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15 February 2022
香港强硬的防疫规定下 为什么林郑月娥可以不戴口罩?
Wednesday, 10 July 2013
《中国新闻周刊》神秘国企掌管中央特供 某些部门不放心中国食品
图说:某特供蔬菜种植基地
文 / 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 张馨竹
在问题百出的中国食品安全现状下,一些堪称”真正绿色安全”的果蔬却摆上了餐桌。从生产到采摘的每一个步骤,都规定有严格甚至苛刻的监管要求,并且得到了难能可贵的执行。只是,这些蔬菜并不是摆在普通百姓的餐桌上,而是供给了”某些部门”。
食品安全问题由来已久,伴随而来的是食品监管情势一直受到诟病。然而当”某些部门”的特供食品诞生之后,似乎从侧面印证了当下食品安全现状,尤其是包括政府监管部门在内的诸多主体对食品安全的信任程度普遍不高。”保安全、保质量”是特供食品存在的前提,原来,以往曾被屡次提及的所谓的食品安全监管之困并非无法破解,在这些特供蔬菜的生产基地中,一切对食品安全的”希望”都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现实。
北京某农场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介绍,目前仅北京市就存在大大小小多家有机农场,这其中的部分农产品基地就在为特供食品服务。特供食品存在的一种方式是某些部门拥有专门的基地,这些基地收获的所有瓜菜、禽肉一律进机关食堂;另外一种方式是食品供应商或官方为某些特殊场合比如”奥运会”提供保证特别品质的食品。除此之外,许多有机农场的产品还提供”商务礼品”服务。
二商集团:政府满意放心的特供食品生产商
登录二商集团官网,首页显示称:二商集团一直承担着天津市政府猪肉、清真牛肉、食糖等商品地方储备任务,2008年圆满完成了北京奥运会天津赛区食品特供任务。二商集团已成为天津市放心食品的生产基地,成为城市厨房、城市冰箱和食品橱窗。
国营北京二商集团是目前掌管为(北京)中央特供食品的几个主要部门之一,成立于1955年,当时叫北京二商局。据了解,二商集团控制着13个名牌产品,向市场供应肉类、蔬菜、水果、茶叶及至少20种其它食品。据报道,二商集团旗下的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及北京月盛斋清真食品有限公司分别给中共及政府的客户提供猪肉及羊肉。二商集团还有一个特殊的供应室,室内不计成本地精心控制着温度及环境条件。大红门肉类供应部门证实存在特供室,但拒绝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在北京郊区顺义也有一些蔬菜供应商,包括中国质检认证集团的安利隆农场和北京海关的有机农场。
据报道,位于北京的留民营新世纪养鸡场曾被选定为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供鸡蛋。据农场人员透露,他们对农场的水和饲料的质量及鸡的健康都非常慎重,相关部门的政府官员定期会来检查该农场的环境。
问题百出的中国食品现状下,安全绿色的“特供”却摆上了某些人的餐桌。特供食品的诞生恰恰反映出有些部门对现有食品“不放心”。特供不仅仅在北京,而是蔓延全国各地:巨山农场为官员供应蔬果;二商集团承担天津市政府特供食品……
特供蔬果:坚守安全 浪费严重
据悉,特供食品在蔬菜种植和粮食所需的肥料上,都是精挑细选有机肥,即便是农药也是生物农药,而且采摘必须是安全期,未到安全期的,就算是烂在地里都不会摘。可这些被称作特供的蔬菜,水果和粮食,就是被我们称作绿色无污染的食品。
业内人士透露,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农场还有很多,农场实际也接过许多”特供”的活儿,这些特供比巨山农场的级别低。很多机关单位都想过自己开一个有机食品农场,比如某电网公司、某些部队、央企等,他们通常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为了本单位的人吃上放心蔬菜,就自己搞农场,但这种农场通常都做得不专业。有一个典型且普遍的问题就是农场存在很严重的浪费现象。
上述农场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网记者介绍,包括央企在内的一些农场,在整体的管理水平上都不高,所以农场也做不久。有些特供农场的实际供给和需求的计划匹配欠佳,”比如一个特供农场,最近一阵子西红柿一下下来十几万斤,量太大了根本无法消费,一个单位就固定那么多人,不可能一天三餐都吃西红柿,就会产生大量的浪费现象,并且这种浪费现象现在很普遍。”
而诸如巨山农场这种高级别的特供农场就不太一样,因为特定群体的特供产品就是巨山专门负责生产,从事的是订单农业,可以按需生产。吴经理举例说,比如一个小区有100户左右,如果就为这100户提供特供蔬菜,那就是根据你的需求来定制化生产,这样有针性的生产更加方便掌控。
健康程度: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
据上述农场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网介绍,通常情况下,农场实际的种植标准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产品特供只是农场的一种运用模式。如果按照产品标准来说,农产品一般有三个等级:无公害、绿色和有机。
有机食品不使用化学农药和肥料,所以在口感上更加原汁原味,讲究自然的原生态;绿色食品相对来说保存时间较长一些,但是与有机食品相比,也并没有直接的区别。绿色食品一般执行国家绿色食品标准,在特定时间、特定量的要求下,允许使用一定的化学农药和化学肥料;无公害食品主要是执行无公害的相关标准,这个标准更宽泛一些。
然而,在市场中的实际购买中,往往存在两种情况。一部分顾客觉得有机食品价格高昂拒绝购买;另一部分顾客具备购买力,但是对市场上存在的所谓的”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等存疑。吴经理建议,鉴别的方法,首先是可以去生产基地查看一下,实际走访农产品生产基地,现场参观订购;二是可以留心查看食品的认证情况,虽然目前食品认证的过程很复杂,但是”认证过的总比没有的强”。
供求决定价格:国外有机食品比普通食品仅贵30%
目前,市场上有机蔬果的价格较普通蔬果贵很多。吴经理解释说,有机蔬菜的成本高昂是因为普通蔬菜一般会使用许多添加剂保证高产量,而有机蔬菜则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成本培养纯天然的蔬菜。比如平时吃的普通蔬果中,西红柿、黄瓜等经常会被使用一些催熟的添加剂,这样蔬果产量增多,价格也就相应的低一些。
上述农场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网介绍说,价格的形成由供需决定,更多的是供体和需体共同决定的。为什么在超市买的蔬菜会有价格差异呢?很多情况下,定价并非由成本决定。比如在云南产的一种高原娃娃菜,其实它的生产成本和别处种的娃娃菜一样,但云南产的就有可能贵十倍,因为量少,正所谓”物以稀为贵”。所以一般有机农场是不会对蔬菜单独定价的,吴经理自称自己农场的定价方式为”一口价”,因为无论种哪种菜,成本是差不多的。很多蔬果都是吃应季的,比如香椿一上市,肯定价格就会贵一些,但是等这个时间段过了,它的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所以价格与成本没有太大关系。
据中国新闻周刊网了解,在国外,欧美地区的有机食品大约比普通食品贵30%,而在中国国内大概会贵3至5倍。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普通食品的品质足够好,诸如日本等国家,非有机食品的等级已经很高,所以有机食品的需求量有限,价格也差别较小。而在中国,普通蔬菜就因为品质本身差而定价低,所以有机食品作为稀有产品,价格自然就高了。
北京爱播农场总经理吴威对中国新闻周刊网介绍,现在的有机农场一般都不怎么盈利,”一般做这个行业的人都普遍有点小理想,有点小爱好。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做起来其实挺艰难的。”
爱播农场自2012年成立开始,订单并没有预期的多。在吴经理看来,有机食品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并不理想,他认为目前处于社会生活品质的过渡阶段,虽然愿意购买有机食品的人数比例较少,但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有机食品具备一定的市场前景。
