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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31 January 2014

ICIJ的移动硬盘

1月22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布调查报道，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胡锦涛的侄子胡冀时、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和女婿刘春航，李鹏的女儿李小琳，邓小平的女婿吴建常诸多太子党在列。
2013年初，海外英文媒体开始调查报道中国高官的隐秘财富，典型报道即彭博社对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和《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族的财富的调查。
熟悉北京外媒圈的驻京记者一般的印象是，《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阵容强大，有普利策奖得主多名，写作华丽视角独到，但长期以来，并非以拿料调查见长。
有香港媒体评论认为，对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报道，张大卫做了许多的调查查证工作，但报道的核心财务文件，是作者张大卫在海外与爆料者见面后获得，而这些核心文件，至少有多家媒体记者曾在不同场合读到过。
对该机构发布的这一调查，政经新闻圈有怀疑，是否和传说中所谓周永康掌握政法机器十年间收集掌握的高官财富图谱有关？这一猜测原因很大程度上因为，目前披露的掌控海外公司的高官子弟，除了习温等此前已被披露过的亲属，其他派系相关人实质性的信息很少，江曾贾等大家族的子弟更是完全不见踪影。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随后继续刊发了关于石化业界的调查报道，似乎某种程度上消除了这一猜疑。该报道叙述了石化巨头孙天罡和在新疆石油，和中石化发生冲突后被拘留关押五年，旗下离岸公司被变卖转手的故事。
2005年，孙从香港过关深圳时被捕，2007年，孙在大陆被控合同诈骗、虚假出资、行贿和挪用资金四项罪名。控方其后撤销控告。2009年，孙第二次被起诉受审，罪名是挪用资金和行贿。法院没有判决，延期再审，没有判决。
2010年末，孙从拘留中心获释后，又被软禁了两年。他住在北京一间出租公寓，被24小时监控，没有电话，妻子只能在受限制的情况下探访，他只能在官方人员陪同下偶尔外出。
2012年3月，第二次起诉正式撤销，孙重获自由，随后，孙来到美国居住。目前，孙天罡正向洛杉矶联邦法院控告国企中国石化和中国的公安机关串通，非法拘禁他长达五年；在他被关押期间，中石化伙同孙的员工抢走他用来控制石油资产的离岸公司。
这篇报道提及，ICIJ密档显示，离岸金融中心和中国石油三巨头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关系密切。从1995年到2008年，中国的石油公司及其高管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库克群岛等地成立了几十家离岸公司。
这些石油公司以子公司的形式成立离岸公司，在母公司下属的上市公司的年报作出过披露，但看来也有很多离岸公司没有公开披露。这些国企有否按官方规定向上级政府提交内部报告，不得而知，离岸公司的隐秘性使人无从知道其成立的目的，也无法得知高管设立海外公司究竟是公司行为还是当作个人资产。
ICIJ数据库中的石油高管名单里有中石油子公司昆仑能源董事长张博闻。张去年12月起任董事长，是BVI公司Adept Act Enterprises唯一的董事和股东，公司于2006年注册，2008年解散。
中海油的首席执行官杨华也有一间BVI叫Garland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y Limited。同样是该公司唯一的董事和股东。杨华的同事、中海油执行副总裁方志是两间BVI公司Xin Yue Lianping Company和 Xin Yue (BVI) Company的董事和股东。
昆仑能源、中石油和中海油都没有回应记者的询问，报道还特别提及了和周永康案关联的惠生和中旭系的海外离岸公司。
ICIJ的成员包括160名记者，分布在全球60多个国家，协作进行深度调查报道，有业界传闻，公开的中国籍的成员包括财新总编辑胡舒立、港大教授陈婉莹等三人。
这次中国报道项目组中，除了《明报》、台湾《天下》杂志、南德意志报和汉堡北德电台的记者外，还有中国大陆的记者。
中国调查开始几个月后，参与项目的中国媒体便被迫撤回其工作人员。一般认为，这一家被迫退出的媒体应该是胡舒立的财新传媒，他们的解释是，“有证据显示我们的报道人员正被密切监视，而且当局有可能会采取进一步措施。”
18大后，官方对海外媒体的监控和渗透高度重视，直接动因就是阻止报道至少获得报道的预警。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的上述调查过程中，曾多次向被确认身份的被调查者发函求证，财新从项目推出，可见北京对上述报道早已知情，应有预案。
有香港媒体传言，胡舒立在习近平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任《工人日报》驻厦门记者，与习结识；有传言更说，胡在和财讯传媒的《财经》分家时，就曾得到习的协助，在浙江取得了刊号；目前胡的杂志转往上海，胡和习的沟通渠道应该是存在的。很难相信，胡舒立之前的参与和随后退出这一调查，未得到北京的首肯。
目前来看，没有北京试图阻止这一调查报道刊发的可信的消息，但官方监控和影响这一调查报道应该符合逻辑。
ICIJ此前曾宣布，将在1月23日，公布他们整理的离岸金融解密数据库中37,000多名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离岸资产持有人名单，在ICIJ网站数据库搜索人名，就可以看到与此人相关的离岸网络。
根据他们的说法，目前，这一数据库里还有很多名字没有特定地址，加之中文拼音拼写方式不一，许多人“未被确认身份”。ICIJ说，希望公众从数据库中挖掘信息，协助记者找出更多新线索和联系，并预告，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继续报道中国精英们和避税天堂的故事。
一个多星期过去，这一数据库目前仍未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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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62028

浙江温州的鲸鲨屠宰场

除夕夜，我收到英国摄影师Alex Hofford的邮件，他想让我帮忙曝光一件事。
几年前，我转载过他在宁波拍的《熔模铸造》系列图片，就这样认识了。后来，他在香港发起了野生动物保护组织Wildlife Risk 。

这一次，他们发现浙江省温州市有一个世界最大的鲸鲨屠宰场。

下面是维基百科对"鲸鲨"的介绍。

"鲸鲨（学名：Rhincodon typus）是世界上最大型的鲨鱼，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鱼。
虽然鲸鲨拥有巨大的身躯，但不会对人类造成重大的危害。鲸鲨的个性事实上是相当温和的，也会与潜水人员嬉戏，有时甚至会让人骑乘。
鲸鲨几乎没有天敌，人类进行的渔业活动是它们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目前生物学家仍无法掌握鲸鲨的数量，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为鲸鲨是濒危物种，波昂公约（ Bonn Convention ）则将这种鲨鱼列入了解中的迁移性鲨鱼备忘录名单。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在2002年把鲸鲨列为附录二物种，显示鲸鲨保育获得全球共识。"

浙江省温州市下属的乐清市蒲岐镇，有一家海洋生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Wildlife Risk声称，该公司的下属工厂每年屠宰600多条鲸鲨。

鲸鲨被加工成几个部分。

（1）鱼鳍晒干后，转运到广州，出售给当地餐厅，作为装饰摆设之用，以吸引食客。
（2）鲨鱼皮售予皮革商以制造手袋。
（3）鲨鱼的的嘴唇、胃及肉，会被当作食材卖到餐厅。
（4）最有利可图的是鲨鱼的肝脏，用来提取鱼油。

Wildlife Risk还提供下面的视频（优酷，Vimeo），作为证据。
除了鲸鲨，Wildlife Risk还发现另外两种鲨鱼----姥鲨和大白鲨----也在被屠宰之列。
这三种鲨鱼全部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附录二物种，这意味着它们目前不属于濒危物种，但需要管制交易。由于中国是该条约的缔约国，所以在中国加工这几类鲨鱼，并不完全合法。美国的《国家地理》网站，已经报道了此事。
Wildlife Risk的主张如下：

"在物种被迫至濒临灭绝之前，我们呼吁中国有关当局马上遵循国际协定，对此类非法活动予以适当管制。"

我的立场是：

反对捕捞、加工、食用大型海洋鱼类（参见这里），希望通过我的网站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直至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对该事件进行查实。一旦属实，坚决取缔和惩罚相关人员。

（完）

文档信息

版权声明：自由转载-非商用-非衍生-保持署名 | Creative Commons BY-NC-ND 3.0
原文网址：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14/01/whale_shark.html
最后修改时间：2014年2月 1日 08:55

from 阮一峰的网络日志 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14/01/whale_shark.html

境外藏人收获零八年被杀藏人照片

被杀藏人阿迪夏
【西藏之声2014年1月31日报道】2008年西藏境内发生的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中，无数藏人遭到中共军警的毒打、枪杀和监禁，近日流亡藏人收获当时被军警枪杀的一名年轻藏人的照片，同时，也获知另有一名藏人受枪伤后，长期遭到军警的残酷毒打和折磨的情况。现居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僧人松热加措向本台提供照片介绍说，2008年整个西藏境内发生示威游行时，他的家乡西藏安多阿坝县藏人僧俗也上街游行，表达和平诉求，但遭到中共军警的武力镇压，导致多名藏人被枪杀，另有无数人遭捕监禁或失踪。
（录音）松热加措表示，两周前，自己收到了2008年3月16日因参与阿坝县和平示威活动，遭军警枪杀的同村藏人阿迪夏的照片。阿迪夏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差，从未上过学，被枪杀时只有28岁，是西藏安多阿坝县安斗乡卧须（音译）村人，父亲叫西热，母亲叫塘果。此外，一位名叫贡波南阔的年轻藏人也被枪伤，随后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但他长期遭受军警的残酷毒打和折磨，目前在当局的严密监控下生活，但一直没有被媒体报道。
据了解，中共军警在西藏阿坝县开枪射杀的藏人中，包括阿坝县藏文中学16岁的女生林知错，一名20岁的牧民贡伯拉官，以及一名5岁的小孩和怀抱一岁婴儿的妇女等。

此外，今天（31日）是农历新年初一，以往在位于西藏安多和康区很多地方的藏人按照农历计算，欢度新年。但是自2008年境内和平示威藏人军警枪杀和2009年开始上百位藏人自焚牺牲后，境内藏人连续以抵制欢度新年的方式，对受难同胞表达支持和同情。
西藏僧人松热加措继续表示，（录音）位于西藏阿坝县亚尔堂乡的果芒寺和相关村庄，从2008年开始至今，一直不欢度新年。今年也不例外，当地僧俗藏人不粉刷围墙，不打扫房屋，取消赛马等喜庆活动，对受难同胞们表达同情和悼念。

from 西藏之声 http://www.vot.org/cn/%e5%a2%83%e5%a4%96%e8%97%8f%e4%ba%ba%e6%94%b6%e8%8e%b7%e9%9b%b6%e5%85%ab%e5%b9%b4%e8%a2%ab%e6%9d%80%e8%97%8f%e4%ba%ba%e7%85%a7%e7%89%87/

那年，1974 – 3

續那年，1974 – 2
奀鏡和老表面面相覻，那只有半秒，頂多只有一秒的時間，大家互望一眼，心裡都是一番矛盾心思。這時候，前面幾個人已肯定被抓，狼狗也許還分不遐身，衝過去鐵絲網那邊也許還有機會。但聽着解放軍跑來的聲音，又想到他們背上的長槍，也許退回梧桐山上去再找機會更好。
這時候，該進耶？該退耶？

