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中央级媒体论战腐败 中宣部无奈？

官方的中国青年报在显要位置发表社论，点名批评官方的环球时报日前就中国腐败问题发表的社评。有媒体学者说，两家中央级媒体公开论战显示中央高层的意见分歧连中宣部也很难摆平。

共青团中央主管的中国青年报星期四在第二版显要位置发表署名评论员文章，点名严厉批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有关反腐败的言论是“官话套话大话空话”，是谬论。

*中青报轰环球时报“谬论”*

中青报更在网络版“中青在线”的首页上用大号字体刊载了这篇由评论员曹林执笔的文章，题目是“舍制度和民主外，反腐无解。”文章反驳环球时报社评称腐败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的观点，说对腐败零容忍是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也是中央领导人反复强调的主张。中青报的评论还说，对付腐败的关键是以制度将权力驯服，除了制度和民主之外，根治腐败别无他法。

环球时报星期二以“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为题发表社论，称中国处在腐败的高发期，但中国的腐败问题不比亚洲一些民主国家更严重，可是中国人的“腐败痛苦感”在亚洲可能最突出。社论说，为了不举国上下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国人应该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而且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是要把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社论最后说，腐败问题与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反腐工作只能结合其他方面的发展综合前进。

*环球时报辩称有人断章取义*

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被广泛解读为要允许中国存在适度的腐败，并因此受到嘲讽和批评。这份报纸后来辩称有人断章取义，并要求有关媒体道歉。

北京时政评论员陈杰人称赞中国青年报发表抨击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加入这场反腐大讨论。他说，这两家中央级媒体在反腐问题上的观点体现了他们在价值观等方面的分歧。

陈杰人说：“这两家报纸长期以来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倾向。环球时报代表了一种极左派的声音，代表了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声音，代表了民粹主义者的声音，代表了反民主、反法治的声音。而中青报基本上代表了一种开明的声音、主张和赞同民主、主张法治的声音。”

*官媒论战反映中央内部分歧*

陈杰人说，人们不应该简单地将中青报和环球时报在反腐问题上的对立观点看作是中央最高层的两种不同观点，但中央内部对腐败的容忍程度显然有不同的声音。他还说，这两家报纸的论战并非中央级媒体之间就同一问题首次开战。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立峰说，中央级媒体之间这些论战反映了中国高层内部的分歧已经大到连中宣部也很难压得住。

李立峰说：“中国青年报、环球时报等等不同的报纸，他们之间的争论，表面上肯定是反映了现在有不同的意见，而且这些不同意见已经能够在一些官方媒体的版面上有论战、有笔战。我相信这是政府内部的争论，政府不同派别的争论。由于现在处在Transition Period(权力过渡期)，它没办法压住。”

李立峰说，官方媒体这些争论反映的是当局内部意见分歧，并不表明中国新闻自由的空间正在稳步持续扩大，也不能说明中宣部已经管不住中国的媒体。

至于中国青年报与环球时报这场反腐论战如何收场，人们众说纷纭。北京时政评论员陈杰人说，无论如何收场，人们围绕腐败问题的争论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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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国家电网投资菲律宾“不务正业”

中菲关系因黄岩岛再度紧张，令人担忧起国家电网在菲律宾电网百亿投资的政治风险。黄岩岛争端由来已久，这在2007年国家电网参与投标时就受到质疑。

比起那些面临战乱风险的国家来，菲律宾的政治稳定度和法治水平还算比较高的，否则不会成为国企高管喜欢的移民目的地。只要中菲不开战，国家电网在菲律宾的百亿投资打水漂的几率不大。打算开战的话，不会因为那一百亿而缩手。国家电网面对的困难恐怕更多还是日常运营之中，员工薪酬福利和电价调整等问题。

电网之类的公用事业历来受政治影响较大，比矿产资源还更容易刺激民族主义情绪，看看现在国内电价上涨引起的民愤就知道。在民主国家，因为电价涉及到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被在野党拿来当作选举话题再方便不过了。正是顾忌菲律宾民众的民族情绪，菲律宾政府才没有准许中国国家电网控股菲律宾电网，只是第一大股东。

