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二和二十三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抢眼的是规格突然升高，李克强主持会议，习近平亲自发表长篇讲话，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俞正声都到场以壮声势。往年主持宗教工作会议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在这样的场合成了小喽啰，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这次会议，等于是习近平的宗教政策宣言，非比寻常。不过，要读懂习近平的宗教政策，却需要一点耐心，还要懂一点中共党史及理论知识。
习氏“宗教中国化方向”
比较中共历届最高领导人的讲话风格，读习近平的讲话是最痛苦的。就讲话风格而言，毛泽东肆意残忍，邓小平实用狡猾，江泽民附庸风雅，胡锦涛平直无趣，而习近平则是用大量的空话套话大话包装，你知道他言不由衷，就像“四个全面”一样，十句有九句是不打算真做的，但是你得设法找出藏在长篇里的那一句，读出他的言下之意，那才是他的想法和政策。这种讲话风格，看来和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验有关，文革时期的社论都是这个味道。在习近平讲话中任意选一节，一连串的句子都以抽象动词开始：必须坚持、全面贯彻、依法管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等等。还有大量的热爱、维护、拥护、坚持、积极践行、弘扬、努力、遵守、投身等等。这是一些动词，读来却不知是什么动作，最后归结为“实现”“中国梦”，真像梦呓一样，不知他要你做什么。但是，显然习近平喜欢这种讲话风格。
在习近平讲话中实质性内容也是有的，那就是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来“指导我国宗教工作实践”。这样的大词包装里面的真货是“宗教中国化方向”，然后又是一长串的抽象动词构成的句式，看上去理直气壮，不知所云令人头晕。我把这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三遍，这才明白原来就是一个简单的意思：党要领导宗教。其实就是一个关键词：控制。习近平居然还说党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说党的方针是“导”，“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类似的文革式句子还有很多，长篇大论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宗教必须在党的控制之下，党能控制的就是允许的、鼓励的，党不能控制的就是不允许的。
就这样，习近平大大方方地端出了他的“政教分离”：“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习近平知道，当今世界已经走出了中世纪，现代世俗国家大多数是政教分离的，只有少数国家仍然是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这样的国家被世界潮流视为仍然处于蒙昧状态。政教分离的意思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宗教组织不能干涉国家政治和行政事务，同样，国家也不能干涉宗教事务，不能剥夺民众个人的精神信仰自由，不能侵犯民众以自己的方式崇拜神的权利。习近平的中国特色政教分离却只有前面一半，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事务，后面一半却理直气壮地反其道而行之，他宣布，党是要以国家的名义来干预宗教事务的。
读懂了习近平的“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这两个术语，就能想明白，习近平的文风是有其必要性的。那种冗长的宏大叙事整个儿是忽悠，最后就是要你接受他的违背常识的“理论”，就像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形容的那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习近平宗教政策的依据就是，控制即自由，干预即分离。
理论的破产和政策的失败
中共的政策制定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理论基础，另一个是现实策略。宗教政策历来也是如此，只不过到了习近平的时代，他手里的政策来源，和他的前辈已经有所不同，那就是，理论已经在实践中破产，已经证明是过时了，但是马列主义的根本理论使得新的宗教理论难以产生；而现实的压力却比以前几十年更大了。
中共一向认为，它的革命是有理论指导的，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共从斯大林那里全盘接受了这一套理论，几乎所有策略、方针和政策都可以从这套理论中得到解释。从延安时代开始，中共就非常重视在全党和全国实行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一直到现在，中共的各级党校，中国的大学中学，每个人都要重复地学习这一套理论。特别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习近平一代，这一套理论可以说是深入骨髓，融入血液。
根据这一套理论，宗教在哲学和世界观方面属于唯心主义，在社会结构方面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这一套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宗教这种意识形态属于落后腐朽的上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早晚必然要被消除的。宗教这种落后的东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所以，中共在执政后就系统地展开了清除宗教的运动。不管什么宗教，一概受到压制。神职人员被杀被抓被驱散，教堂清真寺和寺庙被毁，宗教仪式和经典被禁止。这种毁神灭佛的革命，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一时间几乎做到了中国无宗教。
但是，在中共失败的政策中，没有什么比宗教政策失败来得更彻底的了。中共显然小看了芸芸众生的精神世界，文革后一解冻，宗教就如雨后青草一样遍地如茵，即使是几十年前被中共格杀勿论斩尽杀绝的民间道会门，也在悄悄地复苏。
邓小平和他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其实都是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宗教理论的破产并没有促使他们反省中共革命的罪错，只是迫使他们把新政策的重点从理论指导转移到现实需求上。在文化修养方面，习近平这一代人比江泽民、胡锦涛那一代还要差一点，脑子里没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反而更多。习近平在宗教工作会议上说，“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这种说法，给人一夜回到文革前的观感。
但是，不管习近平把“党的宗教理论”念叨多少遍，用大词空话绕多少圈，中共在宗教方面的理论破产、思想贫乏的实际情况是无法掩盖的，而更为迫切的是现实。中国社会的宗教复苏是民众精神需求的必然，而这一切却让习近平和中共夜不成寐，在危机四伏的中国，凡是中共不能彻底掌握在手里的东西，都让它紧张不安。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历经十几年，将境内法轮功完全消声，但是即使是江的中共同事和其后的高层，也心知肚明法轮功是不会消失的，中共早晚要还这笔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是中共不敢以邪教罪名镇压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信教民众，让中共难以保持“自信”。伊斯兰教和西部民族问题一体，有极为坚韧的精神传统和组织系统，中共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缺乏正面面对的力量。基督教由于其西方来源，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钉。相比之下汉地佛教没有系统组织，已经被地方政府的“文化产业”收编大半，是中共比较放心的宗教。可是汉传佛教沾染中共习气后的僧团腐败，凸显了藏传佛教的体系完备和良好僧团组织，更显示出中共宗教政策漏洞百出。中共强硬派拒绝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方针，就走上了一条宗教和民族政策的死路。
中共要主导宗教、控制宗教，这种政策必定会引发更多更强烈的政教冲突。读懂习近平讲话，可以预料习近平主导的中共宗教政策将以强硬压制为主旋律。
文章来源：动向201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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