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6 November 2024
岑浩辉高票当选澳特首与澳门一国两制衰退加剧的忧患
相对于此前几任均在澳门本土出生和成长的澳门特首, 岑浩辉并非澳门土著,他1962年出生于中国大陆,北京大学毕业,曾在大陆从事律师工作。在1986年移居澳门之前,岑浩辉都一直在中国大陆生活(而不只是出生在大陆)。当然,他之后也在澳门生活和工作三十多年,并自称“老澳门人”,也可说其较好融入了澳门、是半个“澳门人”。
岑浩辉也是澳门建制派(体制内、拥护现行体制者)人物,并一直被评价为持亲大陆和亲中国中央政府的立场者。1999年底澳门回归后,岑浩辉长期担任澳门终审法院院长(类似于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直至今年8月参选特首。岑浩辉在担任院长的25年间,做出了一系列不利于澳门泛民主派、维护中国中央政府和澳门建制派的判决。如2021年,岑浩辉及另两位法官判决禁止澳门“民联会”六四集会,并在判决书中引用和遵循了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六四事件是“暴动”的定性。
这样一位人物当选澳门特首,意味着本就强大的澳门建制派/亲北京人士将进一步完全垄断澳门政坛,而本已虚弱的澳门民主派再受打击,影响力将趋近于零。
相较于颇受国际关注、2020年之前风潮不断的香港,澳门是颇为沉寂、默默无闻的。经过1966年的“12.3事件”和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及葡新政府去殖民化政策,澳门就已基本脱离葡萄牙的管制,而由亲北京势力掌控。而澳门又地域狭小、人口颇少(只有香港人口的约十分之一),本土势力和民主力量都很孱弱,无力与北京方面抗衡。1999年澳门回归时及前后,都没有出现大规模动荡,非常平稳的移交了主权。回归后25年来,澳门也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荡。
之后的澳门政坛,与香港相似,形成了亲中共亲北京的建制派、批判中共的泛民主派两大阵营。不过不像香港民意中民主派占优、立法会中民主派也曾占据半壁江山,澳门民主派力量远不及建制派,双方在立法会选举等民意对比中比例为2:8左右。
不过,在2020年之前,澳门民主派在弱势下仍然较为活跃。以“新澳门学社”和“新希望”两国政治团体为代表的澳门泛民势力,对政府施政多有批评、针砭时弊,对建制派有一定的制衡。其中“新澳门学社”是民主派中实力最强的,且较为关心大陆事务,还多次举办纪念大陆民主事件的集会。而“新希望”则更偏重维护澳门本土利益。澳门民主派虽力量弱小、受限很多,但仍“戴着镣铐跳舞”,维持活跃。
但随着中国大陆和近邻香港的时局变化,澳门民主派曾经的狭窄空间也逐渐消失。2019-2020年香港反修例运动被挫败、2020年《港区国安法》颁布、香港各泛民政党和媒体纷纷被取缔、香港政治环境剧变后,澳门也大受影响。民主派在软硬兼施下,同样发生媒体停办、党团停摆情况。2021年澳门立法会选举,多名民主派被取消参选资格,民主派大受打击。2022年澳门修订《澳区国安法》,强化了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打击范围和力度,民主派头上的“紧箍咒”更紧了。
而本就主导澳门政坛的建制派,执政更加稳固。澳门回归后四位特首,均是建制派身份、均以高票当选。而澳门立法会33位议员,仅有14席由直选产生,非直选名额被建制派包揽,直选中大多数席位也归建制派。而香港司法机构更被建制派垄断,岑浩辉就是司法界建制派的代表人物。
相对于其他澳门土著建制派人士,岑浩辉作为中国大陆出身的建制派,更加效忠和亲近北京。这意味着澳门当权者的本土性和独立性将有所弱化,而其与中国政府的一体性会增强。而回归至今“澳人治澳”的承诺和原则,也受到了更根本的动摇。澳门相较中国大陆的独特性,会日渐淡化。一些人担忧的澳门部分的“大陆化”、丧失地区特色,也并非杞人忧天。而近年来香港政治和社会的一些变化、向大陆的靠拢,也让澳门人的忧虑得到验证。
相对于土著建制派,岑浩辉等半外来的建制派,执政风格也会更像大陆官僚,恐怕将更难容忍异见、对于民主更冷淡,其对民权和民意也有可能较为轻视。而近年来中国大陆政治气氛压抑、政权对社会控制日益严密,无论香港还是澳门的亲北京官员,都有可能部分复制大陆的政策、营造类似大陆的氛围。
这对于澳门特区和人民,显然不是喜讯。社会的活力、多元、民主,对澳门非常重要。如果社会和政坛都缺乏多样性、人民合理诉求不能独立且没有风险的表达,各种形式的腐败、滥用职权、昏聩政策,都会出现。
如香港近几年抑制反对派、将批评政府的都打成“危害国安”,导致政府缺乏监督和制约、滥权严重,连建制派人物陈净心都抱怨政府公务员过度执法、滥罚出租车司机和阿公阿婆等弱势群体。而另一建制派人士、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因批评政府过度执法、过度罚款,被特首李家超训斥。澳门如果民主进一步萎缩、建制派政治垄断加剧,香港发生的事也会在澳门出现。这显然是令人担忧的现象,是澳门民主进一步萎缩的表现。
澳门长期以来都较为稳定,即便澳门民主派较活跃的时候,也是和平有序表达异见。澳门民主派力量薄弱,很难威胁到政权统治。但即便如此,中共也并不容忍澳门民主派的存在,这也意味着邓小平时代中共承诺、江泽民和胡锦涛时得到一定执行的“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政策,不仅在香港名存实亡,在澳门也走向消亡。如果未来中国政治没有大的有益变化,香港和澳门逐渐将变得与大陆一样,成为没有自由民主、人民遭受压抑的专制地区。
题图来自:澳门政府网站
岑浩辉高票当选澳特首与澳门一国两制衰退加剧的忧患最先出现在议报。
from 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4475
台湾统派夫妻收中国逾1600万人民币 制作统战视频遭起诉
台湾统派的中华统一促进党(统促党)发言人张孟崇夫妻,涉嫌收受中国金援新台币7400万元(约人民币1628万元),拍摄劝降台湾军队在两岸战时放弃抵抗、阵前倒戈等统战视频,遭台湾检方依违反《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
据台湾嘉义地检署新闻稿指出,张孟崇和他的妻子洪文婷从2011年至2023年间,接受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台办)等单位之指示、委托及资助,以境外给予之讲稿,在其所主持“台湾向前走”广播电台节目及网路平台抖音、脸书及YouTube等平台,播放其所录制广播节目及所拍摄视频,在台湾历届选举,为特定公投议题、罢免对象、候选人、政党宣传,试图影响舆论走向、公投结果及取信中共官员,甚至频繁宣扬解放军军威,劝降台湾军队在两岸战时放弃抵抗、阵前倒戈等统战言论。
经检方搜获具体事证后,10月25日侦查终结,张孟崇夫妻依违反《反渗透法》以及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等罪嫌,遭检方起诉。
中华亚太菁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智盛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依照《反渗透法》起诉,收受中国资金在公投或选举相关议题配合中国宣传渗透,这完全没问题。但美中不足之处在于,该法只能处理在选举或公投期间的渗透行为,无法涵盖平时的资金渗透行为。无法有效管制中国长期以来持续资助台湾媒体进行宣传的问题,使中国在非选举期间仍可透过经济资源影响台湾舆论。
