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不能止战，核裁军又只是美好幻想，伊朗、朝鲜核计划更难避免。本文介绍的三本新书多少让读者再次感到核战争的恐怖。
我们跟核武器长期共存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们对它的恐惧是如何消退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广岛和长崎被核弹摧毁的记忆仍然清晰生动的时候，我们的政治活动笼罩在这种可怕的新型武器的阴影之下，我们的流行文化也渗透了核元素。描述核末日的惊悚片《海滨》(On the Beach)让我们胆战心惊，《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的黑色讽刺触及了我们真实的担忧，讽刺幽默大师汤姆·莱勒(Tom Lehrer)引发的笑声也是紧张不安的：
当我们赴死的时候，我们将会一同前往，
每个霍屯督人(Hottentot)和每个爱斯基摩人(Eskimo)。
当空气变得带有铀味时，
我们将同时死去……
是的，当我们赴死的时候，我们将会一同前往。
“9·11”之后，面对无国籍敌人手中掌握裂变材料的可能性，我们对核武器的恐惧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激增；如今你也可以看到，在面对可能会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时，以色列的生存恐惧有多么强烈。脆弱的巴基斯坦和不可测知的朝鲜，它们的核武器问题占用了我们情报结构的大量资源。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焦虑不安的情绪已经被泰然自得所取代。我们没有看到核武器被使用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觉得它们不会被使用。但三本新出版的图书，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对这种泰然自得提出了挑战。
《关于核武器的五大误区》(Five Myths About Nuclear Weapons)支持核裁军，它的论点不仅拐弯抹角，而且一再违背人们的直觉，该书作者沃德·威尔逊(Ward Wilson)在核威慑和核扩散智囊团心理游戏中浸淫了30年时间之久，现在是蒙特雷国际问题研究所(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高级研究员，其论点的基础与其说是核武器的巨大恐怖性，不如说是它的无用性。这本书篇幅较短，易于理解，令人振奋。它的口气跟TED讲座很相似：一名热切的演讲者宣扬一个宏大的想法，在18分钟的时间抓牢你的注意力。
就像书名昭示的一样，威尔逊列出了一些跟核武器有关的观点，然后用修正主义历史——或者弯弯绕绕的历史角度——来推翻这些观点。比如人们普遍认为，投到广岛和长崎的核弹是日本在“二战”中投降的主要原因，威尔逊却声称事情并不是这样，他用大量证据来论证，它仅仅是为一个明知道大势已去，但却一直在对日本人民撒谎的政府提供了一个保全面子的借口。威尔逊表示，纵观历史，摧毁对方的城市不是赢得战争的途径之一；摧毁对方的军队才有用。又比如有些人认为核武器有助于维持局势的稳定，因为它对冒险行动起到了遏制作用，在反驳这个观点时，威尔逊举出了一系列反例：苏联拥有核武器并没有阻止肯尼迪对古巴进行封锁；美国的核威慑并没有阻止中国抗美援朝；虽然以色列没有承认，但大家都知道它拥有核武器，可是这也没有能阻止埃及和叙利亚在1973年向它发动攻击。
威尔逊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但却不像它们试图表现出来的那样新颖独特或与众不同。他说核武器并不总是能震慑冒险行动，对此你可以很容易地反击说：没有人说过它们可以，但在阻止对方使用核武器方面，核武器的震慑效果已经很不错。
威尔逊开出的药方是“核停顿”：冻结全球核武库的蔓延、现代化和投资，直到愚钝的各国领导人明白这些重要武器不是资产为止。对于这个建议，来自赫尔曼·卡恩/亨利·基辛格(Herman Kahn/Henry Kissinger)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保罗·布雷肯(Paul Bracken)可能会说：祝你好运。在情况还没有这么复杂的时期，当核武器被少数大国垄断的时候，核武器没有用处的说法听上去可能还有些说服力，但是要让核俱乐部那些雄心勃勃的新成员买它的账就困难多了。布雷肯《第二核时代》(Second Nuclear Age)的主题就是这些新成员。他认为，随着有核国家的数量增加到九个，整个游戏的格局已经颠覆。
对于新成员来说，核弹既是民族主义者雄心壮志的产物，也是他们的工具。此外，在这个复杂、险象环生的新世界中，核弹可能不会被引爆，但却毫无疑问地在以多种方式被使用：虚张声势、恐吓、团结民众，让对手慌乱失措。 “那些说核武器没用的人应该看看朝鲜，”布雷肯说，“为了维持政权运行，每一天朝鲜都在用核武器从世界其他地方勒索粮食和石油。”在他看来，核裁军是一种美好的幻想。我们真正可以期望的最好状况只是“管理”这群笼中野兽——而且还不一定会成功（他的说法可能确实不假，但我希望他能花一些时间探讨那些已经放弃了原子武器或原子武器计划的国家，比如南非、利比亚和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
布雷肯的意图是发起一场交谈，在这场交谈中，对核武器的看法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我们所熟悉的冷战思维上，还要考虑有核小国在谋求影响力时利用核武器的无数种方式。布雷肯在耶鲁大学任教，他的文体——大白话、说教性强、反复重申——就像是把讲堂上的发言转录成的文字。但他有效地利用自己在军事战争游戏中的大量经验，来说明区域竞争可能会在“核背景下”以多种方式发展。比如说，相对于更加富裕，技术优势更大的印度，巴基斯坦在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军备竞赛中明显落于下风，那么它将如何重振自己的战略可信度呢？它会一有风吹草动就发射导弹吗？你可以看到，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布雷肯没有为读者提供虚假的安慰，这也是他的主旨。拒绝去考虑可怕的后果不会阻止这个后果的出现，只会让我们在应对它时措手不及。