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消费者对食品的信任度不高,这来自多方面的原因:生产者的问题、监管者的问题,也有消费者自身认识的一些误区。吴称,有机食品一般是靠口碑传播较多一些,都是”圈里人”互相推荐订购。
市场化特供趋势:从”权力特供”走向”自由特供”
特供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吴威表示他个人鼓励市场化特供,这个”特供”实际上就是给市场特别输送供应不同品质的产品。”目前的状况是,顾客拿着钱想吃好一点的东西,却不知道去哪儿能买到。特供可以让你多一些选择。最起码是你想到你也可以做到,而不是只有权力特供一种。”
在吴威看来,权力特供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会逐渐减少,但是诸如巨山农场这样的最高级别特供基地会长期存在。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这些国家元首级别的人物,在饮食上得到保护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对特供农场承认它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要看到它在资源方面的浪费问题。”据吴威介绍,许多特供农场做的并不专业,这些农场往往花了很多钱,但是做得很差,产出很低。就像之前谈到的,许多机关单位都想自己做各自的食品特供,但最终没能做起来。所以,自由特供这一块还需要不断完善、推进发展,即,给市场提供更多的选择,自由特供本身就是对当下中国食品安全现状的一个逆转,”某些部门”吃特供从侧面反映出来的就是对食品市场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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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8 May 2013
中国特权制度亟待改革
作者: 安娜
在中国,特权政治已经形成了“城堡政治”。有学者指出,特权制度不改革,中国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演变成一场双输游戏。一旦财政危机来临,这个制度最终不得不改,但早改要比晚改好。早改不仅可以避免财政危机,也可以避免政治危机;晚改则有可能导致财政和政治的双重危机,甚至失去改革机会的危机,而演变成革命。
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1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中国特权制度亟待改革》。文章说特权阶层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和不同的政治制度里。受其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影响,每一个社会对特权阶层有不同的定义和看法。在中国,特权阶层往往指那些能够通过公权力(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个体地或者集体地,为自己、自己的家庭与和自己相关的人,获得与其所掌握权力不相配的利益的那些人。掌握公权力的社会群体包括高级公务员、现任政治人物、离退休政治人物,及其他可以用各种方式享受权力资源的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市场经济的引入,特权阶层又要加上掌握巨大资本的群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本来不是特权。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资本要不属于国家(公权力),要不和公权力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无论是资本的获得还是运作,都和公权力相关。在这样的条件下,掌握资本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掌握被资本影响的社会群体的命运。资本特权这个群体很重要,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聚焦于前一个群体。
在中国,并不难发现,掌握公权力的群体可以获得超越其权力职位的好处。因为他们是掌权者,他们可以自行决定从国家获取哪些好处,获得多少好处。公务员系统比较复杂,有区域差别(东西部的差别,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差别),也有等级差别(中央、省、地区和县市等)。但不管如何,级别是最重要的。不管在哪里,只要到了一定的级别,拥有了权力资源,他们便可以追求特权。
文章指出,尽管较之其他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高级公务员的名义薪水并不高,但这个群体则在众多的领域享受着无穷的好处。他们有方方面面的福利,包括政府住房、政府部门特殊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车等等。即使在薪水增加方面,这个群体也几乎可以自主决定。近年来,公务员已经数次加薪。正因为公务员这个群体所享受的特权,这些年来,这个领域已经成为社会精英最向往的领域,甚于任何私人和外企领域。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有那么多的人争当公务员。
另外一个群体,即领导群体或者高级干部(包括离退休老干部),则享受着更难以说清楚的特权。这个群体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庭,基本上是无需通过市场交易来维持生活的,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公权力,保证他们生活的各种所需。货币和现钞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对这个群体所享受的特权没有制度规定,他们能够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享受各种新生的特权。对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来说,国库就是私人银行。
特权制度的负面影响
文章认为,特权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非常负面的影响,郑永年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第一,特权政治已经形成了“城堡政治”,使得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和社会严重脱节。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30多年了,但公务员领域俨然是计划经济模式,所有都是“公”字当头。除了一些底层公务员,这个群体的大多数普遍都不需要在市场上获得所需物品,包括住房、医疗、社会保障、交通、食品等等。
也就是说,他们仍然生活在计划的城堡里面。这使得他们很难了解城堡之外(即生活在市场领域)民众的实际生活。中国在社会政策领域包括医疗卫生、房地产、食品药物监管等改革不力,和掌权者的城堡政治密切相关。
很显然,如果掌权者也必须在市场上购买住房、医疗服务、食品药物等,他们必然尽最大的努力去改革,因为他们可以从改革中获得好处。现在的情形是,因为他们无需通过市场而生存,他们不仅没有任何动力去做改革的努力,反而成为改革的阻力,因为改革会负面地影响到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城堡政治使得执政党的合法性快速流失。这是特权的政治代价。
第二,特权具有巨大的财政代价。特权阶层毫不吝啬地消耗着甚至浪费着有限的社会财政资源。在维持特权阶层的供给方面,政府财政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大。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数次行政体制改革,但政府规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直在扩大。政府规模扩大的压力在今后不会减少。随着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规模的扩大不可避免。
