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社媒近来纷传“看守所爆满”现象。据多名律师爆料，多地看守所人满为患、甚至有扩建的打算。中国法检机关的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抓捕和定罪人数皆呈近两位数增长，凸显当局维稳严打和“轻罪化”等趋势。此外，观察人士说，中国经济下行，地方财政紧张，地方公安以罚增收、以罚代管的“创收”型执法，也恐是看守所短期羁押人数大增的原因之一。
多名律师透露中国看守所人满为患
早在八月，四川律师王瑞就通过抖音视频透露，他在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时目睹，12人的监室关了20多人，10米长的大通铺人挤人得侧着睡。他还说，因为今年抓太多人了，中国多地都在计划扩建看守所。
成都刑事律师刘荣静8月20日也于小红书发布视频称，今年看守所“人山人海”、“快装不下了”。她也说，她会见当事人时，监室里只有小风扇，几十人只能侧睡在大通铺。她以律所上半年接案经验分析，许多可取保的轻微罪嫌疑人改遭拘留，出现“逮捕人数增加，争取无罪概率减少”的现象。美国之音私下找到刘荣静，希望取得进一步内情，但她拒绝受访。
对此，曾因“颠覆国家政权罪”遭中国关押5年的台湾社运人士李明哲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狱所人满为患应是常态。他自己2017-2022年服刑期间就有第一手经验，16人监舍住了24人，房舍实在挤不下人时，就在厅区摆上行军床，让新进犯人睡，由此推断，移送监狱前的看守所人数也不会少。
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具名的中国人权律师告诉美国之音，网上盛传的“看守所爆满”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某律师最近代理的一位当事人，北京保险员刘美香遭构陷“贪污”罪后，就被关押在河北省邯郸市的第三看守所。那“十多平米的羁押室里住了28人，十几平米约是7-9人的容纳量。”这位律师说。
中国官方数据也佐证抓捕、定罪人数持续走升。据中国最高检察院7月29日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批准逮捕36.7万人，同比增长了18.5%。该院3月发布的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也指出，去年全国决定起诉168.8万人，同比上升17.3%。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7月19日也公布，各级法院今年上半年判处定罪78.8万人，同比增长8.47%。其中，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罪犯占87%，同比增长近10%。
维稳优先，开启中国“轻罪化”时代
位于台中的逢甲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林展晖分析，中国扩大国安定义、拉高社会维稳层级，走向“合法行为轻罪化、轻罪行为重罪化”，是看守所人满为患的原因之一。
林展晖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在刑事打击面不断地扩大，透过所谓的以刑治国。（除）经济犯罪的维稳外，群体性抗议、政治问题（都）必须通过国安法规来进行维稳，会花这么大的心力（抓捕），就代表你（中共政权）不稳定，可能现在不满习近平的声音、社会的抗议行动其实是越来越多了。”
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应勇3月8日于全国人大工作报告中表示，去年以国安为由批准逮捕犯人72.6万人，总计抓捕或起诉逾240万人。
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
台湾民运人士李明哲则研判，中国法检机关今年抓捕人数大增，或与习近平政府换届期间，中共领导班子假借“扫黑除恶”名义，打击不同派系势力有关；另外，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恐也提高抓捕率。
他说，看守所爆满有助地方政府按关押人头向省政府请领日常经费补助，或增加“罚没收入”，如抓捕经济犯罪者，可没收财产充公，或提高交通、商业违规等各类罚款来为地方政府创造收入。
他还说，监所犯人自费购买日用品或升级伙食，或强迫犯人劳动，都是看守所“超收达成创收”的手段。
李明哲说：“我们在看守所的日用品，包括卫生纸是要自己买的。看守所人满为患，他们买东西就是看守所重要的收入来源。现在经济下滑，看守所为了生存、地方政府为了创收，过去被默许这些灰色地带，他全部当理由，抓了很多人进来。”
李明哲说，这是中国法律“没有标准”的恶果，当局放任警察灰色地带抓人的“人治”，演变成地方政府一缺钱就抓人的另一种“人治”。
逢甲大学的助理教授林展晖也观察到，中国地方政府通过行政裁罚增加财政收入的趋势，如各地城管加强取缔流动摊贩、市容环境等，透过短暂关押，最后以违规罚款来充盈地方财库。
经济下行是中国犯罪增加导火索
过去一个星期，中国两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发改委和财政部相继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一揽子增量政策以挽救经济。林展晖认为说，中国看守所爆满与经济下行和经济犯罪也有密切关联。
他说，首先，中国经济疲软，青年失业率上升、企业裁员、工厂倒闭，就业难都是犯罪率走升背后的导因，尤其人们为了“糊口饭吃”，窃盗、抢劫等轻罪频发，也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度。其次，中国贫富差距大衍生社会矛盾，低收入者恐铤而走险“劫富，来济自己的贫穷”。
最后，他说，因为中国内需萎缩，房价、物价等生活成本高涨，经济边缘人恐为“吃免费牢饭”而从事犯罪，遑论地下经济、“黄赌毒”犯行或网络交友诈骗、虚拟货币诈骗和非法传销等新型经济犯罪与日俱增。
针对中国“刑事立案、判刑人数逐年增加”的趋势，位于浙江、曾任职检察院的小红书法律博主“折翼的独角兽”在一篇分析的贴文中也提到了新型经济犯罪的问题。他在9月1日的贴文中说：“第三，互联网普及下，开设赌场、帮信（帮信罪，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犯罪，却为其提供技术支持）等黑灰产业擦边球赚钱空间扩大，新型经济犯罪频发；第四，地方扩大打击网络平台涉赌等犯罪，单起案件从负责人到小主播涉案人数多则破万。”
除此之外，他还认为中国刑法修正案新增罪名以及昨年制定的入罪标准低都造成了现在“刑事立案、判刑人数逐年增加”的趋势。博主“折翼的独角兽”因议题敏感，婉拒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中国看守所爆满消息也在海外华人社群引发热议，纽约网友“Simon Chat”10月3日在前身为推特的X平台发文称：“没工作吃饭的都想办法去监狱吃牢饭了，中国管吃管住的地方只有这了。”香港网友“贝云云”也回应称：“这是中国经济下行的必然趋势。”
林展晖警告，中国犯罪人口大增，恐也拖垮中国财政，以看守所平均每人伙食费人民币20元为例，若为“免费牢饭”入狱者众，最终恐形成庞大的财政负担。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10/%E4%B8%AD%E5%9B%BD%E7%9C%8B%E5%AE%88%E6%89%80%E5%86%8D%E4%BC%A0%E4%BA%BA%E6%BB%A1%E4%B8%BA%E6%82%A3%7C%E5%88%86%E6%9E%90%EF%BC%9A%E4%B8%AD%E5%85%B1%E7%BB%B4%E7%A8%B3%E4%BC%98%E5%85%88%EF%BC%8C%E5%BC%80%E5%90%AF%E2%80%9C%E6%B3%9B%E7%BD%AA%E5%8C%96%E2%80%9D%E6%97%B6%E4%BB%A3.html
Tuesday 15 October 2024
朝鲜炸毁朝韩连接路段 韩军进行应对射击
15日，韩国表示朝鲜炸毁了京义线、东海线南北连接道路部分路段。作为回应，韩军还向两国的军事分界线以南“实施反制射击”。
当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布文字公告称，15日中午左右，朝鲜炸毁了京义线、东海线南北连接道路军事分界线北侧的部分路段，“朝鲜恣意采取疑似旨在切断连接道路的爆破行为，目前正投入重型装备进一步开展工作”，“韩军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地区进行了应对射击”。京义线与东海线是分别在韩半岛的西部与东部连接南北的道路。京义线始发首尔站，经高阳、坡州，连接朝鲜开城、平壤、新义州，全长499公里的铁路，于1906年由日本开通。东海线连接襄阳至元山区间，全长180公里的铁路，金刚山也属于这一区间。8月份，朝鲜切断了京义线和东海线铁路，此次则完全炸毁了韩朝连接公路。
韩国联合参谋称，“韩军正在密切关注朝军活动，并在韩美合作下加强监视及警戒态势，确保万全的应对态势。”其表示爆炸没有造成韩军损失。不过，韩国军方在两国的军事分界线以南“实施反制射击”，并呼吁靠近北纬38度线的三个村庄平民不要移动。
韩国14日便警告说，朝鲜疑似正为炸毁公路做准备。上周，朝鲜谴责韩国自10月以来，多个无人机飞行器在其首都上空飞行，投放充满“煽动性谣言”的宣传传单。韩国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对此表示否定，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也发表声明称“无法确认朝鲜的指控是否属实”。 当地媒体指韩国的“脱北者”组织惯于使用气球向北方散发宣传材料和美元。朝鲜则坚持认为，韩国当局应对此负责。朝鲜13日警告说，如果再次侦测到无人机，朝鲜将视其为“宣战”。
14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召集高层国家安全会议，下令制定一项“立即军事行动”计划。朝中社报道说，此次会议上，官员们听取了有关“敌人严重挑衅”的报告。金正恩在会议上“阐明了强硬的政治和军事立场”，“他指明了当前军事行动的方向，提出了完成遏制战争行动并行使自卫权的重大任务”。
韩国14日则表示，已做好“万全准备”，一旦遭受攻击就会立即回击。
美国之音、朝鲜日报等综合
from 博聞社 https://bowenpress.com/news/bowen_341554.html
当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布文字公告称，15日中午左右，朝鲜炸毁了京义线、东海线南北连接道路军事分界线北侧的部分路段，“朝鲜恣意采取疑似旨在切断连接道路的爆破行为，目前正投入重型装备进一步开展工作”，“韩军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地区进行了应对射击”。京义线与东海线是分别在韩半岛的西部与东部连接南北的道路。京义线始发首尔站，经高阳、坡州，连接朝鲜开城、平壤、新义州，全长499公里的铁路，于1906年由日本开通。东海线连接襄阳至元山区间，全长180公里的铁路，金刚山也属于这一区间。8月份，朝鲜切断了京义线和东海线铁路，此次则完全炸毁了韩朝连接公路。
韩国联合参谋称，“韩军正在密切关注朝军活动，并在韩美合作下加强监视及警戒态势，确保万全的应对态势。”其表示爆炸没有造成韩军损失。不过，韩国军方在两国的军事分界线以南“实施反制射击”，并呼吁靠近北纬38度线的三个村庄平民不要移动。
韩国14日便警告说，朝鲜疑似正为炸毁公路做准备。上周，朝鲜谴责韩国自10月以来，多个无人机飞行器在其首都上空飞行，投放充满“煽动性谣言”的宣传传单。韩国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对此表示否定，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也发表声明称“无法确认朝鲜的指控是否属实”。 当地媒体指韩国的“脱北者”组织惯于使用气球向北方散发宣传材料和美元。朝鲜则坚持认为，韩国当局应对此负责。朝鲜13日警告说，如果再次侦测到无人机，朝鲜将视其为“宣战”。
14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召集高层国家安全会议，下令制定一项“立即军事行动”计划。朝中社报道说，此次会议上，官员们听取了有关“敌人严重挑衅”的报告。金正恩在会议上“阐明了强硬的政治和军事立场”，“他指明了当前军事行动的方向，提出了完成遏制战争行动并行使自卫权的重大任务”。
韩国14日则表示，已做好“万全准备”，一旦遭受攻击就会立即回击。
美国之音、朝鲜日报等综合
from 博聞社 https://bowenpress.com/news/bowen_341554.html
数字揭开中立面纱：中国九月份对俄出口创九个月以来最大增幅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海关周一（10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同比增长15.7%，创九个月以来的最大增幅，也超过了八月份的10.1%。
但中国从俄罗斯的进口却同比下降了9.2%，跌幅远超八月份的1.1%。有报道说，俄罗斯对华出口下跌主要与俄罗斯出口商遭遇支付困难有关。受美国制裁的影响，中国买家都不愿意与俄罗斯进行直接的货币支付，以规避西方制裁。
今年前九个月，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2.7%，达到1.28万亿元人民币（1,803亿美元）。
中国总理李强在今年八月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Mikhail Mishustin）举行会晤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承诺，将“继续全面深化经贸、投资、能源、金融、科技、人文和地方等领域合作，共同努力提升务实合作的稳定性，协同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迈上新台阶”。