几年时间下来，这笔投资似乎还没酿出什么风波来，比央企在拉美的投资状况要好。换做是中国人，如果中国国家电网被外国资本控制会有何反应？不用假设，2007年底菲律宾国会投票通过中标方案之时，国内就有媒体打出刺激性的标题“国家电网夺菲律宾电网经营权”，这种逆向的民族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恐怕不仅仅某些编辑记者身上有民族主义情绪，或许它正是推动国企海外投资的内在动力，超越了低收益高风险的利益计算。

据报道2009年国家电网公司正式接手经营菲国电网的第一年，取得投资回报4860万美元，约合3亿元人民币。账面上是赚了，可是若以美国国债收益率为机会成本来评估，这笔投资亏了。矿产资源是通胀受益型产业，而公用事业是通胀受损性型产业。收购矿产资源可以先忍耐亏损几年，公用事业正好相反，如果一开始不能赚钱，日后更艰难。通胀是高概率事件，紧缩是小概率事件。菲国电网第二年第三年投资受益如何，不见报道了。该投资拿得出来说的贡献还有，从中国采购了5000多万元电力设备，相当于电网投资额的0.5%。

2007年菲律宾政府拍卖国家电网股权，是其电力体制改革的结果。菲律宾电力改革起步于1992年，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晚，但是步子迈得比中国快。它首先把国家电力公司切分成发电、配电和传输三大块，规定发电、输电和配电企业之间禁止交叉持股。全部私有化之后，政府只做两件事：电力监管和农电补贴。

由于菲律宾电网既不发电，也不零售，只是“运输工具”。缺点是它的收益外人容易测算，限制了它的收益率，好处是降低了经营风险，几乎可以把它当成财务投资看。如果了解改革后的菲律宾的电力体制，就不会把那百亿投资的政治风险看得太高，不过既然是财务投资，何不买美债？

面对央企高涨的海外投资热情，国资委前不久刚刚出台《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限制央企在境外从事非主业投资。油企在海外找油，矿企在海外找矿，那都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说是主业合情理。国家电网投资菲律宾电网看似是主业，实际是“不务正业”。与经营垄断权一道赋予国家电网的责任是为国内提供普遍的供电服务，这才是它的主业。现在发达地区用电高峰期电力紧张，落后地区电网覆盖不足，显示电网公司的本职工作做得并不好。

二十年前放眼望去，国际上电力大多是政府垄断的经营，中国那时候与世界“接轨”。在煤炭石油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此间进行过电力体制改革的菲律宾和许多欧洲国家的电价基本保持稳定，体制改革带来的效率提升把通胀影响消化掉了。目前菲律宾的零售电价与山东魏桥集团对外销售的电价相当，那反映了真正的市场价格。电力的原料石油煤炭价格是国际接轨的，未接轨的是国内改革滞后的电力体制。

实践证明，以垄断换责任是不可靠的。国家电网收着中国人民垄断的高价电费，却热衷于“走出去”配合他国电力体制改革，拿市场化企业的高管薪酬，为“不友好国家”的人民供应廉价电，还在事关领土争端的关键时刻“授人以柄”，于情于理说不过去。除非国家电网从运营菲律宾电网中取得市场化改革信心和经验，用来推动国内电力体制市场化改革，那么这笔“学费”才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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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叙利亚悖论

核心提示：叙利亚的经济模式将全体国民覆盖在内，但又将任何能对抗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宽广阶层联盟扼杀在摇篮中。叙利亚现存的小规模的中产阶级最终会不会让这个国家转向稳定和民主？

