度，排出来的结果是：第1档地区（优惠模式）：北京，上海，天津。第2档地区（优惠模式）：西藏，青海，宁夏，吉林，辽宁。
第3档地区（普通模式）：福建，海南，湖北，陕西，黑龙江，内蒙古，新疆。
第4档地区（困难模式）：重庆，浙江，湖南，江西，河北，江苏，贵州，甘肃。第5档地区（噩梦模式）：山东，四川，云南，安徽，广西，山西。
第6档地区（地狱模式）：广东，河南。
在高考难度上，北京、上海、天津难度最低，录取率非常高。
而河南位列倒数第一，堪称全国高考最不友好的地区，山东、山西属于噩梦模式，河北属于困难模式。
7月2日，“山河大学”的被撤下热搜，相关话题已经被封禁。
网友eric eric说，“热搜看着看着就没了，这四个省的学子，连做梦都不行么？”
网友九乡河做题家说，“20年前本人高考时候，地域差异的不公平就存在，当时以为未来总会改变。没想到20年后依然如此。不知道20年后还依旧如此吗？”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07/%E8%99%9A%E6%8B%9F%E2%80%9C%E5%B1%B1%E6%B2%B3%E5%A4%A7%E5%AD%A6%E2%80%9D%E7%81%AB%E7%88%86%7C%E4%B8%AD%E5%9B%BD%E6%95%99%E8%82%B2%E4%B8%8D%E5%85%AC%E5%86%8D%E5%BC%95%E5%85%B3%E6%B3%A8.html
新唐人
中国高考不公平一直饱受诟病，近日，正值中国大陆高考填报志愿之际，中国网络出现网友虚拟大学“山河大学”，迅速火爆网络，冲上微博热搜。但是，由于此话题戳中中共特权体制，很快，相关话题就被封禁。
据大陆澎湃新闻报导，“山河大学”是一个高中生开的玩笑，中原四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面对本科录取率低的问题，此四省的343.3万考生，可以每人拿出一万元，凑三百多亿办一个综合大学，地点就选在这四个省交界处。
玩笑一经提出，很快在网络传播开来，上午提出想法，到了下午，“山河大学”的官网、校训、校徽、院系、招生简章都被网友们接力设计出来。
（网络截图）
还选唐朝著名诗人杜甫为校长，理由是杜甫写的两句诗：“国破山河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网络截图）
“山河大学”的话题迅速成为抖音、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
澎湃新闻报导说，“当网友们在这股热情之中娱乐自我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提议背后的现实问题。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个省份的共同特点是教育资源欠缺，学生高考压力大。”
微博网友说，“这不是梗，这是中原大地的悲鸣”， “教育不公啊”，“所以编制从高考就开始了”，“重要的是不管山河四省的谁，都是教育不公平的受害者”。
微博博主“无相财经”发文《“山河大学”爆火的背后，是中原四省学子的殷切呼唤》指出，为什么这四个省的孩子觉得高考很难？
从教育资源上说，北京有8所985，18所211（排除985）。而河北只有一个985，一个211。
2022年，在985大学录取率和211大学录取率方面，四省考生的数据是，河北分别是1.48%和4.42%；山东1.47%和4.44%；山西1.30%和4.67%；河南1.14%和4.14%。
而北京985大学录取率为4.29%，211大学录取率为13.99%。
上海985大学录取率是5.33%，211大学录取率是13.58%。
2021年，国金证券的专家吴劲草曾做出一个高考难度地狱图，他采取了“985录取率”、“211录取率”、“一本录取率”三个指标的共同排名来评估各地高考竞争烈度，排出来的结果是：第1档地区（优惠模式）：北京，上海，天津。第2档地区（优惠模式）：西藏，青海，宁夏，吉林，辽宁。
第3档地区（普通模式）：福建，海南，湖北，陕西，黑龙江，内蒙古，新疆。
第4档地区（困难模式）：重庆，浙江，湖南，江西，河北，江苏，贵州，甘肃。第5档地区（噩梦模式）：山东，四川，云南，安徽，广西，山西。
第6档地区（地狱模式）：广东，河南。
在高考难度上，北京、上海、天津难度最低，录取率非常高。
而河南位列倒数第一，堪称全国高考最不友好的地区，山东、山西属于噩梦模式，河北属于困难模式。
7月2日，“山河大学”的被撤下热搜，相关话题已经被封禁。
网友eric eric说，“热搜看着看着就没了，这四个省的学子，连做梦都不行么？”
网友九乡河做题家说，“20年前本人高考时候，地域差异的不公平就存在，当时以为未来总会改变。没想到20年后依然如此。不知道20年后还依旧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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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 July 2023
中国更苛严反间谍法今天生效
来源:
法广