中国官媒引用李强当时对米舒斯京的话说，“双边贸易保持增长势头”，“我们对进一步深化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充满信心、也充满希望”。
俄乌战争是中俄贸易的加速器。2021年中俄贸易为1470亿美元，到2022年跃升至1902.7亿美元，增长约30%。2023年猛增至2401亿美元，涨幅26.3%。中俄在2019年确立了双方贸易翻番的目标，这个目标因俄乌战争而提前实现。
与中俄贸易暴涨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美国与西方的对俄贸易的断崖式下跌。据欧盟统计，2022年，俄罗斯和欧盟的贸易总额达到2580亿欧元，创八年最高记录。但2023年前11个月，俄欧贸易额同比下跌66%，为825亿欧元。目前，俄罗斯在欧盟进出口中的份额已经无足轻重，还不到2%。
美俄贸易同样出现了断崖式下跌。2021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额为360亿美元，2022年降为161.6亿美元，降幅超过55%。2023年，美俄贸易额下降至52亿美元，连战前数字的零头都不到，跌幅高达86%。
此外，日本对俄贸易也从2021年的208亿美元下降至2023年的80亿，降幅超过40%。韩国与俄罗斯的俄贸易总额在2021年为272亿美元，到2023年只有150亿美元，跌幅45%。
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的数据，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已经没有了西方国家。
路透社上周报道说，中国汽车制造商奇瑞（CHERY.UL）在俄罗斯三家工厂开始组装汽车。这三家工厂之前属于大众、奔驰和日立（日本）三大汽车公司。这三家汽车巨头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为制裁俄罗斯而退出了俄罗斯市场。中国奇瑞公司趁机填补了它们留下的空白，进军俄罗斯市场。
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名义上自称是中立国家，但实际上却站队俄罗斯一边，在国际场合不仅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而且为这种侵略行为寻找借口，将战争责任推给美国和北约。
最近，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通过贸易活动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支持，其中还包括许多军民两用的商品提升了俄罗斯的军工制造能力。此类商品包括无人机、制造武器弹药所使用的机床和军工原材料和零部件。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10/%E6%95%B0%E5%AD%97%E6%8F%AD%E5%BC%80%E4%B8%AD%E7%AB%8B%E9%9D%A2%E7%BA%B1%EF%BC%9A%E4%B8%AD%E5%9B%BD%E4%B9%9D%E6%9C%88%E4%BB%BD%E5%AF%B9%E4%BF%84%E5%87%BA%E5%8F%A3%E5%88%9B%E4%B9%9D%E4%B8%AA%E6%9C%88%E4%BB%A5%E6%9D%A5%E6%9C%80%E5%A4%A7%E5%A2%9E%E5%B9%85.html
美国之音
中国海关周一（10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同比增长15.7%，创九个月以来的最大增幅，也超过了八月份的10.1%。
但中国从俄罗斯的进口却同比下降了9.2%，跌幅远超八月份的1.1%。有报道说，俄罗斯对华出口下跌主要与俄罗斯出口商遭遇支付困难有关。受美国制裁的影响，中国买家都不愿意与俄罗斯进行直接的货币支付，以规避西方制裁。
今年前九个月，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2.7%，达到1.28万亿元人民币（1,803亿美元）。
中国总理李强在今年八月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Mikhail Mishustin）举行会晤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承诺，将“继续全面深化经贸、投资、能源、金融、科技、人文和地方等领域合作，共同努力提升务实合作的稳定性，协同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迈上新台阶”。
中国官媒引用李强当时对米舒斯京的话说，“双边贸易保持增长势头”，“我们对进一步深化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充满信心、也充满希望”。
俄乌战争是中俄贸易的加速器。2021年中俄贸易为1470亿美元，到2022年跃升至1902.7亿美元，增长约30%。2023年猛增至2401亿美元，涨幅26.3%。中俄在2019年确立了双方贸易翻番的目标，这个目标因俄乌战争而提前实现。
与中俄贸易暴涨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美国与西方的对俄贸易的断崖式下跌。据欧盟统计，2022年，俄罗斯和欧盟的贸易总额达到2580亿欧元，创八年最高记录。但2023年前11个月，俄欧贸易额同比下跌66%，为825亿欧元。目前，俄罗斯在欧盟进出口中的份额已经无足轻重，还不到2%。
美俄贸易同样出现了断崖式下跌。2021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额为360亿美元，2022年降为161.6亿美元，降幅超过55%。2023年，美俄贸易额下降至52亿美元，连战前数字的零头都不到，跌幅高达86%。
此外，日本对俄贸易也从2021年的208亿美元下降至2023年的80亿，降幅超过40%。韩国与俄罗斯的俄贸易总额在2021年为272亿美元，到2023年只有150亿美元，跌幅45%。
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的数据，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已经没有了西方国家。
路透社上周报道说，中国汽车制造商奇瑞（CHERY.UL）在俄罗斯三家工厂开始组装汽车。这三家工厂之前属于大众、奔驰和日立（日本）三大汽车公司。这三家汽车巨头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为制裁俄罗斯而退出了俄罗斯市场。中国奇瑞公司趁机填补了它们留下的空白，进军俄罗斯市场。
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名义上自称是中立国家，但实际上却站队俄罗斯一边，在国际场合不仅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而且为这种侵略行为寻找借口，将战争责任推给美国和北约。
最近，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通过贸易活动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支持，其中还包括许多军民两用的商品提升了俄罗斯的军工制造能力。此类商品包括无人机、制造武器弹药所使用的机床和军工原材料和零部件。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10/%E6%95%B0%E5%AD%97%E6%8F%AD%E5%BC%80%E4%B8%AD%E7%AB%8B%E9%9D%A2%E7%BA%B1%EF%BC%9A%E4%B8%AD%E5%9B%BD%E4%B9%9D%E6%9C%88%E4%BB%BD%E5%AF%B9%E4%BF%84%E5%87%BA%E5%8F%A3%E5%88%9B%E4%B9%9D%E4%B8%AA%E6%9C%88%E4%BB%A5%E6%9D%A5%E6%9C%80%E5%A4%A7%E5%A2%9E%E5%B9%85.html
借机生事徒增台湾人民反感
来源:
自由时报
赖清德总统连续在庆祝双十节的场合讲话，基于现实状况和史实，合乎常识和常理，受到国人普遍称许，国际主要新闻媒体大都赞扬，认为自信、坚定兼具和解。中国却气急败坏，不仅发动文攻，继扬言采取贸易报复行动后，昨天更宣布实施环绕台湾海域军事演习。
赖清德双十节两次讲话，先是五日于庆祝晚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中华民国反而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五岁以上民众的祖国；但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已七十五年，可不必再谈论这层关系。这一“祖国论”，合情合理，浅显易懂，普获正面反应。五天后的庆祝大会，再以“团结台湾、共圆梦想”为题，约二十二分钟演说重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且中国无权代表台湾。更受国际瞩目的，他呼吁中国回应国际社会期待，努力结束乌俄战争及中东冲突，也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致力区域及全球和平、安全与繁荣。
这两次讲话，通情达理，只要是对台湾心存善念的正常人，都不免点头称是；有如中国国民党大老、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所言，赖清德走的是一个好的方向。不过，在国家认同出状况的社会，总有人与台湾大多数人想法迥异，过气的前总统马英九就此批评，这是主张“新两国论”，追求台湾独立，违反“一中”宪法，忧心中华民国遭“借壳上市”；或如同一阵营有人认为，是把台独藏进中华民国外衣下。还有人甚至对台派的反应酸溜溜，指台派未严词批判赖清德向中华民国靠拢，是双重标准，“信赖”感十足。最令蓝营惶恐的，赖清德于双十节大会提到“一百一十三年前，一群充满理想抱负的人，揭竿起义、推翻帝制”，且引用孙中山“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身为中华民国总统，基于史实恰如其份实话实说，让“中华民国派”感受了赖清德的真诚善意。
相形之下，对台湾野心勃勃、胁迫日甚的中国，只要不接受其“一中原则”，就是台独；赖清德尽管递出橄榄枝，却有如对牛弹琴。中国的恶霸本质，世人早已看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料到中国必藉赖清德双十节讲话横生事端，十一日即警告，不要藉此对台湾采取任何挑衅行动。然而，北京当局本性难移，把布卿的话当马耳东风，动作频频，文攻武吓相继出手。
中国先是于双十节当天，从西昌发射运载火箭，飞越台湾航空识别区，落在西太平洋。十二日，其商务部指责台湾未采实质措施取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警告将依贸易壁垒调查结果，进一步采取对付台湾的行动，经济胁迫如在弦上。十四日清晨，再宣布包括海空战备警巡、要港要域封控、对海对陆打击、夺取综合制权等环绕台湾海域军演。显然，北京当局蛮横霸道，自以为是，坚持“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客观事实”。
中国的恶霸本质，尽现于世人眼前，国人更应认清，面对如此恶邻，不能麻木，对中国步步进逼胁迫，或有的假演习、真入侵，须随时警戒，做好坚强妥善因应准备，自立自强才是确保生存之道。
不过，中国不要以为，一旦对台湾动手动脚，不付出惨痛代价即可得逞。只要台湾足够坚强，中国挑起台海冲突有与美国及盟友引发军事冲突、遭到制裁的风险，自身受害最大，习近平政权可能垮台。《纽约时报》十一日引述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评估，台海“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有事，全球贸易必大受冲击；台湾固无以幸免，最容易也受创最大的，非中国莫属。
这一美国智库指出，一百六十公里宽的台湾海峡，是全球各国重要航道，每年至少有二.四五兆美元能源、电子产品、矿产和各种货品由此经过，一旦因封锁或军事行动而中断，必严重影响货物流动；台海有事，将根本扰乱正常贸易状态，造成严重后果，重创全球经贸。除了台湾，中国每年通过台海的货品一.三兆美元，大部分是进口石油、金属、铁矿石、原材料和电子零组件。同时，日本和韩国近三分之一进口及四分之一出口、澳洲二十七%出口都经过台海。另外，四个非洲国家、主要中东国家，出口矿砂、原油也经由台海。
赖清德双十节两次公开讲话，言所当言，昭告世人，团结国人，忠告中国，义正理直，善意十足。中国却借机滋生事端，只会让台湾人民对此恶邻更反感。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10/%E5%80%9F%E6%9C%BA%E7%94%9F%E4%BA%8B%E5%BE%92%E5%A2%9E%E5%8F%B0%E6%B9%BE%E4%BA%BA%E6%B0%91%E5%8F%8D%E6%84%9F.html
自由时报
赖清德总统连续在庆祝双十节的场合讲话，基于现实状况和史实，合乎常识和常理，受到国人普遍称许，国际主要新闻媒体大都赞扬，认为自信、坚定兼具和解。中国却气急败坏，不仅发动文攻，继扬言采取贸易报复行动后，昨天更宣布实施环绕台湾海域军事演习。
