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31 December 2012

挺梁游行已生冲突 元旦两派对阵局势难料(组图)

03年50万人7.1上街
03年50万人7.1上街，最终导致时任特首董建华“脚痛”下台。（苹果日报/看中国配图）

学民思潮冒寒上街倒梁
学民思潮成员昨在旺角展示巨型横额，呼吁市民元旦上街，倒梁争取民主。（苹果日报/看中国配图）

香港周日由左派爱港力量发起支持梁振英政府的游行，期间发生殴打记者事件，而周二，一月一号泛民主派和建制派将同时发起「倒梁」和「挺梁」游行，当天是否将有更大冲突引发各界密切关注。

撑梁振英人士打记者
左派爱港力量发起支持梁振英政府的游行，期间发生殴打记者事件（网络资料）

香港泛民主派和建制派将同时在元旦1月1日发起「倒梁」和「挺梁」游行，并以政府总部为集会地点。泛民主派民间人权阵线发起倒梁游行，抗议对小圈子选举的不满以及对梁振英品格的不认同。他们连日呼吁巿民游行。与此同时由行政会议成员郑耀棠出任主席的各界庆典委员会，也将在1月1日当天发起「新年新希望」的元旦大游行，支持政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获得超过三百五十个团体支持。

民阵早前公布最少将有五万人参加此次游行，但因为到时也会有不少挺梁振英的“爱港力量”上街，担心可能会发生大冲突。

计划参加泛民主派发起的元旦大游行的香港时事评论员武宜三周一向本台表示：我有要求梁振英下台的诉求，一个是他欺骗公众。第二我怀疑他是中共党员，我们认为中共的党员来做香港的特首是不合适的。一国两制的原则是港人治港，共产党的理念和香港的管治理念是不同的，不适合在这个位置上。

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周一表示，自由党不会参与元旦挺梁或反梁的活动及游行。至于昨日有参加挺梁游行的人士打记者，他认为，殴打行为是不应该的，香港是自由社会，应该尊重别人意见， 不应阻止任何对立声音 。

在元旦大游行之前，周日下午2时左右香港左派团体“爱护香港力量”（爱港力）也发起挺梁的大游行，队伍在维园草地集合，游行前往政府总部。队伍一路高举五星红旗和紫荆旗，并高喊要“爱国爱港，“支持梁振英”的口号。参与游行的人士在当天下午五时抵达添马舰的政府总部门外，主办团体宣称有五万人参加，警方则表示只有二到三千人参与。

队伍与市民、记者发生冲突

在这些建制派人士游行期间沿途有人士在街边举出港英旗而引发双方发生冲突，游行人士不断用粗口指责此类行为，并用喷漆涂乌反建制的《苹果日报》。沿途采访的记者不断遭到推撞，NOW电视台记者和苹果日报记者都被游行人士谩骂并遮挡摄影器材。NOW新闻的报道中称“当时进行采访的记者仇志荣在混乱间受袭，被扯掉眼镜，右边近眼角位置有伤痕。”

苹果日报拍摄的画面中也可以看到当时有人殴打记者头部。

对于记者采访期间遭遇袭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周一向本台表示：有记者在采访期间被袭击，我们感到非常的愤怒，强烈谴责这类行为。我们都知道香港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大家都很尊重言论自由，不接受以暴力对待不同意见人的行为，也不赞同对记者采取暴力的行为，我们促请警方要追查这件事，不能让外界认为香港警方纵容这类行为的印象。

爱港力量被指用钱拉人

事后，爱港力发表声明表示此次游行是透过网络发起，并游行人士的个人行为与他们无关。然而苹果日报日前报道，一款社交软件whatsapp中有网民群发消息称只要参与“爱港游行”现场就可以获得两百元，举牌、喊口号等就额外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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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象征中国泡沫经济

鄂尔多斯成为另类金融泡沫象征，当金钱得不到恰当使用时，会摧毁实体经济。请不要把草原明珠鄂尔多斯与拥有200年市场基础的香港相提并论，这对于两座城市都是一种不尊重。  

