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本次危机以来，中国银行业却有别于其他国家，依然采取了逆周期的扩张，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中国银行资产总规模由2007年底的53万亿扩张至203万亿，8年间扩张了接近4倍。但自2015年以来，前期银行业反危机下的逆势扩张也逐渐带来诸多现实压力。
压力一：不良压力快速增加
银监会2003起公布商业银行的不良数据，2010年后还公布整体不良情况。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信贷数据和银监会公布的商业银行的不良数据及其在银行业中的贷款占比，大致可以估算出银行业的整体不良情况，估算的结果如下：
–存量方面。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约2.1万亿，不良贷款率为2.04%。其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4万亿，不良贷款率为1.75%；商业银行之外银行业机构的不良贷款余额0.7万亿，不良贷款率为2.98%。
–增量方面。2014年和2015年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分别增加了2572亿和5514亿，同时银行业贷款余额分别增加了11.2万亿和9.8万亿，新增不良贷款占新增贷款的比重由2014年的2.3%升至5.65%，而此前这一比值低于1%。
–潜在不良方面。如果将关注类贷款视作未来可能的不良的话，2014年银行业不良和关注类贷款合计规模5万亿，到2016年一季度末已经升至7万亿，相应与贷款比值由5.6%升至6.7%。
上述变化均显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已经进入快速暴露阶段。此外，过去5年，我国银行业的贷款余额由52万亿增至100多万亿，贷款占GDP的比重由127%升至147%，整整20个百分点。信贷资产如此高速地增长，逻辑上也存在资产质量下降的趋势。因此，当前摆在中国银行业的首要问题，如何有效地化解如此巨大的不良压力。
压力二：银行业资产结构异化严重
危机前（2004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金融占经济的比重平均在5%，目前已经升至9%，即金融升和实体降并存，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金融空转很严重，而且如果观察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银行业的资产结构过渡异化也证实了此点。
2005年至今的11余年间，央行的资产规模扩大4倍。造成其扩张的主要因素，是外汇资产的增加。众所周知，2005年7月汇改后，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推动下，人们都选择持有人民币，同时将外汇卖掉。央行作为人民币唯一的提供方，只能被动接受外汇，并相应增加人民币的供给，如是造成外汇资产的增加。而当人民币升值预期发生逆转，出于同样的逻辑，央行的货币供给也会自动回落，同时外汇资产缩水。因此，我们看到央行的资产规模在2015年2月达到34.5万亿的峰值之后，持续回落，截止2016年4月底已降至32.9万亿。但整体而言央行规模与同期中国GDP规模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
在理论上，央行资产扩张或是收缩，也指示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变化的方向，即若央行的总闸收紧（资产负债表缩表），银行业在大方向上也应要缩表，而不应该与央行出现长时间背离。但近年来，这种背离在中国却成了常态。
2012年起，我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扩张速度明显超过央行。到了2015年，央行开始缩表，而银行业不仅没有跟进，其资产规模反而加速扩张，但在银行业扩张资产的同时，它们给予非金融部门的融资占其总资产的比重却没有上升，反而由60%降至52%左右。大幅增加的是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所占的比重——由10%升至25%。2005年以来，这类资产规模已经扩张了14倍还多，表明金融空转已经很严重了。因此，摆在银行业面前第二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平稳的扭转这一异化的资产结构。
压力三：盈利能力面临挑战
虽然近年来，中国的融资机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到目前为止，在全社会的融资中，银行信贷类融资的比重依然高达70%左右，加之中国尚处于利率市场化体系构建过程中，因此客观的讲，银行业在刚性利差支持下，多年来保持着高盈利，例如商业银行的税后利润在2003年时还不足330亿，到了2007年已经高达4500亿。即便是在本次危机爆发以及政府的反危机应对的头几年，银行业依然保持较强的盈利能力，截至2014年商业银行税后利润已经超过了1.5万亿，2003年至2014年其税后利润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42%。
但是在当前不良资产快速上升压力之下，能够带来高收益的资产比重下滑，客观上降低了银行业资产的整体回报率；同时银行业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还带来了银行业负债成本的变化。例如，截止2016年一季度末，银行业理财资金已超过26万亿，占银行业总负债的比重高达16%，而银行理财资金成本基本要高出存款成本2到3百分点，无形中提升了银行整体负债成本和负债资金的管理成本。
笔者的估算结果显示：2013年底时银行业的净利差近3.1%，伴随过去两年来央行的多次降息（银行业贷款加权利率由2013年底的7.2%降至2016年一季度末的5.3%），截止2016年一季度末，银行业的净利差已降至2.11%；同时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2014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为9.7%，结束了此前多年的两位数增速，到了2015年则进一步降至2.4%，表明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已经发生了拐点性的变化。
可以说中国银行业面临的上述三个问题，均是在短期内难以马上得以有效化解的，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对于“去杠杆”态度的坚决，实际上为银行业继续通过新增资产来分担前期存量问题设置严格的政策环境。但对于银行业资产质量、结构和盈利三大问题如果不能找到有效途径的话，日后势必会对实体经济乃至经济运行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当年的日本就是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才被迫经历了多年的“失落”。当然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回旋空间仍然很大，当务之急是找到病灶，并且尽快对症下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防止政策的一刀切，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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