赖清德双十节两次讲话，先是五日于庆祝晚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中华民国反而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五岁以上民众的祖国；但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已七十五年，可不必再谈论这层关系。这一“祖国论”，合情合理，浅显易懂，普获正面反应。五天后的庆祝大会，再以“团结台湾、共圆梦想”为题，约二十二分钟演说重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且中国无权代表台湾。更受国际瞩目的，他呼吁中国回应国际社会期待，努力结束乌俄战争及中东冲突，也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致力区域及全球和平、安全与繁荣。
这两次讲话，通情达理，只要是对台湾心存善念的正常人，都不免点头称是；有如中国国民党大老、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所言，赖清德走的是一个好的方向。不过，在国家认同出状况的社会，总有人与台湾大多数人想法迥异，过气的前总统马英九就此批评，这是主张“新两国论”，追求台湾独立，违反“一中”宪法，忧心中华民国遭“借壳上市”；或如同一阵营有人认为，是把台独藏进中华民国外衣下。还有人甚至对台派的反应酸溜溜，指台派未严词批判赖清德向中华民国靠拢，是双重标准，“信赖”感十足。最令蓝营惶恐的，赖清德于双十节大会提到“一百一十三年前，一群充满理想抱负的人，揭竿起义、推翻帝制”，且引用孙中山“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身为中华民国总统，基于史实恰如其份实话实说，让“中华民国派”感受了赖清德的真诚善意。
相形之下，对台湾野心勃勃、胁迫日甚的中国，只要不接受其“一中原则”，就是台独；赖清德尽管递出橄榄枝，却有如对牛弹琴。中国的恶霸本质，世人早已看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料到中国必藉赖清德双十节讲话横生事端，十一日即警告，不要藉此对台湾采取任何挑衅行动。然而，北京当局本性难移，把布卿的话当马耳东风，动作频频，文攻武吓相继出手。
中国先是于双十节当天，从西昌发射运载火箭，飞越台湾航空识别区，落在西太平洋。十二日，其商务部指责台湾未采实质措施取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警告将依贸易壁垒调查结果，进一步采取对付台湾的行动，经济胁迫如在弦上。十四日清晨，再宣布包括海空战备警巡、要港要域封控、对海对陆打击、夺取综合制权等环绕台湾海域军演。显然，北京当局蛮横霸道，自以为是，坚持“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客观事实”。
中国的恶霸本质，尽现于世人眼前，国人更应认清，面对如此恶邻，不能麻木，对中国步步进逼胁迫，或有的假演习、真入侵，须随时警戒，做好坚强妥善因应准备，自立自强才是确保生存之道。
不过，中国不要以为，一旦对台湾动手动脚，不付出惨痛代价即可得逞。只要台湾足够坚强，中国挑起台海冲突有与美国及盟友引发军事冲突、遭到制裁的风险，自身受害最大，习近平政权可能垮台。《纽约时报》十一日引述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评估，台海“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有事，全球贸易必大受冲击；台湾固无以幸免，最容易也受创最大的，非中国莫属。
这一美国智库指出，一百六十公里宽的台湾海峡，是全球各国重要航道，每年至少有二.四五兆美元能源、电子产品、矿产和各种货品由此经过，一旦因封锁或军事行动而中断，必严重影响货物流动；台海有事，将根本扰乱正常贸易状态，造成严重后果，重创全球经贸。除了台湾，中国每年通过台海的货品一.三兆美元，大部分是进口石油、金属、铁矿石、原材料和电子零组件。同时，日本和韩国近三分之一进口及四分之一出口、澳洲二十七%出口都经过台海。另外，四个非洲国家、主要中东国家，出口矿砂、原油也经由台海。
赖清德双十节两次公开讲话，言所当言，昭告世人，团结国人，忠告中国，义正理直，善意十足。中国却借机滋生事端，只会让台湾人民对此恶邻更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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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14 October 2024
香港贫富差距扩大 政府纾困沦为死局
来源:
美国之音
“唯有省吃俭用，很艰难才能凑合两餐饭菜，只能吃菜，吃鱼也只能吃小咸鱼干，这已是一餐了，”居于香港公共房屋，目前已经八十多岁的王女士告诉美国之音。
王女士是一位独居长者。她在退休前是清洁工人，最多只能赚取数千港元月薪。虽然她有子女，但都已经成家立室，难以给予她高额生活费。所以目前她只能依靠积蓄和综援为生，每天只能节衣缩食勉强渡日，难以摆脱贫困。
然而像王女士这样的贫困者在香港早已是司空见惯。尽管全球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逐渐复苏，但是所谓的“东方之珠”香港经济却仍然持续低迷。香港乐施会日前发布研究报告，指出香港贫穷问题近年来急速加剧，迄今已经有近140万人陷入贫穷状态，贫富差距更扩大至81.9倍。有学者认为，政府施政失误令香港错失改善经济结构良机，甚至连政府本身也因为财困，令香港陷入经济死局。
乐施会在10月2日发表《香港贫穷状况报告2024》，以“逆境下的出路：以转变迎接改变”为题，以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研究今年首季度香港整体贫穷状况。报告指出，住户月入中位数按十等分计算，最低的第一等人士与最高第十等人士的贫富差距，从2019年疫情前及社会运动发生前的34.3倍，扩大至今年首季的81.9倍。第一等人士月入中位数更从2019年的3,500港元，减至今年首季的1,600港元，跌幅达54.3%。
另一方面，香港65岁或以上贫穷长者人数超过58万，较2019年急增42.9%。至于独老和双老贫穷住户在今年首季录得合共超过26万，比2019年的17.5万增加8.5万。
乐施会港澳台项目总监黄硕红分析指，香港长者大部分没有收入，而强积金在2000年才开始实施，一般来说，他们累积的强积金不多，加上没有太多积蓄，就算有子女也因为整体经济环境转差，难以提供经济支持。
移民潮令遗留长者陷入贫穷
对于香港长者贫穷人口急增，前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以及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认为近年香港人移民潮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他告诉美国之音：“选择移民的人都是有一定经济条件，他们离开了，留下家中老人留在香港。他们从前是一起居住，薪金算在一起，令大家都不算作贫穷人口。但当有赚钱能力的成员离开，剩下独老或双老家庭。由于现在国际贫穷线是不计算积蓄和资产，只计算收入，长者根本没收入，于是容易掉进贫穷网。”
香港公民代表会议成员叶锦龙，在中西区区议员任内经常接触区内长者。他认为没有收入不单令长者难以摆脱贫穷，更令贫穷问题加剧。他表示：“有些老人家可能在1960至70年代已经置业，现在供款完毕准备安享晚年，却因为有资产、没收入，令政府将他们视作有资产人士，将他们赶离社会保障网。而且他们居住的地方面临市区重建或楼宇大维修，这些政府政策本身或是良策，但对于长者来说可能成为负担，会消灭他们的积蓄。”
乐施会报告的另一个重点，是香港贫穷人口从2019年的127.5万，上升至今年首季的139.5万，占总人口20.2%，是近六年来最高。而且报告显示，今年录得4.39万位失业者属贫穷人士，当中有54.6%的失业原因是被遣散或解雇。钟剑华认为消费力整体外移是形成这问题的重要原因，由于香港人近年倾向将钱留在长假期到外国旅游，令香港内部消费萎缩，形成近年的结业潮，员工就算逃过结业潮，也因为经济不景而影响收入，令更多人陷入贫穷网。
对于解决贫穷问题，乐施会建议从官民两边着手，政府应重新考虑订立贫穷线，以制定更有效的扶贫政策。不过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本身也陷入财政困难。香港政府近年以卖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在高峰期的2017至18财政年度，土地收入曾高达1,648亿港元，占当时政府收入接近三分之一。可是因为各种不同原因，近年香港政府卖地收入大幅减少，2023至24年财政年度竟只有195亿港元土地收入，创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
香港政府陷财政困境难以扶贫
可是由于香港属于“开放型小型经济”，政府财政开支有接近六成用于难以削减的开支，例如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房屋等各方面。于是在收入大减，支出却无法减少之下，香港政府只能在连续两个财政年度，推出超过一千亿港元的赤字预算案。
于是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逐步萎缩，从以往的30个月开支，减少至今年初库务署公布的6,851亿港元，仅够香港政府的11个月开支。可是到了今年8月30日香港政府公布财务状况，表示在今年7月31日，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下跌至5,992亿港元，不足香港政府的10个月开支。所以香港政府在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计划未来5年加码发债达6,000亿港元。不过钟剑华和叶锦龙都认为，政府以发债作开源方案只是“先洗未来钱”，令政府财政更不稳固，将来甚至需要向外贱卖土地及资产，将问题延至下一代。
所以香港政府在疫情期间，推行派发现金或消费劵的扶贫政策，在今天已无法实行。而且目前香港经济环境转差，也难以推行有效改善民生的治本措施。钟剑华表示：“现在香港做什么都已经太迟，香港已过了开征销售税的最佳时机。当香港内部消费较畅往，市民口袋较富裕时就应该开征销售税，或者增加长远供款式社会保障计划，例如全民保障计划。可惜政府懒惰，就是不做。现在的情况如果做这些，就会引致很大负面效果，令市民更不愿意消费，或用各种方式抵制政府。”
学者建议关注“三无”人士
对于目前香港困局，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桢，就有另一套见解。他告诉美国之音：“香港社会需要检讨一下，享有香港最大福利的公共房屋居民，及居屋或绿置居的居民，政府给予他们的福利是否太慷慨呢﹖三无人士（无综援、无公屋及无交税）才是真正最贫困的人士，政府对他们的资助可以慷慨一些。所以在目前难以加税的情况下，可以对于购买居屋的市民减少资助，至少未来3至5年内可以不用太慷慨，租赁式公屋住户则可以按他们逐户的情况作租金调整，将从公屋及居屋住户减少的福利，放在三无人士身上。”
另外，许桢也倡议政府应该仿效新加坡，放宽企业大量输入廉价外劳，填补非技术行业职位空缺，藉此减低香港企业营商成本及压力，并可运用省下来的资本，以更高条件聘请本地员工，增加本地人才收入。至于因此被市场淘汰的本地劳工，则提供更多福利资助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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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唯有省吃俭用，很艰难才能凑合两餐饭菜，只能吃菜，吃鱼也只能吃小咸鱼干，这已是一餐了，”居于香港公共房屋，目前已经八十多岁的王女士告诉美国之音。
王女士是一位独居长者。她在退休前是清洁工人，最多只能赚取数千港元月薪。虽然她有子女，但都已经成家立室，难以给予她高额生活费。所以目前她只能依靠积蓄和综援为生，每天只能节衣缩食勉强渡日，难以摆脱贫困。
然而像王女士这样的贫困者在香港早已是司空见惯。尽管全球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逐渐复苏，但是所谓的“东方之珠”香港经济却仍然持续低迷。香港乐施会日前发布研究报告，指出香港贫穷问题近年来急速加剧，迄今已经有近140万人陷入贫穷状态，贫富差距更扩大至81.9倍。有学者认为，政府施政失误令香港错失改善经济结构良机，甚至连政府本身也因为财困，令香港陷入经济死局。
乐施会在10月2日发表《香港贫穷状况报告2024》，以“逆境下的出路：以转变迎接改变”为题，以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研究今年首季度香港整体贫穷状况。报告指出，住户月入中位数按十等分计算，最低的第一等人士与最高第十等人士的贫富差距，从2019年疫情前及社会运动发生前的34.3倍，扩大至今年首季的81.9倍。第一等人士月入中位数更从2019年的3,500港元，减至今年首季的1,600港元，跌幅达54.3%。
另一方面，香港65岁或以上贫穷长者人数超过58万，较2019年急增42.9%。至于独老和双老贫穷住户在今年首季录得合共超过26万，比2019年的17.5万增加8.5万。
乐施会港澳台项目总监黄硕红分析指，香港长者大部分没有收入，而强积金在2000年才开始实施，一般来说，他们累积的强积金不多，加上没有太多积蓄，就算有子女也因为整体经济环境转差，难以提供经济支持。
移民潮令遗留长者陷入贫穷
对于香港长者贫穷人口急增，前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以及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认为近年香港人移民潮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他告诉美国之音：“选择移民的人都是有一定经济条件，他们离开了，留下家中老人留在香港。他们从前是一起居住，薪金算在一起，令大家都不算作贫穷人口。但当有赚钱能力的成员离开，剩下独老或双老家庭。由于现在国际贫穷线是不计算积蓄和资产，只计算收入，长者根本没收入，于是容易掉进贫穷网。”
