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末，埃及民眾重回解放廣場，
抗議革命後上台的新政府向法院提交新憲法，擴大總統權力凌駕司法
文/張翠容
被視為「末日」的 2012年 12月21日過去不久，迎來的是「阿拉伯之春」兩周年。2010年 1月 25日，正是埃及爆發革命的一天，從此阿拉伯翻開歷史新一頁。只是，當人們期待春天來臨之際，寒風卻驟然而至。
中東多個地方血腥衝突未停，而在後革命時代的北非國家，過去一直進行地下福利服務的伊斯蘭主義組織，特別是極保守的薩拉威派，竟也堂而皇之透過民主選舉進入權力核心。
外界摸不着頭腦，怎麼沒有內部民主的伊斯蘭主義組織，卻能盡享革命紅利？從突尼西亞的伊斯蘭復興黨，到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治下的自由正義黨，都先後攀上執政地位。
可是，這兩個拉起「阿拉伯之春」序幕的國家，迎接革命兩周年紀念的卻是連場街頭示威活動，抗議新政府未能改善經濟與民生，還有各政治勢力之間的頃軌。
埃及：解放兩年何去何從
現在，埃及首都開羅的街頭，再次充斥着各派的示威群眾，浩浩蕩蕩。只可惜，如今他們互相對罵，互相擲石頭，甚至演變成流血衝突。
回想 2011年年初在開羅採訪埃及革命的春天，我愈靠近解放廣場，便愈感受到埃及人的喜悅，他們滿臉笑容，向我伸出勝利的手勢，並揮動國旗，為人民展示的力量熱情起舞。
無論是穆斯林、基督徒、又或不同政黨派系，男女老幼，他們都在解放廣場手拉手，築起動人的團結人牆，奪回失去的尊嚴與自由。
在革命兩周年的前夕，昔日團結不再，反之是猜疑與不信任，逐漸把社會的凝聚力摧毀。
首先是穆斯林與基督徒之間的衝突。他們自 2011年 3月開始發生流血糾紛，至今不休；其後是「軍方支持革命」神話幻滅，軍方與人民的緊張關係愈見繃緊；跟着民主選舉展開，伊斯蘭主義組織和世俗自由派及左派嫌隙更見擴大，甚至採取杯葛對方的行動。
即使是佔領解放廣場、表達民生訴求的行動，經過了兩年，老百姓之間對此也有很大分歧，當中有些已感厭煩，質疑抗爭者所為何事？
一次，我與幾位埃及友人在咖啡館聊天，突然有遊行隊伍經過，高喊口號，咖啡館老闆及附近店舖即緊張起來，準備拉閘暫避，恐防有衝突發生，結果隊伍和平遠去，老闆才鬆一口氣。他說，革命諷刺的是，革命者
高喊改善民生卻影響了民生。革命後市中心的商舖生意大受影響，大家都神經兮兮。為了保護自己，現在每間商舖都設有鐵閘，這反而帶旺了鐵閘商的生意。
除閘門外，手機亦變成革命副產品，生意也大幅上升。我留意到，蹲在街頭上售賣手機的有不少是中國人，他們陸續湧到開羅，兜售中國平價的山寨手機，吸引不少埃及人也加入競爭行列。
站在解放廣場和國會附近的示威營地，有多少人舉起中國山寨版手機，記錄現場的一舉一動？
有人經過示威營地便搖頭歎息，質問開羅的社會秩序，在什麼時候才可恢復？但有人對革命仍然熱血沸騰，認為埃及一天未獲得完全的民主，便會繼續革命下去。
我在廣場上認識一名退休英語教師，叫穆罕默德·艾赫甘。他表示，去年初革命醞釀的時候，他喜見國家終於出現轉變，他希望轉變能為人民帶來幸福。
艾赫甘又告訴我，他早一兩年、還不到 60歲時，是被迫提早退休的，因為學校要削減開支裁員，首先向就快到退休年齡的職員開刀。他表示，他的境況不算差，至少還可依賴退休金生活。但有不少是家庭支柱的中年人，甚至是人生剛起步的年輕人，失去工作機會之同時，也失去了做人的尊嚴。
可是革命過後，國家經濟更艱難，社會不斷吵鬧。艾赫甘眼泛淚光，即使總統大選過後，情況也未有轉機。他不禁問我，革命是怎麼一回事？！
過去一個月新憲法之爭，再次撕裂埃及社會，應從何說起？
