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静嘉读书 10月11日
葛兆光，历史学家、思想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何为中国》《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等。
不要再轻易说“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样的话，这很容易制造麻烦。要知道，“领土”是政治概念，表明国家或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如果你用“自古以来”，别人也会用，只不过两个“自古”是截取不同时段的历史罢了。
如果在英文理论刊物上看到题为“Fuck Chineseness”（转译到中文刊物变成较文雅的“解构中国性”）的文章；如果了解身在海外、长着华人面孔的学者会因为别人误以为他/她是中国人而“不舒服”；如果“能不能对中国及中国性说不”被当作严肃的理论问题被提出；如果离散、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来自西方的概念，频频出现在中国学人的论述里……处在“大国崛起”豪迈中的国人，也许能遥远地感知199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中国研究的一些新动向。
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教授撰文说：“脱离了中国本土，一些华人或饱受种族歧视，或极欲融入当地社会，或要靠西方理论在学界出人头地，或出于别的某种原因希望摆脱做中国人的包袱，甚至破除中国人‘血缘的神话’，这在一定程度上都不难理解。这是他们身份认同的选择，无可厚非。但是，把产生于自我生存状态和生活环境的思想感情，借助西方理论概念的权威来无限扩大，振振有词地解构中国本身以及‘中国性’，否认中国作为一个实体和民族国家的历史存在，实在是一种过度的自恋或自大……”
嗡嗡背景声中，葛兆光教授的新著《宅兹中国》于今年3月出版。在张隆溪看来，这是“掷地有声”的回应。
溽暑中的复旦校园静悄悄。葛兆光正在文史研究院的办公室里，准备下学期新开的课。中央空调是统一的26℃，不够抵挡大暑的热力；一台落地扇在嘶嘶摇头，环顾一室文献书籍。经历了2008年3次视网膜手术后，葛兆光正以尚存0.1-0.2裸视力的右眼，在一室故纸堆中孜孜不倦着。
传说葛先生写一本书要看上千册书，记者提及，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我是学文献出身的，对文言没障碍，我看（古）书很快。”2000年，他请人翻拍了100册韩国《燕行录全集》及6册日本《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的照片，总共5万多页，在电脑上阅读–这些清代朝鲜人来中国后写下的日记、与时人交流的笔谈，令他如获至宝。5万多页一一看过，“所以后来眼睛出问题了”。
1990年代，他写完《中国思想史》前两卷。本来还计划写第3卷，从1895年到1989年–这是他所理解的中国的20世纪。当时念念不忘的，是民族、国家、现代、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之类的大问题。2000年前后，很多问题被国际、国内学界提出来，特别敏感的就是“民族国家”的问题。到底该怎样理解民族国家？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很不一样，不是从帝国、民族国家走过来的，那它是怎样走过来的？为什么中国至今跟周边存在许多领土问题？中国人对中国、亚洲、世界，为什么形成了现在这样的观念？这些都是需要回应的。
很大程度上《宅兹中国》可以视作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回应。在葛兆光看来，过去的论述对“中国”本身不假思索。现在需要做的是面对中国的复杂性和历史变迁，先把历史基础夯实，再来回应国际的“时尚”问题、国内的“新潮”问题。他认为他只是把问题提了出来，算是“破”，而“立”是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
中心清晰、边缘变动的中国
人物周刊：怎么想到用何尊（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里“宅兹中国”这4个字作书名？“宅”字怎么解？
葛兆光：用作书名只是偶然。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二字是目前知道的最早出现的“中国”。但在那个时代，“中国”只不过是指洛阳，“宅兹中国”就是说要在洛阳这个地方建立家园。“宅”，就是建立家园。
我常说要在历史中理解中国，中国是一个中心清楚但边缘不断变动的国家。汉族是非常稳定、延续性和文化凝聚力很强的族群，但中国融入了各种血缘和族群。无论五胡乱华、蒙古入侵还是满清入关，中国的这个中心一直清晰，但它的族群构成和国土边缘，是随着国力盛衰、战争、族群的迁徙不断变化的。
所以不要再轻易说“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样的话，这很容易制造麻烦。如果你说整个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韩国人就要跟你干——他们会说，古时候吉林集安是高句丽的。我们面临很多这类问题：我们有西藏、新疆、蒙古、台湾的问题；也有和朝鲜、日本、印度、越南的争端。
要知道，“领土”是政治概念，表明国家或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如果你用“自古以来”，别人也会用，只不过两个“自古”是截取不同时段的历史罢了。就像东北，唐朝时未必是我们的领土，但明清以来以鸭绿江为界，集安这些地方就是中国合法的领土。韩国人试图以历史的疆域来衡量现在，而我们是以现在的疆域来倒推历史，就很难互相沟通。所以我强调要区分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国。
这对我们理解“中国”有很大好处，不然永远会纠缠不清。比如，岳飞是民族英雄还是内战将领？如果清朝是中国历史的有机部分，满清的祖先是女真，女真建立的是金国；宋朝跟金国打得死去活来，是不是窝里斗呢？所以前些年对于岳飞在教科书里的定论就起了争议。但如果在历史、文化、政治上有所区分，承认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是不断变迁的，那个时代的宋朝将领岳飞，也许就可以看作是抗击女真的民族英雄。
人物周刊：区分后又怎么看归属问题？
葛兆光：这涉及到学术界现在讨论的认同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族群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之中，我倾向于优先考虑文化认同。政府不等于国家，国家不等于祖国–国家总在某个政府控制下，而祖国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认同的概念。不要简单用现在的领土概念套古代的王朝疆域。比如南宋的领土就很小，现在的领土基本上是清帝国奠定的。平定准格尔、大小金川，西藏金瓶掣签等，这些与领土确立有关的事件，都是要动用武力或依靠武力背景的。
中国自我认识的变化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西方人观看中国时并不客观，也常有想象、猎奇的成分？
葛兆光：西方对中国的很多研究实际上有西方背景。他的问题意识是来自西方的，要解决的也是西方问题而不是中国问题。
比如，过去法国传教士研究中国的道教是为了证明天主教的高明。比如，为什么现在西方汉学家特别多地研究宁波、赣州、闽南、徽州、武汉等区域历史？因为他觉得一个大一统的整体国家是不可思议、不合理的——欧洲过去都是一块一块，没有中国这么地域庞大、族群复杂、经济差异大的统一国家。比如，为什么在宋以后的中国历史里，美国人对科举制度的研究那么深入？因为他们非常重视社会阶层的流动，而西方是没有科举这种流动方式的。
前两年我有一个访谈，标题被定为“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这个说法有点耸动，引起了一些争议。我的意思其实是说，海外中国学的问题意识、方法、兴趣都来自西方背景。然而现在中国很多学者是跟着它们在走，西方中国学好像变成了指路明灯。
人物周刊：所以您试着从周边、从近邻来观看中国？
葛兆光：中国的自我认识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天下”中心自居，完全是自我想象；第二阶段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尺度来看中国，比如社会阶段论、生产力-生产关系，现在流行的则是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等；那么第三个阶段是不是可以通过日本、朝鲜、越南、印度、蒙古的眼睛来打量中国是怎么回事？这样做的好处是，发掘了许多新史料，从多个角度认识中国：他们看到的中国和我们以前的自我想象不太一样。
我总觉得，中国与西方的对比只能在大尺度上粗略地显现我们的特征，而与那些看似差异很小、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的国度的比较，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细部，确认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人物周刊：您能举例说说这些近邻是怎样看中国的吗？
葛兆光：比方说，清朝很多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我们没感觉到而朝鲜人注意到的。朝鲜人发现清朝男女之大防越来越接近崩溃——也许是因为满族不像汉族那么讲究男女界限。朝鲜人在东北和北京还看到，清朝人举行丧礼时吹吹打打还演戏，他们就觉得清朝破坏了朱熹定下的丧礼规则。还有，他们看到清朝下到平民上到大学士都在做生意，商业很发达。这些情形，我们过去都没注意到。所以在那个时代，捍卫传统宋明理学的反而是朝鲜士大夫，他们看到了一个已经发生变动的中国，看到那一段历史的变化和骚动。
同样，透过日本人、越南人、蒙古人、印度人的眼睛，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多新的看法，而且能够知道，17世纪以后中国和周边的朝贡关系虽然还在，但各国的文化、政治、历史渐行渐远，文化认同已经不在了。那时候早期全球化已经开始了，可中国始终有一种自我中心的大国心态，直到现在还有。
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
人物周刊：那我们有没有带着中国的问题意识去观察西方的学术研究？
葛兆光：中国研究美国史、欧洲史、日本史的学者并不少，现在大学历史系里教外国史的至少占三分之一。做外国研究，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生活在那个世界，也不在于语言能力、文献能力是否赶得上外国人，而在于你的立场、角度、问题意识是不是清晰而且独到。
比如“蒙古袭来”这个事件。元朝曾经试图征服日本，后来战船被所谓“神风”吹翻，少量登陆军队被日本打败。日本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带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尊，他们的立场是：没有外敌，国家是不能自觉的，国家的强大、自立与外敌有关。中国人研究这段历史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个立场，而是放到当时整个世界几乎都是蒙古人天下的背景中来讨论呢？本来接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此时开始跟中国渐渐疏离乃至剥离，刺激了日本文化的独立和自觉。这就与日本人的研究不同质了，而且大可用很多中国的资料来叙述。
所以，在中国研究外国，如果想融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语境，既要进入国际学界——这叫“预流”，又必须强调自己独特的立场和问题意识。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很有自信是因为他自成一体。灰色的黄昏，灰色的树林，一只灰色的鸟飞进去，什么也没有，但如果是一只红色的鸟，那就有了。所以，进入国际学术界的前提，就是保持自己的分析立场、问题意识、独特角度。
人物周刊：所以您特别推崇1920-1930年代的清华国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葛兆光：1920年代前后，中国出现了一批最好的学者，他们在学术上努力“预流”，恰好这时候又有所谓中国史料的“四大发现”：甲骨卜辞、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大内档案。胡适去看敦煌文书研究禅宗，陈寅恪在外国就知道这些东西很重要，一回来就做敦煌、佛经、中外交通的研究等等。所有这些学者，陈垣、傅斯年、陈寅恪、胡适看起来很西化，骨子里民族主义得厉害，想要把汉学中心从外国夺回来。胡适好像主张“全盘西化”，但你去看他最典型的英文文章，都是讲中国好，讲中国的传统多么了不起。傅斯年成立史语所，借鉴的是德国人那套研究方法：史料就是一切，但他想的是把“科学的东方学正统”从巴黎、东京搬回中国来。“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迅速编写《东北史纲》，就是为了反驳日本的矢野仁一等人关于满蒙非中国的论述，强调东北是跟我们有非常深历史联系的中国领土，这是很民族主义的举动。
人物周刊：《宅兹中国》的副题是：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这个“重建”里是不是包含了一种雄心，要建立一个科学的“中国学”正统，就像傅斯年当年想要重建科学的“东方学”正统一样？
葛兆光：我没有那样大的雄心。过去的中国论述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天经地义的前提，对“中国”本身不假思索。我的“重建”，是要讨论中国的复杂性和历史变迁，先把历史基础夯实，把这个前提讨论清楚，再来回应国际的“时尚”问题、国内的“新潮”问题。我把问题提出来是“破”，而“立”是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和大量史料来完成的。这本书有很多缺陷，不能够完整贯彻一个新的叙述模式，是断断续续写的。我现在精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希望有人来回应。
既中国又普世的共识
人物周刊：从这本书里能看出您对西方的理论、方法、工具有一种自觉和警惕。
葛兆光：2000年前后很多问题被国际、国内学界提出来，特别敏感的就是“民族国家”的问题。我注意到中国学界回应时的一些现象，最主要的是：以学术面貌出现的一些论述，看来好像在批评西方，实际是“貌似反西方的西方论述”，问题、概念、逻辑都是来自西方最时尚的理论，他们把历史问题变成了抽象文本。同时，恐怕也暗合了现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某种需要。
我对现在的新理论、新思潮有一些反感，有人爱用现成的、洋人的理论去套中国问题。看来好像是高屋建瓴、笼罩一切，其实是把历史抽空了。
最新的理论常常是“深刻的片面”，是聚焦在一点上的真知灼见，一旦全面铺开就不对了。我并不是刻意要反潮流，但脱离时空背景的理论移植是揠苗助长。不要花样翻新地去搞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我们总把理论当时装，穿了又脱，越新越好。一百年来，我们的心情太迫切，跟修高铁一样，赶快赶快，然后就成世界第一了。