香港公民代表会议成员叶锦龙，在中西区区议员任内经常接触区内长者。他认为没有收入不单令长者难以摆脱贫穷，更令贫穷问题加剧。他表示：“有些老人家可能在1960至70年代已经置业，现在供款完毕准备安享晚年，却因为有资产、没收入，令政府将他们视作有资产人士，将他们赶离社会保障网。而且他们居住的地方面临市区重建或楼宇大维修，这些政府政策本身或是良策，但对于长者来说可能成为负担，会消灭他们的积蓄。”
乐施会报告的另一个重点，是香港贫穷人口从2019年的127.5万，上升至今年首季的139.5万，占总人口20.2%，是近六年来最高。而且报告显示，今年录得4.39万位失业者属贫穷人士，当中有54.6%的失业原因是被遣散或解雇。钟剑华认为消费力整体外移是形成这问题的重要原因，由于香港人近年倾向将钱留在长假期到外国旅游，令香港内部消费萎缩，形成近年的结业潮，员工就算逃过结业潮，也因为经济不景而影响收入，令更多人陷入贫穷网。
对于解决贫穷问题，乐施会建议从官民两边着手，政府应重新考虑订立贫穷线，以制定更有效的扶贫政策。不过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本身也陷入财政困难。香港政府近年以卖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在高峰期的2017至18财政年度，土地收入曾高达1,648亿港元，占当时政府收入接近三分之一。可是因为各种不同原因，近年香港政府卖地收入大幅减少，2023至24年财政年度竟只有195亿港元土地收入，创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
香港政府陷财政困境难以扶贫
可是由于香港属于“开放型小型经济”，政府财政开支有接近六成用于难以削减的开支，例如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房屋等各方面。于是在收入大减，支出却无法减少之下，香港政府只能在连续两个财政年度，推出超过一千亿港元的赤字预算案。
于是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逐步萎缩，从以往的30个月开支，减少至今年初库务署公布的6,851亿港元，仅够香港政府的11个月开支。可是到了今年8月30日香港政府公布财务状况，表示在今年7月31日，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下跌至5,992亿港元，不足香港政府的10个月开支。所以香港政府在今年财政预算案，提出计划未来5年加码发债达6,000亿港元。不过钟剑华和叶锦龙都认为，政府以发债作开源方案只是“先洗未来钱”，令政府财政更不稳固，将来甚至需要向外贱卖土地及资产，将问题延至下一代。
所以香港政府在疫情期间，推行派发现金或消费劵的扶贫政策，在今天已无法实行。而且目前香港经济环境转差，也难以推行有效改善民生的治本措施。钟剑华表示：“现在香港做什么都已经太迟，香港已过了开征销售税的最佳时机。当香港内部消费较畅往，市民口袋较富裕时就应该开征销售税，或者增加长远供款式社会保障计划，例如全民保障计划。可惜政府懒惰，就是不做。现在的情况如果做这些，就会引致很大负面效果，令市民更不愿意消费，或用各种方式抵制政府。”
学者建议关注“三无”人士
对于目前香港困局，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桢，就有另一套见解。他告诉美国之音：“香港社会需要检讨一下，享有香港最大福利的公共房屋居民，及居屋或绿置居的居民，政府给予他们的福利是否太慷慨呢﹖三无人士（无综援、无公屋及无交税）才是真正最贫困的人士，政府对他们的资助可以慷慨一些。所以在目前难以加税的情况下，可以对于购买居屋的市民减少资助，至少未来3至5年内可以不用太慷慨，租赁式公屋住户则可以按他们逐户的情况作租金调整，将从公屋及居屋住户减少的福利，放在三无人士身上。”
另外，许桢也倡议政府应该仿效新加坡，放宽企业大量输入廉价外劳，填补非技术行业职位空缺，藉此减低香港企业营商成本及压力，并可运用省下来的资本，以更高条件聘请本地员工，增加本地人才收入。至于因此被市场淘汰的本地劳工，则提供更多福利资助维持生活。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10/%E9%A6%99%E6%B8%AF%E8%B4%AB%E5%AF%8C%E5%B7%AE%E8%B7%9D%E6%89%A9%E5%A4%A7%7C%E6%94%BF%E5%BA%9C%E7%BA%BE%E5%9B%B0%E6%B2%A6%E4%B8%BA%E6%AD%BB%E5%B1%80.html
中国经济还有救吗？
来源:
美国之音
过去一周，中国两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发改委和财政部相继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一揽子增量政策以挽救经济。然而，由于看不到具体数字，反让市场怀疑当局这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救市力度，致使国庆前暴涨的中国股市在上周出现暴跌，好不容易因央行放大招而恢复起来的股市信心再次受挫。这反映面对极度虚弱的中国经济，任何犹犹豫豫的救市举措，要起到稳定乃至提振市场信心的作用，非常困难。
中国经济困境行经有年
中国经济的困境，不是眼下才形成的，而是行经有年。在长期高增长的背后，经济积累了严重问题，只是在习近平上台前，甚至习的第一任期初期，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但大约从2015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各种后遗症，在当局错误的政策引导下，被快速暴露。官方曾用“三期叠加”来描述这一阶段的经济，所谓“三期叠加”，指的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时出现。在中共20大前，当局就以这个判断来给经济开解方。
疫情放开后，在“三期叠加”的基础上，有中国学者认为经济又出现了“新三期叠加”，也即疫后经济恢复期、市场信心重塑期、宏观政策优化期的同时出现。前者指的是居民消费、企业投资等仍未恢复至疫情前的趋势水平，中者指的是当前微观主体预期和信心仍较低迷，后者指的是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边际递减。“老三期叠加”加上“新三期叠加”，可见中国经济形势的严峻到了何等程度。
然而，无论是官方“老三期叠加”还是学者“新三期叠加”的描述，都回避触及根本，即这两个“三期叠加”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说，前几任政府要对“老三期叠加”的出现负很大责任，那么，“新三期叠加”就该对习当局问责了，因为正是他在试图解决“老三期叠加”问题的过程中采取的手段过于粗暴，方式错误，再加上疫情期间的野蛮封控，从而导致问题非但未解决，反使得问题更严重。这还不论他在政治上的集权、全面党化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毛化所带来的恶劣影响。
作为一个贫困落后的大国，中国要想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有一个快速发展，重投资和出口，轻消费几乎是必然选择。然而，中国政府的问题在于，在经济的高增长经历过一段时期，投资和消费的比例结构严重失衡后，仍然继续依靠投资驱动的模式去发展经济，致使习上台时，传统产业的产能已严重过剩，造成企业利润微薄，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致使增长缺乏后劲。习看到了问题，要进行产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可他太急于求成，在所谓供给侧改革的名义下，对去产能去杠杆用力过猛，违背市场规则，以行政手段强力干预经济，以为凭借政府之手，可以迅速达成效果。这特别表现在当局对房地产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压制上。
政策转向等同宣告习经济治理失败
房地产事关民生，由于它的产业链条长，涉及行业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也大，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更是地方财政的主要贡献者。从后者来说，由于中国税制结构的不合理，土地财政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源，此外，房地产的繁荣常常被看作一个地方繁荣的标志，因而地方政府有非常强的动力去支持房地产的发展，并乐见高房价。在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中，房地产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经济锁定在土地财政和靠地产驱动扩张的依赖，也会产生严重后果。首先是房价越来越高，使更多的人买不起房，或者为买房需要付出太多成本，导致社会整体消费能力和水平的下降。其次，社会的投资大部分投到房地产领域，导致该领域沉淀了太多资本，因为当社会预期房价节节升高，市场一片繁荣，开发商从银行得到贷款就轻而易举，而其他需要资金的行业则很难得到贷款。一个时期，社会的资源和资本总量是恒定的，房地产吸取了过多的资本和资源，就没有钱用于发展其他产业，包括科技产业。第三，房企负债扩张，本身蕴含极大风险，资金链一旦阻断，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将很可能爆发，并累及银行和金融体系。第四，地方政府过度依赖房地产，当房市的荣景结束，土地财政也将难以为继，出现严峻的债务问题。
过去20多年中国房地产呈现的正是这种非理性繁荣，习嗅到了此种非理性繁荣下的危机，他从产业转型升级、脱虚向实的角度出发，认为要将资本和资源从房地产领域逼出，就必须给房市降温。但他采取了错误的手段和方式来打压房地产，包括限价、限购、提高购房者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以及最严厉的“三条红线”等，同时伴随中国人口的负增长，于是大量房企出现财务困难乃至破产，地方财政出现危机，并进一步引发企业破产潮、公务员降薪潮和购房者停贷潮，市场变为一地鸡毛。
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习的打压同样毫不手软。以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过去20多年，得到了飞速成长，尤其在互联网应用和大数据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互联网产业除了技术的高门槛外，也是资本密集性行业，平台企业在其发展壮大中，吸引了大量风投，和金融资本紧密结合，这其中就包括以风险资本形式出现的权贵资本。鉴于互联网本身具有的开放性、交互性等特性，对当局而言，它不仅是一种产业，还带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平台企业就需要做到让当局警觉不到对它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构成某种挑战，故而，平台企业在做大后会去寻求党内权贵的政治保护。然而，恰恰在这点上，习最不放心。他担心互联网平台企业借助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党内反对他的权贵资本结合，染指意识形态、金融和政治，挑战其统治，不惜对平台企业进行强力整顿，如在蚂蚁金服上市前夕叫停IPO，迫使滴滴打车退出美国股市，整治新东方等教培企业。
习过去7年对中国经济的治理当然不只在这两个方面，他也对金融采取强监管政策，并放纵舆论对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污名化等，随着美中对抗的白热化，习的这一套经济治理思路和做法，给社会营造的是一种重安全轻发展的印象，对市场信心造成了极大打击，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像样的经济增长。作为对整体经济状况和政策环境反应最灵敏的股市，更是一跌再跌。
增长动力转型难实现
今年是20大后习组建的新政府的第二年，年初提出了5%的经济增长目标，然而，从前三季度数据来看，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如果20大前的经济衰退还可以找借口把它归咎于疫情和李克强的不配合，现在经济继续下行就不能把它归咎外部因素，只能怪习当局治理无能。所以对习和李强来说，今年经济必须保5。可时间只有3个月，要实现增长目标，就必须给市场发出超预期的政策刺激信号，但这样一来，也就宣告了过去7年习对中国经济治理的失败。
虽然发改委和财政部宣布的一揽子增量政策，未能像央行一样公布具体数字和措施从而让市场振奋，然而，当局宏观调控思路的转向——从收缩性变成扩张性，则已确立。在增量政策刺激之下，也许今年还能实现增长目标，可这并不代表中国经济就走出了低谷，恢复了信心。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国经济要想有一个稳定健康的增速，必须像美国由消费而非投资驱动发展。目前，中国的最终消费市场不到美国的一半，这预示了中国经济确实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然而，前提是当局的政治路线尤其是经济发展思路要不出错。但正是在这点上最没有保证。