革命後大家都知道，第一件事要討論 的，應該是怎樣制定新憲法，定立新制度，以配合民主的發展。可惜的是，各方力量只顧自己眼前利益，令新憲法最後定案遲遲未能在總統大選前出籠，這無疑令到未來的民主之路變得脆弱。
結果，埃及新總統穆爾西上台後自定新憲法草案內容，擴大總統權力至凌駕司法之上，他這舉動猶如向社會投下炸彈，反對派驚呼埃及再現法魯王，他們上街抗議，得到法院和不少媒體支援，最後新政府以公投企圖化解紛爭，但至今仍爭議重重。
現在的埃及可謂是群雄並起，社會亦見嚴重分裂。在世俗派與伊斯蘭主義者的對陣中，也各自在內部分成多派，左與右及既得利益者各不相讓，還有對以色列立場各異，大家早已預計新任總统舉步為艱，革命尚未止息。
如果權力繼續鬥爭不斷，不去正視國家經濟困境，當民眾回歸現實，到時，政治理想是一回事，經濟若是搞不好的話，人心便會從革命激情中退潮。在人類歷史中，屢見不爽。
我走在開羅一民居市集，與埃及友人欲買點餸菜，準備晚餐。我拿起一包雜菜，小販豎起四隻手指，說：4埃鎊。
4埃鎊差不多相等於 5元人民幣。想到有不少埃及老百姓仍然每天只能賺取 1至 2美元的工資，我真不敢相信，還以為他欺騙我這位外國人。友人示意這是公價，促我不要爭論。
我又轉向海鮮檔口，一公斤冰鮮蝦要 50、60埃鎊，比香港還要貴。我不能想像，埃及基層是怎樣過活的。
事實上，革命過後的埃及，物價激增，這當然與全球通賬有關，但亦由於埃鎊貶值、國內產業幾乎因革命癱瘓、能源及日常消費品供應短缺所致。最要命的是，不斷上升的失業率和不斷下滑的治安，正困擾着每一位埃及民眾。
現在，埃及有不少老百姓正為下一頓餸菜發愁。
以前，開羅是個不夜城，如今大家都因無力消費和治安問題，一到凌晨 12時，街頭便逐漸變得冷清。我所認識的駐開羅外國記者，大部分都有過被劫的經歷，已不敢夜半外出「鬼混」。
這應該歸咎於革命嗎？有人可能會這樣想，他們會責備那些老是不願離開街頭的抗爭者，心理上不經意地傾向支持軍方强硬整肅社會秩序，甚至期待前朝官員回巢，認為只有他們才有管治經驗，能把國家重建。
不過，亦有人指出，革命無罪，有罪的是新政府沒有好好整頓經濟和法治。究竟埃及的經濟，哪裏出了錯？
就此我訪問了埃及知名經濟專欄作家兼國家計劃局經濟部教授歐尼沙威（Ibrahim Elesawy）。他一見我，即急不及待表示，穆巴拉克固然受到他長期推行的鐵腕統治所懲罰，但真正促使他被推倒的，卻是新自由主義。穆巴拉克依仗有國際財金機構的背書，透過新自由主義政策，把埃及一步一步變成了私人俱樂部，國家財富流入了少數政治經濟精英口袋裏，這造就了埃及有40% 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之下。
民怨爆破源於「威權新自由主義」
在歐尼沙威偌大但破舊的國家計劃局辦公室裏，他一一道來，過去獨裁政治與新自由主義如何在埃及吊詭的並存，並逐步形成「威權新自由主義」的矛盾怪胎。
歐尼沙威說，新自由主義在埃及也是親西方政策的主要部分。
自薩達特上台，在1978年簽定《大衛營協定》後，隨即靠向西方，與以色列簽下和約，從此定下埃及發展的基調。1981 年當穆巴拉克接替遇刺身亡的薩達特，新自由主義也隨着列根與戴卓爾夫人上台而正式登上世界舞台。他們希望透過中東的代理人，打開資源豐富的中東市場，主要的手段就是把新自由主義根植於該地區，這即鼓勵開放國內市場、調低稅率、削減公共開支、私有化產業、提升資本的流通度等。
當薩達特在位時，他迅速改變前任總統兼開國之父納賽爾的社會主義民族經濟政策，私有化重要國營工廠，引發工人連場大罷工，其中的馬哈那紡織廠，最為哄動。經過長期持續的抗爭，工人終於扭轉私有化的命運。不過，自此就埋下工運的種子，而且成為埃及革命的主要力量。