其次,离退休干部的规模在急剧扩大。中国领导体制改革,确立了限任制和年龄限制等一些新制度,有效加速了领导层的更新,但同时也在增加着国家的财政负担。离退休高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层的群体在急剧增加,而且因为医疗卫生等条件的改善,他们的寿命也在增加。
再次,特权制度从来没有改革过,特权的种类一直在增加。很显然,如果不加以改革,特权最终必然会成为深刻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三,特权也包含着巨大的社会代价,即造就了社会的越来越不公平。人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这些特权群体实际上是有钱的阶层,但现在的制度并不要求他们掏自己的腰包来向市场购买服务。进而,很多特权者即使不需要某种服务(例如药品),但出于自私心理,他们也往往会根据规定而变相地领取这种服务(例如把感冒药换成其他的营养药品),从而造成严重的浪费。这样,真正需要这些服务的公众,尤其是穷人阶层,所得到的资源越来越少。因此,人们说,一个高干多活一年,需要消耗掉多少老百姓的福利。
其次,特权造成了社会机会的不公平。在所有国家,社会服务的均等化的其中一个社会目标,就是要保障给于社会成员差不多的起点。但如果特权阶层享受和消耗掉了大部分公共服务,不仅面对社会大众的公共服务水平很难提高,而且社会机会会变得更不公平。实际上,一些研究已经表明,中国每一年新投入的公共服务费用(主要是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的绝大部分,被政府内部的特权阶层所消耗掉了。
其三,社会代价也表现在特权所导致的社会高度封闭性,就是前面所说的城堡政治。城堡政治使得中国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小,呈现出固态。流动性减少,当然也影响着机会的平等。
财政和政治双重危机
文章指出,中国必须改革特权制度。中国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很多有效经验,因为大多数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如何改革?首先必须对特权有一个现实的认识。从经验上看,特权可以加以限制,但很难甚至不可能被彻底消灭。把特权限制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应当是改革目标。共产主义从理论上是要彻底消灭特权的,但在实际上创造出高度特权的阶层。这不仅仅发生在在中国,也发生在苏联和前东欧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即使到今天,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人人痛恨特权,但人人都向往特权,要想彻底废除特权的革命性和理想化的反特权方式,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效果,搞不好就是走向反面。
从制度层面来说,有很多制度可以限制特权。首先是社会服务和福利的货币化。无论是对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在大大减少非货币化的收入或者服务的同时,实行合理的高工资。其次,逐渐拆掉城堡政治。党政官员可以实行高工资制度,但必须向市场购买服务,就是说去医院看病要付钱,也要花钱到市场上购房、购食物等等。这些制度对执政党来说会有巨大的政治红利,即长期执政。类似的制度可以使得党政官员不脱离社会,了解社会现实;它们也有助于社会对党政官员进行监督,从而可以减少和控制他们的腐败程度。
政府也可以通过开征遗产税、地产税等方式确立一系列新的制度,以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利益,有利于长远的政治利益。中国的“官二代”、“富二代”现在是丑态百出,在很短的历史时间里已经出现了“纨绔子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满清王朝晚年出现过,也在欧洲贵族统治时代出现过。欧洲特权政治最后导致了统治阶级“政治基因”的衰落。因此,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尤其是民主化来临之后,各国都出现了诸如遗产税那样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特权的代代相传,延续特权群体的长远利益。
也就是说,不能这辈子是富人,以后很多辈子都是富人。富人家族后代仍然有机会变为穷人,重新创业。同时这样做也改善了社会公平,通过保持社会的流动性,为社会成员创造平等的机会。在亚洲,日本和韩国等也有类似的制度。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类似的制度,如果社会整体不想衰落的话,就必须确立类似的制度。这些制度对社会整体有利,也符合既得利益的长远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特权的社会化。这是西方社会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为什么一些社会群体需要特权,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源稀缺,因此需要通过公权力来获取特权。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建设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和住房等领域。如果这些领域的社会政策建立起来了,特权就变得不是那么需要了,因为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社会,都可以从社会政策获取公共服务。这是大部分西方社会的经验。尤其在北欧社会,因为有强健的社会政策,即使是公务员和政治官员的低工资制度,政府仍然能够维持非常清廉的水平。在社会政策强健的情况下,谁还需要搞权力寻租呢?这是一场政府和社会的双赢游戏。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一方面,特权阶层大量消耗甚至浪费着最大量的公共资源,使得社会政策的确立越来越困难。尽管近十年来,政府在社会政策上努力不少,但制度水平仍然极其低下,主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充足的资源,其中特权阶层又占用了绝大部分。
另一方面,因为社会政策不能得到确立,不仅特权阶层仍然需要继续用公权力来获取额外的服务,社会各个非特权阶层所面临的实际困难越来越大,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
很显然,特权制度不改革,中国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演变成一场双输游戏。一旦财政危机来临,这个制度最终不得不改,但早改要比晚改好。早改不仅可以避免财政危机,也可以避免政治危机;晚改则有可能导致财政和政治的双重危机,甚至失去改革机会的危机,而演变成革命。来源: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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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6 January 2013
汪峥:“红墙”内的“特供”
北京五环外的西山脚下,“首都环境保护区”内,一座名为“北辛庄”的村子,和曾经的“唐家岭”一般,因“蚁族”聚居而被外界所知。但即便是北辛庄村民,都有可能不甚知晓位于该村的一个“特供基地”——巨山农场。
地铁一号线“苹果园”终点站出后,再加十分钟公交车程,方可到达北辛庄村。而离该村两站公交外,有一与巨山农场同名的生活区,但不管是区内的当地居民还是外来住户,均不知道附近有一个真正的同名农场存在。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北辛庄村,记者辗转于该村及周边近一个小时,最后在村外一水果摊主描述的模糊印象中,多次问询才确定巨山农场的所在位置。
“不知你们是怎么找过来的,一般人并不知情,其实建国后这个农场就建立起来了,原属‘8341’(中共中央警卫团),现在归哪里管就不知道了,下午常有‘军V’车牌的绿色卡车过来装运新鲜蔬菜”,一位上了年纪的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巨山农场是禁止入内的,除非你持有“证明”。
即使家住距巨山农场不到五十米的小区内,这位村民却表示,除了知道农场是为“首长们”和“政治局”种菜,其他关于农场的一切皆显“神秘”,“谁都没有进去过,如果你硬要‘闯’入,那就‘热闹’了!”
