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主要成果就是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使中国抓住机会成为“世界工厂”。这一进程中，美欧等国从全球化中有得有失，只有中国却成了全球化的净得利者。时至今天，却演变成“全球化要去中国化”，这究竟是政治制度异质引发的不相容，还是经济竞争加剧导致的利益冲突？时至2024年，答案已经浮出水面。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起于何时？
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是1980年5月1日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是谓“001号”合资企业）。这40多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西方社会对中国持欢迎开放态度，中国得以加入WTO。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5.8万亿美元，赶超日本（5.4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这一年开始，欧美一些国家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纷纷取消了对华援助，希望中国开始坐到前排（发达国家的行列），履行大国责任。而中国这时的表现是：要求权利时，要坐在前排；要履行责任时，则退居到后排（发展中国家）。
这段时期中国与西方产生的摩擦，人们只关注到政治因素：西方希望经济发展促进中国民主化落空，中国在国际社会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从表示要融入国际体系变成要成为国际规则制订的参与者，中国外交官在2009年夏威夷SPEC峰会上表态称“如果不是中国制订的规则，中国没必要遵守”，就是对西方的公开叫板。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却被忽视，那就是中国与西方之间严重的贸易失衡，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家。只是在2000年代，由于中国的GDP规模还不是太大，相比所得，这种失衡还可以忍受。但随着中国的贸易顺差逐渐加大，2019年美国总统川普发动对华贸易战，公开将解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当作重要目标之一；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为一个公开挑明的问题。
西方对中国的不满内容逐渐明确化
前30年，世界对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持欢迎态度，因为西方各国都认为按照国际分工理论构建的全球化秩序，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技术水平极低，土地、人力都极便宜，正好承接西方早已视如鸡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一个处于产业链技术末端的世界工厂、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商品市场，足够容纳西方的资金与各种商品，对美国充当第一推手的全球化极为有利。尤其是西方2008年陷入金融危机及其余波之中时，中国政府投入五万亿+数十万地方资金配套，发展房地产业，从而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与铁矿石进口国，这种身兼资源需求国与庞大市场的国家，几乎在全世界都是不二之选。
但中国绝对不满足处于世界产业链低端，想要生产高端产品，与西方工业大国一争雄长。2015年，中国国务院出台《中国制造2025》，宣称要加快机械、航空、船舶、汽车、轻工、纺织、食品、电子等行业生产设备的智能化改造，提高精准制造、敏捷制造能力。这个计划后来成为美国总统川普对华发动贸易战的核心理由，认为中国用从美国偷去的技术发展上述产业，让美国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是对美国利益的严重伤害。他好几次引用美国知识产权被盗问题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一份报告中国数据：中国仿冒、盗版以及盗窃商业机密等与侵犯知识产权相关的行动，每年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在2,250亿美元至6,000亿美元之间。
中国希望成为什么都能提供的“亚马逊”
美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逼迫北京在2019年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但中国很快不事声张地成立了规模为210亿美元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进行投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加中国的出口产品库，电动汽车只是其中一项。这个早在五年前就开始启动的再实业化过程，我概括为“中国经济脱虚向实”，曾写过两篇文章《中国行业整顿的即期目标：脱虚向实》（大纪元， 2021-08-13）、《中美先后想明白：实体经济不能丢》（RFA，2023.07.11）。这个过程，西方人大概到了2023年末才算看明白。
现阶段，中国经济再平衡处于调整的阵痛时期，政府不允许银行再注资房地产，被要求大规模地支持工业生产。就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这些美国主流媒体还在乐此不疲地批评习近平放弃拯救房地产经济之时，一些敏锐的记者已经看到危险正在逼近，随着房地产投资的崩溃削弱经济增长，执政的中共更加倚重制造业（尽管这些制造业企业已经不盈利），多篇分析都谈到中国将与世界在制造业产品方面发生激烈竞争：
1月8日，彭博社发表《中国力争成为世界“亚马逊经济”》，其中提到一件事情非常值得注意：美国智库马可波罗（Macropolo）的联合创办人达米恩·马（Damien Ma）去年在北京与一位中国高级别的政策制定者会面，后者表示：“中国希望成为各国的亚马逊——亚马逊是万能商店，中国希望成为‘万能制造’国家” ，“我们的愿景是将完整的供应链引入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民在去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总结了新方法：“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投资+住房+出口’驱动转变为‘内需+制造业+碳中和驱动’“，并称“这是一个长期的结构转型。”
持这种看法的并不只有美国。法广2024年1月23日的文章《中国加速工业投资：全球宏观经济平衡的重大风险》引述法国《世界报》评论员斯蒂芬·劳尔(Stéphane Lauer)一篇专栏文章的观点，其实就是关于中国加速工业投资是全球宏观经济平衡的重大风险。他表示，由于中国未能转向更注重国内消费的经济模式，北京将赌注押在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上。生产过剩危机可能会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
西方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中美冲突的焦点并非意识形态，美国也多次表明，不再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经济利益的冲突却日益尖锐，并被美国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
中国无法改变资源与市场两头在外的经济属性。以前中国发展房地产业，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源、能源进口国与奢侈品最大消费国，西方是这一模式的最大受益者。但现在中国房地产业已经陷入不可逆的衰落之中，中国改变投资模式，资本投资占GDP的42%以上，是美国的两倍，而中国的消费只占GDP的37%左右，是美国的一半。中国国内专家推算，未来十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比的增长速度将是其GDP在全球占比增速的两倍，是其消费在全球占比增速的三到四倍。据彭博社文章分析，中国制成品几乎一半需要出口，其顺差占世界GDP的2%，历史上只有美国在二战结束时达到过这样的水平。
中国想成为世界的“亚马逊”，就意味着必然挤占西方国家现有市场份额，由于中国人力成本远低于西方，面对中国相对低廉的产品竞争，西方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厂商与市场，正在高筑贸易壁垒。中国欧盟商会名誉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在接受《华尔街日报》（2月9日）采访时表示，“2024年将是产能过剩之年。……在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领域，所有企业都在亏钱。在汽车领域，一家公司赚钱，其他100家公司赔钱。”与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十年相比，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方各大工业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忍受中国产品如同潮水般地涌入，挤垮本国企业，实于国家利益有关。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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