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就是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做出的糟糕选择。美国和以色列的政治共识——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是“不可接受的”——似乎让美国不再去郑重考虑如果伊朗确实拥有了核武器，它或它的邻居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在一个很长的、令人不安的章节中，布雷肯描述了伊朗拥有核武器后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可能会随之而来的种种糟糕状况。他的看法是，相对于伊朗拥有核武器，打一场阻止伊朗获得核弹的预防性战争更加危险。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我是同意的），考虑到这两种选择可能带来的后果，你应该会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来打消伊朗的核野心。
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讨论缺少了一个重要部分——能帮助我们理解伊朗人想法的严肃报道。戴维·帕特里克拉克斯(David Patrikarakos)的新作《“核”伊朗》(Nuclear Iran)填补了这一空白。帕特里克拉克斯是一名记者，为一些高端的英国期刊撰写稿件，在《“核”伊朗》中，他清晰地讲述了伊朗核计划的历史，并用很多关键参与者的说法以及大量学术性换位思考让它变得更加充实。书中有很多对行政细节和外交手腕的描写，比普通读者希望读到的更多，但它也简洁而敏锐地渲染了现代伊朗的政治史，通俗易懂地讲解了核科学的基本知识（请注意，跟布雷肯的看法不同，帕特里克拉克斯认为，虽然攻击伊朗可能会适得其反，但“如果伊朗拥有了核武器，前景会变得更糟”）。
在很大程度上，伊朗核计划的历史就是美伊关系（或者不如说是病态关系）史。《“核”伊朗》提醒我们，我们现在面临的伊朗问题，部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扶植了伊朗国王，而他欢迎核能，将其作为波斯现代化的一面旗帜。我们纵容萨达姆·侯赛因攻击伊朗——这让伊朗伊斯兰政府得出结论：他们应该自力更生。我们入侵阿富汗，但却讨好恐怖主义猖獗的（而且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这种做法教会了伊朗：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赢得尊敬。然后，在布什主张“邪恶轴心”的时期，我们的强硬派又让他们的强硬派坚信：伊朗只有进行政权更替，华盛顿才会满意。而且，可以理解的是，长期作为外族遭到排挤仇视的历史让伊朗感到恐惧，再加上对波斯身份的焦虑，如果伊朗连想都没有想过制造核弹，那才真的令人惊讶。
虽然证据是间接的、有争议的，但帕特里克拉克斯毫不含糊地指出，伊朗的核野心涉及军备。早在1984年，当时的总统，现在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就积极采纳了一个核计划，将其作为“真主的战士手中的威慑力量”。帕特里克拉克斯在书中写道：“没有哪个严肃的观察者会相信，伊朗的核活动只是为了建设和维护民用核电厂。”
他洋洋洒洒勾画出大量细节，描述了伊朗为保守铀浓缩计划的秘密而采用的欺骗行为和诡计、跟臭名昭著的巴基斯坦核商人卡迪尔·汉(A. Q. Khan)之间亲切友好的关系、以及考验西方耐心的各种外交拖延战术和把戏。但他也展示了伊朗核计划的基础是该国想在世界上获得地位和威望的深层需要，即被世界所接纳（这一点“超级讽刺”），只不过接纳的标准是它自己定义的。
伊朗的自身利益往往被该国有悖常理的内部政治斗争所损害。例如，被伊朗人定型为坏总统的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在2009年竞选中舞弊获得连任之后，急切地想修复自己在政坛上的信誉，于是认真开始跟美国展开会谈；帕特里克拉克斯认为，那是一次可以改善情况的好机会。但是那个时候，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国内的政敌，包括华盛顿青睐的反对派“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实在不愿意让艾哈迈迪-内贾德取得任何政绩，他们破坏了会谈，而且在那么多可以指责他的罪名中，竟然说他是“西方的走狗”。
尽管伊朗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互不信任和互相干涉的历史，我们也有理由认为，两国可以形成友好的关系。帕特里克拉克斯指出，在美国攻击阿富汗的初期，伊朗给我们的盟友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提供了装备，引渡了“基地”(Al Qaeda)组织成员，并做了其他一些站在我们这边的事情。
帕特里克拉克斯确信，伊朗正在寻求一种核武器能力，不同于核武库。他认为，伊朗领导人很清楚，组装和储存核武器意味着背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onproliferation Treaty)， 并且遭到大家的唾弃。“伊朗自认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国家，它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帕特里克拉克斯总结说，“伊朗希望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参与国际事务，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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