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世太保的路人臉
2014年，來自漢堡的史坦妮思（Bettina Stangneth）出版了在《耶路撒冷前的艾希曼：大屠殺劊子手不為人知的生活》一書，她回顧了艾希曼遠從1937年開始的寫作、同時代人關於艾希曼的作品以及其他許多訊息來源，以及一些近年才公開的檔案：包含艾希曼未完成的自傳，大量的「阿根廷手稿」；荷蘭納粹共犯薩森（Willem Sassen）與艾希曼在阿根廷厚達1600頁，60幾卷帶子的訪談；艾希曼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被捕的審問謄本；耶路撒冷審判期間的審問與書寫，包含他沒有完成的自傳，以及最後寫給家人的書信。
她所要挑戰的，是艾希曼因為鄂蘭，而在世人面前樹立的形象。事實上，艾希曼一點也不庸常（banal），相反，這些新近面世的檔案顯示，艾希曼在阿根廷流亡期間有多麼自豪自己任職納粹帝國時的「豐功偉業」。史坦妮思推翻了我們一般對於流亡者的刻板印象，艾希曼在阿根廷不只跟妻小重逢團聚，甚至又生了一個小孩，同時，他一點也不避諱身分曝光，一再誇耀自己「跟總統裴隆很熟，他會為了我們德國人抽空」。自始至終，艾希曼在阿根廷都供職於德國企業，在他被以色列特工綁架時，他正為賓士企業工作，為家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買了地，新家才剛剛蓋好。
在史坦妮思看來，艾希曼相當滑頭，會依據不同的聽眾量身打造他的說詞。她認為，鄂蘭所描繪的「庸常」形象，不過是艾希曼精心打造的另一個謊言。毫不意外，史坦妮思這本書又再度激起波瀾，鄂蘭對於艾希曼的側寫是否失真誇大乃至於一廂情願，又再度成為議題。
艾希曼是個「庸常」的人嗎？當鄂蘭用上這個詞時，她所想要表述的，是怎樣一種人格特質或者狀態呢？有過集中營經歷的倖存者，其實都不甚認可鄂蘭這個說法。例如Jean Améry就明說，鄂蘭根本沒有遇過真正的蓋世太保，她對艾希曼的認識全是「隔著玻璃隔板」以及道聽塗說，所以鄂蘭根本不知道那有著「路人臉」的蓋世太保是怎麼下一刻突然變成「蓋世太保臉」的。在Améry看來，鄂蘭「惡的庸常」這種說法完全沒有任何「接近現實的想像力」。
從「根本之惡」到「惡的庸常」
其實，「惡的庸常」這個說法，一開始是鄂蘭的老師雅斯培所提出的。他在給鄂蘭的信中，委婉質疑鄂蘭認為納粹的所作所為，不能理解為罪行的主張，接著他說：
我對您的觀點不是很自在，因為一個超越一切犯罪罪責的罪責，無可避免帶有一絲「偉大」，撒旦式的偉大，於我來說，這用在納粹身上頗不妥切，彷彿納粹就像大家所說的那樣，在希特勒身上有「魔鬼」的因子。對我來說，我們得要從其全然的庸常，從其乏味的瑣碎來看待這些事情，這才是它們的樣子。細菌會導致傳染病徹底摧毀一個國家，但它仍然只是細菌。
鄂蘭後來在對艾希曼的形象描繪中，也強調他「完全不是魔鬼」。艾希曼不是彌爾頓《失樂園》裡立意與上帝對抗的撒旦，更非莎士比亞筆下為王位決心為惡的理查三世，對撒旦或者理查三世來說，行惡具有某種「高貴性」，但艾希曼不是這樣。
不過，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鄂蘭還沒有特別意識到這個「庸常性」的問題，納粹確實對挑戰了「人所能做的最大之惡來自於自私的惡習」 這個思想傳統，極權體制所造成的「根本之惡」（radical evil），跟任何「人性上可以理解的原罪動機無關」，而鄂蘭坦承她並不知道這樣的根本之惡確切來說是什麼，只能推測它與「讓人成為多餘（superfluous）的人」這個現象有關。
後來，鄂蘭在訪談中提及她初聞集中營時的第一個想法是「這本不應該發生」。意思是說納粹這個行為完全無法理解，無法理解納粹為何要在前線戰事吃緊時，反而投入更大精力加快滅絕猶太人的腳步。「這本不應該發生」相當貼切形容了面對極權體制這個「根本之惡」，毫無現實實用地把人變得「多餘」的反應。而在給雅斯培的回信中，鄂蘭也接受了雅斯培的建議，她說：
您完全是對的：我改變了我的想法，我不再說「根本之惡」…事實上我現在的意見是惡從未是「根本的」，它單純就是極端，既無深度也無任何魔鬼般的面向。它會像菌類般在表面上蔓延並毀棄整個世界。如同我說過的，思考總是試著達到某種深度尋到根源，而它則「蔑視思考」（thought-defying）…讓人挫折的是因為什麼東西也沒有。這就是（惡的）庸常。
鄂蘭這裡已經隱約意識到了，她後來會在艾希曼身上看到的「惡的庸常性」，她這麼總結她的觀審心得：
在報導耶路撒冷艾希曼的審判時，我談到了『惡的庸常』，所意指的並非理論或教條，而是某個相當實際的（factual）東西，大規模犯下，惡之行為的現象，其根源無法追溯到行為者身上任何敗德、病態或意識形態信念的特殊，其唯一的人格特質可能是一種超乎尋常的浮淺（shallowness）。不論行為多麼殘暴駭人，行為者既非兇神也非惡煞，從其過去的行為，受審時與受審前警察問訊時的表現，唯一表現出來的具體特徵是完全負面的：不是愚蠢，而是一種古怪，又相當真實的「無力思考」。