被红墙高高围起,且无标识的巨山农场内外,确实“安静”非常。但农场边道路上不断驶过的各种军车,则暗示着它不一般的“地位”。
记者试图进入巨山农场,被保安紧急阻拦并告知:“这里是特殊的农场,外人不允许入内‘参观’”。
层层低调下,关于巨山农场的可查信息少之又少。记者在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北京市招投标信息平台”检索到2012年2月15日至8月14日的共9条巨山农场灌溉工程招标及中标公告,从中获知:
巨山农场现为北京市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农集团”)旗下的“特供基地”,辖海淀基地(即北辛庄巨山农场)和延庆基地,而正因其“特供”身份,巨山农场灌溉工程的中标单位也不简单,为1993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报成立的直属单位——“达华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特供基地”的特殊农场,究竟特别在何处?
全中国最好的菜
下午五点左右,巨山农场的安静被暂时“打破”,几辆轿车开出后,陆续有骑着自行车的巨山农场职工下班,衣着朴素、不露表情,情景恍若1980年代的国有工厂。
趁此机会,记者试图与农场职工交谈,但多数是直接摇摇手快速离开,只有一位职工停下来,得知是想了解农场生产情况后说:“你只要明白一点就够了——这里种植的,是全中国最好的菜!”
高科技与无污染,是特供农场特殊的种植方式。2001年注册成立的北京世纪禾场农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其开发的“3DFC-660A型温室电除雾防病促生系统”(无公害温室蔬菜生产技术系统之一)曾被巨山农场采用。该公司负责人在题为《特供农场的起源与当代农业土壤的治理》一文中,自豪地记录了在巨山农场时的感受: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特供农场的生产方式,发酵的大豆做肥料,玉泉山的矿泉水做灌溉,化肥和农药丝毫不使用。我们安装设备的过程中还可以喝到供给中央首长的牛奶,真是感觉很爽,那牛奶从不外卖。农场被高高的围墙围护着,还有哨兵看管,农场的场长相当于师级干部。那时看到自己的产品用到了这里老有成就感了,也就是自那以后,不打农药的物理植保技术的研究工作走入日程,直至现在的带电栽培模式的诞生,特供生产模式才开始成就市场,才开始惠及国民。”
不过北辛庄村知晓巨山农场的村民,却多向记者抱怨这种“特供生产模式”还未“惠及国民”:“就在自家村里种的菜,我们都吃不到,农场也不会卖给你,我们只能去村里的农贸市场买‘外地菜’吃”,在北辛庄村街经营一家小超市的中年夫妇,和记者如此说道。
虽北辛庄村民多向记者表示,巨山农场一般不招收当地村民,但在北辛庄村外三叉路口处公园锻炼身体的一位老太太告知记者,其老伴曾在巨山农场工作,她向记者说道:“农场种植的大概有十几个品种,有一些是我们没见过的特殊品种,但菜是谁种的、谁采的,都会被严格记录,出了问题就是‘大事’。因为有个‘采摘安全期’的规定,安全期外,即使蔬菜成熟了也不允许采摘。”
记者查阅相关报道,基本可证实这一说法。《南方周末》曾援引一位“浸淫特菜生产多年的知情者”话称:为保证巨山农场的产品质量,“农业部调派陕西、山东等其他省份的检测机构到基地交叉检测”,且“基地里所有蔬菜档案跟人口管理一样详细”。
或是级别差异等原因,同为特供农场性质、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王家场的“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以下简称“海关大棚”),相比于巨山农场则更为“开放”。2011年,上述《南方周末》记者曾进入这个专为北京海关服务的特供基地,由此亦可窥见巨山农场的生产特点。
在题为《低调种菜》的报道里,记者描述在“海关大棚”的所见道:“采摘工人随手从瓜藤上摘下一条还挂着花蒂的黄瓜,不用水洗,甚至连毛刺也不用处理,就直接咬了起来。”
前述家离巨山农场不到五十米小区内的北辛庄村民,则告诉《新商务周刊》记者:“‘巨山’应比‘海关’更严,即使是不同菜种的种植人员,彼此都不能互换。比如种黄瓜的就是种黄瓜的,不能和种茄子的交流。”
如此严格的特供种植和特别管理保证,是巨山农场不同寻常的背景与实力。
复杂的隶属关系
前文提及,巨山农场现为北京市“首农集团”旗下的“特供基地”。但记者多方查证获知,在这简单的一句隶属描述里,包含的是更为“复杂”的关系。
要清楚巨山农场的所属,关键在于以下几个公司:“首农集团”、北京三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元集团”)、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食品”)以及北京三元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农业”)。
直接来说,巨山农场为“三元农业”的直接股东,“三元农业”的前身为纯国有企业“北京金垦科贸发展有限公司”,现为“三元集团”下属的农业专业公司。
而最大的“首农集团”,则是在2009年4月,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由“三元集团”与北京华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北京市畜牧局)、北京市大发畜产公司(于1985年为解决北京“菜篮子工程”而专门组建)重组而成,据其官网介绍,组建后的“首农集团”,“资产总额191.6亿元,员工4万人,国有全资及控股企业64家”。
由此,除却“首农集团”的国家背景,巨山农场隶属的复杂关系逐渐清晰,关键词直指“三元”。
