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祖伟
BBC中文
香港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社会广泛讨论，欧美政商界也纷纷表态对香港政府强推法例表示关注。其中，欧盟驻香港办公室罕有地向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出“外交照会”，触发中国外交部严厉批评，令事件升级至外交层次。
欧美政商界担心，修订《逃犯条例》后，在中国大陆的要求下，在香港的人员可能被当成嫌疑人士移交给中国大陆。早些时候，当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后，两名加拿大人后来在中国被捕，外界忧虑类似事件也可以在香港发生。
专家分析认为，香港的《逃犯条例》事实上是中美贸易战下，中国与西方国家各有盘算的“一张牌”，彼此都在利用香港达到其政治目的，而最终牺牲最大的，可能是香港本身的自由和法治。
西方政商界的忧虑
一旦修例获得通过，任何嫌疑人在香港，无论是否持有外国护照，都有可能被移交给中国大陆当局，修订条文包括性侵、杀人、洗钱、贪污、走私等37种罪行，这些罪行涉及的刑期至少三年，但如果涉及死刑则不会被移交。根据香港法例，移交嫌疑人所犯的罪行，要在香港也被视为罪行才会被移交。
香港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源自一宗香港男子涉嫌在台湾杀害女友后逃港的案件，希望修订通过后，台湾当局可以移交嫌疑人。但台湾当局已表明，不会接受港府修例后进行的移交安排。
香港反对修例的声音愈来愈大，把该条例与2003年港府未能争取通过的涉及国家安全的《基本法》第23条相提并论。早前香港立法会议员为修订《逃犯条例》爆发了肢体冲突，香港亦发生超过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
反对声音认为，中国大陆法制不够完善，修例后，香港法庭因为无权决定大陆提供的证据合法性，也无法完全把关，决定是否移交罪犯的权力实质落在行政长官身上。
据路透社报道，一般不会公开评论时政的法官亦发声表态，形容这次修例是对香港法律系统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其中一名资深法官说，修例不可行，并指“修例忽视了这种信任的重要性，在大陆来说，它根本就不存在”。
但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回应说，法官不受任何机关干涉，法官亦不应卷入政治漩涡，法官行使职务后亦不会面对任何法律责任。
香港总商会近日要求政府把嫌疑人移交门槛提升至判刑七年的罪行，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称会认真考虑有关意见。香港政府强调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而把嫌疑人移交给中国大陆，但过往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民海被指在中国大陆撞车撞死人后潜逃、维权艺术家艾未未被指逃税，这些控罪均是在有政治因素下产生的非政治罪名，对修例生疑的一方难以被说服。
多个欧美主导的商会早已表态，对修例表示关注，其中，国际商会香港区会早前去信香港立法会议员，反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建议。信中称，香港能够成为海外投资基地是建基于香港的法治和独立的司法制度，但修例会令投资者重新考虑是否把香港作为营商基地，因为他们面对被移交到另一司法管辖区的风险，“导致更多香港居民面对失去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的风险”。美国商会在是修订条例中发声较多的商会。
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均表态关注事件，美国驻港领事唐伟康（Kurt Tong）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表示，香港政府不应对香港及国际关注“视而不见”，并指如果港府只是叫人“不要怕”，恐怕消除不了疑虑；美国国务院上个月亦发表声明，关注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又指若持续破坏“一国两制”，将影响香港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特地位。
美国国会八名议员发出联署信，担心修订《逃犯条例》影响美国与香港之间的特殊关系，条例将允许中国引渡居港商人、记者和活动人士，损害香港高度自治和人权保障，亦可能令美国及其他跨国企业把总部搬离香港；欧盟驻香港办公室亦罕有地向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出“外交照会”表达关注。消息人士说，欧盟代表曾与林郑月娥会面，希望港府修改条文一些内容，但并非完全反对修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少数外国政府把相关问题政治化，企图利用事件做文章，这是在干涉中国内政。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外国领事对此有误解感到遗憾，声称会亲自向他们做解说。
中外角力的一张牌？
分析认为，香港这次修例得到国际关注，显示香港在地缘政治中独有的地位。
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八月初发表报告，称香港修订《逃犯条例》显示北京在香港的政治影响力增加，影响在香港的8.5万名美国公民以及超过1300间公司，可能违反《美国－香港政策法》（也称《香港关系法》），美国有理由重新审视与香港的关系，美国海军舰艇亦可能不再停泊香港，因为海军人员也有可能在当地有被移交的风险。
香港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表示，如果取消《美国－香港政策法》，美国和香港都会受损。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香港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外国政府是配合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利用香港问题对中国大陆施压；与此同时，因为外国势力插手香港事务，大陆不得不表态。
目前，香港被视为有别于中国大陆的经济体而不受美国对中国实施惩罚性关税措施的影响。根据香港政府资料，美国去年是香港继中国大陆之后第二大贸易伙伴，每年贸易进出口及转口货值合共749亿美元。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香港去年是美国排名第21位的贸易伙伴、美国第十大货品出口市场，也是美国货品贸易顺差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对BBC中文分析说，加拿大协助美国拘捕孟晚舟后，中国担心更多国家会应美国要求扣留中国公民，令北京在谈判中会变得被动，所以透过推动香港修改法例，希望香港成为其“白手套”，制造中外角力的筹码，在中外关系不好时，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能成为北京的筹码。