奀鏡咬一咬牙，看着衝過來的狼狗，彷彿已聞到狗身上的狗躁味，又望一望遠處的鐵絲網圍欄，這時看來是多麼的遙遠。鐵絲網圍欄的頂上還扭了一層麻花鐵絲圈，一不小心被麻花圈上的倒勾勾着，就會被硬生生扯下一大塊肉。況且這麼高的圍欄，以自己營養不良的身體跳上去也大概不是一時三刻能翻過得去。偷渡前的準備功夫終究還是不夠，只小心着意要游泳過深圳河，每天到家鄉後山的湖練水游泳，倒是沒想到怎樣便捷地越過這圍欄。他隨身攜帶着兩個膠枕頭，本來是想吹脹用來作水泡用的，但想不到還能下水便要被捕了。

梧桐山位置示意圖。今日為風景區：http://www.szwtm.org.cn/index.aspx

就這麼怯了一怯，已失先機，奀鏡已不可能越得過那道欄，迫不得已只好與老表退回到梧桐山上。山上既沒路又沒燈，解放軍也不會費那個勁去搜山，反正他們的任務只是要確保沒有人越界「投敵」即可。就算要搜上山去，偷渡客一拐一轉就不見了，也不可能搜到甚麼。那時候每天那麼多人偷渡，搜也搜不完。於是奀鏡就和老表又在梧桐山上多過一天。直到第二晚下半夜，人最少，守衞最疏的時候，奀鏡才和老表又一次準備闖關。
一切與前一晚還是一樣，很快他們就被守邊的解放軍發現，放狼狗來追他們。與上一晚複製一般的情景，強大的恐懼感忽然淹沒了整個人，前一晚的恐懼疊加在這晚的場面，腿便彷彿軟了，沒力氣再去翻牆。狼狗一擁而上，死死抓住人，每隻狗人立起來都大半個人那麼高，隨便三四隻就將人團團圍住，動彈不得。狗都咧着齒在喘，只等一聲令下就可以一口噬下來。瘦弱的偷渡者其實也不比那些狼狗大得多少。被狗抓住後偷渡已是絕不可能的事，與這些狗纏鬥只會落得傷痕纍纍的下傷，加上這麼一緩，解放軍已走得很近了，勉強逃跑肯得給餵子彈，那可是死人的事，糊弄不得。外省人，殺起上來可是毫不心軟。厚實的腳步聲由遠而近，穿着厚重軍靴，背着步槍的解放軍很快就趕過來了，反正已被狼狗捉住，也不勞再開槍了，子彈也是很花錢的。
「噗！噗！噗！噗！噗！」那兩個湖南解放軍一上來，二話不說拿起步槍，用槍托就往奀鏡的胸口連鑿了五下。步槍的槍杔很重，打在從小就營養不良的身體上格外痛。也因為槍托很沉，打在胸口時的聲音很悶很沉。他登時眼前金星直冒，心口像被戳穿一樣火辣辣的痛，呼吸不了，眼前一黑幾乎就倒了下去，勉強深吸了口氣也是嗆得一陣一陣的，心口就像被打塌了一樣，花了一會才回過神來。以後幾十年，每逢梅雨時節，胸口總會隱隱作痛，他就總會記起這個夜晚。

美人照鏡/ 蘇秦背劍示意圖。
美人照鏡是用繩扣着兩手拇指，按理說拘縛的力度應該不及用手銬鎖腕，但痛苦程度應該更甚。

瘦小的奀鏡在兩個解放軍面前就像隻瘦弱的猴子一樣，任人擺佈。那兩個解放軍把他的右手拉高，手肘屈曲拇指向下，左手則從下面手肘屈上來，兩手拇指在背正中心相遇，然後用繩將兩隻拇指緊緊綁着，這招有個名堂叫「美人照鏡」，叫人雙手雙臂痠麻不止，呼吸不暢。這招由來而已，後來在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常有使用，名堂叫「蘇秦背劍」。兩隻手指彷彿要被扯斷一樣，高那邊那隻手要舉起吧，又拉扯着下邊的手，而且也沒這個勁，不一會便又痠又麻，要放鬆吧，下面那隻手又會緊緊扯着手指，十指痛歸心，那可是錐心的痛。更更要命的是，手正好在頭後面繞到背上，迫得人一定得低着頭走，連帶頸也是一陣陣的痛。

沿着那條邊境的路，奀鏡就和老表一道被押到不遠處一個看守更亭。更亭很小，坐着一個解放軍在看守。抓他們的解放軍放下他們兩個就出去繼續巡邏了。小小的房子裡於是只剩下奀鏡兩人和那個看守的解放軍。
解放軍看了看他們。
他們看了看解放軍。
那個解放軍打開煙盒，用很重的湖南腔普通話問他們：「抽一根？」
奀鏡和老表互看了一眼，點了點頭。那個解放軍過來把一根煙塞到他們嘴裡，點了煙。幾個人都沒說話。小小的房子裡，他們默默地抽煙，很快便煙霧瀰漫。
吸了口煙，也冷靜了不少。在村裡早聽過，這事兒死不了人的，現在得找個法子脫身是正經。奀鏡心忖，這個解放軍看來不像外面那兩個般凶神惡煞，說不定有戲。於是大着膽子，用很蹩腳的普通話問：「放我們走，成不成？」
那解放軍動了一下，奀鏡話剛出口就後悔，心想這回不好，大概又會被打。這麼一打可能真的那出內傷來。出乎意料的，那個解放軍倒沒有打他們，聽了他們的哀求，只應了一句：「不成不成！」邊說邊搖了搖拿着煙的手，那煙頭一點星火也就跟着在左搖右擺。大家都心知肚明，這年頭抓的偷渡客難道又少了？但私放這些「投敵」的偷渡者可是很大罪的，這軍人可真的擔當不起。煙抽完，天也差不多亮了。
等不了多久，他們就被押送往深圳的一個收容所「集中處理」。那收容所約莫只有幾百呎，昏昏暗暗的，卻密密麻麻都擠滿了人，有的人站久了就蹲在地上，擠得針插不進也似，全都是這一兩天從邊境不同地方抓到的偷渡者。奀鏡和老表好不容易找到個地方蹲下來，聞着屋子裡混和了汗臭與便溺的味道，等待分類和押送回公社。
當時全國都分成大大小小的公社和生產隊，公社由幾個生產隊組成，生產隊則由幾條村組合而成，如果村子夠大，也有些情況是一個村子一個生產隊的。在深圳的收容所就是要辨識不同的公社，然後押送回去，到公社無償勞動，以勞改作為懲罰。不消一天，奀鏡就和老表給押上回公社的車子了。回到公社後還不能回自己的生產隊自己的鄉村，得在公社裡「勞改」，無償勞動一段時間。這個時間可長可短，沒有「刑期」可言，可能得花上數年，也可能做幾個月就能回家。
公社離村莊說遠不遠，說近不近，家裡奀鏡的媽早就聽說消息了，又得花一筆錢來贖兒子，兒子在公社做苦工的日子公社也不管飯，要由家裡送過去。以一個七個孩子的家庭來說，由偷渡的準備，到因為有家人偷渡而被罰的罰金，再到被抓回來後管飯管事的錢，可謂傾家盪產。辛辛苦苦下了一年地，幫公社勞動，種出來的莊稼全都要上繳，換回份量就如笑話一般的糧票米票布票，後來還增收「忠字糧」，大家爭着表忠，荒年也要增繳，家裡長年就是吃一把電池大小的米煮成的稀粥。那個年代，是你辛苦種了一年地，好不容易挑幾十斤糧，赤腳走五六個小時到集上去，辛勤一整年也只賺到一塊多錢的日子。
那年，一九七二。

跋
很明顯，故事還未完的，甚至說，剛剛才開始。
一開始其實想用一個比較小說的形式去寫的，可以增添更多小說的技巧和筆法，也可以增補一些人物有助理解。但我認為作為草稿，還是應該以素材的原型為主好一點。
這完全是真實的一個故事來的。
小時候父親罵我們，總喜歡說「你哋食得飽過頭定喇！」，小時候覺得那是一句很奇怪的罵人話，後來漸漸發現，其實那是最真實不過，最由心而發的一句話，是父親心裡最大的童年陰影投射。的確，相比起他，我們的世界，完全是第二個文明，第二個星球一樣。1972 年，香港已經算是一個城市，電車（和電車拖卡）在熙來攘往的馬路上走動，街上也滿是汽車、高樓，一般家庭裡即使沒有電視，最少也在街上見過，有水、有電，一派蓄勢待發，準備起飛的城市風貌。
同一時間，距離幾百公里的另一個國度，是完全另一個文明，另一個世界。不要說電視、汽車、電車拖卡，連鞋也沒有，放電影是由放映隊每年一次兩次特別進村的超大節日，雖然看的清一色都是樣板戲。所以每當聽到那些今天身光頸靚的香港土生五十後六十後，常常在電視上媒體上侃侃而談自己當年生活如何艱苦，如何耐勞，我就會想起父親那個遙遠的故鄉。那些香港的五六十後很喜歡強調當年生活條件如何的差，藉此反照的是他們的「成功」是努力刻苦的結果，又借此暗示你們這些年輕人實在太不夠刻苦耐勞了，所以今天才一直在埋怨。
我很早就知道，所謂成功、所謂人生，際遇是很重要的東西。當然不是說人應該守株待兔，但時勢、環境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那些人不是生在香港趕上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起飛，假如生在像大陸──而香港現在越來越像大陸──當年的環境，你是黑五類，一律沒轍！回去養鵝吧！更更重要的是，究竟甚麼叫「成功」？安份守己做一個平淡是福的人，誰能審判他的成功？我們的社會太慣於用「名」、「利」去釐定成功，以致所有其他的人生價值都被摒除在外，邊緣化乃至於消失。所以最終我們推崇的只是一種「成王敗寇」的價值觀，不管你用甚麼手段，總之你最後能名成利就，那就叫做成功。
但實際上，我們身邊每一個看似草根的小人物，他們身上也許有很多意料不到的好故事，曲折的故事，感人的故事，只等待我們去發掘。從這個故事裡我們可以找到堅忍、不拔、勤勞等特質，比起只強調最後的成功，我認為這些特質才是我們應該追尋的目標所在。
大學時讀余華的《活着》，上課時偷偷在讀，哭得我稀里嘩拉的，故事折射出的精神，我認為就是傳統中國人那種淡然順應天命，不管發生多悲慘的事也能挺着頑強地生存的精神。我常在想，其實對於那時要偷渡的父親來說，他逐漸隱沒在村口的黑暗之中，可能對祖母來說就是訣別來的了。那時的祖母會被人拉去批鬥（文革批鬥，不是今天那些所謂的批鬥可比），跪玻璃，開大會，兒子又去了「通敵」，投奔敵國，又不時捱餓，兒子這麼一走可能真的以後都再見不了。但終究還是為兒子預備好路上要用的乾糧雜物，沒有呼天搶地，就是為了活着，為了活得更好，所以願意去努力。而父親那時一走，除了村子裡的道聽塗說之外，其實就是一無所知，沒有地圖沒有路標，甚至連路也沒有的山上走了十多日，靠的就是香港那邊的燈光引路，帶他走向自由之地。這種勇氣是我覺得很難理解的。
今天我們出生在很富裕的社會，我們這一代還算是讀好書便能在社會找份相對穩定的工作，未必能賺大錢，但最少不會捱餓。但不知不覺間，其實令我們失去了向外探索的勇氣，失去了向未知之地尋求新機會的能力，甚至沒有基本的求生技能。近年香港越來越壞，香港被排擠的情況日益嚴重，很多人都說要移民。移民？移民我們做甚麼？能做甚麼？甚至我們有這個勇氣去向外闖嗎？香港終究是個彈丸之地，不比大陸，不比台灣，不比日本。在一個國家裡，人們流動到不同地方去找機會，覓工作，是很平常的事，這幾年可能在南部工作，過幾年可能又去人生路不熟的北部找機會，那是很稀鬆平常的事，但對於香港人來說卻不算是主流，無形中令我們面對困境變化，反應也比人慢了。
眾所周知，我是一個「公屋仔」，我是一個草根家庭出身的人。小學讀的也是屋邨小學，九成同學都住在附近的居屋和公屋，我一直都覺得那是很平常的事。出生至我大學畢業，我用的書桌全部都是在垃圾站撿回來的。書，絕大部分都是在圖書館借來看的，小時候每兩星期就會去一次圖書館，三國、金庸，都是在圖書館借回來看的。我不是在「炫耀」貧窮，也無意討論究竟今天應該如何扶貧，反正標準這回事是人定的，過去沒有獨立廚廁的公屋大行其道，今天也不可能走這回頭路。我想說的是，無論你出身如何，你的「心」是沒有人能奪去的，你的尊嚴是沒有人能奪去的。我真的從來沒有因為自己的貧窮而自卑過，相反我認為我的童年是相當快樂的。家裡沒錢買閒書，去圖書館我甚麼書也看得到；反正書枱也是這麼用，用舊的和用新的又有甚麼大分別？相比起其他出身優渥的同學，我反而慶幸我看的世界比他們更真實，更實在。父親當年從一個真的甚麼也沒有的地方走來，真的穿一件爛褲就來香港，到今天所擁有的一切，其實已是十分成功，不比任何人遜色。我認為我們現在是時候重新去審視我們的人生，究竟甚麼叫成功，究竟我們的人生目標是要擁有甚麼。
我會繼續把故事寫下去的。
那年，1974 系列：
那年，1974 – 1
那年，1974 – 2