原文：The Syria Paradox
作者：ADAM DAVIDSON 
发表时间：2012年5月22日
本文由"译者"牛虻翻译，已经校对

【原文配图：前面的标语牌上写：解放叙利亚】

抗议活动持续了一个月才导致突尼斯总统被废黜，而在埃及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赶下台则花费了18天时间。利比亚用时更长。为击败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el-Qaddafi），反叛军展开了长达8个月的血腥抗战。但是叙利亚——差不多同利比亚在同一时间发起示威活动——却深陷残酷内战，且战斗似乎还远未结束。其中一个原因很简单：叙利亚的经济模式本意就是将全体国民覆盖在内，但又将任何能对抗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的宽广阶层联盟扼杀在摇篮中。这无疑是让大多数叙利亚人感到畏惧的现实。但是同样也可以质疑我们自以为了解的革命——最最要的就是，相比伊拉克和利比亚之类的单一产油国，经济成分越是多样以及有着一个茁壮成长的中产阶级的国家会更有机会推翻专制统治者。

在于2003年和2004年到访叙利亚之前，我预料它会看起来像朝鲜一样，布满了露天市场。但我很惊讶地发现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个主要商业中心其实有着不少相当富裕的街区。许多当地人驾跑车、佩戴名贵手表和进高档餐厅，常常让我觉得自己是个败落的乡下人。我在大城市遇到的很多人都有着体面的生活，他们是工程师、医生、店主甚至艺术家。或许还不算富裕，但相比我在邻近国家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遇到的人们，他们过着足够优裕的生活。

以中东为背景，叙利亚经济显得不同寻常地多元化。农业吸纳了差不多一半的农村人口，其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比率大概是20%。石油占据了另外的25%。在此次国内危机前，游客——尤其是阿拉伯人，但也有不少欧洲人，偶尔还会接待美国人——悉数涌入该国美丽的古城和海滨小镇。虽然从来不曾是全球制造业领域的排头兵，叙利亚还是有着适当规模的工业，生产衣服、包装食品、饮料，近来还出产廉价汽车。最后，该国还有大量的磷酸盐矿床，这是一种可以用来充当肥料的矿物，市场对其的需求正持续扩大。

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于1963年执政伊始，该党领导层意图对经济实行集中控制，一如斯大林在俄罗斯和毛泽东在中国的做法。在宗教上居于少数并最终取得党权的阿拉维派（Alawite）是由受教育程度低的山村农民构成，他们"对于如何运转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一无所知，"身为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的资深叙利亚观察家约素亚·兰迪斯（Joshua Landis）说。 阿拉维派恰到好处地获得了法国殖民政府在军事上的器重，这是基于他们同在大城市驻扎的多数派系逊尼派（Sunnis）纽带联结甚少："他们成分单一，不存在一个人口广布且无限延伸的根脉深厚的社区共同体。"       

如此一来，现任总统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放开少量富足的逊尼派和基督徒商人继续运营他们自有的工厂、商店和餐馆。他的儿子巴沙尔于2000年开始执掌政权，施行了更进一步的开放举措，准许同政权无关联的创业者自办企业（只要他们让政府能分一杯羹）。一些人开办了精品酒店和小型工厂；还有人进口从医院设备到汽车部件之类的产品。一名叙利亚商人告诉我说，任何美国的东西都变得尤其受欢迎。在2001年，巴沙尔开始寻求获得世界贸易组织会员国身份（至今依旧悬而未决），三年后，该国诞生了首家私人银行。如今，一家一般规模的证券市场也已应运而生，即大马士革证券交易所，叙利亚的富人们可在此购买二十多家公司的股票，其中多数为银行和保险公司。 

然而，这股源起城市的创业潮又恰逢常年的干旱，后者使得叙利亚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背靠田地而收不抵支，那些人纷纷涌进拥挤的都市贫民窟或更穷酸的二级城市。这些区域最先发动了起义，并成为今日暴乱频发之地。

从外部会很难观察出阿萨德是如何维持他对国家的掌控。在突尼斯和埃及，当目睹到城市中产阶级和富人一同加入到贫下的农村抗议者队伍中时，强势的军人抛开了他们的政治领袖。但在叙利亚，军方对政府领导层无比忠诚。并且，即便都市精英阶层或不喜欢阿萨德政权，即便他们意识到，在一个不会禁锢自由表达和支持邻国黎巴嫩的政治激进分子的国家，生活会更好，但他们还是害怕想见身处革命的混乱余波之中，生活会呈现出什么样子。