这座城市一度人均GDP超过香港，成为财富之乡，当地的房价、菜价、出租车价格甚至高过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大量货币是魔鬼，会让经济陷入螺旋式下坠过程：高昂的成本阻挡住创业的人群——虚拟经济的暴利成为惟一可以收回成本的生意——而虚拟经济泡沫抬高实体经济的成本，进一步冲垮了实体经济的根基。地方政府试图用高额补贴吸引商家，遭遇悲惨的失败，补贴不能重塑经济环境，不能改变赢利模式，随着实体经济的下滑，政府的补贴也就成为无源之水。  

鄂尔多斯经济是单一资源主导的中小城市的短期泡沫，而温州经济则是制造业无法升级、全民炒作形成的长期泡沫。两个城市的经济本质相同，天量资金无法找到突破口，转向民间高息借贷与房地产，民间借贷链条在风吹草动下崩溃，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成为一地鸡毛。  

将近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耳边不时听到温州房价上升，房价超过京沪等地，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线城市;我们听到温州资金四处炒作房地产与矿产，以越来越长的资金杠杆撬动投资品种;我们亲眼见证实体经济掘到第一桶金的企业，纷纷涉足房地产行业，当地企业房地产产值已超过主业。上述消息四处流传，意味着实体经济成本越来越高，金融杠杆急速加长，最后，谁知道通过哪一根稻草，就把一匹骆驼压垮了。压垮鄂尔多斯的稻草是煤价下降，压垮温州的是出口下滑，共同的现象是房价大幅下挫。  

对于经济转型而言，最痛苦的不是找不到病根，而是找到病根却无法诊治。

理智的人清楚，中国房价过高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货币发行量过大使得资产品价值畸高，资产套现使中国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分化。中国不仅需要建立公平的实体经济市场秩序，更需要建立健全的资本货币市场的秩序，因为后者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财富分配之源。

鄂尔多斯政府此前看到了虚拟经济之之害，试图吸引实体经济进驻，却因当地缺少产业链、缺少市场积淀而失败，也因为全民的高利贷狂欢、资源价格狂欢而失败。获得厚利者对实体经济不屑一顾，既然可以通过高利贷轻松获得20％以上的收益，谁愿意胼手砥足追逐5％以下的收益？鄂尔多斯只吸引到了垂涎于煤炭的企业，他们更像煤炭投机者，而不愿意在当地扎根建立产业链。与鄂尔多斯一样，中国未强而骄，未富而弱，大部分人还在懵懂期，已经有一批先知先觉者通过虚拟资产套现、低价获得寻租权，获得了蛋糕上最丰厚的一块，其财富效应引发了一场全民狂欢。无怪乎，据国际金融诚信组织的统计，这十年的时间有数万亿美元的资产转移通过非正常渠道转移到海外。房地产等货币游戏远超实体经济，成为最重要的财富之源。

尽管我们清醒的知道，房地产价格虚高，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整体进入鄂尔多斯悲剧;不建立股票市场的公平秩序，这一市场就是权势阶层定期割韭菜的场所，短期的上涨难敌大股东的圈钱意图——我们却不得不让房地产价格继续增长，不得不坐视某些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继续套现。但是，任何改革都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是各种环境条件制约下平衡的结果。

以下现实支撑了房地产、债务、货币继续上升。出口下行、消费难振，使得投资在未来五年的时间里都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资金最重要的抵押品就是土地，所以，房地产不取决于房地产需求本身，取决于是否是投资、信贷抵押品的重要来源甚至惟一来源。加上城镇化成本、加上投资热，未来十年几十万亿的投资量，除了将继续抬高地价外，还将进一步扩张债务，未来货币进一步扩张也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了解危害，却无法化解危害，这是鄂尔多斯与温州的共同悲剧，中国整体情况如何？如果这两年货币、债务大扩张，房地产大涨，让我们北望鄂尔多斯，那是未来中国经济的缩影;如果债务增长得到控制，项目效率考核提升，中产收入阶层增加，房地产稳步小幅上升，让我们额手称庆——中国经济不仅理智地躲过了鄂尔多斯陷阱，还以极大的勇气抑制住了既得利益者的无度盘剥。



from 看中国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12/12/31/480540.html?%E9%84%82%E5%B0%94%E5%A4%9A%E6%96%AF%E8%B1%A1%E5%BE%81%E4%B8%AD%E5%9B%BD%E6%B3%A1%E6%B2%AB%E7%BB%8F%E6%B5%8E&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kanzhongguo%2Fwww+%28%E7%9C%8B%E4%B8%AD%E5%9B%BD%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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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做官诀窍的变化