到了穆巴拉克，特別是1991 年，美國向穆巴拉克寬免外債，同時要求穆巴拉克按國際貨幣基金會建議，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自此，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埃及可謂是變本加厲。
歐尼沙威說，眾所周知，穆巴拉克是美國在中東地區重要的代理人，每年獲巨大數目的援助，約共13 億美元之多，軍方是最大的受益人。他們從支持美國的軍事行動，到支持美國的自由經濟，而他們亦逐步走進經濟領域，成為龐大的經濟利益集團。
記得2007 年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埃及發生社會騷動，老百姓搶麵包，軍方最後以派麵包平息老百姓的怨憤，原來他們也是糧食供應商，連麵包店也經營了。
對於埃及老百姓來說，軍方是隱形的總统。但可堪玩味的是，穆巴拉克過去企圖獨攬經濟利益，財富流入他整個家族手中，引起軍方不滿。在是次反政府浪潮中，軍方最後離棄穆巴拉克，其實並不出奇，說穿了是「利」字當頭。
無論如何，埃及過去的私有化其實是個騙局。统治階層的王親國戚早已各就各位，竊取國產。
在2004 年至2008 年之間，穆巴拉克政府出售大量公家銀行，結果國際金融大鱷掌控了埃及的金融體制。走在開羅市中心，你會看到很多由外資接管的金融機構，隨之而來的就是熱錢流入，到處收購便宜的東西，股市上揚，建構一片虛假榮景，GDP維持在7% 的高增長。
穆巴拉克政府太沉醉於美麗的數字。當然，他們是既得利益者。未幾，政府又取消對外資投資本地房地產市場的限制，令到這個旅遊勝地，進一步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炒賣之地。美資投行高盛旗下基金便參與其中，大舉入股埃及豪宅發展商 Palm Hills Development。
本來加強投資環境不應是壞事，問題在於政府的政策。穆巴拉克政府對外資完全不設限，沒有紅利稅，並取消投資資本的最低要求，放任外資自由進出，這令埃及成為中東與北非地區的投資勝地之一。結果，2009年當油價下滑，熱錢流走，跨國企業撤資，到頭來誰是最大得益者？他們沒有在埃及製造可持續性就業機會，又沒有令到埃及的貧窮得到改善，經濟結構調整最終只引來無日無之的罷工示威。
埃及的中產階級也站出來了，他們也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受害者，他們正在貧窮化，看不到出路。威權新自由主義令人們沒有發言權、參與權，大部分財富集中在統治階層手中。當危機湧現，人民被迫到一個角落，無路可退時，革命便出台了。
至於終於攀上執政地位的穆斯林兄弟會又如何？
穆斯林兄弟會的新自由主義
歐尼沙威指出，根據他的研究，穆斯林兄弟會的領導層是資本主義的維護者。儘管該會以福利凝聚基層見稱，但領導層則有不少為富有的商人和專業人士，他們向新自由主義經濟傾斜。
事實上，兄弟會有不少資金來自親美的沙特阿拉伯。現在，他們亦不能放棄美國的軍援。
因此，在埃及大選來臨之際，兄弟會接受美國《商業周刊》訪問，他們表示不會破壞埃及既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即過去所信奉的自由經濟政策。不過，在此之前，他們早已跑到白宮向奧巴馬表明這個決心。
此外，埃及社會雖有響亮聲音，拒絕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援助，結果兄弟會上台後，還是急不及待向這個基金會求援，並按其指引，進行經濟結構調整。
有消息早指美國根本對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不存恐懼，「恐懼」只不過是一種反恐手段。美國甚至願意與穆斯林兄弟會合作，打擊埃及蠢蠢欲動的反美左翼世俗力量，以維護有利美國利益的新自由經濟主義政策。與此同時，消息更指美國欲借埃及、突尼西亞革命打擊其他的反美阿拉伯國家。
