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雙重的記憶禁區,見證西藏一切的生死殺劫
作者:唯色。攝影:澤仁多吉
多吉帕姆
這個頭戴圓帽、身裹僧衣、手捧寶瓶的年輕女子就是中文習慣稱女活佛的多吉帕姆。站在她身邊的兩個滿面愁雲、戰戰兢兢的老人是女活佛的父母。
多吉帕姆的父親名叫仁增加布,是一戶貴族家族的總管家,母親是商販出身。因為女兒的特殊身分,父母也隨著一榮俱榮,一毀俱毀。
據說她的父親,因為在「平叛」期間給解放軍帶路,傳遞情報,充當內線,被認為是真正的「愛國人士」。可就是這位「愛國人士」,不但跟著女兒被揪鬥,兩個月後還被關進了監獄。
倫珠朗傑說:「其實他根本沒有罪。但是他的罪名比較嚴重,這是因為有群眾反映,他在喝醉時說『毛主席夾巴索』,意思是毛主席去吃屎吧,所以多次批鬥他。鬥得非常慘,把肩膀都打骨折了。從監獄裡放出來後,給他戴上『四類分子』的帽子,交給群眾監督改造。監督小組十天半月鬥他一次,打得他滿臉是血,還威脅說不准對別人講打過他,如果說了,以後會更慘。
「文革時候是這樣,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後還是這樣。記得那天居委會的幹部們又來了,在桌子上看到一張紙,上面是多吉帕姆的父親平時隨手寫的一些字,像我們家裡今天吃肉了,我們家裡今天喝酥油茶了,等等,都是寫著玩的,結果他們一看就吼道:你寫什麼反動字?呵,毛主席死了,你很高興嘛,還吃肉,還喝酥油茶,你是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於是又把他帶走了,鬥得一塌糊塗。
「他後來很後悔自己過去的『愛國』行為,也就是『平叛』時的那些經歷。一九七七年還是一九七八年,他去世了。至於多吉帕姆的母親,是個膽子很小的女人,每天老老實實地去參加勞動改造,一句話也不敢多說。」
那麼,作為女活佛的丈夫有沒有也跟著挨鬥呢?
「我沒有被鬥過,不過聽說要鬥我,還要把我送到監獄裡,但終究還是幸免了。至於那天,」倫珠朗傑多少有點慚愧地回憶說,「當時這些人不光自己抄家,還命令我們把家裡的東西扔到院子裡。我抱了一堆瓷碗,砸了幾個,這時候我突然想起我有一部關於西藏古典詩歌的經書,是我父親送給我的,屬於我們家族祖傳,我趕緊找出這部書,悄悄地帶到廁所裡扔了。現在想起來太後悔了。
當時主要是太害怕了,我怕得很,就待在廁所裡不出來,把門插上,一直待在裡面,不敢出來。也沒有人找我,就這麼躲過去了。現在看到這些照片,我覺得太可惜了,如果我不躲在廁所裡,這照片上肯定有我。我那時才二十一歲。」
於是我問他,那你有沒有想過多吉帕姆在外面多可憐?
「唉,」他歎道,「她不是一個人,她和她的父母在一起。」我又問,那孩子呢?他說,「孩子都很小,都在屋子裡哭,沒人管他們,也管不上他們了,哭也好,餓也好,沒時間管了。」我繼續問,那個小男孩呢?那時他才是個嬰兒啊。
他說,「是啊,他才生下來一個多月。後來我和多吉帕姆勞動改造時,就把孩子裝在背土、背石頭的筐子裡,放在地頭。打場的時候灰多,青稞的刺多,怕落到孩子的眼睛裡,我們就拿一塊頭巾蒙住他的頭。多吉帕姆常常為此掉眼淚。」
阿尼斯塔啦
這個表情悲苦的女人,至今拉薩還有一些老人認識她,在他們的記憶中,她是曾經享有榮華富貴的貴婦人,更是主動放棄這一切出家修行的尼姑。她性情溫和,潛心侍佛,與世無爭。他們都叫她「阿尼斯塔啦」。
但在批鬥會上,她被戴上只有在法會上才允許使用的「五佛冠」,雙肩各綁上一隻供奉「曼扎」時所用的供器,一隻「革命群眾」的手正抓著她的脖子。她究竟有什麼罪過,竟也要蒙受如此羞辱?
仔細辨認,她胸前的大字報上用藏文(有不少錯別字)寫著「反革命分子斯塔,她是反動分子夏格巴的家屬,叛亂後她緊緊抱住反動分子達賴和班禪的大腿,寫一些歌詞對他們歌功頌德⋯⋯」,頭上的高帽只能看清楚「夏格巴的⋯⋯」幾個藏文字。那麼,夏格巴又是誰呢?
