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与英国伦敦、日本东京这样，以繁荣的经济、有序的管理、多元的文化以及各种便利的世界首都典范不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首都都因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不足以应对不断涌入的庞大人口，类似这样的“首都病”往往愈演愈烈，积重难返。而想以迁都来改善，则绝非易事。
一、韩国是为弥补“首都病”失误而迁都
政府全面管控社会，导致韩国首都首尔的“大都市病”；11.8%的面积集中了超过70%的经济力量
中央政府所在地之所以要大费周章迁移，正是因为当首都成为“全国政经文”中心，弊病就会随之而来。早在1960至1980年间，韩国的经济一直被政府大力干预。投资由政府主导、工农项目由政府管制、产业发展由政府指示，这种体制将韩国的经济和社会资源都吸附到首尔这个政治中心附近。
以首尔为中心的首都圈面积只有全国的11.8%，但集中了全国超过50%的人口和70%的经济力量。韩国100大企业中92家的总公司、中央行政机关的84%、大学的65%、制造业的56.7%都集中在这里。“人口爆炸、交通拥挤、环境污染重、房地产价格高企”等大城市病在首尔爆发。
韩国国会吸取教训，阻止新首都成为国家的全能中心，世宗市将是纯行政城市
尽管韩国的迁都计划是要终止首尔和全国其他地区的不均衡地位，但已经落户汉江经济圈的大型工业企业和金融机构不大可能都撤到世宗市这个纯行政城市去。李明博政府于2010年初公布了世宗市建设规划修正案，称世宗市将被建设成以教育、科学、经济为中心的城市。该计划随后被国会召开正式会议否决，会议决定世宗市建设还将按原案进行。
2012年7月1日，韩国“行政中心城市”世宗市正式诞生，韩国国务总理室等17个政府部门将在两年多时间中陆续迁往世宗市办公。总统府和外交通商部等政府部门和国会、大法院等仍然留驻首尔。
二、为国家行政中心城市附加太多属性势必事与愿违
历史上多数国家迁都要么因为想建立一个“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要么因为弥补建立了“中心”后带来的恶果而被迫搬迁
1950年到2000年间，全世界已完成首都迁徙项目的国家有13个。除此之外，印度尼西亚总统在2011年表示政府有意将首都迁出雅加达、2009年11月伊朗官方宣布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批准了迁都计划。
除了德国有二战后两德分裂又统一的特殊历史背景、1965年新生的博茨瓦纳将原位于南非的行政中心搬移到境内新都，20世纪后半叶至今，其他国家的迁都一般由两类原因触发：要么是在威权政府和锐意激进的政治强人统治下，要通过建设一个崭新的“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来规划和管控一个崭新的国家；要么是为了弥补前述首都带来的种种恶果，再次将政府所在地搬走，就像今年韩国做出的决定。
只要政府不严管经济，首都就不会是一国的经济中心：德国的经济中心从来都不是柏林或波恩
只要政府不是严厉管制和干涉国内经济，金融机构和制造、服务企业不需要讨好官僚，无法集权的联邦里地方政府不需要“跑部钱进”向中央乞讨，首都就不会是一国的经济中心。
就像南非联邦的经济中心在约翰内斯堡而非中央政府所在的比勒陀利亚或议会所在的开普敦；在德国，经济中心可以说是汉堡、法兰克福或慕尼黑某种意义上也算，但柏林和波恩无论如何不是全国经济中心。
人为规划出的首都不会是全国文化中心：伯利兹首都贝尔莫潘建成4年都没有一家面包店
由当权者规划出而非自发形成的都市，就算初衷是“建设全国的文化中心”，也无法逃脱没文化的命运。中美洲国家伯利兹首都贝尔莫潘在落成后的四年内都没有一家面包房。当终于有一家开张后，满足了急缺的这家店一跃成为全城第五大私营公司。伯利兹人到现在除了公务员和要讨好全能政府的商人以外，很少有平民会搬到贝尔莫潘这个连露天舞场都没有的撑死。
