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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7 April 2016

吴戈：为什么纪念切尔诺贝利如此踊跃

来源:
东网

中国核电站到底安不安全，万一有事怎么办？

时值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30周年，大陆媒体掀起了一波深度报道热潮，个中缘由值得一提。

首先，在科学上这是绝对必要的，放射性污染极其漫长的半衰期，使人类对这种污染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健康的长期影响依然研究不足。

其次，大陆新闻业近十年也发生了巨变。20周年时笔者在一家知名周刊任科学记者，正值盈利高峰的这家媒体仍然负担不起常驻海外记者的费用，编译仍是其国际报道的重要手段。加上内部管理风格的问题，直到笔者写完这个当时并不算火爆的题材，方知杂志其实愿意负担现场采访的成本。

随着中国海外触角的极大扩展，今年新兴媒体不光纷纷派出记者，采访到大量当事人，还大量创造包括虚拟现实在内的传播新模式。

这当然与当地已几乎成了一个“景点”有关，今天的乌克兰也更愿意向世界展示这个前苏联留下的巨大伤痛，特别是当时政府的无知、自负和失职，而已风烛残年的个别主要当事人更是只剩最后的机会为世界留下教训。

但是，一个更隐藏的原因在于：在大陆调查性、批评性新闻报道连年惨遭打压，一批知名媒体被从人事、制度和报道内容上彻底阉割，大批调查记者流离失所的大背景下，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题材。它既已过去30年，针对的又是一个已经消失的社会主义巨兽。中共建政以来的多数年代将苏联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敌人，这起事故发生当时中国社会又处在一轮民主觉醒的高潮前夕，对同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正在进行的改革正抱以热切的关注。

当然，近年的中共舆论开始全力逆转当年对苏联的负面评价，将苏联解体视为切肤之痛，但毕竟经历了对苏联的全面丑化、对抗和对苏联积弊深刻的理性认识，逆转效果只及于极左语境。

因而这次大陆各种媒体不约而同极力强调的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背后，从核电站的建设、风险的评估和宣传、事故消息的报道、抢险和善后的过程，直到原因的总结分析和教训的汲取，前苏联体制表现出的草率、无知、颟顸、隐瞒、粉饰、欺骗等问题触目惊心，有的直到最近才得以充分揭露。

作为前苏联体制的最大、最彻底继承者，中国虽然有反苏岁月和改革洗礼，但在核电这种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内，此类弊端很难说已被充分摒弃，尤其是近年中共对央企为代表的国有资本突然变本加厉地视若命根，甚至不切实际地试图将它们进一步合并成更大的巨鳄，更难说中国国企能洗心革面。

在发表于《中国经济周刊》的文章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总结了苏联留下的震撼人心的四大教训：即使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也会成为核电界隐瞒真实情况的对象；即使是顶尖的核能专家，也会严重低估核电失去控制后的风险；处理核事故是“跟看不见的敌人作战”的超高难度且无休无止的残酷战役；因为难以根除核污染，篡改标准、操纵数字、隐瞒真相也就成了官方的“应对办法”。

然而，关于中国，王研究员首先抬出现任最高领导人2014年在国际核安全峰会上阐述的核安全观，表明今上何等圣明，早已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其次，作者一面强调目前全球核电技术（无论是第几代）也做不到100%安全，而正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核电更应高度重视“前车之鉴”，一面却对第四个教训，莫名其妙地高呼起意识形态口号来，称这再次印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是最大限度地追求资本主义利润，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可苏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啊，这个矛盾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文章将苏联的一切信息均列为历史，任何与现实联系的地方都巧妙地只以日本福岛核事故为例。也就是说，越往当前的现实联系，越不敢触碰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篡改标准、操纵数字、隐瞒真相”的可能，并不顾苏联正精于此道的事实，自觉地将这种可能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以避免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产生任何联想。

真是煞费苦心啊！

当然，对中国核电发展，王研究员还是斗胆提醒：尽管中国在运核电站一直保持良好记录，但中国起步晚，目前30座在运核电机组绝大部分是2007年以后才投入运行，平均年龄仅7.1年（欧盟和美国分别为平均30.6年和35.6年），而已建在建机组已高达55座，进入了“重大核事故发生的高风险区”；核电建设必须要有禁区。如绝不能在长江流域、首都圈等战略要地建设核电站；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企业经济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

看出来了吧，前面对制度优越性的一番苦心安慰，全为了后面能凭着良心说几句真相，但仅此而已。实际上后面这点真相只是揭开了今天大陆所有媒体无一能触碰的庞大话题的一角——中国核电站到底安不安全，万一有事怎么办？