自中共建政起，中国在一、二、三次收入和财富分配中，一直存在劳动者工资过低、社会保障不足、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低下，以及财富过于集中少数人，贫富差距大等问题，到现在都未得到当局足够重视。假如上述问题未来仍然得不到纠正，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不可能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动力转醒就无法实现。当下推出的一揽子增量刺激措施，只是针对眼前的燃眉之急，而非着眼于这个根本的动力转型。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10/%E4%B8%AD%E5%9B%BD%E7%BB%8F%E6%B5%8E%E8%BF%98%E6%9C%89%E6%95%91%E5%90%97%EF%BC%9F.html
美国之音
过去一周，中国两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发改委和财政部相继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一揽子增量政策以挽救经济。然而，由于看不到具体数字，反让市场怀疑当局这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救市力度，致使国庆前暴涨的中国股市在上周出现暴跌，好不容易因央行放大招而恢复起来的股市信心再次受挫。这反映面对极度虚弱的中国经济，任何犹犹豫豫的救市举措，要起到稳定乃至提振市场信心的作用，非常困难。
中国经济困境行经有年
中国经济的困境，不是眼下才形成的，而是行经有年。在长期高增长的背后，经济积累了严重问题，只是在习近平上台前，甚至习的第一任期初期，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但大约从2015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各种后遗症，在当局错误的政策引导下，被快速暴露。官方曾用“三期叠加”来描述这一阶段的经济，所谓“三期叠加”，指的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时出现。在中共20大前，当局就以这个判断来给经济开解方。
疫情放开后，在“三期叠加”的基础上，有中国学者认为经济又出现了“新三期叠加”，也即疫后经济恢复期、市场信心重塑期、宏观政策优化期的同时出现。前者指的是居民消费、企业投资等仍未恢复至疫情前的趋势水平，中者指的是当前微观主体预期和信心仍较低迷，后者指的是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边际递减。“老三期叠加”加上“新三期叠加”，可见中国经济形势的严峻到了何等程度。
然而，无论是官方“老三期叠加”还是学者“新三期叠加”的描述，都回避触及根本，即这两个“三期叠加”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说，前几任政府要对“老三期叠加”的出现负很大责任，那么，“新三期叠加”就该对习当局问责了，因为正是他在试图解决“老三期叠加”问题的过程中采取的手段过于粗暴，方式错误，再加上疫情期间的野蛮封控，从而导致问题非但未解决，反使得问题更严重。这还不论他在政治上的集权、全面党化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毛化所带来的恶劣影响。
作为一个贫困落后的大国，中国要想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有一个快速发展，重投资和出口，轻消费几乎是必然选择。然而，中国政府的问题在于，在经济的高增长经历过一段时期，投资和消费的比例结构严重失衡后，仍然继续依靠投资驱动的模式去发展经济，致使习上台时，传统产业的产能已严重过剩，造成企业利润微薄，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致使增长缺乏后劲。习看到了问题，要进行产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可他太急于求成，在所谓供给侧改革的名义下，对去产能去杠杆用力过猛，违背市场规则，以行政手段强力干预经济，以为凭借政府之手，可以迅速达成效果。这特别表现在当局对房地产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压制上。
政策转向等同宣告习经济治理失败
房地产事关民生，由于它的产业链条长，涉及行业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也大，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更是地方财政的主要贡献者。从后者来说，由于中国税制结构的不合理，土地财政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源，此外，房地产的繁荣常常被看作一个地方繁荣的标志，因而地方政府有非常强的动力去支持房地产的发展，并乐见高房价。在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中，房地产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经济锁定在土地财政和靠地产驱动扩张的依赖，也会产生严重后果。首先是房价越来越高，使更多的人买不起房，或者为买房需要付出太多成本，导致社会整体消费能力和水平的下降。其次，社会的投资大部分投到房地产领域，导致该领域沉淀了太多资本，因为当社会预期房价节节升高，市场一片繁荣，开发商从银行得到贷款就轻而易举，而其他需要资金的行业则很难得到贷款。一个时期，社会的资源和资本总量是恒定的，房地产吸取了过多的资本和资源，就没有钱用于发展其他产业，包括科技产业。第三，房企负债扩张，本身蕴含极大风险，资金链一旦阻断，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将很可能爆发，并累及银行和金融体系。第四，地方政府过度依赖房地产，当房市的荣景结束，土地财政也将难以为继，出现严峻的债务问题。
过去20多年中国房地产呈现的正是这种非理性繁荣，习嗅到了此种非理性繁荣下的危机，他从产业转型升级、脱虚向实的角度出发，认为要将资本和资源从房地产领域逼出，就必须给房市降温。但他采取了错误的手段和方式来打压房地产，包括限价、限购、提高购房者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以及最严厉的“三条红线”等，同时伴随中国人口的负增长，于是大量房企出现财务困难乃至破产，地方财政出现危机，并进一步引发企业破产潮、公务员降薪潮和购房者停贷潮，市场变为一地鸡毛。
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习的打压同样毫不手软。以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过去20多年，得到了飞速成长，尤其在互联网应用和大数据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互联网产业除了技术的高门槛外，也是资本密集性行业，平台企业在其发展壮大中，吸引了大量风投，和金融资本紧密结合，这其中就包括以风险资本形式出现的权贵资本。鉴于互联网本身具有的开放性、交互性等特性，对当局而言，它不仅是一种产业，还带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平台企业就需要做到让当局警觉不到对它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构成某种挑战，故而，平台企业在做大后会去寻求党内权贵的政治保护。然而，恰恰在这点上，习最不放心。他担心互联网平台企业借助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党内反对他的权贵资本结合，染指意识形态、金融和政治，挑战其统治，不惜对平台企业进行强力整顿，如在蚂蚁金服上市前夕叫停IPO，迫使滴滴打车退出美国股市，整治新东方等教培企业。
习过去7年对中国经济的治理当然不只在这两个方面，他也对金融采取强监管政策，并放纵舆论对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污名化等，随着美中对抗的白热化，习的这一套经济治理思路和做法，给社会营造的是一种重安全轻发展的印象，对市场信心造成了极大打击，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像样的经济增长。作为对整体经济状况和政策环境反应最灵敏的股市，更是一跌再跌。
增长动力转型难实现
今年是20大后习组建的新政府的第二年，年初提出了5%的经济增长目标，然而，从前三季度数据来看，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如果20大前的经济衰退还可以找借口把它归咎于疫情和李克强的不配合，现在经济继续下行就不能把它归咎外部因素，只能怪习当局治理无能。所以对习和李强来说，今年经济必须保5。可时间只有3个月，要实现增长目标，就必须给市场发出超预期的政策刺激信号，但这样一来，也就宣告了过去7年习对中国经济治理的失败。
虽然发改委和财政部宣布的一揽子增量政策，未能像央行一样公布具体数字和措施从而让市场振奋，然而，当局宏观调控思路的转向——从收缩性变成扩张性，则已确立。在增量政策刺激之下，也许今年还能实现增长目标，可这并不代表中国经济就走出了低谷，恢复了信心。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国经济要想有一个稳定健康的增速，必须像美国由消费而非投资驱动发展。目前，中国的最终消费市场不到美国的一半，这预示了中国经济确实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然而，前提是当局的政治路线尤其是经济发展思路要不出错。但正是在这点上最没有保证。
自中共建政起，中国在一、二、三次收入和财富分配中，一直存在劳动者工资过低、社会保障不足、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低下，以及财富过于集中少数人，贫富差距大等问题，到现在都未得到当局足够重视。假如上述问题未来仍然得不到纠正，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不可能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动力转醒就无法实现。当下推出的一揽子增量刺激措施，只是针对眼前的燃眉之急，而非着眼于这个根本的动力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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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新一轮环台军演 两岸民众反应大不相同
本周一清晨，中国解放军宣布对台湾展开新一轮的环台军演。然而，海峡两岸民众对此次军演的反应似乎截然不同。同时，在军演结束后，中国海警首次展开环台巡航，这一举动引发了外界对两岸可能展开"法律战"的担忧。
10月14日，中共解放军围绕台湾开展了“联合利剑-2024B演习”。此次军演结合了陆、海、空军以及火箭军等多种兵力，在台湾海峡、台湾北部、中部和南部重点演练了海空战备警巡、港口封控、对海对陆打击、夺取综合制权等项目。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熹在当日晚间6点宣布，该演习历时近13小时后圆满完成，解放军将持续加强备战，坚决挫败“台独”分裂行径。
中国军方此次大规模的演习是为了强硬回击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在“双十国庆”时针对“两岸互不隶属”的讲话。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此次演习结束后表示：“赖清德之流数典忘祖，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联结，……充分暴露其‘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的真面目。……解放军行动演练的就是打‘台独’。……利剑高悬头顶，谋‘独’死路一条。”
尽管吴谦强调此次演习并非针对台湾民众，并表示北京当局将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他也指出，北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反对两岸统一的台湾民众而言，这些来自北京的警告似乎并未引起太大关注。
50多岁的中年台湾女性Linda就此告诉本台记者：“对于军演我感到麻木，只要台湾有一点点活动，中共就想要威吓。与其浪费这种无聊的金钱与力气，不如好好的想看能如何两岸共荣。我周边的朋友甚至有一半以上都不知道中共又军演了，也可能是媒体对此没有大肆报道。”
26岁的台湾青年Lauren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也说，解放军频繁的扰台行为令她感到无感，同时，相关警告并不会影响到她“偏好台湾独立”的政治倾向：“因为解放军常常在军演，所以对于这次的演习我没什么特别的感受，而且就算要开战我也没办法做什么。这些军演不会影响到我的政治倾向，我还是不希望两岸统一。”
而18岁的台湾年轻人Emily告诉本台记者，她甚至不知道解放军在周一进行了演习：“因为近期军演越来越频繁，其实我们有点麻木了。一开始前几次军演会让人觉得两岸气氛越来越紧张，让人害怕。但因为相关演习太过频繁，便开始不太关注。这也不会影响到我的政治倾向，同侪之间也完全没有讨论此次的军演。”
不过，也有台湾民众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就此表达了担忧。台湾中年男性Ben说：“无论我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如果有人在你家门口军演、跑来跑去，怎么能不紧张？我担心擦枪走火、担心台湾的安危、也担心军演会变成常态。此外，如果台湾老百姓都麻木了，结果中共说来就来呢？”