夏格巴,全名夏格巴.旺秋德丹,西藏政府的權威機構「孜康」(財稅局)的「孜本」,四品官。因參與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是西藏現代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由於堅持同中共對抗的立場,是流亡藏人社會中有名的「分裂分子」。
他還是一位卓越的學者。
他所著述的《十萬明月:高階西藏政治史》(藏、英兩種版本),被國際藏學界推崇為近代西藏史的開山之作,卻被中共詆毀。他還著有《大昭寺目錄》一書,可以說是五世達賴喇嘛所著的《大昭寺目錄》的續篇,不但對大昭寺的歷史講述更為全面,而且在時間段上截至當今為止,其中寫到大昭寺在文革中被洗劫一空,所有佛像蕩然無存,包括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當然在這一點有誤。
他已於前幾年在印度病故。
夏格巴與阿尼斯塔是兄妹關係,因此,在「血統論」盛行的年代,阿尼斯塔不但出身「三大領主」,而且因為有一個「罪大惡極」的哥哥,她本人又是代表封建、迷信、反動的宗教團體中的一員,這樣的人不可能不挨鬥。
不知道大字報上所寫的「叛亂後她緊緊抱住反動分子達賴和班禪的大腿,寫一些歌詞對他們歌功頌德⋯⋯」是什麼意思。當時她正在色拉寺附近山上的靜修洞裡閉關,一心唯讀佛書,但不久卻被關在學習班裡接受批判,強迫改造思想。事實上,從一九五九年開始,她再也不可能因為她的宗教信仰繼續她獨善其身的修行。她被迫返回世俗世界所遭受的種種苦難,全部凝聚在這幅照片上淒涼的神情中,令人不忍再睹。
據說有一次她正在色拉寺裡悄悄地做佛事,突然有人闖入要揪鬥她,她非常害怕,當即就用刀子砍自己的頭。她甚至在監獄裡度過了整整八年,直到文革結束才獲得「寬大」釋放。
一旦離開監牢,她又重返當年曾經修行的山洞,繼續中斷近二十年的閉關靜修,但噩夢般的過去使她難以安寧,終於在一九八一年藉探親之機去印度定居,二○○○年以一位宗教修行者的身分在達蘭薩拉去世,年過八十。
照片上,站在阿尼斯塔後邊那個戴禮帽的男人是一本地大商的管家,名叫次仁平措,綽號夏爾巴列巴,是八角街居委會的居民,當局線人。
噶雪巴
這位被鬥的老人是一位與影響近代西藏時局的數起歷史事件密切相關的重要人物,但凡研究西藏近代史都不能不提及他;而且,幾乎一致的是,均對他無甚褒獎。
如美國藏學家M.C.戈德斯坦在《現代西藏史:一九一三至一九五一:喇嘛王國的崩逝》中,詳細講述了他參與其中的「龍廈事件」、「熱振事件」、「驅漢事件」等的經過,揭示了拉薩貴族及官員之間的內訌,是導致雪域佛國隨黑夜降臨而崩逝的原因之一。
他的名字是噶雪.曲吉尼瑪,又稱「噶雪巴」。
當歷史進入一九五○年代,當過噶倫又被革職的他積極向新政權靠攏,擔任過一九五六年修成的當雄機場(西藏第一座機場)的副總指揮長。一九六○年代,他是西藏自治區政協的常委。但不久便遭厄運,被當作「牛鬼蛇神」受盡屈辱和折磨。
正如照片上,他頭戴的高帽上用藏文寫著:「牛鬼蛇神、最愛奪權的壞人噶雪.曲吉尼瑪,徹底消滅」。他身穿舊時的錦緞官服,脖子上掛著女人用的金銀首飾和一大摞西藏紙幣,右手則拿著一個兩面鼓——這是一種繫著鼓槌可以兩面敲打的小鼓,藏語叫作「達瑪茹」。
據一位當時參加批鬥會的人說,「是一個老頭兒硬塞給噶雪巴的。」這是因為早在一九四○年代,拉薩街頭盛傳關於噶雪巴的歌謠,把他比作「達瑪茹」,以諷刺他是一個善於投機的兩面派。
他被鬥過很多次,曾經在河壩林居委會連續被鬥十四天。
白天去打場上勞動,晚上一直被鬥到深夜,從始至終都得低頭彎腰,俯首帖耳,不能有任何不滿。不過噶雪巴確實是一位罕見的意志堅強的人物。儘管如此淪落,他還是熬過了文革十年,重又成為統戰人士,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一九八六年,以八十三歲的高齡在拉薩去世。
然而,在他的四個兒子(普遍說法認為他們不是噶雪巴的親生兒子,而是他弟弟的兒子) 中卻有一個未能像他那樣經受住突然降臨的打擊。那是他的長子噶雪.頓珠,一九六○年代曾任西藏日報社的副總編輯,文革時被揪鬥多次,不堪忍受,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自殺,年僅四十四歲。
噶雪.頓珠曾是噶廈政府的四品官員,更早時在印度一所著名的貴族大學就讀,具有語言天賦,為此擔任過達賴喇嘛的英文翻譯。他的妻子是貴族擦絨.達桑占堆的三女兒,名為噶蘇.索朗卓瑪,至今仍在拉薩居住。
我曾拜訪過,是一位氣質優雅的老太太,孀居至今,依然保存著噶雪.頓珠在一九五六年,以西藏愛國青年聯誼會副主任委員的身分,隨中國共青團代表團赴布達佩斯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的照片,那是一個儒雅俊秀、意氣風發的年輕貴族藏人,也是中共的合作者,卻最終毀於對方之手。
照片上,押著噶雪巴的兩個積極分子,左邊的那個年輕女子名叫格桑卓瑪,她的父母過去住在女活佛多吉帕姆的宅院裡,是比較貧窮的傭人;她的母親後來是居委會「牛鬼蛇神」小組的組長;她本人現在還活著,眼睛似已失明。
右邊的那個戴著紅衛兵袖章的男人名叫格桑班覺,也是居民,他的右臉頰上有片黑色的胎記,據說已死
本文摘自大塊文化之《殺劫:不可碰觸的記憶禁區,鏡頭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披露》http://ift.tt/1XmMoi4
文革五十週年紀念新版
文革依然是禁區,
《殺劫》依然是禁書
「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與遺忘的鬥爭」,
在世界面前,
文革是中共的一個尷尬,
西藏則是另一個尷尬,
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雙重禁區,
愈加不可觸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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