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3 May 2017

郑永年：中国如何回应国际的期待？


由中国主办的首次“一带一路”大型国际会议在即（5月14日）。尽管只有一天的会议议程，但海内外已开始高度关注。今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作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立刻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其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今天，人们再一次期待中国会借这个重要国际场合，发出一种什么样的声音。
习近平达沃斯演讲能够引出如此积极正面的国际回应，既有演讲本身所表达的观点的原因，也有今天深刻的国际背景。从演讲内容来看，有几个重要观点特别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的共鸣和高度关注。
第一，演讲既肯定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好处，也指出全球化所造成的诸多问题。再者，演讲也强调，并非今天各国所有的问题都是全球化造成的，很多问题都是全球治理不善所导致的。第二，要解决今天各国所面临的问题，可持续的发展仍然是要务，而发展仍然需要通过进一步推动全球化来达成。第三，演讲提出了中国方案。承诺中国在致力于内部包容式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同时，继续推进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从国际背景来说，今天正处于全球化最不确定的时刻。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仍然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巨大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就业流失等，导致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迅速抬头。美国是上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但特朗普的当选表明右派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战胜了以往的自由主义，美国不仅不再扮演全球化领头羊的角色，反而开始扮演起“逆”全球化的角色。
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已经全球化了的国际企业，而且也势必影响全球经济。欧洲一些主要国家都在进行选举，包括法国和德国，而英国则进入正式脱欧程序。如果欧盟继续弱化，甚至解体，那么不仅会促成欧洲内部的巨变，更会促成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巨变。
因此，世界期待着一个新的全球化的领导者或者领头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并且经济发展势头仍然良好；很自然的，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中国扮演领头羊的角色。对西方来说，更重要的是习近平的演讲体现了西方广为接受的传统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价值观。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国际社会再次给予中国很高的期待。对中国来说，因为西方和美国所面临的困难而出现的国际空间，如果把握得好，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国际舞台上提升自己。理性地说，这个机会也必须把握好。
西方和美国今天出现的“内向型发展”趋势，是因为之前没能有效地消化前一波全球化所产生的内部问题。“内向发展”可能只是短暂现象，等内部调整好了，西方又会再次走向全球化。道理很简单，全球化历来就是资本主导的，政府起辅导作用，全球化今天所出现的问题，并不能改变资本扩张的本质（马克思语）。也就是说，中国要善于抓住这个机遇，提升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制度地位和作用。
那么，中国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呢？这既是一个能力问题，即中国是否有实际能力去抓住这个机遇，更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即中国是否把此视为一个机遇，要不要这个机遇。就能力而言，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如果中国没有能力，那么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人们有理由认为，对中国来说，主要是认识论问题。要抓住机遇，中国的决策者们首先必须解决好几个有关中国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认识论的问题。
中国来到必须“走出去”的时候
第一，中国下一步可持续发展，需要其进一步融入现存世界经济秩序。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也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发展机会。如果没有对全球化的参与，很难理解以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下一阶段，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那样更需要全球化。历史地看，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迫切需要全球化。因为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的时候，就必须寻求开拓海外市场。
今天的中国，尽管仍然需要吸引大量外来资本来进行产业升级，尤其是技术含量高的资本，但同时在很多领域中也出现资本过剩的现象。就是说，在一些领域资本已经饱和，需要走出去寻找新的投资空间。除了资本，中国也拥有过量的产能。
尽管“去产能”主要还是要通过国内的改革来达成，但“走出去”也是其中一个有效途径。再者，中国拥有诸多技术，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和中小企业发展方面。中国的技术是辅助资本和产能“走出去”的有效手段。这里的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走出去”？如果把这个问题置于中国和世界自由经济秩序的关系中来理解，人们可能可以找到更为有效的答案。