裴敏欣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中国新的领导阶层的简历，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我们都知道他们做过什么官，但不知道他们做过哪些事。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无知。这些领导在他们担任地方主要领导（如省委书记）时可能干过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大事。但是事实并不如此。即使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来说，中国中央级别的领导人在地方的业绩基本上是一个空白。

这一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其实，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产生的领导班子里，我们就可以注意到这一“履历辉煌，政绩平庸”的特点。

但是，中国在1980年代的情况和现在很不一样。那时，中央领导层中有许多曾经在地方工作时为改革冲锋闯关作出巨大贡献的功臣，如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我们都知道他们做过什么事。

今昔对比

和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官员相比，80年代的领导有许多明显不同。在80年代，官员学历不高，但是比较敢担当政策风险，敢干事。在许多中央没有明确政策的情况下，这些官员中会有些人支持莫种政治风险极高的改革措施。

万里在安徽搞实际上的“包产到户”和赵紫阳在四川实行的类似的农村改革都有极大政治风险。习仲勋和任仲夷在广东推动对外开放时频频超越中央政策的允许的程度。

即使在比省低一级的地方上，官员们也冒政策风险，采纳试验性的改革措施。中国温州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敢于保护民营企业的改革。中国第一起企业破产案是在沈阳发生的。当时推动该案的是沈阳市长李长春。由于支持企业改革，李长春得到中央高层的青睐，后来青云直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官员都愿意冒险。但是，和现在相比，愿意冒政策风险的官员要比现在多，因此中国在80年代的改革步骤比较大，而且呈由下而上的趋势。

解释这一现象并不难。在80年代，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中存在着严重的“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分歧。但是，邓小平是一个敢担风险的领导人，他喜欢越级提拔类似的官员（朱镕基就是被邓跳越三级，从中央候补委员直接提拔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一个例子）。

在邓时代，地方官员要升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政策冒险，经济改革上敢打敢拼；二是找靠山 （主要搞好和陈云、李先念这些比较保守的高层领导的关系），通过建立个人私情积累政治资本。

裹足难进

但是，地方官员敢冒政策改革风险的现象在90年代后就基本消失。决定官员升迁的最主要因素已不是政绩 （政治学者的量化分析显示地方的经济表现指标，如财税收入和GDP增长，不能解释地方官员的提拔），而是个人关系，即政治靠山。

在人治的中国里，由“靠山”提拔的官员的基本特征是履历面面俱到，但是政绩平平。

在邓小平后的中国发生这一现象有三个原因。第一是邓后的中央最高领导（除朱镕基之外）都比较谨慎，是“避风险型”的人物。这些人当然不会喜欢政治上的冒险家（如薄熙来这样的人）。

第二，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经济改革已不再受“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捆绑，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上基本无险可冒。但是，1989后中国高层对政治改革有很严的控制，地方官员深知冒政治改革的风险会有被摘掉“乌纱帽”的风险，所以根本不敢在政治改革上冒任何风险。

第三，自从1992年以来，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基本靠的是“招商引资，”而不是制度改革。地方官员很快掌握了推动经济增长的秘诀，即土地财政，银行贷款，引进大项目。但是，由于所有地方官员都在玩这一游戏，大家的业绩都差不多。

因此仅靠GDP增长进京做官是不够的。政治靠山的相对作用就大了很多。“年龄是个宝，政绩不可少，靠山最重要。”中国官场流行的这句话基本上总结出了中国官员升迁的“潜规则.”