「無力思考」是什麼意思？
法庭上的艾希曼有時候不太像是「認真」為自己辯護。例如，1941年9月，艾希曼在初次訪查東歐屠殺中心後不久，開始經手大規模的猶太人驅逐行動，但這次行動卻發生一件詭異的事，艾希曼並沒有依照命令將人送到俄羅斯、里加、明斯克等地，而是轉送到人滿為患的羅茲猶太區。艾希曼的辯護律師以此論稱，如果有機會，艾希曼還是會營救猶太人。不過，艾希曼自己忘了這件事。有時候艾希曼的「自辯」也令人發噱，比如說他強調自己「想跟過去的敵人和平和解共生」。
整個審判過程中，艾希曼與其說在自辯，不如說是在演講，這就讓鄂蘭異常困惑。
黨國殺人理論
在出發耶路撒冷前，鄂蘭曾經表示，她心中希望檢視「螺絲釘理論」。「我感到法庭程序的極大好處是讓螺絲釘的說法站不住腳，並迫使我們從不同角度考慮所有問題。事實上，可以預料到這個辯護會被拿來當藉口」。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沒有如鄂蘭所預料。艾希曼並沒有說自己是體制的螺絲釘，相反，忠黨愛國的他，強調自己「跟那些按表操課、照規矩辦事的同事不一樣」。如果艾希曼說自己只是體制的螺絲釘，反倒「可以理解」，但讓鄂蘭困惑的是，艾希曼對於黨國不同階段的口號倒背如流，反倒強調自己是如何在體制中一日雙城兢兢業業考察集中營業務，對鄂蘭來說，艾希曼的「無力思考」，正在於這種勤敏中所反映的，對黨國教條的無條件接受：
艾希曼格外勤奮努力的原因，是因為他一心一意想升官加爵，除此之外根本別無其他動機，而我們無法說這種勤奮是犯罪，畢竟他永遠不會殺害上司以篡奪其位。更明白點，他其實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正因為缺乏想像…他並非愚蠢，這純粹就只是全無思想（thoughtlessness）：這絕不等同愚蠢。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才化身當時最十惡不赦的魔頭。但是，即便這算得上「庸常」，甚至滑稽，即便我們竭盡所能也無法從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殘忍、魔鬼般的品行，他的情況還是遠超乎常態。
在《罪與罰》中，杜斯妥也夫基借檢察官之口說，「這是一個荒誕、陰暗的事件，是現代事件，是人心啟蒙的我們時代的產物…這是書本上的幻想，這是受到理論刺激的心態。根據理論殺人」。拉斯科爾尼科夫殺了人以後，雖然有點痛苦，可是卻無可自拔地耽溺在某種「偉大」的快感，這是一種「正負情愫交融」（ambivalent）的情緒。而不管是拉斯科爾尼科夫自己的強者理論，還是伊萬「這個世界無法辯護」的說法，都與欲望的高貴低賤無關。對康德來說，高低貴賤的慾望總還是非倫理性的病態性動機，而這個惡本身，現在可以用某種純粹的理論來證成與進行，這符合康德對根本之惡的界定。
連螺絲釘都不如的黨國信徒
當鄂蘭一開始使用「根本之惡」這個典出康德的概念時，她心中所隱約懷抱著的，可能是這樣的定義：依據理論殺人，跟依據歷史法則滅絕猶太人，其實高度相近。鄂蘭當然深知這些歷史法則不過黨政宣傳機器的砲製，但在艾希曼審判之前，她某種程度上還相信這些黨政高層，可能有除了黨政灌輸的教條以外的信念，即便那是再卑微，像是「我只是螺絲釘」理由。就像鄂蘭自己說的，讓自我免於成為塵埃，其實單純只是那個可能會掙扎的另一個自我，「拯救我免於滅亡，免於變成無盡宇宙中「一顆微粒」的，正是這個使自己與之對抗，不可見的自我」。鄂蘭對於所謂威權體制下的「良知」，其實標準放的很低，它不是「我不應當」，而是「我做不來」。
比如說，要把一個人殺了，再載進校園，從高樓上扔下去，任何一個正常人都會在這個過程產生「我做不來」的念頭，它某種程度上不是「應不應當」的問題。
鄂蘭驚訝的是，原來艾希曼信服黨國到了這種地步，以至於連這麼一點「我做不來的」的想法都沒有。艾希曼「不會去推敲各種問題：較小的惡、對國家的忠貞或者謹守誓約等等問題」，其實，任何一個人只要在這些問題稍微有一點點推敲，可能產生了一點點動搖，就不會是艾希曼那種無力思考的人，但艾希曼甚至連用螺絲釘理論為自己辯護的「自我」都沒有。
艾希曼也在法庭上自承，「官腔幹話（officialese; Amtssprache）是我唯一的語言」。
無論是「根本之惡」還是「惡的庸常性」，某種程度上都不僅僅是思想、道德與政治哲學問題，它們本質上是黨國問題。「根本之惡」是極權體制依據什麼歷史定律的理論殺人，但造就根本之惡的，卻是一個個對黨國，對黨國灌輸的教條毫不懷疑，只能以官腔幹話「自辯」的信徒。根本之惡的「根源」本質上很庸常，浮淺到無以復加，甚至，螺絲釘都比之高貴。
——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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