新版反间谍法周六在中国生效，法新社警告，该法为中国当局提供了更大的余地来对付中国认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一部中国更激进的反间谍法开始生效。然而，分析家和法律专家对这些新法提出质疑，因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立法相对模糊，可以有多种解释。
根据新的反间谍法律，未经授权获取"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关的文件、数据、材料和物品"现在可以被视为间谍行为。中国强调，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类似的法律，中国有权"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时中国又保证法治将得到尊重。
据法新社说，这项新法律生效的时候，外国公司正在屏息等待庐山面目。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审计公司明思集团和战略咨询公司贝恩公司的中国办事处进行的搜查和审讯在该行业引起了一小波恐慌。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元培中国中心的研究员Jeremy Daum告诉法新社，该法对国家安全有"广泛的定义"，并将适用于社会各阶层和所有部门。他预测说，特别是这将对"与外国人和外国组织有联系的中国公民产生阻吓作用"。
企业方面则担心更严格的控制。
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主席克雷格-艾伦（Craig Allen）称，这些反间谍法的变化"引起了对某些常规商业活动的合理关注，因为这些活动现在可能被视为间谍活动"。他担心说，"讨论商业秘密、数据共享、市场研究、雇用程序和收集商业信息都可能属于该反间谍法的范围"，特别是由于该法没有"具体说明哪些类型的数据、文件和材料与中国国家安全有关"。
除了与中国关系紧张的美国之外，外国政府并没有公开表达他们对本国公民因中国新的反间谍法引发的担忧。但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警告说，中国新的反间谍法"将大大扩大北京认为是间谍活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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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新版反间谍法周六在中国生效，法新社警告，该法为中国当局提供了更大的余地来对付中国认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一部中国更激进的反间谍法开始生效。然而，分析家和法律专家对这些新法提出质疑，因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立法相对模糊，可以有多种解释。
根据新的反间谍法律，未经授权获取"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关的文件、数据、材料和物品"现在可以被视为间谍行为。中国强调，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类似的法律，中国有权"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时中国又保证法治将得到尊重。
据法新社说，这项新法律生效的时候，外国公司正在屏息等待庐山面目。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审计公司明思集团和战略咨询公司贝恩公司的中国办事处进行的搜查和审讯在该行业引起了一小波恐慌。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元培中国中心的研究员Jeremy Daum告诉法新社，该法对国家安全有"广泛的定义"，并将适用于社会各阶层和所有部门。他预测说，特别是这将对"与外国人和外国组织有联系的中国公民产生阻吓作用"。
企业方面则担心更严格的控制。
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主席克雷格-艾伦（Craig Allen）称，这些反间谍法的变化"引起了对某些常规商业活动的合理关注，因为这些活动现在可能被视为间谍活动"。他担心说，"讨论商业秘密、数据共享、市场研究、雇用程序和收集商业信息都可能属于该反间谍法的范围"，特别是由于该法没有"具体说明哪些类型的数据、文件和材料与中国国家安全有关"。
除了与中国关系紧张的美国之外，外国政府并没有公开表达他们对本国公民因中国新的反间谍法引发的担忧。但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警告说，中国新的反间谍法"将大大扩大北京认为是间谍活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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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党102年 "可爱的中国"依旧不可爱