“台币7400万元不会只在公投或选举时才运用,而是从平时就进行资讯的发散宣传与渗透。但是对于日常情况接受中国官方大量资金进行节目宣传的作为,缺乏有效的罚则吓阻与管制,此案凸显《反渗透法》存在的缺陷与限制,”他说。
张孟崇唱红中国 推销疑美疑日言论
“解放军守卫祖国海疆的气慨从未改变,他们是人民的守护神...”张孟崇在油管(YouTube)帐号“台湾向前走”订户约两万,其言论除了唱红中国外,也充斥“疑美”、“疑日”和“疑赖论”。不过,点阅数最少仅有38次,最多也只不过是1300多次。张孟崇另一身份是台湾嘉云广播电台主持人。
王智盛分析,过去中南部电台以台语透过贩卖成药,接地气地与台湾中南部民众搏感情,过去这些电台被认为倾向“台独”,其听众大都为绿营支持者。在2010年代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资金流通管制非常松散。当时中国可能看准可用钱收买台湾,中南部地下电台也许是破口,当时可能已种下被收买的种苗。只是现在才发现渗透比预期严重。“这几年中南部电台被’洗’过,过去比较鼓励’台独’的平台,现在转而被渗透成为鼓励中国,这其来有自。”
中国为何砸重金予统派
台湾长期的民调显示统派约仅1成,再加上张孟崇本身知名度有限,中国却愿意在十多年间砸千万重金投资,引起侧目。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俐甫对本台表示,中国统战部和台办有业绩压力,透过统促党等亲中组织在台湾执行任务换取成效。另一方面,在台湾则有人利用自身人脉向中国承诺影响力,换取大量资金,并借此扩大亲中舆论。
陈俐甫:“他们一是出卖台湾,另一则是赚自己的钱。能收取这么多金钱,就表示他们对中国画了很大的饼,自己具有这么的效用与人脉关系可以传播。这起事件应与今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前假民调事件对照来看,也就是中国愿意用高价诱惑收买媒体人或有发言权的人,这可能会让其他人也想起而效尤。”
2023年12月台湾网媒林姓记者遭控,受境外势力中国“中共福建省委员会”下设直属事业单位“福建日报”高层邀请赴中国旅游,并以10篇民调共计台币150万元的价格,发布不实民调企图影响选民意向。今年8月,这名记者遭选罢法及公司法,合并判刑8月徒刑。
统派在台难发挥影响力
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常务理事曾建元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共在台湾的形象很差,这并非仅是因为台湾的反共教育造成,而是中共在两岸交流中,选择像是统促党等团体作为其代言人,其成员包括黑社会成员及边缘人。以统促党为例,在台湾宣扬支持中国,但在选举中毫无影响力。
他以华人民主书院举办的活动为例,受中国委托来干扰民主活动者通常形象不佳,让民众反感。尽管中共投入大量资金以改善其形象,但由这些边缘人所宣传的中共形象无法获得台湾主流社会的认同。
相较之下,中共若透过网红、大众媒体或具有良好社会形象的意见领袖进行宣传,或许效果会较佳。然而,从选举结果来看,在族群或认同议题上,中共的宣传并未产生正面影响。
责编:许书婷、安克 网编:瑞哲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gtai/hcm-taiwan-couple-charged-with-accepting-chinese-cash-11052024095611.html
Tuesday 5 November 2024
红色恐怖
新三届
1966年8月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市大中学校学生,对给他戴红卫兵红箍的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说“要武嘛”。第二天宋彬彬就改名宋要武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一个高潮。各种红卫兵组织拔地而起,开始在社会上“破四旧”。这些红卫兵以中学生为主,标准行头是绿色军装,军官的宽皮带和左臂上鲜艳的红袖章。上面有集成的毛泽东题字“红卫兵”,所以卫字是繁体的衛。
图画老师杜铁宝制作的红卫兵袖章,中央乐团谱写的毛语录歌曲《造反有理》
这幅袖章是第二年1967年制作的。那时红卫兵已经分派别,往往加上井冈山、毛泽东思想等形容词。红八月的袖章上只有三个字。后来有了“级别”,加上“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和“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著名的“联动”。
1966年7月4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大字报,引用了毛泽东于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在8月1日回信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此回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下发。中央乐团在1967年为此谱写了毛主席语录歌曲,造反有理成了无法无天的依据。
虽然由于“海外关系”,我不够参加红卫兵的资格,但一开始我在北京并没有觉得紧张,还能保持一个观看的态度。8月21日是星期天,有同学来访,说起红卫兵“破四旧”,要把西四丁字口著名的上海迁京服装店《造寸》的霓虹灯取下来。那时我家离西四很近,我们就一同走过去看。
1956年,由周恩来总理批示,红都、雷蒙、波纬、蓝天、造寸等当时在上海知名的多家高级服装店一起整体迁往北京。造寸相当于今天有品牌的时装店。他们有裁缝,度身定制,很有些名气。当然也不是一般人可以问津的。这次首当其冲,被红卫兵要求把北京尚少见的霓虹灯拆下来。但是几层楼高的大招牌不是店员可以拆得了的,红卫兵一时兴起就纷纷爬上招牌动手去拆,很快就演变成打砸,碎片一地,引得路人驻足观看。
我和同学看了个全出戏。哪想到这是暴力“破四旧”的先声。轰动世界的文革“破四旧”就是由这个西四丁字街路口《造寸》开始的。那时我还没意识到,更大的危险和暴力马上就来临了。
难得的一张造寸老照片,霓虹灯白天只能隐约看到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肯定红卫兵行动不到一个星期,北京百多年来最恐怖的时期到来了。那时说恐怖也是有阶级性的。国民党搞的是白色恐怖,毛主席要的是红色恐怖,红色恐怖万岁!在众多红卫兵小报中就有一份叫《红色恐怖报》还是用集成的毛主席手书做刊头的。
公开发行的红卫兵小报《红色恐怖报》
在红色恐怖的高潮,北京中学红卫兵走在前面,他们不但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反革命,还热衷于抓坏分子。
大约在8月10日左右,一个中学的红卫兵发明了抄家。结果在一个老太太家竟然抄出了早年的地契,这下可惹火了红卫兵小将,他们就拷打这个老太太。那正是北京炎热的夏天,老太太不堪刑讯,当场死了。
