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譯文轉載. Show all posts
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譯文轉載. Show all posts

Saturday, 12 February 2022

【不負責任翻譯】聯合國報告:北韓以竊取加密貨幣致富

yalanin

翻譯來源:UN-Bericht: Nordkorea bereichert sich durch Diebstahl von Kryptowährungen

根據路透社取得的一份聯合國機密報告的節錄表示,在過去一年裡,至少有七次針對加密貨幣的攻擊來自這個封閉的國家。價值四億美元(註一)的數位商品被盜走,作者在資安公司 Chainalysis 的提點下如此寫道。據該報告陳述,北韓駭客在 2000 年到 2021 年中至少從北美、歐洲與亞洲的三個加密貨幣交易所中盜走五千萬美元。

聯合國北韓代表尚未發表聲明,聯合國制裁委員會已經向安理會負責的委員會以及安理會十五個會員國遞交年度報告。
持續的軍事計畫

法新社引用同一份報告指出,即使在過去一年受到國際制裁,北韓的軍備計畫仍持續發展,因此即使 2021 年沒有任何關於核武或洲際彈道飛彈發射的報導,平壤關於「製造核分裂材料的能力」依舊有了長足的進步。

「北韓核武與導彈基礎設施的維護與發展仍在持續,」國際制裁觀察員在報告中如此寫道,「北韓主要透過網路、科學研究在國外尋找關於這些計劃的材料、技術與知識。」

北韓從 2006 年開始便由於核武與導彈軍事計畫受到聯合國的嚴格制裁,包含煤炭、鐵、鉛、紡織品、海產以及其他產品的出口禁令。無視制裁,這個共產主義國家今年已經執行了七次重大武器實驗,最近平壤於上週日(註二)發射了一枚 Typ Hwasong-12 導彈,這種強大的武器自 2017 年以來從未被擊落過。平壤暗示,他們將再次進行核武以及遠程彈道飛彈測試。
安理會沒有共識

聯合國安理會於週五針對北韓問題召開緊急會議,但外交官表示,這個聯合國最高機構針對北韓飛彈試射一事無法取得一致的共同聲明。中國駐聯合國大使要求美國在處理北韓問題時應更有彈性,「如果他們想要新的突破,就必須展現更多的誠意與彈性。」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張軍在會議中如此表示。

張軍要求美國應以「更有吸引力、更實際且更彈性的方法」包容北韓,美國在北韓最近一次飛彈試射時請求舉行會議,並建議理事會發表聲明譴責這些實驗,然而外交官表示,中國、俄羅斯等國家拒絕簽署聲明。

目前為止,中國與俄羅斯封鎖了安理會針對北韓的種種措施。去年這兩個國家基於人道主義,提議放寬對平壤的制裁,草案由於支持度不足無法進入表決。「至少我們在做些什麼讓事情變好,並避免緊張情勢升級。」張軍這樣說。
不良行為得到獎賞?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琳達・湯瑪斯-格林菲爾德在會後表示,中國與俄羅斯對於北韓制裁放鬆的建議,將獎勵北韓的不良行為,「數百萬美元給了軍事實驗,人民卻處於飢餓之中,這表示這個國家根本不關心人民。」湯瑪斯-格林菲爾德說。

這已經是安理會一個月內針對北韓問題第三次開會,1 月 20 日的會議中,成員也未能針對聲明達成共識。美國與其他八個國家週五再次呼籲北韓「中止破壞穩定的行為並恢復對話」。


註一:原文為 Dollar,查字典德語將 Dollar 直接當成美元,故以美元為翻譯幣值,下同。
註二:本文原文發佈時間為 2 月 6 日。


from Matters | 最新 https://matters.news/@yalanin/%E4%B8%8D%E8%B2%A0%E8%B2%AC%E4%BB%BB%E7%BF%BB%E8%AD%AF-%E8%81%AF%E5%90%88%E5%9C%8B%E5%A0%B1%E5%91%8A-%E5%8C%97%E9%9F%93%E4%BB%A5%E7%AB%8A%E5%8F%96%E5%8A%A0%E5%AF%86%E8%B2%A8%E5%B9%A3%E8%87%B4%E5%AF%8C-bafyreichviyiftwdvfw2pq2tdcoq2m6lfczbc2r3lo22cv3u6kjhe6mtmm


Sunday, 14 February 2021

林培瑞:請看清中共

来源: 《紐約書評》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作者:林培瑞 Perry Link

林培瑞(Perry Link)是加州大學河濱分校跨學科的校長特聘講座教授。他最近的著作包括《剖析中國:節奏,隱喻,政治》,以及中國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回憶錄的譯本《中國最想要的人:從科學家到國家敵人的旅程》。 (2021年2月)

林培瑞教授是著名的美國漢學家,曾任教普林斯頓大學,现為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圖:本刊資料庫。

在去年八月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奧巴馬政府於2012年將其從中國接來美國的那位異議人士、意志堅強的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在發表演講中說:


    我知道,對抗暴政並不容易。當年我大聲疾呼,反對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
    和其他不義事件,結果遭到迫害、毆打,被送進監獄,也被軟禁……
    中共是人類的敵人。它恐嚇自己的公民,並威脅世界的福祉……。美國必須利
    用其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價值觀,來聯盟其他民主國家,以制止中共的侵略。
    川普總統領導了這個工作,我們需要其他國家跟他並肩,為我們的未來而戰。


幾個小時後,陳光誠在美國的老朋友,也是人權律師的滕彪,發了推文:「我完全反對他的所作所為。」滕彪也曾飽受中共的迫害、毆打和監禁,他不會不同意陳光誠關於中共的說法,他反對的是陳對唐納德·川普的推崇。滕彪在推特上說:「對於中國維權者來說,支持川普在邏輯上是毫無邏輯可言的。」

這兩個朋友之間的裂隙,只是中國異議人士群體中「挺川」和「反川」之間巨大分歧中的一個小例子。裂痕在中國境內外均清晰可見,並可能在拜登時代以其他形式持續存在。分歧的原因與基本價值判斷無關。雙方都不同意將維吾爾人關進新疆的集中營、粉碎香港的民主制度、在中國遍地安裝數億個監視攝像機、也反對中共專政下的許多其他現象。在川普和習近平的政治直覺上,雙方都看不出有什麼大的區別。習近平控制著他的國家的新聞界,而川普若做得到,也會如此。這兩人都把他們的批評者稱為「人民公敵」;他們都想把對手關起來(習近平做到了);兩人都設想取消對自己任期的限制(習近平成功了);兩者都要求下屬忠誠;他們倆身邊都圍一幫應聲蟲(yes-men)。中國的互聯網上有個玩笑就說,川普是以微弱多數當選的,在中國,習近平可不是(以微弱多數上位的)。所以兩人之間最為相似的是,他們都不是被選出來的中國代表。

在中國,川普的批評者包括著名的法律學者賀衛方和張千帆,他們很睿智地看透了,川普許多行為本質上是反民主的,這損害了美國的民主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前景。但是,在中國國內外的持不同政見者中,川普的支持者超過了他的批評者,去了解原因何在是很重要的。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在政治上是極右翼的,從意識形態上講,他們更接近美國政治領域中傳統的自由主義者。


他們之所以成為「挺川的」,是因為他們認為幾十年來美國政府對中共一直都很幼稚,他們將川普視為首位對此持反對態度的美國總統。為了報復他認為不公平的貿易,他於2018年中期開始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看起來是出於直率的「美國優先」衝動,而並非持不同政見者更喜歡的那種削弱中共國內實力的企圖。儘管如此,他還顯示一點反抗的精神,這與老布什總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為了「維持關係」,布什對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屠殺寬容了;克林頓總統將貿易與人權脫鉤;小布什總統將中國加引進世界貿易組織;奧巴馬推出對華政策,保證人權不會「干擾」貿易、氣候變化或安全;還有另外的美國政府放任中共的種種例子。無論出於何種原因,與中國政府對峙,似乎是異議人士期待已久的轉折,足以抵消川普性格的瑕疵和其他政策的弊端。

10月下旬,現居美國的中國著名異見人士余杰發表一個97人的名單,這些是來自中國、香港、台灣和海外的中共批評者,他把他們按照公開反對和支持川普來排列。 在做我自己的一些小調查來補充余杰的清單時,我很驚訝地發現,竟有這樣多中國自由思想者是挺川的。

滕彪為法學學者,維權人士,現居美國。圖:本刊資料庫。

除了陳光誠和余杰本人外,他們還包括一些傑出的人物。蔡霞是北京中央黨校研究中共思想的退休教授,由於對習近平的批評,她離開了中共高層,現在流亡美國。她告訴一個在線聊天小組,她發現普通美國人天真誠實,「這當然是好事。但這也有負面的影響,即美國人的相對簡單,普遍對中共的邪惡認識不足。」1989年天安門遊行示威的傑出學生領袖王丹指出,持不同政見的出版大亨黎智英和香港其他中共反抗者最近下獄,可能對拜登政府構成考驗:缺乏反應將釋放一個將重返川普之前綏靖政策的信號。


經濟學家何清漣和作家廖亦武也都是川普的支持者。出色的《痛苦的西藏》一書的作者李江琳也是如此;劉軍寧,《零八憲章》運動的主要人物;北京最受歡迎的書店「萬聖書園」的經理劉蘇里;在美國流亡了數十年的傑出批評家胡平和蘇曉康也都是。還有來自湖南的詩人師濤,他在2004年向紐約的朋友們轉發了一項政府命令,不讓公眾提及天安門屠殺15週年。他被指控「洩露國家機密」,並在雅虎向中共透露身份後被判入獄八年半。


簡而言之,把支持川普的中國異議份子歸咎到教育程度低或信息不足的說法是錯誤的。他們並非如此,他們對西方民主國家不願跟獨裁對峙,其實有比川普總統更深遠的認知。


15年前,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寫了一系列文章,他稱之為「二十世紀自由國家的四大錯誤」。2017年作為「囚犯」去世的劉曉波提出的問題是:1930年代的西方知識分子為什麽會被斯大林迷惑?為什麼英國和法國如此輕易地與德國和意大利的獨裁者妥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什麼美國和英國向蘇聯屈服呢?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歐洲的前衛知識分子為何中招「毛澤東熱」,這種「熱」為何持續這麼長時間?


讓劉曉波格外不齒的是西方知識分子聲稱要通過毛澤東為平民-被壓迫的弱者-「群眾」發聲。實際上,他們的做法恰恰相反:他們與壓迫者站在一旁。 1989年,蘇聯帝國瓦解時,西方人發出了「冷戰結束」的嘆息。結束了?中國、朝鮮、越南、古巴呢?為什麼西方看不到世界的某些部分?


美國的政策不僅忽視了中國的獨裁統治,它還幫助了中共權力的增長。在天安門屠殺的幾天之內,國際儘管對北京實施了制裁,布什總統還是秘密派遣使節向中共領導人保證,他想維持與中共的良好關係。當國會從1990年代初開始要求北京在年度人權方面改善,以換取「最惠國」貿易條件時,克林頓總統在華爾街的壓力下,於1994年突然將貿易與人權「脫鉤」。美國資本和(一部分是偷來的)技術開始推動中國製造業的蓬勃發展和出口。


在美國的支持下,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獲得了世界銀行數十億美元的貸款,幫助其經濟進一步飛躍。 2005年,美國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發表的講話廣為流傳,他說中共可能成為世界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夥伴」。對於中國持不同政見者來說,這次演講更多地顯示了美國的天真,而不是對中共有所期望。


不幸的是,佐利克在西方人中並不罕見。在大西洋兩岸的首都中,人們越來越相信「他們會變得像我們一樣」。在2008年壯觀的北京奧運會上,長期以來一直支持中共「參與」的諮詢公司基辛格商會(Kissinger Associates)的一位約書亞·拉莫(Joshua Ramo)預測中國是「一個能將火箭點燃的火柴國家」。他沒有提到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被迫離開家園,以確保偉大的奧林匹克盡善盡美,讓中共贏得巨大禮讚。在中國持不同政見者中總體形象良好的奧巴馬在2015年公開表示,中共的脫貧計劃是「人類史上最傑出的成就之一」。他不承認1959年至1962年的大躍進農業災難,導致上億人口墮入極度貧困 (令至少三千萬人死亡),中共政策直接造成的貧困,後來必須逐步清除。

卸任總統川普善於煽動民心,挺川和反川的兩個陣營撕裂美國社會。圖:網路截頻America News

幾十年來,美國方面處理中美關係的工作,一直由一小撮政府和學術界專家組成, 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在操作上中都驚人地相似。他們的第一個原則是,「關係」必須守住,關係的「另一端」僅限於其正式的對話者,也就是中共那邊責任在身的代理人。這些專家發表演講,其中「中國」或「中國觀點」之類的詞,專門指政權高層中的極少數人。美國專家確實對那些精英做了研究,但對漢語、文化和社會的理解並不深廣。北京知道如何利用這些美國人來強加自己的觀點,即美國必須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直接或間接影響中共權力的利益),否則這種關係將受到威脅。只有美國,而不是中共有可能危及它。


川普輕視這些中國政策精英,是中國持不同政見者青睞他的原因之一。川普在國務院用了余茂春、白宮用了博明(Matthew Pottinger)等為中國顧問, 似乎美國政府終於開始了解中共了。 博明來自波士頓,1990年代中期學中文,十分優異。1998年至2005年他成為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的中國特派記者,很快掌握了共產黨是怎麽回事。 2005年,他加入了海軍陸戰隊五年,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 2017年,他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他既在中國政策上參與,又能完成工作,而不致被(川普)解僱,由此可見他有多麼的聰敏。 (他於1月7日辭職,作為對國會大廈受到襲擊的回應)。


23歲的余茂春於1985年離開中國,在斯沃思莫爾(Swarthmore)大學念書,後來 在伯克萊拿到博士學位。1989大屠殺之後,他編印簡報《中國論壇》,這是我所見過的,對中共統治最為尖銳揭露的出版物。他是海軍學院的歷史學教授,在校請假到美國國務院任職。


在2020年11月16日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中,余茂春指出了川普國務院啟動的三項對華政策的新方向。其一,須停止把「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作為同義詞,關鍵不是要在語言層面上挑動中共的反感,而是為了使美國人擺脫把中國和中共視為同一件事的壞習慣。只有清楚區分,才能開始理解中共對中國的破壞。其二,要改變「參與」(engagement)的概念,這是美國的「中國通們」長期倡導的戰略名稱。根據「參與」理論,將中共納入商業、教育旅遊等領域的交流,以為會促使中共遵循國際規範,但結果是趨勢卻朝相反的方向流逝。中共入侵了西方媒體、工業、金融、研究、教育、個人數據收集和其他領域,我們必須抵制這種「參與」。其三,與中共的協議必須以「結果為導向」。多年來,中共一直採用談判的策略,對緊迫問題如朝鮮無核化,或伊朗制裁等進行拖延,說這一類問題需要更多的研究,更多的協商和更多的時間,直到美國耐不住了,最終接受不了了之的結果。余茂春說,國務院不再這樣做了。


中國的民主人士十分困惑,不明白為什麼美國決策者這麼多年來一直被中共耍弄。對於企業界來說,原因並不難理解。龐大的,廉價的,受箝制的勞動力自然吸引了美國製造商,還有那潛在而巨大的市場誘惑。得罪中共,這些好處可能會消失。但是將政治理想這麼輕易就撇開,這很令民運人士感到困惑。西方人怎麼看不見,中共更像黑手黨,這跟他們的政府實在並不相似啊。西方自由主義者為什麼要對暴政那麽尊重呢?「社會主義」和「人民」這種漂亮的標籤是否愚弄了他們?


大約十年前,「白左」這個詞出現在中國互聯網上。這高度的貶義詞的意思是「無意間背叛了西方文明左派的白人」。 1950年代訪問過中國的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是一個早期的例子。薩特譴責西方帝國主義,並書寫他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所感知的「美」,雖然那時千百萬中國人正在遭受荼毒。到現在,「白左」思想能否說明西方人為何仍然看不透中共?為什麼當美國人振振有詞地譴責自己國家侵犯了人權,而在自稱「社會主義」國家中發生濫權時,卻採用不同的標準呢?