"七一"中共建党102周年之际，官媒高调渲染"党"的百年功绩以及党员人数的增加。但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民众的怨声载道，却鲜少在官方媒体上得到反映。有刚刚"走线"到美国的中国民众质疑说，如果中共真的做得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逃离中国？
今年的“七一”和往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功绩和各界人士庆祝中共成立102周年的消息，在中国官媒上铺天盖地。
用“102周年”在谷歌网上搜索，得到的前三条结果分别是：人民网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交响音乐会在京举行”，新华社的“北京高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表彰大会举行”和新浪财经网的“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等链接。
为自由逃离中国
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在周五（6月30日）发布了一条消息，称“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9804.1万名”。消息中提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超过9800万名，比2021年底净增133万名，增幅为1.4%。
但这条消息通过新华社中文推特号发出后，得到的反馈却主要是质疑和讽刺。有推友在消息下面用反讽的口吻回复说，“争取人人入党，家家有公务员。全国人民全部吃皇粮，中国梦快步上床就实现。”
身在纽约的湖南籍民主人士王志华对这条消息同样不太认同，他向记者分析说，“在中国，中共党员的身份是进入这个社会的敲门砖，所以人们主要是从利益的考量来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和信仰还有什么关系呢？”
今年50多岁的王志华5月中旬才刚刚“走线”进入美国。对他来说，这是一场奔向自由的逃亡。在出逃之前，王志华的日子已经非常难过，“在国内，你要么是没有觉醒，要么就是过得很痛苦。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活在独裁专制的体制下，这种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你的小孩受着洗脑式的教育，然后你也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自由。”
王志华从2020年开始在湖南株洲参与当地民主活动，曾受到警方的重点“关照”。因为纪念六四，他曾被警方拘留过两次。他说，自己的出逃主要就是为了逃避警方的骚扰和迫害。
王志华4月25日从广东出发，经过香港、伊斯坦布尔、基多，再一路北上，只花了不到20天就在墨西哥边境游过界河，进入美国。他说，“奔着自由的方向，一路向北，真的不知道疲劳。在巴拿马热带雨林里，屁股一坐下就可以睡着，睡十来分钟就起身又走，真的是从来没有这样一种吸引力这么去做事。”
他说，但现在从中国出逃的人几乎来自各个阶层，“出现了大批走线的，逃亡的，有钱的也跑，没钱的也跑，人家都是奔着自由和尊严而去的。”
湖南籍民主人士王志华（左）抵美后在纽约参加纪念六四三十四周年活动。(王志华提供)
湖南籍民主人士王志华（左）抵美后在纽约参加纪念六四三十四周年活动。(王志华提供)
《可爱的中国》？
就在王志华们逃亡的日子，中国经济还在不断下滑。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五（6月30日）公布的数据表明，6月份制造业连续第3个月萎缩，非制造业也尽显疲态，并且两者的新订单和就业人数都继续下降。
也是在这三个月里，网传有多起绝望的青年人相约自杀的事件。其中已经被中国媒体报道证实的一起是在4月份，湖南天门山景区4个并不相识的青年人相约服毒，并跳崖自杀。
一方面是执政党在歌舞升平，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危机四伏、政治缺乏自由。自媒体时评人王剑周四（6月29日）在Youtube平台上的评论节目中谈论中国经济下行、就业受挫的年轻人遭遇时，不禁同情地啜泣起来。
作为对比，王剑在节目中还提到了中共早期领导人方志敏的一篇文章《可爱的中国》，这是方志敏1935年在国民党狱中所写的书信。在信中，方志敏畅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未来中国，“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但这种理想的中国在中共建党102周年、建政74年后，并没有出现。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分析说，中共早期领导人接受共产主义有特定的历史情景，“共产主义这一套是产生于西方、又反对西方的学说，这就满足了他们的双重需要。它产生于西方，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中国不行，所以要学西方；而它又是反对西方的，这样一来又满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