“外国不是真正关心香港民主，但却增加了美国与中国的谈判筹码，如果搞死香港，大陆将第一个蒙受损失，”刘锐绍说。
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打香港牌，取消《香港关系法》，或改变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一来会令香港反对大陆的声音壮大，二来香港经济受到损害时，大陆个人或企业将更难透过香港把资金带到境外，北京最终将承受这种代价。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认为，香港是中美贸易战的重要因素，香港修订《逃犯条例》显示北京加剧打击香港的自由和经济前景，令西方政府更有力去对抗北京，美国如果借香港修例发起对抗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压，会对中美冲突产生更大影响。
孔杰荣对BBC中文表示，华为事件不是西方国家反对修例的触发点，但西方国家担心修例通过后，香港可以要求移交嫌疑人到中国大陆，使其受到不公平审讯和与外界隔绝的酷刑。
孔杰荣认为，修例令一些研究中共及其政策的西方学者产生疑虑，他坦言经常批评中国刑事司法系统的自己也可能成为目标，但他还是愿意冒险再到香港，因为他对这个地方有感情，虽然挑战重重，但始终希望扩大研究机会，探讨中国不透明的司法系统。
from BBC中文网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8441945?ocid=socialflow_facebook
Friday, 31 May 2019
六四无名英雄被遗忘 经长期囚禁出狱生活坎坷
来源:
自由亚洲
“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临近，各界举行的纪念活动接踵而来，当年的民主运动，孕育了一批当今知名的民主斗士，不过，在这场民主浩劫中，有不少默默耕耘的无名英雄，在不同的原因下被遗忘。本台追踪采访了多位当年曾以血肉身躯阻挡军车、保护学生的抗暴平民。他们大多因长期系狱而身陷困境，需要国际社会提供帮助。
“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临近，海外如潮的的纪念活动已相继展开，一如当年“八九学运”期间的天安门广场，在舞台中央发出巨大声音的依然是流亡海外的“前学运领袖”和知名民主人士等，而国内“六四平民抗暴者”，无论仍在生或已离世，他们的名字和事迹都鲜有出现在这些活动的叙事中。
“六四平民抗暴者”访谈录《子弹鸦片》一书的作者、旅居德国柏林的作家廖亦武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如果能给他们一个发声的机会，也许他们的声音比天天发言的精英们更大更有力。
不久前，另一本记录“六四平民抗暴者”群体的新书《“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由明镜出版社发行，收集了108名“无名英雄”的法庭档案。
该书的编者为澳大利亚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召集人孙立勇，这位“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在序言中写道：他们是草根，也是1989年付出最多牺牲最大的群体。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个人，用生命和青春做代价，保护学生，阻挡戒严部队的士兵和坦克，他们并不是暴徒，相反是名副其实的抗暴者。
孙立勇向本台介绍了包括张燕生、张茂盛、赵锁然等多位“六四抗暴者”惊心动魄的故事和他们相近的处境。孙立勇本人作为抗暴群体的一员，在2004年流亡澳大利亚，利用自己打工赚到的钱及一些捐款，持续资助“六四平民抗暴者”群体及家属。
他告诉本台，1989年6月3号晚间，很多普通市民在各重要路口阻截戒严部队，这些草根英雄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事件后很多人被判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这在同样被捕的六四学生领袖中是鲜见的。但这些人却鲜有被提及，成为一个被冷落、甚至被遗忘的社会群体。
孙立勇说：6月3号晚上，这些市民们基本上都是冲在第一线，六四完了以后，共产党就开始清算，大批北京市民被捕、被判处重刑。服刑的过程受尽了无穷苦难，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关注，历史永远会聚焦头面人物的，这些真正的奋斗者永远是被埋没的。
孙立勇指出，“六四平民抗暴者”人生中最丰盛的年华，都在监狱渡过，他们遭受严重的酷刑和超负荷的劳动，几乎每个人都身体受损，出狱后亦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他们在生存线上挣扎。孙立勇认为，罪责无疑在于中共当局，但他也毫不讳言，对拥有丰富国际资源的一些海外民运人士和国际机构，却鲜有帮助“六四平民抗暴者”感到失望。
孙立勇说；当这些人最需要人道救助的时候，这些精英们你们在甚么地方？连这些六四当年的英雄们的生死你们都不在乎的人，我不知道你的根基在甚么地方？我们作为草根的一员要把这些普通的抗暴者推进人们的视野。
身患严重疾病，每周需要做三次血液透析的“六四抗暴者”张燕生向本台回顾，当他发现便衣公安在现场摄录抗议者的罪证，他上前抢过录像带和摄像机扔入火中。最后被判无期徒刑，14年后出狱。但他无悔当初的选择。
张燕生：最后判无期，14年，很苦的活都有，导致身体慢慢就不行，受了好多罪，我们出来以后就是生活没人管，看病没人管，找工作也没人敢用，只能靠打打零工维持著。我觉得我不后悔，我干的不是坏事，我这属于正义，到甚么时候我也能理直气壮。
本台也采访了张茂盛，他原为北京一家机械公司的工人，在6月3日晚间目睹军队对平民开枪，甚至枪杀一名8岁的儿童后，愤怒的他于6月4日下午燃烧一辆军车，后被判死缓。服刑17年后出狱。他在困境中依然在等待中共当局的说法，和中国未来的改变。
张茂盛说：出来后就没有大的改观，我们这些人都属于有颜色的这种身份，找工作很费劲的，现在像我们这些人很少有人关心这个事了，我现在看得很淡很淡，坦然接受。谁都希望国家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希望后代不要走我们的老路。
六四画家武文建1989年时仅有17岁，因为公交车上高呼抗议口号，被中国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刑有期徒刑7年，于1995年获释。他呼吁国际社会多关注六四明星背后的普通人。
武文建说：希望国际人道社会多关注一下六四入狱者。我看国外的文章怎么全是精英、学生领袖这一块，我说怎么没有底层民间这一块呢？这一块就不能被忽略，还原历史本源。
