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花钱买不来幸福”，但目前的数据表明，财富增多确实让人更幸福，而美国似乎是个例外。假如幸福指数能成为政府统计数据的核心，或许就能知道什么才是人们想要的。
取决于你在何时阅读这篇专栏文章，经济学家可以比较准确地猜测出你现在的心情如何。如果是周日，你的心情几乎肯定比在你周一读这篇文章时更愉悦。不管怎样，如果是早上7点，你的心情很有可能糟透了。（抱歉！）午餐时间左右，你的心情会好一些，到下午2点时又有些低落，但到了晚上8点，你的心情会再次振奋起来。
根据你的居住地点，经济学家定会得出一套关于你的幸福指数的理论。一些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共同合作，他们把过去十年左右的不少时间用在绘制幸福指数的国界图和时间图上。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正在帮助塑造这一学说，他把情绪的主观测量指标纳入了严肃的经济分析中，其目的是用新数据来补充像GDP或失业率这样更传统的指标，并对政府政策发挥影响。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
当然，把幸福量化听起来有些空泛，通过一系列精心执行的全球性调查，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确实遇到了相当多的棘手问题，如怎样测量，甚至是怎样定义“幸福”。然而，其中一些数据还是有据可依的。考虑到内华达州是房产萧条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其居民的幸福感低于科罗拉多人也就不足为奇。但其他的结果则不甚明显。为什么长岛西部的幸福指数比布鲁克林大部分地区高几分呢？（难道钱多点比酷一点让人感觉更幸福？）为什么像菲律宾人这样生活在相对贫穷的国家的国民却表现出相当乐观的情绪呢？
虽然把幸福量化的方法还不成熟，但它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早在1974年，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就发表了一篇论文，让幸福指数这一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他的结论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指的是拥有更多财富不会让人更幸福。同时期，不丹王国（人口：73.8万；平均收入：大约5800美元）也开始计划测量其所谓的“国民幸福指数”。这些想法可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没什么人关注。伊斯特林告诉我，“经济学家的普遍反应是：‘这只是人们的主观之词，并不可信。’”
幸福指数研究在21世纪初期成为热门学科，如今，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在对其国民的情感健康度进行调查。这相当有启发性。迪顿曾担任相关法国政府调查的顾问，他说，“法国人很是悲伤。”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的报告显示，尽管出现大幅经济衰退，英国人的幸福感只是略微下降。另一方面，不丹的幸福指数调查太过复杂，以至于我完全不知道不丹人到底心情如何。尽管如此，一个联合国委员会还是号召各国政府进行幸福指数测量。目前，一个美国政府小组正在对这个议题进行研究。
然而，随着得出的数据越来越多，很多经济学家更加确信一个显著的变化：最初的伊斯特林悖论并不全然正确。总的来说，目前的数据表明，随着财富的增多，人们表示自己变得更加幸福。当然情况也并非那么简单。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经济学家贾斯汀·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是美国政府的幸福指数调查顾问，他告诉我，贫穷国家的穷人不会因为没有很多钞票就感到不幸福。他们更有可能面临着更少的选择，有更多胎儿在出生时死亡，以及其他的严重问题。尽管更富裕国家的国民普遍更幸福，但沃尔弗斯说，没有证据表明一个艺术家在成为对冲基金交易员后会更幸福。
幸福指数可能是在较小的地方性议题上最有价值。当一名市长陷入了建设一座新桥还是减免一项税收的选择困境时，理解各种不同项目如何影响市民福祉会给他带来巨大帮助。我曾报道过一名叫伊芙罗斯·让·巴蒂斯特(Yvrose Jean Baptiste)的海地妇女的故事，她在2010年的地震中失去她所有的微薄财产，她的故事让我了解了金钱对幸福感的真实作用。在NPR播出这篇报道之后，听众们向她寄去了近4000美元（约合2.5万元人民币），这相当于普通海地人好几年的收入。当我在几个月后再次探访巴蒂斯特时，我不需要借助任何官方统计数据就能看出她的生活状况已经得到了改善。她为姨姑支付了癌症治疗费，把她的孩子们送进了学校，并投资了一个小型市场摊位，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她看上去年轻了好几岁。
沃尔弗斯说，巴蒂斯特的故事在农业社会转型为稍富裕一点的城市社会之时相当典型。在我们思考如何帮助日收入在2.5美元（约合16元人民币）以下的近30亿人群时，我们要认识到，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收入改善能大大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当然，在较富裕的国家，这得需要更多的钱。不管怎样，当富裕国家的民众变得更有钱时，他们也表达了更强的幸福感。
但有一个奇怪的例外。比起1973年伊斯特林收集他的数据之时，美国如今的富裕程度将近当时的三倍。然而，根据几乎每一份调查，美国人完全没有比那时感到更幸福。其部分原因源自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美国人没有分享到增长的财富。随着养老金的消失和劳动市场不稳定性的增加，许多工人面对的不确定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但幸福感的下降或许说明了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太多关于政府政策的讨论都是基于来自市场的经济统计数据。但政府的目标并不只是实现收入的最大化，也包括让其公民更加幸福。政府尚没有统一的标准来判断，其决定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福祉的。假如政府正在投资的项目并不让我们幸福呢？
这样看来，把幸福量化绝不空泛。迪顿说，对于政府的很多决策，看它们是否真正改善了人们生活比去看那些可能会误导人的数据要可靠得多。迪顿告诉我，“又不是说我们目前收集的经济数据有多靠谱。”说到底，没有什么能像靠债务刺激的房地产泡沫或昂贵的医保制度那样推动GDP增长。他说，假如幸福指数能够成为政府统计数据的核心部分，我们或许就能知道什么才是美国人想要的。这样，或许我们能把他们想要的东西提供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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