“三元”的“特殊”,北京人最为熟知,也常津津乐道。作为国有独资公司的“三元集团”,下辖国营农场12家,其国内A股上市公司“三元食品”,是中国最早通过“四合一管理体系整合”(ISO9000、ISO14000、ISO22000、OHSAS18000)的食品企业。
查阅“三元食品”官网可知,“几十年来,三元食品为历届‘人大’、‘政协’两会等中央及北京市重大政治活动、经济文化大型活动的乳品特供商”,而从2007年开始,“公司开始承担中南海特需产品的供应工作。”
因此,“三元”官网亦公开表示其“拥有一支严守政治纪律、严把供应流程,具有丰富特供经验的特供队伍。”
经查,“三元农业”以北京市海淀区上庄路两侧的1000亩地、双塔河800亩地、北沙滩房产以及巨山的59亩地“作为最主要资产及资产载体。”而59亩的巨山农场,便顺理成为了“特供队伍”中的一员。
成为“特供队伍”一员并不容易。早在2004年7月5日,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便专门下发了《北京市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实行动态管理,组织专家每年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进行考核,对连续两次考核未达标单位取消其特需农产品供应资格。”
对于此“通知”,在媒体报道后多有对于其“效用期”的质疑,记者为此专门查阅了2009年《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关于报送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函》得知,此“通知”的处理结果是——“保留”。
虽是同样的严格,但相比之下,地方政府的特供农场措施,则因“地方”的特殊性而显得比较“简单”。
开辟特供“渠道”
“一头猪要养一年以上才能出栏。”
浙江遂昌县妙高镇仙岩村村民,在2011年“新华视点”的“特供菜内幕”调查中对新华社记者如此说道。
据“新华试点”调查,以“富民工程”之名,遂昌县制定了40多个“原生态绿色农产品生产核心基地”,但“变味”的是“一些部门和有钱的大单位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会派人到一些山清水秀少污染的欠发达地区实地考察,与当地农产品基地对接,要求直接为机关提供高标准的安全农产品。”
“我们常为一些领导和一些‘大会’提供‘特供猪’,多道检验检疫后,由专门的警车押送到北京,但我们并不宣传这些”,天涯论坛上,一位自称在河北明慧养猪集团工作过的人士,如此告诉记者。
和其所言相似,《新世纪周刊》曾刊发报道《最安全的食品》,其中也提到了在河北明慧养猪集团的“特供猪”在运输时“猪腿上连个磕碰都不能有。”
财新报道称,这家“一步跨京冀”的养猪公司,“为京城提供特供产品约有十年”,其中80%以上的供给,为国有企业北京二商集团(原北京第二商业局)下属的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据其官网介绍,北京二商集团“承担着党和国家在京召开的重要会议、举行的重大活动的食品供应任务,并承担着中央和北京市两级政府重要食品的储备任务,在调控市场、应急救灾、确保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北京二商集团下属的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还专门设有“特供车间”。
和河北明慧养猪集团不同,仙岩村的“特供猪”及特供蔬菜的地方“直运”,则直接与特供部门对接,省去很多“程序”。据新华社记者报道,每隔一天,仙岩村都要给市里运送土猪,“每次宰杀两头,并且连宰杀的猪血也要求一并送去。”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遂昌县的“特供”需求单位还包括浙江省国土资源局、水利部、农业部,甚至是一些外地政府机关。
因“御史在途”的微博认证ID而被广泛关注的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曾曝光国家质检总局在北京顺义的8000余亩特供农场,不仅如此,他在微博及接受媒体采访时均表示,除却国家质检总局,另有国家11个部委在京郊均有“特供基地”。
当然,2012年国家十部委联合查处假冒“特供”产品的专项行动,“行动”得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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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6 December 2012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中国财政资源相当大部分耗费在特权上
●我们在财政资源上面大量得用在特权方面的太多了,从办公楼到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疗养中心,到给各种各样的人安排的休息、修养、出游、出巡的地方,这块耗费了我们财政资源相当大的部分
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论坛上表示,我们在财政资源上面大量得用在特权方面的太多了,从办公楼到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疗养中心,到给各种各样的人安排的休息、修养、出游、出巡的地方,这块耗费了我们财政资源相当大的部分。
以下为华生演讲实录:
大家下午好!
