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骗子，你撒谎！”“中国很强大，我们很骄傲”。十几年来，从事“天安门民主运动”研究和历史教学的何晓清(Rowena Xiaoqing He)教授经常会受到类似这样来自中国大陆的“爱国者”攻击，指责她的研究和课程。
2010年，何晓清首次在哈佛大学本科新生中开设“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这门课程。这是全世界目前唯一专门以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及其对后89中国影响为内容的课程。何晓清连续三年获得哈佛大学杰出教学证书。2015年，何晓清受聘于佛蒙特州圣迈克尔学院(St. Michael’s College)后，继续开设这门课程。
在这堂课上，何晓清带领学生讨论学术文献，查阅当年的原始资料，翻看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28箱“天安门档案”，邀请亲历者到课堂上讲述他们的经历。每一年学期结束后，她会与学生组织一场公开研讨会，用学术论文和各种艺术形式来展示自己所学和纪念天安门运动。学生的论文和艺术表演不仅让这堂课闻名于哈佛校园内，也吸引了社会的目光。《Harvard Magazine》、《Harvard Crimson》和《Harvard Gazette》等校园主要刊物都介绍过这门课，哈佛大学的“新生课程目录”连续两年用了六四课程的照片作为封面。何晓清的课堂和研究成为海外六四研究的一个中心，得到了许多海外学者与媒体的支持和赞誉，但同时也让何晓清成为海外”爱国”青年的攻击对象。
与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研究相关，这种“爱国主义”也是她的对象。四月，作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的何晓清，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举行讲座，主题是”认同一个崛起的中国？海外中国学生民族主义”，探讨后八九中国社会的历史休眠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如何影响年轻一代，特别是海外留学生的价值和身份认同。
何晓清70年代初出生于广东，并在那里长大，2002年和2008年分别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2008到2010年她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政治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历史学家谷梅(Merle Goldman)，之后在哈佛大学连续5年教授六四课程。2014年出版《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现正专注于完成关于后八九中国学生民族主义的根源和发展的书稿。
在“六四”27周年之际，何晓清通过电话和邮件接受了采访，采访中她谈到了哈佛图书馆里被尘封的六四档案，上课的大陆学生首次了解六四的反应与变化，以及八九后民族主义的发展。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
问：过去十多年，你一直在做天安门运动的研究与教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答：在我们举办的“六四”25周年研讨会上，一位当年驻北京的美国记者说：“我们都是‘89级’”(Class of ‘89)。不管今天中国经济如何强大，我们都记得1989年有那么一个夜晚。”那天几位外媒记者和学生分享了当年的经历，在提到六三晚上时都非常严谨地说出他们所在的具体位置、时间和见闻。一群外国记者，20多年以旁观者的身份见证了中国的1989年，如今说起那个中国人的春天尚且如此动情。那一刻让你觉得六四情节是普世的，八九精神是普世的，人类对自由的渴望对真相的追求对公义的坚持是没有国界的，六四镇压突破了人性的共同底线。
我在书里也提到，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理想主义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当年大家走上街头，不是因为仇恨，不是因为绝望，而是因为爱，因为希望，甚至因为对当局的信任。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历史责任感、对体制内改良的信心，一夜之间却要面对血淋淋的镇压。六四至今是一个无法公开讨论的话题，是一个禁区。我们与中国社会一起，带着这个从来没有被治愈的伤口，走到今天。如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言，人类与強权的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抗争。六四是一个分水岭，是后来中国社会主要问题，包括犬儒主义、民族主义、物质主义的根源。不了解1989年的春夏，就无法了解今天的中国。
问：哈佛的六四课程是怎么开始的？