然而，一切声音就此戛然而止。

这次大陆还有个别良知栏目提及：苏联当年对切尔诺贝利的宣传最终也还是走上了“坏事变好事”的套路，有些措辞与今天中共惯用的“多难兴邦”如出一辙；当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70%的香港人反对在大亚湾建核电站，但当时中央只表示已很重视核电安全，李鹏更是一面安排在港喉舌发表正面报道，举办科普展览，一面强调小平同志“不能一反就让，要坚持”的决心，而台湾蒋经国也指示台湾方面不要参与，以防内部反核势力活跃。

前日，浙江海盐民众反对垃圾焚烧电站的抗议又被淹没在警棍和“无理取闹”的舆论中。关于核电站，中国依然只有“中国一贯正确，从无错误，今后也不会有任何错误”的腔调。从事关生命的高危环境议题近年的出事概率和暴露的问题，从中国国家垄断资本疯狂的核电投资建设速度和规模，从相关监督和民意表达的虚假和艰难，从国内舆论对风险的讳莫如深，我们有理由为中国未来发生核事故的可能深深地感到忧虑。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4/%E4%B8%BA%E4%BB%80%E4%B9%88%E7%BA%AA%E5%BF%B5%E5%88%87%E5%B0%94%E8%AF%BA%E8%B4%9D%E5%88%A9%E5%A6%82%E6%AD%A4%E8%B8%8A%E8%B7%83.html

大宗商品“上火”，令中国经济信号复杂难懂

来源:
WSJ

寻找中国经济线索的投资者曾通过观察铁矿石和螺纹钢等大宗商品来获得能够显示出工业健康状况的迹象。但是一些人士称，目前市场上的投机行为正在令这些信号变得模糊。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GS)的数据显示，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了四倍。高盛分析师称，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有两个交易日的成交量之和超过了去年全年的实际进口量。

4月21日关键的螺纹钢期货合约的成交量触及纪录高点。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研究人员称，当日螺纹钢期货成交额超过沪深两市总成交额。

投资管理公司Loomis Sayles &Co.的新兴市场投资负责人Peter Marber称，交易所的交易行情违反了逻辑。Marber还说，该公司调查的一些本地人士表示，有多达70%的钢材和铁矿石期货交易是中国散户投资者进行的，而不是用期货市场作为对冲的基本生产商和消费者进行的。

这一投机行为令解码中国经济形势的难度增大。在中国官方数据常常受到批评之际，经济观察人士更多地依赖市场行情等替代性指标。但近年来，投机行为也曾加剧中国股市和债市的剧烈波动，目前投机行为正在造成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飙升，一些人士表示事实将证明大宗商品的涨势只是暂时的。

铁矿石和螺纹钢期货价格本周出现下跌，此前上海期货交易所和大连商品交易所上调了铁矿石等部分大宗商品的最低交易保证金标准，此举意在抑制这些期货品种的交易。但铁矿石和螺纹钢的期货价格今年以来仍实现了大幅上涨。

根据普氏能源资讯(Platts)的IODEX指数，自去年年底以来，铁矿石价格已上涨43%，但周二下跌6%，至61.65美元/干吨。IODEX指数基于含铁量为62%的粉矿价格编制。据普氏能源资讯的数据，今年以来中国螺纹钢的离岸价已上涨74%，至425.50美元/吨。

分析师表示，工业金属价格上涨背后存在一些基础性驱动力，比如来自强劲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供应中断问题以及季节性波动因素。此外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的放缓程度可能并没有一些人担心的那么严重。但这些人士表示，在此轮受宽松信贷推动的价格上涨中，市场投机行为是一个令情况变得复杂的因素。

这使得许多人认为此轮涨势即将出现逆转。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的分析师称，钢价的上涨是不可持续的。而晨星(Morningstar)则表示，钢材需求的下降将导致铁矿石价格下跌一半。美银美林的研究人员则称，他们怀疑中国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是否还能再持续数月。

而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很难将钢价上涨作为判断中国经济增速的明确信号。

Marketfield Asset Management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Michael Shaoul称，对于是否能从铁矿石价格的上涨中得出一个精确的结论，他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还表示，很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无法凭藉铁矿石价格就做出中国经济是强还是弱的判断。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4/%E5%A4%A7%E5%AE%97%E5%95%86%E5%93%81%E2%80%9C%E4%B8%8A%E7%81%AB%E2%80%9D%EF%BC%8C%E4%BB%A4%E4%B8%AD%E5%9B%BD%E7%BB%8F%E6%B5%8E%E4%BF%A1%E5%8F%B7%E5%A4%8D%E6%9D%82%E9%9A%BE%E6%87%82.html

文革结束50年暴政逻辑依然在

来源:
美国之音

被称为“10年浩劫”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50年了，可是专家指出，文革的手段和逻辑在中共领导人身上依然可见。