無論是透過戰爭或民主計劃，美國最主要的目的，便是要打通中東市場，把中東納入美國的控制範圍。而過去埃及正是中東地區新自由主義的橋頭堡，付出的代價，則是貧富兩極化嚴重，難怪有評論指埃及人的新世紀起義行動，也是一場有關追求經濟正義的行動。
歐尼沙威期待埃及人民不僅只追求簡單的民主外衣，同時也看到新自由主義的禍端。改變，應從實質的民生開始。不然，人民不會因革命而獲得生活改善，而革命亦會對他們變得毫無意義，這對阿拉伯革命的原鄉突尼西亞亦如是。
突尼西亞：尋找新範式
突尼西亞，這一個頻臨地中海的北非小國，竟是引發「阿拉伯之春」的原鄉。
12月 17日對突尼西亞人是個特別日子。2010年此日，一名在大學畢業、後因長期失業而淪為無牌小販的 26歲青年穆罕默德·布阿西西（Mohamed Bouazizi ），在中南部家鄉西廸布西德自焚，抗議有關部門無理驅趕、沒收他售賣的東西，又毆打他，但投訴無門，在絕望下了斷生命，這隨即令感同身受的群眾上街示威，刺破了突尼西亞作為北非經濟奇蹟的神話。
布阿西西的自焚不是偶然、個別事件，這暴露出突尼西亞嚴重的經濟失衡，人民生活艱苦，同時也暴露了在獨裁者本 .阿利統治下，貪官污吏橫行及社會的不公義。一場外界稱之為「茉莉花革命」，由此蔓延整個阿拉伯世界。
奇怪的是，當我在突尼西亞採訪，提到「茉莉花革命」的時候，突尼西亞人都會扁起嘴，義正嚴詞告訴我，他們沒有為革命冠以「茉莉花」的名稱，同時亦不喜歡這個稱謂，只是當初有一名法國記者這樣稱之，全世界便這樣說。其實，突尼西亞人稱為「尊嚴與自由的革命」。
我問為什麼他們對「苿莉花」稱號這麼反感呢？因為他們有感革命絕不如苿莉花般浪漫，在革命中犧牲的人上數百，他們心裏至今仍在淌血。此外，苿莉花在富裕的北部沿海城市盛開，在貧困的南部卻孤清凋零。2010年底的革命，也是南部向北部的一場控訴。
可是，過去外界包括媒體，只看見北部的繁榮，聽不到南部的哭聲。北部，特別是東北部，從蘇西斯到哈馬馬特，我專程跑去看個究竟，這可真是一個不同的世界，瀕臨地中海的海濱地區，乃是旅遊與地產的發展重地，遊艇與豪宅承載了多少歐洲人在這夥「北非明珠」身上的浪漫追逐？同時又埋藏了多少達官貴人的致富夢想？
但，南部呢？
北部茉莉盛開 南部涕淚交零
我專程跑到中南部主要城鎮卡夫沙，從那裏再前往一個鄉鎮叫奧堪勒拉艾斯看個究竟。這荒涼之地原來有豐富天然資源，盛產磷礦（phosphate），是全球第 5大生產地，為突尼西亞主要的經濟來源。
本已沙塵滾滾的南部，這裏更令我呼吸困難。礦場的味道不好受，可是，該個鄉鎮大部分人口，世世代代便為礦場做工，有不少就此惹上肺炎，甚至肺癌。
法國殖民時，他以宗主國的身分，在突尼西亞享有特殊的投資權和礦藏開採權﹐即使解殖後，特別在本·阿里統治時代，法國作為前宗主國，以及其企業，依然擁有投資優勢。
該地的磷礦為國營大企業Compagnie des Phosphates de Gafsa（下稱 CPG）壟斷經營，並與外資合營進行提鍊。
2008年，就在這一個鄉鎮，早已鬧過一場小革命。CPG的底層工人對企業的貪污不公，極之不滿；再者，全球金融危機暴露了 CPG生產模式
的矛盾，他們再一次向工人開刀，终於引發大規模示威抗議行動，牽動了其他城市的工人，他們有感於被剝奪其工作的權利與尊嚴。
這包括發生在雷達耶夫一個礦業城鎮﹐上街抗議的工人約有一萬多﹔跟着是穆里埃，兩萬居民參與示威﹐另一個城鎮麥希拿也不甘後人﹐而較大型的礦業城鎮邁特萊維更有三萬居民遊行表達不滿，要求改革。
邁特萊維這個礦業盆地的開採，始於法國殖民時期﹐因此製造了大量的勞動人口。由於政策失誤，長期偏向企業利益，在高利潤、低成本的原則下，當地嚴重缺乏基礎建設﹐工人受到最赤裸裸的剝削，貧困問題惡化，社會問題叢生。