据早年间港媒援引资料报道，六四镇压后中国大陆约有两万人被捕，其中1.5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判刑，70多人被判死刑或者死缓。
2016年10月是最后一名“六四抗暴者”苗德顺出狱的时间。1989年“六四事件”时，苗德顺向著火的坦克扔了一个箩筐，中共当局以“反革命助燃纵火罪”判处其死缓。目前没有人知道苗德顺获释后的下落。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5/%E5%85%AD%E5%9B%9B%E6%97%A0%E5%90%8D%E8%8B%B1%E9%9B%84%E8%A2%AB%E9%81%97%E5%BF%98%E3%80%80%E7%BB%8F%E9%95%BF%E6%9C%9F%E5%9B%9A%E7%A6%81%E5%87%BA%E7%8B%B1%E7%94%9F%E6%B4%BB%E5%9D%8E%E5%9D%B7.html
自由亚洲
“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临近，各界举行的纪念活动接踵而来，当年的民主运动，孕育了一批当今知名的民主斗士，不过，在这场民主浩劫中，有不少默默耕耘的无名英雄，在不同的原因下被遗忘。本台追踪采访了多位当年曾以血肉身躯阻挡军车、保护学生的抗暴平民。他们大多因长期系狱而身陷困境，需要国际社会提供帮助。
“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临近，海外如潮的的纪念活动已相继展开，一如当年“八九学运”期间的天安门广场，在舞台中央发出巨大声音的依然是流亡海外的“前学运领袖”和知名民主人士等，而国内“六四平民抗暴者”，无论仍在生或已离世，他们的名字和事迹都鲜有出现在这些活动的叙事中。
“六四平民抗暴者”访谈录《子弹鸦片》一书的作者、旅居德国柏林的作家廖亦武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如果能给他们一个发声的机会，也许他们的声音比天天发言的精英们更大更有力。
不久前，另一本记录“六四平民抗暴者”群体的新书《“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由明镜出版社发行，收集了108名“无名英雄”的法庭档案。
该书的编者为澳大利亚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召集人孙立勇，这位“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在序言中写道：他们是草根，也是1989年付出最多牺牲最大的群体。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个人，用生命和青春做代价，保护学生，阻挡戒严部队的士兵和坦克，他们并不是暴徒，相反是名副其实的抗暴者。
孙立勇向本台介绍了包括张燕生、张茂盛、赵锁然等多位“六四抗暴者”惊心动魄的故事和他们相近的处境。孙立勇本人作为抗暴群体的一员，在2004年流亡澳大利亚，利用自己打工赚到的钱及一些捐款，持续资助“六四平民抗暴者”群体及家属。
他告诉本台，1989年6月3号晚间，很多普通市民在各重要路口阻截戒严部队，这些草根英雄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事件后很多人被判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这在同样被捕的六四学生领袖中是鲜见的。但这些人却鲜有被提及，成为一个被冷落、甚至被遗忘的社会群体。
孙立勇说：6月3号晚上，这些市民们基本上都是冲在第一线，六四完了以后，共产党就开始清算，大批北京市民被捕、被判处重刑。服刑的过程受尽了无穷苦难，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关注，历史永远会聚焦头面人物的，这些真正的奋斗者永远是被埋没的。
孙立勇指出，“六四平民抗暴者”人生中最丰盛的年华，都在监狱渡过，他们遭受严重的酷刑和超负荷的劳动，几乎每个人都身体受损，出狱后亦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他们在生存线上挣扎。孙立勇认为，罪责无疑在于中共当局，但他也毫不讳言，对拥有丰富国际资源的一些海外民运人士和国际机构，却鲜有帮助“六四平民抗暴者”感到失望。
孙立勇说；当这些人最需要人道救助的时候，这些精英们你们在甚么地方？连这些六四当年的英雄们的生死你们都不在乎的人，我不知道你的根基在甚么地方？我们作为草根的一员要把这些普通的抗暴者推进人们的视野。
身患严重疾病，每周需要做三次血液透析的“六四抗暴者”张燕生向本台回顾，当他发现便衣公安在现场摄录抗议者的罪证，他上前抢过录像带和摄像机扔入火中。最后被判无期徒刑，14年后出狱。但他无悔当初的选择。
张燕生：最后判无期，14年，很苦的活都有，导致身体慢慢就不行，受了好多罪，我们出来以后就是生活没人管，看病没人管，找工作也没人敢用，只能靠打打零工维持著。我觉得我不后悔，我干的不是坏事，我这属于正义，到甚么时候我也能理直气壮。
本台也采访了张茂盛，他原为北京一家机械公司的工人，在6月3日晚间目睹军队对平民开枪，甚至枪杀一名8岁的儿童后，愤怒的他于6月4日下午燃烧一辆军车，后被判死缓。服刑17年后出狱。他在困境中依然在等待中共当局的说法，和中国未来的改变。
张茂盛说：出来后就没有大的改观，我们这些人都属于有颜色的这种身份，找工作很费劲的，现在像我们这些人很少有人关心这个事了，我现在看得很淡很淡，坦然接受。谁都希望国家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希望后代不要走我们的老路。
六四画家武文建1989年时仅有17岁，因为公交车上高呼抗议口号，被中国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刑有期徒刑7年，于1995年获释。他呼吁国际社会多关注六四明星背后的普通人。
武文建说：希望国际人道社会多关注一下六四入狱者。我看国外的文章怎么全是精英、学生领袖这一块，我说怎么没有底层民间这一块呢？这一块就不能被忽略，还原历史本源。
据早年间港媒援引资料报道，六四镇压后中国大陆约有两万人被捕，其中1.5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判刑，70多人被判死刑或者死缓。
2016年10月是最后一名“六四抗暴者”苗德顺出狱的时间。1989年“六四事件”时，苗德顺向著火的坦克扔了一个箩筐，中共当局以“反革命助燃纵火罪”判处其死缓。目前没有人知道苗德顺获释后的下落。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5/%E5%85%AD%E5%9B%9B%E6%97%A0%E5%90%8D%E8%8B%B1%E9%9B%84%E8%A2%AB%E9%81%97%E5%BF%98%E3%80%80%E7%BB%8F%E9%95%BF%E6%9C%9F%E5%9B%9A%E7%A6%81%E5%87%BA%E7%8B%B1%E7%94%9F%E6%B4%BB%E5%9D%8E%E5%9D%B7.html
中国的稀土王牌有用吗?