Ben谈道，他因为台湾的总统赖清德近日的两岸论述感到紧张：“军演其实‘一个巴掌拍不响’，赖政府每天拿个针戳北京，北京必定会有所反应，才能对其国内民众与历史地位有所交代。因此，赖政府在做两岸论述前就应该针对解放军的军演有准备。”
环台军演话题冲上热搜 中国军工类股飙涨
与此同时，在环台军演展开后，中国内部反响热烈。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不仅中国的军工概念股大幅上涨，北方长龙和长城军工的股价更是涨停，而天秦装备和国科军工的涨幅也超过了10%。此外，“东部战区”、“联合利剑-2024B”、“一个中国”、和“专家解读这一次围岛布局”等相关词条也登上了微博热搜。
针对两岸民众反应冷热大不相同的情况，美国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翁履中告诉本台记者，北京当局此次的军演对美、中、台三方存在不同目的：“对于美国，中国大陆希望透过‘联合利剑-2024B’再次凸显中方对于台美关系的看法是非常不满和负面的。再加上利用美国总统大选的时间，美方一直担心会不会在大选到1月20号新任总统就职之间，中国解放军会采取大规模的动作。……它（军演）是一种威胁、威吓，希望美方可以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变。”
翁履中继续说道，解放军此次的演习对于台湾目的是在威吓赖政府，同时也是在搜集情报：“以时间点来说、以时间的长度来说，威吓的目的很显然是大于真正的国防演练，在发动的时间点上也是在测试台湾的军事准备以及美国的军事回应。因为发布演习是在早上5点，如果是真正的战争，台湾反应的时间稍微缓慢。”
翁履中指出，“联合利剑-2024B”对于中国内部则旨在提振士气和凝聚力：“中方在拉抬经济的同时，也希望拉抬国内的团结与自信心，这点透过对台湾的强硬手段有‘内宣’的效果。”
翁履中总结道，根据对军演目的的剖析，中国解放军并不重视台湾民众的冷淡反应。
学者：中国海警环台旨在对台湾地位发起法律战
另一方面，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于2023年访问台湾后，解放军的环台军演已多次发生，令外界担忧相关演习将成常态。此外，演习结束后，中国海警局宣布对台湾周围海域展开环岛执法巡查，“按一个中国原则依法管控台岛”，这一举动引发外界关注。
对此，翁履中认为，尽管解放军环台军演不会成为定时定点举行的演练，但相关演习在未来会随局势频繁发生：“只要台湾内部出现比较大的倾向台湾独立的动作，就会出现联合利剑计划。……解放军会看情况决定演习，而不是真的常态性操作3个月一次、6个月一次，但它会非常频繁地出现。”
翁履中也谈到，中国海警如今开始环台巡逻，这一举动值得外界持续关注，因为它是在对台湾的地位发起法律挑战：“环台执法可能会变成常态化，因为中国一直强调台海是台海，台湾是中国内政，透过执行中国大陆的法律来凸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中国海警）其实是在用中国的国内法冲撞国际社会如今在挑战的‘国际法规对台湾的定位’，这将会是外交跟国际公法上的斗志与斗力。”
记者：唐缘媛 责编：梒青 网编：何足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gtai/tj-china-military-drill-circumscribe-taiwan-10142024112743.html
10月14日，中共解放军围绕台湾开展了“联合利剑-2024B演习”。此次军演结合了陆、海、空军以及火箭军等多种兵力，在台湾海峡、台湾北部、中部和南部重点演练了海空战备警巡、港口封控、对海对陆打击、夺取综合制权等项目。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熹在当日晚间6点宣布，该演习历时近13小时后圆满完成，解放军将持续加强备战，坚决挫败“台独”分裂行径。
中国军方此次大规模的演习是为了强硬回击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在“双十国庆”时针对“两岸互不隶属”的讲话。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此次演习结束后表示：“赖清德之流数典忘祖，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联结，……充分暴露其‘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的真面目。……解放军行动演练的就是打‘台独’。……利剑高悬头顶，谋‘独’死路一条。”
尽管吴谦强调此次演习并非针对台湾民众，并表示北京当局将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他也指出，北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反对两岸统一的台湾民众而言，这些来自北京的警告似乎并未引起太大关注。
50多岁的中年台湾女性Linda就此告诉本台记者：“对于军演我感到麻木，只要台湾有一点点活动，中共就想要威吓。与其浪费这种无聊的金钱与力气，不如好好的想看能如何两岸共荣。我周边的朋友甚至有一半以上都不知道中共又军演了，也可能是媒体对此没有大肆报道。”
26岁的台湾青年Lauren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也说，解放军频繁的扰台行为令她感到无感，同时，相关警告并不会影响到她“偏好台湾独立”的政治倾向：“因为解放军常常在军演，所以对于这次的演习我没什么特别的感受，而且就算要开战我也没办法做什么。这些军演不会影响到我的政治倾向，我还是不希望两岸统一。”
而18岁的台湾年轻人Emily告诉本台记者，她甚至不知道解放军在周一进行了演习：“因为近期军演越来越频繁，其实我们有点麻木了。一开始前几次军演会让人觉得两岸气氛越来越紧张，让人害怕。但因为相关演习太过频繁，便开始不太关注。这也不会影响到我的政治倾向，同侪之间也完全没有讨论此次的军演。”
不过，也有台湾民众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就此表达了担忧。台湾中年男性Ben说：“无论我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如果有人在你家门口军演、跑来跑去，怎么能不紧张？我担心擦枪走火、担心台湾的安危、也担心军演会变成常态。此外，如果台湾老百姓都麻木了，结果中共说来就来呢？”
Ben谈道，他因为台湾的总统赖清德近日的两岸论述感到紧张：“军演其实‘一个巴掌拍不响’，赖政府每天拿个针戳北京，北京必定会有所反应，才能对其国内民众与历史地位有所交代。因此，赖政府在做两岸论述前就应该针对解放军的军演有准备。”
环台军演话题冲上热搜 中国军工类股飙涨
与此同时，在环台军演展开后，中国内部反响热烈。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不仅中国的军工概念股大幅上涨，北方长龙和长城军工的股价更是涨停，而天秦装备和国科军工的涨幅也超过了10%。此外，“东部战区”、“联合利剑-2024B”、“一个中国”、和“专家解读这一次围岛布局”等相关词条也登上了微博热搜。
针对两岸民众反应冷热大不相同的情况，美国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翁履中告诉本台记者，北京当局此次的军演对美、中、台三方存在不同目的：“对于美国，中国大陆希望透过‘联合利剑-2024B’再次凸显中方对于台美关系的看法是非常不满和负面的。再加上利用美国总统大选的时间，美方一直担心会不会在大选到1月20号新任总统就职之间，中国解放军会采取大规模的动作。……它（军演）是一种威胁、威吓，希望美方可以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变。”
翁履中继续说道，解放军此次的演习对于台湾目的是在威吓赖政府，同时也是在搜集情报：“以时间点来说、以时间的长度来说，威吓的目的很显然是大于真正的国防演练，在发动的时间点上也是在测试台湾的军事准备以及美国的军事回应。因为发布演习是在早上5点，如果是真正的战争，台湾反应的时间稍微缓慢。”
翁履中指出，“联合利剑-2024B”对于中国内部则旨在提振士气和凝聚力：“中方在拉抬经济的同时，也希望拉抬国内的团结与自信心，这点透过对台湾的强硬手段有‘内宣’的效果。”
翁履中总结道，根据对军演目的的剖析，中国解放军并不重视台湾民众的冷淡反应。
学者：中国海警环台旨在对台湾地位发起法律战
另一方面，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于2023年访问台湾后，解放军的环台军演已多次发生，令外界担忧相关演习将成常态。此外，演习结束后，中国海警局宣布对台湾周围海域展开环岛执法巡查，“按一个中国原则依法管控台岛”，这一举动引发外界关注。
对此，翁履中认为，尽管解放军环台军演不会成为定时定点举行的演练，但相关演习在未来会随局势频繁发生：“只要台湾内部出现比较大的倾向台湾独立的动作，就会出现联合利剑计划。……解放军会看情况决定演习，而不是真的常态性操作3个月一次、6个月一次，但它会非常频繁地出现。”
翁履中也谈到，中国海警如今开始环台巡逻，这一举动值得外界持续关注，因为它是在对台湾的地位发起法律挑战：“环台执法可能会变成常态化，因为中国一直强调台海是台海，台湾是中国内政，透过执行中国大陆的法律来凸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中国海警）其实是在用中国的国内法冲撞国际社会如今在挑战的‘国际法规对台湾的定位’，这将会是外交跟国际公法上的斗志与斗力。”
记者：唐缘媛 责编：梒青 网编：何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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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3 October 2024
台湾发现中国航母后“适切警戒” 中国军方视频称“随时能战”
来源:
法广
在台北与北京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台湾军方周日（10月13号）在岛南部探测到一艘中国航母后进入“警戒”状态。
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近日于菲律宾海一带实施舰载机起降演训。编队于13号驶入巴士海峡附近海域，预判可能进入西太平洋活动，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系统及手段，严密掌握相关动态。适切警戒与应处。但没有详细说明。
路透社报道，周日早些时候，负责包括台湾在内地区的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其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了一段宣传视频，题为“全时待战，随时能战”。视频展示了战斗机和军舰一起行动、机动导弹发射器就位以及两栖攻击车，视频标题《枕戈待旦》中的“旦”字书写呈现台湾岛地图被包围的视觉感。
路透社指出，中国没有排除使用武力控制台湾。中国视民主治理的台湾为其领土，认为台湾总统赖清德为“分裂分子”，中国军队也在岛屿周围定期开展军事行动。赖清德在首个双十国庆节主题演讲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但台湾愿意与北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他的语气既坚定又温和，但却引起中国的愤怒。
实际上台湾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在赖清德发表就职演说之前曾表示，他的演讲可能引发中国举行新一轮军演。中国上一次举行军演是在五月，北京方面称这是对赖清德当月就职演说的“惩罚”。
一位台湾安全官员告诉路透社，他们正在继续关注岛内局势以及中国媒体对赖清德国庆讲话的评论。由于此事的敏感性，这位官员不愿透露姓名。
自赖清德周四发表讲话以来，中国媒体刊登了多篇评论和报道，谴责这些讲话内容“具有对抗性”且具有危害性。中国社交媒体上一些关于军方“战斗准备”视频的评论呼吁“台湾回归祖国”和“国家统一”。
另一位熟悉情报评估的台湾安全人士说，尽管中国仍有可能在下月美国大选前，因害怕过早在台湾问题上制造危机而将其反应保持在愤怒的言辞上，但仍有可能进行更多的战争游戏。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路透社表示，中国正处于年度演习季节，其军方可以给这些演习“起个名字”，将其变成专门针对台湾的军事游戏。
中国商务部周六威胁对台湾实施更多贸易制裁，台湾政府认为这是来自对岸的经济胁迫。
赖清德和他的政府拒绝北京的主权要求，称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赖清德曾多次提出与北京进行会谈，但遭到拒绝。
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国防部周日在办公时间以外没有接听电话。中国台湾事务办公室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10/%E5%8F%B0%E6%B9%BE%E5%8F%91%E7%8E%B0%E4%B8%AD%E5%9B%BD%E8%88%AA%E6%AF%8D%E5%90%8E%E2%80%9C%E9%80%82%E5%88%87%E8%AD%A6%E6%88%92%E2%80%9D%7C%E4%B8%AD%E5%9B%BD%E5%86%9B%E6%96%B9%E8%A7%86%E9%A2%91%E7%A7%B0%E2%80%9C%E9%9A%8F%E6%97%B6%E8%83%BD%E6%88%98%E2%80%9D.html
法广
在台北与北京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台湾军方周日（10月13号）在岛南部探测到一艘中国航母后进入“警戒”状态。