红卫兵小将头一次看见打死人,也有些害怕。哪想到这事被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知道了,他会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为此特地接见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万人的大会上宣布“老太太私藏地契,就是企图变天,后果自负,红卫兵小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那天还在体育场批斗了一批黑五类出身的青年,他们是在被抄家时,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红卫兵动手打架。这些黑五类被称为狗崽子,就在万众睽睽之下,当着中央文革成员和公安部长的面,被红卫兵用皮带痛打,然后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法办。
15日星期一,虽然是暑假,我还是要到小学上班。在搞运动期间,学生没有到校。这天老师天天读之后没有被校长布置开会,大家都无所事事。但到了下午,我突然觉得楼道格外冷清,一贯守时按点上下班的老师都不见了,觉得有些瘆得慌。
我决定也回家。我在西四下了无轨电车,发现大街上到处都是满载家具和箱子的大卡车往返横冲直撞,路上行人匆匆,一股恐怖的气氛笼罩在大街上。我不明所以,赶快回家。
进了家门,我的二姨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抄家了,红卫兵在抄家。”
“什么?抄谁的家?”我依然不明所以。
二姨说:“谁的家都可能抄,咱们胡同已经抄了两家了。”
我又问:“根据什么抄呢?”
二姨说:“红卫兵一进胡同就问孩子谁家有钱,半大的孩子随手一指,他们就进去了。我也不敢看,赶紧回来了。”
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16日,星期二,我还不敢不上班。到了学校,老师各个沉默寡言。大家都在等《人民日报》,希望政府能指示一下。哪想到了下午,报纸来了,头版大标题是“破四旧好得很”,文章虽然没有提及抄家,但是明确地肯定红卫兵小将的行动好得很。
画红框处就是张贴红卫兵告示的地方,要穿过这个弄堂才能到电影院,左面就是造寸服装店,可以隐约看到橱窗里的衣服
我回家,见到丁字口的红楼电影院门口张贴了一份大字报。我赶过去看。上面说红卫兵抄到一个老太太家,竟然发现这个老太太藏有地契,岂非变天账。于是采取了革命行动(就是打了她)。老人不经打,当场被打死。公安局到场宣布红卫兵没有责任,企图变天的老太太咎由自取。这个告示叙述经过之后,警告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末日到了。
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我二十岁了,听到的都是抄家,打死人,轰回原籍的消息,非常害怕。我记得我的小表侄王培还刚刚上小学,才七周岁。他并不知道有多恐怖。那天他从外面回来,大声地敲门。在家里的人都面面相对,以为是红卫兵来抄家了。我硬着头皮去开门,一看是他,不由分说就给了他一个嘴巴子。我觉得真要精神崩溃了。
周三,红卫兵冲进了我们对门的邻居家。那里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是个驼子,背后人们称他“小罗锅”。我们虽然不认识,但一直认为他们是比较穷的人家。很快我就听到拷打的声音,那是宽皮带打在后背的闷声。军官的武装带是宽皮子的,还有一个不小的铜扣,劈头盖脸打下来,立刻就是一道血印。
我悄悄听着,原来是拷问他们藏了枪,要小罗锅的母亲交出来。大约打了两个小时,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红卫兵到胡同喊话,说这家的男人是国民党兵痞,逃亡台湾,他的老婆为他藏了枪,现在供出来在通县某地,他们正联系车去挖枪。我至今清楚记得,那时已经下午五点多了。我也明白这是打狠了,小罗锅的母亲胡乱招的供。
周四,我姨到外面买菜回来,吓得脸都白了。她说看见一个卡车沿街收尸,在大院胡同口(郭沫若当时住大院胡同)对面的义达里口扔上来一具女尸,穿着黑丝袜子,腿还在抖动。我想这个女人一定是被红卫兵逼着穿上黑丝袜挨斗,被打晕了,还没有死。这件事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是我二姨的话和她当时的表情给年轻的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以至于我至今看不得女人穿黑丝袜子。
义达里至今尚存,北面是缸瓦市教堂,美国布什总统曾到那里做过礼拜。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教堂当时就是存放抄家来的东西的,堆了那么多,不少家具只能放在院子了,听凭风吹雨打。
北京“义达里”曾经是末代皇后婉容外公和硕定亲王爱新觉罗·毓朗的住处
我弟弟上初中时在四中就读,高中时在八中就读。那年他是高二。一天,四中的红卫兵终于来了,质问我们的父母到哪里去了。我二姨经历过当年日本人抓人的阵势,很从容对红卫兵说:“这是我的家,他们只是借住。”那些红卫兵一时愣住了,竟然也没有深问,走了。
我有一个表姐是积水潭医院的大夫。抄家时,一个无线电爱好者被说成是美蒋特务,有通敌电台,被红卫兵往死里打,他就跑到积水潭医院大门口,以为被打上了至少可以被急救,不至于丧命。哪知医院拒绝他进去,红卫兵追了过来,当场打死。表姐看到他的孩子围坐父亲尸体在哭。
那时候打死人是天天发生的事,多是中学红卫兵干的,其中包括很多才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女。至于被批斗的人,女人被剃阴阳头的就更是见怪不怪了。连续几天,我在兵马司胡同看到一个女人,被剃成秃头,脸有些浮肿,一条绳套在她的脖子上,任由骑着自行车的红卫兵如遛狗一样牵着跑。有时她的脖子上还挂了一双破鞋。一直到现在,每当我走近兵马司胡同,眼前就浮现出她的样子。
当时学校名义上是放暑假,其实迹近瘫痪,陶铸主持中宣部后,正式宣布废除高考,当然小学升中学的考试也随之停止了。中学生不毕业,我们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当然也不可能离开小学了。到底如何办,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操心,日子很难过,对付一天是一天。幸好是暑假,上千的学生中只有一小撮出身好的学生纷纷组织起红小兵效法他们的哥哥姐姐闹革命。有时他们也自称红卫兵。
那时成立个革命组织很容易,只要印个红箍戴上就成了,当然还要刻个公章。这在平时是严格控制的行业,现在也不要证明了,胆大就可以去刻。我的一个学生,忘了叫什么名字,一个人成了了五六个组织,裤兜里经常带着一大把公章。可不要瞧不起这些公章,就凭这样的红卫兵公章,可以把出身地主富农的人的户口吊销,递解回原籍劳动改造。
其实那时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出身。只要你说是红五类出身,即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出身,几乎干什么都成。就是到医院看病也要自报家门。这并不需要什么证明,那时也没有身份证。但绝少有人敢报假,因为只要被人认出来,很可能当场打死。那时人口流动性很低,周围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假冒红五类出身的风险太大了。
我表哥的一个朋友叫谢井山的,是体育老师,被学生打断了手指,他跑到比较远的医院就医,哪想到每个医生身旁都有一个红卫兵持皮带监督,询问病人出身。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不得治疗。红卫兵问他什么出身,他谎言老贫农,得到了治疗。我们听说了,即钦佩他的胆大,又为他捏了把汗。谢老师故去的父亲是商人,他却敢自报出身贫农,得到了治疗。要知道被揭穿谎报出身的后果可比现在谎报学历要严重得多,很可能被当场活活打死。
