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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本文译自《澳洲人报》（The Australian）2016年6月6日刊登的Paul Monk的评论文章，题目为“把天安门收拾干净显示在中国什么都没改变”。
周末标志着用坦克和开枪镇压北京的学生民主运动27周年，当时在中国实行了违法国家宪法的戒严令。
数以百计的无辜人民被冷血地打死。中国共产党做了众多共产党一直这样做的事：它对人民使用武力来维护其所谓的“工人和农民”的专政。
在刚过的那个周末，你不会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发现对此事的回顾。你甚至在澳大利亚多数的华文媒体上找不到提及这件事，因为华人社区的报纸和广播电台已经被中共的代理接管了，并遵从它的编辑指令，公然干涉在澳大利亚的新闻自由，如此等等却从来不允许外国团体或媒体在中国这么做。只要问问谷歌就知道了。而澳大利亚公共广播电台（ABC）在上海的新闻网站略去了有关中国的“坏消息”。
我们可以年复一年地回顾1989年的血腥镇压，但是需要指出一些更大的要点，就是关于该事件的重要性以及中国之外民主世界和中国国内最优秀的作家、科学家和记者们所期望的政治改革的失败。
1989年6月4日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其重要性就象著名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展示了独裁者不会服从法治，不会依照它自己空洞的宪法来兑现民权和人权。
邓小平曾宣布中国将用“法治”代替“人治”。在面对人们呼唤真正的自由，他放弃了这一想法。邓在这一方面一直是强硬派。早在1950年代，他在镇压中起的主导作用远远比1989年的时候更糟糕。
他的继任者们继续表现着反对自由的面孔。党这架机器的新老板习近平甚至直接阻碍讨论言论自由、人权和公民社会。
这是中国严峻的现实，而这个巨大的国家是我们（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当我们许多人强烈地表达对美国的不满，以及担心目前的总统竞选时，然而，相对来说我们极少人关注缺乏对中国（当局）的公开批评。
为什么是这样？许多人的茫然无知是一个原因。共产党持续不断的宣传是另一个原因。偏好贸易利益胜过人权是又一个原因。
当人们向我抱怨澳大利亚的民主状况时，我通常回答说，在中国、俄罗斯或伊朗或任何其他反民主的国家，像我这样的人会遭到审查、殴打、软禁、监禁或杀害。
因此，我认为所有这样的制度都是我的敌人。像我这样的人在天安门广场被坦克碾碎。像我这样的人以及我本人认识的一些人，到现在，还在受到中国那个政权的迫害、监禁或被迫流亡。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中国境内和境外的许多人曾期望中国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会带来司法、政治和新闻改革。我们曾经期望中国会走台湾那样的开放道路，从独裁和戒严走向民主多元化，结束压制。这没有发生，现在也没在发生。
在1988年，严家其是深得我心的人，那时他是中国总理赵紫阳的一名亲密政治顾问，他做了一个主题演讲，题目是“中国不再是一条龙”。
他认为，龙是古老的帝王象征，给了中国专制和威胁力的形象，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寻求民主的国家，这不大合适”。他敦促应该用与法治更相称的符号来替换龙。
但是中共完全没有朝向民主迈进。严家其在1989年6月4日明白了这一点。从此之后他流亡海外。
如果有一个人物我们应该用来作为对中国世纪的象征的话，那就是被人们忽略的政治犯刘晓波，他是零八宪章的一个主要设计者。零八宪章呼吁中共放松压制，放松其独裁统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负起责任来。他憔悴地被关在监狱里，不因别的，就是因为他帮助写了零八宪章。
刘因为他倡导基本人权，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中共拒绝让他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并加以谴责。
这是北京政权的野蛮心理：深深的不悦和不民主。
原文链接：The tidying-up of Tiananmen shows nothing has changed in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