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31 July 2025

易尧 | 佛教本土化的双刃剑——释永信事件与中原文化的腐蚀力

在禅宗公案中,有一则著名的“丹霞烧佛”故事:唐代丹霞天然禅师冬日访寺,寒冷难耐,便取堂中木佛像烧火取暖。寺院主人惊问:“何得烧我木佛?”丹霞拨灰答:“吾烧取舍利。”主人曰:“木佛何有舍利?”丹霞曰:“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此公案直指不执着于外在形式,禅修本在内心觉醒,而非偶像崇拜。然在今日中国,禅修形式已被商业化扭曲,正如释永信案所昭示:当禅宗遇上中原文化的强大腐蚀,形式往往胜过本质,贪婪与世俗悄然滋生。

2025年7月27日,官方通报,释永信涉嫌挪用侵占寺院资产和项目资金,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这位昔日风光无限的“网红方丈”终于落网,引发社会热议。释永信的“贪”与“淫”,表面上看是个人道德败坏,但深层意义上,却标志着佛教在中原大地上被彻底本土化。这并非释永信一人的过错,而是中国本土文化强大而顽固的腐蚀力在作祟。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为求生存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本土化过程,最终融入中国社会,甚至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但这种融入往往以牺牲原教义为代价,导致宗教商业化和世俗化,历史上对和尚的讽刺与批评,正是这一过程的镜像。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由释迦牟尼创立,强调苦、空、无常、四谛、八正道等教义。东汉明帝时,在洛阳建白马寺,标志佛教正式传入内地。为适应本土文化,佛教迅速调整:如放松素食戒律,引入“三净肉”概念;借助道家术语“格义”翻译经文;甚至允许僧侣保留长发,以尊儒家孝道。历朝历代中,佛教多次受到朝廷和民间的弘扬与推崇,主要原因在于其能填补社会精神空缺,提供慰藉与秩序,尤其在动荡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战乱频仍,儒家权威衰落,佛教借机兴起,北朝少数民族统治者如北魏文成帝复兴佛教,兴建云冈石窟;南朝梁武帝萧衍自称“皇帝菩萨”,多次舍身寺院。隋唐时期,隋文帝统一后建寺数千,唐太宗支持玄奘西游取经,形成八大宗派如禅宗、净土宗等。这些弘扬源于佛教的普世教义能与本土实用主义融合,帮助统治者稳定人心、缓解社会矛盾,同时为民众提供精神寄托,推动文化艺术繁荣,如唐诗中的佛意融入。

然而,佛教也屡遭贬低与灭佛运动,原因多为其被视为不事生产、耗费资源,或涉足政治导致腐败。汉代民间视僧侣为“胡神”,批评其逃避赋税;魏晋南北朝,周武帝骂和尚为“蠹虫”,指其不劳而获;唐武宗会昌灭佛,毁寺四万余,骂和尚“耗国蠹民”;明清时期,农民起义焚寺杀僧,指其贪婪如狼,朱元璋设度牒限制出家。民间文学与谚语如《世说新语》隐讽高僧风雅背后的虚伪、《水浒传》骂和尚“秃驴毒如蛇蝎”、谚语“三个和尚没水吃”讽刺懒惰推诿。这些贬低源于佛教本土化后形成的寺院经济与僧侣世俗化,易导致资源垄断、社会不公,以及与本土功利心态冲突,视其为寄生而非贡献。

显然,释永信将少林寺打造成年收入上亿的景区,注册“少林”商标,办功夫学校,却也养情妇、私生子,挪用资金。这不仅体现了佛教最终融入中国社会的“最大功臣”角色,还暴露了禅修商业化的深层问题。在现代中国,释永信式的商业化将禅宗从顿悟觉醒的内在修行,转化为一种外在消费品和生活方式。许多社会精英以禅修为荣:高端禅修营、禅茶会、禅意养生度假村层出不穷,这些活动往往收费高昂,吸引有闲有钱的中产及以上阶层。他们视禅修为一剂缓解现代压力的“心灵鸡汤”,或社交名片,而非严格的苦修与出世。

分析这一现象,可见其双重影响:一方面,商业化加速了禅宗大众化,推动“人间佛教”融入现代社会,如企业家借禅文化管理企业,提升效率与和谐;另一方面,它扭曲了禅宗本质——慧能的“顿悟”本是人人可及的内心觉醒,却被包装成精英专属的“佛系”生活,强化阶级分层。寺院从弘法场所转为旅游景点,僧侣从修行者变身商人,甚至炒股投资,导致佛教世俗化加剧:宗教功能由禅修转向营销,仪式被拍卖(如高价头香),信众按金钱分等,违背众生平等。于是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禅修娱乐化、商品化,生成“佛系青年”等社会心态——表面随缘,实则逃避责任。历史上骂和尚的诗句,如“不秃不毒”,至今回响,提醒着我们:宗教商业化虽加速传播,却易失本真。更如丹霞禅师公案所示,形式若成贪婪枷锁,便需“烧”而觉醒。