中國人對「白左」的批評並非一貫嚴厲。來自台灣的美籍華人蔣慧娜(Louisa Chiang)與大陸持不同政見者緊密合作了數十年,給我的信中說:


許多「白左思維」都是善意的,自由主義者同樣有權獲得其他人所能獲得的善意理解和寬容。但這是在提醒他們,如果他們真正聽取第三世界的聲音,他們的努力甚至可以更有效,並且可以獲得更深入的認知。敞開心扉,認真傾聽。

 
蔣女士看不慣西方自由主義者瞧不起中國受害者,認為他們缺乏應有的政治判斷能力。


在紐約大學法學小組和德克薩斯州基督教團體「中國援助」的幫助下,陳光誠於2012年來到美國。以往的經歷證明,他擁有獨立做政治決定的超強能力,然而,兩個接待團體中的人都希望他接受他們的指導,學習如何在美國政治上表現得體。後來,當陳光誠成為川普的支持者時,一些觀察家更加覺得他非常需要接受政治指導, 認為中國人在一個壓抑的社會中長大,畢竟那裡的權利意識薄弱,所以,像川普這樣的騙子那麽容易讓他們上當受騙是可以理解的。但若以這種方式看問題,實際上,美國人認為中共領導人具有更高的判斷力,而對中共批評者的判斷力反而差多了。異議人士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做選擇,需要得到諮詢,但是胡錦濤和習近平在有機會以「負責任的利益夥伴」之身份加入世界時,美國人能相信他們自然會做出正確的決定(直到事實證明美國人才錯了)。


在某種程度上,異議人士能夠接受西方自由主義者的這種批評。與專制思想的毒素作鬥爭常常是他們自己經歷的一部分。劉曉波在2003年寫道:「我可能需要一輩子才能擺脫毒素。」但是,在經歷了磨難之後,這種人要比那些自以為是、悠哉的旁觀者具有更深刻的認知。他們不需要憐憫。他們感到奇怪的是,像劉賓雁、方勵之、胡平和蘇曉康這樣的資深異議人士,本來完全可以幫助華盛頓去了解中共,但在美國住了幾十年,卻從未有人去徵詢他們的意見。


許多人告訴我,他們覺得很難理解,為何西方幾乎沒有察覺到,他們的國家一直在付出很大的代價。為何西方跟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這些獨裁者對立,所汲取的教訓就不能應用於中國?中共正在向外擴展權力,情況就會有所不同嗎?西方準備好了嗎?還是西方自己已經朝著專制方向發展了?中國境內的一個朋友開玩笑卻同時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問我,在推特上班的審查員是否是中國移民?她打趣地說:「他們具有專業知識,當美國某人說出某些『政治不正確』的話時,不僅會被自動打回來,而且人家開始調查他的動機。簡直就是毛派作風嘛!」


言論自由一直是川普支持者和批評者之間的爭論問題。笑蜀是一位長期以來雖然徒勞無功,卻一直為爭取中國的媒體自由而奮鬥的記者。當他聽到美國總統稱新聞界是「人民的敵人」時,打了個冷顫。川普知道這個詞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怎麽用的嗎? 知道可是不在乎嗎?曾經寫過一本關於中國如何過渡到民主的書的王天成先生批評在美國的川粉說他們願意為了短期內的好處犧牲基本的民主憲政原則。


挺川的能夠接受這裡頭的某些批評,但也不要放棄基本的觀點。華盛頓對華政策新的、也許短暫的改善總比沒有改善好,反正幾十年來都是這麼個情況,美國式的民主, 哪怕不完善,總比中共的制度好得多。就拿說謊這個問題來看,川普撒謊嗎?肯定的。中共宣傳部(後更名為公關部)說謊嗎?蘇曉康溫和地跟我說,這個問題很幼稚。他解釋說,中共系統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評估語句的價值。真實和虛假是偶然的。如果陳述的「社會效應」「良好」,那麼這種陳述就很有價值,而如果一種陳述支持中共的權力利益,那麼這種陳述就算是好的。 (對於天氣預報或籃球成績等政治上無害的事情,黨不在乎支持與否,但依然要避免對黨的任何傷害。)因此,「好」的陳述可能是真的,半真或不真實的,這都無關緊要。


陳述中包含一些真實成份,會更有效地影響人們,因而包含真理的趨勢是很重要的。但是,真理永遠不是首要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說謊也不是。美國民主派對總統撒謊感到頭疼,這與中國生活在中共的宣傳機構下本質上根本不同。中國的宣傳機構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而如今的專家們更是非常精於此道。


西方媒體的讀者,無論是否意識到,反正都已經看到了這類專業的例子。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新華社的英文媒體開始頻繁使用「lifted from poverty」(從貧困擡起了)一詞。意思就是說「中國」(意為中共)為億萬中國人所做的大事。世界各地的媒體,例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路透社、半島電視台、共同社、BBC以及許多其他媒體,都採用了這個詞組,西方政治家們,不論左派或右派也都選用這個詞組。世界銀行在官方報告中也使用了。簡而言之,這些話在取得預期的效果方面非常成功:全世界開始相信中共成就了偉大的擡起事業。


但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子的。 中國經濟發展史,從1980年代以來,要是更透明地說,是這樣:中共對中國老百姓局部放開了經濟管制,讓他們幾十年來第一次能夠自己賺錢;數以億計的工人於是拿低工資而超長時間地努力工作,沒有工會,沒有勞保,沒有新聞自由或獨立司法的保護;的確,他們賺了很多錢,自己脫貧了,同時也將高居他們頭頂之上的中共精英,推上巔峰,讓他們獲得了炫目的財富。


簡而言之,「擡起」一詞需要分析,到底誰擡起了誰。在世界各地閱讀到「中國人被擡起」的讀者通常不會想到這個問題。有了這些句子的語法,再加上「中國=中共」(China = CCP)的公式,就不需要再提問了。這個文字工程是故意的嗎?任何對此有懷疑的人都應注意,中共媒體在英語、法語、德語和其他外語出版物中使用「中國人被擡起」一詞,但在本國的中文媒體中不使用。這是有道理的。如果中共開始對自己的老百姓說「我們擡起了你們」,會怎麽樣呢?人們心裡很清楚,雙方都心知肚明。做出這樣的斷言可能會產生不良的「社會效果」,例如會有更多的示威、罷工、靜坐、路障,以及公安部標記為「群眾事件」。最近每年已經有數萬起。


「挺川」和「反川」的公開辯論升溫時,人身攻擊有時候代替內容(但未必比其他地方的政治辯論多)。川粉說批評川的與西方自由主義走得太近了,借了人家的許多反川的論點,這就顯示著中國的鬥爭屈服於美國的政治鬥爭,這是不恰當的。進一步聲稱,反川的人擺出了溫和的道德敲詐態勢:「您不譴責川普,您就是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厭惡婦女的人。」挺川的說,這種壓力再次讓人聯想到毛澤東時代,當時人們被要求檢視自己的靈魂和思想,直到他們公開表達了「正確」的觀點。

川普離職,拜登組建外交政策小組,他能對中共有多實際的把握?如果拜登能召回余茂春或博明在他的政府中任職,那就不僅是兩黨合作的標誌,也是避免幼稚的門戶之檻的高明之舉。可惜,我看這樣做是不太可能的。關鍵不僅在於美國對華政策的問題上,更基本的問題是拜登的班子能否正確地掌握中共的性質。

林培瑞,2021年1月13日

(廖天琪譯自英文,感謝原作者校讀)

附英文原文

The New York Review

February 11, 2021issue

Seeing the CCP Clearly


Author:Perry Link

For Chinese dissidents, the end of Washington's deference to Beijing ha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In a speech at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last August, Chen Guangcheng, a blind, iron-willed human rights lawyer and dissident from China who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rough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2, said:
Standing up to tyranny is not easy. I know. When I spoke out against China's One Child Policy and other injustices, I was persecuted, beaten, sent to prison, and put under house arrest….
The CCP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n enemy of humanity. It is terrorizing its own people and it is threaten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must use its values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to gather a coalition of other democracies to stop CCP's aggression. President Trump has led on this, and we need the other countries to join him in this fight—a fight for our future.
Within hours, Teng Biao, an old friend of Chen's who is also a Chinese human rights lawyer based in the US, tweeted, "I completely oppose what he is doing." Teng, too, is a veteran of persecution, beating, and imprisonment at the hands of the CCP, and he would not disagree with what Chen said about the CCP. What he opposed was Chen's bow to Donald Trump. "For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there is zero logical consistency to supporting Trump," Teng tweeted.
The split between the two friends is a small example of a wider disagreement between "Trump boosters" and "Trump critics" in the Chinese dissident community. The rift is plainly visible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and is likely to persist in one form or another into the Biden years.
Its causes have little to do with basic value judgments. Neither side approves of putting Uighurs into concentration camps in Xinjiang, of crushing democracy in Hong Kong, of install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surveillance cameras across China, or of any other of the many symptoms of the CCP's obsession with power. And neither side sees much to distinguish in the political instincts of Trump and Xi Jinping. Xi controls the press in his country and Trump would if he could; each labels his critics "enemies of the people"; both imagine (and Xi succeeds in) locking up opponents; each contemplates (and Xi achieves) setting aside term limits for himself; both demand loyalty from subordinates; and both surround themselves with yes-men. One online wit in China, using indirection that is common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noted that Trump had, however barely, been voted into office in the US while Xi, in China, had not, and then offered the arch observation that the most crucial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wo men is that neither is the elected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Trump critics in China include the distinguished legal scholars He Weifang and Zhang Qianfan, who have a sophisticated grasp of why much of his behavior is intrinsically antidemocratic and how it damages both US democracy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elsewhere in the world. But among dissidents generally,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Trump supporters outnumber Trump critics, and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y. It is not because they are a far-right fringe. In ideological terms, they are closer to classic liberals on a US political spectrum.
They are "pro-Trump" because they feel that for decades US administrations have been naive about the CCP, and they see Trump as the first US president to stand up to it. His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imposed in mid-2018 in retaliation for what he saw as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ppear to have sprung from a blunt "America first" impulse, not from an intention to weaken the CCP domestically, as dissidents would have preferred. Still, he imposed them, which marks a clear contrast to George H.W. Bush's tolerance of the Tiananmen massacre of June 4, 1989, for the sake of "the relationship"; Bill Clinton's about-face in separating trade from human rights; George W. Bush's ushering China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Barack Obama's launch of his China policy with the assurance that human rights would not "interfere" with trade, climate change, or security; and other examples of US government indulgence of the CCP. Standing up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any reason seemed to dissidents a long-awaited turn of events, and enough to outweigh all the drawbacks of Trump's character and other policies.
In late October Yu Jie, a well-known Chinese dissident who now lives in the US, published the names of ninety-seven critics of the CCP from China, Hong Kong, Taiwan, and overseas whom he judged, by what they had said publicly, to be either critics or boosters of Trump. In supplementing Yu's list with some inquiries of my own,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how many Chinese freethinkers were pro-Trump.

In addition to Chen Guangcheng and Yu Jie himself, they include some remarkable figures. Cai Xia is a retired professor of CCP ideology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in Beijing who, because of her criticisms of Xi Jinping, left the upper levels of the CCP and now lives in exile in the US. She told an online chat group that she found ordinary Americans ingenuously truthful, and "that, of course, is a good thing. But it also has its negative side: Americans are simple and just don't grasp the evil of the CCP regime." Wang Dan, a prominent student leader of the 1989 Tiananmen demonstrations, has noted that the recent imprisonment of the dissident publishing magnate Jimmy Lai and other CCP resisters in Hong Kong is likely a test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 lack of response will be a sign of a return to pre-Trump appeasement policies.
He Qinglian, whose first book on the Chinese economy Liu Binyan and I reviewed in these pages,
and Liao Yiwu, who has also been reviewed, published, and interviewed here, are both Trump supporters. So are Li Jianglin, author of the splendid book Tibet in Agony; Liu Junning, a major figure in the Charter 08 movement; Liu Suli, manager of All Saints Book Grove, Beijing's beloved (and precariously surviving) bookstore; Hu Ping and Su Xiaokang, distinguished critics who have lived in US exile for decades; and Shi Tao, a poet from Hunan who in 2004 had forwarded to friends in New York a government order to make no public mention of the fifteen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massacre. He was charged with "revealing state secrets" and sent to prison for eight and a half years after Yahoo revealed his identity to the CCP.
In short,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write off dissident Chinese Trump boosters as poorly educated or ill informed. They are not, and their views on the reluctance of Western democracies to stand up to dictatorships have roots that go much deeper than the Trump presidency.
Fifteen years ago Liu Xiaobo, the winner of the 2010 Nobel Peace Prize, wrote a set of articles that he called "The Four Big Mistakes of the Free Countr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 asked Liu, who died a prisoner in 2017, could Western intellectuals in the 1930s have been enamored of Stalin? Why did Britain and France compromise so easily with dictators in Germany and Italy? After World War II, why did America and Britain concede so much to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60s and 1970s, how could leading European intellectuals have caught "Mao Zedong fever," and how could that fever have lasted so long?
Especially galling to Liu was the claim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be speaking, through Mao, for ordinary people—the downtrodden, the underdogs, "the masses." In fact they were doing the very opposite: they were siding with the oppressors. In 1989, when the Soviet empire collapsed, the West heaved a sigh that "the cold war is over." Over? What about China, North Korea, Vietnam, Cuba? Why does the West not see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US policy has not just overlooked dictatorship in China; it has aided the growth of CCP power. Within days of the Tiananmen massacre, despite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on Beijing, President Bush secretly sent emissaries to assure CCP leaders that he wanted to maintain good relations. While Congress was extracting its annual human rights concessions from Beijing in return for "most favored nation" trade terms in the early 1990s, President Clinton, under pressure from Wall Street, abruptly "de-linked" trade and human rights in 1994. US capital and technology (some of it purloined) began to drive a boom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for export.
With US support, China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2001 and secured billions in World Bank loans, helping its economy to take another leap. In 2005 Robert Zoellick, a U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gave a widely reported speech in which he said that the CCP might becom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 the world system. To Chinese dissidents, the speech revealed more about American naiveté than about what could be expected of the CCP.
Unfortunately, Zoellick was not unusual among westerners. In capital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a faith grew that "they will come to be like us." At the spectacular Beijing Olympics in 2008, Joshua Ramo of the consulting firm Kissinger Associates, which was long a proponent of "engagement" with the CCP, predicted that China was "a nation about to put a match to the fuse of a rocket." He made no mention of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ordinary people who had been forced from their homes to assure that the great Olympic salute to the CCP looked as perfect as possible. Barack Obama, whose image among Chinese dissidents was generally good, said publicly in 2015 that the CCP's antipoverty program wa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human history." He did not acknowledge that the Great Leap agricultural disaster of 1959–1962, which thrust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to dire poverty (and killed at least 30 million), was a direct result of CCP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most direct cause of the poverty that later needed to be alleviated.