正如兰迪斯所指明的那样："他们向外望向乡村并想：这些人得胜了又如何？他们会维护资本主义吗？他们会保护我们的财产吗？他们会不会过来说，'哦，你已经当了40年的通敌者，我们将会带走你拥有的一切'？他们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

当你从任何角度去看，叙利亚目前的前景似乎都是一片黯淡。各种诱因都引向冲突。一方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一起；另一方，正好相反。未来一年里，叙利亚的暴力甚至会愈演愈烈。

但很难想象这场冲突会以阿萨德政权能更强有力地控制国家而终结。尽在眼前的局面会相当残酷，但远在天边还是存在着微弱的希望。石油没能让国家致富，叙利亚人民反倒为此感到庆幸。有着巨量碳氢化合物资源的国家几乎从来都不会转向民主，因为权力是受那些控制着油泵的人把持。拥有雄心勃勃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多元化国家的机会要更大。

事实上，叙利亚看起来是在走英国和欧洲大部在数个世纪前的老路，也像是在经历韩国、日本、台湾和中国（这个更接近）近来的历程：权力无边的少数精英集团、赤贫的农村人口，关键的一点是存在一个规模虽小但持续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长远上，有助于将国家推向更宽泛的平等和民主。虽然也许很难即刻实现这样一副图景，叙利亚最终或会成就中东的典范。

附加报道：阶级分明的叙利亚

当你驾车行驶在最富裕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飞地之外时，叙利亚人口的贫穷化趋势就会越发突显。这儿是对该国的阶级结构的粗略分类，得到了来自俄克拉荷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Center for Middle East Studies)教授约素亚·兰迪斯的部分帮助。

 
50大家族（占比小于1%） 

职业身份：地主、实业家、进口商、出口商

如大马士革的阿塔尔家族(Attars)和阿勒颇的谢哈比家族(Shihabis)，具有政治背景的财富家族就相当于叙利亚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s)。他们中有人居住在古旧的殖民建筑中或无规则排开的别墅群中——"一些被过分装饰，但其它的则实在是相当引人注目，" 兰迪斯说道。


郊区居民（占比17%）

职业身份： 计程车司机、建筑工人、女仆、佣人

在围绕于城市周边的未经统筹的贫民窟区域，居民常非法取水和输电到他们的煤渣房。墙体之薄会让"你耳听到所有邻居的谈话，"兰迪斯说。"噪音可以把你弄疯掉。"

 
城市居民（ 占比38%）

职业身份： 政府雇员、商人

这些人大多数为中低阶层的工人，但是遍布于大城市的餐厅、够物中心和精品酒店会让人产生一种富得流油的错觉——始于阿萨德于2000早期开启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在叙利亚似乎有如此之多的有钱人，这总是令你咋舌 ，"兰迪斯如是说道。

 
农村居民（占比45%）

职业身份 ：农民、劳工

这些人是叙利亚五年大旱和高失业率的最大受害方。"凄凉不已 ，"兰迪斯说道，"他们建起了这些煤渣房，铁丝和钢筋都伸出屋顶了。没有粉刷。街道上灰尘滚滚。"不足为奇，他们是革命的主力。

亚当·戴维森(Adam Davidson)是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地球财富》(Planet Money)节目的联合创始人，该节目有播客、博客 ，是一个电台系列，可以在《早间节目》(Morning Edition)、《无所不谈》(All Things Considered)和《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中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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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译者 http://yyyyiiii.blogspot.com/2012/06/blog-post_01.html

李照興：二代的煩惱

【LifeStyle】看著《紐約時報》描述薄瓜瓜奢華校園生活的報道，客觀一點就得替瓜瓜不值。因為報道內裏說的一些關於他的行為舉止，在留學生的生活當中，屬相當正常（開名貴跑車和隨便可請到成龍出席活動例外）：開party攬洋妞，參與學生組織搞活動，成積一般，FACEBOOK上貼滿自拍合拍——這些不一直就是中國留學生試圖打破只懂讀書不搞活動的死板印象的好教材嗎？我們似乎不知道薄瓜瓜的真實生活到底如何，但坊間甚至新聞界，都樂於渲染這「真相」，因為看來這樣一個真實的薄瓜瓜，才切合整個貪官家族故事中的後生角色：他演的不是自己，而是一個某種角色的集體定型印象，那叫做：官二代。或簡稱二代。