胡平认为，这些早期中共领导人在接受共产主义时，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一旦信奉了共产主义，你就要相信必须要砸烂旧世界，而只有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达到这一目的，那么你就要投身暴力革命。一旦投身暴力了，它自身就有一种逻辑，你就要一直走下去。”
中国共产党早期以暴力革命起家，在1949年建立政权后，仍然不时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执政的目标。在中国现代史上，这种暴政方式给中国民众多次造成普遍的灾难。但直到今天，方志敏所勾画的理想社会蓝图仍然难以实现。
胡平说，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容纳了两种非常矛盾的东西，“一方面是高扬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是很卑鄙、很残暴的革命现实主义。这两个东西本身就有很尖锐的对立，很强的张力。”
他强调，在这个过程中，理想主义的成分会越来越少，因为现实的残酷斗争会越来越把执政者推向一种冷酷无情的境地。
记者：王允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wy-06302023095620.html
港版《国安法》实施三年，美参院两党议员：持续追究北京破坏香港自治责任
来源:
美国之音
2023年7月1日象征香港主权移交26周年，同时是港版《国安法》正式上路三周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发表声明，谴责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持续打压香港的自由空间。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梅嫩德斯（Bob Menendez）和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吉姆·里施（Jim Risch）与29位跨党派参议员星期四（6月29日）发表共同声明，谴责北京当局和香港政府在主权移交26年后持续破坏香港的自由和法治。
“他们逮捕民主派活动人士，起诉数百名政治犯，摧毁香港人民选出的立法机关，并向香港司法系统施压，要求其与北京的政治特权保持一致，”议员们说。
议员们指出，自2020年实施《国安法》以来，香港的自由和自治程度急速恶化。“绝大多数美国企业报告说，《国安法》带来了负面影响，香港人清楚地表现出他们的偏好，离开香港，”议员们说，他们还批评香港当局将《国安法》的长臂伸出中国国境，试图“指控和恐吓在美国、英国、台湾和其它地方的人”。
“我们谴责《国安法》及其相关侵犯人权的行为，”议员说，“香港政府应撤销对黎智英、‘香港47人’和陈日君枢机主教等人的所有煽动叛乱及《国安法》相关指控，并立即释放所有被告。”
议员们在声明中点名提出了对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担忧。“我们仍然特别关注针对黎智英的攻击和迫害，”议员们说。
作为香港壹传媒和《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时常积极批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他旗下出版的刊物不仅读者众多，也常对北京当局持尖锐立场。
自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后，黎智英成为被香港政府打压的主要目标之一。自港版《国安法》在2020年实施后，黎智英迄今已入狱两年多，并面临多项控诉。去年，黎智英因违反报社租赁合约，被判诈欺罪成立，判处五年九个月有期徒刑。
此外，香港政府依据《国安法》指控黎智英“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罪。案件预计将在今年9月开审。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声明中表示，香港政府一直试图告诉全世界香港仍是一个重要且吸引人的国际商业中心，但事实并非如此。
“政府主导窃取《苹果日报》的案例，向任何在香港经营业务的国际公司都发出了一个可怕的信号，”议员们说。
议员们在声明最后强调，“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会持续追究中国共产党和香港政府破坏香港自由、自治和法治的责任”。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07/%E6%B8%AF%E7%89%88%E3%80%8A%E5%9B%BD%E5%AE%89%E6%B3%95%E3%80%8B%E5%AE%9E%E6%96%BD%E4%B8%89%E5%B9%B4%EF%BC%8C%E7%BE%8E%E5%8F%82%E9%99%A2%E4%B8%A4%E5%85%9A%E8%AE%AE%E5%91%98%EF%BC%9A%E6%8C%81%E7%BB%AD%E8%BF%BD%E7%A9%B6%E5%8C%97%E4%BA%AC%E7%A0%B4%E5%9D%8F%E9%A6%99%E6%B8%AF%E8%87%AA%E6%B2%BB%E8%B4%A3%E4%BB%BB.html