来源:
德国之声
中国稀土供应量占全球80％以上。北京威胁禁止稀土出口美国奏效。华盛顿立即提出评估。然而即便稀土禁令一出就能伤害美企，但是专家却对其长期影响抱持怀疑。
美国五角大厦周三（5月29日）告诉路透社，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有关稀土矿物的报告，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发言人安德鲁斯（Mike Andrews）中校告诉路透社说：“国防部继续与总统、国会和工业基地密切合作，以降低美国对中国稀土矿物的依赖。”
美国防部最近完成了《防御产品法案III》中的稀土矿物报告，并提交国会。虽然中国迄今尚未明确表示将限制稀土销售给美国，但中国媒体连日强烈暗示这一可能性。
五角大厦并没有提供报告细节，但表示内容与一项联邦计划相关，希望透过专案经济激励措施提升美国国内稀土生产能力。据美国防部网站，这项报告旨在“创建、维护、保护、扩展或恢复国内工业基础能力”。而联邦计划则赋予总统“广泛的权力”，透过国防和国土安全等因素制定经济激励措施，确保国内工业资源充足。
中国占全球稀土储量的37%，很少有替代供应商能够与中国竞争。加州的Mountain Pass矿是美国唯一运营的稀土设施。但Mountain Pass的所有者MP Materials每年也向中国提取约5万吨稀土精矿进行加工。在贸易战中，中国对这些进口征收了25%的关税。
限制稀土出口有用吗？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写道，中美贸易冲突若持续，中国的稀土优势不会持久。内容提到，“世界上大约一半的元素矿藏如钐和钇都在中国以外”，目前中国居于主导地位是因为其低廉的加工成本。一旦中国实施出口禁令，稀土价格提高，对中国未必有利。较高的利润率将让需求降低。非中国产地也将加入竞争。再加上新技术可以减少对这些元素的需求，中国稀土市场的主导地位恐会下滑。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帕尔（Douglas H. Paal）在《南华早报》早报发表的评论也表示，稀土市场正在逐渐减少对中国单一来源的依赖，这张王牌也许没有这么可怕。他说，不管是习近平决定这样做，还是接受建议要限制稀土出口美国，最后都有可能会证明这种威胁是没有用的。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5/%E4%B8%AD%E5%9B%BD%E7%9A%84%E7%A8%80%E5%9C%9F%E7%8E%8B%E7%89%8C%E6%9C%89%E7%94%A8%E5%90%97.html
德国之声
中国稀土供应量占全球80％以上。北京威胁禁止稀土出口美国奏效。华盛顿立即提出评估。然而即便稀土禁令一出就能伤害美企，但是专家却对其长期影响抱持怀疑。
美国五角大厦周三（5月29日）告诉路透社，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有关稀土矿物的报告，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发言人安德鲁斯（Mike Andrews）中校告诉路透社说：“国防部继续与总统、国会和工业基地密切合作，以降低美国对中国稀土矿物的依赖。”
美国防部最近完成了《防御产品法案III》中的稀土矿物报告，并提交国会。虽然中国迄今尚未明确表示将限制稀土销售给美国，但中国媒体连日强烈暗示这一可能性。
五角大厦并没有提供报告细节，但表示内容与一项联邦计划相关，希望透过专案经济激励措施提升美国国内稀土生产能力。据美国防部网站，这项报告旨在“创建、维护、保护、扩展或恢复国内工业基础能力”。而联邦计划则赋予总统“广泛的权力”，透过国防和国土安全等因素制定经济激励措施，确保国内工业资源充足。
中国占全球稀土储量的37%，很少有替代供应商能够与中国竞争。加州的Mountain Pass矿是美国唯一运营的稀土设施。但Mountain Pass的所有者MP Materials每年也向中国提取约5万吨稀土精矿进行加工。在贸易战中，中国对这些进口征收了25%的关税。
限制稀土出口有用吗？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写道，中美贸易冲突若持续，中国的稀土优势不会持久。内容提到，“世界上大约一半的元素矿藏如钐和钇都在中国以外”，目前中国居于主导地位是因为其低廉的加工成本。一旦中国实施出口禁令，稀土价格提高，对中国未必有利。较高的利润率将让需求降低。非中国产地也将加入竞争。再加上新技术可以减少对这些元素的需求，中国稀土市场的主导地位恐会下滑。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帕尔（Douglas H. Paal）在《南华早报》早报发表的评论也表示，稀土市场正在逐渐减少对中国单一来源的依赖，这张王牌也许没有这么可怕。他说，不管是习近平决定这样做，还是接受建议要限制稀土出口美国，最后都有可能会证明这种威胁是没有用的。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5/%E4%B8%AD%E5%9B%BD%E7%9A%84%E7%A8%80%E5%9C%9F%E7%8E%8B%E7%89%8C%E6%9C%89%E7%94%A8%E5%90%97.html