from 離經誌 http://astrophellic.wordpress.com/2014/02/01/%e9%82%a3%e5%b9%b4%ef%bc%8c1974-3/

付军：法西斯的道德底线

德国驻军少校克鲁伯一上任，就接到集团军参谋在李斯特将军的命令，让他到比利时威苏里的荣誉军人院枪毙一头名叫“骑士”的公牛。

此时是二战期间的1941年，德军刚刚入侵比利时，并占领了疗养胜地威苏里城。少校十分不解，将军为什么和一头牛结下冤仇。

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李斯特将军还只是个少尉，在索顿河战役中，比利时人为了突破德军的雷区，组织了六十头公牛开路，领头的公牛撞瞎了李斯特少尉的右眼，但那公牛也因踩中地雷被炸伤一条腿。就在李斯特拨枪要杀掉这头公牛时，一发炮弹飞来把他震晕倒了。李斯特由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变成了独眼龙。后来他得知那头公牛是那次战役中唯一幸存的牛，战后被送进了威苏里荣军院。

然而，当克鲁伯少校带人来到荣军院，拨出手枪要枪杀它时，被俘的比利时军人都怒吼起来，一个比利时军人走出人群，对克鲁伯说：“少校，我是比利时陆军中士约瓦克，也是这头牛的勤务兵，根据《日内瓦公约》，你不能杀害这头牛，你必须把它当作战俘对待！”

克鲁伯少校一楞：“把一头牛当作战俘？笑话！”

约瓦克郑重地拿出一张纸递给他。

克鲁伯少校一看，是奥波彼德国王给这头牛的授勋令：“授予‘骑士’比利时王国陆军上校军衔，颁二级荣誉勋章……，1917年12月11日。”

克鲁伯少校傻眼了。这是头有军籍的牛，而且军衔比自己还高，按照《日内瓦公约》，他确实无权枪毙它。他只好把它关到战俘营里，然后把这个意外情况电话报告给李斯特将军。

李斯特将军告诉他：“那就在战俘营里合法地处理它，我不相信它在那里什么错也不犯。”

这是2010年第23期《读者》中《特别战俘》一文中所描写的故事。读到这里，我以为“骑士”死定了。对于法西斯军人来说，在战俘营里处死一头牛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比如可以让他“躲猫猫死”、“喝水死”，用“鞋带自缢死”等等……

出人意料的是，德国法西斯少校克鲁伯“笨”得出奇，他偏要“依法”处之。根据德军战俘营的有关规定，战俘严重抗命或者逃跑，是可以当场击毙的。于是克鲁伯就让骑士拉木头、干重活儿。但骑士并没有违抗命令，只是拖着一条残腿一瘸一拐地拼命拉车，几乎要累得倒下。战俘们开始骚动，对克鲁伯提出抗议“这头牛已经 26岁了，按照牛的寿命，它已属于老年，你让一个老年军人干这样重的活合适吗？你是想累死它，你这是在犯罪！”

少校只好给骑士放假，故意让士兵把营区的大门打开，外面是一片宽阔的草地，在通往草地的路上密布着地雷。

骑士果然被营地大门外的青草吸引，它慢慢地走过去，可当它走到营区门口那条立有骷髅标志的白线时，却转身回到了营区。

少校没想到骑士居然明白什么是警戒线。惊讶之余，他了解到，在索顿河战役后，受伤的骑士曾被德军俘虏，在集中营被役使了三个多月。后来德军战败，骑士重新回到比利时，受到国王的册封。

少校欷虚不已，骑士居然是第二次进德军的集中营了！他不禁对骑士肃然起敬。他决定给老牛正常战俘的待遇。

一个月过去了，骑士依然活着，这让李斯特将军十分恼怒，他把克鲁伯少校叫到司令部臭骂了一顿，问他为什么不讲政治，为什么不考虑纳粹党的利益问题。少校辩解说：“我和我的士兵都是有荣誉感的军人，大家实在无法对一个有战功的动物下手。”

读到这里，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如果我们是法官面对上级，要他作出枉法裁判时，敢不敢比一个纳粹军人更有勇气向上司说出这样的话：“长官，我是一个有法律信仰的人，我实在不能让你的权力强奸我心中的法律女神。”当然，我的这个念头仅是一个幻想，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怎么与当年的纳粹德国同日而语。

听了少校的逆耳之言，将军的独眼里冒出了火：“那好！既然它是一个特殊的战俘，那就需要一个特殊的守卫来看管它。”说着，副官牵过一只德国特羊犬。将军说： “这是我的护卫犬，名叫‘野狼’，我已签发命令，授予它陆军少校军衔，从明天起，这条军犬负责看管那头蠢牛，不管它对那头牛做什么，你们都不能干涉——动物的事情交给动物去解决。”

少校只好把野狼带回集中营，把它和骑士关在一起。野狼攻击骑士，骑士奋起自卫，最终野狼败倒在地。骑士抬起前蹄，正准备给野狼致命的一击，这时，它却突然放下前蹄，放过了野狼，然后喘息地走到一边卧了下来。野狼也从地上爬起来，躲到很远的地方，再也不敢靠近骑士。

令人惊奇的是，第二天，人们发现野狼居然与骑士成了莫逆之交，不管骑士走到哪儿，野狼都十分忠诚地护卫着骑士，谁若敢呵斥骑士，野狼就会龇牙冲谁狂吠。

接到报告的李斯特不能相信，自己一手训练出的野狼居然会和敌人成为朋友，他赶到集中营，下令处罚“叛徒”，把野狼当众绞死。看着士兵对野狼行刑，骑士竟挣脱看守，连续撞倒几个行刑的士兵，救出了野狼。将军气疯了，他拨出手枪，要亲手枪毙老牛。可他没想到，就在他枪响的一瞬间，野狼一跃而起，挡住了射向骑士的子弹，枪声之后，野狼鲜血迸流，一声不响地跌落在地上死了。

骑士悲吟着走上去，跪在野狼跟前，用舌头舔着朋友的尸体。

李斯特再次抬起手枪，对准了骑士，骑士毫无畏惧，默默地看着他。

五分钟后，李斯特的枪口无力地垂了下去，他吩咐少校说：“按军人的标准安葬野狼，善待这头老牛。”说完，便默然离去。

三天后，比利时境内所有战俘营部都接到了李斯特将军签发的命令，严格按照《日内瓦公约》对待战俘，禁止一切虐待和虐杀战俘的行为。

战后，第六集团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被比利时政府逮捕处决，而李斯特将军因为其签发过保护战俘的命令而得到了比利时人民的谅解，他未被起诉，平静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我以为，这是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挽救了这个纳粹军人。

[...]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1/blog-post_30.html

「留」住香港

作者：蘇瑞軫
筆者看到「活在觀塘」的一個帖，內容是有關觀塘的小販被逼遷，有很多小鋪也因觀塘重建而結業，但其實在這幾年中，觀塘不是第一個面臨重建的舊區，牛頭角比它更早面對拆卸的命運，在這種舊區重建的情況下，香港亦開始出現制式化的情況。
現在的香港，每區的店舖一式一樣，提出的服務也是一板一眼，這個情況是社會學所提出的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也就是店舖出現制式化，提供服務的過程是有一個標準的流程。筆者認為現今整個香港都面對這種麥當勞化的情況，也就是香港各區都開始一式一樣，而引起這個的情況的原因包括旅遊業的發展和舊區重建。
旅遊業所衍生的問題不是筆者今日著筆的地方，今日所談的是舊區重建，舊區內居住的人大多為基屠市民，基屠市民的經濟能力比較弱，所以區內的店舖大多是非連鎖，大多是一些小店，價廉且賣的東西實而不華，這衍生了一種樸實簡單的風氣。也因為沒有大集團的入侵，區內的小店有自己的特色，每間店鋪的味道都不同，正正是這一種，建構了一種舊區情懷，更保存了香港的本土特色。
過去的香港，在每一區都有自己的特色，我相信讀者想到旺角，會聯想到潮特，想起上環會想起海味，細想一下，這就好像經濟學所說的分工一樣，每一個區各有自己的職責。但舊區重建後，小商鋪被逼遷和結業，大集團開始入侵，舊區也開始步入成為制式化的一員。以牛頭角下邨(牛下)作一個例子，重建過後，美心等連鎖餐廳開始入侵，加上萬寧等連鎖商店，而且政府根本無意保留小店，傳統的家品店和食店根本負擔不起高昂的租金，只好消失於歷史的洪流之中，成為我們懷緬的一部分，更令香港變得更單調。
無疑，發展和保留之間是有衝突，但這些衝突又是否達到一個一山不能藏二虎的地步？所謂的「保留」，不是單指保留小店或者舊區，乃是指保留香港的地道文化、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以下用筆者小時候的回憶來收筆：筆者是一名「屋邨妹」，小時候就在學校附近的小食店和公園留連，還記得學校附近有一間糧油店，有公公婆婆會到那裡買米和油，更有傳統的冰室，蛋撻味道一流，可看到過去七十年代香港的影子。但最精彩的是牛下那段連上九龍灣地鐵站的路，有舊式的髮廊、小型的玩具店和家品店，最為人難忘的是有一間弼店，在店前有一個大鍋，會在那裡炸「油炸鬼」，由於是新鮮炸，又脆又熱的感覺令人難忘。在晚上的時間，小店雖已關門，但更多的小販開始出動，賣炒麵、弼、腸粉、炒栗子等等，不能盡錄。這些食物雖然不是珍饈百味，但卻充滿了人情味，是和朋友家人的回憶，更多的，是滿載了香港的本土回憶。