1966年夏天，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动文革，给中国带来毁灭性冲击。文革致死的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统计数字，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

香港大学人文学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对这场动乱做了深入研究，并推出新书《文化大革命-1962-1976，一部人民的历史》。据他研究，文革开始的短短3个月，仅北京就有上千人被迫害致死。

他说：“到9月底，仅北京一地就有1700多人被殴打致死，其中有教授，也有普通人，还有很多人被称作反革命遭到虐待。”

他说，毛泽东为了巩固政权，早在1962年就开始打击异己，1966年发动文革，鼓动全民造反，政治动乱，全国各地武斗；革命代替生产，经济几乎崩溃；教师被斗致死，教育系统遭到毁灭性冲击。

毛泽东后的中共领导人中，包括习近平在内，很多都人是文革受害者。习近平的父亲，前中共高官习仲勋被打倒，习近平被嘲笑是黑帮子女。他的姐姐习和平在文革中去世，官方称是被“迫害致死”。可是专家指出，他们虽然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可是也接受了权力斗争的洗礼。

夏业良是零八宪章首批签名人，曾经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因为提倡民主改革而被解聘，现任华府智库加图研究所访问学者。

他说：“他为自己能够活下来感到庆幸，感到是一种胜利，同时他潜意识中学会了施暴者的那套办法和手段，他将来要整治别人的时候也同样会重复那些暴虐手段。”

夏业良说：“你看他上任这3年来，搞个人崇拜，搞很多方面的宣传，在很多程度上已经接近文革，但是我相信今天的人不太会像那时候容易受蒙蔽了。”

文革1976年10月结束至今50年来，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半禁忌的话题。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曾在1980年代做出决议，彻底否认文革，以此来肯定打倒“四人帮”后的权力交替，可是当局禁止对文革进行独立研究。习近平上台后又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冯客说，文革的结果是老百姓打破了毛泽东思想的禁锢，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而这正是中共最害怕的。

他说：“文革导致中共对自己的人民充满恐惧，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镇压人民的政治诉求。1989年，邓小平派坦克上天安门广场镇压民主示威者，这场大屠杀显示了中共残酷的政权和铁硬的决心，发出的信息是，绝对不要质疑一党专制。”

专家指出，毛泽东强调强权和阶级斗争，在思想上就给人民洗脑，精神毒素影响了几代人，令人担忧的是，直到现在这种影响都没有消失。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4/%E6%96%87%E9%9D%A9%E7%BB%93%E6%9D%9F50%E5%B9%B4%7C%E6%9A%B4%E6%94%BF%E9%80%BB%E8%BE%91%E4%BE%9D%E7%84%B6%E5%9C%A8.html

國際調查記者聯盟：巴拿馬文件5月9日公開

公開揭露「巴拿馬文件」的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周三（27日）表示，將全球逃漏稅內情曝光的這些文件將在5月9日對公眾開放。
這個聯盟指出，屆時這個可搜尋的資料庫內容，將包括設在「由香港到美國內華達州」等21個避稅天堂的20多萬份秘密公司、信讬和基金相關資料。
自4月初以來，在調查記者聯盟協調下、通過包括BBC在內大約100家媒體公布的有限「巴拿馬文件」，已形成世界性醜聞，引發了無數調查，並導致冰島總理和1名西班牙部長辭職。
自巴拿馬莫薩克馮賽卡律師事務所（Mossack Fonseca）外洩的這大約1150萬份文件，揭露出利用離岸公司來隱藏財富以達到逃稅目的的大規模手法。
最近在華盛頓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上，世界主要經濟體進一步對加強抵抗「避稅天堂」的措施表示支持。
各國財政官員呼籲，要求各國當局公開離岸空殼公司背後的真正擁有者。
此外，他們還主張將那些在信息共享問題上不合作的避稅天堂列入黑名單。
這些措施對於「防止利用這些實體進行腐敗、逃避、資助恐怖分子和洗錢」至關重要。
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等在會議上提出了應對的方案。
這五個國家表示，他們將會領頭建立一個國際共享的數據庫，向稅務部門及其他管理機構提供空殼公司、信貸基金及其他常用的財產掩護實體的擁有者信息。
有關措施對於英美兩國來說是個挑戰，因為在這兩個國家使用空殼公司是合法並且普遍的。
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對有關措施表示支持：「我們要對避稅手段和國際稅務系統中容許避稅天堂的問題採取行動。」

（撰稿/責編：路西）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4/160427_panama_papers_go_public

未普：习近平的底线思维

习近平喜欢谈底线思维。从2013年年初到2016年4月，他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群，一直不断地谈底线思维。他的底线思维几乎涉及各个方面，包括整党治党、经济、国防、文艺、生态等。

习近平最著名的底线思维说法，就是他上台不久对党内干部说的，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他的底线思维谈的最多的是整党治党。有人把它分成法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线和道德底线，从习近平的多次讲话看，中共党内在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譬如，习之所以谈法律底线，是因为许多中共干部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处理问题任意违法的情况相当严重，所以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可是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就是把自己放在国家法律之上的。上梁不正，下梁焉能不歪?

