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依据乌坎村村委会制定的村民自治条例的法定程序，乌坎村村委会要在6月19日召开村民大会，获得多数村民的法定授权后，村委会主任带领村民在21日集体到镇政府上访。
但是，到了18日凌晨，原本计划带领村民上访的林祖恋突然被当局带走，引发村民的抗议行动，乌坎村民举行集会，声援被当局带走的林祖恋，并要求追回被侵占的土地。
到了6月20日，陆丰市检察院发布通报，指当局今年以来陆续收到群众关于林祖恋受贿的举报，经三个多月初查，认为林祖恋的行为涉嫌受贿犯罪，于是在6月17日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通报还说，林祖恋自2012年以来在处理乌坎村有关建设各项民生工程时涉嫌受贿，数额巨大，触犯刑法，需依法查处。
在这个政府的通报会上，还播放了林祖恋“供认收受贿赂”的视频片段，电视画面中，林祖恋说：“由于自己对法律知识的淡薄和无知，在民生工程中收受了回扣，以及在村集体购买资产中也收受了巨大回扣。”
但，林祖恋“电视认罪”后的6月21日下午，数千名乌坎村村民按照原计划游行，根据电视媒体的现场画面看，不断有村民高呼“还我书记”的口号。而此前，林祖恋的妻子告诉媒体说，她同被拘押的丈夫通了电话，林祖恋敦促村民为被征用土地和争议抗争，林妻坚称丈夫没有犯罪，也不相信丈夫受贿。但随后传出消息指，林祖恋所以电视认罪，与他的21岁的孙子林立义遭警方带走有关。
对舆论来说，不久前在香港召开记者会的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指控在大陆的电视认罪，“有导演有台词”，言犹在耳，现在不过就是易地乌坎重演一次。
最令舆论错愕的是，“电视认罪”正是在中共十八大后，强调“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频繁出现，从意见领袖薛蛮子开始，记者高瑜、媒体人沈顥、NGO活动者彼得·达林（Peter Dahlin）等等，多达数十起，大有一种“媒体审判”凌驾司法的程序正义之势。
但电视认罪的做法并不代表大陆大多数具有专业素养的司法工作者的专业见解，而且，现在更多的专业人士对此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见。
“电视认罪”被玩坏了
一位在大陆从事司法工作的基层工作者认为，“电视认罪”是被玩坏了，这位不愿具名的司法人士认为：“现在电视媒体本身的公信力就成问题，这样做的效果只会适得其反。”他进一步认为说，利用媒体对典型案例进行宣传是必要的，但选择宣传的方式更重要。现在更多的做法是大家在完成任务，在做所谓的规定动作。
基层的司法工作者对电视认罪之风的兴起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司法最本质的要求是依法和公正，假如伤害了这两条，就不再被公众所信任，必然会导致司法功能的丧失。”
即便是一般的中产阶级人士也对“电视认罪”十分反感，激烈的意见认为是“文革游街示众的现代版”，“大字报2.0版，把人批倒批臭的杀伤性武器”，中间一些的观点则表示说，电视认罪的做法没有遵循任何正当程序，没有程序正义，就不能确保当事人有机会获得公正的审判。
而一向被大众视为能够被大多数左倾意见接受的《环球时报》也承认说，“电视认罪”的形式有争议，它们的舆论效果“见仁见智”。
专业的法律人士，则都不讳言电视认罪违背了无罪假定等基本法治原则，认为更接近于极权专政的做法卷土重来，而且，电视认罪的做法会鼓励刑讯逼供或者诱供。而在中国，刑事诉讼往往取决于警方取得的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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