For decades the work of managing the 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ell on the US side to a small group of specialists in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whose approach was remarkably consistent across both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administrations. Their first principle was that "the relationship" must survive, and "the other side" in the relationship was limited to their formal interlocutors, who were duty-bou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CP. These experts gave speeches in which terms like "China" or "the Chinese view" referred exclusively to a very few people at the top of the regime. The Americans were indeed expert in the study of that elite but not well versed in Chinese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more broadly. Beijing knew how to use these Americans to impose its view that the US must respect the "core interests of China" (that is, interests tha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ed the CCP's power), failing which the relationship would be in jeopardy. Only the US, not the CCP, could endanger it.
Trump's demotion of this China policy elite is one reason why Chinese dissidents have come to favor him. Under Trump, with China advisers like Miles Yu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Matthew Pottinger at the White House, it seemed that people in the US government were finally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the CCP. Pottinger, who is from Boston, learned Chinese unusually well in the mid-1990s and, as a China correspondent for Reuters 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rom 1998 to 2005, was a quick study in how the CCP goes about things. In 2005 he joined the marines for five years and was deployed to Iraq and Afghanistan; in 2017 he joine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ff at the White House, where his intelligence showed not only in China policy but in his ability to get things done without getting fired (he resigned on January 7, in response to the attack on the Capitol).
Yu left China in 1985 at age twenty-three to study at Swarthmore and then got a Ph.D. in history at Berkeley. After the 1989 massacre, he began editing a newsletter called China Forum that exposed the methods of the CCP as trenchantly as any publication I have seen before or since. He is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Naval Academy, from which he took leave to serv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In an interview with Voice of America on November 16, 2020, Yu pointed out three departures in China policy that the Trump State Department had launched. One was to stop using "CCP" and "China" as synonyms. The point was not to stick fingers in Beijing's eyes at a linguistic level; it was to wean Americans from the bad habit of thinking of China and the CCP as the same thing. Only when the distinction is clear can one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damage that the CCP has done to China. A second change concerned "engagement," the name of a strategy that the China-expert group had long promoted. According to the engagement theory, exchange in commerce, education, tourism, and other areas would induce the CCP to adopt international norms, but the result was that considerable influence began flow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e CCP has made inroads in Western media, industry, finance, research, education,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and other areas, and that sort of engagement had to be opposed.
Third, agreements with the CCP needed to be "results oriented." For many years, the CCP had been using the negotiating tactic of shelving urgent questions, like North Korean denuclearization or Iran sanctions, by saying they needed more study, more consultation, and more time—until the US finally grew tired of waiting and just accepted the result that there would be no result. We don't do that anymore, Yu said.
Puzzled Chinese democrats have wondered why US policymakers have indulged the CCP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have over the years. For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he reasons are not hard to understand. A large, inexpensive, and captive labor force was naturally attractive to American manufacturers, as was the lure of potentially huge markets. Cross the CCP and these prizes might disappear. But why, Chinese democrats ask, is it so easy to set political ideals aside? Is there something that prevents westerners from seeing that the CCP resembles their own mafias more than it does their governments? Why should Western liberals show respect for a thuggish regime? Do the pretty labels "socialist" and "People's" fool them?
About a decade ago the word baizuo appeared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Highly derogatory, it means literally "white people on the left" who unwittingly betray the ideal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Jean-Paul Sartre, who visited China in the 1950s, was an early example. Sartre excoriated Western imperialism and wrote about the beauty he perceived in Mao's China even as Mao was tyrannizing millions. Does baizuo thinking, some have wondered, help to explain why Westerners still can't see the CCP for what it is? Why do Americans, who are eloquent when they denounce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heir own country, apply different standards when abuses happen in countries that call themselves "socialist"?
Chinese critics of baizuo are not uniformly harsh. Louisa Chiang, an American from Taiwan who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mainland dissidents for decades, wrote to me:
A lot [of baizuo thinking] is well-intentioned, and liberals are just as entitled to the kind interpretation and allowances that all should receive. But this is to remind them that their power can do even more good, and that they could gain even more insights, if they were to truly heed third-world voices. Open their hearts and listen hard. It might advance their domestic agenda and make unexpected international accomplishments in their fight against any and all imperialism.
Chiang and others are annoyed when they see Western liberals condescend to Chinese victims, whom they assume are less qualified to make political judgments than they themselves are.
Chen Guangcheng came to the US in 2012 with the help of both the law program at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a Christian group in Texas called ChinaAid. He brought with him a formidable record of making his own political decisions, and yet somehow people in both his host groups expected him to accept their tutelage in how to behave politically in the US. Later, when Chen turned out to be a Trump booster, some observers became even more confident that what he most needed was political guidance: Chinese people have grown up in a repressive society, after all, where awareness of rights is weak, so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they are easy prey for charlatans like Trump. But in viewing matters this way, Americans in effect attribute greater powers of judgment to CCP leaders than to CCP critics. While the critics apparently need advice in choosing between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CCP bosses like Hu Jintao and Xi Jinping, when given the choice to join the world as "responsible stakeholders," can be trusted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until, it turns out, they do not).
Up to a point, dissidents can accept this sort of criticism from Western liberals; struggles with the toxin of authoritarian thinking have often been part of their own experience. Liu Xiaobo wrote in 2003 that "it may take me a lifetime to rid myself of the poison." After they survive the ordeal, however, they emerge with an understanding that is deeper than that of the leisured bystanders who mean them well. They need no pity. They find it strange that veteran dissidents like Liu Binyan, Fang Lizhi, Hu Ping, and Su Xiaokang, who could have been of immense help to Washington in understanding the CCP, lived in the US for decades without ever being consulted.
Many have told me they find it hard to understand how the price their nation has paid, and continues to pay, goes largely unnoticed in the West. Why are the lessons the West has learned opposing dictators like Hitler, Mussolini, and Stalin so difficult to apply to China? Will things be different now that the CCP is shifting its power grabs outward? Will the West be ready? Or is the West already trending in an authoritarian direction? A friend inside China asked me—jokingly, but with a serious point—if the censors working for Twitter were Chinese immigrants. "They have the expertise," she quipped, and added, "When a person in the US says something not politically correct, the response to him seems to be not only to reject it automatically but to begin examining his motive. How Maoist!"
Freedom of expression has been a major issue between supporters and critics of Trump. Xiao Shu, a journalist who has long struggled, mostly in vain, for media freedom in China, cringes to hear a US president refer to the press as the "enemy of the people." Does he know how those words have been used elsewhere in the world—or care? Wang Tiancheng, the author of a book on how China can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writes that China's Trump boosters present "a huge problem: they put passing policy advantages ahead of principles of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Pro-Trumpers can concede some of these points and still say that things must be kept in perspective. New, perhaps short-lived improvements in Washington's China policy are better than no improvements at all, which is what we have been living with for decades, and a US-style democracy, even if damaged, is immeasurably better than what China has. Take the question of lying. Does Trump lie? Yes. Does the CCP's Department of Propaganda (later renamed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ity) lie? Su Xiaokang gently told me that the question is naive. The CCP system, he explained, has an entirely different way of measuring the value of statements. Truth and falsity are incidental. A statement is valuable if its "social effects" are "good," and the effects count as good if they support the power interests of the CCP. (For politically innocuous matters like weather reports or basketball scores, support of the party does not apply, but avoidance of harm to the party still does.) Hence a "good" statement might be true, half-true, or untrue—that is beside the point.
A tendency toward including truth does become relevant when someone judges that a statement will influence people more effectively if a bit of verisimilitude is supplied. But truth is never the first criterion, and in that sense neither is lying. American democracy's headache with a president who lies is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problem from China's living under the CCP's propaganda apparatus, whose roots date from the 1940s and whose experts by now are very good at what they do.
Readers of the Western press, whether aware of it or not, have seen examples of that expertise. In the run-up to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the international wing of the Xinhua News Agency instituted frequent use of the phrase "lifted from poverty." This was what "China" (meaning the CCP) had done for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 The world's media—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uters, Al Jazeera, Kyodo News, the BBC, and many others—picked up the phrase, as did Western politicians on both the left and the right. The World Bank used it in official reports. Those words were, in short, highly successful in achieving the intended effect: the world came to believe that the CCP was doing great good.
A more transparent account of what it had done, beginning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s that it released its controls on the Chinese people so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in decades, they could make money for themselves; hundreds of millions responded by working long hours at low wages without the protection of labor unions, 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a free press, or independent courts; and, yes, they made great amounts of money, escaping poverty for themselves and simultaneously catapulting the CCP elite, who still rode high above them, to truly spectacular wealth.
In short, the word "lifted" begs analysis of who lifted whom. That question did not normally occur t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read the words "China lifted." The grammar of such sentences, combined with the formula China = CCP, left no need for a question. Was this word-engineering deliberate? Anyone who doubts that it was should note that CCP media used the "China lifted" phrase in publications in English, French, German, and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but not in Chinese-language media at home. That made good sense.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 CCP started telling the Chinese people that "we lifted you"? The people would know better. Both sides know better. To make such an assertion might generate unfortunate "social effects," such as a greater number of demonstrations, strikes, sit-ins, roadblocks, and other examples of what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labels "masses incidents" and counts in the tens of thousands per year.
When debate between Chinese Trump critics and Trump boosters heats up, attention sometimes shifts (although not really more than in political debates elsewhere) away from issues and toward personal attacks. The boosters say the critics are too close to Western liberals, from whom they have learned their anti-Trump talking points, and that this shows an inappropriate subordination of China's struggles to the political battles in America. They further claim that the Trump critics exert a gentle form of moral blackmail that says, essentially, "If you people don't denounce Trump you must be racist, fascist, and misogynist." That pressure, they say, again conjures the Mao era, when people were asked to search their souls and examine their thoughts until they arrived at public expression of "correct" views.
As Trump leaves the scene and Biden forms his foreign policy team, how realistic will its grasp of the CCP be? It would be not just a gesture of bipartisanship but a brilliant inoculation against backsliding into naiveté if Biden were to recall Yu or Pottinger or both to service in his administration. Yet it's hard to see that happening. At stake is not just the question of US policy toward China but the logically prior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CCP is accurately seen for what it is.
—January 13, 2021
ssue
China's New Censorship
September 5, 2017
The Passion of Liu Xiaobo
July 13, 2017

Perry Link
Perry Link is Chancellorial Chair for Teaching Across Disciplin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 His recent books include An Anatomy of Chinese: Rhythm, Metaphor, Politics and a translation of the memoirs of the Chinese astrophysicist Fang Lizhi, The Most Wanted Man in China: My Journey from Scientist to Enemy of the State. (February 2021)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1/02/blog-post_13.html


Saturday, 22 August 2020

译文 - 未彰显的中华帝国的殖民主义

原文标题 : L’impensé colonial du nouvel empire chinois

原文刊登媒体:https://www.mediapart.fr

原文链接 :https://www.mediapart.fr/journal/international/190820/l-impense-colonial-du-nouvel-empire-chinois?page_article=1

原文作者: FRANÇOIS BOUGON

原文刊登日期 : 2020 年8月9日


翻译:Ozgur


   - 70年代末,中国决定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含义就只在于保留了共产党的名称。今天他们的合法性则根植于19世纪末在西方影响下而所建立起来的民族主义叙事。

每年3月的两会上(今年则是由于Covid-19的流行而推到了五月份),以及每五年一度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在已经完全封锁并被清空游客的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前往人民大会堂。周边工厂已经暂时关闭,在一种精心营造出的美丽“田园牧歌”式的氛围中 ,湛蓝的天空下,穿戴着漂亮的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的代表们-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在一群摄影记者中总是特别的受欢迎。这已经成为每次重要国家会议上的仪式。

  这种政治表演试图传达的是强大中华民族的多样行,与其引人瞩目的统一性: 那些与占了14亿人口中百分之90以上的汉族并存的55个少数民族的代表们,总是笑盈盈的称赞着那些令他们受益的政策。官方话语中,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元素和谐共存的国家。那些丰富的服饰则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即便抛开其¨宣传¨的实质,这种“表演”形式本身也体现出了这是一种中央政权将少数民族边缘化和风情化的方式。这些少数民族被赋予了某种身份,一种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被定义过的身份。

  而这种“风情化”则来自于一种对殖民主义的无意识。在事实上,汉族的确统治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汉人被派往这些地区并主导那些服务于由“北京”所决定的经济发展项目。比如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后不久所开启的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项目。其他民族则务必接受这种中央决塑造的叙述方式。官方媒体对那些代表们活动的报道则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例如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 上,2017年刊登的那篇关于新疆省(西北)最年轻的代表Rehangul Yimir的文章(相关文章链接https://news.cgtn.com/news/3d49544f79417a4d/share_p.html?t=1489643058359)在该省,以伊斯兰教为信仰同时也是突厥语系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则是中国以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名义进行的镇压政策的最大受害群体,此种以“反恐”为名的镇压政策被披露实为一种种族灭绝政策。
(相关文章链接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ominous-metaphors-of-chinas-uighur-concentration-camps-129665?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bylinefacebookbutton&fbclid=IwAR0geEN7rP66JiH-kl1eWQIqzep2ijGMKXzWtAqlueEc9TBO-AGfl5bpBXE)

约为一百万的维吾尔人被安置进再教育营,或许该我们该称之为集中营,因为其中一些人被释放后则会被迫地配送到中国三十多家工厂。据澳大利亚一家战略政策研究的智囊机构(相关文章链接 https://www.aspi.org.au/report/uyghurs-sale )  三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称,这一措施总共涉及约80000 人,涉及为耐克,庞巴迪,苹果,华为或拉科斯特等国际品牌公司谋取利润的制造厂。

  女代表雷汉古尔·伊米尔(Rehangul Yimir)在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叙述中则被表现成一种的儿童式的形象,正如同她所属的民族所处的地位一样:她讲不好汉语,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任职五年后,她来到北京,根据她自己的说法,“那就像来到父母家一样。”

Alberta 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政治学家雷扎·哈斯马斯(Reza Hasmath)指出,当代中国政府的叙述中倾向讲少数民族描述为“有着异域情调,'落后'传统,并且常常陷入贫困和文盲族群”。而“相比之下,汉族则被视为团结,现代和'优越'的民族” (相关文章链接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319032)

  2004年,作为中国少有对其少数民族政策进行质疑的汉族知识分子之一,作家王力雄,在他的妻子维色Woeser的一本书由于表达出亲达赖喇嘛(这个宗教领袖自1959年中国实行自治区政策以来流亡印度,)的立场倾向而被出版审查后,王力雄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就判断“中国当局显然试图破坏和扼杀西藏文化”此文章2005年由courrier international 进行了翻译,原文链接: https://www.courrierinternational.com/article/2005/02/10/resister-a-l-imperialisme-culturel-chinois )“今天的帝国主义不再只限于军事和政治,而是具有了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新维度。而当这已经渗透到了主体民族的每一个成员的精神中的时候,它便融入了集体潜意识之中,而难以去除。”王力雄还写道:“这种文化帝国主义首先表现为自大和极端自满,从集体到个人,这种傲慢与自大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到所有领域。”

他也曾为新疆著书,他在该书中指出新疆省的名称在汉语中含义为新的疆土。但是对于维吾尔人来说,这里却是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又怎么能称为新的疆土呢?这只是占领者的新领土,(相关链接 https://chinachange.org/2014/03/03/excerpts-from-my-west-china-your-east-turkestan-my-view-on-the-kunming-incident/)

他还写道,维吾尔人不喜欢新疆这个名字,因为这本身就在彰显帝国的扩张,宣告殖民者的骄傲以及对当地民族的侮辱。

  和新疆一样我们在西藏也很容易看到同样强迫的同化政策,我们必须与习近平伟大汉民族梦想,“新丝绸之路”政策保持一致。如果说,新疆的镇压更加残酷,根据藏族历史学家Tsering Shakya的说法,那只不过是由于藏传佛教的日益普及使得藏民族并没有被看作如同维吾尔民族一样构成安全威胁。Tsering Shakya说:”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将藏人和维吾尔人的形象塑造为落后的抵制发展的人口。因此,在中国,人们对所谓基于宗教身份的政治的反感日益增长,而中国已经成功的利用这一点,将西藏和新疆的局势描述为与世界范围内宗教原教旨主义崛起做斗争的一部分。



    党国,永恒中国的捍卫者



  然而在王力雄看来,北京的安全对策指挥增加暴力,他在接受《纽约书评》采访时认为,解决方案只能来自真正的主权而不能只流于“表面”。这些揭示帝国主义实质的立场显然与主流话语背道而驰。

  因为共产党政权的中国的建立,不仅意味他们是19世纪与欧洲殖民者战斗的继承者而且代表着中国自此修复了由那些欧洲殖民者通过在香港殖民以及在上海建立口岸或租界以活得特权而带来的百年屈辱感。

  当然他们也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毫不犹豫地利用那些所有源自西方的“后xx”理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来消弱西方竞争对手们。若想搞明白在当今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正如研究员大卫·巴特尔(David Bartel)在为美国汉学家阿里夫·迪里克(Arif Dirlik)所著《 二十世纪中国 历史,意识形态,革命》(近期由Vincennes 大学出版)(相关链接https://www.puv-editions.fr/nouveautes/la-chine-au-xxe-siecle-histoire-ideologie-revolution-9782379240812-0-700.html) 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所指出: “我们目睹了在1980年代,中国官方如何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利用后现代殖民主义理论来塑造中国民族主义,这是服务于权力的最新工具”。

  这使得中国人可以轻易将问题源头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及殖民时期遗留恶果,并以此回应来自西方的批评。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受害者,那她本身是否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

  处于曾经的受害者这个“舒适的”位置上,中国的确找到了一种聪明的办法来摆脱自身责任。为了证明其对待少数民族方式的正当性及必要性,党国还表示自己是一个永恒的中国的捍卫者,面对“分离主义”与“独立的要求”,官方的叙述可以将中国的领土的完整性追溯到远古时代。

 2017年11月,在北京紫禁城中习近平向唐纳德·特朗普骄傲的宣告自己是“龙的传人”的时候,说的不正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 吗?

  对于掌权者来说,神话的用处不言自明,习近平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使用他们的人。法国,马克龙在卢浮宫,凡尔赛宫以及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纪念碑前的演讲中带有越来越多地增强法兰西民族自豪感以及加强法国身份认同感的战争英雄故事的叙述。(相关文章链接  https://www.mediapart.fr/journal/culture-idees/180620/macron-au-mont-valerien-le-mythe-cede-la-mystification)

   而及其简单化了的“中国”视角的历史观,旨在以永恒中国的名义去否认或忽视汉民族对其他少数民族的主导及统治。而那些曾经试图讲述本民族历史的知识分子则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04年,来自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一位年轻教师卓玛凯布( Dolma Kyab )撰写一部中国人在西藏的殖民主义史《躁动的喜马拉雅山》(相关文章链接https://highpeakspureearth.com/preface-and-first-chapter-of-the-restless-himalayas-by-dolma-kyab/)。

  在序言中,他强调说那些所有希望深入了解自己藏族身份的人应当去了解,在被归属为中国以前,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西藏王国的历史及其发展历程。他因此而入狱十年。


 加拿大汉学家蒂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在他那令人兴奋的最新著作, 《忽必烈(Kubilai Khan之豹- 中华天下观之下的世界史》- 当然他并不需要担心会因此而被送进监狱。( 相关链接 https://www.payot-rivages.fr/payot/livre/le-léopard-de-kubilai-khan-9782228924221 )

他在书中叙述了一个与当今”北京政权的中华大一统“ 并行的另外一段“大一统” 的历史。但这并不是汉人而是 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蒙古人(1279年至1368年)创造的,这也是继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后之后的“第二次大一统”

布鲁克 解释道,在此之前,“中国曾经一直是一个由一个家庭垄断了中央政权的王朝,因为根据当时的观念,皇帝是天子,他独有的权力只来自于上天的授权。而蒙古人的到来则带来一种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一种对强大军事力量的信仰从此被植入进来。此后的人们更加坚信,若想要将一个家族的权力扩展到整个天下,并将所有其他政治实体纳入到一个统一权力的体系中,军事力量至关重要。这便是此后“中国”所成为的样子 – 强大的满清帝国的理念。

另外,仅仅就在不太遥远的过去,在“中国”也并没有产生“中国人”这个概念。只有外国人才如此称呼他们。美国汉学家阿里夫·迪里克(Arif Dirlik)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一段关于16世纪初,一个葡萄牙商人士兵加利奥特·佩雷拉(Galeote Pereira)的记录,他曾在中国南部的监狱中度过了一段时间。

令他惊讶的是,当这个商人与那些“中国人”对话时,那些“中国人”却不自称为”中国人“,佩雷拉却坚持到 :你们国家的名字是什么?当其他地方的人问您您来自哪里时,你们又如何回答?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似乎很奇怪,但是他们仍然给出最终的回答:在古代有很多王国,但现在我们只有一个统治者,只是每个地区仍然延用其旧称。这些地区就是今天的省会,而所有这些地区的整体,则被称为大明(明朝),其居民则是大明朝的人民。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王珂在《消失的「国民」- 近代中国的「民族」话语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中文,中国大学出版社,香港,2016)

中强调,直到满清建立后,由于满族统治者将那些作为曾经是明朝臣民的汉人当作其最为主要的敌人,汉民族的概念才随之产生,以及清朝末年,民族主义运动的中的论述乃是基于通过颂扬汉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重要地位而进行的。