今天的题目是讲财税,昨天为了参加这个会,我专门看了一下网易关于年会的说明,还有我看把前几年的会议都附上去了。我有一个感觉,现在政府都开始不说空话、套话、假话、大话,开始扭转了,但是我看看我们年会上的话,财经界也基本上是空话、套话挺多。当然是不同形式的套话,那边的套话是从马列主义开始带一大堆,我们每年说的话,我看前几年的发言拿到今年也一样可以用。所以,因为今天下午的分组我不能参加了,答应人家到山里面去,虽然下雪了,但是答应人家的还是要去,我讲完了就走。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媒体办的研讨会,很多话我都不太懂,比如网易年会的标题是“重返民富之路”,我昨天琢磨了半天,我没有懂这是什么意思。“重返民富之路”就意味着我们曾经有过民富的时代,最近没有了,原来民富过,现在不富了,所以要“重返民富之路”,但是就我活了几十年,我不记得以前有什么民富之路,所以不知道往哪重返。这几年如果公告的说,比如农民工,农民工前几年都是几百块钱工资,现在是几千块钱工资,由于劳动成本上升,一些企业家说生产成本太高了,所以很多移到东南亚了,所以一线的工人的工资是增加了。富人是不是变得比较穷了?也不是,前两天我看计量司的年度经济任务,大佬们赌一件事情,一赌都是拿一个亿赌,现在贫困县一年财政收入恐怕也不到一个亿,所以富人也很富。所以,我就是没有明白,我们今天讲“重返民富之路”是说的什么意思。
再回到这个分论坛,我首先给主人提个建议,叫做“深化财税分权”,这个我也没有太明白,财税分权这是政府的事情,政府研究财税分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经常开会,他也不请我们去,人家自己把这个问题该讨论的都讨论了,真是用不着咱们帮助他们操心。中国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比例关系,如果和起来国家比起来,比例也很正常,跟别人差不多,中央财政占的比例也不算高,转移支付的情况其他国家也存在,我在英国生活很多年,他的集成度比咱们还高,转移度更大,这个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但是显然不是我们要研究的真正问题。财政税收体制有没有问题?肯定问题,而且有大问题。可惜就像我们现在城市化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证券市场的问题,我觉得媒体上讨论的基本上都不是讨论的真问题,基本上都是说一些空话、套话、大话,重复以前的一些形式上的话。
就我来看,我们先讲财政体制,中国的财政体制现在首要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认为中国财政体制现在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卖地财政问题,就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其中相当大一块是非税收入,还不是税收收入。非税收入这么大,这个跟其他国家相比是不正常的。同时,我们这个非税收入非常主要的一块是靠倒卖土地来的,我们学的是香港的办法,香港的地本来就是官地,就是港府的地,我们这还不是自己的地,我们是收了农民的地倒卖,所以我们准确的说咱们不是土地财政,我们是“倒地财政”,这个“倒地财政”我觉得是财政体制要改革的第一件事情。明年要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没有这个毅力,有没有这个决心来动这个“倒地财政”,这是对新政府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很可惜我们媒体,包括学界对这个问题说法也不一,起码没有把它作为首要问题。在我来看新一届政府改革能不能有突破,在经济上面能不能有突破,第一个试金石,第一个最重大的考验,就是对“倒地财政”采取什么态度。就目前来看,基本上卖地财政在新型城镇化的口号下还在继续蓬勃发展,我看媒体上也在推波助澜,媒体上基本上炒作的都是这一套。
原来我们倒卖土地的财政是和旧城市化配套的东西,新型城市化是不能搞这个的,这是我们帮助媒体都没有搞清楚的事情。那个东西就跟计划经济一样,计划经济是专门为那个时代配套的,现在这个时代倒卖土地的财政是不能给新型城市化配套的。因为新型城市化建设,我2006年就给领导提出了建议,我说新农村建设这个事情不是龙头,龙头是新型城市化建设,新型和旧型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现在基本没有讨论的问题,什么叫做新型城市化?原来那个旧在什么地方?这个新又新在何处?我觉得政府没有明白,我们媒体和学界有责任要把这个说清楚。我当时提新型城市化,最主要说的新型就是新在新要解决人口,先要解决户籍,旧城市化核心问题就是我们会讲到的土地的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脱节,现在要搞新型城市化的核心就是要让你的土地为外来人口的落户服务。但是,我看了直到今天的所有的中央文件基本没有这个内容,基本上还是包括开发商怎么疯狂的拿地为了迎接新型城市化,我说那不是迎接新型城市化,那是迎接旧型城市化,因为新型城市化首要是解决人落户的问题,土地制度的改革怎么转过来,从过去为大楼、大广场服务、为开发商赚钱服务、为城中村和成交农村补偿服务,转到为城市化的主体,农民工主体、以及外地来移居的人口服务,这才是新型城市化。
财政体制要为新型城市化服务,我认为要打的第一个大仗就是改变倒卖土地的财政,但是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没有任何准备。如果没有这方面动作和准备,我觉得所谓的新型城市化最后必然还是旧城市化,还是少部分人获益的城市化,大多数人被排挤在外的城市化,就是我们今天的状态。所以,我认为财政体制要改革的核心,第一仗就是要动摇买卖土地的财政。动摇这个东西后面带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批评它是容易的,但是要替代它,问题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土地还在招拍挂,如果按照中央文件里面说的“严格区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征地”,当然这个口号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假定按照这个口号去做,就不能招拍挂了,不能卖地了,卖地就结束了,但是现在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准备。按照现在这条路走下去,因为这种招拍挂的模式必然会抬高城市土地价格,必然会造成一部分开发商的暴富,中国财富榜上有那么多大开发上,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这个只有香港有,因为我们是从香港学来的拍地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把少数土地资源给少数大开发上,所以我们福布斯排行榜很多地产商在上面。所以一说新型城市化,地产股都上涨,我说这完了,这不是新型城市化,这是旧型城市化。所以我们的财政体制用什么来替代过去我们称之为土地财政的模式?土地如果不用拍卖的方式是用什么方式?现在又有新的建议,说是政府和农民是双轨制的方式,双轨制的开头跟我有关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搞双轨制我是反对的。实际上无非就是在政府卖地财政的同时允许城中村和城郊村农民分享一个更大的蛋糕,等于是政府、开发商和城中村和城郊村的这些既得利益者做进一步分脏而已,这是解决不了新型城市化的问题的。
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倒卖土地财政的问题,现在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已经占很大比例,如果不从根本上动摇这一块,而且设计一套新的技术完全替代这一块,那么我们新型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就会完全落空,因为靠少数人发财拉动不了中国GDP,只有几亿农民工和他们在农村的家属、留守的儿童,还有大量丛中小城镇到沿海一线大城市转移过来的外来人口,这些人的安置,这些人有土地权利,有住房权利,才会真正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所以,我个人认为财政体制第一个问题,最大的挑战就是对倒卖土地财政的态度和措施。