整个20世纪，中国在试图走自己的路，在东西方之间挣扎，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挣扎。“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追求现代化，尽管当中经历了建国17年、“文革”10年的曲折，到1980年代仍然回到了“五四”的路子。这条路到1989年前后，经历了非常大的转折，中国发生的事件和苏东解体都说明了这一点。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出现社群主义、自由主义、追求现代性、批判现代性、追求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回到大民主时代等种种主张……从经济、法律、文化各个角度出发，判断、思路都不一样，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在纷乱的思想世界里找到一个既中国又普世的价值，作为大家的共识。
人物周刊：您能大致描述一下这个寻找中的共识吗？
葛兆光：这离我的专业太远了，也许我不能表达得很清楚，虽然私下里我们都会讨论。第一个是普遍价值，包括人权、民主、自由，这必须是大家共享的，不能因为它们最初出现在西方，就说这和我们没有关系。
第二，如果承认有普遍价值和一般道路，就要警惕政治上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对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则有必要重新考虑。有人认为中国崛起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强势、国家独立。我也承认，强势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方便之处，可是，它真能给人民带来自由、民主、平等的生活吗？
我接受这样一种区分：文化与文明不一样。文明是普遍性，大家按照一个规则来生活，在全球文明中互相沟通、互相交流；文化是各个民族仍然保持各自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在政治、经济上，我们不能不接受一个文明的规则，但在文化上，多元文化的民族主义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学界会好吗？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当下的学界？
葛兆光：中国的学界，我只说文史领域，现在是一个四分五裂、共识崩溃的状况。当下的学术评价有3个互相冲突的标准：第一个是数字化评鉴的制度约束，就是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核心期刊等等。这背后当然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评奖啊，职称啊，收入啊，都在这个评价系统之内，大学的人苦于这套评鉴制度已久。
第二个是传媒的标准。传媒也是个帝国，力量很大，它跟市场联系在一起。有些很不入流的东西经过传媒、市场的包装一下子很红，大学反过来也受其很大影响。比如校长会觉得学校有一些常在中央电视台露脸的名人也不错，可以提升声誉；同时公众因明星学者的出现对真才实学的评鉴也有所改变。
第三个才是学界自己心里的那杆秤，当然，也只是部分精英同行会有评议。我们去书店都知道，90%的书是可出可不出的，学术杂志上90%的文章是可看可不看的。这个标准实际上最弱、最没有实效，但可能也是最准确的。
另外可能还有第四把尺子：外国学者的评价。所谓“出口转内销”，贴上了洋标签也会好些。影响洋人评价的，不外乎他的学术背景、问题意识、政治观点，以及他的兴趣和偏见，但有时他们也会考虑到现实利益而稍作妥协。
人物周刊：学界的这种现状肯定会影响到年轻学人，如果他们想做独立的研究，还有没有可能？
葛兆光：必须承认，衣食无忧是学术独立的前提。现在刚刚进入学界的年轻人，条件比我们当年好太多了，衣食不追求奢华的话也过得去。我们学院里年轻人的收入在我看来虽然并不高，但也还算不错，住房也有津贴。我研究生毕业后曾在扬州师院任教，大多数时候是跟人合住的。直到80年代末在北京，住的也只是9平米的房，窗子在高处，仿佛监狱，又好像仓库。住上三室一厅的房子是在2000年，那是当了副教授15年、正教授八九年后了。
现在，只要你不直接去批评政治，政治也不会来找你麻烦；图书馆条件好了许多，还有网络；对外交流条件也很好，出国容易，学校鼓励并提供费用。这样的条件，难道还不够你独立做学术吗？
只是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底线崩溃了。政治的干预、经济的诱惑和社会的影响，真是很大。余英时先生觉得，中国现在还是有一批人坚持在做严谨认真的学术，而且越出学术范围，对社会有所关怀。这我也相信。但当我想到梁漱溟那本自述《这个世界会好吗？》，就很感慨，想说：这个学术界会好吗？
——人物周刊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10/blog-post_886.html
Wednesday, 30 October 2019
拋開「天然獨」的小確幸
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之後，「天然獨」儼然已成了臺灣社會和媒體用來描述年輕世代的身份標籤。然而，筆者認為「天然獨」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天然，那麼不言可諭，我們應該要有深刻的反思。
根據陸委會日前公佈的民調，89.3%的臺灣民眾不贊成「一國兩制」。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在今年七月公佈的最新民調指出：56.9%受訪者認同自己是臺灣人，這是318運動（臺灣人到達60.6%最高峰）之後最高的比例；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為3.6%；主張統一的比例下降至8.7%（急統派甚至只剩1.7%）。
報告特別強調，這樣的數據與近日香港反送中抗爭激發的反中情緒有關，與太陽花運動的情境相似。然而，主張維持現狀的比例如同過去以來所有的調查結果，依然佔最多數的57.5%。
這樣的數據真的能夠證明「天然獨」的存在，或者越來越多的臺灣人「自然而然」支持臺灣獨立嗎？主張「維持現狀」的比例在歷次調查中都佔最多數，完全不受特定事件影響，這樣近乎定律的數據又反映了臺灣人對於國家定位、歷史記憶和未來命運什麼樣的看法？不管是什麼，至少顯示統獨絕非柯文哲所說的是假議題。
柯文哲恐怕是得了便宜又賣乖。大部份評論和研究都認為，所謂後太陽花的「天然獨」新世代，是2014和2016兩次大選綠營大勝的主因，柯文哲更是最大的得利者。然而事實早已證明，柯文哲不只不是墨綠，更是不遺餘力在執行中國統戰，言行舉止無一不呼應中國立場，包括認為圖博人自焚造成中共很大的困擾。
從以上提到的數據和現象來看，筆者認為我們不僅要反思「天然獨」的真實性，更要回到一個根本的層次思考，臺灣人是否真的理解何謂「臺灣獨立」。
對一般的移民社會而言，第一代的移民者因為親身的離散或歷史創傷，到了移民地之後依然眷念母國，但第二與第三代的後代逐漸融入移民地的社會與文化。也許他們仍會延續他所所屬的族群生活方式和歷史記憶，但是對於給予法律權利和義務約束的「國家」歸屬與效忠，是不可能有什麼模糊空間的。
然而，不管是哪一個層次的認同，從來都不曾是「天然的」，甚至一直都是艱難的，特別是在臺灣這樣具有高度歷史、族群與政治複雜性的地方。包括筆者在內的作者和許許多多的專家學者都一再指出，中國如何在一直以來的外交和武力恫嚇之外，透過政黨、媒體、教育、學術、文化等管道，對臺灣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企圖操控臺灣選舉和政局，甚至扭曲臺灣人的價值觀。也就是說，臺灣面臨的已經不只是一個外在的、對我們有併吞野心的中國，而是無所不在的中國代理人，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與我們緊密相連。
柯文哲曾以他一貫不負責任的戲謔口吻說過，「自己抵抗力夠強就不怕人家滲透」，他同時也說過「統戰在臺灣受到很大的誤解」。作為醫生出身的首都市長柯文哲不僅沒有幫助臺灣人提高免疫力、強化體質，竟然無所不用其極美化病毒，幫助病毒擴散和感染。若非如此，怎會說出「西藏人自焚造成中共很大困擾」，又默許統促黨在北車舉辦慶祝中國國慶的活動，而對於任何和獨派的旗幟和行動動輒武力驅離，甚至連幾位綠黨成員在西門町發傳單都要驅離？
毫無疑問，柯文哲的問題只是病毒引發的症狀之一，而病毒總是能找尋適合擴散和感染的體內環境。黨國遺緒難道不就提供了病毒所需的體內環境，造成臺灣國家價值扭曲和認同錯亂，而且經年累月被多數人當成日常？
在臺灣還有多少人對於歷史的認知還停留在「國父 孫中山領導十次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創建中華民國」、「軍閥割據」、「北伐」、「八年抗戰」、「光復臺灣」、「剿匪」、「建設反共基地」、「三七五減租」…諸如此類的黨國神話敘述？有多少人認為，清理獨裁者威權象徵、追討不當黨產、公布檔案、平反受害者等轉型正義工程，都只是政黨和族群鬥爭？還有多少人認為那許許多多以中國城市和地理命名的機構和街道，都是如此自然或無感？
黨國遺緒之所以到現在還陰魂不散，或者還能持續發揮感染作用，主要是寄生在「中華民國」這個體制與法統。幾次的修憲，包括廢止《動員戡亂時期增修條例》，不管再怎麼務實改革，都還是在既有的「中華民國」架構之中進行。憲法的「法理領土」（不論是所指稱的「固有疆域」或「大陸地區」）和實際治理的領土之間依然存在著極其荒謬的落差。甚至連中華民國是否具有統治臺灣的法理基礎，都還是一道國際法的難題，被國民黨引為聖經的〈開羅宣言〉並不具有國際法效力，而具有國際法效力的〈舊金山和約〉和〈中日和約〉僅聲明日本放棄治理臺灣，並未載明主權歸屬對象。
讀者們可以看看黨國體制如何把持各種運動協會，灌輸運動員錯亂的國家認同，讓他們站出來反對東奧正名，誤以為正名就失去競賽舞台。讓他們錯把「中華台北」這壓迫和屈辱的符號當成需要捍衛的崇高價值，間接默認不管隊名叫中華台北或中華高雄，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翻成英文都是Chinese XX（中國XX），和香港、澳門一樣是地方政府代表隊，都是否定自己國家的主權身份。
黨國遺緒和中華民國體制下的國家認同錯亂，豈止反映在東奧正名或參與國際賽的名義？常聽聞一種聲音，要求追求臺灣獨立的人別講中文、別拜關公媽祖，因為它們都是「中國的」。邏輯錯亂之程度，國家認同、文化與生活方式混淆之程度可見一斑。對這些人而言，將台灣放入世界之中、在東亞和世界脈絡下重新理解中國的教科書，就是臺獨教科書，就是「數典忘祖」！
認同從來不是天然的，但不代表沒有認同錯亂的問題，就像在言論自由的前提下，不代表任何一種言論都合理合法。在臺灣自然的成長和受教育的經驗、不曾久居中國、父母也都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這些自然而然的經驗和屬性都不必然造就「天然獨」。柯文哲、王炳忠這樣的人不就是最好例子？
還有多少人即便沒有強烈的統獨意識，日常生活對話中不也「自然而然」、無意識地反覆使用著「大陸」一詞，間接認同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臺灣和大陸都是地區、都同屬一個中國這些扭曲現實的黨國神話，讓台灣人繼續受困在錯誤的認同之中？
從筆者有限度的經驗和觀察來說，大部分台灣人並不真的理解，或許也不願意理解「臺灣獨立」。畢竟這是如此敏感艱難的議題和工程，糾纏著個人的成長經驗、情感與記憶、族群背景、求學過程、媒體識讀等等。「臺灣獨立」絕非假議題，也不如部分民進黨政治人物所宣稱的，「臺灣已經獨立，沒有必要宣布獨立」。
但是如同任何一種認同和新國家的建造工程，「臺灣獨立」無比艱難，牽涉到人民意志的展現、法律體制的翻修、主權主張再確立、國際壓力等等，但是卻是最值得努力實踐、朝向未來的國家願景。有人覺得從「中華民國在台灣」走到「中華民國臺灣」，花了二十年卻只改變了一個字。但是，我們不也同時看到包括美國、日本、德國、意大利等國家給予將「臺灣」列為接受機場快速通關待遇國家？臺灣駐外使館不也慢慢在臉書網頁上改名為「臺灣」？
在臺灣有些人因為黨國教育和宣傳，將臺灣獨立扭曲成族群鬥爭。筆者必須強調，我們無權決定或改變任何人的情感與記憶認同。然而，各位熱愛中國文化或歷史上與文化上的中國的朋友，難道不應該體認只有在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體制下，才能保有自主而多元的認同？
看看現今中國如何迫害不同宗教和族群，甚至將所有外國傳教士都定位為間諜！當國民黨、柯文哲和其中國代理人正逐步將所謂的「中華民國」去主權化，接受中國設定的框架。不管是兩岸一家親、和平統一協定或一國兩制，你們還要繼續站在「臺灣獨立」的對立面嗎？
筆者一直夢想將來有一天，大部分的台灣人都能夠勇敢宣示「我們都是臺獨份子」，情感、知識和行動上的臺獨份子。如你也有相同的夢想，在夢想實現之前之前，請拋開「天然獨」的小確幸，天然的不一定尚好，奮鬥過才知道珍惜。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from voicettank https://www.voicettank.org/single-post/2019/10/30/103002
根據陸委會日前公佈的民調，89.3%的臺灣民眾不贊成「一國兩制」。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在今年七月公佈的最新民調指出：56.9%受訪者認同自己是臺灣人，這是318運動（臺灣人到達60.6%最高峰）之後最高的比例；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為3.6%；主張統一的比例下降至8.7%（急統派甚至只剩1.7%）。
報告特別強調，這樣的數據與近日香港反送中抗爭激發的反中情緒有關，與太陽花運動的情境相似。然而，主張維持現狀的比例如同過去以來所有的調查結果，依然佔最多數的57.5%。
這樣的數據真的能夠證明「天然獨」的存在，或者越來越多的臺灣人「自然而然」支持臺灣獨立嗎？主張「維持現狀」的比例在歷次調查中都佔最多數，完全不受特定事件影響，這樣近乎定律的數據又反映了臺灣人對於國家定位、歷史記憶和未來命運什麼樣的看法？不管是什麼，至少顯示統獨絕非柯文哲所說的是假議題。
柯文哲恐怕是得了便宜又賣乖。大部份評論和研究都認為，所謂後太陽花的「天然獨」新世代，是2014和2016兩次大選綠營大勝的主因，柯文哲更是最大的得利者。然而事實早已證明，柯文哲不只不是墨綠，更是不遺餘力在執行中國統戰，言行舉止無一不呼應中國立場，包括認為圖博人自焚造成中共很大的困擾。
從以上提到的數據和現象來看，筆者認為我們不僅要反思「天然獨」的真實性，更要回到一個根本的層次思考，臺灣人是否真的理解何謂「臺灣獨立」。
對一般的移民社會而言，第一代的移民者因為親身的離散或歷史創傷，到了移民地之後依然眷念母國，但第二與第三代的後代逐漸融入移民地的社會與文化。也許他們仍會延續他所所屬的族群生活方式和歷史記憶，但是對於給予法律權利和義務約束的「國家」歸屬與效忠，是不可能有什麼模糊空間的。
然而，不管是哪一個層次的認同，從來都不曾是「天然的」，甚至一直都是艱難的，特別是在臺灣這樣具有高度歷史、族群與政治複雜性的地方。包括筆者在內的作者和許許多多的專家學者都一再指出，中國如何在一直以來的外交和武力恫嚇之外，透過政黨、媒體、教育、學術、文化等管道，對臺灣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企圖操控臺灣選舉和政局，甚至扭曲臺灣人的價值觀。也就是說，臺灣面臨的已經不只是一個外在的、對我們有併吞野心的中國，而是無所不在的中國代理人，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與我們緊密相連。
柯文哲曾以他一貫不負責任的戲謔口吻說過，「自己抵抗力夠強就不怕人家滲透」，他同時也說過「統戰在臺灣受到很大的誤解」。作為醫生出身的首都市長柯文哲不僅沒有幫助臺灣人提高免疫力、強化體質，竟然無所不用其極美化病毒，幫助病毒擴散和感染。若非如此，怎會說出「西藏人自焚造成中共很大困擾」，又默許統促黨在北車舉辦慶祝中國國慶的活動，而對於任何和獨派的旗幟和行動動輒武力驅離，甚至連幾位綠黨成員在西門町發傳單都要驅離？