像梁启超这样的改革派思想家基于“新的(中华)民族需要新的历史来赋予她实质。”这一目标都曾参与其中,并促使这一论述的最终形成。民族意识由此发展而来,而这种民族意识的发展则促使一个汉民族的国家的诞生。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跟随西方现代化的脚步。

如同法国的小学生们都知道的“我们的祖先高卢人 ”一样,中国同龄人也拥有他们的“黄帝”( 相关链接 http://www.theses.fr/2001IEPP0034 )在此种语境下民族主义历史编撰者们(*Historiography) 则将诸如西藏或新疆之类的殖民性质的属地错误地纳入了多元的文化历史叙述中。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发表了“五族共和”(汉,满,蒙,藏及穆斯林)的演说。而共产主义者们则倡导“多源一体”的叙述。

这便是习近平关于“民族杜撰”的来历,而那些拒绝这种叙述的人,维吾尔,藏族,乃至于汉族如香港则注定要以中国梦的名义被“和谐”。

或者在监狱里沉默,或者在教育营里重新接受教育,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的中国人”。


* Historiography - 史学史以研究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为主。不同時代中的历史学,反映相处时代的历史观,呈現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人类历史上各个时代记录的历史,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作者的观察、写作形式、偏见、对历史事件的解读等。由于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也有相当大的区别,对史学史也不可能有一个非常确切、能被所有人同意的统一定义。




from 熱門文章 - Matters https://matters.news/@Ozgur/%25E8%25AF%2591%25E6%2596%2587-%25E6%259C%25AA%25E5%25BD%25B0%25E6%2598%25BE%25E7%259A%2584%25E4%25B8%25AD%25E5%258D%258E%25E5%25B8%259D%25E5%259B%25BD%25E7%259A%2584%25E6%25AE%2596%25E6%25B0%2591%25E4%25B8%25BB%25E4%25B9%2589-%25E4%25B8%258A-bafyreih4nzvjtbope75n4wmff6xyxsjsebndvivg4g2v5i672n2ua4225m


Monday, 8 June 2020

论中国的卑劣宣传

针对今日中国官方利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 案件发动对美国的宣传攻势,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论中国的卑劣宣传》予以还击。今天在服务区休息,得空将这篇声明全文翻译,分段与网友分享。

中共冷酷无情地利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不幸丧生的事件来为它无视基本人类尊严的极权统治正名,这种作为再一次暴露了这个政党的底色。与历史上所有独裁统治一样,只要能服务于对权力的贪欲,中共无耻的谎言从无下限。任何人都不应该受这种可笑宣传的愚弄。

美国与中共之间的对比判若云泥。

在中国,如果教堂起火,几乎可以肯定是出于中共指使的袭击。而在美国,如果教堂起火,政府会惩罚纵火犯,派出消防车,并为信众送去饮水,救援和安慰。

在中国,从香港到天安门,和平示威者都会仅仅因为自由表达而被武装人员棍棒相加。报道这些丑行的记者被判长期入狱。在美国,无论是各州还是联邦执法部门都会将违法警员绳之以法,欢迎各种和平抗议,同时会强力制止抢掠和暴力行为,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保护所有人的财产和自由。

在中国,当医生和记者对一种新疾病的危险发出警告时,中共迫使这些人销声匿迹,同时在死亡人数和疾病爆发程度上编造谎言。在美国,我们珍视生命并且建立了各种透明公开的体系对疾病进行处置,治疗,并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承担了更多为全世界寻求大流行病解决方案的工作。

在中国,如果民众持有与中共教条相左的观点,中共就将他们囚禁在”再教育营”里。还有,当那些同样植根于延续数千年伟大文明的民众(诸如香港和台湾人)拥抱自由的时候,自由便遭到中共的摧残,民众只能服从中共的支配和要求。

在美国,恰恰相反,即便是在严重骚乱过程中,我们也展示出对法治,透明和不可剥夺人权的坚定承诺。

近日来,北京一直表现出它一贯的对真相的鄙视和对法律的轻蔑。中共的宣传措施试图将美国在乔治•弗洛伊德死后采取的行动与中共一贯无视基本人权和自由混为一谈。这些宣传应该被视为欺诈行为。

即便是在最好的时代,
中国也在无情地推行共产主义。
哪怕面临最严峻的挑战,
美国也总是捍卫自由。




from twitter https://twitter.com/johnlee1021/status/1269432371117543425


Wednesday, 18 March 2020

流放地 |《回到中世纪?》略萨被禁的文章到底说了啥?

CDT编者按:本文原文已被删除,原文包含中文翻译和西语原文,此处备份中文部分。


中国驻秘鲁使馆对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近日在发表在西班牙《国家报》的文章进行了强烈抗议。略萨的中文小说,因此被从当当等网站下架。

所以好奇略萨到底写了什么,找到这篇西语文章的英文版,试译如下,西语原文附后。(略)

标题:《回到中世纪?》

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

2020年3月15日–欧洲中部 时间

刊于西班牙报纸《El País》

冠状病毒开始在西班牙造成严重破坏。这种来自中国的病毒引起的恐怖席卷了西班牙所有新闻、广播电台和报纸。学校和大学,图书馆和剧院都关闭了,西班牙瓦伦西亚法雅火节停办了,西班牙议会全体会议被取消了,转播商也说会将好体育赛事没有现场观众的准备,超市的货架上空了一半,人们已经采购了基本必需品,因为他们知道面临的将是长期关闭。人们在闲聊时,已经没有其他话题,谈论的都是这个。

实际上,所有这些都被夸大了,但毫无办法:西班牙害怕了,各级政府、整个国家和自治政府,暴露在可怕的疾病面前。相关措施日益严格。总的来说,西班牙人赞成严格的措施,甚至要求政府扩大范围和力度。令人高兴的是,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11日,因这种疾病死亡的仅仅47人,流感比它更具杀伤力,因为它每年至少造成600人死亡,并且从冠状病毒中康复的人数要比死于冠状病毒的人多。

统计数据永远无法安慰一个被恐慌啃噬的社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验证它。在当今的文明世界,中世纪重新出现。中世纪之后,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而也有许多事情没变。例如:对瘟疫的恐惧。顺便说一句,在集体恐惧时期,文学不可避免地会重生:当人们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时,就会从书中寻求答案。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最糟糕的小说《瘟疫》(The Plague)就因此获得新生,在法国和西班牙都重新发行,那本平庸的书也再次成为畅销书。

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一个专治国家,那么这一切本就不会发生。

似乎没有人说这个: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专治国家,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至少有一位有名望的中国医生,或者可能是几位,检测出了这种病毒,但政府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是试图掩盖这一消息,使这种声音保持沉默,并试图阻止消息的传播,就像所有独裁政权所做的那样。因此,和切尔诺贝利一样,大灾只有在它已经扩大时才被确认。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只要没有自由,真正的进步就会被严重削弱。那些相信中国榜样的傻瓜是否明白:伴有政治专治的自由市场,会是第三世界的好榜样吗?冠状病毒引发的一切会让盲人重现光明?这样的事不会发生。

在整个历史上,瘟疫一直是人类最糟糕的噩梦之一,特别是在中世纪,让我们的古老祖先绝望而疯狂。他们被封锁在为城市建造的坚固的城墙后面,被充满有毒水和吊桥的护城河保护着。他们并不惧怕那些能与他们公平作战,拿着剑,刀和矛的有形敌人。但是瘟疫不是人类,而是魔鬼的杰作,是来自上帝的惩罚,落在了大批公民头上,打击了罪人,也波及无辜者,惩罚那些不做祈祷和为所犯的罪悔改的人。死亡就在那里,是全能的,在它之后是永恒的地狱之火。在那个年代,非理性在四处爆发,有一些城市试图通过巫婆、巫师、异教徒、不悔改的罪人、叛乱者的献祭来平息瘟疫。当福楼拜前往埃及旅行时,他看到麻风病人在街上游荡,摇着铃铛,警告人们如果不想看到(染上)化脓性疮,就请走开。

这就是为什么瘟疫很少出现在中世纪的骑士小说里,也是骑士小说的一个积极的方面:总是有非凡的壮举,《提兰特·洛·布兰科》(Tirant lo Blanc ,西班牙著名骑士小说)独自一人就击败了庞大的军队。但是,骑士的敌人是人类,而不是魔鬼,而中世纪的人害怕的是魔鬼,是恶魔——那些隐藏在流行病中恶魔,对罪人和无辜者一视同仁的恶魔。

尽管文明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但古老的恐怖并没有完全消失

尽管文明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但那古老的恐怖并没有完全消失。众所周知,与艾滋病或埃博拉病毒一样,冠状病毒将是暂时的大流行病,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将很快找到一种疫苗来防治它,所有这些都将终结,一段时间,它就变成了被人们遗忘的散发着霉味的旧闻。

但是,尽管科学和宗教安抚恐惧感,却从来无法消除它,在信徒的心底,总会有恐惧的残余,在某些时刻,它就会长大,变成大恐慌。人类到底会彻底灭绝还是永生?宗教所预言的:好人上天堂和坏人下地狱之间有很大的分野吗?有圣人、哲学家、神学家、科学家都不知道的其他形式的生存吗?

这些问题在正常的日常生活中仅停留于心灵的深处,瘟疫突然带来了这些问题。到了此刻,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必须回应这些问题。我们所有人很难接受的是,生命拥有的一切美好事物,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的,都摆脱不了死亡,都将在某个时刻终结。可是如果没有死亡,生活将是无聊的,没有冒险或神秘感,经历不断重复,直到一切变得可怕和愚蠢为止。正是因为死亡,才有了爱、欲望、幻想、艺术、科学、书籍、文化这些使生活变得可忍受、不可预测和令人兴奋的东西。理性向我们解释了这一点,但非理性阻止我们接受它。瘟疫带来的恐怖毋庸置疑。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3/%e6%b5%81%e6%94%be%e5%9c%b0-%e3%80%8a%e5%9b%9e%e5%88%b0%e4%b8%ad%e4%b8%96%e7%ba%aa%ef%bc%9f%e3%80%8b%e7%95%a5%e8%90%a8%e8%a2%ab%e7%a6%81%e7%9a%84%e6%96%87%e7%ab%a0%e5%88%b0%e5%ba%95%e8%af%b4%e4%ba%86/


Sunday, 8 December 2019

《大西洋》:北京对香港抗议的解决方案:更多的爱国主义教育

来源:
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欧阳剑编译报道)本文译自Timothy McLaughlin于12月8日发表在《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上的同名文章。以下为原文译文。

经过香港人几个月的抗议,区议会选举中建制派令人难堪的失败,美国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经济前景的恶化,对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承诺会进行反思。这似乎是一个恰当的反应:她的城市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香港民众下定了决心寻求自由,无惧当局的打压。

最近几天,林郑月娥的确拿着平息骚乱的解决方案出面了:面对民众要求更多自由,结束警察暴力,真普选,她却认定香港人真正需要的是更中国式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这个凸显香港人民与其领导人之间的巨大脱节的讲话中,林郑月娥说,需要努力“加强教育”,以“增强认同感”,特别是在年轻一代和公务员中。

与此同时,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今天有数十万抗议者穿过香港市中心。游行的人群,有时实在拥挤不堪,几乎寸步难行,这次的游行路线与6个月前6月9日那次要求撤回送中条例时100多万人的游行路线相同。

这一次,夏天的T恤变成了蓬松的外套,棒球帽变成了豆豆帽,但是人们对当局的失望并未改变。一名抗议者Lum Li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对我们做出回应。我们很多人无法入睡,我们眼中含泪。”她站在一个巨大的横幅前,上面描绘着数个月来的抗议时刻,这是她和丈夫Lum Long画的一幅画。Long插话说:“政府每天都对我们说谎,警察每天说谎。”

在支持民主的抗议者和政府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林郑以及北京官员和商业大亨都将矛头指向香港缺乏国民教育,认为这是正在进行的示威游行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这种僵局可以通过在学校中增加爱国主义教义来弥补,这将培养更不叛逆的后代。

然而,这种解决方案是在七年前提出的,但当时却以失败告终。 2012年的抗议活动迫使官员当时搁置了该计划,并催生了一代年轻的香港民主人士,其中的很多人都参加了当前的示威活动。

现在的抗议者们说自己是爱国的,愿意为争取香港更美好的未来而甘愿放弃一切,包括他们的未来,工作,自由,家庭乃至生命。 问题在于他们不是北京(或林郑)想要的那种爱国者。 在过去的六个月中,香港发生了900多次抗议活动,全市700万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上街游行,警察向他们发射了10,000多发催泪弹和数发实弹,并造成了一名年轻人的死亡。 对于许多人来说,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对香港政府和机构的信任度到与警察、社区甚至是当地地铁运营商的关系。 然而,政府似乎准备开始再次实施注定会失败的补救措施。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威利·林(Willy Lam)在谈到中共领导人对抗议活动的反应时说:“习近平认为问题出在香港的教育体系。” “他们认为从现在开始,他们必须加倍进行这种爱国主义教育。”

这是北京在大陆惯用的一种策略,自习近平于2012年上台以来,当局极大地加强了对学生的民族主义教育。然而,在香港的民族主义教育努力明显力不从心,这要归功于香港的自治地位,长期以来拥有自己的独立教育系统以及使用另一种语言。

在2012年,在林郑前任梁振英的领导下,香港官员试图在当地学校引进“道德与爱国教育”课程,此举遭到了学生、教师和家长的抗议,他们认为这些突出中国历史和共产党成功的教材是政治灌输。该计划后来被取消,但当年的抗议活动造就了一群学生领袖,尤其以黄之峰最为著名,其在两年后的雨伞运动中扮演了学生领袖的角色,并一直到现在都令北京和港府难堪。

不过,当局并没有完全放弃该计划。上个月,在北京召开的为期4天的会议上,香港、澳门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沉春瑶(音)表示,应加强“教育香港和澳门社会,尤其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对宪法。。。通过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教育,增强香港和澳门同胞的民族和爱国主义意识。” 威利·林教授对此指出,在校学生参加政府资助的前往中国大陆的交流旅行,这是香港官员已经在努力促进中港关系的一种方式。他说,尽管“家长和学生可能会有很多抵制,但他们无法阻止教育局”。

在今天的游行中,看不到和理非和勇武派之间有任何分裂,在维多利亚公园,游行的起始点,带着孩子的家庭,老年人,和黑衣年轻人混杂在一起。数十人填写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圣诞贺卡,它们将被送给仍被关押着的被捕示威者。志愿者提供的放着口罩和瓶装水的桌子上妆点着节日的饰物。

防暴警察在沿途的人行天桥上布防,一架直升飞机在头顶盘旋,但游行一直到深夜仍保持和平。抗议者到终点时留下了涂鸦和纸贴的痕迹。喷漆覆盖了历史悠久的中国银行大楼的底部;一个“天灭中共”的小横幅放在大楼的门旁。组织方公民人权阵线说,有80万人参加了游行。

参加游行的高中生少女詹妮(Jenny)和尤约(Yoyo)说,自6月以来,他们一直在参加示威活动。从他们对当局的态度可以一窥香港民众的普遍看法。詹妮说:“政府不理睬我们的声音。” “相反,他们试图利用警察来控制我们。我们必须表达自己的立场。”

民主团体Demosisto的首席研究员Jeffrey Ngo最近几个月帮助组织了中学生抗议,他说,再次推进国民教育的计划将是“无谓的努力。”中国政府一直认为,采取更多的洗脑措施,可以有助于控制香港。” “香港人自己可以亲眼看到,亲自感受到中国政府的本性。”

译文略有删节

阅读原文Beijing’s Solution to Hong Kong’s Protests: More Patriotism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12/%E3%80%8A%E5%A4%A7%E8%A5%BF%E6%B4%8B%E3%80%8B%EF%BC%9A%E5%8C%97%E4%BA%AC%E5%AF%B9%E9%A6%99%E6%B8%AF%E6%8A%97%E8%AE%AE%E7%9A%84%E8%A7%A3%E5%86%B3%E6%96%B9%E6%A1%88%EF%BC%9A%E6%9B%B4%E5%A4%9A%E7%9A%84%E7%88%B1%E5%9B%BD%E4%B8%BB%E4%B9%89%E6%95%99%E8%82%B2.html



Wednesday, 18 September 2019

中国审查十诫用习语录取而代之

来源:
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郑皓然编译报道)据《福克斯新闻》(foxnews.com)9月18日报道,据报道,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审查基督教的教义,并关闭那些不遵守审查的教会。

报道称,北京当局要求用习近平语录取代十诫,并将习近平肖像,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袖的宣传用作‌‌“中国化‌‌”的一部分,来确保公民对官方无神论政党的忠诚,否则将面临当局严惩。

据报道,联合阵线工作部官员在6月底告诉会众:‌‌“必须全面遵守党的规定。必须做党告诉你的任何事。如果反对,你的教会立即会被关闭。‌‌”

当局批准的三自教会-世界上最大的新教团体-已从几乎所有地点拿下了《十诫》,据报道有些不执行当局规定的教会已经被关闭。

一位知情人士对中国宗教自由与人权杂志《苦涩的冬天》(Bitter Winter)表示,当局正威胁将不遵守规定的任何人列入黑名单,这意味着他们的出行将受到限制,其子女的入学和将来就业都会受到影响。

一位官办新教教堂的牧师说:‌‌“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上帝。'这是魔鬼一直在做的事情。‌‌”他补充说,当局通过侵蚀教义用四个步骤来有条不紊地摧毁三自教会。