答：哈佛有一个“新生课程”(Freshman Seminar Program)，可以递开课申请，评审委员由各系的教授组成。我草拟了一个课程安排，包括每周的阅读主题和内容，还有历史背景。我当时觉得课程不应该只是一门历史课，对于这么一個错综复杂的題目，应该从跨学科的角度来探讨，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和文学等其他学科的文献和资料；课的内容也不只是覆盖89年：天安门运动的背景并不始于1989年，也沒有结束于1989年，六四只是一个结束的开始。后天安门时代的社会政治与八九年的事件密不可分。
所以我的课程设计是333制：八九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占1/3，内容包括伤痕文学、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经济改革和反官倒、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运动、纪录片《河殇》等；89年的历史占1/3，包括四一五胡耀邦去世，各地学生游行、绝食、六四镇压、通缉、逃亡、清算、黃雀行动等；有一周全是官方关于“动乱”的说法，包括《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李鹏五一九讲话、邓小平在镇压后对戒严部队的讲话、陈希同的平暴报告等内容。最后1/3的内容是从八九的中国，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沉默和犬儒、天安门母亲的抗争以及官方与非官方话语里的记忆和解读、天安们与东欧变革的关系等。
因为这门课程是为哈佛一年级新生开设的，有同事建议用一个比较吸引年轻人的題目——有目标的反叛(Rebels with a Cause)，灵感来自于电影《Rebel without a Cause》。我觉得很好，就采用了“有目标的反叛：天安门运动的历史与记忆”这个题目。后来就接到通知说委员会通过了这门课。
问：教这门课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答：因为政府的刻意掩盖，在过去20多年，八九这段历史变得模糊不清。一边是历史学家、学者、参与者、幸存者和受难家属的版本；另一边是掌握话语权中国官方打造的版本。不过，我在教学过程中明显感到对六四的争论不只是事实之争，更重要的是价值之争。前者相对来说比较直截了当，面对那么多证物证人，事实是难以掩盖。但是，因为后八九政权为军事镇压的正当性的种种辩护，让很多新一代年轻人认同歪理、失去常识，那种为了经济发展、国家强大可以牺牲人的生命的说法，在大部分美国长大的孩子眼里是不可思议的，而在很多国人那里却变得理所当然。
问：你怎么面对这些挑战？
答：摆事实。我常和学生说，六四就像一个拼图，我们要一块一块的把事实拼起来，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画面，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有知情权、自由的讨论空间。这些，在美国课堂上都提供了。另外，不论是我教书还是跟学生谈论论文，我强调严谨：一定要做到每个细节都有根有据。例如，有争议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打死一个人，因此没有“天安门屠杀”，一位同学就翻译和分析丁子霖老师的《寻访六四死难者名单》里面关于一名在天安门旗杆下被杀害的遇难者的那一章，让历史事实说话。当然，我们在课堂上也讨论到用天安门广场的死难人数来否定“天安门屠杀”是不够充分的，因为正如“八九天安门运动”不只是指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而是一场覆盖全国各大城市的运动。同样，“天安门屠杀”并不只是指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还包括发生在北京街头的屠杀。我们常用的两张地图：一张是死难者遇难地点的地图，另外一张是死难者尸体发现地点的地图，都很能说明问题。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六四档案，收藏着28箱实物和资料，包括当年国内的报纸杂志，还有不同省份游行的照片、校园的大字报。第一次带学生去看档案的时候，那真是叫尘封啊，历史被尘封，箱子也被尘封，那些箱子大概20多年都没有人打开过，全是灰尘。在打开血衣的箱子之前，我问孩子们是否愿意自己打开。他们用敬畏的眼神看了一下箱子，转而用孩子般的目光看着我，集体沉默。从我打开箱子，打开第一个塑料袋、第二个塑料袋，拿出血衣，直到我翻译边上的字条——血是属于一位在木樨地倒下他们的一位王姓北大研究生旁边重伤的同学，平日一秒钟都不愿安静的他们一直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才有学生低声问我：他还活着吗？我说我不知道，不过我相信把血衣送出国外的人当时一定是冒了很大的危险，希望有一天有人会珍视这些证物，让世界记住这段历史，让中国人的血不会白流。
有一个学期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请我去教这门课，我也带学生到哈佛看天安门档案，班上有几位中国同学。我让她们给美国同学翻译那张血衣字条。那副画面在我脑海里是一个定格：一群女孩子，来自世界各地，活泼聪慧，又那么地富有人文价值普世情怀。在她们身上，你会看到，八九年的诉求，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空间，要是得到实现，是可以这般美丽。
