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宣布发动文革的“5.16”通知55周年之际，包括红片红书、红歌红舞、红校红服以及红祭红庙等在内的红色主题现象以及纪念文革的活动四处出现，获得广泛的注意，也引起“文革是否卷土重来”的担忧。
上有所好，下必托之
新华社称，中共一大会址的数据显示，2017年以前，这里每年接待访客50万到55万之间；这个数字2018年上升到142万，2019年为146万。
百度百科引述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的信息称，2020年中国红色旅游出游人数超过1亿人次，并且近几年都“保持稳定增长”。
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祚来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中共体制内有部分人可能因为知道习的倾向性，所以在行为和理论上就投其所好。
吴祚来指出：“习近平本人对文革，某种意义上说是有一种感情的；他同情、理解，甚至心里感激文革，他家毕竟没有像其他家庭，比如像刘家那样，遭遇深度的灾难性的迫害。在某种意义上，毛和文革运动对于习家都是网开一面的。此外，还有人说，文革千错万错，上山下乡培养了一个习近平就是对的。”
吴祚来认为，至于对文革的“翻案”，《中国共产党简史》在理论上启动了一步，“而民间也有一派在忽悠，比方说5·16期间为江青开座谈会，对‘李进同志党史地位’进行论定，要重新判断，等等。”
有照片显示，刻有“先母李云鹤之墓”字样的灰色石板墓碑前摆满了粉色、红色的鲜花。历史学者章立凡在推特中说，“江青的坟头风光得很。”
另在一张2018年清明节的旧照中，一只以白菊为主的花篮摆放在一处墓碑前，从花篮顶部垂下两条印有白色字体的红色挽联，右边一条写着“献给江青妈妈永垂不朽”，左边的落款是“河南商丘毛泽东思想群”。
文革研究专家、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退教授宋永毅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海外学者经常引用一句马克思的话，即任何一个社会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此话虽然不能用来描述任何一个社会，但是，但对于极权社会来说百分之百是事实。”
宋永毅指出，邓、江、胡时代，领导人表现出来的思想，以及官媒控制的意识形态，都是批判文革的；而习近平的风格正好截然相反。
名为骆远志的网友说：“习近平和整个当代领导集体，都属于红卫兵和知青一代。他们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盛行时期长大的……总体来讲内心信奉权力和权谋……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是他们唯一熟悉和相信的政治操作模式。”
不过，独立学者吴祚来也指出，今年5·16，有人准备公开举行座谈会，被上级叫停了。这也是一个信号，“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力量在进行博弈。但是，谁都不清楚，哪种力量在支持，用什么方式在运作。”
赞美文革不过叶公好龙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已经把文革归类成前28年，而且称它“为中共目前的统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都称为“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这就太大胆了吧，毕竟邓小平1981年的‘决议’得出了彻底否定文革的结论。”
历史学者章立凡在推特上评论说，“1981年中共11届6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难道也和《中英联合声明》一样，成了‘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
独立学者吴祚来说，口头和书面上为文革洗白不难，但真要那些人亲自品尝文革的滋味就是另一番景观了，“实际上，体制内一帮既得阶级，或者说腐败阶级、特权阶级，如果碰上再来搞一次文革，说不定清算的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房子可能很多，存款也多，当然在国外。所以，现在这套行政体系是不会配合习搞文革的。”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说，哪怕到毛左中间去，叫他们真的实行文革，他们也都会反对，“有网友提出很好的建议。对那些愿意回到文革的，给他们建一个地方，让他们到里面分成两派，互相斗，互相厮杀，人吃人……没有互联网，没有外界信息，每天提供造反派报纸，你看他们能坚持多久。而且，吃饭都要凭票证，每人每月最多28斤。以上海当时的最高标准，每人每月1斤半肉，就完了。买所有东西都要排队，看那些毛左能容忍多久。我看他们三个月都坚持不下来。所以，应当不应当回到文革，这样的问题，所有中国人都是非常清楚的。”
章立凡在推特中指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新作《毛泽东在才溪》，5月8号上映，截至到5月11号，票房只收获了1.7万元，“不夸张地说，就这票房收入可能连主要演员的片酬都给不了。”
章立凡还说，目前八一厂参与制作的电影，除了《毛泽东在才溪》，还有一部《瑶岗1949》，“影片汇集了卢奇、谷伟等优秀特型演员，目前上映48天，票房只有可怜的28万，毫无疑问成本是收不回来了。”
邓对毛留余地，共党政治就是“翻烧饼”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曾经对《纽约时报》说：“要说‘文革’是否真的结束了，只要看看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拿下来没有。”
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虽然邓小平1981年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是并没有对文革做认认真真的清理，没有对毛进行系统大批判，这才为今天留下了后患，“邓的决议很简单，就是要保毛泽东，保共产党的整个思想体系。这为现在的复辟留下了后路。”
宋永毅说，习近平对毛最大的效仿就是翻案--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像“翻烧饼”一样改变过去的定论，“此外，中共里面喜欢修改历史的，喜欢把党史变成领导人个人历史的，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毛，一个是习。而且，习像当时老毛输出革命一样，已经在放眼世界了，要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
独立学者吴祚来说，尽管习把对文革的定论翻了过来，“但是，在行政方面气候是不一样的。毛当年之所以能做到，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把党委体系废弃掉，重新由工农兵、青年人组织一套班子，就是我们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都还看到的‘县革命委员会’，‘公社革命委员会’，都不是党委。毛重新建立了这套革委会体系，权力由他和江青以及周恩来这些人握在手上。而重建共产党的一套行政体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做不到。相反，习恰恰需要用党的名头来坐大。”
宋永毅也认为，以毛当年的威望，从上到下把整个党组织毁掉都没关系，“习近平这么搞的话收不了场，可能就把自己搞下去了。我觉得，他为文革翻案，目前还是或明或暗。如果他真的要一意孤行，跳出来倒行逆施，就是他垮台的时候，毕竟文革这个禁忌是碰不得的。”
吴祚来认为，在社会方面，这么多年来，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产阶级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在文革的60年代，农业开始正常化之后，大量年轻人口进入社会，房屋跟不上，工作机会跟不上。这些年轻人成为无产阶级，他们没有社会责任，却有的是精力，可以到处搞串联，搞斗争，搞破坏，“这个力量现在存在吗？据我观察，虽然现在年轻人的蚁族、打工族，生活得非常悲哀，但是，警察系统和党政系统是不会允许这部分人出来搞串联、搞斗争、搞破坏的。文革所需要的底层力量很难煽动起来，顶多煽动一些人反美，搞一次示威，针对外国企业搞一次有限的活动，而不敢把火燎原起来。”
宋永毅指出，目前文革55年之际，“左派卖力得很，不过，中共的政治运动都是运动群众的。你以为习近平现在和你们心连心，当年造反派也是觉得和毛主席心连心。没多久，老毛调子就变了， 68年开始整造反派，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说文革是国共两党内战的继续，改变了以前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说法。政治对领导人来说，尤其是对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就是‘翻烧饼’，为了政权谁都可能被揪出来祭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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