他说:‌‌“当局的第一步是取缔宗教对联,然后它通过命令安装国旗和'核心社会主义价值观'来拆除十字架并开始实施'四项要求'。然后安装用于监视信徒和宗教活动的监视摄像机。最后一步是用习近平的语录取代十诫。‌‌”

最近,当局也开始强制执行一项法律,要求教会不能向18岁以下的人传教,并且似乎告诉教会不能有主日学校。

阅读原文:China reportedly censoring Ten Commandments, replacing them with Xi quotes inside churches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9/%E4%B8%AD%E5%9B%BD%E5%AE%A1%E6%9F%A5%E5%8D%81%E8%AF%AB%E7%94%A8%E4%B9%A0%E8%AF%AD%E5%BD%95%E5%8F%96%E8%80%8C%E4%BB%A3%E4%B9%8B.html

Thursday, 12 September 2019

Matters | 中国的数字民族主义和香港的抗议

中国的数字民族主义和香港的抗议

石若剑访谈

艾米丽·弗伦基埃尔/文

王立秋/译


石若剑(Florian Schneider),谢菲尔德大学博士,莱顿大学区域研究中心现代中国政治资深大学讲师。他是学术期刊《亚洲风景:数字亚洲》(Asiascape: Digital Asia)主编,莱顿亚洲中心主任,和以下三本书的作者:《把中国搬上舞台:大众景观的政治》(Stagi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Mass Spectacle,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2019)、《中国的数字民族主义》(China’s Digital Nation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和《中国流行电视剧中的视觉政治传播》(Visu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Popular Chinese Television Series, Brill 2013,获2014年东亚网图书奖)。2017年,他因教育上的创新工作获莱顿大学教学奖。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治理问题、政治传播、中国的数字媒体,和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

艾米丽·弗伦基埃尔(Émilie Frenkiel),巴黎十二大助理教授,LIPHA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研究博士(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她的研究聚焦于中国当代关于政治变化的智识争论。她曾求学、任教于法国、英国和中国各地。著有《有条件的民主:当代中国大学中关于政治改革的争论》(Conditional Democracy: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on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ECPR press, February 2015);《在中国谈政治》(Parler politique en Chin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March 2014);《运动中的中国》(La Chine en mouvements, 与Jean-Louis Rocca合编,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October 2013)。

译自Émilie Frenkiel, “China’s Digital Nationalism and the Hong Kong Protests

An Interview with Florian Schneider”, 原载Books and Ideas,2019年9月5日,见https://booksandideas.net/China-s-Digital-Nationalism-and-the-Hong-Kong-Protests.html。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需标明出处和相关信息,请勿做商业用途。文中观点不代表译者和发布方立场。译文比较潦草,未经校对。个别地方措辞有更改。

民族主义话语占去了中国互联网上与政治相关的讨论的最大份额。在各方在对香港抗议的诠释上展开激烈斗争的语境中,石若剑的这篇访谈阐明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网上政治与认同表达的复杂性。

在你的书《中国的数字民族主义》的开头,你说你想知道,民族主义数字化后会发生什么:你是怎样定义数字民族主义的?

对我来说,数字民族主义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算法再生产、和强化了那种使人认为民族国家是他们的个人认同的主要元素和政治行动的中心的偏见。这种偏见本身要比数字技术古老得多。在所有种类的,经常向其受众传播民族主义象征的大众媒体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偏见。就这些已有的偏见,通过无处不在的个性化过程、偏好过滤、和群泡泡(这些东西已经成为商业互联网上的传播的定义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变得看似自然而言,数字民族主义是特别的。

数字民族主义是怎样在中国发生的呢?它在哪里、如何得到表达?中国的愤青、小粉红[1]和其他青年民族主义者的代表性有多大?

数字民族主义在网上论坛、评论区、微博平台和聊天应用中得到表达。它表现在搜索引擎给你推送倡导某种民族观的内容的方式上。它表现在通过展示符合你个人偏好的民族主义内容,来再生产民族偏见的社交媒体推送上。无论何时,只要人们在网上再生产他们的民族的能指,只要他们对关于民族的数字话语做出贡献,我们都在见证数字民族主义的表达。问题在于,这些表达首先是表演性的。我们不知道人们实际上在想什么,我们只能看到他们在公共的网络论坛上做了什么。民族主义的表达可能是强烈的信念,或像与“他们”相对的“我们”那样的内化的范畴的标示。或者,它也可能是顺手用来装一些和民族半毛钱关系也没有的不满或忧虑的方便的、权益的手段。它也可能是一时的挫败或未能转化为有意义的行动或对特定制度或政策的支持的表达。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怀疑大规模地把具体的人口统计数据和数字民族主义关联起来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学者们假设,大众民族主义在愤青中流行,但现在,像江忆恩那样的人做的调查研究表明,这可能不是真的:中国的年轻人显然不如中年和老年民族主义。类似地,现在存不存在一个由非常信奉民族主义的年轻女性组成的群体,“小粉红”,也是高度可疑的:就像两年前我的同事方可成和玛利亚·列普尼科娃指出的那样,[2]这些女性用户常用的那个网络论坛遭到了男性民族主义者的劫持,从而引发了对她们形象的歪曲。在勾勒实际的群体和基于像“民族”这样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归属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小心。我们应该去看谁声称自己是爱国的,然后他们是在号称代表谁说话。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表达产生了什么影响?数字民族主义是怎样和线下民族主义互动的?

在互联网的帮助下,特定理解政治的范畴中性化、自然化了。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要想看到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回到和民族相关的范畴的,关于政治的论证越来越难了。这些概念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在背景中徘徊,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是真实地描述真实世界中的事物的自然的实体,所以,每当网上的讨论升温,比如说,面对贸易战或邻国领土上的示威活动的时候,它们就会成为人们首选的范畴。民族主义变成默认的东西。这个现象不新,也不限于中国:众所周知,迈克尔·比利什(Michael Billig)就说民族主义变得越来越“平庸”了,[3]因为人们手中有各种看起来琐碎的概念,这些东西都指向一个民族共同体,而在大多数时候,使用这些概念并不会导致任何有意义的政治行动:人们摇旗子,共享乏味的民族主义口号,不加批判地使用像“我们的国家”那样的表述,等等。你几乎注意不到,人民一直在以这样的方式发出民族的信号。但在事情变得激烈的时候,那么,所有这些信号就突然提供了一个有待利用的,可行动的语境。因此,在这个语境中,每一个活动家、媒体工作者、政客、军事人员、和其他人都必须安排自己和自己的活动。这样,民族主义话语的参数指导了公众的行为,并创造出对政治行动的强力限制。

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数字民族主义是党的领导策划,且有利于党的领导的吗?民族主义者是一连串建设中华民族的自信与凝聚力的运动的被动的接受者吗?还有谁从数字民族主义中受益了?

把中国的民族主义看作完全是当局策划的结果那就太简单了。的确,民族主义为精英活动所驱动,并且显然,这个精英就包括党和国家,并且党和国家在其宣传、在其“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是很强调民族主义的。虽说如此,大众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人一般都是文化的主动的使用者,在中国当然也如此。以和看待其他为自己和与自己联合的人建构了共同体感的人群的方式类似的方式来看民族主义者可能会更有帮助。想想体育迷,或宗教团体成员,或职业团体。这些人经常互相不认识,但他们会在表面上相似的价值观、文化喻体、或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假设他们之间有很强的联系。我们都让这种共同体成为我之所是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使用预先设计好的文化元素,比如说,教会精英传下来的概念,或名人的公关团队,或演员的类似团体,但我们会重新加工那些资源,使之服务于我们自己的认同计划。只要想想在像《权力的游戏》或《星球大战》那样的文化产品的粉丝不爽的时候(因为好莱坞工作室没有公正对待那个IP)会发生什么你就知道了。差别在于,在涉及民族主义者的时候,他们的文化产品不仅生成某种“共同体”感,还把那个共同体和一个地方(民族领土)联系起来,并坚持那个地方应该由一套自主的制度(民族-国家)来统治。这意味着,文化IP的粉丝会在那些产品中的角色或故事线没被用“对”的时候觉得不爽,而民族主义者则会在任何人或任何事情动摇民族领土及其主权的现状的时候感到深刻的不安。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景,并且,这也是现在个群体围绕相关的地位产生的冲突的核心。但记住这点是重要的,民族主义者重新加工他们的民族的象征以为自己创造意义的方式,和世界各地的群体使用文化资源的方式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最终,得出的联想和情感是不受任何单一的行动者控制的,即便是在精英欺骗自己,认为他们能掌控全局的时候也一样。

在习的第一个任期开始的时候,据说,民族主义的讨论——即便在布思林和沈旭晖看来,民族主义一直是“主要的网络话语”——遭到了严重的审查。你能验证这点吗?如果是真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对当局来说,网上民族主义是一个好坏参半的东西。它可以是一根用来帮助动员支持的强大的杠杆,但同时它又可能超越当局的控制,危机他们的合法性。比如说,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会支持政府对被他们认为是对手的像日本或美国那样的国家持强硬立场,但如果中国的统治者与那些被认为是“敌人”的国家合作的话,他们也不大可能会原谅他们。故而,当局试图以各种方式来“引导公共舆论”,在愤怒的公众能带来支持的语境下,他们就会强调民族主义,而只要更加世界主义的、合作的政治被提上日程,他们就会对民族主义的观点轻描淡写。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方法是成功的,主要是因为,党通过它巨大的宣传和审查机器,对网上话语有着极其强大的控制能力。不过,它的控制也不是绝对的。要让民族主义问题在网上出现,并在审查者关闭讨论之前引起广泛的不满总是可能的,所以,民族主义者的不满的威胁,总是潜伏在背景之中,准备被点燃。这就是为什么党持续地依赖民族主义来主张它的合法性的做法如此地令人担忧:当局不停地对公民发出这样的信号,即,民族主义的范畴为理解政治提供了一个道德上被许可的框架,而只要他们持续地给那堆火加柴,它就会一直是一股使讨论升温、和阻碍人们进行有意义的意见交换的重要力量。

它对实际的政策有任何影响吗?它对中国的边缘(港、台、新、西)的关注是它最近的发展吗?

中国的民族主义有着漫长的历史,我们可以把它一路追随回十九世纪,但更为新进的那种大众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才有的,当时国家政府把民族主义当作在那个什么事件后,加强公众对其一党统治的默认框架来使用。自那时起,克服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手中遭受“国耻的世纪”的许诺,就一直被当局当作战斗口号来使用。“国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领土的丧失,尤其是港、澳、台,按党的理解,它们一直是民族声誉的污点。重新统一这些地方和大陆一直是党为自己的统治正面的一个关键的部分。在那个意义上说,对像港台那样的领土的关注并不新鲜,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最近才有了这样的感觉:现在,国家有能力采取行动了,而先前它是没有那个条件去统一这些地方的。这种认识创造出更喧嚣的修辞,和更加强硬的要求。然后,那些要求又和其他地方的知觉(比如说,港台的)互动,在互动中激发后者由来已久的,对党国的担忧和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又导致他们做出进一步激怒大陆民族主义者的政治选择,如此循环反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会加剧这个地区的民族主义冲突。

在你看来,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数字民族主义,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抑或,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有没有合流的趋势呢?

数字民族主义的机制在全世界都是相当可见的。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对人民的吸引力,是在基本的心理学的层面上发生的:它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中许诺安慰、安全、和确定性。讽刺的是,那种安慰感,也处在何以以及为什么人们要在网上分享那么多的,在社交媒体上流通的信息这个问题的核心。我们想成为那个“朋友”圈的一部分,我们想和我们共同体中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分享信息。在那个意义上说,数字民族主义处在看似直观的数字界面与设计的顶端,后者反过来又处在我们基本的人类心理的顶端。在一个民族和民族-国家是政治中的默认行动者的世界中,民族主义也依然是理解那些政治的默认的意识形态。先进的数字传播技术的机制放大了那些默认的东西。无论何时,只要人们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和像脸书或推特的那样的新闻集合器,只要用户转向像谷歌那样的家庭版的搜索引擎,他们就主动要暴露到算法的动态变化面前,这个算法维持着数字民族主义,并把用户推进民族主义叙事的剧本。我们最近在欧洲和北美见证的民族主义的回归,部分就是这样引起的。和英国的退欧或欧洲大陆形形色色的反伊斯兰运动一样,川普和他的使美国再次伟大的修辞,也是由数字民族主义引起的。

在东亚,中、日、韩政府对民族主义框架的持续依赖,为大众民族主义者及其网上话语的磨坊提供了谷物。而如果不理解城市中的地方主义的忧虑是怎样逐渐变成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的话,我们是很难充分理解香港的抗议的。研究中国的例子是有帮助的,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当不受公众审查的,有偏见的算法遇见通过教育和宣传来灌输爱国主义的长期努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所有这一些,都处在一个超-资本主义的民族环境中,这个环境对“喜欢”和“点击”和“分享”引发的利润感兴趣。从任何有意义的角度来看,中国肯定不是独一无二的,但它拼出了一个可能的未来的数字社会,而我们也应该接受劝告,给那个社会正在塑造成形的东西以更加密切的注意。

你有机会观察中国网上正在进行的,对香港抗议的反应吗?你的分析是?

像新浪微博[4]那样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关于香港抗议的讨论,是数字民族主义的让人深刻地觉得不安的例子。通过使用像“领土完整”和“叛徒”那样的熟悉的范畴,民族主义评论者以使它几乎不可能偏离民族主义剧本的方式,控制了讨论。讨论的侵略腔已经产生了威胁,但网上用户给罪犯打民族主义主流叙事的“药剂”并提倡要在网上对被认为是“叛徒”的人的警惕这个事实,不过是进一步为一个非常狭小的话语空间做贡献罢了。在这件事情中,官媒一直在许可侵略腔,并在许多场合下为它做出了贡献。官方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诬陷香港的抗议者是恐怖分子,甚至是法西斯分子,创造了一些错误的和纳粹德国和大屠杀的类比,而这,也创造了一种强烈的对抗感,这种对抗感不仅是冒犯人的,也无助于我们认识香港的复杂性。

你怎样诠释当前正在外国校园里发生的,亲香港的抗议者和亲中国(亲香港警察)的抗议者之间的斗争?关于中国学生在国外时胸怀的民族主义情感,它能告诉我们什么?更广泛的国际华人社群呢,那里又是什么情况?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应该小心,不要随便概括。海外的中国学生是如此之多,他们所在的语境是如此的多元,以至于你没法把他们都放到一起,假设他们共享一个单一的民族主义计划。诚然,在像澳大利亚和北美那样的地方,我们看到了针对亲香港的抗议者的攻击行为。肯定有许多海外学生相信自己版本的大众民族主义,并因为自由社会高调地支持他们眼中的分裂运动而觉得收到了冒犯。不过,也有很多海外中国学生对这些事情有更微妙的理解,即便他们也越来越有必要把这些理解藏在自己心中——如果他们不想冒在国内引起反响的险的话。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比如说,澳大利亚的一些中国学生团体那里表现出来的那种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和这些学生在他们选择去学习的地方的经历有关。在澳大利亚和北美,反华情绪一直很严重,严重到公然种族主义的地步,而英国和欧洲也类似地,开始表现出担心反华情绪的迹象了——担心这样的情绪可能会对来自中国的游客一概而论,担心这样的情绪可能使出国留学的学生边缘化。现在,我肯定不想为现在已经在视频分享网站上留下清洗记录的那种进攻性的中国民族主义行为找借口,但我会欢迎承认这点的讨论,即,承认这样的行为乃是根源于忧虑和怨恨,而这样的忧虑和怨恨,可能恰恰是其他地方的有毒的民族主义的产物。

对于推特和脸书上揭露的,中国国家媒体给北京关于香港抗议的叙事打广告这件事,你怎么看?

这不奇怪啊。长期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在扩大他们“引导舆论”的尝试,试图把战场扩大到海外,而这,不只包括公共外交、和官方的媒体活动。党有过为了败坏不受欢迎的政治理念的名声而在国内的语境中传播谣言和阴谋论或为自己的立场收买人心的经验,而今,它用这些战略,在过来埋下不满和不确定的种子。目标看起来是要创造诉诸中产阶级的焦虑,特别是关于混乱、不稳定和暴力的忧虑。通过指出香港的斗争给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香港市民造成了伤害,这些影响行动试图全部强化保守分子,同时创造对抗议者的活动的怀疑。这样的策略能否成功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它取决于一种法律与秩序的话语,而这种话语注定只有对已经被说服的人来说才有吸引力,但它也可能看起来无法得到欧洲、北美和像台湾那样的亚洲社会的自由主义情感的理解。在那些地方,抗议者已经在他们自己关于和平的公民不服从、和对自由的要求的话语中储藏了相当多的善意。

你现在在研究什么呢?

我刚完成一本考察中国的大规模舞台事件,特别是胡锦涛时代的大事件的新书,我把这些事件看作政治的意义生成的地方,这些事件包括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等。这本书将由莱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是今年十月。我也在通过考察微信上的内容,来拓展我关于数字民族主义的研究:我的同事陈至洁和我正在尝试通过利用她挖掘到的数据,来弄清楚舆论管理是怎样在聊天应用上运作的。同时,我还在些一本教科书,这本书将教学生们怎样在东亚语境中,也即在中文世界,和日韩做政治传播和媒体分析。最后,作为我的下一个大计划,我计划研究东亚社会中网路谣言的现实意义,这也是一个和我对数字政治的兴趣完美契合的主体。

[1] 所谓的“愤青”和“小粉红”指的是过去十年里,在中国,在线上和线下搞表达和动员的人。

[2] Maria Repnikova & Kecheng Fang, “Authoritarian Participatory Persuasion 2.0: Netizens as Thought Work Collaborator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113, 2018.