失德败行四面树敌 林郑已成孤家寡人
来源:
自由亚洲
特首林郑月娥志在必得，不顾体统不看事实不理反对，誓要赶及立法会放暑假前通过移交逃犯条例。如此横冲直撞，除了不把港人放在眼内，看来也得意忘形，毫不计较自己正焚身以火，奔赴焦头烂额的不归路。
执政者以谎言和烟幕骗取民众支持，并非罕见，但林郑独有的是，不仅是她的连篇谎言一再被踢爆，更在于给人踢爆后竟绝无愧色，置若罔闻，继续混水摸鱼下去。例如她指过去几任特首都是驼鸟，从不碰触中港两地疑犯引渡的问题。但近日有文章引用大陆学者的研究指出，其实香港回归后两地经常讨论此事，唯碍于两地法律制度有巨大差异，因此一直无法取得共识。林郑的谎话不外是掩饰过去特区政府也得承认的事实——法制差异，如今遭人识穿，就当没说过，不再评论了。
又例如林郑借捉拿台湾凶杀案逃港疑犯为幌子，大张旗鼓，大举修改法例，让大陆也可向香港要求引渡疑犯，结果给台湾当局当头棒喝，指修例并无必要（现行法例已可押返逃犯但须立法会审议通过而已），同时表明台湾不会接受按新规定送交疑犯，因为新例实施后，台湾人过境香港时可给抓回大陆，未免代价太大，加上新例把台湾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更属政治大忌。林郑给人直斥其非事小，但台湾预告了修例后不会接收该逃犯，修例不会达到原定作用，而林郑彷佛什么也没听到，还要坚持下去，正好反映她修例不外是项庄舞剑，绝对不是移交疑犯返台湾。
除了谎言治港，林郑的另一失德败行，是不怕弄假成真，把香港变成罪犯天堂，也要通过“送中”条例。香港与欧洲、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均有司法互助协议，但他们为免送交香港的疑犯转送大陆，若“送中”条例通过，或会重新检讨以至取消互助协议，若属后者，到时来自这些地方的疑犯便无法遣返其原居地，香港自然成为他们的避难天堂。林郑可以对此“阔佬懒理”，但又可以煞有介事，声称不想香港沦为罪犯天堂，才推“送中”条例，难道内外有别，在大陆犯事的才是罪犯？
林郑的忘恩负义也令人刮目相看。香港现行政治体制，由行政长官的小圈子选举到立法会功能组别选举，都由商界主导，林郑上台亦与此有关。她理应感恩图报，但推出“送中”条例，恰恰是反骨忘本，过桥抽板之作。她无视大陆司法制度千疮百孔，贪污腐败为患，不但没有维护商界利益，反而与北京合力张开法网，使大陆从商港人成为高危人口，随时跌入法治的黑洞。也许在她眼中，商人支持他，不外是北京钦点她的结果，只要有北京祝福，还怕什么商界反对。不过，经此一役，商界大开眼界，看清林郑恩将仇报的势利嘴脸。
由上可见，林郑的谎话连篇和政治势利，陷害香港和忘恩负义，可谓毫无政治道德操守可言。若说香港身陷水深火热之中，她的个人品格更早已沦落崩烂。她只看到权力在那里就靠向那里，民主派无权无势，她只会视作噪音和废话，而亲北京的也好不到那里，唯主子马首是瞻，只要有北京发号司令，他们都是乖乖就范的橡皮图章。
不过，看不起人的林郑不外是自卑心理作祟。她做了北京一抱入怀的儿皇帝，只能赢得各方更大的骂名。民主派故然骂她出卖香港、出卖港人，经济上以大白象献媚求宠，政治上奉上高度自治谢主隆恩。建制商界又有哪个心服口服，林郑既无亲和力又无说服力，只懂搬出“阿爷”来压人，不是看在北京的份上早已破口大骂，拂袖而去，而一直紧跟北京指挥棒行事的盲从政客也看得不过瘾，大家都盲从附和北京，毫无章法可言，何不由他们做特首，起码他们有群蛇斋糭饼追随者。
中联办当然也不是味道。特区政府招架乏力之际，中联办“吹鸡”拨乱反正，敦促亲政府人士按北京主旋律支持修例，亲政府阵营得以稳住，固然功不可没，可借“吹鸡”力度太猛，难免露出了马脚。表面说只是支持特区施政的北京，比起措词犯驳不通、解释空洞重复，民望一路下滑，只是静候“阿爷”打救的林郑政府，还要肉紧、还要上心，也更有组织更有动员能力，究竟那个才是“送中”条例的真正推手，便一目了然，不言而喻了。
“送中”条例可以继续硬闯，但在政治洪流中林郑只是个谁也讨厌她的孤家寡人，她还可以怎样做特首下去？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5/%E5%A4%B1%E5%BE%B7%E8%B4%A5%E8%A1%8C%E5%9B%9B%E9%9D%A2%E6%A0%91%E6%95%8C%7C%E6%9E%97%E9%83%91%E5%B7%B2%E6%88%90%E5%AD%A4%E5%AE%B6%E5%AF%A1%E4%BA%BA.html
自由亚洲
