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四鴒
BBC中文特約撰稿人
1989年1月6日，當時已被開除中共黨籍、撤銷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職務並被調往北京天文台工作的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請求釋放包括魏京生在內的所有中國政治犯，以紀念中共建政40週年、五四運動70週年和法國大革命200年。
隨後，許多知識分子加入這個請願活動。4月，震驚世界的「八九」學生民主運動爆發，方勵之也被中共認定是幕後黑手，這封信便成了其罪證之一。
方例之後來回憶說，當時這封信一共手抄三份，其中一份1月6日投進天文台外的郵筒，寄給鄧小平辦公室。另外兩份，一份給了原中國科技大學黨委書記劉達，一份給了時任美國科學院「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駐北京代表林培瑞（Perry Link)。三十多年來，林培瑞教授一直保留著這封信的原件。
最近，他將這封信捐贈給正在籌建的「紐約六四紀念館」。發起者周五（6月3日）開始在美國華盛頓舉辦的為期半年的「六四」特展中，這封信成為最重要的展品之一。
林培瑞教授對BBC中文說，從原件中能看到一些不一樣的細節，「可以看出方勵之有兩個字寫錯了，然後塗改液覆蓋後重寫了。這種細節，會給觀眾一種親切感。」
「堅守歷史記憶」
作為全球唯一一座有關天安門大屠殺的紀念館，「香港六四紀念館」去年被迫關閉。
今年1月，五十多位海外民運人士和「六四」倖存者聯合發起在紐約籌建六四紀念館的倡議。「六四」民運領袖人物之一王丹在聲明中呼籲「所有希望堅守這份歷史記憶的朋友，能夠共同參與這個歷史工程」。
王丹介紹說，此次在華盛頓舉辦的為期半年的的「六四」33週年特展，是建立紀念館的第一步，希望引起外界的關注和支持。
此次在美國華盛頓「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場館舉行的展覽，展出與「六四」有關物品上百件，大多來自個人收藏和捐贈。其中不少展品是來自33年前天安門廣場的實物，如在天安門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之前幾個小時被帶出來的一頂帳篷、當時廣場學生傳閲的傳單、《解放軍報》記者江林的血衣以及當年的一些報紙報道。
林培瑞教授也捐出自己收藏至今的方勵之寫給時任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的親筆信。
他回憶說，89年1月7日，方給他打電話，說有一個東西給他。他去到方勵之家後，方給了他這封信，讓他轉交給美國科學院。
林培瑞問可否讓他翻譯成英文給國際媒體界，方同意了。於是林培瑞便把這封信翻譯成英文，給了美國科學院和當時駐京的外媒記者，於是便成為一封公開信。
「方勵之當時寫這封信，並沒有什麼計劃發起什麼運動，只是想把這個意思傳達給鄧小平，傳達給世界。但是後來，中國官方認為這封信觸發了1989年的民主運動。」他說。
因支持民運學生訴求， 方勵之被開除公職。 「六四」天安門屠殺後，他和妻子進入美國使館尋求庇護，一年後得以離開北京，輾轉到美國開始流亡生活。方2012年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圖森市去世，終年76歲。
周鋒鎖是1989年中國官方通緝的21位學生領袖中的一位，後來創辦」人道中國「機構，多年來收藏了不少有關「六四」的實物和資料。此次在華盛頓舉行的「六四」特展中展品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他的個人收藏。
周鋒鎖介紹，那頂學生帳篷是當年外地進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用的，是香港支聯會（負責運營「香港六四紀念館」，已被迫解散）捐獻給天安門廣場絶食學生的。
就在坦克進入天安門廣場清場前幾個小時，一位邱姓學生將自己用的帳篷收起，一直保存，後來帶到美國。
王丹也捐出了多年的收藏，其中有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已故中國知名異見人士劉曉波1991年11月12日寫給他的一封信。
他說，收到劉曉波這封信時，自己正在監獄裏。這一年王丹22歲，劉曉波的信結尾便是一首寫給22歲的詩歌：
22歲是一首敝開的宇宙
曲折的令人不安
只有一個聲音從地心升起
只有一種色彩描繪天空
懷戀將我們凝結
那是一個永恆
超越時間、空間和語言。
「再現歷史景觀」
在籌建「紐約六四紀念館」倡議書發出不久，2月16日，有紐約華人社團在紐約舉行研討會反對設立這樣的設施，坐在主席台上的有當年21名被通緝的學生領袖之一熊焱。
對此，王丹說，熊焱作為當年的學生領袖如今公開反對紀念「六四」，對這樣的行為，他表示無法理解，也無法接受，感到「痛心疾首」。
他同時說，在發出建立"紐約六四紀念館」倡議書之後，紐約親共僑團也活動起來，表達反對意見；同時，紀念館的官方網站後台，多次受到莫名的登錄和攻擊。
沒有證據證明北京是幕後操手，但王丹認為，這說明建立「六四」紀念館這件事，已經引起中共極大的忌憚。
王丹說：「33年來，中共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抹殺『六四』這一段記憶。時間越久，我們越應該隆重紀念它， 因為沒有一個文明可以在不留記憶下延續下去。」
他還承認，建立「紐約六四紀念館」最難的還是資金問題。雖然目前已經籌到近30萬美金，但之後捐款可能會越來越少。這離建立一個實體「六四」紀念館的目標還有距離。對此，王丹說：「有多少錢就做多少事吧。」
紐約新學院駐院學者徐友漁教授，1989年時是中國社科院的老師。 他說，他的學生當時就住在天安門上這樣的帳篷裏，看到當年的實物，感到「非常親切，也非常感動」。
他說：「作為『六四』屠殺當天晚上的親歷者，我當時就有一種感覺，這一幕是一定不會被忘記的。我後來的想法是一定不要把這些忘記。」
也是當年親歷者、現居美國的胡平說，對於89年「六四」的親歷者來說，那段記憶刻骨銘心，想忘也忘不掉，但對於後來人，就未必如此。若是把這些實物呈現出來，給人們一個歷史景觀的再現，這會比文字更有力。
「『六四紀念館'不僅要做，而且要持續做下去，將這些實物呈現出來，讓世世代代的人都有深切的記憶，形成一種刻骨銘心的記憶，」他說。
「與記憶的屠殺抗爭」
徐友漁說，在當代中國，有種現象就是人們對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遺忘，但這全都不是出於人們的自然遺忘，而是中共動用國家機器，使用暴力進行扼殺和鎮壓的結果。
「在保存歷史記憶方面，事件親歷者負有首要的、特殊的義務和責任。我們不能責怪年輕人或者下一代對歷史真相不感興趣，因為在當局的封鎖之下，他們根本不知道實際上發生過什麼事情。親歷者、當事人要不停地說和寫，要積極參與有關紀念活動，要使個人記憶的涓涓細流匯入集體記憶和民族記憶的洪流之中。」
在留美學生陳闖創看來，圍繞「八九」其實有兩種屠殺，一場是當時坦克和子彈對肉體的屠殺；一場是之後多年對記憶的屠殺。
「對記憶的屠殺其實在六四當天就開始了，他們當時說這是一場暴亂，他們是在鎮壓暴徒，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對記憶的屠殺，不僅在當天，而且持續到現在，」他說。
他說， 若是說「六四」流亡學生是第一場屠殺的倖存者，那麼我們所有其他人是第二場屠殺的倖存者、見證者和反抗者。
「在記憶的屠殺中，我們依然在反抗。現在香港六四紀念館關閉了，我們就轉移到紐約來記憶，與記憶的屠殺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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