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有四股核心力量造就了各国的兴衰。对于中国来说，它们全都不是好事。新兴市场债务的快速增加已呈危险之势，在中国尤其如此。全世界的贸易增长都在崩塌，严重打击了以中国为首的主要出口国。为了抵御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很多国家正在回到独裁统治，而中国是其中自我毁灭趋势最严重的一个。而且，还有一个与2008年金融危机无关的趋势：全球劳动人口的增长正在放缓，而中国去年出现了负增长，劳动人口正在减少。
任何一个国家想保持6%的高速发展都是很困难的，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几乎不可能。然而，北京还想努力超越这一目标，正在毫无前途的项目上大笔举债，给自己挖了一个坑。中国经济目前正在放缓，当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中国被迫减少其债务负担的时候，经济还将进一步减速。下一步可能是更深的衰退，甚至是金融危机，而这将对全球造成影响。因为经过七年的大力刺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变成了一个浮肿的巨人。
北京则从自信变成了紧张。生活在那里的人常常能在外国投资者之前觉察到山雨欲来，并在危机来临之前率先逃离。2015年，中国资金外流达到创纪录的6750亿美元，其中一些被用来购买了海外房地产。如果中国正在吃美国的午餐，那么中国人就不会争先恐后地到纽约或旧金山购买公寓作为避险了。特朗普指责北京让人民币贬值，实际上北京正在勉力支撑着疲软的人民币，防止它继续走弱。因为那将进一步削弱本国的信心，增大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中国当前这些问题的种子，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的那几个月里种下的。那年9月，我去了北京。当时正值华尔街崩溃的前夕，中国经济在放缓，但北京一派祥和。那里刚举办了夏季奥运会。在筹备奥运会期间，会排放出浓烟的产业被暂时关闭，审查也放松了。空气清新，对话也比现在坦率得多。
中国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信。和日本、韩国及其他亚洲“奇迹”经济体一样，中国通过投资出口行业，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增速。但时任总理温家宝并没有沾沾自喜。他警告称，经过30年的重工业化后，中国经济“不稳定”和“不平衡”，很多工厂排放的烟雾太多。中国很多知名人士承认，随着人均收入超过8000美元，他们的国家将面临自然而然的放缓，就像日本和韩国在达到类似的中等收入水平时出现的情况一样。与此同时，一些外部人士满怀希望地认为，中国可能会再次效仿早前的亚洲奇迹，随着富裕程度提高而发展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接着，就在我离开中国两星期后，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在美国申请破产，把全球经济拖入了衰退的泥沼。全球范围内需求锐减，中国的出口增长严重受挫。北京的领导层深感惶恐，他们似乎担心：如果衰退蔓延到家门口，社会动荡会接踵而至。温家宝走了回头路，大力押注于旧有的产业模式——以数万亿国家贷款和政府支出，加大对工厂的投资。
起初，这种办法似乎颇为奏效。2009年，当西方国家在复苏之路上痛苦挣扎的时候，中国再次实现了8%的长期增长目标。北京迅速增加政府支出之举，与华盛顿的僵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11年，汇聚在瑞士达沃斯参加年度盛会的全球精英们，无不惊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好处。他们宣称，中国正以事实证明，不受制约的独裁制度在经济管理方面存在优势，尤其是在面临危机的时候。
但回过头看，我们会发现这也是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中国跌下神坛的开始。