特首林郑月娥志在必得，不顾体统不看事实不理反对，誓要赶及立法会放暑假前通过移交逃犯条例。如此横冲直撞，除了不把港人放在眼内，看来也得意忘形，毫不计较自己正焚身以火，奔赴焦头烂额的不归路。
执政者以谎言和烟幕骗取民众支持，并非罕见，但林郑独有的是，不仅是她的连篇谎言一再被踢爆，更在于给人踢爆后竟绝无愧色，置若罔闻，继续混水摸鱼下去。例如她指过去几任特首都是驼鸟，从不碰触中港两地疑犯引渡的问题。但近日有文章引用大陆学者的研究指出，其实香港回归后两地经常讨论此事，唯碍于两地法律制度有巨大差异，因此一直无法取得共识。林郑的谎话不外是掩饰过去特区政府也得承认的事实——法制差异，如今遭人识穿，就当没说过，不再评论了。
又例如林郑借捉拿台湾凶杀案逃港疑犯为幌子，大张旗鼓，大举修改法例，让大陆也可向香港要求引渡疑犯，结果给台湾当局当头棒喝，指修例并无必要（现行法例已可押返逃犯但须立法会审议通过而已），同时表明台湾不会接受按新规定送交疑犯，因为新例实施后，台湾人过境香港时可给抓回大陆，未免代价太大，加上新例把台湾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更属政治大忌。林郑给人直斥其非事小，但台湾预告了修例后不会接收该逃犯，修例不会达到原定作用，而林郑彷佛什么也没听到，还要坚持下去，正好反映她修例不外是项庄舞剑，绝对不是移交疑犯返台湾。
除了谎言治港，林郑的另一失德败行，是不怕弄假成真，把香港变成罪犯天堂，也要通过“送中”条例。香港与欧洲、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均有司法互助协议，但他们为免送交香港的疑犯转送大陆，若“送中”条例通过，或会重新检讨以至取消互助协议，若属后者，到时来自这些地方的疑犯便无法遣返其原居地，香港自然成为他们的避难天堂。林郑可以对此“阔佬懒理”，但又可以煞有介事，声称不想香港沦为罪犯天堂，才推“送中”条例，难道内外有别，在大陆犯事的才是罪犯？
林郑的忘恩负义也令人刮目相看。香港现行政治体制，由行政长官的小圈子选举到立法会功能组别选举，都由商界主导，林郑上台亦与此有关。她理应感恩图报，但推出“送中”条例，恰恰是反骨忘本，过桥抽板之作。她无视大陆司法制度千疮百孔，贪污腐败为患，不但没有维护商界利益，反而与北京合力张开法网，使大陆从商港人成为高危人口，随时跌入法治的黑洞。也许在她眼中，商人支持他，不外是北京钦点她的结果，只要有北京祝福，还怕什么商界反对。不过，经此一役，商界大开眼界，看清林郑恩将仇报的势利嘴脸。
由上可见，林郑的谎话连篇和政治势利，陷害香港和忘恩负义，可谓毫无政治道德操守可言。若说香港身陷水深火热之中，她的个人品格更早已沦落崩烂。她只看到权力在那里就靠向那里，民主派无权无势，她只会视作噪音和废话，而亲北京的也好不到那里，唯主子马首是瞻，只要有北京发号司令，他们都是乖乖就范的橡皮图章。
不过，看不起人的林郑不外是自卑心理作祟。她做了北京一抱入怀的儿皇帝，只能赢得各方更大的骂名。民主派故然骂她出卖香港、出卖港人，经济上以大白象献媚求宠，政治上奉上高度自治谢主隆恩。建制商界又有哪个心服口服，林郑既无亲和力又无说服力，只懂搬出“阿爷”来压人，不是看在北京的份上早已破口大骂，拂袖而去，而一直紧跟北京指挥棒行事的盲从政客也看得不过瘾，大家都盲从附和北京，毫无章法可言，何不由他们做特首，起码他们有群蛇斋糭饼追随者。
中联办当然也不是味道。特区政府招架乏力之际，中联办“吹鸡”拨乱反正，敦促亲政府人士按北京主旋律支持修例，亲政府阵营得以稳住，固然功不可没，可借“吹鸡”力度太猛，难免露出了马脚。表面说只是支持特区施政的北京，比起措词犯驳不通、解释空洞重复，民望一路下滑，只是静候“阿爷”打救的林郑政府，还要肉紧、还要上心，也更有组织更有动员能力，究竟那个才是“送中”条例的真正推手，便一目了然，不言而喻了。
“送中”条例可以继续硬闯，但在政治洪流中林郑只是个谁也讨厌她的孤家寡人，她还可以怎样做特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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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图 | 翠西·里根对刘欣的“采访”非删减阉割审查版
CGTN女主播刘欣于5月30日早8:25（美东时间29日晚8:25）应约与FOX商业频道女主播翠西·里根(Trish Regan)就中美贸易等相关话题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
视频地址FOX Business’ Trish Regan talks trade with CGTN’s Liu XinMay. 29, 2019 – 16:36 – FOX Business’ Trish Regan and 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host Liu Xin on the U.S.-China trade war.