由于这一政治逻辑，中国的官场的风气在过去20年中起了根本变化。官员越来越胆小，经济增长速度高但是基本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进步。政治改革倒退。官员提拔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所以会出现大规模和屡禁不止的“买官卖官”现象。这是中国政治体制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言而喻，这一政治体制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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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土地收入减4成 财政压力陡增

时近2012年年末，虽然土地市场一片火爆，但难以掩盖全年土地市场冷清的局面。据伟业我爱我家统计，2012年1至11月一线城市土地出让金为1661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1.5%。

截至30日，北京地区除暂停的农展馆地块与石景山五里坨建设组团地块外，2012年土地出让金合计为609.8亿元。北京2012年土地出让金与2011年1155亿元相比缩水近半，仅是2010年的1/3，达4年来最低。

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土地出让金骤减，使地方财政压力陡增，加大地方政府明年推地动力；另一方面，在大力发展城镇化背景下，土地改革不可避免，因此，应警惕在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卖地。

一线城市土地出让金骤减的现象中，北京并非个例。搜房网统计显示，随着28日的成交收官，2012年上海共成交经营性用地190幅，成交面积共计802.38万平方米，同比减少39.97%。土地出让金共计875.78亿元，同比减少25.98%。

广州方面，虽然还没有全年具体数据，但之前广州市财政局局长袁锦霞向市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广州市2012年市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称，2012年1至8月，广州市本级土地出让金收入107.4亿元，仅完成年度预算的34.2%。

中国房地产与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在接受《经济参考报(微博)》记者采访时表示，2012年土地出让金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房地产整体市场环境较差，房企拿地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是地方土地供应减少。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京土地出让面积379.2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531 .7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减少44 .5%、41 .4%。而上海2009年土地供应建筑面积为907.70万平方米，2010年该数字为859.20万平方米，2011年是656.40万平方米，2012年前11月供应面积则降到了565.0万平方米。

在土地出让金下降背景下，对于地方来说，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可用财力的下降、投资下降等一系列的连环效应，这也是今年地方政府频繁微调，试探中央房地产调控红线的根本原因。

的确，据不完全统计，自房地产调控以来，通过各种手段“松绑”楼市调控的城市已达近50个，2012年变动更为频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华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微博)也认为，在特定时期，房地产一度是我国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融资平台”之一，一度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库存，当时也成为我国货币创造的重要渠道。因此，土地出让金极度下挫，使地方财政压力陡增。

“下半年地方政府加速推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上半年土地出让下降严重。因此，2013年地方政府推地动力仍在。除此之外，我国未来大力发展城镇化将给地方政府带来新一轮土地财政机会，也是维持2013年土地市场相对较热的重要因素。”顾云昌说。

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部党组会议上表示，未来要稳步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着力在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土地股份制改革等方面积极推行试点，切实维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

与此同时，有媒体曝出，国土部酝酿存量土地管理的新规定，以增加城镇建设用地供给，稳定地价预期。按照研讨中的制度设计，除规划用于商品住宅等经营性房地产开发的地块，必须由政府依法收回、收购重新招拍挂外，允许原土地使用权人自行开发、允许开发主体通过收购进行集中开发、允许农村集体经济自行组织开发。

对此，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分析认为，国土部新规主要意义在于利用政策的积极引导，盘活现有未开发的存量土地。在解决土地市场供需矛盾、缓解地王压力的同时，更有利于城市城镇化进程。他同时指出，存量用地原使用权所有方将有望直接参与到存量建设用地的开发过程中，由于执行层面肯定会对土地使用权转移及相关利益分配做详细说明，并不意味着土地出让制度退回“协议出让”的时代，因此，该政策本身并非是对现行的经营性土地“一律招拍挂”的松动。

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也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就是将土地资源盘活，但是，美联指出，从全国土地市场供应来说，土地的存量还是很大，但土地不可能无限制供应，中央政府应充分考虑农业用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此外，顾云昌也强调，已有不少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把未来城镇化看做是房地产业的救星，因此，应警惕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巧立名目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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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揭戴相龙家人靠股票发财

曾撰文揭露中国总理温家宝家人聚敛巨额财富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又在该报发表文章，指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家人通过购买一家曾濒临倒闭的保险公司股票而获得巨大收益。

这篇12月30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报道说，2002年戴相龙任中国央行行长并负责监管保险业，当年，戴相龙亲戚控制的一家公司购买了平安保险公司的巨额股份，后来这些股票价值数十亿美元。