财政体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财政资源歧视性的分配。我说的这个可能都不是现在媒体讨论的热点,但是我认为这是主要问题。我们中国之所以现在贫富差距大到今天这个程度,除了市场本身的马太效应以外,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财政资源分配加重了一部分人更好、一部分人更差。我们财政资源的分配首先跟刚才说的有关系,就是我们的住房,我们城市保障房主要是对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基本上住在地下室和工棚里面。教育方面现在还在争论外来人能不能参加本地高考的问题。医疗更是向城市人口,特别是向体制内倾斜。这个加剧了我们整个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在我们国家跟计划经济是相关联的,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保的就是这批城市人口,当年很困难的时候,城市人口有布票、有粮票、有油票,保证了至少最基本的供应,但是其他人是没有的。我们的公共医疗资源主要是集中在城市,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体制内,用掉了医疗资源绝大部分。所有这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跟我们财政体制都是有关系的,就像广州市稍微公开一点,马上公开出来说他的财务里面有一部分资金,几千万是拨给省立或者市立幼儿园的,就是他财政资源分配是严重不均等的。别人的财政资源的分配可以减弱市场本身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而我们的财政分配从整体上强化的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我们财政体制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当然,这个改起来非常不容易。因为财政体制现在的分配完全是有利于城市居民的,完全是有利于体制内的,这样会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而且包括我们各界精英,不光是权力精英,包括我们的财经精英,艺术精英,体育精英,都是这个体制受益的,要动摇这个是难度很大的。所以,我一直说收入分配的改革第一步是做不了的。这是我认为财政体制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我们财政资源歧视性分配,严重的强化了我们的贫富差距。
第三个问题,这个就更难了,就是我们财政资源的特权分配。现在我们开始新一波的反腐败,腐败是非法的,特权是合法的权力的滥用,特权是法律给你的。因此反腐败要深入,最后肯定涉及到特权,实际上从开头已经涉及到了,比如说过去领导一出门要封路,现在不封路了,实际上这个碰的是什么?这个碰的不是腐败,碰的是特权。但是,概念上可以区分,一个是反腐败,一个是反特权,这两件事做了,政治提出已经做了一半了。
这个特权在我们原来财政分配体制里面,它是向特权倾斜的。举个例子,我们的办公楼,最近有人把地方办公楼搞的富丽堂皇,比人大会堂还气派,不光是它,全国办公楼都膨胀,这就涉及到权力。我去日本议会议员办公室,日本议会议员不是我们人大代表,谁在议会里面议员多数就组成政府,他们是真正执政党的精英,他的议会议员至少相当于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们的办公室,每个议员一间房,当中挂一个布帘隔一下,秘书坐外面,他坐里面,我还上了一趟厕所,厕所很小,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在财政资源上面大量得用在特权方面的太多了,从办公楼到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疗养中心,到给各种各样的人安排的休息、修养、出游、出巡的地方,这块耗费了我们财政资源相当大的部分。所以,反腐败的深入必然是要碰到对特权的限制,包括对办公面积的限制,更不要说办公以外大量的设施。我去参加美国国务院的会,美国国务院没有地方招待,找一个公关公司给你安排在宾馆里面,会议厅都是在外面,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
所以,真正的财政资源,就是财政体制改革在我来看是这三大问题。首先要突破的我认为是第一个问题,因为第一个问题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而且它的收益很明显,我们现在想要经济增长,想要持续发展,不解决第一个“倒地财政”的问题就不能前进,其他的问题只能是循序渐进。所以,我认为这是财政体制真正问题,根本不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的钱是不是少了一点,我想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其他国家都是转移支付的,中央财政占大头,各个国家都是如此,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值得值得在这上面耗费脑筋。关于财政问题我就简略的说这些。
下面我再讲税制。如果财政问题上是一片混乱,税制问题上基本上是错误思想占主导。刚才我们主持人还说结构性减税只见结构不见减税,这个我觉得也不够公平,因为营业税改增值税实际上就是降低增值税税率,我们原来增值税是17%,现在推广到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就把17%降到了7%、5%,确实会减一部分税。
但是,我要说的实际上中国税收体制主要问题,我们现在主要攻击的就是国家税收太多了,在我来看并不多。中国的税收现在占GDP20%多,是非常正常的水平,它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税收以外的非税收入,所以加起来以后到了30%多。如果真正像我们刚才说的把非税收入拿掉,税收的主要问题就不是砍总量的问题,就不是减税的问题。当然,喊减税,这都高兴,现在在这方面的意见归纳起来可以归纳为两句话:第一,减少税收,所有人都欢迎。第二,增加福利,大家也很高兴。要提高低收入人怎么办?要增加福利,这样提低,另外就是减少税收。现在美国和欧洲都是这个问题,美国和欧洲所有难题就是一边要减少税收,一边要增加福利,所以美国出的财政悬崖,欧洲出了债务危机。因为如果是把政府多吃多占的那块拿出来以后,政府本身实际上是一个过路财神了,他收的少就干的少。你可以增加税收,然后增加福利,也可以减少税收减少福利,但是唯一不能持续的就是减少税收增加福利,这个是混不下去的,这也是今天美国和欧洲混不下去的原因,这显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在这么低的发展水平上要学美国和欧洲,我们肯定是死定了。
因此,税收上的问题,尽管这个话不受人欢迎,我觉得解决了非税收入以后,税收本身这个水平恐怕基本上是降不下来的,按照现在政府所承担的职能,包括对农村、对医疗、对方方面面大家所要求他花的那些钱,他这个税收减不下来,就像美国现在一样,共和党说税是绝对不能加了,砍不砍福利你们看着办?税不能加,只能砍福利。奥巴马说福利一定不能砍,因此必须加税收。
