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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引自上下游新聞市集 |
分進合擊 形成公民傳播體系
這些獨立媒體、公民記者大多默默無聞，卻是台灣社會議題最重要的揭露者和報導者。搶救樂生療養院、八八水災救災重建、反對苗栗縣府強徵民地、抗議恐龍法官輕判性侵兒童犯、反對政府收買新聞、反對國光石化設廠、反對強拆拒絕都更的民宅⋯⋯都是公民記者和獨立媒體率先揭露探討、引起網民熱議後，大眾媒體才跟進報導。而李惠仁獨力調查八年，揭發政府掩蓋禽流感疫情黑幕，更是讓大眾媒體汗顏、讓全民肅然起敬的獨立報導義舉。
獨立媒體、公民記者並非新興事務。任何時代，當大眾媒體依附政經權貴、漠視人民聲音，民眾就會運用當時當地的簡便工具，打造自己的媒體、發送自己的訊息，來監督、補充、抗衡大眾媒體；這樣的民眾就是公民記者，他們打造的就是獨立媒體。在網路普及前，台灣民眾用黨外雜誌、社運錄影帶來揭露真相；在網路普及後，公民記者用部落格、社交網站、網路影音平台來探討議題。
網路時代的獨立媒體、公民記者，包括團隊媒體、個人媒體、傳播平台。團隊媒體，如報導社運的《苦勞網》、深耕生態的《環境資訊中心》、監督重建的《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聚焦農業的《上下游新聞市集》、重視媒體改革的《新頭殼》、服務外勞的《四方報》；個人媒體，如專注環保的朱淑娟、關懷弱勢的江一豪、揭露疫情的李惠仁、書寫社運的胡慕情、探討教育的彭明輝、反對置入性行銷的黃哲斌，以及眾多部落客；傳播平台，如讓人架站發稿的PeoPo平台、導讀資訊的Global Voice、選刊好文的《懶人時報》，以及社群對話的Facebook、PTT。
這些團隊媒體、個人媒體、傳播平台形成一個分進合擊的公民傳播體系，在許多重大議題上填補大眾媒體的疏漏、引導大眾媒體的走向、抗衡大眾媒體的觀點。
報導議題 引導大眾媒體走向
二○○七年三月，政府為了蓋捷運，限令樂生療養院麻風病友遷離舊院區；許多大學生和部落客挺身支持病友，反對強遷。他們自行採訪專家，證明樂生院可以保留九十%、而非政府決定的四十一%；他們號召四百多位網友集資二十萬，在蘋果日報刊登半版廣告，告訴社會大眾「保留九十％樂生能讓捷運與新莊更好」；他們不斷報導和行動，終於讓大眾媒體、政治人物、社會大眾開始重視樂生案；五年來，他們持續關注，最近更揭露捷運施工造成樂生院建築裂損、邊坡滑落危機。
二○○九年八月，莫拉克颱風肆虐台灣，網民挺身而出，競相架站傳播救援訊息，《莫拉克災情網路中心》成員更受邀進駐中央和地方防災應變中心，把網民發掘和整理的資訊送進防災中心，把災區政府的消息傳遞出來，成為當時最權威的資訊來源，大眾媒體也引用它的報導。救災激情過後，大眾媒體報導質量銳減，民眾成立《莫拉克獨立新聞網》，天天報導重建議題，持續三年，寫了兩百七十萬字；還有人成立《上下游新聞市集》協助銷售重建區農產品。
二○一○年六月，苗栗縣政府為擴大科學園區基地，強制徵收大埔農地，派遣怪手毀壞即將收成的稻田，農民抗爭無效，自行攝影記錄，公民記者大暴龍取得農民影片，製作成〈當怪手開進稻田中⋯⋯〉報導，送上他在PeoPo平台開設的部落格，網民看了義憤填膺，其他地區被徵地的民眾也串連行動，大眾媒體這才跟進報導，迫使政府承諾農民可以保留原屋原地；兩年過去，政府竟然翻案要拆農民房子，公民記者又群起報導抗爭。
二○一○年八月，民眾不滿法官輕判數起性侵幼童案，在Facebook發起「開除恐龍法官」連署，超過廿八萬人參與，後來進一步發起「白玫瑰運動」大遊行，近三萬人走上街頭響應，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二○一一年，馬英九總統提名幼童性侵案爭議法官邵燕玲出任大法官，輿論反彈、網民抗議，迫使邵燕玲退出提名，總統、副總統和司法院長公開道歉。