报道说，据监管资料，购买平安保险股份的公司– 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是由数家投资公司控制的，其中包括戴相龙女婿车丰的两家公司以及与车丰亲属和商业伙伴有关联的数家公司。

纪录显示，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极好价格购买到平安保险股票，这个价钱是在这之前两个月英国一家大型银行购买平安保险股票时每股价格的一小部分。

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2002年12月26日用5500万美元购买平安保险股票。到了2007年，最后一次公开这笔投资价值时，这些股票价值31亿美元。

张大卫在报道中说，在调查中，《纽约时报》没有发现戴相龙知道他的家人的这些活动，或者这里面有任何违法行为。但是报道说，戴相龙家人看来是透过在戴相龙对其有监管权力的公司投资而赚了大钱。

报道说，戴相龙的发言人以及他担任理事长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都没有给记者的查询电话回电。

戴相龙女婿车丰的一名女发言人通过电邮否认车丰有平安保险的股票。她说，另一位商人购买了这些平安股票，后来因遇到财政困难而将其卖给一些人，其中包括车丰的朋友和亲戚，但是没有车丰本人。

但是报道说，《纽约时报》看到的公司纪录显示，车丰以及他的亲戚和长期商业伙伴设立了一个复杂的公司网络，实际上使他和其他人能够控制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而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平安保险和海通证券都有投资。纪录显示，其中一家公司后来任命车丰进入平安保险的董事会，任期从2006年到2009年。

《纽约时报》上个月披露，天津泰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极低价格买入平安保险的股票。这家公司后来被温家宝总理的家人部分控制。在2007年底，泰鸿购买的平安保险股票价值37亿美元。

报道说，鼎和创业和泰鸿投资集团的这笔投资意义非常重大，部分原因是在2002年晚些时候，北京监管者特许平安保险不受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实施的要求大型金融公司分割的规定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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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挺港爭普选

作者：莫乃光 | 评论(0) | 标签:信报, 梁振英, 香港, 民主, 普选

前天左派组织发起「挺梁治港保民生」游行，可谓千寄百怪，丑態百出：被传收钱游行、粗口满街、打记者和不同意见的社运人士，实在令一向被誉为和平游行示威之都的香港蒙羞。发起游行的「爱护香港力量」等团体，又自称「网民组成」，也实在侮辱互联网。

不同意见的表达，无论是多么的错误，也应享有他们的权利。不过，我们更有责任指出其荒谬之处。

僭建无关诚信？这是欺诈

倒梁对抗挺梁，核心是梁振英本人，触发点是他的僭建风波。挺梁者常说的，是「僭建很小事，很多人都有，不应该小事放大，针对梁振英」。的確，倒梁者的目標是针对梁振英，原因是他身为特首，社会对他的道德要求比普通人如一般数以万计的新界僭建者要来得严格，非常合理；况且，更重要的是，梁所犯的不只是僭建，是「讲大话」，並且，不仅是讲大话，更是早有预谋地以谎言达到他今日的特首之位，这是欺骗、诈骗、欺诈。

梁振英僭建之事无关诚信，挺梁者可以说得出口，我们实在无需反驳，因为可以认为这有意欺诈和多番以谎言盖过谎言的行为是与诚信无关的人，自己也已诚信破產，不比梁好，正常人实在无法与他们讲道理。

做实事保民生？背后是挺共治港

挺梁者也常说，应该给梁振英机会，为香港做实事。回应这一点，可以指出两个问题：第一，梁做的是否实事？第二，是否只有梁才能为香港做有用的事？

梁做的是否实事？他的支持者说，他在上任后已经推出零双非婴、长者生活津贴等政策，特別针对房屋和贫穷问题这些民生关注；问题是，我看见的是更多的选举承诺失效，和对和回应香港政制改革诉求和经济转型的漠视，令人怀疑，民望低而作风强捍和拒绝妥协的梁振英，是否企图以民生问题转移香港人的视线，分化香港人，以求自保？从前天游行主题的「保民生」，可见挺梁者希望以民生问题「收买」市民的心。