毫無疑問，柯文哲的問題只是病毒引發的症狀之一，而病毒總是能找尋適合擴散和感染的體內環境。黨國遺緒難道不就提供了病毒所需的體內環境，造成臺灣國家價值扭曲和認同錯亂，而且經年累月被多數人當成日常？
在臺灣還有多少人對於歷史的認知還停留在「國父 孫中山領導十次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創建中華民國」、「軍閥割據」、「北伐」、「八年抗戰」、「光復臺灣」、「剿匪」、「建設反共基地」、「三七五減租」…諸如此類的黨國神話敘述？有多少人認為，清理獨裁者威權象徵、追討不當黨產、公布檔案、平反受害者等轉型正義工程，都只是政黨和族群鬥爭？還有多少人認為那許許多多以中國城市和地理命名的機構和街道，都是如此自然或無感？
黨國遺緒之所以到現在還陰魂不散，或者還能持續發揮感染作用，主要是寄生在「中華民國」這個體制與法統。幾次的修憲，包括廢止《動員戡亂時期增修條例》，不管再怎麼務實改革，都還是在既有的「中華民國」架構之中進行。憲法的「法理領土」（不論是所指稱的「固有疆域」或「大陸地區」）和實際治理的領土之間依然存在著極其荒謬的落差。甚至連中華民國是否具有統治臺灣的法理基礎，都還是一道國際法的難題，被國民黨引為聖經的〈開羅宣言〉並不具有國際法效力，而具有國際法效力的〈舊金山和約〉和〈中日和約〉僅聲明日本放棄治理臺灣，並未載明主權歸屬對象。
讀者們可以看看黨國體制如何把持各種運動協會，灌輸運動員錯亂的國家認同，讓他們站出來反對東奧正名，誤以為正名就失去競賽舞台。讓他們錯把「中華台北」這壓迫和屈辱的符號當成需要捍衛的崇高價值，間接默認不管隊名叫中華台北或中華高雄，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翻成英文都是Chinese XX（中國XX），和香港、澳門一樣是地方政府代表隊，都是否定自己國家的主權身份。
黨國遺緒和中華民國體制下的國家認同錯亂，豈止反映在東奧正名或參與國際賽的名義？常聽聞一種聲音，要求追求臺灣獨立的人別講中文、別拜關公媽祖，因為它們都是「中國的」。邏輯錯亂之程度，國家認同、文化與生活方式混淆之程度可見一斑。對這些人而言，將台灣放入世界之中、在東亞和世界脈絡下重新理解中國的教科書，就是臺獨教科書，就是「數典忘祖」！
認同從來不是天然的，但不代表沒有認同錯亂的問題，就像在言論自由的前提下，不代表任何一種言論都合理合法。在臺灣自然的成長和受教育的經驗、不曾久居中國、父母也都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這些自然而然的經驗和屬性都不必然造就「天然獨」。柯文哲、王炳忠這樣的人不就是最好例子？
還有多少人即便沒有強烈的統獨意識，日常生活對話中不也「自然而然」、無意識地反覆使用著「大陸」一詞，間接認同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臺灣和大陸都是地區、都同屬一個中國這些扭曲現實的黨國神話，讓台灣人繼續受困在錯誤的認同之中？
從筆者有限度的經驗和觀察來說，大部分台灣人並不真的理解，或許也不願意理解「臺灣獨立」。畢竟這是如此敏感艱難的議題和工程，糾纏著個人的成長經驗、情感與記憶、族群背景、求學過程、媒體識讀等等。「臺灣獨立」絕非假議題，也不如部分民進黨政治人物所宣稱的，「臺灣已經獨立，沒有必要宣布獨立」。
但是如同任何一種認同和新國家的建造工程，「臺灣獨立」無比艱難，牽涉到人民意志的展現、法律體制的翻修、主權主張再確立、國際壓力等等，但是卻是最值得努力實踐、朝向未來的國家願景。有人覺得從「中華民國在台灣」走到「中華民國臺灣」，花了二十年卻只改變了一個字。但是，我們不也同時看到包括美國、日本、德國、意大利等國家給予將「臺灣」列為接受機場快速通關待遇國家？臺灣駐外使館不也慢慢在臉書網頁上改名為「臺灣」？
在臺灣有些人因為黨國教育和宣傳，將臺灣獨立扭曲成族群鬥爭。筆者必須強調，我們無權決定或改變任何人的情感與記憶認同。然而，各位熱愛中國文化或歷史上與文化上的中國的朋友，難道不應該體認只有在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體制下，才能保有自主而多元的認同？
看看現今中國如何迫害不同宗教和族群，甚至將所有外國傳教士都定位為間諜！當國民黨、柯文哲和其中國代理人正逐步將所謂的「中華民國」去主權化，接受中國設定的框架。不管是兩岸一家親、和平統一協定或一國兩制，你們還要繼續站在「臺灣獨立」的對立面嗎？
筆者一直夢想將來有一天，大部分的台灣人都能夠勇敢宣示「我們都是臺獨份子」，情感、知識和行動上的臺獨份子。如你也有相同的夢想，在夢想實現之前之前，請拋開「天然獨」的小確幸，天然的不一定尚好，奮鬥過才知道珍惜。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from voicettank https://www.voicettank.org/single-post/2019/10/30/103002
中美贸协进度不明 新疆成谈判变数?
来源:
德国之声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才说中美贸协进度提前，30日美国又传出贸协来不及在APEC上完成签署的消息。白宫强调只是要确认细节，但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其中也许还跟新疆有关。在纽约，23国齐声批评中国迫害维吾尔少数民族。北京领导层大为不满，作出愤怒反应。
路透社报导，美国政府官员周二（10月29号）表示，中美之间的临时贸易协议可能无法如期下个月在智利签署，但这并不代表协议破裂。
为了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6日至17日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峰会（APEC）上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中谈判人员正在全力赶工确认细节。
但现在传出双方可能无法如期达成目标。匿名政府官员说：“如果没有在智利签署，并不代表协议破裂。只是还没有准备好。”他表示，就算协议还没有定本，但双方谈判进展良好。
特朗普、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Steven Mnuchin）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都表示，在将近16个月的贸易战之后，双方正取得良好进展。他们也同时指出，协议没有在APEC峰会上完成也没问题。
北京：谈新疆对谈判“没有帮助”
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周二警告说，美国在世界性组织上批评北京在新疆的政策对两国的贸易谈判没有帮助。
他对记者说：“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中，我们有看到进展.....我认为这对于良好地解决贸易谈判问题没有帮助。”张军还称，“令人费解的是，有人一边力推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一边却利用所有其它议题，指控对方”。
美、英、德和其他20个国家周二在联合国要求中国停止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拘留。根据路透社阅读过的联合声明，签署者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递交此声明。
据了解，此声明将在周二消除种族歧视大会权利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路透社引述外交官表示，支持该声明的国家还包括：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日本、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和瑞典。
声明中说：“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在新疆和整个中国境内遵守其国家法律、国际义务和承诺，尊重包括宗教信仰或信仰自由在内的人权。”声明也敦促中国“立刻”执行联合国独立专家关于新疆局势的建议，“包括避免任意拘留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社群成员”。声明也提到：“我们对中国当局在联合国论坛上对新疆表示关注的民间社会代表的骚扰和恐吓表示关切。”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10/%E4%B8%AD%E7%BE%8E%E8%B4%B8%E5%8D%8F%E8%BF%9B%E5%BA%A6%E4%B8%8D%E6%98%8E%7C%E6%96%B0%E7%96%86%E6%88%90%E8%B0%88%E5%88%A4%E5%8F%98%E6%95%B0.html
德国之声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才说中美贸协进度提前，30日美国又传出贸协来不及在APEC上完成签署的消息。白宫强调只是要确认细节，但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其中也许还跟新疆有关。在纽约，23国齐声批评中国迫害维吾尔少数民族。北京领导层大为不满，作出愤怒反应。
路透社报导，美国政府官员周二（10月29号）表示，中美之间的临时贸易协议可能无法如期下个月在智利签署，但这并不代表协议破裂。
为了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6日至17日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峰会（APEC）上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中谈判人员正在全力赶工确认细节。
但现在传出双方可能无法如期达成目标。匿名政府官员说：“如果没有在智利签署，并不代表协议破裂。只是还没有准备好。”他表示，就算协议还没有定本，但双方谈判进展良好。
特朗普、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Steven Mnuchin）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都表示，在将近16个月的贸易战之后，双方正取得良好进展。他们也同时指出，协议没有在APEC峰会上完成也没问题。
北京：谈新疆对谈判“没有帮助”
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周二警告说，美国在世界性组织上批评北京在新疆的政策对两国的贸易谈判没有帮助。
他对记者说：“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中，我们有看到进展.....我认为这对于良好地解决贸易谈判问题没有帮助。”张军还称，“令人费解的是，有人一边力推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一边却利用所有其它议题，指控对方”。
美、英、德和其他20个国家周二在联合国要求中国停止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拘留。根据路透社阅读过的联合声明，签署者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递交此声明。
据了解，此声明将在周二消除种族歧视大会权利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路透社引述外交官表示，支持该声明的国家还包括：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日本、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和瑞典。
声明中说：“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在新疆和整个中国境内遵守其国家法律、国际义务和承诺，尊重包括宗教信仰或信仰自由在内的人权。”声明也敦促中国“立刻”执行联合国独立专家关于新疆局势的建议，“包括避免任意拘留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社群成员”。声明也提到：“我们对中国当局在联合国论坛上对新疆表示关注的民间社会代表的骚扰和恐吓表示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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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将至 蒙面禁令如何实施？
来源:
德国之声
装神弄鬼的面具本来是万圣节的标配。但在示威活动已经持续数月的香港，万圣节却变得异常敏感，因为香港政府在一个月前颁布了禁蒙面法。
万圣节前夕，有网民发出呼吁，希望在酒吧云集的兰桂坊一带举行“全民面具日”活动。发起人呼吁民众在万圣节当晚举行集会，计划从维多利亚公园游行至兰桂坊。
本月初，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依照英国殖民时期制定的紧急状态法，颁布了所谓的《禁蒙面令》，但是迄今为止，收效甚微。示威集会照旧举行，佩戴面具的示威者也比比皆是。
但迄今为止，官方并未禁止民众在万圣节这天佩戴面具和化妆，这将使警方面临辨别示威者身份的难题。警方在一份声明中称：“基于过去经验，有关未经批准集结会大大增加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的风险。警方已提醒当区店铺加强留意，并在有需要时提早关门，以配合警方行动，保障生命及财产安全。因应万圣节当晚情况，天后、铜锣湾、湾仔、金钟及中环一带有可能出现大量堵塞道路事件，威胁公共秩序及破坏社会安宁，警方呼吁市民应尽量避免到有危险的地方。警方亦会在有需要时封闭部份道路，希望市民体谅及配合警方行动安排。警方又呼吁，任何团体如计划举办任何活动，应尽早与警方联络及协商。”
十月四日，香港政府颁布《禁止蒙面规例》后，港铁减少或取消了夜班车次，以至于夜生活热闹非凡的兰桂坊一带也冷清了许多。香港当地媒体援引酒吧业协会报道称，酒吧业整体生意受到严重影响，预计跌幅仍将继续。一位酒吧业主对《香港01》表示，六月至八月本来是酒吧业的旺季，但受示威浪潮影响，生意一直在下跌。而港铁提前收车更使生意雪上加霜。他说：“其实大家都不是害怕示威，示威对我们影响不大，上了楼都不担心会受伤，反而是客人担心交通问题而提早离开。”
鉴于香港餐饮行业生意惨淡，李嘉诚基金会周二宣布，将提供两亿港币“应急钱”，帮助业者度过难关。香港酒吧协会副主席钱隽永称，此举是为“香港人做事”，体恤及明白业界苦况。
万圣节前夕，香港酒吧业协会表示，过往兰桂坊都有很多人扮鬼扮马庆祝万圣节，相信今年亦不例外。该协会援引《禁蒙面法》小组主席的话表示，只要不是示威活动，化妆带面具庆祝节日不会触犯法例。
尽管香港官方已经正式宣布撤回《送中条例》修例计划，但这一法案引发的抗议浪潮却仍在继续。示威者担心北京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将使香港的自治地位受到威胁。而北京方面则指责英美等国是香港乱局的幕后操盘手。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10/%E4%B8%87%E5%9C%A3%E8%8A%82%E5%B0%86%E8%87%B3%7C%E8%92%99%E9%9D%A2%E7%A6%81%E4%BB%A4%E5%A6%82%E4%BD%95%E5%AE%9E%E6%96%BD%EF%BC%9F.html
德国之声
装神弄鬼的面具本来是万圣节的标配。但在示威活动已经持续数月的香港，万圣节却变得异常敏感，因为香港政府在一个月前颁布了禁蒙面法。