在见识过初兴的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后，英国《笨拙》杂志的一个记者嘲笑道：“伦敦人可能对在一个没规划的城市里生活的种种不便再清楚不过了，但这些不便根本和在一个没城市的规划里居住没法比。”1970年代一个新西兰议员称：“堪培拉没有贫民和罪犯，但也没有活力和色彩。”
三、新首都的修建困难重重
科特迪瓦经验证明，迁都不一定能达到推动人口布局的效果
将首都选定在偏远地区不一定能带动国内人口离开拥挤的旧都市。1983年，科特迪瓦当时的独裁者博瓦尼总统把首都从西非第一良港阿比让搬到自己的内陆故乡亚穆苏克罗城，希冀以此推进内陆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但即使经过了之后的十年经济不景气和二十年内战，残破的阿比让仍然是科特迪瓦第一大城和商业中心。
历史上新首都工程鲜有按期完工的：巴西迁都至巴西利亚从提出到动工长达134年
历史上为迁都而造的新都，工期鲜有不超出预期的。就算历史上结果最好的迁都计划——新生的美国将首都从费城搬到哥伦比亚特区，修建白宫和国会山也足足花了十年。这两座建筑只使用了十二年，就在1812年战争中被英军焚毁了。澳大利亚的迁都计划从1911年启动，到1980年首都才搬到堪培拉去。
巴西从十九世纪国民和殖民者们就开始争论是否需要新首都，1810年当时巴西的宗主国葡萄牙国王顾问维罗索-德-奥利韦拉就坚持：“新首都必须位于一个健康的、合理的位置，远离任意涌集来的喧嚷人群。”“巴西利亚”这个城市的名字是1822年提出的，1891年、1934年和1946年，巴西每版新宪法都提到要建新首都，但巴西利亚要到1956年才开始动工。
外聘工程师的首都设计方案时有出错：伯利兹迁都美国设计师设计的贝尔莫潘，居民年年都要防涝
工期延误和成本超支有时是闭门造车的错误设计导致的。伯利-格里芬在芝加哥展出他获奖的堪培拉城设计方案时，其中有一整套全景油画、选址气候与地理的资料集、12大张工程说明书和两份初步勾勒出城市雏形的等高线地图。但当他到堪培拉实地监工时，不得不再花好几年修订基于初次观察订立的原设计方案。
不管怎么说，至少伯利-格里芬的设计奏效了，不过其他闭门造车的设计就没这么好运。伯利兹迁都贝尔莫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使新首都免于飓风和海啸的滋扰，但负责新都地域规划的美国设计师们忽视了这个热带南美小国雨季的暴风雨气候，迫使这个城市的第一批居民们把防城市内涝作为每年雨季到来后的第一要务。迁都避水灾的本来目标完全没达到。
本土人对新都选址和规划也难保周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俄罗斯圣彼得堡直至今日都无法避免自然环境威胁
就算是新首都所在的当地人给新都选址献策，考虑也不见得比国外设计师更周全。乔治华盛顿亲自参与了将哥伦比亚特区定在一个淤湿易涝地域的选址过程，结果直到今天这个城市的潮湿仍然令居民烦恼。
而俄国的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的决定，本是为了确保沙皇俄国成为一个海洋型外向拓殖帝国。彼得大帝决定把自己的新首都修建在帝国版图上一个最贫瘠、偏远、苦寒、无法防御的出海口附近的沼泽地上。为了在一个没有石材的湿地上修筑大城，沙皇彼得禁止当时全国其他地区所有建筑使用石材，以确保新首都的建材供应。到最后，彼得大帝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1721年他险些在圣彼得堡的主干道涅夫斯基大道上被突发的洪水淹死。
结语：首都是且只是全国行政中心最好，一旦成为国家的全能中心，不管搬或不搬，都是件麻烦事。（出品：网易另一面 编辑：李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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