[3] Michael Billig, Banal Nationalism, Sage, 1995.

[4] 中国的推特。

相关阅读:中国数字空间|民族主义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9/matters-%e4%b8%ad%e5%9b%bd%e7%9a%84%e6%95%b0%e5%ad%97%e6%b0%91%e6%97%8f%e4%b8%bb%e4%b9%89%e5%92%8c%e9%a6%99%e6%b8%af%e7%9a%84%e6%8a%97%e8%ae%ae/

Wednesday, 11 September 2019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为香港发声的大陆人被当局噤声

来源:
博谈网

香港的抗议活动(路透社)

(博谈网记者欧阳剑编译报道)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9月10日报道,58岁的中国活动人士陈思明(音译)一直在关注着香港的抗议活动。他感到从香港的抗议活动中受到启发,但是同时也感到无能为力。

身处湖南,陈思明尽其所能地支持成千上万为民主而抗争的香港人。在8月下旬,他和其他20多人在网上发布了手遮右眼的自拍照,这是为了支持一位年轻的香港女士,在抗议中被警察射中失去了右眼。

上周,陈思明被大陆警察传唤,这是他第六次被警察讯问,警察也审讯了另外20多名发布自拍照的人。警察以判刑威胁陈思明,同时威胁他的儿子可能受到严重株连。警察每天给他打电话检查他的行踪。

他说:“警察软硬兼施。用尽了各种办法。”

但陈思明仍然经常翻墙,访问外国新闻网站,在一个200多人的微信群中发布链接。网络审查员每隔几天就关闭他的微信群。他和朋友们就重新再开一个新群。到现在他们的微信群已经建了20次了。

他补充说:“我感到非常惭愧,我们无能为力。从道义上讲,如果你不谴责犯罪,你就是同谋。”

陈思明是中国支持香港抗议活动的中国知识分子、活动人士和普通民众中的一员,但他们的声音被中国当局所掩盖。在大陆,官员们很快就封杀了与香港有关的未被批准的新闻,并拘留了前往香港的一些活动人士。

在10月1日国庆节前夕,为庆祝当政70周年,当局比平时更加敏感。陈和其他中国活动人士被命令在10月10日之前不要前往香港。

人权倡导组织“中国人权维护者”已经记录了20多起中国大陆人因发表支持香港的信息、前往香港、或仅仅转发有关香港抗议活动的新闻报道而受到当局威胁或拘留的案件。

“中国人权维护者” 研究副主任Frances Eve写道:“当局对香港的争夺也在中国大陆各城市上演。中国当局在加班加点地威胁和拘捕大陆人,阻止他们分享香港抗议活动的消息或对抗议活动发表评论,因为当局害怕香港的抗议会引发大陆人做同样的事。”

北京律师陈秋实(音译)在8月中旬前往香港,他发布了三个抗议活动的视频后,他的微信账号就被关闭,这些视频后来被其他人转发到了Youtube上。他被召回了北京,必须向“领导”汇报他在香港都做了什么,以及他的视频是如何被转发的。

浙江活动人士魏小兵(音译)在分享了一个脸书帖子,以及一个“香港加油”的推文后,在6月份被关押了15天。

中国的宣传机器在过去两个月里一直处于超速运转状态,当局的宣传将抗议者描绘为试图推翻政府的骚乱者,但是活动人士说很多人其实都看透了这些宣传伎俩。

来自深圳的25岁的鲁(音译)说:“实际上,很多大陆的年轻人都支持香港,但由于镇压,以及不断的监控,他们不敢大声说出来。”鲁因为好奇,从6月份开始参加香港的抗议活动。

鲁表示,他对抗议活动的范围和规模感到震惊,7月7日,当示威者游行到连接中国和香港的九龙火车站时,他决定加入。

那天早上,他紧张地穿过边境进入香港,带上替换的衣服,纸和笔,把自己关进了肯德基的一间厕所里。颤抖着,他写下了那天他一直举着的一个标语牌:“我从大陆来,感谢香港人!不要放弃,争取自由!”

鲁在又参加了几次游行的一个多月后,在深圳被抓并被关押了10天。他现在逃到了泰国,正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在一篇媒体的文章中写道:“我真的感到内疚和可耻。 这场斗争的代价理应由我们承担。 现在,香港人正在为我们流血,甚至失去生命。”

鲁补充说:“由于我们的漠不关心,放纵,导致了这种独裁统治越来越嚣张,直到危及每个人。”

警察命令陈删除他在推特上的账号和发帖,但是他拒绝了。

陈认为,如果能够获取到(真实的)消息,更多的普通中国人会支持香港的抗议活动。“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说:“就像我们在香港的同胞一样,我们不能退缩。我们必须站出来。支持香港人就是支持我们自己。”

原文 'We can't do anything': China accused of muffling voices of Hong Kong supporters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9/%E2%80%9C%E6%88%91%E4%BB%AC%E4%BB%80%E4%B9%88%E9%83%BD%E5%81%9A%E4%B8%8D%E4%BA%86%E2%80%9D%EF%BC%9A%E4%B8%BA%E9%A6%99%E6%B8%AF%E5%8F%91%E5%A3%B0%E7%9A%84%E5%A4%A7%E9%99%86%E4%BA%BA%E8%A2%AB%E5%BD%93%E5%B1%80%E5%99%A4%E5%A3%B0.html

Monday, 10 August 2015

我只想过普通生活 (全文翻译:南德意志报采访艾未未)

57岁的艾未未是当下最有名的艺术家之一。对中国政府直言不讳的批评,使他名声更加显赫。2011年他被关押了数月。被释放之后,他依然被禁止出境。几周前,北京当局返还了他的旅行护照。本周我们和他在慕尼黑会面,这是他这回预计的长途之旅的第一站。他现在正在柏林和当地艺术学院商讨被聘担任教职的细节。

南德意志报记者:2009你被警察暴揍了一顿。当你四周后在慕尼黑的“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忙于回顾展的时候,你做了脑出血的手术。现在你又重回这里了。

艾未未:那是我受伤后接受的第一次检查,医生告诉我一切都看起来正常,没什么可担心的。

(自那以后),你的健康状况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记忆能力和体力都不如往从前了。我猜这可能是因为我老了的缘故吧。

过去的四年对你来说定是噩梦般吧,81天的牢狱生活,随之而来是软禁,旅行限制。
我被各种的限制,包括,在非常极端的状态下,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将要面对什么样的判决,什么样的指控。然后我就被释放了,他们谈论过这个罪名...

被指控偷税漏税?
但我从未被指控这一罪名。他们告诉我:你和这事压根没关系。指控的是我工作的公司。我并不是公司法人代表或者合伙人。再说没有啥证据支持这一指控。我从来没有被指控,按他们的说法,我也没被拘押。那只是某种监视居住,没有官方记录,奇了怪了。

他们有正式撤销这些“并不存在”的指控?
没有。他们的结论是,公司拖欠了一笔税款。但是他们从来没来收过税。他们清楚这都是捏造的,他们想要做的就是毁了你的名声和信誉。在中国这很常见,他们都是这么对待政治犯的。

他们重新给你颁发护照了,是否意味着你想去哪就去哪,自由了?
是的,他们返还我的护照并未附加任何限制。他们还保证我可以回去,这对我非常重要。他们告诉我,我现在自由了。

那么其他的限制呢?
很明显他们在慢慢放松。我在中国举办展览,他们并没有来阻止我,两个月内我办了五次艺术展。他们有监视但并没有插手。官方的环球时报甚至还提及了我的名字和展览。那好奇怪的文章说,只要艾未未不掺乎政治,为人民创作艺术品,他就是受欢迎的。

现在你在这里,依然被中国当局监视吗?
当然了。我在这里说什么做什么,他们都是很警惕的。他们对我的事情还是很敏感的。但是和以前已经完全不同了,自由多了。甚至还有小范围的讨论空间。

大家都被你能自由旅行的消息所震惊。就在最近,数百名人权律师在中国被关押了。
是啊,在某些事情上,中国当局表现出来的还是一副极权主义者模样。但是已经不同于我被关押的时候了。今天,他们会带着逮捕令来逮捕你。法院会决定这些人的命运。他们遵守程序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们会放了你。他们的做法不像几年前那样无法无天了。如果警察怀疑你有罪,他们当然有权来逮捕你。尽管我认为这是一种用来控制那些人的手段。

不过,貌似新的严加控制的时代来临了?
原因是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反腐败运动营造了紧张感,他们要确保他们不会失去控制。如果看见任何动荡的迹象,他们会想方设法的阻止它。顺便说一句,反腐败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全社会都腐败了,反腐是迫在眉睫的步骤来清理混乱。

你理解为什么政府要这么严厉对你吗?
理解,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做法很有道理。当然了,作为一个为人权和自由作抗争的人,我说这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某一块失控,可能就会全面崩盘。中国还没有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没有个人主义,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中国社会是没有丰富层次的。没有任何的宗教团体,工会或者其他任何的组织可以为人民的利益发声。只有皇帝和臣民,至今都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可以对他们造成严重的威胁。
我是极度危险的角色。这情形持续了很久。中国政府不允许任何不同的观点,他们甚至不能容忍任何产生新的力量的可能性。

把你放出来难道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么。希望你会像其他的艺术家一下和政府和平共处。
他们才不关心社会的公正。不,这做法不会在我身上奏效的。

一年前你说,你的儿子会看到一个民主的中国。你现在依然这么认为吗?
我总是过于乐观天真。这带给我强大的激情或许还有一些能量。中国必须改变,它正面临无法想象的巨大的问题。中国在经济上有突出的进步。但这使人有需要追求个人自由,以及权力的合法性,公民责任等。直到某一时刻,这压力肯定会爆炸。光有钱还不行,这社会需要最基本的信任。缺乏信任,(当头的)怎么能领导他人?如何能收拾奔溃的局面?如何建立现代化的社会,这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目前还没有做任何的准备,甚至连辩论都没有。

你是怎么看待过去这四年的?
我的人生充满了未知数,不安与危险。现在已经安全多了,我更加了解他们,他们也更加了解我了,这非常好。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作为一个个体,你很容易倾向于简化。然后你开始在个个层面观察人性。他们并非与我不同,他们也是人。他们工作的社会和政治构架给了他们限制。

但是这真的只是是彼此缺乏了解吗?
我是一个艺术家。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要让别人了解你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你认为他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当社会改变时,他们也会从中受益。在过去几年中,我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的进展,他们也向我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

你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为什么?

如果我的政府平白无故夺取我的自由,我并不认为在最后我会说我和他们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会说:“他们这些罪犯!没有人性,愚蠢!”
不,他们并不蠢,政府里面有很多人性化以及聪明的人。这说法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得到正确结果。他们经受不起改变。如果想要点变化,他们将不得不改变一切。摧毁一个东西很容易,但是你不能确定你能得到更好的。你必须先要从现实情况出发。这可比在你对手的大头照上按个图钉困难多了。他们一直使用这种战术对待我。

你说他们现在更加了解你了...
他们知道我是为了让中国变得更好,我关心年轻一代。我们有了基础的信任,不然的话他们就不会在多年来一直把我描绘成国家的敌人的情况下,允许我举办艺术展。不然他们也不会重新颁发给我护照。

你有和政府高层的人谈话吗?
没,从来没有过,只有底层的人。这么多年来,我压根就不知谁负责这个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出他们是按照高层给的规矩办事的。他们在任何程序上都十分小心,确保一切都顺利进行。没人想要做错事。

这些年来你是如何保持理智的?
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容易摧毁理智的。我很幸运我是一个艺术家,并且我有大量的支持者。他们来自我的家人,还有成百上千的支持我工作的人。我有责任去做对他们有益的事情,并且要小心,不要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

危险之中?
一个医生应该治疗疾病,然不是失去耐心。他需要等待合适的供体器官,合适的血型。现在你必须更加小心行事,已经没有简单的好坏对错了。

你并不是一直都很小心的。
我就像是一棵树,我会成长。

你害怕你被禁止回国吗?
我并不害怕,将要发生什么都无所谓。我只想过普通的生活,所说所做对社会有益。不能一味的批评,也要提供有效地解决方案。我讨厌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有问题就一定有解决方案,如果我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我为什么要提起问题?

原文:Ai Weiwei: “All I ask for is a normal life”
作者:Sueddeutsche Zeitung
发表时间:2015-08-06
本文由Fish翻译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
©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CC3.0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这里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穿墙查看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from 译者 http://yyyyiiii.blogspot.com/2015/08/572011-2009haus-der-kunst-81.html