是否只有梁才能为香港做有用的事？答案当然是不。「没有人不可以被取代」这定律，在任何政府或机构皆然，只有希望愚民以自保的统治者，才会搬出「特首倘下台，施政陷真空，香港必瘫痪」的恐嚇。如果香港政府只靠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现任和过去的特首，那么香港早已完蛋了。

所以，与其说倒梁者对人不对事，其实，他们是对人亦对事，反而是挺梁者对人不对事：他们当中的核心支持者盲目支持梁振英，其实是支持他背后的中共政权、中国共產党；在转移视线后，对香港现在社会的爭吵不休感到烦厌的市民，就变他们误导了。

简单说，核心挺梁者唯一的信念，是「挺共治港保CY」，对立於不愿见香港被染红（红指共，是指党，非指中国我们的国家）的眾多香港人。

梁把个人利益置於公眾之前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无论梁先生所犯的僭建事件多么严重，如果他能够真诚地道歉和面对及承担责任，我们的確是可以给他一个机会的。不过，他没有这样做，甚至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做。因此，我一直认为，梁要面对下台的最主要理由，不是僭建甚至说谎这些罪状，问题是他显然一直甚至继续把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置於公眾利益之先。

微观之，梁一直不肯把僭建的相关事实和资料公佈，一直以法律理由不肯合作，甚至不肯回应屋宇署的查询，显然目的是为保自己的个人法律利益，但他既身为特首，我们期望他即使危害自己的法律保障，也应该真正的开诚布公，就是这么简单，但他从没有做到。

宏观之，梁振英的僭建爭议，及他持续低迷的支持度，加上他勉强眷恋权位，其实已经令香港极度分化。为什么他会认为只有他能做好特首工作，为什么他留下对香港更好？梁振英当选后曾说过，从此以后，只有香港营，结果完全没有这回事，这又可以赖谁？如果他离去，可以令香港从新出发，更和谐，为什么不走？这就是漠视公眾利益。

今天游行，慎防渗透

所以，今天下午的元旦大游行，我们的口號是：「无信不可立，倒梁爭普选」。梁振英的小圈子选举低民望强行强势领导，正是让我们看清楚香港需要立即实施真正的普选！因此，我们对人，梁振英，也对事，就是我们对领导人诚信和对普选的坚持。

相比前天的游行的躁狂和不文明，我们有信心可以显示出我们的和平和秩序，即使面对警方不合理的针对，和很可能出现的左派打手渗透闹事，请大家参与和见证，为香港的普选和中国的民主，一步一步地踏出来。今年香港的政改諮询將开始，关乎二零一七有没有和怎样普选特首，和何时和会否真正地取消功能组別，因此，今天的游行的人数和气氛，是有指標性的作用和重要的。

最后，在这二零一三年的第一天，我在此祝大家新年进步，香港得普选，中国得民主、自由和人权。

载於信报论坛：http://www.hkej.com/template/forum/php/forum_details.php?blog_posts_id=9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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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每一个人的政治洗礼

作者：张天潘 | 评论(0) | 标签:所见所闻

　　2012是一个新旧更替的年份，在玛雅文明中，它是一个旧纪元的结束新纪元的开始。而它对当今世界政坛，它同样是一个新纪元。这一年，俄罗斯、法国、美国、委内瑞拉、韩国、日本等国经历过一场新的领导人选举，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也迎来了新的领导人更替。尽管各大国家和地区政局纷纷更替，但谢天谢地，这一年总算是平稳度过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2012还注定是一个政治年。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更是一个充满浓烈色彩的政治年，在表面看的波澜不惊政治生活中，发生了很多值得回顾与思索事件。繁华落尽，拨开那些嘈杂的琐事与细节，慢慢呈现出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政治已经成为关乎每一个人的政治，已经将中国人前所未有地融合或牵连在了一起。

　　

　　　为什么要关心政治？

　　

　　一直以来，如果有人对你说“你要讲政治”时，则意味着某种“政治”要开始不怀好意地对待你了。也正是在这样的阴影下，政治似乎成为了一个令人色变的词汇。但其实，政治不是什么危险品，更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它只是一个抽象的公共物品，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谈政治色变，要远远地躲避开它。或许在专制时代，政治对于官僚来说，意味权谋与争斗，对于民众来说，则意味统治与压迫，能够离得远远的是最安全的。但到现代社会，政治早已或者早该告别曾经的冰冷残酷，磨平权力的刀锋，成为一门理性沟通、平等协商的艺术，而且谁也别再想能够远离它了。