中国税制问题主要问题是什么问题?在我来看不是总量问题,不是结构问题,要看的是税收之外的非税收入,要砍的是不合规,把那一大块砍掉以后,税收这块在中国现在发展水平上,20%多是非常正常的。中国税收最主要的问题是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我们现在是以间接税为主体,基本上没有直接税。所以,像调整经济结构一样,税收制度最主要是调整税收结构,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变,但是这个转变的口号大家是喜欢的,做起来没有一个人欢迎,包括我们在座的人。间接税监管都是老百姓承担的,你去买个馒头,买个消费品都交税了,富人消费的少,所以他交的少,穷人交的少,但是这是间接的,没有直接从你口袋里面掏,从口袋里面拿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所以,中国个人所得税现在工薪阶层当中只有7%的人交,7%的人当中有6%点几只交5%,真正叫超过5%的个人所得税的人不到1%,现在又有新建议,说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到1万元,网民大多数赞成,也就意味着中国人的偏好是最好个人所得税取消才好。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少了,提到1万元是百分之零点几的人交税,美国是40%的人交税。
个人所得税如此,我们财产税也是全都没有。所以,美国大选这次辩论的话题是欧洲社会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中国的税收主义是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我在参加政府会议上就讲了,我说中国税收主义是世界上最热爱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了,因为我们基本上对资本不征税。我们共和党右派主张拿到中国来就是很左派了,因为我们没有遗产税,我们没有赠与税,我们也没有固定资产保有税,美国人炒股一年以内卖出的要交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40%,长期炒股也是20%,最近优惠了是15%,我们这个税基本上是没有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如果不喜欢这些税,也是可以的,但是贫富差距大家就得忍一忍,因为没有这个调节,贫富差距一定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因为市场经济本身,不要说发展中国家像中国这些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因为很多人说所有这些问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市场化彻底了,就像美国和欧洲的贫富差距在税收和福利调节下仍然是很大的。美国和欧洲在一次分配结束的时候,基尼系数也是0.5左右,是通过税收和福利的再分配把0.5调到0.4左右。欧洲呢?在美国人眼里面欧洲是社会主义,所以他从0.5调到0.3左右,调低20个百分点。我们呢?刚才我讲了,我们前面的财政体制的再分配是强化一次分配当中的不平等,税收该调节的完全没有,而且我们不喜欢,所以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以前我说一定在0.5以上,最近有人说到了0.6,没有准确的数据计算,但是我想中国基尼系数在0.5以上恐怕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为连人家完善的市场经济在二次分配之前也是0.5左右,我们肯定比他高得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税收体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怎么样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化。中国现在的税收制度相当于18世纪美国、欧洲的税收制度,就是对资本基本不调节的税收制度,不是现代资本主义,我们离现代资本主义还有很长距离,严重现代资本主义从罗斯福新政开始,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开始,从8小时工作制到个人所得税,到遗产税,到赠与税,到固定资产税,到一系列对资本调节的措施。
所以,我开头说的就是空话、套话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这个现实有时候是很残酷甚至是很丑陋的。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就是说如果我们税收制度还停留在18世纪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我们必然有一个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否则我们想改变这个状态,我们就必须在税收制度上做重大的变革。而且没有直接税的时候,基本上隐性收入也是很难办的。只有当一个税收体制是以直接税为主体的,这个时候隐性收入才能提上日程,有人算中国隐性收入是8万亿、10万亿,相当于GDP的20%,如果真有这么大,居民收入占GDP就不低了,我们说的套话又不成立了,我们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如果算上隐性收入的话就不是这样了。如果撇开套话,我们跟老百姓的真实感受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购买力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奢侈品,全世界25%的奢侈品是被中国人买走了,说明我们在这方面差距是惊人的。这样就需要你转到这样的税收体制上来,这样你才有可能针对隐性收入。税收体制以直接税为主,隐性收入才会成为主要的东西,而且它也是遏制腐败主要的东西,因为在西方国家,在一定意义上反腐败主要不是靠我们的纪委,靠的是税务局。西方人最普遍的一句话就是税收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所有人最害怕的都是税务,因为每个人都逃不脱。
这样我觉得在财政税收体制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其中有政府的阻力,还有帮助我们自己在内的各界精英的阻力,因为讲既得利益集团,我们都在既得利益集团当中。房产如果开始收税,收1%,我们大家觉得已经很严重了,从第三套收,很多人提出很多意见来,说这个有不合理之处,如果真像日本、韩国那样从第一套就收,到了第三套住别墅收7%,住一个1亿元别墅,每年交700万,每个月交60万,这样人们早就晕过去了。但是,人家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井就是靠这套制度安排。我们现在设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包括我们唱的高调,讲市场化、攻击别人都可以,但是当所有这些东西落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包括有话语权的精英的头上的时候,这是取决于中国能不能真正前进的关键。
所以,我觉得财政税收体制的题目,这个分论坛的大题目是非常好的,这确实是整个改革推进的关键之所在,因为西方国家大选的时候,所有人最关心的是财政部长的演说,因为他的演说里面讲税,全国人都停下来看明年的税又怎么征了,因为那是涉及到每个人利益的。你去搞选举最多四年、五年投一次票,而且到时候可能还不去,你说今天我要送孩子上学,就不去投了。但是,经济利益是跟你每天都发生关系的,你的基本权利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财政税收体制是改革的核心所在,但是这里面的难度我们要有充分的预计,它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而这些我们基本上准备的都很差。
所以,我个人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些改革三五年内都很难,我希望能够在一两个问题上突破,比如在倒卖土地财政上突破,因为土地收益占我们收入不平等很大一块,使这块受益不被我们政府、开发商、城市精英、城中村、城郊村的农民瓜分,而真正让大多数城市化主体农民工家属和外来人口获益,能够走出这一步,大局就会有比较根本性的扭转。其他事情有待于我们统一思想,逐步形成共识,然后再下决心慢慢去做。
我的讲话就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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