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近日于菲律宾海一带实施舰载机起降演训。编队于13号驶入巴士海峡附近海域，预判可能进入西太平洋活动，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系统及手段，严密掌握相关动态。适切警戒与应处。但没有详细说明。
路透社报道，周日早些时候，负责包括台湾在内地区的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其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了一段宣传视频，题为“全时待战，随时能战”。视频展示了战斗机和军舰一起行动、机动导弹发射器就位以及两栖攻击车，视频标题《枕戈待旦》中的“旦”字书写呈现台湾岛地图被包围的视觉感。
路透社指出，中国没有排除使用武力控制台湾。中国视民主治理的台湾为其领土，认为台湾总统赖清德为“分裂分子”，中国军队也在岛屿周围定期开展军事行动。赖清德在首个双十国庆节主题演讲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但台湾愿意与北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他的语气既坚定又温和，但却引起中国的愤怒。
实际上台湾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在赖清德发表就职演说之前曾表示，他的演讲可能引发中国举行新一轮军演。中国上一次举行军演是在五月，北京方面称这是对赖清德当月就职演说的“惩罚”。
一位台湾安全官员告诉路透社，他们正在继续关注岛内局势以及中国媒体对赖清德国庆讲话的评论。由于此事的敏感性，这位官员不愿透露姓名。
自赖清德周四发表讲话以来，中国媒体刊登了多篇评论和报道，谴责这些讲话内容“具有对抗性”且具有危害性。中国社交媒体上一些关于军方“战斗准备”视频的评论呼吁“台湾回归祖国”和“国家统一”。
另一位熟悉情报评估的台湾安全人士说，尽管中国仍有可能在下月美国大选前，因害怕过早在台湾问题上制造危机而将其反应保持在愤怒的言辞上，但仍有可能进行更多的战争游戏。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路透社表示，中国正处于年度演习季节，其军方可以给这些演习“起个名字”，将其变成专门针对台湾的军事游戏。
中国商务部周六威胁对台湾实施更多贸易制裁，台湾政府认为这是来自对岸的经济胁迫。
赖清德和他的政府拒绝北京的主权要求，称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赖清德曾多次提出与北京进行会谈，但遭到拒绝。
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国防部周日在办公时间以外没有接听电话。中国台湾事务办公室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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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文革道歉中的巧辩和半真相
徐賁
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Oct 4, 2024
2014年1月12日，"文革"标杆人物宋彬彬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这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但是，她就"文革"致歉的《我的道歉和感谢》却不过是一番巧妙的自我辩解，尤其是撇清自已与卞仲耘校长之死的直接责任。她说，"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 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她的责任仅仅在于 "没有想到"和"误以为无事"，好像她如果想到或以为有事，就会挺身而出加以制止似的。她还说，当时"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这也是巧辩式的自我粉饰，因为"文革"期间的迫害、残杀不是出于所谓的"无知"，而根本就是明知故犯，这是一种有目的的明知故犯，因为它可以给当事人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和别的个人利益。宋彬彬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年少无知，但"有良心"的红卫兵，这样的道歉缺乏真诚的忏悔，她只是认了一些小"错"，而根本没有看到（或承认）自己在极权之恶中该承担的那份"罪"责。在宋彬彬道歉后不久，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先生发表声明，表示在妻子卞仲耘死因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这些事件应该引起我们对道歉本身及其社会、道德作用的思考，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文革道歉可以接受？为什么有的文革道歉不能被接受？
一 什么是道歉
道歉并不只是说一句"对不起"，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学讨论"道歉"的取向虽不尽相同，但都强调，道歉者必须说清自己过错行为的责任，并无条件地承担这个责任，非如此，不能证明有真诚的悔意。现有的各种道歉研究都把悔意和承担个人责任当作道歉的两个最关键要素。例如，法学家克利费尔德（John C. Kleefeld）引用心理语言学家希尔（Steven J. Scher）和达莱（John M. Darley）的研究对道歉作了著名的4R定义，道歉必须包含悔意（remorse）、责任(responsibility)、决心(resolution)和补偿(reparation)。心理学家贝弗勒斯（Janet Bavelas）则指出，为伤害性过失行为道歉，悔意与责任是最重要的，道歉必须承认自己是伤害行为的行使人，也必须详细说清行为的经过和性质。
严重伤害别人的过失行为是一个人从文明道德秩序的自我放逐，道歉是他郑重要求回到所有社会成员同等尊重的道德秩序中来。社会学家塔维切斯（Nicolas Tavuchis）指出，道歉是社会和谐和道德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歉不只是个人表示感情或心意，而且是起社会、道德作用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道歉是一种"只能用言语来进行的社会行为，因此，如果不用言语，便没有道歉"。道歉的根本作用不只是让道歉人获得良心安宁或纾解罪感，道歉的作用是"维护和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让过错者重新在社会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曼（Gary Chapman）说，"当道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人类关系才会健康"。
道歉必须有的悔意和责任承担都是通过言语来表达的。道歉是否被认可和接受，取决于道歉者是否有真诚的悔意和真正承担了责任。这两个"真"都是一种言语效果，是受害者或公众对道歉言语的解读所作的评判，是看法和感觉，而不是确实无疑的"事实"。因此，对待具体的道歉总是会有分歧和争议。
人们用"真诚"来作为衡量道歉的悔意，是因为"真诚"（真实地说出自己的感觉、想法、愿望）被普遍视为一种"美德"。但是，现代心理学、心理分析理论和文学理论告诉我们，"真诚"是一种构建而不是直观现象，正如已故美国文学理论家，哈佛大学教授莱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真诚与真实》（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一书中指出的，"真诚"与"真实"是不同的。就在我们把真诚视为一种德行，并用它来评价道歉时，我们应该知道，今天的真诚并不能减轻昨天罪行的严重性。这是因为，过去的罪行有它自己的"真实"性质，它并不会因悔罪是否真诚而有所改变。
道歉者自认为是在真诚的道歉，但受害者未必就认为那是真诚的。这是因为，"害"对加害者和受害人具有不同的意义。现在的道歉往往看重肉体的伤害超过精神的伤害，所以针对的经常是"打人"、"揪斗"一类的事情。其实，文革中发生的伤害不只是肉体的，而且更是精神的。精神的伤害更持久，对受害人后来人生品质的损毁极为严重，其中之一便是造成难以平抚的"有害情绪"（negative emotions），以至于终身不得幸福。希腊学家奈特（Daniel Nettle）在《幸福》（Happiness）一书中指出，"有害情绪——恐惧、忧虑、悲伤、愤怒、羞耻——是一个人不幸福最主要的原因。"文革虽然过去了，但遭受过文革摧残，甚至家破人亡的人们，他们的伤痛却并未因此成为过去。他们常常会做恶梦，被自己无法控制的梦魇所折磨；他们会为失去亲人而久久悲伤，为自己被迫对亲人或好友所做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感到羞耻；他们会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充满了恐惧，时时提防别人，唯恐被人出卖和背叛。这样的精神伤害并不会因为加害者说一声"对不起"而就此消失。
加害者和被害人对于伤害事件的认识角度是不同的。文革加害者往往是因为自己后来也成了受害人，才对自己害人行为的严重性有所认识。受害与加害的角度差别是"性命/晚餐问题"的一个特例。性命/晚餐问题是这样的：当猎豹追杀羚羊的时候，哪一个会跑得更长久一些？羚羊是为逃命而奔跑，而猎豹则是为了一顿美餐而奔跑。羚羊不跑到筋疲力尽、颓然倒地，是不会停止的；而猎豹则不会跑到这样的程度。在受害与加害关系中，谁会对"害"有更深刻、更长久的记忆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文革中的加害者们经常不是加害于一人，他们很可能根本不把自己的一些恶行看作加害行为，他们也很可能根本不在乎（或不知道）受害人到底痛苦到什么程度。因此，今天他们虽然道歉了，却是为所谓的"不知晓宪法"而道歉，看起来很"深刻"，很有"高度"，但其实只是一种冷漠傲慢的轻描淡写。受害人不同，他们是血淋淋暴行的直接承受者，他们的身体伤残会使他们终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们失去丈夫、妻子的锥骨之痛非亲历者不能想象，他们与亲人天人永隔的悲情会在每一个清明、中秋、除夕、新年撕裂他们的心。还有那些能使他们永远再也难以幸福的有害情绪——恐惧、忧虑、愤怒、羞耻。即便真诚的道歉尚不能平抚这一切，更何况是虚假、空洞、轻描淡写的道歉，那简直就是在不知羞耻、冷酷无情地表现对受害者活生生真实苦难的蔑视和轻辱。
二 非道歉的"道歉"不是道歉
道歉是否真诚是一个"人心"的问题。在基督教传统里有一种"人心不可知"的认识，任何一个凡人都不可能真切地知晓另一个凡人在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因此无法对他的悔恨是否真诚在道德上做出确定的评断。只有上帝才知道一个人的悔过是否真诚，并决定他是否应该得到原谅。这种人心不可知论使得"原谅"或"宽恕"的道德价值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没有上帝来透视我们的心灵，我们表示真诚的唯一途径是运用语言。悔过和道歉因此成为一种"言语行为"，它是否真诚几乎完全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和解释它的言语，因此我们有理由格外关注悔过和道歉所使用的语言。
如果你受过某人很大的伤害，而只是你一个人在评判他对你表示的悔意是否真诚，那么，由于你对他的深度反感，不管他如何表示悔意，你都可能觉得他不真诚。但是，当他在社会中公开表示悔意的时候，作出评判就不止是你一人，而且也是广大的公众。在一个公共说理起作用的理性社会里，公众能够对悔意是否真诚作出相对公允的评判，他们识别真假悔意或道歉，主要也是从言语来看道歉者是否逃避自己的责任。
逃避真正责任的道歉被称为"非道歉的道歉"（non-apology apology），也就是假道歉。例如，"假惺惺道歉"（tongue-in-cheek apology）是假道歉，如"对这件事我比谁都感到对不起你，但是我当时确实不知道"。又例如， "如果让你觉得受委屈了，对不起"或"如果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也是一个假道歉（叫 "If apology"，"如果式道歉"）。道歉者只是说自己不幸让你有了委屈的感觉，并没有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委屈"也许是你自己太敏感、多心、偏执的缘故，并不是道歉者真的有什么必须担负的责任。
美国幽默作家麦考(Bruce MaCall)曾经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完美的非道歉道歉》（"The Perfect Non-apology Apology）的文章，称这种非道歉的道歉为"有艺术性的矛盾说法"。"矛盾说法"（double talk）一词来自奥威尔的《1984》，指的是"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常见的非道歉的道歉还有，替上司扛过的"形式道歉"（formalistic apology，"原来的路线政策是好的，但我求成心切，造成了损害，对不起！"）、为躲避更大罪责的"战术性道歉"（tactical apology）等等。