　　所以，我们必须前所未有地审视与重视政治，理解政治，参与政治。政治不是权力者的专利，它也不是只服务于权力，政治是所有人的公共品，它必须服务于公益。政治包涵着公务员与公众的服务关系，包涵着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关系，还包涵着政权与人民的契约关系。它可以小到融入一张准生证的办理过程，也可以大到决定一个政权有无存在的合法性。政治不该是大人物任意把玩的玩具，也不该是少数人随意使用的工具，政治关于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存与生命。

　　古贤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人的向善本性，使得人不断追求善的生活。人参加各种层次的共同体，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己对至善生活的追求。因此，我们关心政治，但不是迷恋政治。我们关心政治，就是希望政治不再是尔虞我诈的斗争，我们关心政治，就是想实现对至善生活的追求，《尚书》也说“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政治是一种公民意识的自觉召唤，不管是大事的政治还是小事的政治，正如我们关心每一天的粮食、蔬菜价格、每一天的天气、空气质量一样，2012年，有更多的中国人注视着并且尽可能地参与到政治行为中了，都一点一滴地推动着中国政治的进步。

　　　“大政治”有大气象

　　

　　2012年中国的政治大事件，是从2012年2月6日开始的。2月6日至7日，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但在之前的8日上午10点54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通过新华网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王是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而在随后的两会上，人们一如既往地关注代表委员们的一言一行，关注两会的提案与草案。尤其是代表委员们以微博为纽带，与民众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民众热切地提出自己的建言，希望能够通过代表委员们上达两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两会结束后的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4月10日，中央决定，鉴于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纪委对其立案调查。至此，近些年在重庆开展的“唱红打黑”终于偃旗息鼓，而所谓的“重庆模式”也轰然倒塌，最终破产。

　　11月8日，中共十八代召开，更是牵动了全世界的目光，新一届党的领导人产生，中央政治局七大常委在大会最后一天集体亮相，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揭晓。中国政局平稳交接，并给外界展示出了一股新气象。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常委见面会上发表讲话，在18分钟的讲话中他19次提到了“人民”，“人民”与“责任”成了最核心的两个关键词。而有人统计，在十八大报告中，“人民”出现了145次。这所有的大事件，都在像政治教科书般地教会民众认识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有把人民牢牢地放在心上，这才是合格的政治家。

　　随后，政治局出台改作风八项规定。习近平总书记重走邓小平当年的改革开放之旅，带头示范，轻车从简不封路，住普通套房吃自助餐，一路尽显平易近人新面貌。而就在近日，新华社连续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等领导人系列人物特稿。这一切都吸引了无数的注视目光，也被外界解读出释放了重要信息。人们纷纷对其中的新气象，开始寄予了更多的期待，特别是对政府政治改革的期待，已经急迫到任何高层政治举动，都会被解读出各种意味出来。

　　在这一年的各种大政治事件中，中国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关注热潮，在高层的新政治气象背后，是民众政治参与的新气象。这一点在十八大后的微博反腐中，尤为明显。网络反腐扳倒一批官员，时间期限越来越短的扳倒官员记录，掀起了一个网络上的“官不聊生”。当制度不给力是时候，我们尽最大的可能发力，然后共同推动制度的完善。制度的建设，不是靠等来，更不是靠谁施舍的。微博成为了重要的政治参与渠道（尽管是非正式的），发挥了巨大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人政治参与渠道匮乏的尴尬，在微博上较为舒畅地进行了围观、议政，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政治热情与政治智慧。这也是政治，表达政见，论政议政参政，才能构成了一个政治完整的过程。

　　与民众关系更为直接的政治事件，今年还有几起较大的群体事件，如四川泸州群体事件、什邡反对钼铜项目事件、启东反对排污项目事件、宁波镇海区反对PX项目事件、重庆万盛反事件。这些群体事件中，虽然有不该有的冲突与暴力，但必须意识到，民众反对的不是政府，也不是经济增长，反对的只是用政绩与GDP来摧毁环境、绑架民生。不要害怕愤怒的民众，更不要敌视呐喊的公民，我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家园，关心自己的子孙后代还能否继续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而这应该是最大的政治。