红卫兵在社会上造反,名为“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到处打砸抢。和我们学校一个党支部的八里庄小学位于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享庙。我们学校的学生和八里庄小学的学生联合就把李莲英的坟扒了。
我有一个贫农出身的学生王得庆因为老留级,虽然在小学,年级有十五岁了,个子也明显高于其他孩子。他参加了一个中学红卫兵组织,去抄了梅兰芳的家,他还对我说过,他们就在那里住下了。
当然红小兵、红卫兵也来校造反。我们小学老师必须每日到校,学毛主席著作,写大字报,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流毒。而小学生也给老师贴大字报,揭发老师课堂上说了什么反动的言论。这些揭发虽然幼稚可笑,却也使所有的老师心惊肉跳。我们要认真抄下来,准备辩解或检讨。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小学生给我的大字报抄录中的一页
八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去厕所,路过四年级二班的教室,看到一个五年级农村大龄学生带领一帮红小兵正在审问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很瘦小,可能不到十岁,跪在教室中间,低着头。那帮红小兵问一句抽一皮带。
解放军军官的武装带是当时最时髦的衣饰。拥有武装带的学生自然和解放军沾亲带故,血统高贵,是红卫兵里的贵族。而用武装带打人则是最时髦的武器,最酷的,按当时的说法是最帅的。
行刑的方法是叫被审查的对象跪下来,从军上衣解下武装带,劈头盖脸打将过去,而且一定是把有铜扣的一端抡出去,令阶级敌人马上见血,才是最革命的举动。这叫“造反有理”,也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全是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一句顶一万句。铜扣打在头上,是脑袋开花;打在背上,是血淋淋一条。被打的人鲜有不叫起来的,抡下去鲜有不认罪的。
这个大龄学生就是前面提到的王得庆。他抬头看见我说:“我们在审小偷。”我是属于黑五类出身,不敢置一词,但我看这样打下去,那个孩子会被打死,于心不忍,就回办公室告诉了体育老师许嘉华,他是工人出身。
许嘉华拿着语录就去了,对学生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打人。”学生当然不听。也许他依仗是红五类出身,竟然和红小兵吵了起来。我没敢过来,躲在楼道悄悄看着。只见王得庆一挥手,几个红小兵一下就把许嘉华抱住了,许嘉华毕竟不敢还手,于是就被学生摔在地上。这时王得庆凶性大发,抄起一个椅子就砍了过去,狠狠砸在许嘉华腰上。接着王得庆又抡起武装带朝许嘉华头打来。我看许的性命难保,起端又是我叫的他,也就忘乎所以,冲了进去,一把拉住王得庆的手说:“请不要打了”,一面示意许嘉华快逃。
王得庆一面打我拉住他的那支胳膊,一面对我大呼:“你放开手!你放开手!”我不知吃错了哪门子的药,就是不撒手。直到许嘉华爬起来逃出了教室,我才松开手。这时王得庆就把武装带向我抡了过来。我边用左臂挡着,边向教室外退。就这样我一路对抗着解放军武装带的攻击,退到我的教研室。
王得庆也追进了办公室,大多数老师全吓跑了,剩下音乐王老师和美术杜老师呆在那里不知所措。我的办公桌靠墙,我被挤在墙脚,退无可退。幸亏办公桌很大,暂时挡开了王得庆。已经疯狂了的王得庆于是抄起一个个办公椅向我投掷过来,我挥动手臂拨开这些有四条铁腿的椅子。我才知道扔椅子并不那么危险,因为投过来的椅子速度慢,只是看起来可怕,却不会重伤我。
在这个关头,六年级的几个红小兵来了,大概我和学生的关系一直较好,他们把王得庆劝走了。音乐王老师对我说:“快跑啊,快跑回家吧。”她是工人出身,当年也是20岁,吓得直喘,一边说,一边把两个手在空中抓着。我愣了一下,总算明白过来了,窜了出去,离开了学校。
我一路上惊魂未定,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发生此事。王得庆家属于玉渊潭公社,贫下中农出身。是我教的学生,年龄比同班同学大两三岁,脾气暴躁,对同学经常拳打脚踢,用今天的说法是有暴力倾向。但他一向听我的话,因为我和他年龄只差三四岁,从来没有对他拿出老师的架子来。我讲〈自然〉课,经常叫他解释农作物,令他有面子,又有自信,所以即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还是称呼我为“潘老师”。由于他的出身,本来连入队戴红领巾的资格全没有的学生,一下成了学校红小兵的头头。他们的红卫兵公章就拿在他手里。那天他真是打红眼了。
到了家,我腿全软了,几乎瘫在床上。突然我惊坐了起来:“学生要追到家里可怎么办?”那就不是我一个人挨打了,家会被抄,这是肯定的,因为王得庆前天还告诉我他参加了抄梅兰芳家,“可不得了了”。老人会被拷打,而且王得庆一动手打人就失去了控制。
我别无选择,马上起身,立即回学校去,即使我还可能被打。也就是在那几天,我失去了盲目的敬仰,开始自己的思考了。
2024年10月18日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11/%E7%BA%A2%E8%89%B2%E6%81%90%E6%80%96.html
泽伦斯基: 乌克兰军队已与朝鲜军人接战
美国之音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星期二(11月5日)表示,乌克兰军队已与被部署到俄罗斯以协助其对乌克兰战争的朝鲜军队发生交火。
泽连斯基在他每日讲话中说,“与朝鲜士兵的第一次战斗开启了世界不稳定的新一页。”这是他首次正式承认两军之间的交火。
乌克兰国防部长鲁斯捷姆·乌梅罗夫(Rustem Umerov)也确认了朝鲜军队的到来。在接受韩国公共广播公司KBS的采访中,他表示乌克兰与朝鲜军队已进行了“小规模”交战。
乌克兰安全委员会反信息分支负责人安德里·科瓦连科(Andrii Kovalenko)表示,“第一批朝鲜军队已在库尔斯克地区遭到炮击。”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星期二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这是经过好几个世代之后首度有东亚军队积极参与欧洲冲突。”
星期二早些时候,乌克兰军方称其击落了两枚俄罗斯制导导弹以及俄罗斯军队在夜间袭击中使用的79架无人机当中的48架。
乌克兰空军表示,这些拦截发生在切尔卡瑟、切尔尼戈夫、赫梅利尼茨基、基辅、敖德萨、波尔塔瓦、苏梅和日托米尔地区。
扎波罗热地区州长伊万·费多罗夫周二表示,俄罗斯的一次袭击导致至少六人死亡、16人受伤。费多罗夫在电报平台上称,俄罗斯袭击了一个基础设施。
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地区官员也报告称,俄罗斯的一次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并损坏了三栋公寓楼。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表示,它在库尔斯克地区摧毁了六架乌克兰无人机。
