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兩黨的政治家們都擔心中國正超越本國成為全球科技領導者。為此常年僵持不下的參議院於6月初展現了一次罕見的兩黨合作，通過了一項在未來十年間撥付近2500億美元推動尖端科技研究的法案。但這些立法者或許有點過慮了，因為中國政府似乎正在想方設法輸掉與美國的科技競賽。
而中國嗜好自我傷害的最新範例就是中國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對滴滴出行採取的突發而專橫的監管。作為一家網路叫車公司，滴滴最近在紐約證券交易所IPO並籌集了44億美元。但就在滴滴成功上市（並估值超過700億美元）的兩天後（7月2日），一個披著國家機構外皮的中國共產黨部門（中國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宣佈要對該公司進行資料安全審查。兩天後該部門突然下令將滴滴出行App從手機應用商店中下架，致使該公司蒸發了近1/4的市值。
中共借資料安全為名對滴滴的打擊似乎只是對其蓬勃發展的科技行業實施強力控制的更大範圍運動的開始。7月9日中國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宣佈所有掌握超過100萬使用者個人資訊的運營者在赴國外證券交易所上市前必須通過其安全審查，也因此進一步震驚了科技企業家和他們的西方投資者。因為一旦全面實施，這項新政策可能會扼殺掉中國科技公司獲得外國資本的機會。
諷刺的是，這恰好是美國對華鷹派一直夢寐以求的結果。去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授權相關機構和交易所對不符合中國企業在美上市審計資訊披露標準的企業進行退市。如今看來國會也不需要操心了，因為它的死對頭——中國共產黨——將從現在開始更加高效徹底地完成同樣的工作。
所有所謂資料安全審查都是由一個幾無技術專長、缺乏法律問責、只為其政治主子服務的秘密中共機構來實施，而這會催生另一個無法捉摸的監管障礙，將大多數（甚至所有）外國投資者拒之門外。由於那些中國科技初創企業的外國投資者通常都會選擇海外上市——最好是在紐約——作為投資退出策略，因此某個中共機構對未來上市擁有否決權的前景可能會使他們的投資變得極不情願。
外國投資者（通常是運作成熟的風險投資公司）不僅提供了急需的融資，還帶來了對科技創業企業關鍵的寶貴專業知識和最佳治理手段。幾乎所有佔據市場主導地位的中國科技巨頭——包括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都是依靠外國資金發展壯大的。倘若中共在20年前就要求實施類似的資料安全審查，那麼所有這些企業都將不復存在——中國今天的科技版圖也會是一片荒蕪。
中共對國內各大頭部科技企業實施的打擊其實與資料安全無關。這個監控國家的民眾並無任何資料安全或隱私可言。而鑒於該國的資料安全法已要求所有科技企業將資料存儲在境內，政府也不至於擔心慮滴滴這類車輛共用平臺洩露資料而大幅修改規則和強加限制。政策制定者對國家安全的合理擔憂其實只需借助監管方面的細微調整就能化解了。
但那些寄望中國領導人能意識到自身愚蠢並迷途知返的外國投資者應當三思，因為中國似乎特別擅長殺死下金蛋的母雞。事實上無論是滴滴還是4月份收到28億美元破紀錄反壟斷罰單的阿里巴巴跟中國最近宰殺的最大只母雞相比都不算什麼。而這一惡名其實屬於在政府去年實施嚴厲國家安全法後自治和繁榮都遭遇嚴重危機的香港。
多疑、欺淩本能以及對財產權的蔑視深深植根於中共的集體心理，使中國政府傾向於採取各類自我毀滅的政策而罔顧善意的建議甚至是其有害後果的證據。而當前強人統治下的權力過度集中更使得自我糾正幾乎無法實現。
而對於中國的科技創業者來說，滴滴的困境應該是一個粗暴的提醒。許多人可能認為只要遠離政治專心賺錢就能在獨裁統治下興旺發達。但借用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話說，他們可能對獨裁政權不感興趣，但獨裁政權卻對他們非常感興趣。
一句著名的中國成語適用於中共——該黨一直在做一些「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中國科技企業的老闆們正在痛苦地意識到：他們應該害怕的是本國政府，而不是美國兩黨的恐中症。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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