万圣节前夕，有网民发出呼吁，希望在酒吧云集的兰桂坊一带举行“全民面具日”活动。发起人呼吁民众在万圣节当晚举行集会，计划从维多利亚公园游行至兰桂坊。
本月初，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依照英国殖民时期制定的紧急状态法，颁布了所谓的《禁蒙面令》，但是迄今为止，收效甚微。示威集会照旧举行，佩戴面具的示威者也比比皆是。
但迄今为止，官方并未禁止民众在万圣节这天佩戴面具和化妆，这将使警方面临辨别示威者身份的难题。警方在一份声明中称：“基于过去经验，有关未经批准集结会大大增加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的风险。警方已提醒当区店铺加强留意，并在有需要时提早关门，以配合警方行动，保障生命及财产安全。因应万圣节当晚情况，天后、铜锣湾、湾仔、金钟及中环一带有可能出现大量堵塞道路事件，威胁公共秩序及破坏社会安宁，警方呼吁市民应尽量避免到有危险的地方。警方亦会在有需要时封闭部份道路，希望市民体谅及配合警方行动安排。警方又呼吁，任何团体如计划举办任何活动，应尽早与警方联络及协商。”
十月四日，香港政府颁布《禁止蒙面规例》后，港铁减少或取消了夜班车次，以至于夜生活热闹非凡的兰桂坊一带也冷清了许多。香港当地媒体援引酒吧业协会报道称，酒吧业整体生意受到严重影响，预计跌幅仍将继续。一位酒吧业主对《香港01》表示，六月至八月本来是酒吧业的旺季，但受示威浪潮影响，生意一直在下跌。而港铁提前收车更使生意雪上加霜。他说：“其实大家都不是害怕示威，示威对我们影响不大，上了楼都不担心会受伤，反而是客人担心交通问题而提早离开。”
鉴于香港餐饮行业生意惨淡，李嘉诚基金会周二宣布，将提供两亿港币“应急钱”，帮助业者度过难关。香港酒吧协会副主席钱隽永称，此举是为“香港人做事”，体恤及明白业界苦况。
万圣节前夕，香港酒吧业协会表示，过往兰桂坊都有很多人扮鬼扮马庆祝万圣节，相信今年亦不例外。该协会援引《禁蒙面法》小组主席的话表示，只要不是示威活动，化妆带面具庆祝节日不会触犯法例。
尽管香港官方已经正式宣布撤回《送中条例》修例计划，但这一法案引发的抗议浪潮却仍在继续。示威者担心北京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将使香港的自治地位受到威胁。而北京方面则指责英美等国是香港乱局的幕后操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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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因素笼罩香港教育界 学术自由及教学自主受威胁
来源:
美国之音
近年来，港人一直批评北京不断背弃“一国两制”下的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加剧干预除国防和外交之外的香港的内部事务。而持续了4个多月反送中运动则是港人对港府和北京不满的一次激烈的爆发。有香港学者表示，北京对香港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教育界，左右教育界的能力正不断扩大，教育界能否维持教学自主令人质疑。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客席副教授的仇国平，曾任澳门大学政府及行政学系副教授。在澳大期间，他以香港人的身份积极参与澳门社会活动，推动民主发展，2014年被校方以“灌输自己政治观点”从而“违反职业操守”等“罪名”，进行纪律处罚并最终开除教席。
回到香港后，仇国平一直努力寻找工作。但多年来，拥有博士学位的他，只能在香港一些大学里找到合约职位，与终身聘用无缘。他表示，很不幸的是，他早年在澳门任教时所说的“香港大学澳门化”总在他身上应验。
研读与教授政治的仇国平没有因为澳门被解聘的遭遇而闭口。他表示，他在澳门大学被学生投诉的情况在香港的一些大学也有发生，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说，当他在课堂上谈到中国政治的一些议题时，有陆生不接受，出来反驳，并向学系领导投诉。结果是，他不再获得续约聘用。他强调，他没有教授过任何错误的东西。
仇国平说：“通常他们集中（投诉）的东西，不是因为我说错，而是我说的东西他们不喜欢听，通常这些说话都是批评中国政府与政治有关。也曾经发生过说完，学生投诉之后，就被学系的负责人召见，要求我在以后上课的时候，授课的时候要平衡一点。投诉后跟着那个学期，也不能续约。”
不过，仇国平坚持己见说，学术自由从来没有平衡这要求，有关做法混淆视听，与学术自由是有抵触的。
他继续说：“因为根据美国大学校长教授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其实他们对学术与教学自由有定义，包括教师可以基于事实说各种各样的观点，不需要观点平衡，因此对于我的教学提出了批评不平衡，其实是干预了教学自主与学术自由。”
仇国平在教学上“不如意”的遭遇，有时候也会投影到自己的个人脸书上。
他10月22日写道：“课堂上讨论Visa 及Master Card 进入中国市场的困难，即使用上（中国）大陆媒体及亲共南华早报的报道, 不少大陸生感到很不爽, 认为Visa 及Master Card 进入中国市场无困难, 报道是假新闻...... 我开始怀疑, 在香港的课堂上, 能否实事求事, 就大陆问题进行讨论。”
记者在10月19日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亲听他上课，了解到他教授内容的敏感性。他主要是讲解中国官员如何在国外洗钱，如何会规避国际间的调查，将贪污得来的金钱往外转。
香港反修例运动自6月爆发以来，仇国平也身体力行，参与其中，希望体现学以致用的精神。
他说：“在今年6月之后，其实我也有参加反送中的运动。我之所以参加是因为在回归以后，特别是近年香港政府做很多事情，违反了法治与社会公义。所以，我希望透过一些行动去表示我们的不满，向各个政治势力表示香港市民对于民主自由，人权与公义是非常的坚持的。”
不过，他强调，威胁香港学术自由与自主的，不只在于包括中国大陆学生在内的投诉，还因为香港众多大学近年削减经费，多数情况下雇佣合约制教师，过份依赖招收内地学生作为收入来源，从而导致自我审查不断加剧。
仇国平担忧地说：“现在很多大学教师，是合约制，不是终身聘用。另一方面，对于大陆学生的一些观点，大家（大学合约制教师）也可能会有一些需要自我审查。现在很多香港的大学，越来越需要依赖大陆学生的学费收入。因此，不排除有些做行政的人担心影响未来的收生，于是要求教师在授课的时候，要比较包容大陆学生的观点，包括支持中国政府的政治观点。”
此外，10月29日在一个由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举办的有关探讨反修例运动前景的公开论坛上，两名城大的同学非常不满校方以程序理由，拒绝他们在校园内举行这次活动，导致他们被迫走出校园。他们认为，校方此举是赤裸裸的打压学术自主与自由。
城大学生组织者A同学表示，城大近来呼吁政治与教育分离，保持教学中立，这只是校方打压学术自由与教学自主的伎俩，背离了学术自由容许各种不同观点与知识的存在。
他说：“我认为某程度上学术自由是受到打压的。以城市大学为例，这几天已经有一新闻报道说，一个内地教授因为内容涉及政治，而给予同学零分；而且学校也发出通告，说明学校是一个政治中立的地方，希望将教育与政治分离，但我觉得学校其实是一个学术自由的地方，为何我们（学生）不可以说政治呢？如果它（校方）将政治与教育分离时候，那么到底我们读政治的学生，究竟我正在读什么？”
参加活动的B女同学也支持这个观点，并分享了中国大陆教授在城大谨慎言行的情况。她担忧，在中国大陆高校“七不讲”的规定下，是否会有一天慢慢地蔓延到香港的大学。她说，许多同学也有这个疑问。
她说：“我觉得香港的学术自由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虽然有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教授或Tutor(导师)与学生私下讨论的时候，未必会介意说自己的政见或是发表一些政治的看法，但当在一些正式的场合，如他/她知道有录音或是录影的话，便会有少许避忌。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完全没有这限制，确实是有的。”
记者在访问两位城大学生的过程中，两位中学生主动前来要求分享个人在学校的经历。
初中的M女同学说，她听到学校老师最近有一个说法，就是近期香港政府教育局进一步提出，要对初中的中国历史课程内容提出改革，删除所有历代发生过的动乱内容，只谈兴盛，不说衰败。
她特别的举例说，唐代曾经发生“安史之乱”, 教育局就是提出将来不教，唐宋元明清只谈好的，兴盛的，整个中国历代发展都只是正面的，这是什么的教育，是公然的利用中国历史对初中学生洗脑，有关建议受到很多不同中学的中国历史教师的反对。
中学生E同学表示，他就读的学校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当反修例运动在各个中学闹得热哄哄的时候，他学校的管理层反对同学在校内喊口号与戴口罩，私下与支持反修例的学生说，希望他们合作，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得罪校内中国大陆学生的家长。E同学说，这种歪理比正式的打压还要离谱。
针对有关学术自由是否正在被中国因素负面影响的疑问， 香港中文大学发言人电邮回复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香港中文大学一直以来致力创造多元与兼容文化的学习环境，促进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职员与学生之间的相互理解，所有香港中文大学的成员都享受着学术自由与表达自由。发言人说，香港中文大学将会继续坚守及珍惜这些核心价值。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10/%E4%B8%AD%E5%9B%BD%E5%9B%A0%E7%B4%A0%E7%AC%BC%E7%BD%A9%E9%A6%99%E6%B8%AF%E6%95%99%E8%82%B2%E7%95%8C%7C%E5%AD%A6%E6%9C%AF%E8%87%AA%E7%94%B1%E5%8F%8A%E6%95%99%E5%AD%A6%E8%87%AA%E4%B8%BB%E5%8F%97%E5%A8%81%E8%83%81.html
美国之音
近年来，港人一直批评北京不断背弃“一国两制”下的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加剧干预除国防和外交之外的香港的内部事务。而持续了4个多月反送中运动则是港人对港府和北京不满的一次激烈的爆发。有香港学者表示，北京对香港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教育界，左右教育界的能力正不断扩大，教育界能否维持教学自主令人质疑。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客席副教授的仇国平，曾任澳门大学政府及行政学系副教授。在澳大期间，他以香港人的身份积极参与澳门社会活动，推动民主发展，2014年被校方以“灌输自己政治观点”从而“违反职业操守”等“罪名”，进行纪律处罚并最终开除教席。
回到香港后，仇国平一直努力寻找工作。但多年来，拥有博士学位的他，只能在香港一些大学里找到合约职位，与终身聘用无缘。他表示，很不幸的是，他早年在澳门任教时所说的“香港大学澳门化”总在他身上应验。
研读与教授政治的仇国平没有因为澳门被解聘的遭遇而闭口。他表示，他在澳门大学被学生投诉的情况在香港的一些大学也有发生，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说，当他在课堂上谈到中国政治的一些议题时，有陆生不接受，出来反驳，并向学系领导投诉。结果是，他不再获得续约聘用。他强调，他没有教授过任何错误的东西。
仇国平说：“通常他们集中（投诉）的东西，不是因为我说错，而是我说的东西他们不喜欢听，通常这些说话都是批评中国政府与政治有关。也曾经发生过说完，学生投诉之后，就被学系的负责人召见，要求我在以后上课的时候，授课的时候要平衡一点。投诉后跟着那个学期，也不能续约。”
不过，仇国平坚持己见说，学术自由从来没有平衡这要求，有关做法混淆视听，与学术自由是有抵触的。
他继续说：“因为根据美国大学校长教授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其实他们对学术与教学自由有定义，包括教师可以基于事实说各种各样的观点，不需要观点平衡，因此对于我的教学提出了批评不平衡，其实是干预了教学自主与学术自由。”
仇国平在教学上“不如意”的遭遇，有时候也会投影到自己的个人脸书上。
他10月22日写道：“课堂上讨论Visa 及Master Card 进入中国市场的困难，即使用上（中国）大陆媒体及亲共南华早报的报道, 不少大陸生感到很不爽, 认为Visa 及Master Card 进入中国市场无困难, 报道是假新闻...... 我开始怀疑, 在香港的课堂上, 能否实事求事, 就大陆问题进行讨论。”
记者在10月19日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亲听他上课，了解到他教授内容的敏感性。他主要是讲解中国官员如何在国外洗钱，如何会规避国际间的调查，将贪污得来的金钱往外转。
香港反修例运动自6月爆发以来，仇国平也身体力行，参与其中，希望体现学以致用的精神。
他说：“在今年6月之后，其实我也有参加反送中的运动。我之所以参加是因为在回归以后，特别是近年香港政府做很多事情，违反了法治与社会公义。所以，我希望透过一些行动去表示我们的不满，向各个政治势力表示香港市民对于民主自由，人权与公义是非常的坚持的。”
不过，他强调，威胁香港学术自由与自主的，不只在于包括中国大陆学生在内的投诉，还因为香港众多大学近年削减经费，多数情况下雇佣合约制教师，过份依赖招收内地学生作为收入来源，从而导致自我审查不断加剧。
仇国平担忧地说：“现在很多大学教师，是合约制，不是终身聘用。另一方面，对于大陆学生的一些观点，大家（大学合约制教师）也可能会有一些需要自我审查。现在很多香港的大学，越来越需要依赖大陆学生的学费收入。因此，不排除有些做行政的人担心影响未来的收生，于是要求教师在授课的时候，要比较包容大陆学生的观点，包括支持中国政府的政治观点。”
此外，10月29日在一个由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举办的有关探讨反修例运动前景的公开论坛上，两名城大的同学非常不满校方以程序理由，拒绝他们在校园内举行这次活动，导致他们被迫走出校园。他们认为，校方此举是赤裸裸的打压学术自主与自由。
城大学生组织者A同学表示，城大近来呼吁政治与教育分离，保持教学中立，这只是校方打压学术自由与教学自主的伎俩，背离了学术自由容许各种不同观点与知识的存在。
他说：“我认为某程度上学术自由是受到打压的。以城市大学为例，这几天已经有一新闻报道说，一个内地教授因为内容涉及政治，而给予同学零分；而且学校也发出通告，说明学校是一个政治中立的地方，希望将教育与政治分离，但我觉得学校其实是一个学术自由的地方，为何我们（学生）不可以说政治呢？如果它（校方）将政治与教育分离时候，那么到底我们读政治的学生，究竟我正在读什么？”
参加活动的B女同学也支持这个观点，并分享了中国大陆教授在城大谨慎言行的情况。她担忧，在中国大陆高校“七不讲”的规定下，是否会有一天慢慢地蔓延到香港的大学。她说，许多同学也有这个疑问。
她说：“我觉得香港的学术自由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虽然有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教授或Tutor(导师)与学生私下讨论的时候，未必会介意说自己的政见或是发表一些政治的看法，但当在一些正式的场合，如他/她知道有录音或是录影的话，便会有少许避忌。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完全没有这限制，确实是有的。”