　　在规模甚大的各地反日游行中，在一些极端的行为背后，是更多的人展现了理性，明白了何谓真正的爱国，何谓乌合之众的危害，这些极端行为都在给我们上课，灌输民族仇恨，点燃民族主义，往往会最先害了自己、烧到自己人。这也是一堂深刻教训的政治课。

　　　“小政治”有新进步

　　　

　　在以上大政治事件之下，2012年还有更多相对的“小政治”事件发生。最近异地高考问题，颇受人关注，北京、上海成为焦点。值得称赞的是那些几年间坚持不懈地推动异地高考的家长志愿者，正是在他们的持续努力下，才让社会意识到了那一群教育问题的受害学生，他们公共行动，推动了社会政策改进，推进了中国政治的前进步伐。

　　不过，这个问题表面上是教育问题，但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中国社会公平问题。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不公平，随着民众的权益意识觉醒，利益分化也加剧了。在以地域或户籍为标准的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矛盾已经越来越公开化了。不同的群体在微博等公共场域进行商议、辩论。这也预示着，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正式成形，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公开的以各自利益为诉求的群体分裂，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以各种具体的权益与权利为不同诉求的群体，在走向复杂的类聚群分。公共服务领域的各种特权阶层，从更微观的角度，已经可以追溯到普通民众身上了，比如北京、上海的考生，就有着外地考生所羡慕的高考录取特权，现在民众之间已经分化为为这些权益或者特权的直接冲突了。这种越来越细化的利益分割，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这些普惠式的权益之外，一些特权性的权益，也已经到了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当然，这些社会利益的分化，不都是坏事。事实上，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利益博弈现象，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诉求，最终才会达成一个利益平衡，而非某些人无私地牺牲自己的利益，被迫地成全另一部分。而博弈，就是政治，政治的本质就是博弈，最后达到平衡。宁愿有利益的博弈，而不要内心不满的假团结。社会成员构成的多元化，才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准，才有可能形成丰富多彩的社会。

　　维护自己的合法正当权益，合理地进行利益诉求，这也是政治。不过，这种双方的利益表达，目前似乎都没有一个正式的表达渠道，在地方政府看来，都将之视为维稳的对象，这最后就会到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双方在没有来自官方的解决办法之下的互掐，形成社会的自我消耗；一个是双方把怨气都归结到官方身上，或者是这两个结果在同时胶着着。这对官方似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管理难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政治的退化。

　　这个意义上来说，官方应该在心态上摆平位置，不要遇见正常的利益诉求，都如临大敌，从而将原本只要坐中协调以及提出对策的事件，最后引火烧身，成为千夫所指。这种对待原则，不仅要平和地看到民众之间的利益分化与博弈，更要平和地看到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民众需要有合理而畅通的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渠道，以实现利益诉求，而不要一味地掩盖与抑制。

　　此外，从“平坟运动”、“强制堕胎事件”、“准生证办理难”，还有劳教制度与黑监狱的悲剧，这些权益受害者们都在纷纷站出来，控诉与反抗这些政策与制度之恶。越来越多人介入到政治性生活中，从异地高考到反日游行，从群体事件到微博反腐，从平坟运动到“你幸福吗？”，都在各个层面上倾注着国人的政治关注与政治热情，也在推进中国的政治进步。

　　总而言之，政治，能给人类带来残酷的侵轧，也能带给人们暖暖的温情；能给人类带来相互的仇恨，也能带来人们无限的感动；能给人类带来恐怖的暗淡，也能带给人们灿烂的阳光，而这一切，取决于有远见的政治家们如何领导指引一个国家的前进方向，取决于一个政府如何将权力最大化地收敛、服务于公益，更取决于每一个人如何看待政治，如何成熟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2012年，我们看到政治的新气象与新进步，2013年，我们希望有更多暖暖的温情、无限的感动与灿烂的阳光，让美好政治充满我们生活的每一天。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2012年12月30日 南方都市报 南方评论·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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