关于纪律底线，习近平的讲话显示，党内臧否党中央和党的领导的现像很普遍，这就是为什么习明令全党不得妄议党中央，不能和党有二心，要守住政治纪律底线的主要原因。关于政策底线，习近平批评党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阳奉阴违行为。因此下令，"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在这种指令下，时有时无的中共党内民主，变得荡然无存。

关于道德底线，习近平承认，党内许多腐败分子走上犯罪道路，大多是从操守不严、品行不端、道德败坏开始的。因此他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在习近平治下，胡温时代的反腐口号——从腐败源头建立反腐机制，已经不敢提了。依靠道德力量反腐，已成了习不如胡的一个佐证。

此外，习近平在经济增长上也有底线，这个底线在过去的两年中有所调整。2013时，他说下半年经济任务艰巨，需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底线思维，这个底线就是经济增长率不得低于7%。到了2015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说，经济增长在"十三五"计划中的底线下调为6.5%。这种下调表明，习近平碰到的经济难题，比他刚执政时要困难很多，而国际经济形势的演变，也比他早先预想的要复杂很多。

关于中国的国家主权，习近平在2014年3月在柏林发表演讲时，强硬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军内鹰派代表人物罗援上个星期在他的文章"没有底线思维就会失去底线"中，谈习近平的底线思维时说，中国军人比任何人都热爱和平，但和平是有底线的，我们的底线就是国体、政体绝对不允许被颠覆;国家领土主权绝不允许侵犯;国家发展利益绝不允许损害。

习近平的根本底线是，决不允许中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这个根本性问题指的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过去三年半的实践看，习近平的确是按照他的底线思维治党治国的。其主要问题是：习的底线思维显然不能反应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和变动的要求，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矛盾、冲突与僵局。

不过，形势比人强。最近一个多月的中南海风云，包括习近平和李克强关系的变动，似有冲破习底线思维的架势。结果如何，值得关注。

——RFA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ift.tt/1TeqBSr

台海紧张升温美专家吁华盛顿对北京表态

来源:
美国之音

随着台湾总统就职的时间越来越近，北京对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施压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许多关注台海两岸情势的人担忧台海紧张升级引发不必要的冲突，近日纷纷发表评论，呼吁华盛顿对北京发出警告，不要再以九二共识对蔡英文步步进逼，应该了解到台海两岸关系并非单行道，双方要相互表达善意才能建立互信。

前一阵子才随美国智库访问团在台海两岸穿梭的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与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Glaser），近日相继发表评论和报告，对台海情势的前景表示忧心。

目前担任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说，蔡英文不愿对北京坚持的“九二共识”及“一个中国”原则明确表态，是因为她所带领的民进党25年前曾经立下“要建立一个台湾共和国的明确目标”，也就是台湾独立，而尽管台湾现在只有一小部分的人仍然有这种想法，但这个目标依然摆在民进党的党纲里，因此对她来说，北京设下的前提“就像是一颗毒药”，但北京却坚持要她做出明确声明，确保民进党不会追求台湾独立。

卜睿哲认为，由于北京对蔡英文的极度不信任是双方陷入困局的根源，但台海两岸关系并非单行道，双方必须相互表达善意，一步一步建立互信，才能保持彼此关系的良性发展，现在应该是民进党与北京建立信任过程的开端，而不是结束。

葛莱仪则在一份《蔡英文就任总统后台海两岸关系前景》的报告中指出，现在越来越清晰的是，蔡英文正在以各种方式试图对维持台海现状做出具有创意和灵活性的努力，但北京并没有任何对应的作为，美国为了维持台海双方的开放沟通管道，此时应该采取更主动却不相等的做法告诉北京：虽然台海双方都有责任避免干扰台海稳定，“但在目前的状况下，北京必须对台湾展现更多的创意与灵活性，尤其是应该减少对蔡英文明确表态的要求，容忍更多的模糊性。”

美国安全事务智库兰德公司高级项目研究员德瑞克·格罗斯曼（Derek Grossman）上星期在国会山一场美国对外政策理事会的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决策者必须考量的是，无论蔡英文就职演说内容是什么，北京都已经有所决定，蔡英文未来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格罗斯曼说：“对美国决策人士来说，蔡英文的就职演说将为她的政策定下基调，但是无论她说什么或不说什么，我们大概都可以说，北京已经准备让她的日子不好过，如果她不接受‘九二共识’，也就是北京所要的唯一方程式的话。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在蔡英文当选总统前就已经预先做好准备了。”