美国之音
2023年7月1日象征香港主权移交26周年，同时是港版《国安法》正式上路三周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发表声明，谴责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持续打压香港的自由空间。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梅嫩德斯（Bob Menendez）和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吉姆·里施（Jim Risch）与29位跨党派参议员星期四（6月29日）发表共同声明，谴责北京当局和香港政府在主权移交26年后持续破坏香港的自由和法治。
“他们逮捕民主派活动人士，起诉数百名政治犯，摧毁香港人民选出的立法机关，并向香港司法系统施压，要求其与北京的政治特权保持一致，”议员们说。
议员们指出，自2020年实施《国安法》以来，香港的自由和自治程度急速恶化。“绝大多数美国企业报告说，《国安法》带来了负面影响，香港人清楚地表现出他们的偏好，离开香港，”议员们说，他们还批评香港当局将《国安法》的长臂伸出中国国境，试图“指控和恐吓在美国、英国、台湾和其它地方的人”。
“我们谴责《国安法》及其相关侵犯人权的行为，”议员说，“香港政府应撤销对黎智英、‘香港47人’和陈日君枢机主教等人的所有煽动叛乱及《国安法》相关指控，并立即释放所有被告。”
议员们在声明中点名提出了对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担忧。“我们仍然特别关注针对黎智英的攻击和迫害，”议员们说。
作为香港壹传媒和《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时常积极批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他旗下出版的刊物不仅读者众多，也常对北京当局持尖锐立场。
自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后，黎智英成为被香港政府打压的主要目标之一。自港版《国安法》在2020年实施后，黎智英迄今已入狱两年多，并面临多项控诉。去年，黎智英因违反报社租赁合约，被判诈欺罪成立，判处五年九个月有期徒刑。
此外，香港政府依据《国安法》指控黎智英“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罪。案件预计将在今年9月开审。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声明中表示，香港政府一直试图告诉全世界香港仍是一个重要且吸引人的国际商业中心，但事实并非如此。
“政府主导窃取《苹果日报》的案例，向任何在香港经营业务的国际公司都发出了一个可怕的信号，”议员们说。
议员们在声明最后强调，“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会持续追究中国共产党和香港政府破坏香港自由、自治和法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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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间谍气球发现大量美制配件 采购者与中国政府关系已被摸清
来源:
自由亚洲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政府的初步调查结果说，今年年初漂浮在美国上空的中国侦察气球，装载了不少美国制造的设备，帮助它收集照片、影片和其他讯息。其中一些美制配件在网上有售。美国调查人员又追踪了一些设备的采购订单，以及采购者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虽然中国气球在经过阿拉斯加、加拿大和美国毗连州的8天时间里收集了数据，但该飞行器似乎没有将这些讯息传回中国，这些官员拒绝透露该飞行器是否出现故障。五角大楼强调，美国军方已采取反制措施来防止气球收集讯息，并希望能公开展示气球碎片。
报道指，几个国防和情报机构以及联邦调查局对气球碎片分析后发现，气球上有不少美国装备，其中一些在网上有售，并夹杂著更多的中国专业传感器和其他设备，以收集照片、影片和其他讯息传输给中国。他们说，这些发现支持了一个结论，“即该飞行器的目的是进行侦察活动，而不是像北京所说的那样进行天气监测”。
气球收集数据并未传回中国未知是否出现故障
这些官员称，虽然中国气球在经过阿拉斯加、加拿大和美国毗连州的8天时间里收集了数据，但该飞行器似乎没有将这些讯息传回中国，这些官员拒绝透露该飞行器是否出现故障。五角大楼说，美国军方已采取反制措施来防止气球收集讯息。