from (title unknown)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0559

埃及的崩溃是美国的战略失败

伦敦——在达沃斯，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对伊朗问题长篇大论，对叙利亚问题长篇大论，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更是大谈特谈。但对于埃及，他一个字也没有提。
这是一个明显的缺漏。埃及是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重要阵地，约有四分之一的阿拉伯人住在这个国家，现在它已经变得千疮百孔。三年前，埃及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象征着年轻的希望和反独裁的变化，现如今，聚集在这里的埃及人却在大声疾呼，让一名有着新法老气质的军界强人去蹂躏穆斯林兄弟会 (Muslim Brotherhood)的“恐怖分子”。
但是，虽然在达沃斯的这次演讲中，克里的主旨是反驳他称为“撤离的讹传”——即美国变得厌战并开始从中东撤退的说法，但却对埃及一字不提。这个国家是美国的盟友，美国每年为其提供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部分已暂停），它象征着美国对中东变得更包容、更大度、更民主的希望如今遭到了抛弃。
沉默很能说明问题。奥巴马政府曾经到处插手埃及事务：它短暂地支持过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然后转而支持罢黜他，之后努力与穆兄会及其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建立关系，接着又支持了导致穆尔西六个月前下台的军事政变（美国没有把它称为政变），最后，按照克里去年8月的说法，美国声称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将军(Abdul-Fattah el-Sisi)为首的军方是在“恢复民主”。
这种“恢复”实际上涉及了对12月25日被定性为恐怖组织的穆兄会进行严厉打击，对任何不屈从于塞西的人进行严厉打击，塞西的残暴新秩序已经导致逾1000人丧生。它还涉及迅速采用一部由50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起草的宪法，其中只有两名成员来自伊斯兰政党代表，所以，它就像是穆尔西时期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起草过程的倒影。
这部宪法本月以 98.1%的高支持率获得批准，这个数字让人想起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那些“选举”。事实上，仅有38.6%的埃及人参与了投票，其中98.1%投了赞成票，大多数埃及人或者被恐惧吓倒（穆兄会），或者因绝望放弃（“Twitter世代”年轻人，是他们点燃了解放广场的革命），或者只是变得漠不关心：所谓包容性不过如此。
埃及就是克里试图反驳的“美国撤离论”的最生动例证。相比于美国区区10亿美元的援助，相比于它对埃及官员的训练，以及带着虔诚的表情对埃及不论性别、信仰、种族或政治派别地为其所有公民提供平等权利表示支持，沙特和阿联酋为塞西提供的数十亿美元支持显然更具说服力。在最重要的阿拉伯社会，当革命落败于军方和伊斯兰主义者（对于高声叫嚷的亲塞西群体来说，这些人现在都成了“恐怖分子”）令人熟悉的、枯燥无趣的斗争时，美国却一直在观望和犹豫。
埃及的崩溃是美国的一大战略失败，就像在叙利亚的“红线”也不是那么红一样，它显然也发出了美国在撤退的讯息。塞西会参加总统竞选，并以萨达姆式的高支持率获选，现在似乎已成定局。即便他不这么做，上台的也会是他的傀儡。
我在开罗的同事大卫·柯克帕特里克(David Kirkpatrick)用一个精彩而令人沮丧地句子概括了这一切：“周六，成千上万的埃及人通过为一位军事领袖举行集会的方式，庆祝了反专制活动的三周年纪念日，这位军事领袖罢黜了该国的第一位民选总统。”
穆罕默德·索乌坦(Mohamed Soltan)的父亲就是这名军事领袖的受害者之一。索乌坦是一名26岁的美国人，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去年八月在开罗遭到拘留，他父亲是埃及人，也是穆兄会成员。他给奥巴马总统写了一封令人沉痛的信，最近他的家人公开了这封信。索乌坦坐在一间“拥挤的地牢”里，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接受枪伤手术，做手术的医生是一个拿着钳子的狱友，他心想“会不会今天就是我的美国人身份发挥作用的日子”，那样“埃及当局将别无选择，必须把我当一个人来对待”。
索乌坦仍在等待。很多埃及人也在等待，他们希望走向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而不是回到关押着无数政治犯的社会。
1月初我去过开罗。在吉萨的大金字塔(Great Pyramid)外，一个西方游客也没有。眼见很多出租骆驼的小贩没有生意可做，出于同情，我去骑了骆驼。旅游业曾是埃及的经济支柱之一，如今已支离破碎。它反映了一个伟大国家的悲惨现状。
人们责怪很多人——奥巴马，倒霉的穆尔西，偏执多疑、争权夺势的穆兄会，控制欲强的埃及军方。但我最先要责怪的是那些吵吵嚷嚷的埃及自由派，他们为罢黜穆巴拉克而战斗，但却没有给民主一个机会。
翻译：土土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129/c29cohen/

中共最恐惧的是有组织的抗议不论主题

（本文译自《石英》杂志1月27日刊登的Lily Kuo的文章，题为“中共恐惧的是有组织的抗议——不论主题是什么”）
原文：The only thing China’s communist party fears is organized protest—no matter the topic
译者: 周洁
1月26日，中国律师许志永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4年徒刑。当局高调审判这名“新公民运动”的创建者，凸显了北京最害怕的是：有组织的社会抗议。“新公民运动”提倡法制等观点。
中共究竟允许怎样类别的批评和批评范围，这越来越“隐秘”。众所周知，中国的媒体斥责政府的审查制度、污染及与朝鲜的同盟政策。在中国的社会化媒体上，对政府的批评甚至更为普遍，所有这些都给了中国及中共一个“开放”的形象。
然而，像许多其他人士一样，许志永发起的运动与政府有着“共同目标”——例如减少污染和腐败，但他受到了迅速的非难。
这是因为许志永和新公民运动的组织能力带来了“威胁”。2012年以来，该团体在中国多达20个城市每月举行聚餐讨论。他们在北京等地对政府部门的小规模抗议令到官员们更为不安。新公民运动的宣言现在已在中国的网站上被屏蔽。他们有具体的目标，如改进中国的上访程序及要求官员披露其金融资产。
受到中共当局镇压的团体，包括法轮功、四川地震维权人士、人气旺盛的博主，他们的共同点是有能力组织大规模抗议。新浪微博去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网管并不总是屏蔽网上批评政府的评论，他们针对的是那些可能会促使社会有所行动的言论，不管主题是什么。
事实上，北京控告许志永的罪名之一是他“利用”了公众对特定社会话题的情绪煽动社会动荡。官方《环球时报》发表社论称，该判决是在保护中国免受社会动荡——如阿拉伯之春及文革。本周，新公民运动另外4名成员受审，另一位著名活动人士胡佳被拘。
对于中共，新公民运动“最危险”的方面可能是其微妙的吸引力。该团体是由具有思想、受到良好教育的中国国民组成，他们不是在寻求革命，而是想转型成一个法制的民主社会。这对许多中国人具有吸引力。活动人士们指出，这种渐进的过程已在台湾和韩国等地获得了成功。
但只要中共在统治中国，能吸引一定人数的团体都应做好被镇压的准备。虽然党的领导人习近平在开放金融部门及削弱大型国有产业的权力，但有一个垄断似乎注定要维持的，那就是政府压制对其自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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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62006

民主 vs 專制

翻譯了一篇認為專制比民主優勝的文章之後，仔細想了好久。然後我想起了另一篇譯文，David Runciman - 民主的問題。

原文作者在用民主制度的缺點和他認為專制制度擁有的優點做比較。似乎當難以解決的問題出現了的時候，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人就會更加羨慕專制政體那種果決的特質。文章作者只是一個例子，也印證了Runciman的觀察。

“民主的詛咒是，我們注定要渴求我們不能有的東西。”

我們這些活在西方民主政體下的人有時候不免想贊同一點。羨慕獨裁者是民主政治的慣常特徵。我們並不是真的想要活在獨裁政府之下—我們對那種制度會帶來什麼仍感到害怕，但是，我們確實羨慕獨裁者在危機中果斷行事的能力。

中國政客擁有能夠著眼長遠，不用面對選舉週期那些無情要求的優勢。同時，中國的技術官員可以略過民主政治的所有制衡，很快的下決定。他們在行動之前不用擔心怎樣擺平國會或者輿論。我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聽到西方學者對我說，和能夠辦得成事情的中國官員打交道真令人耳目一新了...這些西方學者沒有一人真的想實行中國那套在他們看來壓迫而不自由的國家資本主義。他們不約而同地仍然認同民主，只是他們希望民主制度也能那樣果斷。

羨慕獨裁者的諷刺之處是，它和歷史的證據相佐。在過去100年，民主政體顯示了它們在處理任何政體需要面對的最嚴重危機時比獨裁政體做得更好。民主政體贏了戰爭。它們捱過經濟災難。它們因應環境問題而作改變。而獨裁者正正因為無需首先處理輿論，最後造成災難性錯誤的是他們。當獨裁者把事情搞錯了，他們可能會帶同整個國家和他們一起跌下深淵。而當民主國家的領袖把事情搞錯了，我們在他們可以構成無法彌補的破壞之前把他們趕下台。

然而，在危機當中，那並不能帶來多少安慰。我們一直羨慕獨裁者的原因是，當事情正在轉壞，沒有穩定的思緒就不能把眼光放遠。那些使民主政體在長遠佔優的特質—它們對失敗的不安和不耐煩--也是難以把眼光放遠的特質。民主政體很不善於把握時機。它們的生存技巧是見一步走一步，得過且過。民主的詛咒是，我們注定要渴求我們不能有的東西。