因此，薄瓜瓜幾乎不可能不是這樣的。一切「二代」都繼承著中國從官富第一代原罪而來的遺憾，世人都討厭他們，就算你真的道德情操高尚，真材實料幹活，但官二代富二代的角色定型，已是如此深入民心，根本再難洗底。那到底這個在中國出現的獨特階層，究竟心態如何？中國有善良的官二代富二代嗎？中國人有錢之後，該如何發財立品？這確是中國那新崛起的富裕階層應認真考慮的問題。

我不算認識真正好有錢的富二代。第一代是很大官的官二代就更沒有。不過，永遠有人說出一些跟這種超級有錢人有關的故事。當中有一個是這樣的：那富有家庭有幾十億身家，但正如許多無端端發財，卻不知道如何運用暴發財產的家庭一樣，那富二代獨生子，完全不知道錢該如何用。於是，在一個深夜，他打電話給我的一位朋友，興奮的告訴她，他剛剛在公路上飛車開到近300咪，「要比高鐵還快了！」他手機中這樣說。

朋友說，這位富二代有多部名貴跑車。父親的發財故事就更典型：在地區中拿到了資源壟斷──這種壟斷可以是煤、土地、發牌照等等，太多太多可能性，以權謀財，或是把土地資源盜用，是這批富人能致富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國富一代的所謂原罪──根據中國國情，第一代大富的人，都不可能不沾了些黑暗的利益交易，不可能清白。一個官員月薪幾千，為什麼會有幾十億存款？一個商人憑什麼可一夜致富？

父親雖因特權暴發，和很多中國富人一樣，外表都看不出來，或者有錢了，可以隨便買名牌，但在他們眼中，七匹狼和愛馬士可能也沒有分別。而更重要的是，因為從來就沒文化，也就沒能力傳些什麼價值觀給到孩子。

於是富一代也好，官一代也好，由於太多錢了，有時是為了資金收受更方便（行賄第一代的人可直接在海外購置房產等，給到留學的第二代孩子使用），更多是為了買個未來保証，很多都把子女送到外國。這是近年來，富有的中國留學生形成一種炫富現象的主因：太多的錢，太少教養。當錢來的那麼容易，當第一代不過是土氣平民，如何教養出品味優、價值觀健全的第二代？

這也是社會百姓普遍帶點仇富的原因，在許多如撞車事件的放大後，官二代富二代變成了囂張成狂，胡亂揮霍的代名詞。

說回那個朋友的富二代朋友。他飛車，是因為沒有比這更實在的刺激與成就感了——縱使對我們來說，這實在不過是種虛無。朋友知，這富二代自己也有一些想法，希望可以創一番事業，實現夢想，但從他上一代的致富經驗看來，他會認為一切夢想都不值得，因為他太了解到，如果單單依著父輩一樣就可賺那麼多錢，他為什麼不照樣做？這些二代，很可能都是些有點反叛心理但最終都會屈服於上輩的人－－因為他太清楚反叛的代價，然後，有一天，成為父親一樣的靠特權、壟斷來致富的人。他離不開這個怪圈，除非他跑到國外，從今開始，做一個好人——在國內，是好人難做的。

有沒有真好的富二代官二代？當然有，尤如一切STEREOTYPE，我也不過在講二代們的這種偏見定型。但富可以傳一代兩代三代，就當如同一個企業了，正常來說，一個成功的企業，總有它成功的實際理由——無論是創新、管理、文化、精神、技術，是這種第一代始創的精神原動力，在家族中延續下去，是經歷深層次文化的感染，植入下一代的成長中。但中國的富一代官一代普遍缺乏這種文化精神，因他們發跡的原因本身就可疑，更多是特權的共業而非企業精神的發揮，談何傳承！又或者，他們可供傳承的，就只有那種利益關係的循環確保，一種道德墮落的永劫回歸。

from 香港雜評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2/05/blog-post_2319.html