官员又补充，调查的初步结果已于3月下旬开始在情报和国防机构内部传阅。他们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评估后尽快获得有关该飞行器能力的最新讯息，以防再有侦察气球出现在美国领空。
报道引述多名官员说，悬挂在气球上的是一个类似卫星的装置，有传感器、用于供电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装置，可以采集照片、拍摄影片和捕捉雷达数据。官员又说，由于有一个螺旋桨，该飞行器可以根据天气情况，在一个地点上空长时间地机动和徘徊。拜登将该气球描述为携带“两辆装满侦察设备的货VAN”。
官员们说，对残骸的进一步搜查使美国了解到气球是如何工作的，及它是如何被控制的，应该如何传输数据以及它上面的传感器。这些官员说，调查人员还追踪了一些设备的采购订单，以及采购者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美国军方希望公开展示气球碎片
报道亦引述匿名美国官员说，包括国防情报局在内的美国军方部分机构，希望公开展示该气球的部分碎片。国防部在2017年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它说伊朗的武器被用在也门和波斯湾，以显示五角大楼描述的德黑兰在中东的恶性活动。但其中一名官员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公开分享其关于气球的调查结果。
美国空军于2月4日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击落气球后，联邦调查局最初领导了对回收碎片的检查。官员又指出，国防情报局等机构也参与其中，以获得与军事有关的设备的专业知识。
中国钻漏洞：特定范围内飞行不违国际法
五角大楼表示，该气球是中共全球监视计划的一环，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以及美国上空都发现了气球。一位官员称，“中国在钻国际法的漏洞”，在6万英尺以上、33万英尺以下的高空飞行，这一范围内的活动不受国际法的约束。
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夸大了气球事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周重申了北京自2月以来的立场，即该气球“是一个被吹离航线的民用飞船”。
“气球事件”使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刚刚开始解冻的关系增添变数，两国一度互相指责，不信任和紧张再次升温。只是在最近几周，拜登政府和中共领导层才重启高层接触，双方都表示要把气球的事“抛诸脑后”。
布林肯主张事件告一段落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本月早些时候称，气球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尴尬”。拜登在上周的讲中，把习近平称为“独裁者”，这引起了外界的注意。拜登在加州的一个筹款活动上说：“当我方击落装有两辆装满侦察设备的气球时，习近平非常生气，原因是他不知道它的存在。它被吹得偏离了航线，穿过阿拉斯加，然后穿过美国，而他不知道这件事。当它被击落时，他非常尴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上周告诉全国广播公司（NBC），只要气球闯入美国领空事件不再发生，争议应该“到此为止”；布林肯因侦察气球事件，推迟了原本在2月份的访京计划，他最终于上周访问了北京。
同时，中国官员表示担心，如果美国调查人员关于热气球的报告被公开，北京将被迫作出强烈反应，可能会破坏高级别接触。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预计，将在下月初访问北京，两国政府都在努力促成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峰会。
白宫和参与调查的机构拒绝发表评论。国防情报局拒绝发表评论，称“调查仍在进行”；联邦调查局亦拒绝发表评论。国务院和负责美国在北美的军事行动，并探测和跟踪气球的美国北方司令部，就将问题转给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后者拒绝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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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政府的初步调查结果说，今年年初漂浮在美国上空的中国侦察气球，装载了不少美国制造的设备，帮助它收集照片、影片和其他讯息。其中一些美制配件在网上有售。美国调查人员又追踪了一些设备的采购订单，以及采购者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虽然中国气球在经过阿拉斯加、加拿大和美国毗连州的8天时间里收集了数据，但该飞行器似乎没有将这些讯息传回中国，这些官员拒绝透露该飞行器是否出现故障。五角大楼强调，美国军方已采取反制措施来防止气球收集讯息，并希望能公开展示气球碎片。