布良斯克州州长亚历山大·博戈马兹(Alexander Bogomaz)在电报上表示,没有报告有损失或伤亡。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二在简报会上表示,目前有超过1万名朝鲜士兵在俄罗斯,其中一部分部署在库尔斯克等前线地区。
发言人全河圭称此声明是基于情报部门的信息,该声明是在一天前美国国防部的类似评估后发布的。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赖德(Pat Ryder)少将向记者表示,可能有多达1.1万至1.2万名朝鲜军队在俄罗斯,其中大多数在库尔斯克。
赖德表示,五角大楼无法证实朝鲜军队已参与战斗的报道。
(本文参考了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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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和特朗普在亚洲问题上有何不同?
11月5日的美国总统大选可能会导致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据自由亚洲电台英语组1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下周二美国总统选举,将让世界其他国家准备迎接两种截然不同的潜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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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说,在现任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的领导下,拜登政府在过去四年中一直试图“管理”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专注于与北京的外交,同时建立紧密的反制中国的联盟。这其中包括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AUKUS”协议、与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安排,以及美日韩“三边安全对话”,尽管美国尚未支持“针对中国的亚洲北约”。
副总统哈里斯迄今为止表示,她将采取类似的做法,总统拜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和总统的顶级外交政策“密友”之一、特拉华州参议员库恩斯,都是接替布林肯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热门人选。哈里斯在本周二于华盛顿国家广场发表的演讲中说,“我将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联盟保障了美国人民的安全,使美国更加强大、更加安全。”而此时距离 11 月 5 日的选举日正好一周。
相比之下,特朗普没有花太多时间详述有序的外交政策方针,而是称世界各国领导人比拜登或哈里斯更尊重他,个人风格才是最重要的。
例如,当被问及为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入侵台湾时,这位前总统最近告诉《华尔街日报》,称习近平不敢进行任何入侵,“因为他尊重我…”
在台湾问题上,哈里斯一再重申对台湾的“维持现状”政策,台湾是美国的盟友和自治民主岛屿,北京则称终有一天必须与大陆“统一”。
美国数十年来的立场认为,中国和台湾必须和平协商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越来越不可能出现——而在此期间,双方都不应相互攻击。
“让我重申我多次提出的观点,”哈里斯10 月中旬在中国于台海周边进行军演后表示,“我相信‘一个中国’政策,我相信……台湾有权自卫。”
与此同时,特朗普对台湾提出了相反的暗示。
10 月 25 日,在接受播客罗根 (Joe Rogan) 长达三小时的采访时,特朗普多次提到台湾问题。他首先将台湾与乌克兰联系起来,并指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这两个国家都没有遭到入侵。特朗普在谈到他与习近平和普京的对话时说道“这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对话。我说,‘别这么做’。”
在关税问题上,9 月 10 日,哈里斯和特朗普在美国广播公司(ABC )新闻的辩论中,双方就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提议展开了辩论,因为这可能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
特朗普提议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高达 60% 的关税。哈里斯表示,这将导致通胀飙升,因为中国出口商会转嫁成本,从而阻碍美国经济的复苏。相比之下,哈里斯呼吁减少关税,并更有针对性。
然而,特朗普对任何有关通胀的分析提出异议,相反,特朗普称中国出口商将吸收增加的成本,同时支付可用于减税的“数千亿美元”。
哈里斯则表示,坚持拜登政府对中国征收的相对更有针对性的关税,这些关税的重点,是支持美国工业与中国低成本的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出口竞争。
北京一再抨击这两项提议是保护主义,并呼吁美国恢复自由贸易政策。
尽管如此,对华贸易可能是哈里斯和特朗普在原则上最一致的政策领域之一。
根据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相关人员西尔弗的说法,美国选民已经开始通过“我们的地缘政治地位”来看待贸易,而不是通过贸易对日常商品成本的影响来看待贸易。
西尔弗在东西方中心主办的选举论坛上表示:“他们不一定认为贸易会降低价格并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尤其是中国被视为竞争对手,因此在与中国的贸易方面,我们被视为失败者。” 西尔弗并补充说:“在选举期间,这确实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
在朝鲜问题上,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表示,朝鲜最近在乌克兰战争中与俄罗斯并肩作战,这一新兴联盟威胁着地区和全球安全。
博尔顿周三在《国会山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表示,俄罗斯反过来支持朝鲜核计划的前景“危及韩国、日本和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并警告说,反美“轴心”正在形成,中国和伊朗也参与其中。
博尔顿还预测,特朗普可能会再次寻求与金正恩交好,同时抛开美国对首尔和东京的保证。
2022 年 9 月,哈里斯以副总统身份访问首尔时,重申了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与韩国和日本结盟对抗朝鲜。在竞选过程中,她还明确表示不会“亲近”像金正恩这样的世界独裁者。