從中可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在一連串的工潮中，工人幸得有「突尼西亞畢業失業生聯盟」的團結支援。
早在 2006年，數十名突尼西亞大學畢業、卻隨即陷入失業的青年，發起抗議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剝削了他們就業的人權，遂組成「突尼西亞畢業失業生聯盟」﹐他們很快成為本·阿里的眼中釘，多翻受到政府鎮壓。
儘管面對重重困難，他們仍能逆流而上，在全國各地，包括卡夫沙等南部地區， 成立小組委員會。
2011年 2月﹐「突尼西亞畢業失業生聯盟」終可合法化，正式浮到水面。他們隨即重組為「突尼西亞畢業失業生工聯」﹐與工會匯合。
這個組織很快便擴展到 45000名會員﹐全國成立了一百個分會，聲勢浩大，曾在突尼西亞各地推動多次大規模罷工抗議。
無論如何，CPG工人在 2008年的抗議行動便成為了革命的種子，大家都等待機會對本 .阿利政權進行一次大控訴。因此，這解釋了布阿西西的自焚事件可以引發如此巨大的回嚮。可是，革命之後又如何？
突尼西亞在後革命過渡期所面對的難題，一如埃及在第一輪澎湃的革命結束後，如何重建經濟與社會秩序，製造更多就業機會，才是最嚴峻的挑戰之一。
可是，突尼西亞新政府如埃及新政府一樣，政治上邁向民主，但經濟政策與過去卻沒有大分別，他們都不敢作大刀闊斧的改革，結果在經濟上一疇莫展，在過去十多年來，高教育畢業生失業問題愈來愈嚴重，根據世界銀行統計，青年失業率已超過30%，在某些領域甚至接近60%。失業，如瘟疫，繼續在這個國家肆虐。
在革命兩周年之際，突尼西亞多地街頭的示威衝突再次此起彼落。示威者哀嘆，他們現在要抗議的對象，竟就是革命後由老百姓捧上台的人。其中一名「突尼西亞畢業失業生聯盟」成員卡勒特告訴我，除非突尼西亞能擺脫國際金融機構的操弄，揚棄過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不然，突尼西亞無法改善經濟不公的情況，社會繼續不穩，並且在思想上走向極端，令保守的伊斯蘭主義抬頭。
回顧突尼西亞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可追溯至開國總統布爾吉巴，他上台不久，即與美國簽署雙邊經濟協議。該協議後來交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執行。
有分析指，USAID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和世界銀行的性質差不多﹐他們都是以援助為名，前者替美國開闢市場﹐後兩者則在全球推行合乎西方利益的自由市場。
面對國家的重建，百廢待興。除了 USAID外，布爾吉巴還接受 IMF的援助，不得不按 IMF要求，實施《結構性調整方案》 ，其中一個調整手段，就是解除突尼西亞政府對糧食的資助計劃。
結果，突尼西亞本土糧食敵不過國際市場競爭，逐漸委縮，到最後得要依靠歐美農業產品進口。諷刺的是，歐美卻沒有放棄對其農產品的津貼。
突尼西亞慢慢跌進新自由主義的懷抱裏，依附經濟一步一步受到窒痼，該國人民嘗盡高通脹之苦。在1984年，突尼西亞便發生了一場觸目的麵包暴動，勞動階層為傳言中的麵包會加價超過一倍，而走上街頭。噩夢成真，突尼西亞已喪失了糧食自主的能力﹐當時有不少評論把矛頭直指布爾吉巴的經濟政策。
在突尼西亞，當我碰上年長的一輩，他們都會告訴我，國家經濟表面風光，底層卻洶流暗湧。