Watch the latest video at foxnews.com
翠： 今晚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她来自中国北京，将和我们一起探讨美国和她祖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作为一名英文主持人，她的节目受中国共产党的监视。我知道，我和她可能不会在每件事上都取得共识，但是我相信，这将是一次听取不同声音的难得机会。在这个贸易谈判触礁的时刻，这次谈话对我们了解中共对贸易谈判、对美国的看法，都有帮助。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只为我自己代言，我是福克斯电视台商业频道的记者；但我今晚的客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part of CCP），不过这没关系。我也说过，我的节目欢迎不同的声音。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欢迎刘欣参与今晚的《黄金时间》，刘欣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北京和纽约之间的卫星信号传输有延迟，所以我们会尽量不打断对方。 刘欣，欢迎你。
刘：（进入屏幕）多谢翠西，能和你交流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也能通过你和美国电视机前的广大民众交流。 不过翠西，我必须向你直接指出，我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你可以去查我的档案。所以请不要做这样的预设。我不代表中国共产党发声，今天，在这里，我只代表我自己，刘欣，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翠： 不过CGTN是受中共控制的。好吧，我理解。你对现在的贸易谈判作何评价？我们谈到哪里了？请给出你的观点，你觉得我们有可能达成协议吗？
刘： 确实卫星信号不太好，但我听清楚了，你是要问我关于贸易谈判进展的问题。我不知道，我没啥内幕信息，我所知道的就是目前进展不太顺利。上次在美国的谈判之后，双方都在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我想中国政府的观点已经很明确：除非美国政府以尊重和诚意对待中国代表团，不要施加外部压力，否则……这样，我们才有很大的可能达成建设性的贸易协议。不然，我们双方都将面临很长的一段麻烦时期。
翠： 我想强调的是，贸易战不是啥好东西，对所有人都不好，所以刘欣，我希望、我相信能有个解决方案。
刘： 同意。
翠： 但现在我们确实面临挑战。现在让我提出贸易战中的核心问题——知识产权。首先，我觉得我们都同意一个事实，你不应该拿走本不属于你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些案例，独立的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TO, 别忘了中国也是其中一员，还有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的案例，你看屏幕上的这些案例，这都是中国大量窃取知识产权的证据，价值数千亿美元。你知道，这可是很大一笔钱，我们不能把几千亿美元和五毛钱同日而语。对于美国企业而言，如果他们的知识产权、他们的创意点子、他们的辛勤劳动无法得到保障，他们要怎么在中国做生意？
刘： 翠西，我觉得你应该去问问美国企业，问问他们是否与愿意来中国做生意，问问他们在中国赚不赚钱？他们会告诉你答案。就我所知，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有稳定业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营收很好，我相信他们愿意继续在中国投资，拓展中国市场。而现在特朗普总统的关税让这一切变得有些困难，让未来有了小的变数。 我不否认中国存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漏洞，存在版权争议，所属权争议，甚至存在技术剽窃商业机密的现象。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中国政府，以及和我一样的普通公民，都有这样的共识：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没有任何国家，也没有什么人能发展得更好，这是中国社会很明确的共识。当然，个别的负面案例确实存在，但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存在这样的事情，即便在美国也有靠剽窃为生的公司，但你不能就这样说，美国在剽窃、中国在剽窃、中国人在剽窃。我觉得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毫无帮助。
翠： 好吧，但这些都是WTO的实际案例。现在，我们谈谈华为，这可是头条。
刘： 的确。
翠： 我们都同意，如果你要和别人做生意，必须基于相互信任。你可不想别人偷窃你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搞出的成果。中国于2017年要求信息技术公司与军方、政府合作，这样你不能再认为他是一家独立的公司，政府也能获取这些信息，这样就很有意思了。看看华为现在在美国不受欢迎。难道我们得这样说：华为，欢迎！但是不好意思，你必须和我们分享你最新最酷的技术？！
刘： 我觉得如果我这些是通过合作、通过互相学习、为这些新技术和知识产权付费，有何不可？我们因为互相学习而发展繁荣。比如我，我向我的美国老师和美国朋友学英文，现在我仍然向我的美国编辑同事学习如何做一名更好的记者。只要合理合法，每个人都应该这样，这可以让你成长。
翠： 但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必须为占有而付费。我们这个自由主义经济的世界，为知识产权设定了应有的价值，并对其提供一系列的法律保障。我们必须遵守游戏规则，才能建立信任。你提出了几个很好的点。 我们现在谈谈中国，哦！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会放弃自己“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吗？这样的话，就不能接受世行贷款了。