格罗斯曼也认为，在北京已经准备好对蔡英文政府祭出包括中止两岸协商、旅游和直航等各种惩罚手段时，美国必须采取应对举措，确保蔡英文不受北京霸凌，并且在安全上加强与台湾的合作，持续对台军售。

格罗斯曼说：“最重要的结论就是，美国必须确保蔡英文不受北京欺负，这表示不仅要持续对台军售，还要更具体的展现与台湾的防卫合作。”

小布什总统时期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星期一在《福斯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在台湾正为下个月蔡英文的就任进行准备之际，中国以对肯尼亚的经济援助作为要胁带走在当地涉及诈骗案的台湾人，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具有特殊意涵。

博尔顿大使说，在这个争议事件的表面下，其实隐含的是高度敏感的“国籍”（citizenship）问题，亦即外国政府如何看待台湾的公民和台湾本身。他说，北京试图以肯尼亚将台湾人遣返到中国的事件来对蔡英文施压并恫吓她，如果她不接受北京的政治条件，没有人知道台湾新政府上任后是否会有更令人惊吓的突发事情会发生。

博尔顿在这篇《中国与台湾的紧张正在升温，奥巴马政府如何反应至关重要》的评论中表示，习近平认为挤压台湾对于推进中国在东中国海的目标极为重要，明年1月美国新总统上任将面临北京持续扭曲台湾的作为，如果奥巴马政府现在不对中国的决断作为做出支持台湾的表态，美国的新总统将接手一个更难以解决的问题。

博尔顿认为美国应该考量采取重要措施来提升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且明确告诉北京：“华盛顿视台湾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社会，完全有权利拒绝被迫与中国合并，无论年代已久的‘一个中国’论调是什么。”

对于5月20日民进党政府上台后与北京的僵局如何打开，民进党是否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九二共识”，中国国台办主任安峰山在4月13日的记者会上说，“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两岸双方就有共同政治基础可以保持良性互动。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4/%E5%8F%B0%E6%B5%B7%E7%B4%A7%E5%BC%A0%E5%8D%87%E6%B8%A9%7C%E7%BE%8E%E4%B8%93%E5%AE%B6%E5%90%81%E5%8D%8E%E7%9B%9B%E9%A1%BF%E5%AF%B9%E5%8C%97%E4%BA%AC%E8%A1%A8%E6%80%81.html

如何杀死一份报纸

来源:
端传媒

生死存亡之际，《明报》的读者和作者，可以从《南方周末》之死得到怎样的启示？

《明报》的命运，是否会跟《南方周末》一样？——本来一班记者编辑因为一股精神力量支撑着，主编换了几轮都守住了底线；但终抵不住一次又一次忠良骨干被戕害，人才四散，新闻与理想，皆名存而实亡。内地没得选，在香港读者自可罢看罢买，一纸风行随时变成一张废纸。生死存亡之际，《明报》的读者和作者，可以从《南方周末》之死得到怎样的启示？

风骨与剑气

《南方周末》发行量高达130万份的时候，正是互联网兴起的1990年代末，彼时在读大学的我，被其清爽可读的版面和栏目吸引，新经济、新文化、新生活，都呼应着当时网络初开吹向民间的清风。《南周》的报头题字由鲁迅书法字体组合而成，特立迥异于《人民日报》毛泽东的手迹，暗含风骨与剑气的报格，昭示一派新启蒙的气象格局。

吊诡的是，鲁迅跟毛泽东在历史长河的相遇，被记述在《南方周末》的一篇历史钩沉文章。当事人回忆，毛被问及倘鲁迅尚在人世，命运将会如何，他毫不客气地直白回答：要么乖乖听话，要么坐在牢里。何等霸道，何等残暴。原来红色的革命“大旗”不过是被利用的文化“棋子”而已。《南周》能刊登此等文章，可见其文化格局之大，绝不止于揭露时弊，报导真相。

用小说家、亦曾是《南周》专栏作家王小波的话说，是要建设“精神的家园”。王小波的小说和随笔，以特立独行之姿态，批判中国历尽政治浩劫后可悲的精神贫乏和无趣。可惜他在盛年早逝，这亦是当年短暂的网络开放及思想自由、民间办报一枝独秀的命数。中国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网络小阳春，以今日情势观之，简直是80年代以降的黄金时代。

2001年，笔者以网络BBS活跃分子的身份只身进京，被延揽至一家谋求市场化转型、亟需新生力量的日报工作，误打误撞开始了自己的传媒生涯。该报大胆重用网络舆论领袖，一半以上采编人员皆来自网络世界，于是一度先锋人物汇聚，创出新颖报导及评论格局。