记者在访问两位城大学生的过程中，两位中学生主动前来要求分享个人在学校的经历。
初中的M女同学说，她听到学校老师最近有一个说法，就是近期香港政府教育局进一步提出，要对初中的中国历史课程内容提出改革，删除所有历代发生过的动乱内容，只谈兴盛，不说衰败。
她特别的举例说，唐代曾经发生“安史之乱”, 教育局就是提出将来不教，唐宋元明清只谈好的，兴盛的，整个中国历代发展都只是正面的，这是什么的教育，是公然的利用中国历史对初中学生洗脑，有关建议受到很多不同中学的中国历史教师的反对。
中学生E同学表示，他就读的学校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当反修例运动在各个中学闹得热哄哄的时候，他学校的管理层反对同学在校内喊口号与戴口罩，私下与支持反修例的学生说，希望他们合作，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得罪校内中国大陆学生的家长。E同学说，这种歪理比正式的打压还要离谱。
针对有关学术自由是否正在被中国因素负面影响的疑问， 香港中文大学发言人电邮回复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香港中文大学一直以来致力创造多元与兼容文化的学习环境，促进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职员与学生之间的相互理解，所有香港中文大学的成员都享受着学术自由与表达自由。发言人说，香港中文大学将会继续坚守及珍惜这些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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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学界呼吁中国公开日本教授在华被拘资讯
来源:
德国之声
10月29日，日本“思考新日中关系研究协会”超过40名学者教授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北海道大学教授在华被拘留一事的担忧，呼吁中方公开相关资讯。上个月，北海道大学一名教授在北京进行学术访问期间突然被警方拘留。
上个月，日本北海道大学的一名教授在北京进行学术访问期间突然遭逮捕。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这名教授是一位40多岁的男子。在北京期间突然失联。目前并不清楚这位日本教授被拘留的原因，但是外界猜测中国警方可能以“间谍罪”罪名将其拘留。
据台湾媒体“新头壳”报道，这名失联的教授疑似为任教北海道大学法学部的岩谷将，“当初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访问北京，专门研究战史，情报史及中国政治，曾在日本防卫省的智库，防卫研究所及外务省工作”。
日本明治大学商学部副教授水谷尚子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虽然官方没有公布被拘留的日本学者的姓名，但是日本学界都知道，这名教授就是岩谷将。
昨天（10月29日）日本“思考新日中关系研究协会”超过40名学者教授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北海道大学讲授在中国被拘留一事“表示深切关注，同时强烈要求公开相关资讯”。声明中指出，“经济蓬勃增长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但是，理由不明地拘捕行为令国际社会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会不可避免的大大伤害中国自身的形象，同时也会增加人们的不信任感”。声明还强调，“这件事会对日中关系的健康全面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联署者们最后希望“中国方面可以理解日方的危机感，最终能妥善处理这件事”。
日本明治大学商学部副教授水谷尚子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岩谷将是一位对华态度温和友善的教授学者，她本人以及学界人士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岩谷将会在中国被拘留。
10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新闻例会上被问到有关日本教授在华失踪的案件时表示，她不知道此案的细节。但她表示，中国“一向依法对待涉嫌违反中国法律的外国人”。华春莹说：“我们希望日本能提醒其公民尊重中国的法律法规，避免在中国从事非法活动。”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10月2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同正在访日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举行会谈时，“就中国有关部门拘留北海道大学一名40多岁男性教授，要求中方采取积极应对”。25日，王岐山参观访问了北海道。此后日本媒体询问北海道政府是否向王岐山提及被拘留的北海道教授的问题，北海道政府称“对是否有相关发言不予作评”。
“新头壳”还报道称，中国于2014年和2015年先后颁布实施《反间谍法》和《国家安全法》。报道中指出，“从2015年至今，至少有13名日本人在中国遭到拘留，理由是涉及从事间谍活动，其中9人遭到起诉”。报道还强调，“之前遭到拘留者都是一般公民，这次是首度确认为'准公务员'身分的国立大学教授，被中国强行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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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10月29日，日本“思考新日中关系研究协会”超过40名学者教授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北海道大学教授在华被拘留一事的担忧，呼吁中方公开相关资讯。上个月，北海道大学一名教授在北京进行学术访问期间突然被警方拘留。
上个月，日本北海道大学的一名教授在北京进行学术访问期间突然遭逮捕。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这名教授是一位40多岁的男子。在北京期间突然失联。目前并不清楚这位日本教授被拘留的原因，但是外界猜测中国警方可能以“间谍罪”罪名将其拘留。
据台湾媒体“新头壳”报道，这名失联的教授疑似为任教北海道大学法学部的岩谷将，“当初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访问北京，专门研究战史，情报史及中国政治，曾在日本防卫省的智库，防卫研究所及外务省工作”。
日本明治大学商学部副教授水谷尚子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虽然官方没有公布被拘留的日本学者的姓名，但是日本学界都知道，这名教授就是岩谷将。
昨天（10月29日）日本“思考新日中关系研究协会”超过40名学者教授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北海道大学讲授在中国被拘留一事“表示深切关注，同时强烈要求公开相关资讯”。声明中指出，“经济蓬勃增长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但是，理由不明地拘捕行为令国际社会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会不可避免的大大伤害中国自身的形象，同时也会增加人们的不信任感”。声明还强调，“这件事会对日中关系的健康全面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联署者们最后希望“中国方面可以理解日方的危机感，最终能妥善处理这件事”。
日本明治大学商学部副教授水谷尚子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岩谷将是一位对华态度温和友善的教授学者，她本人以及学界人士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岩谷将会在中国被拘留。
10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新闻例会上被问到有关日本教授在华失踪的案件时表示，她不知道此案的细节。但她表示，中国“一向依法对待涉嫌违反中国法律的外国人”。华春莹说：“我们希望日本能提醒其公民尊重中国的法律法规，避免在中国从事非法活动。”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10月2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同正在访日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举行会谈时，“就中国有关部门拘留北海道大学一名40多岁男性教授，要求中方采取积极应对”。25日，王岐山参观访问了北海道。此后日本媒体询问北海道政府是否向王岐山提及被拘留的北海道教授的问题，北海道政府称“对是否有相关发言不予作评”。
“新头壳”还报道称，中国于2014年和2015年先后颁布实施《反间谍法》和《国家安全法》。报道中指出，“从2015年至今，至少有13名日本人在中国遭到拘留，理由是涉及从事间谍活动，其中9人遭到起诉”。报道还强调，“之前遭到拘留者都是一般公民，这次是首度确认为'准公务员'身分的国立大学教授，被中国强行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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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在成都街头遇见何伟
何伟总是选择在历史悠久的国家居住，中国，或者埃及。和每个现代人一样，他知道时间犹如直线，滚滚向前，同时，时间是轮回，关乎太阳的运转，季节的流逝，尼罗河上每年到来的洪水，也关乎他在27岁来到中国，又在23年后回来，就像那个曾经笨笨的陌生人。
文｜杨宙
编辑｜槐杨
图｜网络
何伟（Peter Hessler）坐在全时便利店外边的塑料桌子边，手边放着一瓶可乐。这是九月初的成都市中心，天阴沉沉的，随时可能下雨。或许因为一会儿要去开会，他穿了套土黄色的西装。便利店位于他的住所附近，早高峰人来人往，坐在其中的他神情严肃。初次见面，他常给人某种冷漠感，但真正聊起来，你很快会感受到他的诚恳。
离开中国、在埃及待了五年后，何伟又回到了中国。成都是他早就计划好的定居地点，位于中国中部，方便到各地采访。多年来，他对四川有足够深的感情。20多年前，作为美国和平队的一名志愿者，成都是他学习汉语的起点。如今他50岁了，或许因为热爱跑步，除了笑起来时眼角的皱纹，他看起来也就30岁出头。
「她们穿的是什么？」刚见面不久，他就指着远处的几个女孩问道。女孩们穿的是汉服。
「汉服是怎么流行起来的？我这次来中国发现好多人穿这种衣服。」
与何伟的交谈以被他采访的形式开始。他对这个世界的关注常常让人惭愧，让你意识到自己对生活的熟视无睹。从27岁到现在，他与中国认识了20多年，把对这个地方过去与现在的观察写进了《江城》、《甲骨文》与《寻路中国》里。文字中有他作为外来者的旁观与抽离，也有他把这里当做一个家乡的融入与善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纪实」系列收录了数位外国作者关于中国的作品，至今卖得最好的，是何伟的《江城》。《江城》和《寻路中国》成了畅销书与长销书，令许多中国人透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看待自己的国家，感到新奇与震动。他文学化的纪实作品写作方式，对许多中文写作者产生了影响。
何伟的「中国三部曲」
无论到哪儿，他都带着一本小到可以塞进衬衫口袋的笔记本，随时写上只有自己才能分辨的笔记，在每天采访结束后以最快的速度回忆并输入电脑。但这些天，他在成都并没有记下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他太忙了，在川大新开了非虚构写作课，还要找房子，为双胞胎女儿办理入学，迎接老朋友、曾经的学生的来访，应对闻讯前来求取签名的读者。
2011年10月，何伟和同为作家的妻子张彤禾，带着两个孩子，从美国科罗拉多州搬家到埃及开罗。他希望在这里开始新的写作。何伟说，写作里有两种东西让他着迷，要么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要么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去埃及是他与张彤禾一同做的决定，因为埃及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有丰富有趣的语言，这些方面它与中国很像。
去埃及前，他们花了一年时间做准备，上语言强化班，学习阿拉伯语，何伟拥有了个阿拉伯名字Boutros。也在那时，「阿拉伯之春」发生，这个千年不变的国家陷入变革。为了去埃及，他们注册结婚，那时保险业务不愿意接收这对冒险的夫妇，他们找律师立下了遗嘱。到达埃及一个月后，动乱开始了。在街头，何伟目击了暴力和死亡。像过去记录中国一样，他把发生在埃及的故事发表在《纽约客》上。
「那时候我当然有些害怕，但我要了解其中的原因，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会有什么结果。我也知道对于记者来说，有这样的经验是好的，可以学习怎么在混乱的环境采访和报道。」何伟说。
在开罗的生活并不容易，何伟居住的地方经常断电，一次抗议活动导致他脚上两处骨折，回美国前装着电脑和相机的随身行李差点被偷了。当越来越多身边的人进了监狱，何伟和张彤禾决定离开。
「在埃及很难把事情做好。经常没有电，水也会被关掉，」何伟说，「好辛苦啊，我们经常觉得太累了。」
何伟和家人在埃及
2019年5月，何伟关于埃及的新书《The Buried》由企鹅出版社出版。这本400多页的英文书涉及埃及的历史与变革，有考古现场，也有政治运动。尽管题材遥远，但何伟独特的幽默与温情却始终贯穿在诸如社区垃圾工、阿拉伯老师、同性恋翻译和卖内衣的中国商人等普通人的故事之中，让这些故事超越文化与地域的界限。而过去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他打量与认识埃及的参照系。
一直以来，何伟都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写文章的过程不需要任何人提意见，「I want to be the one to shape it.（我想成为文章的创造者。）」自我确认在他的独自朗读中进行，那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上约翰·麦克菲的非虚构写作课时就养成的习惯。麦克菲是美国著名非虚构作家，写了将近半个世纪。他告诉何伟，写作要「把嘴里的那些小石子吐出来再说话」。
「麦克菲说过，『创作一直都很难。不管一个作家经验多么丰富，当他坐下来开始写作，信心完全有可能降为零。你能写好上一本书从不意味着你能写好下一本书。』你会这么觉得吗？」我问。
何伟笑了，「麦克菲太紧张了」，他说，「对现在的我来说，写作是一件比以前简单的事情，因为到这个年龄，生活是比写作更难的事。」
「你现在写作的时候还会朗读自己的文章吗？」
「Yeah, that’s very important. Just to listen for mistakes or things. So that’s part of editing to read it aloud. Because you hear things differently（是的，这很重要。大声朗读时，我可以听到文章中的错误。朗读会让你听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也是我编辑过程的一部分。）……我住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办公室，我不能在一个公开的地方，比如在这里我就不能写东西，因为我写的时候经常说话，人家会觉得我是个疯子。」