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國時報資深記者黃哲斌為了抗議政府收買媒體、置入行銷，毅然辭職，並在網路上發起「反對政府收買媒體，以『置入性行銷』欺瞞人民」連署，短短一天內，就有十萬八千人次點閱文章、一○七八個單位或個人參與連署。反收買行動第一週，商業報紙和電視完全不報導，但訊息仍透過網路擴散；到了廿六日，全台四十六個大學傳播系所、一三一位學者連署聲援黃哲斌；十五天後，立法院修正預算法，明文禁止政府部門買新聞。
二○一一年四月，馬英九總統宣布不支持國光石化到彰化建廠，公民記者也扮演重要角色。早在二○○八年二月，朱淑娟、胡慕情就開始報導國光石化設廠爭議，成為反對運動資訊來源；《環境資訊中心》、《新頭殼》也加入報導行列；二○一○年夏天，青年學生成立反國光石化聯盟，架設部落格和Facebook專頁傳送訊息，還發揮創意，仿照四大報形式製作四大「蚵報」、將電影「阿凡達」片段改編成動員影片，生動活潑地吸引越來越多人注意和支持。他們的報導與各界抗爭力量相加相乘，終於迫使政府改變政策。
二○一二年三月廿八日凌晨四點，警方要強制拆除拒絕參與都更的士林王家，大約兩百名群眾守在王家門口反抗，這些群眾幾乎都是從網路得到訊息，趕來聲援；在警方強拆過程中，《苦勞網》上網直播現場畫面，許多民眾也透過手機傳送現場實況，他們的報導在Facebook、PTT引發熱烈討論和轉載；原本漠視的大眾媒體隨即擴大報導，一夜之間，強拆民宅、都更爭議躍升為全民關注的重大議題。
長遠發展 必須突破三大困境
在這一個又一個事件中，公民記者和獨立媒體發掘、採集、分析、編寫、散播攸關民主、人權、正義的訊息和觀點，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也贏得越來越多的肯定：李惠仁揭發疫情成為英雄、朱淑娟深耕環保贏得三大新聞獎項、《苦勞網》、《環境資訊中心》、《四方報》也先後榮獲卓越新聞獎社會公器獎。
當大眾媒體陷入老闆干預、置入行銷、煽情炒作的泥淖時，公民記者和獨立媒體成了新聞專業的希望；弔詭的是，旺中集團竟以網路公民新聞的存在，宣稱媒體集團不可能壟斷，藉此合理化它的併購擴張行為。
一群獨立媒體工作者在九○一遊行當天發表聲明反駁說：獨立媒體「現在也許可以發揮重要的『補充』作用，但是仍不具備『替代性』；我們當然期待這樣的『替代』作用終將會發生，但在此之前，我們還是要呼籲社會大眾，不可忽視對生產『普遍性』訊息、構成大眾基礎認知的『主流』媒體的監督與改造」。
獨立媒體和公民記者的主要困境有三：一是欠缺教育訓練，難以培養素質整齊的生力軍；二是欠缺經費福利，難以支撐工作者長期奮鬥，甚至連基本的勞健保都成問題；三是欠缺協調整合，有的議題大家競相報導，有的議題乏人問津。在這個情況下，上述成就大多依賴低薪、甚至不支薪的公民記者來達成，這樣的理想色彩令人尊敬，卻非長久之計。
去年十二月，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成立，嘗試向群眾募資來支持公民記者做報導；今年六月，「獨立媒體學院」開學，藉由朱淑娟、李惠仁等人的經驗傳授，以及師徒制實習，增進公民記者報導能力；九○一遊行後，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也將轉型成記者工會，為包含公民記者在內的所有新聞工作者爭取勞動權益；這些努力有助於健全公民傳播體系、壯大獨立媒體和公民記者能量，讓它們更強有力地補充、監督、抗衡大眾媒體。這樣的努力值得注意，更值得支持。
——本文發表於《財訊》雙週刊，2012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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