然後，我在原文下寫了回應。

1. You are comparing the drawbacks of democracy with the presumed strength of autocracy. When it comes to solving a difficult problem like prolonged economic downturn, democracy would generally not be able to make swift decisions because a consensus cannot be reached without (lengthy) discussion in which all parties affected can have their voices heard, the process is slow, exhausting, but that would best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parties, since all can express their respective concerns, there is a greater chance that when a solution is found, a decision is made, it would not overly in favor of some groups at the unjust expense of others. （出現難以解決的問題的時候，民主制度需要先有共識才能有決定，而達成共識是需要（長時間）討論的，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案不免會影響一些人，他們需要有討論的機會來表達憂慮。討論過程很慢，很累人，可是這是最能夠保障不同利益的做法。所有人都能夠表達各自的憂慮，於是，最終出現的方案比較能平衡各方利益。）
2. Not all democracies do badly in terms of economy, Japan, a democracy suffering a lost decade or two, is nonetheless the third largest economy, and South Korea, a democracy which gives us Samsung and Hyundai and so on. （不是所有民主政體都在經濟上表現欠佳，反例：南韓）
3. It is true that China's impressive growth, but you need also to look at what contributed to that: the country has a low starting point; it has hug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who desperate to get a job, however low the wages may be; it does not need to respect the rights or property of the people, when a decision is made to old buildings demolished to make way for new ones, the residents have to accept compensations that do not fully reflect the values of what they have and get out, or face forced eviction, people who are not happy with their compensation can hardly voice their grievances. What they gained because of that growth might be theirs today, and those could be gone for a faction of their value at anytime.（中國強勁增長背後的黑暗面：強拆，迫遷等。）
4. the question should be, which system works better in ensuring fairness and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I believe that would be democracy and not autocracy. （民主，專制，那個制度更能保障公平？）

唯色：喇荣不是香巴拉

喇荣不是香巴拉

文/唯色

位于康北的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在1月9日晚突发火灾。当我打开微博，满目都是烈焰飞卷的图片，而我的眼前浮现出几年前两度去喇荣所目睹的一片佛国之邦的恢弘景象。

堪布晋美彭措

是的，喇荣五明佛学院于1980年，由藏传佛教一代法王——堪布晋美彭措创立，成为全藏修行僧尼最多的佛学院，也是在汉地最为知名的藏传佛教学院，前来学习的汉人居士和出家汉人数以千计。也因此，喇荣五明佛学院不同于藏地诸多寺院与佛学院，拥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精通藏汉两种语言的弘法高僧，如堪布慈诚罗珠、堪布索达吉等尤为著名，在新浪微博上的粉丝都是几十万、一百多万。

具有毁灭力量的火焰在黑夜里的喇荣五明佛学院肆虐，从现场传出的消息在微博上不断更新：“觉姆（即尼师）们住的房子被烧毁一百多间”、“觉姆们住的房子被烧毁两百多间”。我也将这灾难的消息转发推特，却意外地看到这样的通知：“学院堪布来消息！请大家删除学院失火的消息和图像资料，是防止被夸大、以讹传讹和被利用，防止给学院弘法利生的事业带来更大的障碍……”

没有比这更悲哀的要求了。一位我认识的汉人女居士也在推特上给我私信，请我“尽快删掉已传播出的照片等信息，不要扩大，以免消防部门以此为由关闭佛学院或制造障碍”，但我没有应承。我不认为删除这些讯息就能换得喇荣的平静，我也不认为那藏在火焰背后的赤魔会因为举世皆知而暂缓迫害的步履，虽然我希望好面子的它也可能暂缓片刻，让苦难中的众生在这饥寒交迫的时刻喘口气。

微博上有汉人网友不解地说“我反对删帖，这和瞒报矿难有何区别？”这种说法不对。瞒报矿难是当局的行为，目的在于推卸责任，为了自保。喇荣的堪布们要求删帖却充满不得已的苦楚，目的在于保佛学院。

2012年1月24日色达藏人抗议被镇压

被判5年半的作家岗吉·志巴加

有人问：堪布们害怕什么？那么，且容我简述喇荣所经历的最大灾难是1999年-2002年间，有中共高官认定修行者众的喇荣是孕育反叛的基地，于是几千间僧舍被夷为平地，无数修行人被驱逐，，一些修行人甚至悲愤而死。法王晋美彭措因此患疾，几年后黯然圆寂。实际上，喇荣五明佛学院尽管声誉卓隆，却一直是如履薄冰。当局几次寻衅企图关闭，但因佛学院上上下下克制谨慎、逆来顺受，并不好下手。而在离喇荣不远的色达县，这几年在燃遍藏地的以自焚表达政治抗议的火焰中，就有两位藏人自焚，其中一人是与喇荣同属一个宁玛传承的朱古。2012年中国新年春节初二，数百名色达藏人在金马广场呼喊口号，抛撒“隆达”，要求自由与人权，遭军警开枪镇压。而因记录抗议被捕、被判重刑的作家岗吉•志巴加就是色达人，乡村教师。与色达县同属甘孜州且相邻的炉霍县、甘孜县、道孚县，几年来也连续发生请愿游行、自焚等抗议并被当局镇压；与色达县不属一省却也相邻的青海省果洛州，也有三位藏人悲愤葬身于火焰。

喇荣并非现实中的香巴拉或一块世外桃源，可以获得静心修佛的豁免权。我想没有人会比喇荣的堪布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不断迫近的危险，所以会忧心忡忡地要求删除有关喇荣失火的讯息。然而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既然喇荣并非香巴拉，刻意营造出一块与世无争的净土就显得十足虚幻与脆弱；既然喇荣是在饱经磨难的图伯特土地上，被图伯特的阳光、风霜、白雪时刻眷顾，当整个图伯特都在蒙受一劫接一劫的灾难时，如何可能只一个喇荣独善其身？

2014年1月11日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附：色达自焚藏人（转自《自焚藏人档案》，唯色，2013年，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

旺嘉（དབང་རྒྱལ། Wangyal）

康色达（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色达县民族中学学生，20岁。

2012年11月26日上午11点多，旺嘉在县城中心金马塑像下自焚，双手合十，高呼“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藏民族要自由”。当即被军警拖走。因烧伤严重，生还希望渺茫，但至今音讯全无，情况不明。

他是色达县康勒乡打西村人，曾是僧人，父母已故，家有兄妹三人。

竹钦泽仁（སྤྲུལ་སྐུ་སྒྲུབ་ཚེ། Drupchen Tsering）

境内康色达（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甲修寺仁波切(朱古，依康藏人习惯，尊称他为竹泽朱古)，25岁。全名竹钦泽仁（Drupchen Tsering）。

2013年2月13日（藏历新年初三，传统的煨桑日；也是星期三，神圣的“拉嘎”日），百年前的这天，十三世达赖喇嘛结束在印度流亡的日子，重返拉萨并发布诏示，宣布西藏恢复独立。这天上午8点多，竹泽朱古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博拿佛塔转经街道上点火自焚，据说他呼喊了“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和“西藏独立”等口号，尼泊尔警察赶来灭火，并将他送往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大学医院抢救，因烧伤严重，于2月14日晚10点30分牺牲。

竹泽朱古的父亲是甲修寺第十四代主持、48岁的桑昂丹珍仁波切，母亲名叫次拉。他的祖父、已经圆寂的四朗朗加仁波切曾有八年的文革劳改生涯。而竹泽朱古本人曾在2011年7月被中国当局拘捕7个月，在狱中遭酷刑，全身伤痕累累。

他曾表示自己未能为藏民族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一定会尽全力达成愿望。并在自焚前用微信告诉跟他同屋的朋友，说自己床下有六千尼泊尔卢比，希望供奉给尊者达赖喇嘛。最后，在博拿佛塔附近的咖啡馆，他对一位西方妇女郑重地说：“西藏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非常热爱我的国家”。这几句话都应该是他的遗言。

3月26日，尼泊尔政府以“无人认领”为理由，在加德满都帕舒帕蒂地区阿里亚加特(Aryaghat）火葬场，将竹泽朱古的遗体轻率火化，骨灰被扔弃。

中国中央电视台2013年5月播的官方宣传片，对2013年3月“自焚未遂者班玛加”的画面声音做了蹊跷的“技术处理”，让此人其揭发今年2月13日在尼泊尔自焚牺牲的竹泽朱古“违反戒律，还喝酒抽烟偷东西”。

补充欲自焚未成者：

成列（འཕྲིན་ལས། Tinley）

康色达（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中学生，17岁。2012年3月12日，在身上浇了汽油并喝下汽油后，准备在县城中心的金马广场点火自焚，但突然昏倒在地，随后被军警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他的同学们赶往成列的家，在他的日记中发现他写下的遗书：

第一，希望自己作为成员的“母语前景协会”能够长久，将来为民族作出贡献；
第二，当前紧张时刻，境内外藏人必须团结一致；
第三，希望其他同学和有识人士为民族长存继续奋斗，不要像自己一样选择自焚。

成列的父亲叫先嘎。

暂无他的照片，故以酥油供灯替代。

from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http://ift.tt/1dcWhCr

守護《明報》，守護甚麼？

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老子》

圖片引用自明報員工關注組

維權律師許志永在北京被判入獄四年，人神共憤。他做錯了甚麼？要求公開官員財產紀錄。隱匿利益關係，掠奪壓榨無法曝光，寃屈也無法昭雪。獨佔情報，跟獨佔財富與權力往往形影不離。

南下二千里，有一家報館發生不尋常人事調動，被視為扼殺新聞自由。為對抗該項調動，輿論反過來將那報館奉為新聞自由守護神，要保住新聞自由就要撐《明報》。

許志永和《明報》，到底有甚麼關係？看下去之前，先記住一個事實：他不是記者，他所屬的組織「公民」也不是一個傳媒。

保守邏輯萌芽

一月初，傳媒揭發《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將被調職，身為老闆的大馬拿督張曉卿有意空降《南洋商報》前總編鍾天祥接任。鍾來自馬來西亞，不見得熟悉香港社會，突然踢走熟手的叫生手的接任，動機惹人生疑，亦有指張是為了自家生意箝制媒體討好中共。種種推測，不無道理，連帶之後接連被抽起的副刊異議文章，我們委實毋須對《明報》高層行事抱持一絲幻想。

問題是怎麼辦。當「調動」本身是不義的，「不動」就被說成正義，引申下去，彷彿現狀即屬正義，維持現狀等於大團圓結局。因此既有的《明報》必須守護，既有的編採方針必須不變，劉進圖應當留職，「新聞自由」才得以彰顯——易言之，「新聞自由」忽爾成了保守主義的避難所。保守氛圍下，改變令人厭惡，由於劉預定調任統領《明報》網上平台發展，新媒體也被牽連進去，淪為不受歡迎的改變之一。相對的，《明報》成了舊媒體的代表，守護《明報》，當守護舊媒體。

最能代表這一派意見的，大概是近日兩篇熱門文章，一是蔡子強的〈不甘見到香港在我們這代手上凋零〉，二是何雪瑩的〈本同氣連枝難獨善其身──論新舊媒體〉。兩篇文章都撐《明報》，都將《明報》定性為舊媒體，都認為舊媒體才是調查報導的來源，新媒體只是倚賴這個來源抄抄謄謄的寄生蟲，舊媒體一倒，新媒體必無倖理，全港一鑊熟。歸納起來，邏輯大致如下：