紀曉風：審計報告盡顯煲呔醜態 外訪住宿似跟董生先例

信報財經新聞 1-6-2012

如果真的要給2012年5月31日這一天配上一個名字，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J-Day；J stand for Judgment！換言之，J-Day即是Judgment Day，又名「大審判日」也。

《聖經》說，末日之時是大審判的來臨，或許對曾蔭權來說，昨天恐怕感受至深，兩份因他而起的調查報告，先後於上午及下午公布，前者由審計署檢視行政長官外訪住宿安排機制，後者由獨立委員會檢討特首收受利益制度，猶如為特首從政生涯蓋下黑豬來作句號。

根據審計署的報告，指出特首任內的多次外訪，住宿開支都高於標準膳宿津貼達六成，同時指他近年外訪開支不斷上升，認為有節省空間，特首在踏入2012年後，屢次被揭涉「貪」，令「貪曾」之名不脛而走，現時報告證據確鑿又公道，恐怕要開脫污名實是多餘。

然 而，報告也有美中不足，包括只以公務員的外訪膳宿津貼水平作標準，套用於特首身上是否合適，恐值得商榷，而就算建議未來參照外國做法，亦是以外國部長級作 參考，卻似把香港特區首長因歷史緣由而獲得的國際特殊地位矮化。老紀翻查資料，也顯示作為地區之首，出訪時都住在總統套房，當中包括首任特首董建華。

審計署的報告統計了行政長官曾蔭權由2007年7月至今年4月期間的外訪紀錄，特首前後共外訪55次，特首辦合共花費了約1200萬元，55次外訪共涉及142晚住宿，當中有49晚是要由特區政府「埋單」，當中又有41晚，特首選擇入住酒店最高級或第二高級的套房。

先此聲明，老紀絕對無意為特首平反，卻希望讓數字說事實。早前不約而同的報道都直指他「貪便宜」，浪費公帑外遊，卻原來在五年間只涉及49晚要由公帑「埋單」的住宿，即平均每年約9.8天。當然，其實一晚也可以嫌多，但是否過分或許見仁見智。

可以肯定的是，特首外訪的住宿絕對有減價空間。報告直指看不到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為何特首需要住宿總統套房，認為部分安排並無必要，亦未必符合節約原則。

究 竟審計署是如何衡量特首外訪住宿過豪？準則之一，就是以公務員外訪食宿津貼來作對照，由於特首每日房租都超過標準膳宿津貼額的60%，故須採用經調高的膳 宿津貼。報告就舉例，特首去年前往英國時，雖曾考慮較便宜的酒店，但最終選擇海德公園文華東方酒店，房租每晚高達4.6萬元；而前往美國外訪，入住的總統 套房逾3000方呎，房租一晚也逾5萬元。

至於掀起這場審計風暴的「巴西之旅」，特首辦當時解釋，入住總統套房，原因是方便開會，但報告就踢爆原來是次行程，「開會」時間僅25分鐘，且只是團隊會議。總之一句到尾，就是豪得沒必要。

特 首不知廉，可謂證據確鑿，開脫罪名猶如奢想，但報告雖然公道，卻也有美中不足。例如以公務員的外訪膳宿津貼作參考，須知道，接待一名高級公務員跟接待特 首，在外交規格上實有極大差別，而就算兩者外訪，安排也頗有不同，最少公務員外訪，不會有G4保鏢隨行，更遑論特首之位屬政治任命，需要承擔政治責任，機 制上會有下台收場，故以公務員標準相提並論，實有商榷餘地！

至於審計署建議未來應參照外國做法，並提出以英國及澳洲州政府部長級作參考，但 堂堂香港特首，雖然只是區區一城之首，卻真的只得部長級？由於香港有着殖民地與回歸中國的歷史因素，令香港在國際間有着超然的地位，例如在亞洲太平洋經濟 合作會議（APEC）中，特首就能夠跟中、美及亞洲多國的領導人「並列」，還未計及在奧運與亞運等國際體育賽事中，就因香港本身有着「獨立」的身份，令特 首地位同樣「升呢」。所以，如果只單單視特首為部長，似乎有自我矮化之嫌。