那年刚好北京申奥成功，消息传出，一班同仁正在京城鬼街宵夜，站立狂欢人群中，评论部主事却慨叹：“好日子到头了！”甚为悲壮。果真，主办零八奥运和中国加入WTO，带来毫不费力的生意机会和大量订单，改革从此失去原动力与合法性。多年后大家见证了这一预见之精准。申奥成功后的一年，我坐着夜班火车南下广州，就职《南方周末》。

《南周》何以不姓党？

在《南周》的第一件工作，不是听训新闻理想或入职考试，而是拆看、拣选读者来信，刊登于“百姓茶坊”、“百姓记事”。两个整版，隔周刊登，由后来创办《南方人物周刊》、评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榜单的徐列创办、主持；徐列非常重视这两个版面。后来人物周刊让人肃然起敬的，由平民所写的亲人讣闻版，也是延续这份平民精神。这份工非同小可，一做三个月，于我却是特别踏实的采编训练。

《南周》虽以改革开放后第一份成功的市场化周报著称，但在中国八九后肃杀的一片萧条中，办报为民呐喊，与民同悲苦，《南周》却是在精神上，延续80年代的人道精神与自由思想的佼佼者。无论大小记者、编辑，都看重阅读与思想，历史与人文情怀，在《南周》人人珍而重之。

之后我转入评论部及社论小组，兼做思想访谈与人物访问。当年在评论版开设转摘网络舆论的“网眼”栏目，改版面名字为“众议”，都是受网络自由表达和《南周》平民精神的影响至深。

我所撰写的社评中印象尤深的一篇，题目叫《网络声音值得认真对待》，评论2003年初一篇网络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呙中校被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接见的事件。官员与网民的这一次会面，被视为广纳批评意见、重视网络言论表达的象征，几乎是中国空前绝后的公共事件，是改革前沿阵地广东省能否深入改革、思想解放的标志事件。不过，后来于幼军并未受重用，某种程度也象征着改革派的失势。

而呙中校后来与我在明报集团下属杂志《亚洲周刊》做了同事，再后来，2014年5月，他因参与编辑香港政论杂志而在深圳被捕，以非法经营罪遭起诉，至今两年仍未有判决。同年9月，曾在1990年代任新闻部主任七年，后创办21世纪经济报系的《南周》功臣沈颢被捕，不久之后，他在电视认罪，声称自己以负面报导向企业收取“保护费”，最后以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职务侵占罪，被判刑4年。

物是人非两萧瑟，却都构成历史真实的纹理，时代残忍的见证。

我并非要回忆个人传媒生涯，也无意为过往时代做总结，只想说说自己亲历的《南周》之死，来观察和应对如今香港传媒所遭遇的沉沦。以上是不得不交代的背景，否则，无从解释南方报业集团的党媒之下，为何可以出现不姓党的《南方周末》这样的异数，也难以进而比较两地迥异的媒体生态。简单说，因为关注民间疾苦的缘故，因为网络兴起带来的思想解放，才成就了《南方周末》的一纸风行。

谋杀一份报纸的品格

从2002年开始，我在《南周》工作五年。前两年，是钱钢等一批老报人刚离开、亟待整装重发的时期，这一阶段遭遇沙士（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和孙志刚事件，可谓依旧处于正常新闻阶段，虽然因揭黑报导得罪利益集团，《南周》采编部门曾被要求尽量不做外地负面报导，但不时亦会出现具爆炸性的深度调查报导，题材逐渐由社会问题转向民生和经济。这个阶段的过渡，犹如张健波交班给刘进图、姜国元，采编元气未伤，新闻理想仍在。

每年的年终特刊是重头戏，当中有时政、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长篇年度观察稿，也有向传媒同行出色报导致敬的榜单，而一年来累积的失落与无奈则在年终致辞的深情词句中尽情展露。北方报人将之视为“南周腔”，认为是卖弄感性文辞多于指出实质问题。

对这一倾向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当广东省委宣传部官员被指派担任《南周》总编之后，感性文字就越来越多只是煽情辞藻，越来越不痛不痒。

这位主编现在已经升任南方报业的社长。他就任《南周》主编的第一年，每一位记者编辑都亲自跟他交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采编工作变成了劝服工作。大家慨叹之余一厢情愿地以为，他只是屁股决定脑袋，人是厚道人，因而是可以被争取，被启蒙的。可既然是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还谈何自己的决定权，还能有什么新闻原则的追求。

“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这是《南周》创办人左方先生定下的新闻采编原则，无论面对多少次打压、撤换主编或内部人事动荡，这一立报理念始终被奉为圭臬，让《南周》在党媒天下的大染缸之中保有了相对的新闻尊严。在《南周》来了一位宣传部领导之后不久，他日日要挑战的就是这一条原则，因违反禁令或政治理由而删改词句已成平常，而更令人愕然的是增加他自己的解读和意图。这是绝不能接受的，挑战所有采编人员的基本底线。