报道说,就特朗普而言,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平息哈里斯和博尔顿的指控。特朗普则称,在紧张时刻,他会表现出个人风格。
特朗普在罗根播客上说,“我和金正恩在一起过。我和他相处得很好,”他并回忆起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良好关系”,称“这是件好事。这不是坏事。”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庄嘉颖表示,特朗普将把个人关系放在首位,而哈里斯可能会维持拜登政府在联盟建设方面的努力。
庄嘉颖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这意味着强调联盟和伙伴关系的价值并与之密切合作,” “自上一任总统以来,特朗普对联盟和伙伴关系表现出了更多的怀疑态度,但以色列等关键国家除外。”庄嘉颖说,“特朗普的言论似乎基本一致,”,“这意味着美国联盟和伙伴关系可能会重新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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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学教授被限制出境 “边控”正在被滥用
据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在社交平台X发文透露,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梁兴国在11月2日准备去香港时发现被限制出境,原因疑似两年前投稿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任期制:共和国重要的制度基础》的文章。更不可思议的是,与他同行的妻子也一同被边控。
近年来被曝限制出境的中国人士越来越多,很明显,北京正在将限制出境作为控制言论的新手段。
法学教授及妻子一同被边控
据公开资料,梁兴国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据时评人蔡慎坤转发的梁兴国本人的声明:“我的专业是法理学,孟德斯鸠是我特别喜爱的法律思想家之一。我当时因读他的《论法的精神》和《罗马盛衰原因论》和一些共和主义的文章后,受启发而写了这篇纯粹的法学理论文章,其如文所见,只是在人类社会一般意义上讨论了一下共和国制度问题。”
这篇文章也并没有直接针对习近平或中国的内容,不过其中写道:“共和国为什么要对领导人的任职届数进行限制?根本原因在于,共和国的宗旨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最高领导人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人性的局限。……于是,领导人干完一任接着第二任、第三任。国家名义上虽然还是共和国,实质却已变质为独裁社会。”
蔡慎坤向自由亚洲透露,文章发表后,校方找梁兴国谈话三次,主要是调查梁兴国写此文是孤立发声还是有人授意,调查后发现梁兴国只是一名普通的法学老师,发表此文也没有任何背景,便对梁兴国进行了批评。梁兴国随后按要求向《联合早报》提交了《撤稿信》,同时写了《保证书》,不再向境外媒体投稿。此后,梁兴国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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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讲述梁兴国事件经过。(X截图)
此次出境是梁兴国与妻子到香港游玩,在他们买机票时就得到学校通知,可能会无法出境,且梁兴国的妻子也被一同“边控”。蔡慎坤说,“因为学校也是口头通知,没有任何证据,他们想试一下,要一个法律证据。”
据梁兴国及夫人记录的在上海虹桥机场的经历,他们在虹桥机场从早上6点30坚持到下午3点30左右,最后因警方强力介入,被强行“请”了出来。
梁兴国妻子的记录写道:“当时情况,如果否定回答,就要被架出去。于是我们起身自行走出来,在几位彪形大汉的‘护送’下。虹桥机场,给我们两人留下终生的心理阴影了。”
梁兴国本人随后在微信发表的声明中写道:“他们拒绝给我们任何书面材料以证明我们被禁止出境。我们抗争了,但在强大的权力面前,我们二位讲理讲法的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
边控是个巨大的制度黑洞
边控,即边境控制,原本是为防止涉案人员其借出境之机逃避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给境内的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等带来重大损失,而通过法定程序在国边境口岸对之采取限制出境的一种保全措施。
但近年来,这种对犯罪嫌疑人的措施,正越来越多地用在中国境内知识分子身上。近年来被曝出遭遇“边控”的有:著名作者章怡和、法学教授贺卫方、独立记者高瑜、宪政学者张千帆、北京徐晓冬、律师陈秋实、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和郭于华、历史教师袁腾飞等。
一位熟知中国出入境情况的人士在今年2月向自由亚洲透露,中国各地出入境管理局和机场海关,防止包括维权律师、法律和历史学者及异议人士出境。
遭遇过边控的人权律师陈建刚对自由亚洲回忆,2019年,他打算带着家人出香港时,在北京机场海关被告知不能出境,“我,包括我全家都被禁止出境。当时我们家小儿子还不到一周岁,也在限制出境的行列之内。”
和梁兴国教授一样,他也要求海关给出限制出境的理由和文件,“他们只是说我们接到只是命令,不允许你,包括你全家出境,至于什么原因,就是你们出境危害国家安全,要书面的东西不可能给你。”
陈建刚说,利用本应控制涉案人员的手段,限制与案件无关人士的出入境自由,显然是违法的,而且也没有任何司法救济手段。“合法行为就是说当行政相对人有异议,我能知道是哪一个机关对我采取了这个限制出境的行政行为,我能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能够得到法院依法的裁定或者判决,这样叫一个合乎现代文明逻辑的法律行为。但就我所了解,现在中国被限制出境几乎是无药可救,没有任何有效的行之有效,或者说能让你看得到透明、 合法的渠道,来试图追求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对自由亚洲分析说,中国的边控机制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中国的边控名单非常广,而且不公开,因此许多人是到了机场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名单上。而且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很多部门是可以随意把人放到边控名单的,但放进边控名单的那个机构,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别人在做同样的事情。”
据周锋锁所知,一旦被边控,就很难解除,许多人在边控名单上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比如吾尔开希的父母,边控30多年,永远不准出来看他。”
知识分子的空间越来越小
在知识分子、学者和律师身上,采用边控手段,其目的是什么?