何伟与《人物》记者的交流以普通话和英语交叉进行，母语对他来说有时是即兴，有时是因为涉及复杂的表达。尽管学习中文超过20年，何伟还算流畅的中文里仍有一丝笨拙感，那就是他在书里写的，每次初到一个地方时「笨笨的何伟」形象。当他切换到英语，你又能听到那个来自美国的聪明人。
从许多细节来看，何伟都生活得非常「old school」。比如他总穿着那件绿格子衬衫；比如他一直以来不怎么爱用手机——会影响注意力。他的通讯录里，一个个联络人的姓名、电话、邮箱甚至QQ号都排列得整整齐齐，就像是过去用笔认真记录的纸质通讯录。一个记者的好习惯。
他至今还与1996到1998年教过的那100多个学生保持着联系，每年，他都会写一封长长的信给他们，20年前是手写然后复印的信纸，现在是一封封邮件。20多年过去，他的学生多数成为老师，分布在四川、重庆、西藏、浙江、广东深圳和云南昆明。有人在毕业后被骗到浙江打工，如今在一家私立学校教英语，很赚钱，可能已经有了三套房子；还有人当年对何伟谈到的宗教信仰嗤之以鼻，如今对佛教或基督教产生了浓厚兴趣。更显著的变化是，这些学生中九成来自农村，但现在他们都在城市生活。
「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什么变化，如果你要了解中国，这件事很重要。问问他们觉得现在怎么样，如果他们觉得现在比以前好，那什么在变好，又是什么在变坏？」
除了情感因素，这20多年的联络对他来说是社会学里的longitudinal study（纵向研究），他曾在采访中说，「我对以前的学生也很感兴趣，他们是杰出的一代，因为他们出生于毛泽东逝世前后，并且随着变化而成长。」
「能看一看那些信吗？」我问。
何伟不好意思地笑着摇摇头，说，以后自己可能会把这些信的故事写出来。他会继续和学生们的联系，也计划今后每月回一两次涪陵，看看那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他和张彤禾打算在中国定居，关于中国的写作是他们的「长期工程」。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他们在此地过去20多年的经验也将继续发挥作用。他还想让两个女儿学习汉语，张彤禾是华裔，汉语中，也有两个孩子的历史。
「接下来会写什么呢？」
「我还不知道，我要想一想。」何伟说，「最好不要hard idea，要看情况，要适应和调整。」
继续谈了一会儿写作。何伟突然看了看时间，他要走了，去位于双流的川大校区开会。他还不会用打车软件，每次往返学校和住所都要倒腾地铁与校巴。面对飞速发展的中国，再次回来的何伟有时确实像20年前那个初来乍到的陌生人。
23年过去了，何伟曾在那里教英语的涪陵师专，以前是个专科，2000多名学生，现在是本科，20000多名学生；涪陵曾经没有铁路，没有红绿灯，没有高速公路，那时，何伟从重庆出发，乘坐慢船去涪陵，在长江上行驶了8个小时，如今，两地之间的高铁只需要36分钟。在三峡大坝修筑，江水上涨之后，曾经坐着涪陵老渔夫的小船前往江心白鹤梁参观的游客，只能乘自动扶梯下到100多米的深处，在水下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眺望。还有一些事物，消失在时间之中。
何伟在涪陵
《人物》：你在新书《The Buried》中提到了埃及的两种时间，Djet和Neheh，整本书都与时间这条线索有关。
何伟 ：Djet和Neheh是古埃及的两种时间，它们无法翻译成英语。Neheh是周期时间，关乎太阳的运转，季节的流逝，以及尼罗河上每一年的洪水，它重复、更新。Djet则是静止的，有时被翻译为永恒，djet中的某些事情已经完成，但尚未过去：它永远存在于现在。
我在阅读与考古学相关的资料时，发现古埃及人对于时间的感受与我们不一样。时间在我们的眼中是一条直线，而在他们眼中就像个圆圈，不断地轮回又轮回，有些东西是永恒的。
这可能与当地的自然景观有关。过去，河谷里，洪水每年都会来临，洪水所经之处，一切被摧毁，随后重生，四季来了又走。而沙漠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变化，它们都属于另一种时间。所以那种永恒可能与自然有关。
《人物》：你是怎么发现的？
何伟 ：我去和考古学家们聊天，包括阅读他们写的关于古埃及的文章，我发现他们用来描述古埃及时间的几种词汇。你会发现，5000年前古埃及人就是那样看待时间的。
我对时间很感兴趣，我的第二本书《甲骨文》也和时间有关。作为一个现代人，基本上我们将时间理解为直线向前的，历史是进步的，一切都是直线进行的，我们试着让自己逻辑化，有时甚至过于理性。但是或许时间不是不断进步，而是在重复。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比古埃及人更复杂，但你要知道我们和他们的想法也许没什么不同，情感是相同的，甚至政治也是相同的，因为政治操纵着情感。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唐纳德·特朗普还是古埃及的某位法老，他们的想法，人们与他们的关系，都是相似的。有些美国人喜欢特朗普，就像过去古埃及人崇拜法老，政治对于情感的作用常常被人们低估。
《人物》：你为什么一直以来对时间感兴趣？
何伟 ：对作家来说，对时间的兴趣是个有趣的起点。我在埃及写历史，而历史正在我身边发生，革命正在我身边发生，你正在亲历历史中一个重要的时期。（未来）人们再回过头来看过去的埃及，他们会讨论这个时期的埃及发生了什么。
这也让我思考过去与现在，让我对时间有了更多元的看法，有时它呈直线前进，有时它只是在原地转圈，有时它可能根本一动不动。
《人物》：这对你自己的观念或想法有什么影响吗？这也是你之前问过约翰·麦克菲的，他在《前世年鉴》里写过地质学家对于时间的特殊感觉，比如一百万年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小单位。
何伟 ：我会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那么重要。有时候（我们）认为某一时刻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时刻，但数千年的时间不断往前行进，因此最好不要太过流连其中。
我现在看时间的方式与我当时在涪陵的时候不太一样，当时我才27岁，中国对我来说是新的，所有的事情都在那时候发生。但现在我再回到中国，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我认识的人都比以前老了20多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他们看待时间的方式与美国不同。美国的历史不太久远，人们关注的是今天，不会对过去有很强烈的感受。这也让我越发思考时间的问题。
《人物》：「系统」是这本书的另一个关键词，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主题的？
何伟 ：我第一次来中国时，还不是独立的作家，而是在单位工作，我知道这是一个system，是一个系统。他们有一个单位，有领导人，有structures，还有很多规定。特别是90年代，大多数人都是在单位里工作，都是在系统之中。那时候我就知道系统是重要的。
后来我搬到埃及，我发现他们的社会里有很多没有系统的地方，比如在开罗，6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一些违规的地方。他们违规改造房子，生活似乎没什么系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没有一个系统，你有什么基础去改变这个系统呢？在埃及待了大概三年后，我认识到这是他们根本的问题。政府没什么权力，也没什么系统。
《人物》：但在看似没有系统和秩序的地方，人们还在不断地发展与运转。
何伟 ：对，中国是比较特殊的，在埃及，我和彤禾都意识到，我们在中国的经验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非洲的不少地方，和埃及一样，政府有一部分system，不多，但大多数的事物还是可以function。同时，生活在其中的人又是神通广大的，他们总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做事。我写过一个在埃及收垃圾的人，Sayid，他是个文盲，但他非常聪明，非常勤奋，他没有获得过政府的帮助，也不会向他人求助，遇到什么问题他总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看到这样的人，我会觉得有点悲伤，他应该接受更好的教育，过更好的生活。
秩序（order）与混乱（chaos）之中存在一种张力，秩序和混乱中又维持着一种平衡。弄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对我来说挺有意思的。
《人物》：呈现这种张力与平衡是非常复杂的，你写作时，会考虑读者的接受吗？
何伟 ：不太想。我写的都是我感兴趣的，不太会去想读者，真的，自己感兴趣可以激励我，写得比较好。
实际上我写《江城》时，只发表过一些小文章，没什么名气，也没有代理人，跟出版社也没有联系。我写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可以出版，最大的目标就是为自己而写，想要把它们记录下来，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写，在涪陵的经验就会被忘掉。后来它还是出版了，但最初我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
埃及这一本，我也不太考虑读者，我知道会有一些人感兴趣，但更多人没兴趣。在美国，一本书卖两三万本已经不错了，读书的人是个小群体，好多人只看流行的电视节目。最好卖的书都是有simple idea的，那些能够在电视或广播里，用一、两个句子介绍的书。但我常常不会这么做。关于《甲骨文》和《The Buried》，如果你让我介绍它们，我没法用两个句子去介绍。生活是非常复杂的，我觉得我的书也应该是这样。
from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10/%e4%ba%ba%e7%89%a9-%e5%9c%a8%e6%88%90%e9%83%bd%e8%a1%97%e5%a4%b4%e9%81%87%e8%a7%81%e4%bd%95%e4%bc%9f/
文｜杨宙
编辑｜槐杨
图｜网络
何伟（Peter Hessler）坐在全时便利店外边的塑料桌子边，手边放着一瓶可乐。这是九月初的成都市中心，天阴沉沉的，随时可能下雨。或许因为一会儿要去开会，他穿了套土黄色的西装。便利店位于他的住所附近，早高峰人来人往，坐在其中的他神情严肃。初次见面，他常给人某种冷漠感，但真正聊起来，你很快会感受到他的诚恳。
离开中国、在埃及待了五年后，何伟又回到了中国。成都是他早就计划好的定居地点，位于中国中部，方便到各地采访。多年来，他对四川有足够深的感情。20多年前，作为美国和平队的一名志愿者，成都是他学习汉语的起点。如今他50岁了，或许因为热爱跑步，除了笑起来时眼角的皱纹，他看起来也就30岁出头。
「她们穿的是什么？」刚见面不久，他就指着远处的几个女孩问道。女孩们穿的是汉服。
「汉服是怎么流行起来的？我这次来中国发现好多人穿这种衣服。」
与何伟的交谈以被他采访的形式开始。他对这个世界的关注常常让人惭愧，让你意识到自己对生活的熟视无睹。从27岁到现在，他与中国认识了20多年，把对这个地方过去与现在的观察写进了《江城》、《甲骨文》与《寻路中国》里。文字中有他作为外来者的旁观与抽离，也有他把这里当做一个家乡的融入与善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纪实」系列收录了数位外国作者关于中国的作品，至今卖得最好的，是何伟的《江城》。《江城》和《寻路中国》成了畅销书与长销书，令许多中国人透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看待自己的国家，感到新奇与震动。他文学化的纪实作品写作方式，对许多中文写作者产生了影响。
何伟的「中国三部曲」
无论到哪儿，他都带着一本小到可以塞进衬衫口袋的笔记本，随时写上只有自己才能分辨的笔记，在每天采访结束后以最快的速度回忆并输入电脑。但这些天，他在成都并没有记下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他太忙了，在川大新开了非虚构写作课，还要找房子，为双胞胎女儿办理入学，迎接老朋友、曾经的学生的来访，应对闻讯前来求取签名的读者。
2011年10月，何伟和同为作家的妻子张彤禾，带着两个孩子，从美国科罗拉多州搬家到埃及开罗。他希望在这里开始新的写作。何伟说，写作里有两种东西让他着迷，要么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要么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去埃及是他与张彤禾一同做的决定，因为埃及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有丰富有趣的语言，这些方面它与中国很像。
去埃及前，他们花了一年时间做准备，上语言强化班，学习阿拉伯语，何伟拥有了个阿拉伯名字Boutros。也在那时，「阿拉伯之春」发生，这个千年不变的国家陷入变革。为了去埃及，他们注册结婚，那时保险业务不愿意接收这对冒险的夫妇，他们找律师立下了遗嘱。到达埃及一个月后，动乱开始了。在街头，何伟目击了暴力和死亡。像过去记录中国一样，他把发生在埃及的故事发表在《纽约客》上。
「那时候我当然有些害怕，但我要了解其中的原因，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会有什么结果。我也知道对于记者来说，有这样的经验是好的，可以学习怎么在混乱的环境采访和报道。」何伟说。
在开罗的生活并不容易，何伟居住的地方经常断电，一次抗议活动导致他脚上两处骨折，回美国前装着电脑和相机的随身行李差点被偷了。当越来越多身边的人进了监狱，何伟和张彤禾决定离开。
「在埃及很难把事情做好。经常没有电，水也会被关掉，」何伟说，「好辛苦啊，我们经常觉得太累了。」
何伟和家人在埃及
2019年5月，何伟关于埃及的新书《The Buried》由企鹅出版社出版。这本400多页的英文书涉及埃及的历史与变革，有考古现场，也有政治运动。尽管题材遥远，但何伟独特的幽默与温情却始终贯穿在诸如社区垃圾工、阿拉伯老师、同性恋翻译和卖内衣的中国商人等普通人的故事之中，让这些故事超越文化与地域的界限。而过去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他打量与认识埃及的参照系。
一直以来，何伟都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写文章的过程不需要任何人提意见，「I want to be the one to shape it.（我想成为文章的创造者。）」自我确认在他的独自朗读中进行，那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上约翰·麦克菲的非虚构写作课时就养成的习惯。麦克菲是美国著名非虚构作家，写了将近半个世纪。他告诉何伟，写作要「把嘴里的那些小石子吐出来再说话」。
「麦克菲说过，『创作一直都很难。不管一个作家经验多么丰富，当他坐下来开始写作，信心完全有可能降为零。你能写好上一本书从不意味着你能写好下一本书。』你会这么觉得吗？」我问。
何伟笑了，「麦克菲太紧张了」，他说，「对现在的我来说，写作是一件比以前简单的事情，因为到这个年龄，生活是比写作更难的事。」
「你现在写作的时候还会朗读自己的文章吗？」