利用道歉来作某种解释和表白，以此反驳和消除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以便自己逃避责任。这也是一种常见的"非道歉的道歉"，叫做"解释性道歉"（explanation apology），它的真正目的是辩白，不是道歉。宋彬彬表示道歉的《我的道歉和感谢》中有许多这样的解释和表白。她解释说，自己犯错是因为"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就是这种推诿之词，那等于说，如果她有宪法知识，就不会批斗、残害老师。这与文革时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刘少奇在被批斗时，手里拿着《宪法》，要求保护他的公民权利，红卫兵照样把他打得鼻青眼肿，红卫兵的暴行不是无知犯错，而是明知故犯。正因为宋彬彬自我辩解说辞中的种种不实，她的道歉被许多人认为是缺乏诚意的，不是真心道歉。
在道歉中承担责任，需要对过错与罪责的性质有所认识，这是道歉中最难的部分。例如，宋彬彬在为自己文革行为道歉时应该告知世人她是在为什么道歉，是为普通性质的"错误"呢？还是为参与某种邪恶而必须承担自己的一份"罪过"？如果是"罪"而不是"错"，那么，她为之承担一份罪责的罪恶又是什么？如果宋彬彬在师大女附中打死卞仲芸校长的8·5事件中，没有直接的行凶责任，那么，作为这个学校文革领导人之一的她就有责任说出谁参与了行凶。她隐瞒真相至今，这是她必须承担的罪责。如果不能承担这个具体的罪责，并用说出真相予以弥补和表明悔意，那么，她的道歉便没有意义。
三 半真相的道歉也不是道歉
只涉及对具体个人的伤害行为罪责，而不触及文革"极权帮凶"的罪责，承认前面那一部分，而掩盖后面这一部分，这种"半真"的道歉，是目前大多数文革道歉的特点，后面还要谈到。不能认识或不愿触及文革"极权帮凶"的罪责，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原因。一是根本就缺乏这样的认识，二是就算认识到了，由于现实的环境，也不能说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评估他们的道歉只能局限于悔意是否真诚，而无法向真实责任进一步深入。
但是，这不等于说，不需要也永远不可能向真实责任进一步深入。相反，如果不向真实责任进一步深入，不能说清楚自己对以往的过错到底负有什么和什么性质的责任，便不可能有真正的道歉。例如，据报道，陈小鲁就自己文革中的行为对"违反五四宪法第89条而道歉"，他的道歉虽具有当下条件下的积极意义，并值得赞许，但终究因为没有触及"极权帮凶"的罪责，而不能彻底。只有更彻底，他的道歉才能更加有意义。
道歉并非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要么是真诚的，要么是虚伪的。真和假之间有许多不同的情况，造成道歉不真的原因也不相同，需要具体分析和对待。陈小鲁道歉的不彻底与宋彬彬的避实就虚、避重就轻、诿过饰非并不相同。陈小鲁道歉的不彻底在于，不管他的悔意多么真诚，由于他并没有说清自己必须承担的两种而不只是一种责任，他的道歉不过是一个"半真话"（half truth），希伯来谚语说，半真话就是谎话，人们至少有理由不把半真话看成是真话。
陈小鲁的道歉中，有一部分真相被他有意隐瞒掉了，有意隐瞒是与真诚相悖的不诚实，因此，人们有理由说，他的道歉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真诚，严厉一些的甚至会说，根本就不真诚。批评者们认为陈小鲁在用半真话说谎的根据是什么呢？他的半真话所隐瞒的另一半又是什么呢？
据一篇题为《陈小鲁称文革是灾难，毛泽东仍是伟大领袖》的报道，陈小鲁在接受法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虽然毛泽东犯了很多错误，虽然他一手发动和主导的文革"没有任何进步意义，是一场灾难"，但仍然是一位伟大领袖。陈小鲁肯定这位领袖的"伟大"（这是一个高度赞美的用词）出于他的"领袖心结"，表明他自己仍然在心里认可这位"文革"发动者。这种心结在宋彬彬那里也有。网上流传她于2011年与毛泽东前女秘书张玉凤共庆毛诞的照片，针对的便是她的这种心结，也是人们怀疑她的文革道歉真诚性的一个原因。
否定一个人的"价值观"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为批评他的个人性格缺陷或政策失误，而是拒绝他所主张和身体力行的善恶道德观念。"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发动者主张仇恨、暴力、恶斗。在"文革"发生前，这位发动者就已经几十年如一日，对此身体力行、创造变化、丰富发展、推向极致了。他用仇恨、暴力、恶斗败坏了整个国家和社会（不只是一个党），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直至文革。仇恨、暴力、恶斗、专权是他本人坚持要留给后继者的政治遗产，他死之前最担心的就是有人会否定他一手炮制的文化大革命。任何一个真正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友善，并真正反对仇恨、暴力、恶斗、专权的人，任何一个能逻辑思考而不自欺欺人、自相矛盾的人，都不可能称赞中国现代仇恨、暴力、恶斗、专权的始作俑和集大成者为"伟大领袖"。这种荒谬赞美后面的精神分裂与清醒自明的反思忏悔是冰炭不可以相并的。
陈小鲁的领袖心结里包含了一种习惯性的迷恋（虽然他也有了一些醒悟）。这一心结使得他无法认识到，任何家长或长辈对后辈的正面价值影响都是有时代局限的，更不要说许多家长或长辈自身就带来许多不善、丑陋和肮脏的东西了。后代的精神提高和人格成长需要摆脱血缘或政治血缘亲情的拘禁和束缚，不要被蒙昧的世俗尊崇习惯所控制，否则自我成长和人格提升（真诚的道歉就是这样一种行为）便是一句空话。
只有摆脱血缘和政治血缘亲情拘禁和束缚的道歉，才有可能站在父辈的阴影之外，充分审视和检讨自己的文革过错，并承担应付的全部责任。全部责任必须包括两个部分的罪过：一个是对具体个人造成某种伤害的罪过，另一个是在一个仇恨、暴力、恶斗、专权的极权制度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罪过。这两个部分是交织在一起的，无法相互剥离，是必须同时承担的责任。因此，如果谁在文革中以革命的名义逞凶施虐、残害他人，今天他向受害者道歉，就不能只是说，"我以前打过你，是不对的，现在向你道歉，对不起"，因为他是以某种制度下的"名义"去行凶的。他的行为性质不同于一个人在普通情况下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因此，他也就不能以普通打了人的方式去道歉。他的道歉必须包含对那个制度性"名义"的否定和谴责，这就要求他必须承认自己犯下的制度之恶。
四 文革道歉必须包括"制度帮凶"罪
如果只是为文革中"打人"而不为自己的"制度帮凶"罪过道歉，那么，作恶制度便可以被用来减轻和开脱"打人"罪过的借口（身不由己、情非得已、大势所逼）。结果施害者与受害者一样，都成了作恶制度的"受害者"。这是"历史分析"笼统抽象的说法，不适用于个人悔过的具体责任承担。历史分析与个人道歉是两种不同目的的话语，正是因为历史分析不能代替个人道歉，所以才需要有个人道歉。
个人道歉与历史分析不同，还基于对实际作恶状况的这样一个认识，那就是，作恶发生时的制度状况并不完全是由他人制造出来强加于作恶者的，它也是由作恶者自己参与制造的。在作恶制度状况中，每个人的暴力和作恶与他人的暴力和作恶都有互激和无限放大的作用，作恶者所受的"害"（被作恶制度利用）是他自己参与施加与自己的。在道歉中，必须由他自己，而不只是于作恶制度有关的抽象的"他人"来为此承担责任（他们各有他们自己该负的责任）。不要说是像陈小鲁和宋彬彬这样的红卫兵重要人物，就连最普通的红卫兵也负有这种责任，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在《朗读者》（1995）中，所提出的就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小人物纳粹分子在希特勒作恶制度中应负她自己责任的问题。
忌讳涉及文革作恶的制度因素，这是文革道歉无法"说到点子上"的根本原因。这对陈小鲁和宋彬彬的道歉形成了限制，严重地削弱他们道歉的真诚性。在这一点上他们似乎不如文革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蒯大富。蒯大富在与田炳信的访谈《蒯大富：讲出文革历史真相很难》里有这么一段对话：
田炳信：我再问个问题，你说为甚么我们现在不让碰文革这一块？
蒯大富：发动文革的根子，就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发动文革的最重要的根子，共产党不敢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革为甚么发动？党的体制造成的。
田炳信：你刚刚说那个根子，是甚么体制？
蒯大富：那就还是封建体制，一个人说了算。随意性太强。这样的话深究文革，根本就究不了，就没法究。
文革红卫兵的暴行是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中发生的，不触及这个制度的本质，只是一句"没有按宪法办事"不可能让人相信那就是真实、真诚的道歉。在正常的社会制度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无怨无仇，并不会去打他，就像平时文文静静的女中学生不会无缘无故打死她们的校长一样。在文革中被残害的人不仅是某个或某些个人的受害者，而且还是文革罪恶制度的受害者，而执行这种制度暴力，并不遗余力地为它推波助澜的，正是当年的红卫兵（当然还有其他人）。陈小鲁和宋彬彬那样的文革红卫兵，他们打人或杀人（或有其他暴行或罪行），是因为制度为他们制造了一个"良心作恶"的环境，给了他们一个残害别人的正当理由，而他们自己的暴力行为则又在帮助营造和加强这样的一个作恶环境，所谓的"红色恐怖"正是他们的杰作。明白这一点，就会看到，哪怕宋彬彬并没有亲自行凶打人（这当然应该由事实来说话，她也应该说出谁是凶手），她也必须向被打的人（或他们的家属）承认的极权帮凶罪责。参与营造文革的作恶环境，并在其中充当鹰犬和打手，这样的极权帮凶罪是陈小鲁和宋彬彬们最为严重的文革罪责，他们必须为这一罪责道歉。无论因为什么原因而无法作这样的道歉，那道歉都不是充分真诚的，因此也是不能被接受的。
五 文革过错道歉不能保留"文革基因"
道歉并不只是说一声"对不起"，道歉更是一种澄清罪恶，消除罪恶，恢复生活世界应有的道德规范的社会行为，如果不能针对自己在文革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恶行有所醒悟和悔恨，又怎么谈得上是真正的悔悟和道歉呢？陈小鲁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说，"文革的基因依然存在。如果我们的后代不了解文革的历史的话，那么，这一幕就有可能会重演。"话是说得很好。但是，在肯定"文革"发动者的前提下，这个说法就会变得空洞而虚伪。既然看到了"文革的基因"依然存在，那么，什么是"文革基因"呢？文革基因是产生和维持文革的残酷斗争哲学，没有它便不会有文革，文革是这位发动者的发明和得意之作，也是他准备最后留给中国的政治遗产，这不就是文革最恶性的基因吗？
任何对文革罪过的道歉必须都包含对文革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罪责的忏悔，否则便不可能有真正的诚恳悔意和责任承担。没有这两个道歉要素的道歉是不能被接受的。道歉的悔意越真诚，承担的责任越明确，道歉就越有效，受害者和公众也就越能接受道歉，并对道歉者予以宽恕和原谅。但是，即使是真诚的道歉，受害者也没有一定要宽恕道歉者的道德义务。受害者的宽恕是一种善意的礼物，不是道歉的等价交换物。在道歉和宽恕之间起调解作用的是"同情"（感同身受，empathy）。真诚的悔过释放出人的心灵痛苦和煎熬，这会触发他人的同情，并因此促使他人予以原谅和宽恕。但是，社会和公众应该欢迎和接受真诚的道歉（尽管从宽恕的伦理来说，除了上帝，没有任何"第三者"真正具有予以宽恕的资格），法律也不应该把道歉和忏悔的罪过用作起诉和追究罪责的罪证（有的国家有关于这个的明确法律规定），因为真诚的道歉和忏悔有助于人际冲突或社会矛盾的和解，也有助于整个社会恢复和维持文明的道德秩序。
在看到道歉和原谅的社会意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不该给予原谅时给予原谅，对一个社会是一件有害的事情。著名的美国法学和哲学教授莫菲（Jeffrie G. Murphy）在《算账：原谅及其限度》(Getting Even: Forgiveness and Its Limits)一书里指出，不当的原谅会成为罪犯的实际帮凶，真正的原谅必须包括认真考量是否应该给予原谅。南非裔新西兰著名哲学家诺维兹（David Novitz）在《原谅与自尊》("Forgiveness and Self-Respect")一文中把"太容易的原谅"看成是一种缺乏自尊的病症。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在今天的思考者和研究者那里才有。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里说，在需要的时候不觉得愤怒的人"是不太可能保卫自己的"，他会"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这样的人不过是一个"傻瓜"而已。康德认为，遭受不义的对待而不愤怒，这不是美德，而是缺乏尊严和自尊（Lectures on Ethics）。休谟则认为，爱和恨都是人类天性和性格中自然就有的，谁要是缺少了这些感觉，只能证明他的"孱弱和无能"（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原谅并不总是能达到好的道德目标，因此并不总是在道德上值得赞美或在公义上有充分理由。区分正当的和不正当的原谅是每一个正派社会的共同责任，在我们今天思考文革道歉（尤其是那些包含"文革基因"的"文革道歉"）并考虑是否要给予接受或原谅的时候，这是不可不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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