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美將重蹈一戰覆轍？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明滅閃爍的黑白電影中刻畫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男人們“躍出戰壕”迎敵的場景似乎久遠得不可想像。然而，如果你認為當今世界強國再也不會像1914年一樣捲入戰爭，那就太自以為是了。中國、日本和美國之間持續升溫的緊張局勢與近一個世紀前那場可怕的衝突有相似之處。
最明顯的潛在導火索就是懸而未決的中日領土爭端，這一爭端涉及的島嶼在中國叫釣魚島，在日本叫尖閣諸島。幾個月來，兩國飛機和船隻在爭端島嶼附近謹慎對峙。去年10月底，提心吊膽的美國派遣了一個頂級使團出訪北京和東京，該使團由美國外交政策圈子中的四位要員組成，其中包括小布希(George W. Bush)時期掌管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以及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在國務院的副手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
這個由兩党人士組成的美國代表團明確表示，中國如果攻打這些島嶼將觸發美國履行對日本的防衛承諾。危險是顯而易見的，就像1914年一樣，一起小事件就可能啟動同盟承諾，從而引發一場大範圍的戰爭。
美國代表團對這種風險心知肚明。正如四人使團的成員之一、哈佛大學(Harvard)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所說：“我們自己相互之間討論過當前局勢與1914年的相似之處。我認為任何一方都不想要戰爭，但是我們告誡雙方要注意防止溝通不暢和意外。對於理性的人們來說，威懾通常能起到作用，然而1914年主要參戰方也是理性的。”
奈的哈佛同事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寫過一篇有關古巴導彈危機的經典研究報告，他也認為存在因誤判而發生戰爭的可能。他表示：“1914年戰爭的發生過程值得人們引以為戒。誰能想到塞爾維亞恐怖分子會殺害一位沒人聽過的大公，而這又導致了一場大規模戰爭，最終讓所有參戰國都大傷元氣。我的看法是中國領導人現在還不想用武力挑戰美國，但是中日兩國的狂熱民族主義者怎樣想呢？”
這種“腦熱症者”可能處於整條控制鏈上的最低端。2010年9月，一位中國拖網漁船船長與日本巡邏艇在釣魚島附近海域對峙，由此引發了一場危機。事後發現這位船長當時喝醉了。
在這件事情上日本政府採取了息事寧人的做法。現在美國擔心的是，日本新內閣充斥著強硬的民族主義者，這些人更傾向於與中國對抗。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是日本戰時一位內閣大臣的外孫，他就拒絕推行為日本發起戰爭賠罪的“道歉外交”。
美國安保承諾的原意是要讓日本安心，然而這種承諾也可能誘使日本政界人士冒不必要的風險。有的歷史學家聲稱，1914年時德國政府認為，德國必須儘快打一場戰爭，在被更強大的對手包圍之前速戰速決。與此類似，一些關注日本的觀察家擔心，現在中日兩國力量差距還不太大，並且美國軍事力量仍在太平洋居優勢地位，在這種時候日本政府中的民族主義者可能會忍不住想要對抗中國。
而當美國人看到中國也有類似苗頭時，他們對日本政壇的民族主義傾向就更加擔心了。現在的中國就像100年前的德國，國力日強，卻擔心在崛起過程中會遭到老牌強國遏制。“現代中國之父”鄧小平推行基於“韜光養晦”原則的外交政策，可是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比鄧小平一代更自信、更強硬。中國軍方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越來越說得上話。
中國與一戰前德國的相似之處頗為醒目。在一戰爆發的幾年前，德國領導權剛從精明強幹的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手中移交到政治軍事方面都更為笨拙的新一代領導人手中。當時德國統治階層同樣感受到了自下而上要求實行民主的壓力，為此德國鼓勵民族主義來作為公眾情緒的另一個宣洩口。與之類似，中國領導層也利用民族主義來鞏固中共執政合法性。
讓人欣慰的一點是，中國領導人下了大功夫研究歷史上強權的興起，並決心避免德國和日本曾經犯過的錯誤。此外，我們生活在核武器時代這一事實也大大降低了1914年危機重演的可能性。
不過，如果形勢真的變得危險，美日安保條約中還有一點迴旋餘地。通常，人們認為該條約第五條規定美國有義務以軍事手段保衛其盟國。事實上，該條款只是規定了在日本受到攻擊時，兩國要“行動起來應對共同威脅”。這種含糊其辭的表述可能會很危險，因為中國可能會斷定美國在虛張聲勢，結果卻叫板得它出手。但是另一方面，這種模棱兩可的話語在危機時期也有其用處。
1914年7月，各方領導人都感到無能為力，因為他們被捲入一場他們中多數人都不願意參加的戰爭。研究這段歷史可能有助於中美日三國避免在2014年走向同樣的命運。
譯者/何黎
from 椰子樹下打盹的哲學家 http://tw.myblog.yahoo.com/jkt921/article?mid=17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