「Yeah, that’s very important. Just to listen for mistakes or things. So that’s part of editing to read it aloud. Because you hear things differently（是的，这很重要。大声朗读时，我可以听到文章中的错误。朗读会让你听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也是我编辑过程的一部分。）……我住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办公室，我不能在一个公开的地方，比如在这里我就不能写东西，因为我写的时候经常说话，人家会觉得我是个疯子。」
何伟与《人物》记者的交流以普通话和英语交叉进行，母语对他来说有时是即兴，有时是因为涉及复杂的表达。尽管学习中文超过20年，何伟还算流畅的中文里仍有一丝笨拙感，那就是他在书里写的，每次初到一个地方时「笨笨的何伟」形象。当他切换到英语，你又能听到那个来自美国的聪明人。
从许多细节来看，何伟都生活得非常「old school」。比如他总穿着那件绿格子衬衫；比如他一直以来不怎么爱用手机——会影响注意力。他的通讯录里，一个个联络人的姓名、电话、邮箱甚至QQ号都排列得整整齐齐，就像是过去用笔认真记录的纸质通讯录。一个记者的好习惯。
他至今还与1996到1998年教过的那100多个学生保持着联系，每年，他都会写一封长长的信给他们，20年前是手写然后复印的信纸，现在是一封封邮件。20多年过去，他的学生多数成为老师，分布在四川、重庆、西藏、浙江、广东深圳和云南昆明。有人在毕业后被骗到浙江打工，如今在一家私立学校教英语，很赚钱，可能已经有了三套房子；还有人当年对何伟谈到的宗教信仰嗤之以鼻，如今对佛教或基督教产生了浓厚兴趣。更显著的变化是，这些学生中九成来自农村，但现在他们都在城市生活。
「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什么变化，如果你要了解中国，这件事很重要。问问他们觉得现在怎么样，如果他们觉得现在比以前好，那什么在变好，又是什么在变坏？」
除了情感因素，这20多年的联络对他来说是社会学里的longitudinal study（纵向研究），他曾在采访中说，「我对以前的学生也很感兴趣，他们是杰出的一代，因为他们出生于毛泽东逝世前后，并且随着变化而成长。」
「能看一看那些信吗？」我问。
何伟不好意思地笑着摇摇头，说，以后自己可能会把这些信的故事写出来。他会继续和学生们的联系，也计划今后每月回一两次涪陵，看看那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他和张彤禾打算在中国定居，关于中国的写作是他们的「长期工程」。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他们在此地过去20多年的经验也将继续发挥作用。他还想让两个女儿学习汉语，张彤禾是华裔，汉语中，也有两个孩子的历史。
「接下来会写什么呢？」
「我还不知道，我要想一想。」何伟说，「最好不要hard idea，要看情况，要适应和调整。」
继续谈了一会儿写作。何伟突然看了看时间，他要走了，去位于双流的川大校区开会。他还不会用打车软件，每次往返学校和住所都要倒腾地铁与校巴。面对飞速发展的中国，再次回来的何伟有时确实像20年前那个初来乍到的陌生人。
23年过去了，何伟曾在那里教英语的涪陵师专，以前是个专科，2000多名学生，现在是本科，20000多名学生；涪陵曾经没有铁路，没有红绿灯，没有高速公路，那时，何伟从重庆出发，乘坐慢船去涪陵，在长江上行驶了8个小时，如今，两地之间的高铁只需要36分钟。在三峡大坝修筑，江水上涨之后，曾经坐着涪陵老渔夫的小船前往江心白鹤梁参观的游客，只能乘自动扶梯下到100多米的深处，在水下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眺望。还有一些事物，消失在时间之中。
何伟在涪陵
《人物》：你在新书《The Buried》中提到了埃及的两种时间，Djet和Neheh，整本书都与时间这条线索有关。
何伟 ：Djet和Neheh是古埃及的两种时间，它们无法翻译成英语。Neheh是周期时间，关乎太阳的运转，季节的流逝，以及尼罗河上每一年的洪水，它重复、更新。Djet则是静止的，有时被翻译为永恒，djet中的某些事情已经完成，但尚未过去：它永远存在于现在。
我在阅读与考古学相关的资料时，发现古埃及人对于时间的感受与我们不一样。时间在我们的眼中是一条直线，而在他们眼中就像个圆圈，不断地轮回又轮回，有些东西是永恒的。
这可能与当地的自然景观有关。过去，河谷里，洪水每年都会来临，洪水所经之处，一切被摧毁，随后重生，四季来了又走。而沙漠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变化，它们都属于另一种时间。所以那种永恒可能与自然有关。
《人物》：你是怎么发现的？
何伟 ：我去和考古学家们聊天，包括阅读他们写的关于古埃及的文章，我发现他们用来描述古埃及时间的几种词汇。你会发现，5000年前古埃及人就是那样看待时间的。
我对时间很感兴趣，我的第二本书《甲骨文》也和时间有关。作为一个现代人，基本上我们将时间理解为直线向前的，历史是进步的，一切都是直线进行的，我们试着让自己逻辑化，有时甚至过于理性。但是或许时间不是不断进步，而是在重复。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比古埃及人更复杂，但你要知道我们和他们的想法也许没什么不同，情感是相同的，甚至政治也是相同的，因为政治操纵着情感。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唐纳德·特朗普还是古埃及的某位法老，他们的想法，人们与他们的关系，都是相似的。有些美国人喜欢特朗普，就像过去古埃及人崇拜法老，政治对于情感的作用常常被人们低估。
《人物》：你为什么一直以来对时间感兴趣？
何伟 ：对作家来说，对时间的兴趣是个有趣的起点。我在埃及写历史，而历史正在我身边发生，革命正在我身边发生，你正在亲历历史中一个重要的时期。（未来）人们再回过头来看过去的埃及，他们会讨论这个时期的埃及发生了什么。
这也让我思考过去与现在，让我对时间有了更多元的看法，有时它呈直线前进，有时它只是在原地转圈，有时它可能根本一动不动。
《人物》：这对你自己的观念或想法有什么影响吗？这也是你之前问过约翰·麦克菲的，他在《前世年鉴》里写过地质学家对于时间的特殊感觉，比如一百万年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小单位。
何伟 ：我会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那么重要。有时候（我们）认为某一时刻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时刻，但数千年的时间不断往前行进，因此最好不要太过流连其中。
我现在看时间的方式与我当时在涪陵的时候不太一样，当时我才27岁，中国对我来说是新的，所有的事情都在那时候发生。但现在我再回到中国，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我认识的人都比以前老了20多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他们看待时间的方式与美国不同。美国的历史不太久远，人们关注的是今天，不会对过去有很强烈的感受。这也让我越发思考时间的问题。
《人物》：「系统」是这本书的另一个关键词，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主题的？
何伟 ：我第一次来中国时，还不是独立的作家，而是在单位工作，我知道这是一个system，是一个系统。他们有一个单位，有领导人，有structures，还有很多规定。特别是90年代，大多数人都是在单位里工作，都是在系统之中。那时候我就知道系统是重要的。
后来我搬到埃及，我发现他们的社会里有很多没有系统的地方，比如在开罗，6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一些违规的地方。他们违规改造房子，生活似乎没什么系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没有一个系统，你有什么基础去改变这个系统呢？在埃及待了大概三年后，我认识到这是他们根本的问题。政府没什么权力，也没什么系统。
《人物》：但在看似没有系统和秩序的地方，人们还在不断地发展与运转。
何伟 ：对，中国是比较特殊的，在埃及，我和彤禾都意识到，我们在中国的经验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非洲的不少地方，和埃及一样，政府有一部分system，不多，但大多数的事物还是可以function。同时，生活在其中的人又是神通广大的，他们总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做事。我写过一个在埃及收垃圾的人，Sayid，他是个文盲，但他非常聪明，非常勤奋，他没有获得过政府的帮助，也不会向他人求助，遇到什么问题他总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看到这样的人，我会觉得有点悲伤，他应该接受更好的教育，过更好的生活。
秩序（order）与混乱（chaos）之中存在一种张力，秩序和混乱中又维持着一种平衡。弄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对我来说挺有意思的。
《人物》：呈现这种张力与平衡是非常复杂的，你写作时，会考虑读者的接受吗？
何伟 ：不太想。我写的都是我感兴趣的，不太会去想读者，真的，自己感兴趣可以激励我，写得比较好。
实际上我写《江城》时，只发表过一些小文章，没什么名气，也没有代理人，跟出版社也没有联系。我写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可以出版，最大的目标就是为自己而写，想要把它们记录下来，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写，在涪陵的经验就会被忘掉。后来它还是出版了，但最初我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
埃及这一本，我也不太考虑读者，我知道会有一些人感兴趣，但更多人没兴趣。在美国，一本书卖两三万本已经不错了，读书的人是个小群体，好多人只看流行的电视节目。最好卖的书都是有simple idea的，那些能够在电视或广播里，用一、两个句子介绍的书。但我常常不会这么做。关于《甲骨文》和《The Buried》，如果你让我介绍它们，我没法用两个句子去介绍。生活是非常复杂的，我觉得我的书也应该是这样。
from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10/%e4%ba%ba%e7%89%a9-%e5%9c%a8%e6%88%90%e9%83%bd%e8%a1%97%e5%a4%b4%e9%81%87%e8%a7%81%e4%bd%95%e4%bc%9f/
BBC：美前議長分析中俄結盟：假如明天北京攻台
美國前眾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說，中國急速現代化，經濟，軍事和世界影響迅速擴大，毛澤東時期的落後狀態成為一個真正的世界強國，因此對美國構成多方面的威脅
美國前眾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最近出版新書《特朗普VS中國： 正視美國最大的威脅》。書中說，中國急速現代化，經濟、軍事和世界影響迅速擴大，從毛澤東時期的落後狀態成為一個真正的世界強國，對美國構成多方面的威脅。
金里奇周日（10月27日）又在福克斯新聞網上發表評論說，如果中國同俄羅斯結盟，他們會對美國以及全球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他舉例說明美國面臨的困境：假如中國決定明天入侵台灣，美國怎麼辦？
中國和俄羅斯目前都受到來自美國的經濟壓力。俄羅斯在2014年兼併克里米亞以及在2016年被指干預美國選舉後受到美國的嚴厲制裁。美國觀察家說，中俄兩國關係進一步密切。早在今年1月，當時的美國國家情報總監丹·柯茨（Dan Coats）說，中國和俄羅斯親密程度達到了195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水平。
美國前眾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新書最近出版新書《特朗普VS中國: 正視美國最大的威脅》。
中俄軍事聯手？
今年6月，習近平在莫斯科訪問期間正式把中俄兩國關係描述為「新時期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習近平對普京說，俄羅斯是我訪問過最多的國家，「普京總統是我交往最密切的外國同事，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
金里奇在最近發表的評論中說，中國不僅在軍事發展和武器方面取得顯著進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南海。因此任何軍事介入保衛台灣的行動都會被看作是對中國的攻擊。
在這種情況下美中兩個超級大國就可能發生激烈衝突。金里奇當然認為美國會在這場衝突中勝出，但要付出很大代價。但是他又設想，如果中國在俄羅斯空軍力量的幫助下進攻台灣，結果又如何呢？
俄羅斯派出Tu-95MS戰略轟炸機同中國的轟-6K戰略轟炸機7月在日本海進行了聯合巡航
金里奇認為，如果那種情況發生，對美國來說衝突就會更加困難而且人員犧牲和財力消耗會更大，美國獲勝的機會也小得多。因此美國現在不僅要關注在某個地區同中國可能發生衝突的問題，而且要決定是否希望冒險同中俄聯盟對抗。
自2013年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同普京會見了多達24次，同期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會見的次數為16次。金里奇說，如果中俄戰略結盟成真，美國就要徹底改變其國家安全計劃和戰略。
中俄合久必分？
中俄結盟或許是出於雙方的短期需要，但其聯合的基礎是雙方同美國和西方的利益衝突和對立。《外交家》雜誌上周發表分析說，最近俄羅斯決定幫助中國建立早期導彈預警系統，是兩國戰略聯合得到進一步促進的證明。
習近平對普京說，俄羅斯是我訪問過最多的國家，「普京總統是我交往最密切的外國同事，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
10月初俄羅斯總統普京透露，莫斯科正幫助中國建造導彈襲擊預警系統。普京在「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會議上說，目前世界上只有俄羅斯和美國有此類系統，「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將大大增強中國的防禦能力。」
據俄羅斯媒體報道，在開發解放軍早期預警系統網絡的軟件方面，中國和俄羅斯簽署了價值約6千萬美元的合同。中國目前已經擁有俄羅斯先進的S-400防空導彈系統。
俄羅斯目前正在研發更先進的S-500防空導彈系統，莫斯科認為北京也將購買這種更新的防空系統，那將有助於解放軍建立一體化的早期預警和導彈防禦系統。
不過《新聞周刊》北京分社社長劉美遠最近撰文說，雖然有人擔心中俄結盟威脅美國，但或許中俄結盟的威脅被誇大。歷史上的大國結盟不會持久，如三國演義中所說的「合久必分」。另外她認為，現在中俄接近的主要原因是中俄兩國同特朗普政府之間的緊張、不確定和潛在的的敵對。
BBC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19/10/20191028-bbc.html
美國前眾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最近出版新書《特朗普VS中國： 正視美國最大的威脅》。書中說，中國急速現代化，經濟、軍事和世界影響迅速擴大，從毛澤東時期的落後狀態成為一個真正的世界強國，對美國構成多方面的威脅。
金里奇周日（10月27日）又在福克斯新聞網上發表評論說，如果中國同俄羅斯結盟，他們會對美國以及全球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他舉例說明美國面臨的困境：假如中國決定明天入侵台灣，美國怎麼辦？