当代佛教的腐化,更有深刻的制度性原因。这不仅是个人或文化问题,而是体制对宗教的系统性扭曲。三自爱国运动(自传、自养、自管)表面上促进宗教独立,实则摧残了其自主性,将佛教纳入国家控制之下,剥夺了其独立于世俗权力的精神空间。体制对宗教人士的收编尤为明显:许多和尚有正式编制、行政级别和工资,少林寺方丈如释永信享有厅局级待遇,这让他们从出世修行者转为“公务员僧侣”,优先服从上级指令而非宗教戒律。体制只管政治忠诚,不管道德修行,导致寺院管理官僚化,官本位文化腐蚀人性:和尚们追求升迁、权力和物质利益,贪腐成风。相比之下,在自由社会,宗教也会面临腐败,但新闻自由、司法监督和教会间竞争等机制,能保持其相对独立性,避免明目张胆的腐化——丑闻曝光后,教会可自我净化,信众可选择转向其他教派,形成良性约束。在中国,这种监督缺失,让腐化如释永信案般肆无忌惮。

总而言之,佛教在中国演变,经历了传入适应、兴盛融合、宗派鼎盛、世俗商业化四个阶段。它从异域入侵转为本土支柱,却屡遭批评。释永信被抓,或许是这一历史的又一转折,但并非其个人之过,而是中原文化强大腐蚀力的必然结果。这种本土化让佛教“入乡随俗”,却也让其丧失了原有的清净与禁欲本质,呼吁回归本真,却也反映出文化融合的不可逆转。贪与淫,非释永信的罪与过,而是本土文化对外来宗教的“改造”产物——强大到足以腐蚀一切的本土力量,让和尚从苦修者变成“CEO”,从禁欲者变成“色中饿鬼”。这不是个案,而是中原文化的宿命。更深刻地审视,这反映了中国国民性的深层特征:一种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和世俗化倾向。

中国人自古以来,便以“入世”为本,儒家强调“修齐治平”,道家虽出世却也讲“无为而治”,这种国民性让外来宗教如佛教难以保持纯净,而必须“接地气”——求神拜佛并非追寻内在觉悟,而是寄托现实欲求,无外乎求官、求财、求平安。这种实用主义心态在释永信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追捧并非源于得道高僧形象,恰恰相反,是商业辉煌(如少林寺年收入上亿的景区化运作)、生活奢靡,以及媒体高光(如BBC采访回应钱色传闻),让他被“信徒”捧上神坛;丑闻曝光后,这些“信徒”又迅速将其踩入泥泞。这种捧杀与踩踏,暴露了社会民众的功利心态:在浮躁急功近利的时代,佛教的慈悲为怀、金刚怒目与菩萨低眉显得不合时宜,花和尚式的“成功学”反而顺势而生。少林寺作为官方附属机构,方丈享有厅局级待遇,更让民众将权力与财富投射无缝对接。

同样,释永信丑闻炒作成全网热点,非单纯个体行为,而是嵌入社会心理的政治操控。信众的追捧与踩踏,受国家宣传机器和媒体过滤系统引导。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述,群体心理易冲动、易变,受暗示影响:个体融入群体后丧失理性,崇拜领袖时狂热,贬低时暴戾。释永信被包装成“人间佛教”典范时,信众忽略其道德瑕疵;官方通报其被抓后,舆论迅速反转,网民从粉丝转为审判者,这种“羊群效应”放大负面情绪。更深层,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理论揭示媒体通过五大过滤器制造共识,服务精英利益。在中国,这放大为国家主导舆论:党媒曾为其洗地,塑造成文化符号;如今曝光或为转移焦点,如甘肃天水铅中毒、杭州水质异常等民生热点。通过媒体引导,国家先捧以稳定人心,后踩以下放不满,避免系统性问题曝光。整个过程,信众如木偶,在这巨手中摇摆。

毋庸置疑,释永信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镜像出国民性的双面:一方面,崇尚实干与变通,推动文化融合与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却易导致道德滑坡与精神空虚,让宗教从救赎工具沦为欲望放大器。最终,这种国民性虽铸就了中华文明的韧性,却也提醒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平衡“本土腐蚀”与“外来本真”,或许是佛教乃至所有外来文化的永恒课题。更重要的是,一个良性的社会及其健康发展,必须保护好一种积极向善、有爱的信仰。这要求保障信仰自由,让宗教脱离权力干预,在多元竞争中自我净化,从而为社会注入道德力量,避免精神荒漠化。只有这样,信仰才能真正成为人心向善的灯塔,而非被腐蚀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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