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笑果文化旗下一位脫口秀演員House，在段子中說自己領養的兩隻野狗，讓他想起八個字：“作風優良，能打勝仗。”沒想到，這八個字被指冒犯人民子弟兵，其所屬公司被立案調查，罰款1300多萬，該公司在北京和上海的演出均被取消。
笑果文化這幾年中國大陸迅速崛起的娛樂文化公司，其大獲成功的關鍵便是他們旗下脫口秀演員的段子。他們旗下的演員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有留學海龜有草根打工者有教師有職員有工人等等，他們的段子和笑話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調侃自己的生活。他們的調侃有兩種：或是將自己的平凡生活神聖化或是把打破崇高，將神聖的東西通俗化，通過這種落差，從而營造出一種喜劇效果，表達出生活中被掩蓋的真實，這就是他們深受歡迎的原因，也是一切藝術的生命力：真實。
這一次闖下大禍的八個字“作風優良、能打勝仗”的八個字，是2013年3月1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居委主席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提出的：“建設一支聽党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是党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
House將軍委主席習近平對解放軍說的話，放到了自己領養的野狗身上，
頓時消解了其中的政治神聖性，更是消解了習近平和解放軍的神聖性；同時，要是熟知中國當代歷史的還能體會到這八個字所蘊含的對歷史的諷刺：中國部隊的腐敗可以說是最厲害的，而打勝仗如今看來更多是歷史的謊言。不管House是有意或是無意，我更相信是無意的，但這個笑話的客觀效果確實達到以上兩種效果：一消解了極權政府的神聖性（也包括消解了中國官方僵化、陳腐的語言）；二講了真話。而這兩種效果正是極權所最為害怕的，因為這樣的笑話能消解民眾對極權政府的恐懼。
其實這不僅是脫口秀的遭遇，從早期的相聲、小品，到其他綜藝節目，甚至一切藝術，都會有著同樣的遭遇。因為藝術的邏輯和極權政府的政治邏輯剛好相反，藝術的邏輯是真實與諷刺；極權政府運行的邏輯是謊言與恐懼。
1975年4月，哈維爾在寫給總統胡薩克的公開信中，描述了這種恐懼：
“我們涉及的恐懼是在更深的意義上，如果你願意，可以說它是在倫理學的意義上，即對於一種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機的集體意識或多或少的分享，憂慮什麼是或可能是受威脅的，並逐漸變得習慣於這種威脅，將其認做實用的方法，我們追隨各種外部適應的形式，來作為僅有的自我保護的有效手段。”
因此哈維爾提出，極權社會下，無權者的唯一權力就是說真話，要活在真實中，這是消除恐懼、對待極權政府的唯一辦法。這也是一個極權政府最害怕的東西。
由此，也不難理解笑果文化的這個笑話為什麼讓中共當局如此恐懼，讓他們害怕的不是笑話，而是它裡面傳達出的真話。為了消除這種真話的蔓延，當局肯定要殺雞儆猴，毫不手軟，比如2021年的羅昌平事件。2021年10月，以抗美援朝為題材的中國國產電影《長津湖》放映，許多被質疑其中歷史真實的評論被刪除。媒體人羅昌平在10月6日微博上寫到：”
“半個世紀之後國人少有反思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就像當年的沙雕連不會懷疑上峰的’英明決策’。”
1950年11月到12月，長津湖之戰，很多中國士兵在低至零下40攝氏度的嚴寒天氣中被活活凍死。羅昌平用沙雕來替代”冰雕連”，同樣，也打破了志願軍的神聖性，同時也質疑歷史敘述的真實性。和笑果文化的笑話一樣，這正是極權政府所最害怕的。因此羅昌平此後不久被海南省三亞市檢察院提出公訴，之後被判刑有期徒刑7個月。
在笑果文化事件不久前，5月11日，香港《明報》宣布結束政治漫畫家尊子在該報已有40年曆史的政治漫畫專欄。該專欄過去半年多以來屢次被香港官員指責“抹黑政府”。
再早些時候，今年3月，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富察（本名李延賀）赴中國大陸探親，疑在上海被”秘密拘捕“，至今音信全無。其親友認為，他的拘捕與他在台灣出版多部中國禁書有關。
面對這種控制與恐懼，無權者該怎麼辦？哈維爾指出，有一種潛在的希望，在我們的頭腦中。永遠不要讓自己失去思考與笑的能力。
1976年，捷克當局逮捕了“宇宙塑料人”搖滾樂隊的成員，這些搖滾歌手在一首歌《百分百》中唱到：“他們害怕老人的記憶，他們害怕年輕人的思想和理想，他們害怕葬禮和墓上的鮮花，他們害怕工人，害怕教堂，害怕黨員，害怕所有的快樂時光，他們害怕藝術，他們害怕語言這溝通的橋樑，他們害怕明天，他們害怕未來，害怕悲傷，害怕歡樂，害怕笑……他們害怕搖滾，那麼我們究竟為什麼要怕他們？”
今天，我們同樣可以問到：他們害怕一個脫口秀的笑話，他們害怕一張報紙的漫畫，他們害怕一個出版人的書……那麼，我們究竟為什麼要怕他們？
石破天 | 笑果文化的懲罰為什麼這麼重最先出现在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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