陈建刚认为有两种目的。一是对于人权律师、知识分子或异议人士,多数是具备相对强的表达能力,“一旦出境之后,这些人中共认为我们对国家有伤害或者说威胁的能力”。
第二种,是控制已经出境的人士的家属,“我把中国之内你们的家属作为人质来控制住,就是流行一个新词叫‘软肋’嘛,控制住你的软肋,你们在海外就不敢说话了,这种也是大量的存在的。”
陈建刚表示,这种手段有时候还是非常有效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有家庭的,你这个这种状态不仅是伤害你自己,而且是伤害你的父母妻儿老小,99.99% 的人都会选择屈服,很多的律师已经选择远离敏感案件,不敢再发声,网络上销声匿迹,选择了蛰居的状态,这也是人之常情。”
周锋锁则认为,边控也可以看做一种惩罚,“大部分时候它是一种报复性、惩罚性的很恶毒的机制,就是要限制人的自由。”此外,在中国各阶层均有人选择离开中国的背景下,这也是闭关锁国政策的一部分,“现在各个阶层都在大逃亡,疫情之后包括以前不关心政治的中产阶级大逃亡,他(指习近平)肯定要想办法堵住。他看所有的人都是敌人,他的权力就在于控制,就是把所有的人当做囚徒。”
蔡慎坤说:“中共现在是吸取了蔡霞出境后的教训,凡是批评中共的,妄议过他(习近平)的,不允许你出来乱说。很多学校教授的护照都不在自己手上了,出国都要申请,批了之后才会把护照发给你,尤其是人文学科,原则上是严格控制。”
他还介绍,现在大陆许多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连发牢骚的权利都没有”,这也导致很多知识分子完全不发声,也不表达专业意见。“现在的国内的学术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习近平思想和理念,随随便便可以拿到惊人的经费,其它方面也不用研究,也没有经费给你,发表专业意见也可能是扭曲的,就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
责编:安克 网编:伍檫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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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4 November 2024
余烬后的香港 断垣望归燕
自由亚洲
时代的列车轰轰地往前开,窗外时而繁花盛开、时而花果飘零。我们坐在车上,经过那几条物是人非的街衢,看到维多利亚的烛光既成灰烬,两岸的灯火亦成苍白。当初的烽火戛然而止,余烬后没有了人山人海,你独自暗忖这台时代的列车将会驶向何方。
张爱玲在《烬余录》写香港,是从旧上海人的角度去写的。上海跟香港演的,是一出远东双城记。昔日黄浦满街霓虹,弥漫着稀有贵族的气氛。燕子在浦江春暖花开之际到处飞翔,燕语莺啼,美不胜收。哪有人得知燕子哼唱的却是夕阳之歌。
1949年的上海惹来很多遐想。张爱玲惋惜人们只顾纸醉金迷,在店铺的橱窗里找寻自己一瞥即逝的影子。一个终被共产党接收的资本主义城市,彷佛曾三番四次偷步剧透香港的另一结局。
由英国没有占领邻近的舟山而选择了香港、到《南京条约》开放通商后各国在上海设立租界,以至战后国民政府错失接收香港的时机,无不让人惊叹历史轨迹往往只差毫厘。不过这些故事,仍不比一个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堕落来得触动人心。
上海本应比香港更得天独厚
二十世纪初上海的繁华俨如昙花。打开当时的远东地图,不论政治和地理上,上海本应比香港更得天独厚。战前中国近半数存款和至少86间银行总部都设于上海,黄金买卖规模更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同时又有33间外资银行在当地设行,同期香港只有17间。上海的外国人(Shanghailanders)更自诩大都会居民,发展出以租界利益为依归的主体意识,甚至反过来鄙视当时的香港人为愚笨的被殖民者。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1943年美英将公共租界归还重庆政府,亲日的南京政府则在维希法国手上夺得法租界。日本投降后,中国内战加上通胀急剧恶化,国民政府强推金圆券失败,始令上海商人开始迁往香港等地。1949年淞沪战役后,由于中共的敌视态度和联合国实施韩战禁运,外资银行陆续撤离上海。到1950年代中期,所谓“外资银行”实际只剩下香港的汇丰、渣打和东亚,以及新加坡的华侨银行共四间。旧上海人去楼空,燕雀南飞,只剩一片断垣败瓦。
香港在慢慢地从远东地图中消亡
香港没有即时的热战和通胀威胁,但政府统计由2019年至去年底,已有205间外资总部撤出香港,持牌银行数目则减少13间,包括撤走的澳洲国民银行和多间印资银行。外资银行即使不全面撤离,亦趋向缩减业务。德银及美银早前就分别将高层及交易人员转移到新加坡,中资在港设立区域总部的数目亦首次超越美资,象征式保留在港业务充撑出来的数字将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已制裁多间转运战略物资至俄罗斯及伊朗的香港公司,一旦有本地银行牵涉在内,亦存在被制裁风险,而对冲风险的方法只有避之则吉一着。货柜码头的空荡,既是航线回避香港的开端,亦是香港从远东版图中消亡的起始。
港元将逐渐演变成像1949年前的银元一样
中共接管上海初期发动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前者是由于上海人为求维持银元流通而抵制人民币,导致上海市军管会难以容忍人民币无法流通以及物价波动带来的管治危机。最终中共中央决定政治干预,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取缔银元并拘捕使用银元的投机商人。遭强行贬值后的银元,主导地位旋即被人民币所取代。虽然港元是香港法定货币,而外汇储备维持联系汇率尚算稳定,但港元在中共眼中有两大根本问题,其一是货币暗示经济主权,其二是与美元挂钩渐趋向政治不正确。港大年初的研究指出联系汇率对维持香港吸引力和经济稳定攸关重要。维持现况的最大诱因,并非北京认可港元的政治含意,而是避忌与美元脱钩将冲击社会稳定。当经济下滑或人民币迈向自由兑换,港元将逐渐演变成像银元一样的政治选项。当前,香港已加速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及扩大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香港国际金融学会的中国学者率先提出推行“第二港币”与人民币挂钩应对地缘局势紧张,同时《基本法》亦未排斥将人民币纳入法定货币的可能性,因此人民币使用场景增加而港元边缘化的未来并非遥不可及。
“米棉之战”则针对上海投机商人和人民币大量发行招致物价飞升,动用国家粮食储备和国营粮食公司解决经济危机。放在今日,则是香港傀儡制度将配合国企争夺本地市场以解决中国经济压力。近来,北京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可理解成动用举国之力发展新兴产业。面对中国网约车平台相继登陆香港,一向未见动静的港府随即宣布引入的士车队制度及研究规管网约车框架。若本地制度只随北京政策改弦易辙,公平营商环境将难复再。
香港实现“国进民退”只是时间问题
政权对民族资本家不信任,掀起公私合营的序幕。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改造”彻底颠覆了上海的资本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制度与香港原有经济结构不完全兼容。英治时期,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的PPP模式在建造海底隧道时已存在。惟北京眼中的公私合营,是利用公共资源作利诱,加入政府或国企投资以控制财团及发展商。例如最近新世界发展与多间中国企业签订协议发展粉岭北部都会区,对象就包括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全资拥有的国企。“三反五反”期间,中共依仗民粹粉碎上海工商业。照板煮碗,当企业依赖国家,一举借势歼灭香港裙带资本主义,实现“国进民退”,可能只待时机成熟。
浮华褪尽,人比烟花寂寞。那年的上海,诉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被共产主义湮没的故事。现在谈起旧上海的璀璨,世人只剩依稀印象,就如没有人会在香港茶餐厅边啖罗宋汤,边想海派西餐、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共解放上海之间的历史脉络。唯愿在动荡时洪流里,毋忘外滩的长街上,有过在黑白颠倒岁月里出现的影子;毋忘那片断垣仍在盼望燕子的归来。
时代的列车轰轰地往前开,窗外时而繁花盛开、时而花果飘零,留低哪种意义就看世间怎记载。
2024-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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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广场 | 比祖国统一更高的价值