那外國相類似的政府最高層人員外訪時，又如何安排？香港跟紐約及 倫敦並稱為「紐倫港」，但紐約與倫敦市長卻似乎極少需要外訪；至於亞洲鄰近地方如新加坡，據2006年11月18日《明報》報道，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跟特首 曾蔭權皆有份出席當時在越南河內召開的APEC峰會，兩個地方代表更入住同一間Sofitel Plaza河內酒店，但特首曾蔭權只被安排住在每晚租金約4.8萬元的高級套房，至於總統套房的住客就是李顯龍；《明報》今年4月時曾聯絡新加坡總理辦公 室、外交部、新加坡非常駐巴西大使，希望查詢李顯龍外訪前的預訪及住宿規格，卻未獲回覆。

老紀再翻查資料，台灣在5月20日剛舉行總統就職 大典，跟台有邦交的多國元首及特使團全數入住台北各大酒店的總統套房，令台北的總統套房全數爆滿。這些國家元首，包括位於中南美洲、人口只得12萬的聖文 森和格林納丁（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總理龔薩福，以及人口約30萬多的貝里斯（Belize）總督楊可為。至於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在08年時訪台，亦同樣獲得 總統級的保護和安排，除入住總統套房，樓層更設為「管制範圍」，陳雲林屬正部級官員，香港特首在政治系統上，跟對方可說是同級。

查香港也有 現成例子，正是回歸後首任特首董建華，原來曾蔭權在巴西豪住，似是跟從董伯伯的做法，他在2001年就曾住過同一酒店的總統套房；同樣來自《明報》一則 07年的報道，「今年3月，記者遇上了董太，並直接提出專訪的請求……董太一直陪同已晉身為中央領導人級別的丈夫上京開會，入住前政協副主席霍英東投資的 貴賓樓總統套房。」

檢討報告出籠，曾蔭權被肯定其污名，但受影響最大的，似乎卻是繼任的特首梁振英，他既揚言改變，自然樂於一扭前朝陋習。 順帶一提，特首現時居於禮賓府，特首辦在2010年回覆立法會質詢時透露，每年要花541萬元公帑作禮賓府管理開支，粗略計算，特首每天在港的「宿費」， 其實也高達1.48萬元，如此高昂，未來特首似乎要大幅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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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澤基：中國儲蓄率全球最高的啟示

無論是比較歷史數據、國際標準、經濟預測模型，中國的儲蓄率都非常高。從2000年起，平均儲蓄率一直上升。

看中國儲蓄率發展可分為3個 時期︰1984年至1994年，儲蓄率由佔GDP約30%升至約40%，是穩定增長的時期；1994年至2000年微跌至約37%；2000年過後是高速 增長。與國際水平比較，2008年中國的儲蓄佔GDP 58%，比所有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高，也超越了長期居首的新加坡，成為全球儲蓄率最高的國家。經濟學家以收入水平和增長、人口、財政政 策、貿易、金融發展和不確定因素等宏觀經濟基本面，建立預測儲蓄率模型，現實中的中國儲蓄率超越了預測兩成多。

高速發展國家常見情況

國 民儲蓄率迅速崛起雖然罕見，但並非中國獨有，不少亞洲國家在高速發展的時期都曾經歷這種情況。1955年至1970年間，日本的總儲蓄佔GDP比率上升 15%；1983年和2000年之間，韓國的儲蓄率從16%上升到40%。過去10年，印度的儲蓄率上升了10%，2008年佔GDP的38%。相比別的 高速發展中亞洲國家，如日本和南韓，中國的高儲蓄率並不是那麼驚人。但是中國與別不同的，是個人、企業、政府層面的儲蓄也高，3個層面的儲蓄也促進了國民 儲蓄總值上升。