中國和俄羅斯目前都受到來自美國的經濟壓力。俄羅斯在2014年兼併克里米亞以及在2016年被指干預美國選舉後受到美國的嚴厲制裁。美國觀察家說，中俄兩國關係進一步密切。早在今年1月，當時的美國國家情報總監丹·柯茨（Dan Coats）說，中國和俄羅斯親密程度達到了195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水平。
美國前眾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新書最近出版新書《特朗普VS中國: 正視美國最大的威脅》。
中俄軍事聯手？
今年6月，習近平在莫斯科訪問期間正式把中俄兩國關係描述為「新時期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習近平對普京說，俄羅斯是我訪問過最多的國家，「普京總統是我交往最密切的外國同事，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
金里奇在最近發表的評論中說，中國不僅在軍事發展和武器方面取得顯著進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南海。因此任何軍事介入保衛台灣的行動都會被看作是對中國的攻擊。
在這種情況下美中兩個超級大國就可能發生激烈衝突。金里奇當然認為美國會在這場衝突中勝出，但要付出很大代價。但是他又設想，如果中國在俄羅斯空軍力量的幫助下進攻台灣，結果又如何呢？
俄羅斯派出Tu-95MS戰略轟炸機同中國的轟-6K戰略轟炸機7月在日本海進行了聯合巡航
金里奇認為，如果那種情況發生，對美國來說衝突就會更加困難而且人員犧牲和財力消耗會更大，美國獲勝的機會也小得多。因此美國現在不僅要關注在某個地區同中國可能發生衝突的問題，而且要決定是否希望冒險同中俄聯盟對抗。
自2013年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同普京會見了多達24次，同期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會見的次數為16次。金里奇說，如果中俄戰略結盟成真，美國就要徹底改變其國家安全計劃和戰略。
中俄合久必分？
中俄結盟或許是出於雙方的短期需要，但其聯合的基礎是雙方同美國和西方的利益衝突和對立。《外交家》雜誌上周發表分析說，最近俄羅斯決定幫助中國建立早期導彈預警系統，是兩國戰略聯合得到進一步促進的證明。
習近平對普京說，俄羅斯是我訪問過最多的國家，「普京總統是我交往最密切的外國同事，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
10月初俄羅斯總統普京透露，莫斯科正幫助中國建造導彈襲擊預警系統。普京在「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會議上說，目前世界上只有俄羅斯和美國有此類系統，「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將大大增強中國的防禦能力。」
據俄羅斯媒體報道，在開發解放軍早期預警系統網絡的軟件方面，中國和俄羅斯簽署了價值約6千萬美元的合同。中國目前已經擁有俄羅斯先進的S-400防空導彈系統。
俄羅斯目前正在研發更先進的S-500防空導彈系統，莫斯科認為北京也將購買這種更新的防空系統，那將有助於解放軍建立一體化的早期預警和導彈防禦系統。
不過《新聞周刊》北京分社社長劉美遠最近撰文說，雖然有人擔心中俄結盟威脅美國，但或許中俄結盟的威脅被誇大。歷史上的大國結盟不會持久，如三國演義中所說的「合久必分」。另外她認為，現在中俄接近的主要原因是中俄兩國同特朗普政府之間的緊張、不確定和潛在的的敵對。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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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前瞻：从区块链到香港问题及美中贸易
来源:
美国之音
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本周在京召开。这次为期四天的闭门会议预计将制定未来几年的主要政策，并讨论香港以及持续了近两年的美中贸易战等危机。
会议召开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力挺区块链技术，并表示中国迫切需要加大投入力度。区块链技术是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背后的创新技术，这一技术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得到验证。美中贸易争端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提议是为了刺激中国经济。
习近平上周对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我们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他还说：“（我们要）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他的言论引发比特币和其他区块链相关产品和技术的价值飙升。
区块链是一组带时间戳的不可变数据记录，由不属于任何单个实体的计算机集群管理。区块链技术的安全依赖于高度分散的网络或是民主化系统，这与中国领导层向来坚持的“中央集权”背道而驰。
区块链热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经济学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急于接触区块链技术，此举助长了区块链热，这表明他找不到其他可行的方式来提振中国经济。”
他还说，该技术在中国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相关的欺诈行为不时被曝光。
这位经济学家预测，四中全会期间将会有一场关于区块链的激烈讨论，因为中共面临压力，为经济放缓和失业率上升寻找解决方案。但他表示，鉴于中共不愿放松对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控制，这场讨论不太可能在明确的政策方向上达成一致。
与华盛顿的竞争
本周召开的四中全会正值美中贸易战的一个关键时刻，两国有望在下个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一些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别无选择，只有在四中全会上获得批准，才能在协议中做出让步。但这位经济学教授认为，这次会议在更广泛地解决贸易争端方面，未必会取得多大进展。
即便如此，中国政治分析人士林和立（Willy Lam）表示，与华盛顿达成协议仍将是习近平的首要任务，因为中国无法再次成为一个自力更生的经济体。这使得习近平只能寻求最高决策机构的支持。
林和立说，习近平主席“将会在某些方面做出一些让步，以此来获得中央委员会对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支持。这当中包括向金融领域的跨国公司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削减对某些国有企业的工资补贴等。”
他还说：“这些都是体制问题，都与习近平对共产党严格控制经济的理念相悖。”
很快达成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谈判“比计划提前”。
特朗普总统说：“我会照顾到农民。会照顾到其他一些事情。会照顾到很多银行的要求。”
特朗普此前曾暗示，中国计划购买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并可能在11月16日至17日与习近平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签署这一协议。
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约370名中央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官方将这次会议的主题定为“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戒备森严
京西宾馆周围戒备森严，警察会对一些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并搜查附近的行人。外媒和许多中国记者都被拒之门外。
据称，包括资深记者高瑜在内的许多异见人士已被软禁或严密监视数日。
尽管全会议程强调“治理”，但林和立说，在这个问题上几乎不可能取得进展，因为习近平对改革并不感兴趣。他预计习近平会利用这次会议进一步巩固权力。
林和立说在四中全会期间，几位以市场为导向的中委敦促北京方面重新考虑香港的选举改革，允许普选特首。但是任何这样的提议都有可能被否决。
他还说：“习近平的立场要保守得多。他不会允许讨论有关香港的政改。他将会强调严厉路线：逮捕更多的人，因为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2500名抗议者被捕。所以，他会把重点放在警力的使用上，包括在香港部署更多广东警察。”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10/%E5%9B%9B%E4%B8%AD%E5%85%A8%E4%BC%9A%E5%89%8D%E7%9E%BB%EF%BC%9A%E4%BB%8E%E5%8C%BA%E5%9D%97%E9%93%BE%E5%88%B0%E9%A6%99%E6%B8%AF%E9%97%AE%E9%A2%98%E5%8F%8A%E7%BE%8E%E4%B8%AD%E8%B4%B8%E6%98%93.html
美国之音
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本周在京召开。这次为期四天的闭门会议预计将制定未来几年的主要政策，并讨论香港以及持续了近两年的美中贸易战等危机。
会议召开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力挺区块链技术，并表示中国迫切需要加大投入力度。区块链技术是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背后的创新技术，这一技术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得到验证。美中贸易争端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提议是为了刺激中国经济。
习近平上周对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我们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他还说：“（我们要）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他的言论引发比特币和其他区块链相关产品和技术的价值飙升。
区块链是一组带时间戳的不可变数据记录，由不属于任何单个实体的计算机集群管理。区块链技术的安全依赖于高度分散的网络或是民主化系统，这与中国领导层向来坚持的“中央集权”背道而驰。
区块链热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经济学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急于接触区块链技术，此举助长了区块链热，这表明他找不到其他可行的方式来提振中国经济。”
他还说，该技术在中国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相关的欺诈行为不时被曝光。
这位经济学家预测，四中全会期间将会有一场关于区块链的激烈讨论，因为中共面临压力，为经济放缓和失业率上升寻找解决方案。但他表示，鉴于中共不愿放松对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控制，这场讨论不太可能在明确的政策方向上达成一致。
与华盛顿的竞争
本周召开的四中全会正值美中贸易战的一个关键时刻，两国有望在下个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一些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别无选择，只有在四中全会上获得批准，才能在协议中做出让步。但这位经济学教授认为，这次会议在更广泛地解决贸易争端方面，未必会取得多大进展。
即便如此，中国政治分析人士林和立（Willy Lam）表示，与华盛顿达成协议仍将是习近平的首要任务，因为中国无法再次成为一个自力更生的经济体。这使得习近平只能寻求最高决策机构的支持。
林和立说，习近平主席“将会在某些方面做出一些让步，以此来获得中央委员会对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支持。这当中包括向金融领域的跨国公司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削减对某些国有企业的工资补贴等。”
他还说：“这些都是体制问题，都与习近平对共产党严格控制经济的理念相悖。”
很快达成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谈判“比计划提前”。
特朗普总统说：“我会照顾到农民。会照顾到其他一些事情。会照顾到很多银行的要求。”
特朗普此前曾暗示，中国计划购买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并可能在11月16日至17日与习近平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签署这一协议。
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约370名中央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官方将这次会议的主题定为“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戒备森严
京西宾馆周围戒备森严，警察会对一些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并搜查附近的行人。外媒和许多中国记者都被拒之门外。
据称，包括资深记者高瑜在内的许多异见人士已被软禁或严密监视数日。
尽管全会议程强调“治理”，但林和立说，在这个问题上几乎不可能取得进展，因为习近平对改革并不感兴趣。他预计习近平会利用这次会议进一步巩固权力。
林和立说在四中全会期间，几位以市场为导向的中委敦促北京方面重新考虑香港的选举改革，允许普选特首。但是任何这样的提议都有可能被否决。
他还说：“习近平的立场要保守得多。他不会允许讨论有关香港的政改。他将会强调严厉路线：逮捕更多的人，因为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2500名抗议者被捕。所以，他会把重点放在警力的使用上，包括在香港部署更多广东警察。”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10/%E5%9B%9B%E4%B8%AD%E5%85%A8%E4%BC%9A%E5%89%8D%E7%9E%BB%EF%BC%9A%E4%BB%8E%E5%8C%BA%E5%9D%97%E9%93%BE%E5%88%B0%E9%A6%99%E6%B8%AF%E9%97%AE%E9%A2%98%E5%8F%8A%E7%BE%8E%E4%B8%AD%E8%B4%B8%E6%98%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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