帝王视角和人民视角
“中国有多大?”这是一个皇帝应该关心的问题,这是一个帝王视角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人民视角的问题。现代公民应该关心的是和自己的生活利益相关的问题。而奇怪的是,有许多中国人明明自己的身份是人民,却总是从帝王的视角看待问题,整日替帝王操心,而他自己偏偏不是帝王。
我的台湾朋友告诉我的福建朋友他最近去日本旅游了,我的福建朋友问:你的日本签证办了多久?我的台湾朋友说:没办,直接买机票去机场就好。
日本和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但是他们的国民可以免签证去对方的国家旅行。我们总是说香港,澳门,台湾都和我们是同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去这些地方却需要办理证件和手续。
欧盟有二十多个成员国,但是法国人去德国旅行,学习,工作,非常方便,就像从福建省去广东省一样。法国人不会觉得德国领土不属于法兰西帝国给法国人带来了什么麻烦和困扰。
只要两岸之间拥有充分自由的人员交流,经济交流,文化交流,那么即便我们不属于同一个国家又会给人民带来什么损失呢?相反,如果我们不能随意去台湾旅行学习工作,那么即便台湾属于中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回答我的福建朋友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台湾不愿意和中国统一?因为台湾人不愿意放弃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差别成为了不必统一的理由。
同样,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也存在着社会制度的差异,这也成为了香港不愿意变得像深圳一样的理由。只是香港没有办法,已经回归了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实体。如果香港可以通过独立保护自己的自由和法治的话,那么独立一定会成为一种选择。
为什么今天会有新疆人民和西藏人民要求独立呢?那是因为他们想要保护属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应该给予新疆和西藏以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力。如果不想新疆西藏独立,那么应该给予他们高度自治的权力。
中国人由于在帝国制度和帝制思维下生活了几千年,所以很难摆脱帝王思维和帝王视角。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现代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不是帝王的国家,21世纪是人民的世纪,不是帝王的世纪。我们需要学会理解人民主权和民主思维,从人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替帝王操心。
“中国是否统一”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祖国统一更高的价值,那就是尊重他人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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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交平台出现失业哭诉潮 求职者面临严峻挑战
自由亚洲
中国的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在抖音、快手和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与“失业”相关的话题层出不穷。许多用户在这些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经历,有人哭诉生活的艰辛,有人抱怨职场的不公,也有人表达无奈与愤怒。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许多年轻人在抖音、微信、快手以及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抱怨被公司裁员或找不到工作。本周一,一位失业女子在抖音发布视频,哭诉道:“失业了,我可能要活不下去了。今天刚办理完离职手续,今天是我上班的最后一天。都说2024年很多大公司都在裁员,没想到我也在其中。今天早上我还高高兴兴地去上班,结果下午老板就紧急召开会议,告诉大家今天的工作到此为止。”
这位30多岁的女子还表示,外面工作难找:“有个女同事刚生完二胎,大家都在说找工作各有各的难。我想到我每个月固定的开销——房贷、水电、吃喝拉撒睡,还有分期付款的信用卡,每个月固定花销都在一万元以上,突如其来的失业让人措手不及。”
中国顶尖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在2024年进行了大规模裁员。阿里巴巴在第一季度裁员14,369人,第二季度又裁员6,729人,使得年初以来的裁员总数超过2万人。而腾讯从2022年起陆续裁员,截至2024年累计减少了大约10%的员工,涉及多个部门。
“互联网公司每三个月裁员一次”
一位从事互联网工作的网民说,自疫情以来,她很难再找到工作:“北漂五年了,我们至今没房没车没户口。不过到了这种时候,还真庆幸自己没房没车。我是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的。现在互联网市场不景气,公司几乎每三个月就要大裁员一次。在过去的三年里,我经常加班到凌晨两三点,甚至生孩子的前一天也在处理工作,在家时,我从未提起被裁员的事。”
今年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达1,170万。据多位人士透露,今年大学生的实际就业率大约为五成,比去年更低。许多企业从老员工开始裁员。
网民王海宏说:“我今年50岁,27年前从江苏一小地方来到上海打工,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才买了房车,成家立业。原以为人到中年能在职业道路上稳定前行。”
王海宏没想到公司突然裁员,轻易打破了他的愿望,让他成为裁员大潮中的一员。他说:“裁员如今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就像一座大山,无从下手。”
据报道,不少公司明确拒绝聘用35岁以上的人,这使得该年龄段的求职者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成熟的职业技能;另一方面,却因年龄原因被排除在外,无法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被裁员后去图书馆假装工作
在微信视频中,许多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不讳言近期去星巴克或图书馆“消磨时光”,以避免让家人知道自己已失业。一位武汉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说,他每天像很多人一样去图书馆坐着,无所事事:“上一份工作被裁以来已经四个多月了,我就一直假装上班,每天早上七点多起床,八点就到图书馆,可八点到时已经很难找到座位。你们可能想不到,图书馆里有很多像我一样假装工作的人。我认为假装上班不是逃避,而是让生活状态和上班时一样。”
网络上有评论认为,中国城市中新出现的“新型流浪汉”指的是一群网络科技失业人士,他们在图书馆度日,以维持“体面”身份,靠积蓄维持现状,直到找到新工作。
中国失业问题尚未到最严重时刻
资深财经评论人士蔡慎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还未到最严重的时候:“我认为失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现在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上,很多人在哭诉。当然,有些人是为了博流量,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在真实反映现状。这是中国失业状况的一个基本反映。”
蔡慎坤认为,大量失业不仅反映了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困境,也揭示了社会对失业问题的关注和担忧。他说,现在并不是政府投入资金就能刺激经济、拯救企业的时候:“企业现在不愿意投资,也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民营企业如何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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