天安门档案里面有好几箱照片，其中坦克压人的系列照片是放在一起的，我可以预先提醒学生，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因为好几回有学生看完照片感到不适。不过有些照片是不同时期混合放在同一本影集的。有一次一位平日很认真细心的一个学生看着看着就丢下照片走了，我对他当时的反应有点不解。后来他在期末论文中他特意了表达那天的心情。他说一开始看到学生们游行的照片都是充满希望的，后来一下子看到了镇压的照片，一个学生的脸都被打得血肉模糊了，他受不了。他说当年他们和我们一样年轻。当孩子们看到这些实物的时候，不是一两句我们要经济发展所以要镇压就可以打发的。
问：学生大多数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会选这门课？
答：其实一开始我连有没有学生修这门课都是不确定的。我的学生在1989年的時候都还没有出生。对我们来说，六四是记忆，对他们来说，六四是历史。学生怎么可能对这个遥远而陌生的题目感兴趣呢？结果选这门课的学生远远多于课程的名额限制。我上第一节课都问他们为什么会感兴趣。
有的学生说，因为我去过中国，导游告诉我，有三个“T”是不能说：台湾、西藏和天安门(Taiwan, Tibet, Tiananmen)。有加拿大出生长大的华裔学生说，每年听到媒体说”天安门””六四”，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直到爸爸妈妈带他到中国旅游，在旅游车上香港的游客和大陆的导游因为六四争论得不可开交，他不明白为何双方都是“中国人”，谈论的是同一个历史事件，都那么激动地相信自己说的是真相，但又无法说服对方。
另外，有美国学生上中学的时候学校组织在暑假去中国，与同龄人一起生活和学习，孩子们提的问题很有意思：有一个学生说他们都和我一样喜欢打球和打游戏，可是为什么“坦克人”被变成神秘人他们都不好奇？另外一个学生说，她的中国好朋友们又聪明又受过良好教育，可是她们为什么说中国人的素质低不能有民主？那不是种族歧视？
问：有没有大陆的学生？他们上这门课的反应如何？
答：哈佛本科生大陆来的学生本来就不多，不过哈佛暑期班的学生（多半是非哈佛本校但暑假到哈佛来进修的学生）有不少是来自大陆的，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有一开始极力为政府辩护的，也有从来没有听说过六四的。有一年暑假，一位学生听到另外一位同班大陆同学说她家里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她就在电话里问他爷爷，她爷爷说他也知道：那是1976年的事情。她就跟她爷爷说：不是！这位同学在饭堂里给我转述的时候还觉得特别没有面子——家里居然没有人知道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跟她同来的另外一位女孩子在课堂上经常质疑我，还告诉我说不要指望改变她的想法。我说既然你不相信我，为什么要来上课呢？她说她和她的两位朋友都觉得我的课只写论文，不用考试，以为很容易过的。她们第一次被触动是听了被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政的见证。在学期结束前，那位总是不相信我的同学突然举手：我以为她又要质疑什么，结果她很不好意思的说：她终于在电话里“逼”她妈妈说出真相。一直以来她妈妈都说不知道八九年的事，她就问妈妈说你就是那个时候上的大学，我老师说那时候的大学生都知道的。结果事实是，她妈妈当年跟同学坐火车去了天安门广场，她妈妈当时的男朋友，也就是这位学生现在的爸爸，被她爷爷锁在家里没去成。所以她妈妈本人1989年就在天安门广场，却告诉女儿不知道这件事情。到了最后，骗她的居然不是我。
还有一次，在关于六四镇压的课上，一位北京来的女孩子哭了起来，她说，我就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这些路，我经常走的，从小到大，走过很多次的。为什么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在我长大的这个地方，竟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她学得特别用功，最后的论文也做得非常好。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真的很重要。六四不只是政治，六四是人性，只要人性未泯，要是了解历史细节真相，很难不为所动。
问：因为研究六四，你多年来受到中国学生的质疑甚至辱骂。你有没有想过原因？
答：我们在异乡、用外语而不是我们的母语，(［六四清晨被坦克辗断双腿］的方政等幸存者还需要翻译）来讨论我们自己国家发生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而这件事情在中国本土，却不能被提及；新一代要不不知道，要不不在乎，或者为镇压辩护，去攻击说出真相的人，这本來就是一件很荒诞的事情。十多年前我对那种新一代红卫兵的态度是很不解的。我当时不明白那种党国不分、批评政府就成了羞辱中国、羞辱中国人民的逻辑从何而来；80年代爱国就是批评政府推动改革，怎么后来爱国就成了为政府辩护，批评政府就成了卖国，这种对“爱国”截然不同的理解又从何而来？这些思考是我民族主义项目研究的源头。后来我开始从公民教育的角度，用政治社会化的理论框架，通过爱国主义运动的内容分析，特别是教科书的分析，还有学生采访，来理解后八九民族主义的根源和发展。