于是正常的采编工作变成了句子保卫战，常常因为要保留一些段落或词句，或是拒绝主编的“个人创作”而与他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采编人员虽然疲惫不堪，但依然乐此不疲。有编辑保存删改的版面大样以做历史的纪录。

大家以为这是最坏的情形了，没想到在我离开《南周》后的几年里，这套审查方法被名正言顺地制度化、常规化、恒常化，增设“阅评员”专做内部的自我政治审查，直接听命于主编。2013年的“新年致辞事件”，即是采编人员集体抗议蛮横撤掉原有稿件、换上未经编辑部同意的稿子，正是最后的大决战。这一事件中有民间的声援、国际的关注，但最终都无济于事。

可以说，在2013年之后，《南方周末》几乎是被“棒杀”的。原本退无可退的新闻工作，在“报格已死”的情形下，终于决堤崩塌。《南周》之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社会防线的崩溃

杀死《南周》报格的工作并不容易，工作难度可以说是超乎想像，花费的时间甚至可谓是旷日持久。从2003年至2013年的十年期间，重大整治行动包括：调走分管领导、撤换主编、压制骨干采编人员、增设阅评员等等。其中，江艺平曾是《南周》内部长期的核心支撑力，无论她的知人善任、新闻理念，还是春风化雨的亲和力与笔触，后来虽升职仍一度分管《南周》，在她主管时期，《南周》的发展始终像有了主心骨和护身符。可惜，她最终被调离，丝毫不得插手《南周》事宜，最后准点退休，不再留任续聘。

他们最终胜利了，用严格的内部自我审查制度，杀死了记者编辑的良知和新闻行业的尊严；新闻最后的底线“不说假话”也被突破了。之后，看到《南周》直接转载官方文章，读到许多高高在上的荒唐评论，已经一点不值得惊奇了。

《南周》之死的演进，伴随互联网管制的不断渗透，由被动防范变为主动出击，网络五毛党和水军出现了，每个网站内部也都必须设置专门的审查部门。这些如今已都不是什么秘密。对比我读大学第一次读到《南方周末》时的自由网络环境，真是天差地别，传媒与网络的共生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只有在所谓“全网封杀”的时代，才能杀死一份报纸。

那么，作为一份市场化、依然追求公信力的报纸，与《南方周末》一样，在近年遭遇不断整治的《明报》，是否可能还残留一线生机？读者和作者是否应该就此离弃《明报》？对此我无法给出结论，事态的发展也难以预料。但是，无论放弃《明报》与否，《明报》同仁的抗争，应该得到全社会的支持与声援，因为，杀死一份报纸的代价，并不是只有新闻采编人员，而是由全社会一起承受。当新闻底线一再被推后，社会的防卫线其实就被一起下拉。

但愿香港的新闻前线人员可以守住自己的岗位、自己的前线。无论是来自资本或宣传系统，他们都有着同样强悍的资源与手段，如今他们甚至可以彼此共享经验。新闻自由的敌人前所未有的强大。

在新闻界奋力抵抗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为整个社会抵抗，抗衡恐惧真相、意图箝制自由的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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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北京的债务策略或令僵尸企业僵而不死

来源:
美国之音

近几个月来，中国债务这个老问题再度引发广泛忧虑。近期盛传北京为避免债务问题爆破，正着手进行手术拆弹。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最新发表的文章中则发出警告，称当局在设计这些技术方案时必须审慎，否则问题会恶化，导致“僵尸”企业僵而不死。

IMF对中国居高不下且日益严峻的公司债务问题忧虑日重，并敦促北京紧急加以应对。该组织在今年4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曾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该报告的分析显示，中国商业银行公司贷款中，存在潜在风险的贷款比例快速上升，尽管目前仍然可控，但急需解决，以防未来出现严重问题。

IMF认为，成功应对这一问题对于中国经济转型非常重要；同时，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以及与全球经济的不断融合，对于整个世界经济而言也至关重要。

基金组织发表的这份由IMF中国磋商代表团团长詹姆斯·丹尼尔（James Daniel）、何塞·加里多（Jose Garrido）和玛丽娜·莫雷蒂（Marina Moretti）共同撰写的文章说，中国当局已经宣布他们正在集中力量解决公司债务水平过高，及对银行乃至整个经济体带来的负担，这令人感到鼓舞。