是耶非耶？先記住三個關鍵詞：「新／舊媒體」，「調查報導」，「權貴」，且逐步細看。

新舊媒體：新的不新，舊的不舊

先談新舊媒體。蔡文何文，邏輯相近，結論相似，實質內容卻不相一致。他們都侃侃而談「舊媒體」與「新媒體」，但那到底是甚麼東西？蔡子強筆下的「舊媒體」例子除了《明報》、《信報》，還有《蘋果日報》。眾所周知，《蘋果日報》印刷版蝕多於賺，發行量短短三年內銳減近三成（見下表），為求殺出血路一早大力打造網上媒體，其收視勝過印刷版。像「蘋果動新聞」開創先河的形式，不論好壞，已經深入民心；去年總編輯張劍虹提出的點擊率分紅制更引發掀然大波，足見管理層把網上業務看得有多重。環顧四周，每天早上擠進地鐵車廂，低頭族手機裡看的新聞，泰半來自《蘋果日報》網上版。

《蘋果日報》近年發行量變動

時期	平均每日發行量	跌幅
2010年上半年	303,047份	-
2010年下半年	293,892份	3.0%
2011年上半年	288,055份	2.0%
2011年下半年	259,245份	10.0%
2012年上半年	251,895份	2.8%
2012年下半年	230,751份	8.4%
2013年上半年	218,398份	5.4%
累計跌幅	84,649份	27.9%

資料來源：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

好了，敢問蔡先生，到底將重心移到網上世界的《蘋果日報》，算「舊媒體」抑或「新媒體」？若算「舊媒體」，它種種營運巨變又是甚麼？若算「新媒體」，它是否不再生產調查報導？

何雪瑩對「新媒體」的理解也很有意思。跟蔡子強一樣，她不曾顧及《蘋果日報》等傳統報章的明顯轉型——準確點說，她否認強攻網上世界的《紐約時報》和《衛報》算「新媒體」——列舉的「新媒體」例子盡是沒有印刷版的新興網媒：《主場新聞》、《香港獨立媒體》、《852郵報》、《巴士底報》。不過，這種想當然爾的分類並非理所當然：除了同樣依靠網上發佈消息之外，上述例子之間有甚麼共通點？《主場新聞》和《852郵報》某程度上是承襲典型的傳統報館運作，上下架構明確，外人供稿須先經他們內部審核，新聞報導（不論二手與否）更只會自家包辦，不容機構之外的公眾插手，運作頂多只屬 Web 1.0模式。但《香港獨立媒體》卻從最初已採取Web 2.0運作，不審稿，不改寫，由四方八面的公眾供稿報導，機構內的編採人員只是較積極、較有系統的報導者，將何口中的「香港的新媒體喜以美國Huffington Post（赫芬頓郵報）為楷模」硬套上去只會鬧笑話。

運作模式不同，不僅反映日常瑣碎雜務的差異，更是資本與理念的分歧。人手不足以天天大量製圖撰文，一邊可以借助外力，另一邊卻得花錢請人增產，錢不夠寸步難行，金主不可少；一邊相信公眾相對平等的媒體參與，另一邊中央集權以維繫內部管理層希望打造的媒體型象。這些差異，關乎長遠政治立場，亦關乎前線新聞自由。倘若將之一筆抹平，政治上固然淺慮，但更根本的是論證繞圈子——要是在網上發佈的就全部叫「新媒體」，幹嘛每一份有網上版的報紙不算數？一切又回到原點。

「新舊之爭」，純屬偽命題，兩邊本就難以截然二分。執著於抑新揚舊，經不起事實印證，反倒揭示了這些《明報》支持者骨子裡的因循：早霸山頭的就是舊，遲來的就是新。

調查報導：沒有新舊，只有貧富

但還是可以分辨的。蔡何二人念念不忘調查報導，「舊媒體」是調查報導的生產者，「新媒體」是調查報導的抄襲者。此中要旨，見諸蔡子強的偏激判語：「如果沒有了《明報》、《蘋果日報》、《信報》這些舊媒體，試問這些網站，還如何能像今天般無償挪用別人的調查報道和獨家報道成果？你還能拿什麼去『填版』？」

為了支撐「一切調查報導盡歸舊媒體」的教條，何雪瑩提出了資源因素企圖解釋，稱調查報導耗時費力，沒有數以億計資金免談，缺乏大水喉射住的「新媒體」不用妄想。這個講法倒有幾分真相存在。錢銀多寡直接左右媒體的行動力，試想若你身無分文，大不了只能在工餘課餘義務報導，上司一下令加班你就即時癱瘓，平素花一百幾十去查對家的商業登記紀錄也要就住就住；若你有十萬元，就可以勉強聘用一位全職職員統籌大局，分配工作予其他義務編採人員，卻一定不夠交租維持一間辦公室，別說留空間給資料庫和器材，開會還隨時要跑去麥當勞；若你有一百萬元，大抵可以請四、五個職員，租個比較像話的地方做大本營，做調查報導的人力物力飛躍提升，但要像主流媒體那般每日發佈數百篇新聞，還是不可能。

一談資源因素，餡就穿了。「新舊之爭」原是詐，分別不是新與舊，只是貧與富。當你有一部手提電腦，你叫「新媒體」；當你有一間印刷廠，你就叫「舊媒體」了。

何苦仇窮？不夠人手跟進調查報導，窮媒體要靠二手新聞填版，是逼於無奈，不是本質上就有一群叫「新媒體」的寄生蟲掠奪他人勞動成果。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有錢有臉大張旗鼓打響名堂之後，消息來源自然送上門，高官富商有打擊對手的黑材料要爆，從來不會發給窮媒體，只會呈送報館。連社會上理應代表弱勢的團體也不為窮媒體留半點情面，香港兩大工會發送新聞稿的電郵／傳真名單上，曾幾何時有過窮媒體存在？捫心自問，寄居大樹之下的主流媒體記者們做得成大新聞，是不是全都要算在你們自己的功勞上，是不是沒沾過別人的光？行內人都知道，報館每日過半數新聞都不是自己挖回來，而是靠外面通知的——說「過半數」，還是恭維了。

既然窮媒體難以大量包辦調查報導的根本原因是錢，出路就不是僅僅剩下守護《明報》之類的富媒體，更不是奉守護富媒體之名群起踐踏窮媒體。倒過來想，為何我們不能讓窮媒體富起來？

沒有理由斷言得到應有資源之後的窮媒體不如既有的富媒體。近日《明報》和國際調查記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ICIJ）合作揭發中共高官涉嫌藉境外公司轉移資產大舉斂財，成為一時佳話，也成為眾多支持者繼續「守護《明報》」的又一理由。他們未必知道的是，ICIJ跟他們的守護對象大不相同，甚至狠狠摑了「一切調查報導盡歸舊媒體」這教條一巴掌。翻查ICIJ名錄，他們176位記者成員裡面，至少有57 位目前不在主流媒體（無論商業或公營，無論報館、電台或電視台）工作，比例近三分之一，不可小覷。那麼他們身在何方？有人在大學執教，有人在非政府組織努力，有人在獨立媒體奮鬥，有人是自由記者愛為誰供稿就為誰供稿。他們著書立說，他們施壓要政府交出檔案，他們追查跨國犯罪，他們甚或與民間黑客聯手竊秘。誠然，這些工作少不免各方財政支持，但誰敢以「你不是舊媒體」為由輕賤他們？

窮媒體需要更多資源，這一點何雪瑩心底是明白的，筆下卻又將事情顛倒過來，說「新媒體」等待良心金主，互聯網無法解答問題云云。此一見解固然正確，可是她要死守的《明報》不也如此？正正因為金主張曉卿為了生意不再「良心」（假如曾經「良心」過的話），斯有今日田地。倘若雙方境遇不過半斤八両，這邊廂死守《明報》那邊廂貶低窮媒體，就是雙重標準。

改變社會：權貴還是群眾？

富媒體放下身段，向窮媒體伸出友善之手，在香港可能匪夷所思，海外卻處處可見。不說遠的，就在一水之隔的台灣，那邊的《蘋果日報》由今年1月16日起正式與五家獨立媒體合作，開放自己的即時新聞平台予它們發佈訊息，且承諾不設審查。台蘋此舉長遠影響如何，會否損害獨立媒體的獨立，還須走著瞧，但毫無疑問是佔物量優勢的主流媒體對外輸出資源，以圖互惠。獨尊《明報》的支持者，顯然沒把這個做法放在他們的「新聞自由」日程上。

細察這五家獨立媒體，你不會再相信「新媒體只是寄生蟲」的鬼話。它們可能窮，人力物力遠遜主流媒體，產量差一截，但調查報導絕不見得沒有，有時更是網站主打內容，質素之精，分析之微，在香港任何一份報紙都不曾出現過，像《苦勞網》的〈「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查總報告〉即屬一例。這些窮媒體因調查報導得獎，不是新聞：一來得獎接二連三殊不新鮮，二來主流媒體予以冷待拒將人家得獎的消息告知公眾，故曰「不是新聞」。

調查報導不但不是富媒體的專利，就當他們做了調查報導，也未必跟「直指權貴要害，影響社會走向」搭得上任何關係。年輕讀者或許不怎留意《東方日報》，其實它的調查報導頗多，每個星期一都有「探射燈」專題，亦時有規模不小的民意調查，但這些報導到底體現了多少「新聞自由」，恐怕輿論另有評價。再如《明報》自己，遠在今次人事異動風波之前，政府力推高鐵工程上馬期間，時任總編輯的張健波不就御駕親征北上內地坐高鐵「調查」一番，讚頌高鐵穩到杯中清水不濺一滴的美好？好一個直指權貴要害。

調查報導亦未必要著眼於權貴大人物。蔡何二人談調查報導，不離如何刺痛權貴，可是一直活在痛苦之中的平民百姓呢？抱歉，通篇不提調查報導該對他們負上甚麼責任。有《明報》支持者撰文讚美記者用遙控直升機拍攝唐英年大宅僭建是充滿創意，是的，但對蝸居於僭建劏房的萬千市民，哪份報章發揮過同等創意？以無名群眾為主角的調查報導，難以成為主流媒體至愛，因為沒有名人不利賣紙。甚至乎名人也有分級數的，2008年2月 21日，身困艷照醜聞的陳冠希和被誣告為間謀的程翔同日舉行記者招待會，翌日，陳冠希佔據《明報》A疊的一至十一版，程翔被踢到A12。

程翔尚且受到如斯待遇，你我落得甚麼下場不難想像。調查報導只是偶一為之，富媒體的日常工作還是剪剪貼貼抄抄謄謄，而且連抄也抄不好。去年年末，政府放風要推行扣分制阻礙持大專學歷非長者單身人士輪候公屋，結果一眾富媒體出了甚麼標題？

報章	日期	標題
蘋果日報	2013年12月2日	輪公屋或扣分　辣慶大學生
太陽報	2013年12月3日	大學生申公屋扣分疑歧視
東方日報	2013年12月3日	「大學生申公屋扣分」未列政策