Tuesday, 11 November 2014

《Wired》近期的三大突破让人们期待已久的人工智能近在眼前

凯文·凯利
数月前,我长途跋涉来到位于纽约州约克城高地的IBM研究实验室的林间园区,为的就是能早早一窥那近在眼前却让人期待许久的人工智能的未来。这儿是 超级电脑“沃森”(Watson)的研发地,而沃森在2011年就在“危险边缘”(Jeopardy!)[1]节目的比赛里拔得头筹。最初的沃森电脑仍留 于此处——它是一个体积约与一个卧室相当,由10台直立的冷柜式机器围成四面墙的计算机系统。技术人员可以通过系统内部的小细孔把各种线缆接到机器背部。 系统内部温度高得出奇,仿佛这个计算机集群是活生生的一般。
如今的沃森系统与之前相比有了显著差异。它不再仅仅存在于一排机柜之中,而是通过大量对用户免费开放的服务器传播,这些服务器能够即时运行上百种人 工智能的“情况”。同所有云端化的事物一样,沃森系统为世界各地同时使用的客户服务,他们能够用手机、台式机以及他们自己的数据服务器连上该系统。这类人 工智能可以根据需求按比例增加或减少。
鉴于人工智能会随人们的使用而逐步改进,沃森将始终变得愈发聪明;它在任何一次情况中所获悉的改进点都会立即传送至其他情况中。并且,它也不是一个 单一的程序,而是各种软件引擎的集合——其逻辑演绎引擎和语言解析引擎可以在不同的代码、芯片以及位置上运行——所有这些智慧的因素都汇集成了一个统一的 智能流。
用户可以直接接入这一永久连接(always-on)的智能系统,也可以通过使用这一人工智能云服务的第三方应用程序接入。正如许多高瞻远瞩的父母 一样,IBM想让沃森电脑从事医学工作,因此他们正在开发一款医疗诊断工具的应用程序,这倒也不足为奇。之前,诊疗方面的人工智能尝试大多以惨败告终,但 沃森却卓有成效。简单地说,当我输入我曾经在印度感染上的某种疾病症状时,它会给我一个疑似病症的清单,上面一一列明了可能性从高到低的疾病。它认为我最 可能感染了贾第鞭毛虫病(Giardia)——说的一点儿也没错。
这一技术尚未直接对患者开放;IBM将沃森电脑的智能提供给合作伙伴接入使用,以帮助他们开发出用户友好界面为预约医生及医院方面服务。“我相信类 似沃森这种——无论它是机器还是人——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诊疗医生”,创业公司Scanadu的首席医疗官艾伦·格林(Alan Greene)说道,该公司受到电影《星际迷航》中医用三录仪[2]的启发,正在利用云人工智能技术制造一种诊疗设备。“从人工智能技术改进的速率来看, 现在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很可能不太需要通过看医生来得知诊疗情况了。”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我们可能要设计出一些阻止它们拥有意识的方式——我们所宣称的最优质的人工智能服务将是无意识服务。
医学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所有主流的云计算公司,加上数十家创业公司都在争先恐后地开展类似沃森电脑的认知服务。根据量化分析公司Quid的数据,自 2009年以来,人工智能已经吸引了超过170亿美元的投资。仅去年一年,就有322家拥有类似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获得了超过20亿美元的投资。 Facebook和谷歌也为其公司内部的人工智能研究小组招聘了研究员。自去年以来,雅虎、英特尔、Dropbox、LinkedIn、 Pinterest以及推特也都收购了人工智能公司。过去四年间,人工智能领域的民间投资以平均每年62%的增长速率增加,这一速率预计还会持续下去。
纵观所有这些活动,人工智能的未来正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它既非如那种哈尔9000(HAL 9000)(译者注:小说及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超级电脑)——一台拥有超凡(但有潜在嗜杀倾向)的类人意识并依靠此运行的独立机器那般——也 非让奇点[3]论者心醉神迷的超级智能。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颇似亚马逊的网络服务——廉价、可靠、工业级的数字智慧在一切事物的背后运行,偶尔在你的眼前 闪烁几下,其他时候近乎无形。这一通用设施将提供你所需要的人工智能而不超出你的需要。
和所有设施一样,即使人工智能改变了互联网、全球经济以及文明,它也将变得令人厌倦。正如一个多世纪以前电力所做的那样,它会让无生命的物体活跃起 来。之前我们电气化的所有东西,现在我们都将使之认知化。而实用化的新型人工智能也会增强人类个体(加深我们的记忆、加速我们的认知)以及人类群体的生 活。通过加入一些额外的智能因素,我们想不到有什么东西不能变得新奇、不同且有趣。实际上,我们能轻易地预测到接下来的一万家创业公司的商业计划:“做某 项事业,并加入人工智能。”兹事体大,近在眼前。
大约在2002年时,我参加了谷歌的一个小型聚会——彼时谷歌尚未IPO,还在一心一意地做网络搜索。我与谷歌杰出的联合创始人、2011年成为谷歌CEO的拉里·佩奇(Larry Page)随意攀谈起来。
“拉里,我还是搞不懂,现在有这么多搜索公司,你们为什么要做免费的网络搜索?你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我那缺乏想象力的无知着实证明了我们很难 去做预测,尤其是对于未来的预测。但我要辩解的是,在谷歌增强其广告拍卖方案并使之形成实际收益,以及进行对YouTube的并购或其他重要并购之前,预 测未来是很难的。我并不是唯一一个一边狂热地用着谷歌的搜索引擎一边认为它撑不了多久的用户。但佩奇的回答让我一直难以忘怀:“哦,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人工 智能。”
过去数年间,关于那次谈话我想了很多,谷歌也收购了14家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方面的公司。鉴于搜索业务为谷歌贡献了80%的收入,因此乍一看去,你 可能会觉得谷歌正在扩充其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组合以改善搜索能力。但是我认为正好相反。谷歌正在用搜索技术来改善人工智能,而非使用人工智能来改进搜索技 术。
每当你输入一个查询词,点击搜索引擎生成的链接,或者在网页上创造一个链接,你都是在训练谷歌的人工智能技术。当你在图片搜索栏中输入“复活节兔 子”(Easter Bunny)并点击看起来最像复活节兔子的那张图片时,你都是在告诉人工智能,复活节兔子是长成什么样的。谷歌每天拥有12亿搜索用户,产生1210亿搜 索关键词,每一个关键词都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辅导人工智能进行深度学习。如果再对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为之10年的稳固改进,加之一千倍以上的数据以及一百倍 以上的计算资源,谷歌将会开发出一款无与伦比的人工智能产品。
我的预言是:到2024年,谷歌的主营产品将不再是搜索引擎,而是人工智能产品。
这个观点自然也会招来怀疑的声音。近60年来,人工智能的研究者都预测说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到来,但是直到几年前,人工智能好像还是遥不可及。人们甚至发明了一个词来描述这个研究结果匮乏、研究基金更加匮乏的时代:人工智能之冬。那么事情真的有变化吗?
是的。近期的三大突破让人们期待已久的人工智能近在眼前:
1. 成本低廉的并行计算
思考是一种人类固有的并行过程,数以亿计的神经元同时放电以创造出大脑皮层用于计算的同步脑电波。搭建一个神经网络——即人工智能软件的主要结构 ——也需要许多不同的进程同时运行。神经网络的每一个节点都大致模拟了大脑中的一个神经元——其与相邻的节点互相作用,以明确所接收的信号。一项程序要理 解某个口语单词,就必须能够听清(不同音节)彼此之间的所有音素;要识别出某幅图片,就需要看到其周围像素环境内的所有像素——二者都是深层次的并行任 务。但直到最近,标准的计算机处理器也仅仅能一次处理一项任务。
事情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彼时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图形处理单元(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的新型芯片,它能够满足可视游戏中高密度的视觉以及并行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每秒钟都有上百万像素被多次重新计算。这一过程需要一种专门的并行 计算芯片,该芯片添加至电脑主板上,作为对其的补充。
并行图形芯片作用明显,游戏可玩性也大幅上升。到2005年,GPU芯片产量颇高,其价格便降了下来。2009年,吴恩达(Andrew Ng)(译者注:华裔计算机科学家)以及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意识到,GPU芯片可以并行运行神经网络。
这一发现开启了神经网络新的可能性,使得神经网络能容纳上亿个节点间的连接。传统的处理器需要数周才能计算出拥有1亿节点的神经网的级联可能性。而 吴恩达发现,一个GPU集群在一天内就可完成同一任务。现在,一些应用云计算的公司通常都会使用GPU来运行神经网络,例如,Facebook会籍此技术 来识别用户照片中的好友,Netfilx也会依其来给5000万订阅用户提供靠谱的推荐内容。
2. 大数据
每一种智能都需要被训练。哪怕是天生能够给事物分类的人脑,也仍然需要看过十几个例子后才能够区分猫和狗。人工思维则更是如此。即使是(国际象棋) 程序编的最好的电脑,也得在至少对弈一千局之后才能有良好表现。人工智能获得突破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收集到来自全球的海量数据,以给人工智能提供了其所 需的训练。巨型数据库、自动跟踪(self-tracking)、网页cookie、线上足迹、兆兆字节级存储、数十年的搜索结果、维基百科以及整个数字 世界都成了老师,是它们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加聪明。
3. 更优的算法
20世纪50年代,数字神经网络就被发明了出来,但计算机科学家花费了数十年来研究如何驾驭百万乃至亿级神经元之间那庞大到如天文数字一般的组合关 系。这一过程的关键是要将神经网络组织成为堆叠层(stacked layer)。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任务就是人脸识别。当某神经网络中的一组比特被发现能够形成某种图案——例如,一只眼睛的图像——这一结果就会被向 上转移至该神经网络的另一层以做进一步分析。接下来的这一层可能会将两只眼睛拼在一起,将这一有意义的数据块传递到层级结构的第三层,该层可以将眼睛和鼻 子的图像结合到一起(来进行分析)。
识别一张人脸可能需要数百万个这种节点(每个节点都会生成一个计算结果以供周围节点使用),并需要堆叠高达15个层级。2006年,当时就职于多伦 多大学的杰夫·辛顿(Geoff Hinton)对这一方法进行了一次关键改进,并将其称之为“深度学习”。他能够从数学层面上优化每一层的结果从而使神经网络在形成堆叠层时加快学习速 度。数年后,当深度学习算法被移植到GPU集群中后,其速度有了显著提高。仅靠深度学习的代码并不足以能产生复杂的逻辑思维,但是它是包括IBM的沃森电 脑、谷歌搜索引擎以及Facebook算法在内,当下所有人工智能产品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一由并行计算、大数据和更深层次算法组成的完美风暴使得持续耕耘了60年的人工智能一鸣惊人。而这一聚合也表明,只要这些技术趋势继续下去——它们也没有理由不延续——人工智能将精益求精。
随着这一趋势的持续,这种基于云技术的人工智能将愈发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云计算遵循收益递增 (increasing returns)[4]法则,这一法则有时也被称为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即随着网络发展壮大,网络价值也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网络(规模)越大,对于新用户的吸引力越强,这又让网络变得更大,又进一步增强了吸 引力,如此往复。
为人工智能服务的云技术也遵循这一法则。越多人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它就会变得越聪明;它变得越聪明,就有越多人来使用它;然后它变得更聪明,进一步 就有更多人使用它。一旦有公司迈进了这个良性循环中,其规模会变大、发展会加快,以至于没有任何新兴对手能望其项背。因此,人工智能的未来将有两到三家寡 头公司统治,它们会开发出大规模基于云技术的多用途商业智能产品。
1997年,沃森电脑的前辈、IBM公司的深蓝电脑在一场著名的人机大赛中击败了当时的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在电脑又赢了几场比赛之后,人们基本上失去了对这类比赛的兴趣。你可能会认为故事到此就结束了,但卡斯帕罗夫意识到,如果他也能像深 蓝一样立即访问包括以前所有棋局棋路变化在内的巨型数据库的话,他在对弈中能表现得更好。
如果这一数据库工具对于人工智能设备来说是公平的话,为什么人类不能使用它呢?为了探究这一想法,卡斯帕罗夫率先提出了“人加机器”(man-plus-machine)比赛的概念,即用人工智能增强国际象棋选手水平,而非让人与机器之间对抗。
这种比赛如今被称为自由式国际象棋比赛,它有点儿像混合武术对抗赛,选手们可以使用任何他们想要用的作战技巧。你可以单打独斗;也可以接受你那装有 超级聪明的国际象棋软件的电脑给出的帮助,你要做的仅仅是按照它的建议来移动棋子;或者你可以当一个卡斯帕罗夫所提倡的那种“半人半机”的选手。半人半机 选手会听取人工智能设备在其耳边提出的棋路建议,但是也间或不会采用这些建议——颇似我们开车时候用的GPS导航一般。在接受任何模式选手参赛的2014 年自由式国际象棋对抗锦标赛上,纯人工智能的国际象棋引擎赢得了42场比赛,而半人半机选手则赢得了53场。当今世上最优秀的国际象棋选手就是半人半机选 手Intagrand,它是一个由多人以及数个不同国际象棋程序所组成的小组。
但最令人惊讶的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并未让纯人类的国际象棋棋手的水平下降。恰恰相反,廉价、超级智能的国际象棋软件吸引了更多人来下国际象棋,比赛 比以前增多了,棋手的水平也比以前上升了。现在的国际象棋大师(译者注:国际象棋界的一种等级)人数是深蓝战胜卡斯帕罗夫那时候的两倍多。现在的排名第一 的人类国际象棋棋手马格努斯·卡尔森(Magnus Carlsen)就曾接受人工智能的训练,他被认为是所有人类国际象棋棋手中最接近电脑的棋手,同时也是有史以来积分最高的人类国际象棋大师。
如果人工智能能帮助人类成为更优秀的国际象棋棋手,那么它也能帮助我们成为更为优秀的飞行员、医生、法官以及教师。大多数由人工智能完成的商业工作 都将是有专门目的的工作,严格限制在智能软件能做到的工作之内,比如,(人工智能产品)把某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却不能翻译成第三种语言。再比如, 它们可以开车,但却不能与人交谈。或者是能回忆起YouTube上每个视频的每个像素,却无法预测你的日常工作。在未来十年,你与之直接或者间接互动的人 工智能产品,有99%都将是高度专一、极为聪明的“专家”。
实际上,这并非真正的智能,至少不是我们细细想来的那种智能。的确,智能可能是一种倾向——尤其是如果我们眼中的智能意味着我们那特有的自我意识、 一切我们所有的那种狂乱的自省循环以及凌乱的自我意识流的话。我们希望无人驾驶汽车能一心一意在路上行驶,而不是纠结于之前和车库的争吵。医院中的综合医 生“沃森”能专心工作,不要去想自己是不是应该专攻英语。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可能要设计出一些阻止它们拥有意识的方式——我们所宣称的最优质的人工 智能服务将是无意识服务。
我们想要的不是智能,而是人工智慧。与一般的智能不同,智慧(产品)具有专心、可衡量、种类特定的特点。它也能够以完全异于人类认知的方式来思考。
这儿有一个关于非人类思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年三月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的西南偏南音乐节(South by Southwest festival)上,沃森电脑就上演了一幕厉害的绝技:IBM的研究员给沃森添加了由在线菜谱、美国农业部(USDA)出具的营养表以及让饭菜更美味的 味道研究报告组成的数据库。凭借这些数据,沃森依靠味道配置资料和现有菜色模型创造出了新式的菜肴。
其中一款由沃森创造出的受人追捧的菜肴是美味版本的“炸鱼和炸薯条”(fish and chips),它是用酸橘汁腌鱼和油炸芭蕉制成。在约克城高地的IBM实验室里,我享用了这道菜,也吃了另一款由沃森创造出的美味菜肴:瑞士/泰式芦笋乳蛋饼。味道挺不错!
非人类的智能不是错误,而是一种特征。人工智能的主要优点就是它们的“相异智能”(alien intelligence)。一种人工智能产品在思考食物方面与任何的大厨都不相同,这也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食物,或者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考虑制造物 料、衣服、金融衍生工具或是任意门类的科学和艺术。相较于人工智能的速度或者力量来说,它的相异性对我们更有价值。
实际上,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起初所说的智能的意思。过去,我们可能会说只有那种超级聪明的人工智能产品才能开车,或是在“危险边缘” 节目以及国际象棋大赛中战胜人类。而一旦人工智能做到了那些事情,我们就会觉得这些成就明显机械又刻板,并不能够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智能。人工智能的每次 成功,都是在重新定义自己。
但我们不仅仅是在一直重新定义人工智能的意义——也是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过去60年间,机械加工复制了我们曾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行为和才能,我 们不得不改变关于人机之间区别的观点。随着我们发明出越来越多种类的人工智能产品,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更多被视为人类所独有能力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甚至,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将处于一场旷日持久的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中,并不断扪心自问人类的意义。
在这之中最为讽刺的是,我们每日接触的实用性人工智能产品所带来的最大益处,不在于提高产能、扩充经济或是带来一种新的科研方式——尽管这些都会发生。人工智能的最大益处在于,它将帮助我们定义人类。我们需要人工智能来告诉我们,我们究竟是谁。
(本文于10月27日发表在美国《连线》(Wired)杂志网站,沈持盈翻译)
——————————
译注:
[1] “危险边缘”节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益智问答游戏节目,已有数十年历史。该节目的比赛以一种独特的问答形式进行,问题设置的涵盖面非常广泛,涉及到历 史、文学、艺术、流行文化、科技、体育、地理、文字游戏等等各个领域。根据以答案形式提供的各种线索,参赛者必须以问题的形式做出简短正确的回答。
[2] 三录仪、医用三录仪:《星际迷航》中的一个万用工具,能够感知环境四周,并将这些数据记录下来,然后进行计算。它也可以探测生命信号、入侵操作者指定的计算机系统、录音、扫描地形等等;医用三录仪式专门对人体进行扫描以检测病患的工具。
[3] 奇点:本是物理学词汇,指“时空中的一个普通物理规则不适用的点”。在美国未来学家雷蒙德·库兹韦尔的理论中,“奇点”是指人类与其他物种(物体)的相互融合。确切来说,是指电脑智能与人脑智能兼容的那个神妙时刻。
[4] 收益递增:一种经济现象,表现为投入增加会导致产出以更大的比例增加。

相关日志



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80202

Wednesday, 15 October 2014

维吾尔地区不安局势之探源

在中国西部的新疆自治区,当局与维吾尔族人之间有许多纠葛。BBC浅析其原因。

新疆有哪些居民?


维吾尔族人曾经是新疆地区的主要人口

        新疆,中国最大的行政区域,接壤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阿富汗共和国、巴基斯坦共和国以及印度共和国。就在不久之前,新疆的主要居民为维吾尔族人。
        大多数的维吾尔族人信奉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他们将宗教信仰看做生活和个人身份中最重要的部分。维吾尔语和土耳其语有亲缘关系,他们认为自己在文化和种族上接近于中亚国家。
        农业以及贸易为新疆地区的主要收入来源。境内有喀什这样繁荣的枢纽城市,坐落在古代丝绸之路上。
        但是新疆的发展带来了新居民。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新疆人口中汉族达到了40%,并且还有大量的驻军,以及不知其数的未登记在册的移民。



新疆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


1949年,新疆正式成为共产主义中国的一部分

        新疆地区间断性的拥有过自治权,偶尔也完全独立。但是,现在所谓的新疆,早在18世纪的时候就在中国的统治之下。
        1949年,东突厥斯坦国曾短暂的独立过,但没有延续多久。同一年的年底,新疆正式成为了红色中国的一部分。
        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中亚出现多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对新疆的分裂主义团体的支持有所增长。
        不过,北京政府对公开示威活动进行镇压,活动分子只能转入地下。

动荡不安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批评中国的人士表示,近些年,中国当局加强了对维吾尔人的镇压。

        情况十分复杂,很多人认为,经济与文化的因素导致的种族冲突,是暴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大型的开发项目给新疆的大城市带来繁荣,吸引了许多来自中国东部的技术合格的年轻人。
        据称汉族人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并且在经济上更获益,这引起了维吾尔人的不满。
     

和中原中国比较,维吾尔的文化与中亚国家更为相似

        活动人士表示,维吾尔族人的文化以及贸易已经逐渐被中国削减。许多人抱怨中国通过削减清真寺以及严控宗教学校来限制伊斯兰教。
        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在2013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当局镇压了其称为“邪教”与“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并且取缔了“带文化特征的和平表达”。
        在2014年7月,新疆的一些政府部门禁止穆斯林在斋月期间斋戒。这不是中国第一次在新疆对斋戒进行限制。紧接着,维吾尔族极端分子对公共目标实施了系列袭击。这使人担心,禁令将加剧目前的紧张局势。


暴力活动是如何产生的?


近年,随着新疆动荡不安,中国已经在新疆增加驻军

        20世纪90年代,以及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中国镇压了维吾尔人的街头抗议活动,因此中国一直被(国际社会)指责。
        2009年,紧张事态升级了。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骚乱。据官方报道,至少有200人在暴乱中死亡,其中大部分为汉族中国人。


农业和贸易为新疆的主要收入来源

        当局加强了安全防范,许多维吾尔族人被刑事拘留。人权组织持续聚焦北京对该地区的紧密控制,与此同时,暴力活动依然此起彼伏。
        2012年6月,据报道有六个维吾尔人企图劫持从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最终被旅客以及机组人员制服。
        2013年4月发生了暴力流血事件。当年6月,在鄯善县的冲突事件中有27人被警方击毙。中国媒体称死者是持刀袭击当地政府大楼的暴徒。
        想要了解这些事情的真相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外媒记者被限制不能进入该地区。但近几个月来,冲突转变为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暴力事件,特别是在新疆境内。
        2014年5月,两辆车冲入一个乌鲁木齐市场,并且在人群中爆炸,导致31死90伤。中国将此定性为“恐怖袭击事件”。
        紧接着,在乌鲁木齐火车站,极端分子携带炸弹并且持刀行凶,导致3死79伤。
        2014年7月,中国当局表示,叶尔羌的警察局和政府办公楼遭到持刀团伙袭击。导致96人死亡。几天后,中国最大清真寺的(官方背景的)大毛拉,居玛·塔伊尔遇刺身亡。
       2014年9月,在轮台县的警察局外的市场和商店发生爆炸,大约50人死亡。这两起事件的具体细节未能公诸于世,一些活动人士对中国媒体的报道提出质疑。


中国官员将天安门广场袭击事件归咎于新疆分裂分子

        在新疆之外也有许多暴力事件发生。云南昆明火车站,疯狂的砍杀事件导致29人遇害,肇事者被认定为新疆分裂分子。2013年10月,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一辆车冲入人群后自燃。
       为了应对恐怖袭击,中国当局推出了“为期一年的反恐斗争”计划,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戒备,并且增加了军事演习。
        据报道,一些“恐怖团伙”的成员被集体逮捕与判刑。中国官方媒体列出了一长串从事极端主义活动并且被定罪的人原名单。其中某些人被判处死刑。
        著名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被拘留,在2014年9月被以分裂国家罪指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该谴责谁?