第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对国际自由经济秩序要有实事求是的认识，而不能过于意识形态化。简单地说，到现在为止的世界自由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并不容易，它是西方进步力量尤其是左派力量长期推动的结果。一些人对西方的看法经常过于意识形态化，不经意地把整个西方建立的制度置于中国的对立面。
实际上，西方尽管总体上都是资本主义体系，但在这个体系内部也有进步力量和保守力量之分。毛泽东当年在划分“三个世界”时，就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强调中国必须和西方的进步力量走在一起、站在一起，联合反对保守的力量。毛泽东的这个客观分析及其相应的政策，在当时对开展中国的外交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
经验地看，现存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确立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从资本短缺到资本过剩的过程。在早期很长的时间里，西方资本“走出去”实行的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其他国家的大门掠夺资源。后来更发展成殖民地主义，在全世界瓜分市场。
但是，这些做法后来慢慢不行了，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国家内部进步力量的反对，另一方面是因为非西方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随着二战后反殖民地运动的展开，西方资本不得不寻找新的办法实现资本的全球化。很显然，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较从前的国际秩序有很大的进步，更具有文明性。
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
几个变化引人注目
二战之后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几个变化引人注目。首先，二战前，西方国家动不动就诉诸武力来解决经济问题，二战后法治或者基于规则之上的国际经济行为成为人们的共识，表现在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方面。尽管一些西方国家也经常诉诸法律之外的手段，但越来越多国家是接受法治和规则的。其次，国际组织表现为多边化或者多边主义。多边主义主要是想解决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
尽管这方面和二战之前的一些西方列强主导的多边组织没有多少差别，但二战之后的多边组织更具包容性，即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所以，尽管西方国家还是主导着这些多边组织，但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多边组织的作用也在提升。其三，这些多边组织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分享国际发展的成果。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国际组织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使命，更是因为他们有助于发达国家的市场向发展中国家开放。
中国已是这些国际组织的成员，并在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选择了和国际接轨，并没另起炉灶。这也是中国成功的地方。不管如何，中国并没有任何可能性和这个秩序脱离，中国的唯一选择是如何在这个秩序内发挥更大作用。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更深度地和这个秩序对接。有一点非常明确，继续深度融入这个体系，“为我所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成本非常低的理性选择。道理很简单，因为这套体系已经广为接受。
第三，中国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接轨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全球化必须有大国的大力推动。全球化的主体尽管是资本，但如果没有政府配合，全球化便会困难重重。近代以来的每一波全球化都和政府作用分不开。二战前的全球化主要由英国推动。历史地看，英国既是自由主义经济贸易原则的发源地，也是这个世界秩序的主要建设者。
在其崛起过程中，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单边开放，即英国单边向其他国家开放，即使对方不向英国开放。这种方式促使英国快速崛起成为当时的最强国，即大英帝国。当然，英国之所以能够实行单边开放政策，主要是把握了其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因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化国家。
二战后美国扮演了推动全球化的主要角色。欧洲国家之间因为战争大伤元气，邀请美国来扮演国际领导角色。而美国也通过马歇尔计划等帮助欧洲经济复苏。之后，美国以多边主义方式构建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制度体系，这个体系一直有助于维持美国的领导作用。
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很不相同。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没有西方国家有能力助力世界经济复苏，直到今天世界经济仍处于失衡状态，发展缺乏持续的动力。因为处于危机状态，西方现在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自顾不暇，不仅很难再推进全球化，还开始成为全球化的阻力。世界经济需要通过开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来达到新的平衡。也就是说，世界仍然需要全球化。
当西方不再能够扮演全球化推进者角色，人们的目光很自然地转移到中国。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最大份额的贡献。尽管近年来中国本身经济下行，但因经济基数已经很大，中国仍保持最大的贡献份额。
今天，在西方社会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国家就希望中国来扮演继续全球化的领头羊角色。对中国来说，看来已很难推脱国际社会的这个期待了，因为这既是中国本身发展所需，也是国际发展所需。中国是否能够满足国际社会的这个期待，当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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