是大專生，不是大學生，各位記者大佬醒少少當幫忙。大專學歷包括的除了大學學位，尚有高級文憑和副學士學位持有人，一字之差，足足抹走了數十萬潛在受害人，政策重要性頓時大減。萬千寵愛在一身的《明報》同樣犯錯，題為〈涂謹申：考慮學歷編公屋感震驚〉的即時新聞裡劈頭第一句就是「運房局表示房署將考慮單身非長者大學生輪候公屋扣分的建議」。不管是政府新聞稿，抑或該份引發爭議的審計報告，上面明明寫著大專生，號稱資源充足的富媒體別說自行「調查」，連有得抄也紛紛抄錯。全港幾十萬名沒有大學學位的大專學歷市民，就這樣被遺棄，沒一句道歉，沒一句更正，而這恰恰是富媒體運作的日常光景。

富媒體目中有名人無凡人，才是窮媒體調查報導的起點。不是《香港獨立媒體》的努力，菜園村村民的危難有誰知？連《惟工新聞》這類還算不上調查報導的外傭中介深入訪問，在印傭Erwiana被虐曝光至今仍然不見有富媒體做過。前述《苦勞網》的崛起，正是為了反制主流媒體對台中統聯汽車客運公司罷駛事件的扭曲報導。調查報導，不只是關心權貴名人痛不痛，更有認識無名大眾助彼發聲之責。草根媒體承擔的，是主流媒體拋下的責任。

若說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支柱，我們先要問人民是誰，如何作主。

金主，別狂傲

「媒體新舊論」、「寄生填版論」、「調查報導神聖論」，這些執念已經死去。較接近現實的媒體運作邏輯，應該是這樣的：

媒體沒有新舊之分，任何搞媒體的人／團體都可以採用不同傳播手法，以至同時採用不同傳播手法。無論用甚麼傳播手法經營的媒體，都可以從各渠道抄料填版，亦可以親手做調查報導，視乎理念方針及資源多寡。調查報導可以聚焦官商名流，可以親近普羅大眾，角度可以進步可以保守，不一定改變社會。

原理說清，故事還沒有完結。回到這次《明報》風波，假設金主張曉卿見利忘義乃事情因由，再斟酌甚麼傳播手法、抄料或調查、權貴或人民均屬多餘，沒錢沒戲唱。在這語境下，「守護《明報》」的真正意思，不啻哀求張曉卿做個「良心金主」，好讓「舊媒體」的王統長長久久，庇護底下的編採人員借用壓倒性的資源優勢壟斷調查報導的生產，以維持自身「專業」光環。這種祈求明君打救的「大樹好遮蔭」思維，跟香港打工仔渴望有個好老闆的心態一脈相承，說到底是反民主、反自主的。

出路只有靠老闆打救？不是的。縱是同一份《明報》，它在北美分部的員工做法就完全不同，他們團結起來嘗試組織工會，在2011年發動長達73日的罷工，最終公司屈服，總裁呂家明敗逃香江——沒錯，盛傳有份參與今次香港《明報》人事異動黑幕的編務董事呂家明，不過是從加拿大竄過來的敗軍之將，本來無足言勇。反觀香港，情況慘不忍睹。員工團結？被調職的當事人劉進圖一直言辭閃爍，從未附和抗議的員工或記協，若說這樣一個人留任總編輯就能擋住壓力撐起「新聞自由」，旁人不免呆然。成立工會？事發一個月至今聞所未聞，當年北美工會遠渡重洋來到柴灣總部抗議之際，亦未獲香港《明報》員工聲援，「柴灣富士康」的渾號繼續揚威報界。罷工攤牌？編輯部員工從最初就否決任何工業行動，發聲明稱「編輯部上下定必繼續堅守崗位」。於是，打不跑呂家明之流不消說，空降外來總編輯的決定沒撤回，變成換個立場不怎樣的張健波暫代此職緩一緩兵，拖到士氣散渙輿論冷卻再開刀。不管老闆打算借報館向誰獻媚，編採人員人人不幹的話他甚麼也做不成，這原是最大的籌碼。籌碼棄如蔽屣，對等談判也就成了屈從請願。

誠然，在香港辦報是燒銀紙之舉，賺少蝕多，縱有工會大力制衡，富媒體依賴金主水喉的基本格局仍舊不變，而金主燒銀紙辦報往往是為了謀求名聲與政治影響力。高喊「守護《明報》」，是見果不見因。沒有獨立的經濟來源，就沒有獨立的所謂第四權，記者要捍衛新聞自由，必先超越記者的身份，嘗試在社會上尋找獨立於官商以外的支持，甚至投身衝擊令社會財富累積在1%金主手上的不義資源分配，而不是四處徬徨抱怨找不到大樹遮蔭，最後變節投靠公關公司。進而論之，既然大水喉難找，追求新聞自由就要首先習慣窮困，學習在困乏裡打拼，如何貼近群眾，如何連結民間團體、大學、國際組織，這是不少窮媒體持續在做的事。富媒體的從業員要到何時才放下傲慢，向窮媒體學習？

《香港獨立媒體》遭黑漢上門毀壞設備恐嚇編輯，富媒體的支持者可有像《明報》風波般上心？上星期二幾個網上媒體抗議政府拒絕發出採訪通知和政府總部記者證，僅優待主流媒體，富媒體的支持者又可會警告新聞自由受損？還是說，只有富媒體遇到威脅時才祭出「同氣連枝」、「唇齒相依」的大義名份將窮媒體拖下水，拖下水之餘還要踩上兩腳過過癮，損不足以奉有餘？

許志永不是記者，他所屬的組織「公民」也不是一個傳媒，但他要求公開官員財產，無異為新聞自由奔走，以至犧牲。基本格局不變，日子只會越來越壞，與其回味其實並不太好的good old days，不如做好準備，嘗試更多不同身位，萬事互相效力。當富媒體不可靠，以少數「專業」記者單方面餵飼大量被動讀者的模式有害無益，我們必須全民皆兵，人人磨練資訊收集、查證和傳播的能力。做新聞不是請客吃飯，你準備好了沒有？

延伸閱讀：
〈可以買起，卻買不到的傳媒公器〉
〈淫媒與暴徒：社運電影節清場裡的無產者（上）〉
〈被放逐的事實，和人〉

後記：一個《明報》老讀者的告白

對《明報》不存寄望已久，但我卻是它的老讀者，讀報歷史可能比一些年輕記者的整個人生還要長。

對這份報紙的最早印象，是它攤開來好大好大，大到足夠將一個孩子蓋住，陽光穿透紙張，泛起微黃。那是四、五歲的時候罷，最喜歡看副刊，因為有叮噹漫畫，每逢星期日被眾多本地投稿的點綴得繽紛燦爛的漫畫專頁也很耀眼。上小學了，對文字耐性稍長，愛上小小的方塊文章，管他食譜還是怪論還是哲理金句都不放過，剪下來收藏，小學二年級時開始儲的剪報簿，現在仍保存於娘家。時光荏苒，看著張小嫻第一部愛情小說連載，看著亦舒和林燕妮的小說連載消失，興趣從副刊擴散到整份《明報》每個角落，哦原來分類廣告是這樣行文的，咦日元匯率升到一百兌六，哎馬經排位表的馬名真古怪——當時的馬王好像是翠河。新聞當然會看，而且絕不懷疑。看新聞知天下事，不是嗎？沒有互聯網的年代，人心似乎比較單純。

長大了，懷疑多了，卻也說不出有甚麼具體問題，直至真正親臨現場。 2005年，世貿部長級會議在香港舉行，各大媒體整裝待發。然後？爆出了TVB記者臨開機前才戴頭盔偽裝「現場好危險」的醜聞。工作關係，自會議開始幾乎天天留在示威現場，目睹了香港記者真實的工作手法。那時候還沒到大舉鎮壓的12月17日，示威都很平常。馬師道示威區外，一大堆本地記者，見到隊伍後面的南亞朋友載歌載舞，在我身旁不屑地說「呢度冇嘢睇」，欲越過去看看隊伍前面的韓農幾時衝警察，全無停下來訪問示威者的意欲。到了隊伍前面當真跟警察推撞了幾下，韓農叔叔們退下來，下一波更激烈的衝突開始了，一群攝記群起衝過去搶位置拍照，跟防暴警察的盾牌撞到劈哩啪喇響聲處處，場面墟陷。翌日，仍然自詡「公信第一」的《明報》大字標題：〈盾牌陣失守　韓農赤手奪14個〉。失守？記者明明知道當日警察防線沒退過半步。

最好的媒體教育是上前線，到現場，試過一次世界永遠不再一樣。你會體會到很多記者的勢利無情。攝記為搶位肆意踩爛工人的標語和示威牌，採訪李嘉誠時他們舉止大概不會相同。搞記者招待會，往往有三成左右記者遲到，更大不乏記者不到只坐在報館抄你送上的新聞稿；搞行動，大龍鳳時記者在場，舞完一輪到你正式發言表態，一大票人散水離場，拍了照在下面胡亂寫caption收工。調查報導？唔。

忘了是甚麼時候，慢慢習慣了翻年報，查條例，統計處網頁長留bookmark。那又是一個現場，文件的現場。房委會放風呻窮，預告或有財赤，各大媒體照報如儀。一查帳目，原來年年預算報細數，每次報少金額數以十億計，但年年喊狼來了年年有記者相信。刺痛權貴？唔。

反高鐵，社運娛樂化到了某個高峰，個別主流媒體記者與個別社運人士開始稔熟，接著在社交網站發牢騷，斥社運界將記者「本質化」，排他性強。且不說「本質化」這個術語該怎麼用，倒想起一位長年在《明報》工作的舊同學。他不止一次跟我說，他們決不聘用沒有大學學位的記者。搞社運沒有學歷審查，不會考你打字速度有多快，更不會有個能將你「開除」出去的老闆。不是說社運人全都不排他，那不可能，但組織結構上再怎麼說也輪不到記者指點罷。不曉得有幾多香港記者留意，英國2011年爆出警察臥底Mark Kennedy滲透環保團體的醜聞，幾年後更多資料披露，甚至有臥底在潛伏期間搞大人家肚子，不過倒沒聽說有哪家的傳媒開放到曾發生同類事故。香港社運界常為臥底和監聽而煩惱，香港傳媒呢？不煩惱，是因為此地傳媒沒有政治壓力，抑或是制度上夠排他夠安全？

再談世貿。江湖傳聞，當時也不是沒有記者知道自己報館在做陰騭事的，鎮壓發生後過了好一段日子，她跑到韓國鄉下做了一篇專訪出街，想平衡一下，但她工作的《明報》還是被人罵，深感不公平。是的，這份心意和努力值得肯定，工作環境的局限也應該體諒，只是呢，人家韓農當中可是有人借了錢盡地一煲飛來抗議的，回到家鄉倒不知怎辦了。在最需要媒體公正報導的會議期間，媒體辜負了他們，大局鑄成之後才做點事，補償得到嗎？平衡得到嗎？被人罵兩句的不快，又豈可跟當事人的不幸相比呢。