我们的六四课程有一周的阅读是关于后八九“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主义思潮的，这个题目每年都有学生作为期末论文。有一个从欧洲来上暑期班的研究生，第一节课她就听到大陆来的同学说中国不适合有民主。她告诉我当天晚上她就上网告诉男朋友说：我们从小到大都觉得民主是好的，要争取民主，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说不要民主。她期末就写后八九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另外一位同学的论文通过采访中国学生，得出结论“爱国主义教育”要中国学生了解民族屈辱和历史灾难，但原来这些屈辱和灾难不包括三年饥荒，不包括反右，不包括文革，不包括六四。
不过我想强调，近年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大陆年轻人，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国内，都开始有更多的独立思考能力，我自己就采访了很多这类的年轻人，了解他们转变的原因，我会把这部分内容分析包括在我的书稿里。
问：为什么后八九会出现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主义思潮？
答：六四镇压后要重建政权合法性，只能自圆其说，把镇压合理化。当然，当局还以另类的方式“吸取历史教训”，八九的时候，就算把校门锁起来，学生还是有办法上街；如何做到下一次校门都敞开着，也没有人上街？要上街也是为了维护政府而不是抗议政府。要做到这些不容易，可是现在看来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配合历史真空的大环境下，还是非常有效的。在历史、记忆与权力的关系上，当局让那些对八九年有记忆的人记得和明白：这就是上街的后果；对于年轻一代，尽量让他们不知道，要是知道也是官方的版本和说辞。
正是那种连人的生命尊严权利都可以为一个更高的口号而牺牲的价值，使后八九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没有底线、没有信任的社会。认同歪理，否定常识。民众对重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与他们对于民主化和民族主义的看法密切相关——人们一般通过对重要历史事件在道德意义层面上的讨论，来理解他们对国家未来的责任，而当局对历史事件的隐瞒歪曲压制导致了政治、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的扭曲。那种为了利益无所不能为的价值不只是影响着中国，对世界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问：对你来说，今年纪念六四与往年有什么不一样？
答：今年，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创始人之一蒋培坤老师不能再跟我们一起纪念六四，我们不会象过去20多年那样看到他和（他夫人）丁子霖老师在六四周年的公开信。去年秋天他去世的消息传来，已是深夜，我正在备六四的课。我以为长年累月的研究教学，我可以对八九“免疫”。可是，那天晚上我伏在书桌上失声痛哭。从大概十多年前开始，丁老师在电话里多次表达担心他们等不到真相公义的那一天。我无法想像他们是如何走过这20多年的。两位人民大学教授，17岁的儿子蒋捷连被枪杀，20多年来与一群白发苍苍的天安门父母亲和平理性地去寻求真相争取公义，却要面对长期的打压。如今蒋老师走了，连丁老师电话都打不进去。那一刻，我有一种很强的无力感，觉得我们尽力而为那么多年还是让他们失望了。
可是，看到许许多多八九年的参与者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力所能及地坚守，让我相信虽然我们现在要面对被边缘化的孤独，但在历史上我们并不是孤单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抗争，是为了下一代免于恐惧的明天。每年香港维园的烛光，就是点燃真相的希望。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中国必须面对历史，才会有将来。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美国。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6/06/%e7%ba%bd%e7%ba%a6%e6%97%b6%e6%8a%a5-%e5%9c%a8%e7%be%8e%e5%9b%bd%e4%b8%8a%e5%85%ad%e5%9b%9b%e8%af%be-%e4%b8%ad%e5%9b%bd%e5%ad%a6%e7%94%9f%e5%bf%83%e6%80%81%e5%90%84%e5%bc%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