本·阿里借政變一上台，旋即深化布爾吉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他除與歐盟簽定自由貿易協議外﹐又與歐盟簽署《聯合協議》，由 IMF協助突尼西亞進行緊縮政策，大規模私有化國營產業，首當其衝的是工人工資大幅下滑，突尼西亞遂成為歐盟的廉價工廠。
本·阿里偽造經濟榮景遺患無窮
本·阿里倒台前，IMF曾大讚突尼西亞的經濟表現，而外界過去也一直認為該國的經濟在北非最好。本·阿里雖獨裁，但至少帶領國家邁向現代繁榮之路。因此，當突尼西亞帶頭鬧起革命，幾乎所有評論家都摸不着頭腦。難道以前的榮景都是幻象？
我就此專訪了突尼西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法特希·扎亞比（ Fathi Jerbi ），他告訴我，在前總統本·阿里逃往國外後，他們一群經濟學家翻查過去的經濟數據，發現有很多與事實不符，都是偽造的。這可真令他們太頭痛了，他們無法掌握國家的經濟實況，那又如何釐定政策？因此，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整經濟數據。
教授又說，本·阿里只是在做他的粉飾工作，他很懂得討好西方國家，大推世俗化政策之餘，又向他們開放市場，與國際資本大做生意，但得益的都是他和他太太的家族，他們的家族壟斷了接近 80%的企業，群帶之風甚為嚴重。
奇怪的是，難道 IMF對本·阿里的弄虛作假一無所知嗎？至少美國是知道的。如果美國知道，IMF豈有不知？
〈維基解密〉在革命發生前一年便洩露了美國駐突尼西亞大使的一份情報報告，大標題是這樣的：《突尼西亞的腐敗：你們的就是我的》（ Corruption in Tunisia: What is yours ismine ）。
該篇情報的部分內容如下：
「在 1992年與本 ·阿里成婚前，總統二太太萊拉本是一個出身卑微、且教育水平低的理髮師。但自從嫁給總統後，她的家人夥同一些總統家人開始斂財，在突尼西亞許多最知名公司都擁有主要股權。在兩年前美國駐突尼西亞大使戈達克所寫的一份電文中提到，『看上去突尼西亞企業界的一半都可以說是通過婚姻與本·阿里相聯連……本·阿里的妻子萊拉和她的家族——特拉布勒西們——在突尼西亞人中激起最多不滿……（民眾）議論他們缺乏教養、社會地位低下和明目張膽的貪腐。』」
事實上，在本 ·阿里治下的後期，失業情況不斷惡化﹐老百姓生活無以為繼。
扎亞比表示他已向政府建議，首先從根治貪腐入手，好讓人人有平等的機會。他說，今時的高通賬，可謂是過去的經濟貪腐一手栽種的，突尼西亞中央銀行難辭其咎，他們協助本·阿里太太家族大量洗黑錢，因而推高了物價。原本全球通賬已經嚴重，突尼西亞由於經濟貪腐雪上加霜。他認為，突尼西亞中央銀行應該去政治化，獨立、透明而受監察。
此外，扎亞比又認為，他們也必須一改過去的經濟政策，尋找公平而又可持續發展的模式，特別是過去只集中沿岸的旅遊業、地產項目，造就了沿岸與內陸地區的不平衡發展，內陸的製造廠被邊沿化。政府有必要大興土木，強化內陸的基礎建設上來，活化當地經濟。
他又指出，內陸失業人口十分嚴重，革命也是由那裏開始。換言之，新政府謀求增加就業、控制物價、提高居民購買力、增加對貧困家庭補貼、重視落後地區發展 ;對外則積極尋求外援，謀求歐盟和海灣國家援助以及重組債務結構。
扎亞比表示，突尼西亞可以建立一個新的政治模式，一樣可以找到一個新的經濟模式，衝出寒冬，但人民需要給予政府一些時間。
歐尼沙威 小檔案
埃及知名經濟專欄作家、國家計劃局經濟部教授
法特希·扎亞比 小檔案
突尼西亞大學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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