但是作者对媒体报道中所提及的中国当局为解决公司债务水平过高而提出的两项解决方案能否奏效提出疑问。

文章提及的两个技术方案分别是将不良贷款置换为股权，以及将不良贷款证券化（即将银行贷款重新打包成为可转让证券）并出售。

这类技术性方案在应对上述问题时可能发挥作用，并且曾在其他国家有过成功实施的范例。但IMF的专家认为，这类技术方案成功的关键在于谨慎的设计。

文章说：“但其本身并非全面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性方案的设计必须谨慎，而且应是一个全面的总体框架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他们可能让问题恶化，比如会令僵尸企业（不可持续经营但仍在运行的企业）继续经营。”

IMF的文章还指出，银行通常不具备经营和企业重组等专业知识，而债转股可能造成利益冲突，即银行可能继续为现在的关联方提供贷款。

IMF的文章说，中国的公司债务已经上升到约占GDP 160%的水平。这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相比，已经是很高的。

而根据金融时报近日报道中的估算，中国3月底净债务总额达到162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在今年一季度已升至237%，远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债务积累的速度在加快。

凯尔·巴斯和乔治·索罗斯等具有影响力的投资家警告说，中国或因此面临信贷危机。标准普尔和穆迪的信用评级机构也因中国债务累积加快而先后将中国主权信用调降到负面观察。

尽管面临巨额债务危机，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它必然导致中国陷入金融危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这些都是麻烦问题。但这个关头没有人希望看到中国陷入金融危机。中国央行资金很充足。虽然它为阻止人民币币值下滑而投入不少钱，但应该还有3.5万亿美元。”

哈夫鲍尔说，尽管不会陷入危机，但中国的领导人需要下决心让一些经营不善的公司倒闭，而这可能是一个政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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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1MDB证实17.5亿美元债券违约引发交叉违约

陷入困境的马来西亚政府投资基金周二证实，该基金有17.5亿美元债券违约，引发另外两只规模总计94亿马来西亚林吉特（19亿美元）的伊斯兰票据交叉违约。

该基金1Malaysia Development Bhd. (简称1MDB)在声明中称，另外一只17.5亿美元的债券和一只30亿美元的债券没有发生交叉违约。

为1MDB债务提供担保的阿布扎比基金International Petroleum Investment Corp.周一称，将支付这只17.5亿美元债券所产生的利息，但前提条件是该债券被宣布违约。

这只债券有5,000万美元利息于周一到期。

1MDB承认逾期未支付利息后，马来西亚林吉特兑美元跌0.7%。近几个月来，交易员对这场风波并不感到担心，他们预计风波会平息，最终会避免违约。

LifeTime：今天马来西亚主权基金1MDB的债券违约，是资本市场一件大事，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总理纳吉把1MDB的很多资金弄到养子美国账户上，供其挥霍。美国当局已经冻结了其养子资产，而且帮助纳吉倒腾资金的高盛前高管也已向美国当局坦白了具体操作。这些都无法撼动纳吉权位。反腐最难的是一国当权者，尤其是在民主与法治不健全的国家。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一名前银行职员涉嫌洗黑钱，被指接受20万元（约57万6千令吉）的“黑钱”，上星期六被控上庭，案件今天下午过堂。商业事务局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去年就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事件展开涉及洗黑钱等罪行的调查，一般相信被控的前银行职员杨家伟（33岁，译音）是因涉及一马事件而被控。

纳吉布亲信成为1MDB风波关键人物

2013年3月份，一位年青的马来西亚金融家通过手机短信提醒吉隆坡某银行的一名职员，“681个美国馅饼”很快就会从海外送来。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见到的黑莓(BlackBerry)智能手机的即时信息副本显示，信息发送人Jho Low强调保密的必要性。他写道，应该告诉该行的首席执行长，“PM”（总理的英文缩写）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地址或身份证号码出现在这笔交易中。

《华尔街日报》见到的文件显示，数日内，6.81亿美元透过两笔转账交易存入了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Najib Razak)在AmBank Bhd.的个人账户里。

据了解两国调查情况的知情人士称，国际调查人员认为，这些转账交易代表着，过去几年里有一部分资金从马来西亚国家发展基金1Malaysia Development Bhd. (简称1MDB)转移了出去。一位了解一国调查情况的知情人士透露，随着调查深入，调查人员估计总共有多达60亿美元的资金从1MDB转移出去，远高于几个月前估计的数字。

据了解纳吉布的知情人士称，Low是与纳吉布关系密切的圈子成员，两人是世交。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研究，在1MDB资金涉嫌被挪用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时刻，Low的行动、影响力以及关系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了解两国调查情况的知情人士称，调查人员说Low扮演了核心角色，纳吉布则是他的靠山。

此外，根据这些知情人士的说法以及调查文件，Low本人也是1MDB资金的接收人，控制着数亿美元资金。

Low否认存在任何违法行为。他还表示，他只是偶尔作为1MDB的顾问，并且是非正式顾问。该基金也否认存在违法行为，并且表示，未向纳吉布的账户进行过任何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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