中国将2014年3月在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暴力事件怪罪为新疆分裂分子所为

        针对新疆内外的暴力事件,中国当局经常指责东突运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或者是“受东突组织影响”的人士。
        东突运动表示要在新疆地区成立一个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美国国务院在2006年表示,东突运动是“最激进的维吾尔族分裂分子团体”。
        东突运动的主要活动范围目前仍不明确,观察家们则质疑该团体发动极端恐怖袭击的能力。
        东突运动没有表示对任何恐怖袭击负责。中国当局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等同于东突运动)公布了一段视频支持在昆明发生的恐怖事件。
        近期,在新疆发生的暴力事件不断升温。是谁组织的?是什么了驱使了恐怖事件发生?可能会吸引更详细的调查。


原文:Why is there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ighurs?
作者:BBC
发表时间:2014-09-26 
本文由Fish翻译。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
©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CC3.0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这里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穿墙查看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from 译者 http://yyyyiiii.blogspot.com/2014/10/blog-post.html

Friday, 10 October 2014

《香港獨立媒體》 給香港學生的信

讀者Joanne Choi自發翻譯了Asia Literary Review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希望讓更多人看得到。(原文
給香港學生的信:這夜,我選擇了站哪一邊
我們邀請了一位在港留學的內地生撰寫一篇關於這場雨傘革命的文章。原本我們並沒有特別期望,但收到文稿時,卻令我們喜出望外,它在眾多關於過去一星期事態的評論中脫穎而出。誠意和勇氣就是有這種力量。這篇以筆名發表的文章如下。
身為一個在香港的內地人,我時常感受到香港人對我們的偏見和敵意,但同時我也明白香港人這些態度背後的無助。多年來,我一直在兩個世界之間尷尬地過活;但這夜,我站在你們一方,因為你們正在做我連發夢也不敢做的事情。
我最初來港時,香港學生的政治意識和參與給我很深刻的感受。民主牆上的標語和留言、大學師生在課堂內外經常議論時政,反映學生在帶領社會進步方面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有時我會被人問到內地的政治環境,甚至我自己的立場,我覺得這些問題很難答,不但是因為情況太複雜,難以三言兩語清楚解釋,更是因為我對 這些議題無知。然而,我很欣賞你們關心社會,以及願意真誠地接觸旁人。反觀我們內地人,不只甚少關心香港的事情,我們甚至不了解我們自己的事情。粗略估 計,十個內地大學生,都沒有一個知道內地的領導人是怎樣選舉出來的。在我們的觀念裏,甚至不會考慮選舉過程的認受性和正當性。我們不知道原來可以問:「我 們想要甚麼?」但我們卻把這種沉默美其名為「成熟」。
這夜,我見到的不只是激情和參與。我還見到我從未經歷過的堅定和團結,這是在中國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過的東西。罷課和佔領剛開始時,我估計那不會維持 很久,更沒有想過會演變到現在這個規模。然後我見到黃絲帶從大學蔓延到整個香港,帶著黃絲帶的不只學生,還有教授、剛下班的人們、步履蹣跚的老婆婆。我見 到群眾拒絕被催淚彈驅散,反而把平凡不過的雨傘變成悲壯的符號。我見到你們整天跑來跑去,把食物和飲品分發給你們根本不認識的人。這夜,我看見你們成為兄 弟姊妹。
我問自己,我在家中何曾見過這種景象?除了大學入學試,我們何曾為過同一個目標而並肩作戰?很遺憾,我這半輩子從未試過,你們可以怪責我把勇敢當作 愚蠢、把勇氣看成天真嗎?有人說,這不是我們處理問題的方式,但坦白說,我們何曾處理過什麼?我無法掩飾我的確很羨慕你們有抗爭的機會。我現在二十多歲, 也就是眾多將要成為社會中流砥柱的年青人之一,可是,我們從來不知道有如此的一個選擇。
你們在這場革命中展現的沉著和自律,亦令我感受非常深刻。在佔領區域,我看見同學們藉著手機的燈光來讀書、自發清理地上的垃圾和分類回收。在你們的 行動指引中,我看到「避免肢體衝突,還要避免心中生起仇恨」。我見到橫額寫著「平等、忍耐、愛與關懷」。最難做到的,或者是保持冷靜和理性,尤甚是對於憤 怒的年青人來說。但你們已從過去的經驗吸取教訓,你們知道這才是最大的武器。這夜,你教曉我成熟的真正意義。
我的一位社運朋友告訴我,她並不真的認為非暴力的佔領中環運動會帶來我們想要的結果,她只是希望自己的意見被聽見和令更多人關注,那麼終有成功的一天。我無法想像要有多大的勇氣才能維持盼望,而且只是盼望。但我知道,你們就是這樣來到今天。我們也在途上。
我明白在你們勇氣背後的恐懼,如果你們現在甚麼都不做,有朝一日你們將會變成另一個我。坦白說,這也是我的恐懼。在一個如此繁忙擠迫的城市,你們沒 有屈服於種種包袱,仍然保持著對民主和自由的信念,信任群眾的力量,這是香港令我著迷之處。我不敢想像,假如沒有了街上聲嘶力竭的呼喊,沒有了空中激昂揮 動的拳頭,這個城市將會變成怎樣。
此刻,我坐在你們身旁,我知道我所感受到的心痛和憤怒遠不及你們的千分之一。我們無法知道形勢是否會好轉、未來是否會更光明,但我要告訴你們:你們 現在擁有的東西──勇氣、盼望、團結和自律──是何等的可貴。你們不會知道,在世上暗角的人,包括我,是如何渴望擁有這些東西。它們是光榮,也是恩典。為 了你們的盼望,也為了我們的盼望,請繼續守護它們。 這夜,我站在你們這一邊,直至民主的曙光來臨。


from (title unknown) http://www.inmediahk.net/node/20141010a

Friday, 3 October 2014

民主转型研究权威学者称“习近平可能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共产党领导人”

译者注:研究民主转型方面的权威学者斯坦福大学教授拉里·戴梦德10月1日在《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发表题为《习近平可能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文章分析了近日香港的抗议活动,并称习近平似乎并不能意识到他权力的限 度,这也是为什么他可能会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人。戴梦德称,香港人民等待多年,等来的不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而是“一个国家,一种专制”。 自由港将该文全文翻译成中文,以飨读者。文章原文在此
"The Umbrella Man"
“The Umbrella Man”
近日发生在香港的大规模抗议的长期影响远远超出这个有着七百万人口的特别行政区。通过拒绝北京的伪直选政策,通过动员几万人连续几天占领香港的公共 空间,通过塑造一种在面对警察挑衅性的过度反应时仍然保持平和和克制的形象,此次由年轻人领导的抗议成为了自25年前的天安门大屠杀后,中国共产党遇到的 最严重的挑战。
对于香港今天的政治危机,中国共产党只能怪罪于自己。自从1997年香港的主权从英国移交到中国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受着相当程度的自治和公 民自由。在过去的17年间,香港人民耐心地等待北京履行《基本法》所许诺的行政长官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 名后普选产生”。当2004年北京宣布香港还不具备在2007年实现行政长官普选和在2008年实现立法会普选的条件时,很多香港人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但 是人民心怀希望地等待2012年,最晚,2017年。
但是北京在八月份颁布的无限期推迟香港民主自治的决定,终于让香港人民爆发了。中国的统治者现在决定对“普选”进行伊朗式的解释——每个人都可以投 票,但是只能投给背后真正统治者挑选的候选人。香港人等来的不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而是“一个国家,一种专制”和越来越集中的经济权力和越来越萎缩 的媒体和学术自由。
香港这些年轻的抗议者不仅仅是担心经济前景,更多的是他们对香港的政治现状感到愤慨。很多人,比如说17岁的抗议领袖黄之峰,他们出生于香港移交主 权后,成长于一个繁荣、活跃和开放的社会中。在推特和短信的伴随下长大。他们不仅视民主自治是他们的天赋人权,也视其为宪法的承诺。很多老一代的香港人对 殖民统治仍有记忆,珍视公民自由和法治,但是越来越感到这些权利被来自北京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所侵犯。没人清楚到底有多少比例的香港人愿意放弃经济上的繁荣 来追求民主权利。但是街头几万的抗议者和他们的同情者认为北京的顽固是对香港未来的实质威胁。
这本来是一个可以避免的危机。在过去的几年中,对于如何实现“循序渐进”的民主的各种有创意的想法层出不穷。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本来可以和香港的温 和民主派进行谈判,逐渐拓宽行政长官候选人资质的范围,并且逐渐走向一个完全直选的立法会(现在70个议席中,30席是由指定商会或行业的“功能组别”产 生)。 政治妥协原本可以催生出被大众所广泛接受的耐心进步,但是香港得到不是谈判,也不是进步,而是伪装成民主的威权强制。
北京的顽固不仅仅是针对香港,也不仅仅是针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抗议。这是一场和未来中国的斗争。习近平和他的同党们害怕,如果他们不坚持严密和集中的 政治控制,他们会遭遇和戈尔巴乔夫一样的命运。习近平试图发动党内清洗和反腐败(同时也清洗了他的政敌),但是排除了任何政治改革的可能,甚至连“普世价 值”,“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司法独立”这些概念的讨论都不被允许。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公民社会在缓慢的形成,同时带来的还有一个务实和思想独立的商业阶层。尽管受到审查,人们还是广泛地 通过社交媒体讨论社会议题。中产阶级通过旅行获得了接触民主思想和自由社会的机会。最“危险”的地方莫过于台湾和香港了。讽刺的是,在这个“十一”国庆长 假中(今年已是共产革命的第65个纪念日了),很多去香港旅游的中国人正在目睹非常不同类型的革命。
中国的领导人现在陷入了他们自己制造的陷阱中。如果他们像四分之一世纪前那样残酷镇压大规模抗议,他们会严重损害自己在国际上的合法性,毁灭任何进 一步发展台海关系的前景,破坏香港公民社会结构。如果他们做他们几个月前就应该做的——谈判——他们担心他们会看起来像是向公众压力投降了,进而会招致更 多的此种压力,尤其是在这个每天都有几百起抗议事件发生的国家里。因此,他们很可能会等待,寄希望于抗议浪潮的自行消退。同时,他们也会保留甩掉现任行政 长官梁振英这一选择,就像祭献羔羊一般。
如果抗议持续进行并得以扩大,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们会面对一个可怕的选择,他们可能会重复1989年的悲剧错误。但是,这已经不是25年前的中国 了。习近平已经无法再把一个新兴的公民社会完全消灭,就像克努特大帝无法命令潮水退去一样。但是, 至少克努特大帝知道他的权力是有限的。习近平似乎并不能意识到他权力的限度,这也是为什么他可能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原因。


from 自由港 https://iyouport.com/reviews/archives/1064

Monday, 22 September 2014

《中参馆》繁荣之下的阴暗面——中国的经济崛起令人们陷入了污染和健康危机

2013年1月30日的中国安徽省堆砌着待售的煤砖。环境忧虑已上升至国家议题,污染层提醒着城市居民——他们通常呼吸的空气常常比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安全限值要更脏。



就 在一年前的2013年7月,刊登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篇报告将中国的空气污染对健康所造成的影响以一个异常明了的框架表现出来:报告称,相比于 地处淮河以北的同胞们,预计居住于中国南方的居民可多活五年。报告的作者包括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员,对他们来说,原因很 简单:淮河以北,长久以往由政府补贴占主导地位的煤炭供热系统确保了人们度过北方严寒的冬季。

然而,另一个不容乐观的结果表明,北方煤炭燃烧产生的颗粒物质空气污染等级相比中国南方高出55%,不夸张地说,它们削减了北方人的平均寿命。

报告还包括其它有关空气污染的严峻事实:假如我们关注于人均健康寿命(仅仅与人均寿命相对),很明显的是,在中国过去的一百年间,在人均寿命延长和幸福指数提升上所达成的成就正在不断被削减。

所 有中国北方人都明白,他们所承受的空气质量存在着潜在的危害。除了空气污染,还存在其他对健康有危害的环境问题,它们或不易察觉,或鲜有人知,却在特定地 区的人口当中爆发了疾病模式:例如可能会发现癌症村,这样的村落尤其在化工设施附近居多,或在特定区域内发现儿童的铅含量超标,这些都是电池生产或比邻燃 煤发电机组所造成的后果。

铅中毒可导致肝肾损坏,以及永久性智力发育残疾,不仅如此,七岁以下儿童因中枢神经系统发育未完全而更易受到铅中毒的影响。

中国卫生统计数据表明,在世界上,中国在肺病方面排名第二,肺癌则排名第十二。中国百姓还饱受世界上占人口百分比第三高的胃癌和肝癌的困扰,这些疾病极可能归咎于环境原因。

不仅如此,大面积污染也对食品安全造成了影响,尤其是被用于灌溉的污染水。正如何光伟(音译)在《中外对话》上的报告所言: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大米出产省份,因为农业区域与缺乏规范的采矿及化学工业区域相邻,湖南省大米生长中的镉污染已经被证实成为一个持久的难题。

近年来,令消费者担忧的受污染食品包括鱼,肉类,牛奶,食品污染致使中国居民为他们及其家人的饮食安全感到极为担忧。

这 些问题已经累积了至少30年,且成为了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情况的对比。争论点常常在于: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足以主张一种环境标准,而且对于一个努力 摆脱贫困的国家而言,这种标准看似花费不菲。然而在建立与实施良好的环境标准上的失败也会带来巨额花费——国库和平民百姓为之埋单。


环境恶化和污染的代价由人民的苦难,不全面的发展,补救的花费,时间的浪费和生活质量的降低等方面所表现出来。正如珍妮弗·霍德威和王武义(音译)在文章中所言, 治理这些病疾既无捷径,也无一针见效的良剂。他们指出,「因为与污染有关的健康影响有着复杂的因果关系,并需要政府多方面的响应,所以在各国,环境卫生是 一项众所周知而极具挑战的政策领域。环境卫生不仅在社会和污染企业间,而且在整个管辖权和区域间也常常因责任的纠葛而引发利益冲突。」


作者:Isabel Hilton

日期:2014年9月10日

译者:海狸不吃黄米饭

校对:Wong Sing Chi


from 译志 http://yizhiproject.blogspot.com/2014/09/ChinaFile-China-boom-with-pullution.html

Sunday, 21 September 2014

Global Voices | 苏格兰若独立 对加勒比地区有何影响?

加勒比地区对苏格兰的独立公投十分关注,因为此地区很多国家都是英国的前殖民地,也都还是现在英联邦的成员。英联邦由英国和包括皇家属地之内的前大英帝国成员组成,苏格兰的独立运动是由苏格兰民族党推动的,这个政党在2011年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赢得了绝对多数。
支持苏格兰独立的人民坚称这个有百年历史的联合王国,已经不能满足苏格兰当下的需求。他们觉得他们就像当年英属西印度群岛所谓的英国议会「外面的孩子」,并且认为如果苏格兰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主要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来巩固自己的利益,它会运作得更好。
一个叫做”Catch a Fire”的部落格认为若苏格兰独立会对百慕大造成极大影响。部落格的作者是一个百慕大人,他将会在礼拜四的公投中投票,他强调,作为英国海外领地,百慕 大在1995年曾经举行过独立公投, 但是「基本上,独立的支持率在25~30%左右,是少数派。」这位部落客还说,「尽管苏格兰人可能失去在英国的教育优惠和欧盟公民的身份,苏格兰的独立运 动-或者真正的苏格兰独立,如果独派赢得公投的话-可能会激发起百慕大人对独立的想象。」
今天的英国(包括苏格兰在内),英联邦的制度下对于加勒比地区有很多优惠政策。成员国相互间合作,共同面对民主、人权、和平、透明、善治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些价值观都写进了英联邦宪章里,这个组织同样也对那些最贫穷和经济脆弱的成员国提供帮助。
考虑到这些因素,一篇由Ronald Sanders爵士写部落格的文章(The Bajan Reporter)直言,苏格兰独立是「一张通向灾难的单程票,其后果将跨越国界」:
对于加勒比国家来说,一个缩小的英国会带来多种后果,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英国对英联邦秘书处和英联邦技术基金的贡献将会减少。「…」12个加勒比地区的英联邦国家,同样需要一个强大的英国在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维护他们的权益。「…」英国与加勒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旅游业、投资、以及发展协助,一个被削弱的英国将会被迫减少这方面的投入。
译者:Tang
校对:Fen
作者 Janine Mendes-Franco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n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9/global-voices-%e8%8b%8f%e6%a0%bc%e5%85%b0%e8%8b%a5%e7%8b%ac%e7%ab%8b-%e5%af%b9%e5%8a%a0%e5%8b%92%e6%af%94%e5%9c%b0%e5%8c%ba%e6%9c%89%e4%bd%95%e5%bd%b1%e5%93%8d%ef%bc%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