报道指，几个国防和情报机构以及联邦调查局对气球碎片分析后发现，气球上有不少美国装备，其中一些在网上有售，并夹杂著更多的中国专业传感器和其他设备，以收集照片、影片和其他讯息传输给中国。他们说，这些发现支持了一个结论，“即该飞行器的目的是进行侦察活动，而不是像北京所说的那样进行天气监测”。
气球收集数据并未传回中国未知是否出现故障
这些官员称，虽然中国气球在经过阿拉斯加、加拿大和美国毗连州的8天时间里收集了数据，但该飞行器似乎没有将这些讯息传回中国，这些官员拒绝透露该飞行器是否出现故障。五角大楼说，美国军方已采取反制措施来防止气球收集讯息。
官员又补充，调查的初步结果已于3月下旬开始在情报和国防机构内部传阅。他们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评估后尽快获得有关该飞行器能力的最新讯息，以防再有侦察气球出现在美国领空。
报道引述多名官员说，悬挂在气球上的是一个类似卫星的装置，有传感器、用于供电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装置，可以采集照片、拍摄影片和捕捉雷达数据。官员又说，由于有一个螺旋桨，该飞行器可以根据天气情况，在一个地点上空长时间地机动和徘徊。拜登将该气球描述为携带“两辆装满侦察设备的货VAN”。
官员们说，对残骸的进一步搜查使美国了解到气球是如何工作的，及它是如何被控制的，应该如何传输数据以及它上面的传感器。这些官员说，调查人员还追踪了一些设备的采购订单，以及采购者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美国军方希望公开展示气球碎片
报道亦引述匿名美国官员说，包括国防情报局在内的美国军方部分机构，希望公开展示该气球的部分碎片。国防部在2017年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它说伊朗的武器被用在也门和波斯湾，以显示五角大楼描述的德黑兰在中东的恶性活动。但其中一名官员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公开分享其关于气球的调查结果。
美国空军于2月4日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击落气球后，联邦调查局最初领导了对回收碎片的检查。官员又指出，国防情报局等机构也参与其中，以获得与军事有关的设备的专业知识。
中国钻漏洞：特定范围内飞行不违国际法
五角大楼表示，该气球是中共全球监视计划的一环，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以及美国上空都发现了气球。一位官员称，“中国在钻国际法的漏洞”，在6万英尺以上、33万英尺以下的高空飞行，这一范围内的活动不受国际法的约束。
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夸大了气球事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周重申了北京自2月以来的立场，即该气球“是一个被吹离航线的民用飞船”。
“气球事件”使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刚刚开始解冻的关系增添变数，两国一度互相指责，不信任和紧张再次升温。只是在最近几周，拜登政府和中共领导层才重启高层接触，双方都表示要把气球的事“抛诸脑后”。
布林肯主张事件告一段落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本月早些时候称，气球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尴尬”。拜登在上周的讲中，把习近平称为“独裁者”，这引起了外界的注意。拜登在加州的一个筹款活动上说：“当我方击落装有两辆装满侦察设备的气球时，习近平非常生气，原因是他不知道它的存在。它被吹得偏离了航线，穿过阿拉斯加，然后穿过美国，而他不知道这件事。当它被击落时，他非常尴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上周告诉全国广播公司（NBC），只要气球闯入美国领空事件不再发生，争议应该“到此为止”；布林肯因侦察气球事件，推迟了原本在2月份的访京计划，他最终于上周访问了北京。
同时，中国官员表示担心，如果美国调查人员关于热气球的报告被公开，北京将被迫作出强烈反应，可能会破坏高级别接触。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预计，将在下月初访问北京，两国政府都在努力促成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峰会。
白宫和参与调查的机构拒绝发表评论。国防情报局拒绝发表评论，称“调查仍在进行”；联邦调查局亦拒绝发表评论。国务院和负责美国在北美的军事行动，并探测和跟踪气球的美国北方司令部，就将问题转给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后者拒绝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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