在統計上，儲蓄是收入減去消費的剩餘價值。在經濟上，不同經濟學家對儲蓄的角色有不同演繹，有的着眼於其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有的着眼於它與總體需求周期的關係，有的視過度儲蓄為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

城鎮化必提高人民儲蓄

本 欄早前寫過中國的市場因為各種補貼出現扭曲，這裏不贅，有人認為這是驅使中國企業儲蓄率高企的原因之一。筆者認為高儲蓄的原因更基本。中國經濟結構一直在 高速改變，例如從1980年至2008年，農業佔GDP從30%下降至10%，城市化加上大量民工從農村移到城市，農業就業人口從70%下降至40%，城 市人口從20%上升至45%，中國的就業人口從64%增加至74%。經濟轉型，大量人口收入增加，儲蓄率上升是必然的。

1990年代開始 的制度改革，也大力影響中國人民的儲蓄傾向。1995年起的10年，中國進行了嚴厲的企業改革，導致大規模裁員。很多經營不善的國企倒閉，國企的就業機會 減半，從前以企業基礎提供由出生到死亡的社會安全網都沒有了，失業的人只有微薄的社會福利。本來旨在提高企業效率的的改革，因為削減職位，間接促使企業和 個人有意識要提高儲蓄率。

企業改革的其中一個部分，是國企不會再為員工提供住宿，福利由提高住房公積金代替。過去30年，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行業是建築及服務。房屋市場的開放，人們對私人自置居所的需求，激勵人們提高儲蓄。

1997年推行的退休金制度改革，因為在人口流動下，過去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規劃已不合時宜，所以計劃新增了個人帳戶。而在人口老化的情形下，公共退休金計劃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為紓緩情況，新計劃減少了退休福利，也增加了供款比例。這些明顯也是推高個人儲蓄率的原因。

中國儲蓄率的中長線前景，除了影響中國未來經濟增長，也可能影響全球經濟重新平衡的事宜。

雖 然近年中國私人消費開支每年約有8%至10%多的增長，但儲蓄率仍然大大較其投資率高，造成龐大的經常帳盈餘。在全球經濟復甦相對薄弱、中國國內的投資率 已經甚高的前景下，私人消費在維持中國經濟增長便發揮關鍵作用。中國要將經濟增長導向消費，並保持強勁的內需。經濟的結構性因素和政策措施都可能會影響這 種過渡。

加強社福保障鬆綁儲蓄

上文提到影響中國儲蓄率的因素中，1995年起10年的的大規模裁員已經過去，我們可以合理假設那帶來的影響力都已體現，未來會出現類似程度改革的機會也不大，所以人們對收入和支出並沒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家庭和企業部門的私人儲蓄的動力會因此被削弱。

中國進入人口加速老化已經10年，會帶來兩個現象。第一個現象是勞動人口將會下降，家庭儲蓄率和投資支出可能會跟隨放緩步伐，導致較低的產量增長。第二個現象是中國未來數年繼續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建立實體資產，適合作為退休金資產，也配合持續的城市化發展。

要協助經濟過渡至更平衡的增長模式，政府要採取兩套互補的措施：促進城市就業及加強社會安全網。在城市化的過程，除了要大量投資，還需要創造就業機會。放鬆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管制、支持小企業、降底勞動力密集的服務部門的進入壁壘，都是有好的政策，可以穩定工資。

加 強社會安全網也是必要的。因為目前各種公共福利制度仍然非常分割，而且覆蓋層面有限。在農村勞動力繼續大量流入城市的情況下，這一政策更應優先處理。中國 近年把一些上市的國有企業股份轉讓，用以加強退休金資產、提高社會福利，是正確的方向。但任何國家的福利政策都不可能完美，設計不良的社會保險制度也可能 適得其反，尤其在預期的人口迅速老化、經濟增長可能放緩的背景下，今天設計的社會福利計劃未必有很久的持續性。改革社會福利制度，可能對儲蓄和消費決策有 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香港中文大學應用金融學教授、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碩士課程主任，前巴克萊銀行常務董事，逾十年投資銀行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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