不敢說這些例子有多少代表性，但一些主流媒體記者自我中心、缺乏自我觀照能力的片段，偶爾就掠過眼前。那種對「舊媒體」的自負，有多大程度上是自我中心的產物，值得玩味。

至於未嘗涉獵主流媒體工作，又不曾親臨事件現場的普通人，終究是最無力最vulnerable的。無力的力，指的是判斷力。就像我相信《明報》新聞反映現實的少年日子，我懂甚麼呢？要判斷一則消息是否真確，前提是我們知道判別真偽的辦法，但我們往往不知道。誰會那麼閑跑到現場？誰又懂到哪裡翻甚麼文件？於是，傳媒的公信力調查從來無關可信與否，只關乎「主觀覺得可信與否」。公信力指涉的並非可信性，而是某種政治立場，某種階級品味，某種行文風格，所構成的幻覺。

由是，「新聞自由」——若存在過的話——不過是少數人的禁臠，大多數人都是不自由的。我們的「新聞自由」，向來只是「轉台的自由」。就算有得揀，就算揀得心滿意足，我們通常不明白自己揀選的其實是甚麼。

即使有被蒙蔽的時候，人沒有權利擁抱無知。比起「守護《明報》」，我更想守護每個人的新聞自由。
from 心湖淬筆 http://mindtologos.blogspot.com/2014/01/blog-post_31.html

陳仲明 - 普通話教中文所為何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30日

十年母語教學，令香港英語水平全線下滑，最後以孫明揚一句「不得不承認，現時本港學生的英語水平，與令人滿意仍有大段距離，且仍有大量改善空間」而「微調」作結；但整整一代香港學生，卻無從選擇，只能淪為教改的白老鼠。如今，母語教學「微調」尚在進行中，成果未明。但一波未完，另一場教學語言戰爭已經悄悄打響了，就是普教中（普通話教中文科）。

事緣2000年，課程發展議會把普教中列為長遠目標，然後由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協助推行。儘管沒有正式頒佈政策文件，但其實普教中已暗中「變相推行」。現行做法是把決定權交給學校，由學校自己決定是否改用普通話教中文科。2005年語常會做過調查，發現用普通話教中文的中小學共有208間，且有166間準備5年內改為普教中。2008年，語常會推出計劃，幫助中小學推行普教中，在2008至2014年間共有160間中小學參加。如此一來，假設當年的166間中小學有一半參加了語常會計劃，以現在全港中小學共有1,088間（不計國際學校）計算，全港普教中學校的比例已達34%，實際數字當然更高。可見，不待政府正式頒佈政策，許多學校已紛紛轉為普教中。

有此現象，家長的態度是關鍵。家長想下一代學好普通話，多一技之長，於是把子女都送進普教中的學校，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知道，中文科的根本目的是學好中文，要學普通話，已經另有普通話科。香港向來是用廣東話教中文的，轉用普通話教，對學生真的比較好嗎？普教中的政策源自2003年語常會的《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但細看文件，就會發現制訂政策時論據是相當混亂的。語常會共做了三個研究報告以「論證」普教中是對的，但在文件中，自己卻又說「研究的樣本很少，因只有少數本港學校採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以及，各項研究均採用不同方法評估學生在學習中國語文科的進度，以致較難就研究結果作出比較。」

既然如此，正常做法是否應該做更多研究，然後再推行政策呢？但事實卻不是。儘管自認論證不足，語常會卻直接得出結論：「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科的學生的普通話能力有所進步，他們在中文寫作方面的能力，亦較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為佳。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可見當初決定推行普教中時，根本不是基於理論支持，而是「先實行後檢討」，把學生當作實驗品。

當年政府推行母語教學，好歹也引用了不少海內外研究報告，「證明」母語教學有助學生學習，才正式推行。儘管實施效果差強人意，但起碼功課「做到足」。如今改用普通話教中文，亦屬於教學語言變更，茲事體大，豈能如此兒戲為之？還是政治掛帥，事在必行？

再說，雖然母語教學需要「微調」，但「母語教學有助學生學習，因大多數學生較喜歡以母語學習」依然是政府的定論，香港學生的母語是廣東話，不是普通話，現在要學生以非母語學習中文科，是否自相矛盾？普通話教中文事實上是否壓縮了廣東話的使用空間？還是說，大家都不介意呢？

廣東話不但是香港的語言，更是香港文化的核心。幾十年來，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各種流行文化，如電視劇、電影、音樂、舞台劇等，無不以廣東話為載體。隨着中港繼續融合，有朝一日，如果要說香港跟大陸還有甚麼不同，強勢的廣東話文化將是港人的最後依託。在課堂上用廣東話學習自己的語文，是香港人的基本尊嚴，也是廣東話地位的象徵。如今，港人竟主動自毀長城，想來簡直匪夷所思。

在教育局網頁「語文學習支援」一欄下有這麼一段話：「雖然基本法規定中英雙語為本港法定語言，但接近97%本地人口，都以廣東話（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作為家居及日常交際的常用語言……」原來在教育局眼中，97%港人每天在說的廣東話，連成為法定語言的資格都沒有。普教中真的不是要排擠廣東話嗎？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陳仲明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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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30 January 2014

中诚案刚兑：塞翁的马没跑？

据媒体报道，中诚信托案中的投资者可能能安心过年了，因为当局可能并不安心让这只信托产品“违约”。然而，摩根大通认为，虽然中国信托行业今年成功“逃过一劫”，但这其实是增加了中国未来影子银行发展的不确定性。
有趣的是，中诚最后时刻避免违约，碰上最近有报道称习总书记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涵盖金融安全，这不仅令人产生遐想的空间。虽然不知道中诚事件的发展最后是地方还是中央安排的，但应该可以认为没有中央的默许是难以成事的。
高盛之前的分析曾经说道：
一些中央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者可能对违约持开放的态度，因为这将鼓励更谨慎的风险评估，并有助于控制未来的信贷增长。然而，其它中央政府和很多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可能更倾向于防范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地方官员，他们可能已经感到了支持关键地方性企业的压力在增加。
中诚事件的发展可能反映了国安会负责金融安全的最高决策者的心态。但是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正如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表达的——刚性兑付是难以长期维持的，那么错过中诚案以后，“在什么环境下当局才安心让任何一只信托或理财产品违约就变得更不明确了”。
以下是来自摩根大通的分析：
中国可能刚刚避免了影子银行产业的第一笔违约
违约的缺失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市场扭曲
问题在于如果未来违约发生，应该如何防范传染性风险
…我们认为，鉴于经济增长下滑，2014年将会发生违约事件。而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果违约发生，投资者是否会撤离，并导致整个影子银行市场走向流动性驱动的信贷危机。
传染性风险并非“杞人忧天”：
对传染性风险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的。在过去几年，非银行融资活动（或称为影子银行活动）一直高度增长。
我们估计，截止2012年末，中国非银行融资总量（可能在分项上出现了重复计算）已经高达36万亿元，而2010年中国GDP只有18.3万亿元（占GDP规模的46%）。
2013年，非银行融资活动继续快速增长。我们最新的估计显示，截止2013年9月，非银行融资活动已经进一步增长至46.7万亿元（占GDP的 84%）。增长主要来自于信托资产（2013年的前9个月增长了2.66万亿元），理财产品（同期增长2.82万亿元），受托贷款（同期增长1.8万亿元）和银证合作渠道业务（也就是银行利用证券公司作为渠道扩张贷款规模，截止2013年三季度的规模比去年翻倍还多，达到2.79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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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银行融资活动的快速增长，特别是信托贷款、理财产品和银证渠道业务，一直受到存在来自产品发行者和分销商担保认知的驱动。违约的缺失印证了这种认知。
…
此外，同业资产和其它影子银行产品存在大量的重叠，比如说理财产品投资同业资产或是在银行间市场交易的信托资产收益权。银行与影子银行活动紧密关联，因此影子银行体系的潜在波动也将影响银行体系。
如果2014年发生违约，以下是可能出现的三个结果：
第一个可能性是，这被认为是一件特殊事件，即没有任何溢出效应。这是最不可能的结果。
第二个可能性是，传染性风险被控制在受控的程度，也就是只传染类似的产品或部门。比如说，如果”诚至金开1号集合信托”违约，投资者将从集合信托产品撤离，一般集合信托只对富人开放（但不会影响受众更广的理财产品）；投资者将担心类似贷款的信用质量（矿业的非国有企业借款人），但不会外溢到其他产品（也就是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开发商和国企）；投资者质疑的是信托公司的安全性而不是银行。我们把这称为“有限外溢”。
第三种可能性是“系统性外溢”。在程度温和的情况下，这将影响影子银行最脆弱的部分，比如信托贷款（占信托资产的48%），理财产品对非标信贷产品的投资（估计约占全部理财产品的35-50%）和银证渠道业务。在最恶劣的情况下，这将影响整个信托产业，理财产品和渠道业务（它们的总规模达到23万亿元）。信托产品的展期（我们估计2014年将有30-35%的信托产品到期）和理财产品的展期（64%的理财产品期限不到3个月）会变得极端困难。流动性压力可能发展成一次全面的信贷危机。
面对中国的信贷市场困境，政府的角色看似非常无奈。但摩根大通认为，避免违约并非正确的选项，因为这只会拖延甚至放大未来的问题。同时，政府可以通过以下的措施防范传染性风险：
第一，让违约发生，但建立一个透明的法律程序（而不是政府台下安排）去解决不同利益方的分歧。
第二，为了防范监管套利行为，监管者应该收紧监管操作和监管框架，并明确不同影子银行产品的责任归属。每只产品背后监管和法律责任的不确定性是市场中一个重要的警示，可能会加剧传染性风险。
第三，对地方政府和国企实施更严格的预算控制，避免它们和其它企业借款者争抢信贷资源，同时建立基于风险的市场定价行为。
最后，避免违约很容易令人联系到对系统性问题的担忧，比如说银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国企的违约。类似的，理财产品的违约造成的影响可能比信托产品违约更大，因为后者并没有期限错配问题，而且是出售给富人而不是普通散户投资者。因此，如果诚至金开1号集合信托受到救助，中国可能错失了一次“理想”的首次违约机会。
如果监管者真的担心传染性风险而不让中诚的信托产品违约，同时监管者也认识到刚性兑付是不可持续的，那么究竟他们在等待一个怎么样的机会呢？或者说监管者首先希望解决什么传染性问题呢？应该可以认为，信托产品仍然是“最理想”的首笔违约“试验田”（详见之前的分析），但中诚的信托产品到期时间刚好发生在资金需求最紧张的农历新年，鉴于中国银行业可能持有大量信托受益凭证，特别是监管者有“点鞭长莫及”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央行最近已经开始启动直接向地方性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工具），如果中诚的信托产品违约，银行业可能将面对双重的流动性问题。监管者可能希望进一步“结构”鱼龙混杂的同业资产市场，并促使银行业坚持信托受益凭证，才会安心地让信托产品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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