随着中国的债务狂潮愈演愈烈，更多贷款流向了有损无益的投机领域。通常情况下，疯狂借钱的现象诞生于互联网等创新热潮之中。但这轮借贷狂潮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们相信：执迷于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北京，不会让贷款者和借款者破产。在这个游戏中，不具备资质的玩家越来越多。国有银行很快就不得不和包括众筹网站在内的“影子银行”竞争。众筹网站为普通人开辟了放贷的新渠道，并许以惊人的回报，投资金额下限低至1元钱。
尽管中国当局竭力想把这些资金引入实业，但从来没有真心致力于阻止“影子银行”借钱给房地产投机领域的那些越来越可疑的借款人。我在2010年8月前往上海时惊讶地发现，连接上海和杭州的180公里长的道路两侧，满是两三排的公寓楼。目前，借钱最多的债务人很多是地方政府为规避国家的监管而设立的挂名公司。一些小城市正借钱修建超出当地需要的未来主义博物馆、水上中心和公寓楼。这些地方往往空空如也，如鬼城一般。
我的研究显示，在过去50年间最糟糕的30轮债务狂潮中，私人债务——在中国，举债者常常是地方政府——与GDP的比重五年间增长了至少40%。这30个例子均显示，接下来的五年间，经济增速会大幅减缓，通常会降低一半以上。
中国当前的债务狂潮堪称战后发展中国家之最。经济迅速发展期间，中国的公共和私人债务与GDP的比重常年稳定在150%左右，但随着温家宝在2008年改变策略，截至2014年，这一数字已经猛增至230%。与美国泡沫于2008年破灭前的增长幅度相比，这80个百分点的增幅是其三倍还多。自2008年以来，美国的债务与经济规模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尽管许多美国人依然认为美国正深陷债务泥沼，但美国的债务负担远不如中国可怕，因为它并未变得日益沉重。
自相矛盾的是，在过去那些年里帮助引导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威权政府，目前却可能正在损害中国经济的稳定性。我的研究显示，与民主政体相比，威权政体会让经济增长变得不稳定得多，而这正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风险。研究1950年至今可资查阅的资料可以发现，从快速增长到缓慢增长的极端波动在独裁制度下更为常见。在整个战后时期，有36个国家曾从经济快速增长迅速切换到衰退状态，其中四分之三实行的是独裁政治。
这些国家的政府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因此可以强行启动强劲的增长。但在没有任何人纠正的情况下，它们也有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在邓小平治下的中国经济腾飞初期，北京做了威权政府最擅长的事情：压制反对飞速发展的意见，把民众的储蓄引向出口工厂的建设，并征用土地用于修建道路和桥梁，以便把制造业商品运往市场。但以北京的一个小圈子为限的同样的决策过程，却让中国政府在2008年冲动地改变航向，启动了一轮放贷大潮，让中国走上了一条越来越不稳定的道路：债务越积越多，增长越来越慢。
在最近的几次中国之旅中，我一直期待看到北京迅速回到现实中来的迹象，但却徒劳无功。随着经济变得更加不稳定，当局开始对金融市场实施愈发严厉的干预，试图以此控制商业周期。2014年末，为了扶持挣扎求存的中国企业，北京开始把购买股票夸赞为爱国之举。成百上千万的中国百姓新开了户头，首次踏入股市，并在股价上涨之际借钱炒股，他们中的许多人连高中学历都没有。当股市泡沫在去年6月破灭的时候，北京却不愿让它像2008年那样崩塌，而是要求人们不要抛出股票，甚至不要批评股市。但股市还是崩溃了。
随后，达沃斯论坛的那帮人终于开始质疑，北京是否可以简单粗暴地命令经济增长。中国似乎也汲取了教训，但当我在今年4月去那里的时候，当局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经济刺激行动，而且债务增速依然比经济增速快三倍。在这种背景下，当地人谈及了北京和上海房价的飙升，以及在某些不太为公众所知的市场上——比如螺纹钢期货——价格如何高歌猛进。他们打算继续随风起舞，直到借不到钱为止。
再有一点风吹草动，蹒跚前行的全球经济就可能陷入衰退。纵观“二战”后这段时间，此前的每一次全球性衰退都是从美国的经济滑坡开始的。但下一次衰退很可能始于中国受到的冲击。这个十年里，通过大力实施经济刺激，中国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但它十分脆弱。中国奇迹般的增长已经结束，它现在面临着债务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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