刘： 不错，这种讨论一直在持续，我听过一些现场辩论，人们说，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很强了，确实，你在你的节目里面也提到了中国崛起。当然我们希望崛起，我们不愿意一直做东亚病夫。 但是我们怎么定义自己呢？经济总量上看当然是——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不要忘记中国有14亿人口，超过美国的三倍。所以你要把这么大块蛋糕分下去，看看人均GDP, 我们仅仅是美国的六分之一，比有些欧洲发达国家就差得更多了。所以，你能告诉我，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呢？这个问题很麻烦，人均很少、总量很大啊，所以我们是能做大事，人们也希望国家承担更多责任。我们承担在联合国框架下的责任，我们为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出力最多。
翠： 嘻嘻嘻嘻，我们来谈谈关税。我读过你的一些评论，你认为中国能降低部分关税，我完全同意。2016年，中国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是9.9%, 几乎是美国对华平均关税的三倍。你怎么看？你会说：“嘿，让我们去掉所有关税！”这可能吗？
刘： 这可是个很棒的想法！对美国的消费者而言，中国的进口商品降价了，对中国消费者也是一样，这是个很棒的想法，我们要一起为之努力。你刚才谈到按规矩、按法律办事，如果真的要改变游戏规则，那必须要多方共识。如果我们降低中美之间的关税，这不仅仅是两个国家的问题，欧盟、日本，甚至委内瑞拉都会凑过来说，嘿，我们想要同等的关税待遇，国家之间，干嘛要区别对待呢？ 要形成解决方案很难。所以中国和WTO……上一次，中国向全世界作出减税承诺，也是基于多方、多年的艰苦谈判。美国也知道，自己的关税能够降到什么程度，是要自己决定的，不是什么人拿着枪指着你的脑袋去决定的；同样对于中国，怎么降税、降多少，应该完全基于我们国家自己的利益。现在，我承认，二十年过去了，形势不一样了，我们该怎么办？旧的规则当然需要更新，但是，需要遵守规则，要想改变规则，基于多方谈判和共识。
翠： 回顾1974年的301条例，美国可以利用关税武器反制中国在知识产权上的错误行为，这也是互相信任的一部分。关于技术转移中的问题，有的美国公司可能犯了错误，在你们的框架下，放弃了一些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这个时候国家机器就应该出动了。这是整个的背景，美国有多年没有采取行为，前几届政府知道问题在哪，但不太愿意动手，最终让情形变成这样。 嗯，你怎样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呢？
刘： ……你让我定义……技术转移？
翠： 不不不，国家资本主义。错误的技术转移是其中之一，国家资本主义，你如何定义？
刘： 你刚刚在说技术转移，现在突然跳到国家资本主义？！
翠： 等等，刘欣。我觉得中国的经济体系很有意思，你们有一套资本主义的制度，受国家操控。给我们说说吧，你如何定义的？
刘： 好的，我们更愿意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主导和决定性作用。基本上……我们希望建设市场经济，当然是要有中国特色，比如说国企，发挥重要但逐渐弱化的角色。 或许……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很国有，国家拥有一切掌控一切……但让我来告诉你，这不是真实的图景。如果你看看统计数字，你会发现80%的中国劳动力受雇于私人经济；80%的中国出口由私人企业完成；大约65%的技术创新来源于私企。一些影响我们生活的企业，像一些网络巨头、5G企业，都是私营的。 所以……不错，我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并非由国家操控一切、决定一切。我们的经济体制是高度混合的，充满活力，而且也高度开放。
翠： 对，我认为你们应该保持开放。作为自由经济的支持者，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追求场景，也会为你们带来更大的繁荣，也为我们。这就是双赢。
刘： 完全正确。
翠： 这很有意思，感谢你参加讨论。
刘： 多谢，如果你想继续讨论，我随时欢迎。你要来中国，我可以带你多走走。
翠： 我很乐意。
刘： 谢谢。（退出屏幕）
翠： 正如我刚才所说，没人想打贸易战，但我们必须仔细想想下一步了，很有意思的对话。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5/%e6%b8%85%e5%9b%be-%e7%bf%a0%e8%a5%bf%c2%b7%e9%87%8c%e6%a0%b9%e5%af%b9%e5%88%98%e6%ac%a3%e7%9a%84%e9%87%87%e8%ae%bf%e9%9d%9e%e5%88%a0%e5%87%8f%e9%98%89%e5%89%b2%e5%ae%a1%e6%9f%a5/
六四30周年纪念前夕中国维权人士纷纷被拘留
来源:
美国之音
维权组织说，六四30周年敏感纪念日前夕，北京方面加强戒备，拘留或警告活动人士、律师和记者，加强网络审查，并以技术原因为理由关闭了一些受欢迎的直播网站。
这些被拘留或“失踪”的活动人士包括北京维权人士追魂等6名北京宋庄艺术家，后者5月28日下午在南京失联。据悉，这6位艺术家正在进行“良心运动”在中国巡展的途中。追魂的妻子刘丽娇《南华早报》记者说，她星期二就与丈夫失去了联系。刘说：“警察（星期三）从南京赶来搜查了我在北京的家”。
《南华早报》说，安徽合肥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沈良庆3月16日也遭逮捕，罪名是“寻衅”。沈的律师刘浩说，“一群身份不明的男子在沈前一天晚上遛狗时抓住了他，给他戴上了黑头套，就像是绑架行动。这些人随后出示了警察证件。”沈良庆目前被关押在合肥市的拘留中心。
沈良庆三十多年来要求进行民主改革，1992年以“煽动颠覆”罪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合肥市公安局要记者与地方政府宣传办公室联系，后者拒绝评论。
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简称CHRD）表示，根据他们的记录，另外还有三人因张贴与六四有关的照片或发表相关的评论而在五月份被拘留。其中包括四川独立纪录片制作人邓传彬，后者因在推特上发布“六四酒瓶”照片于5月17日被捕，警方并警告邓的家人不要请律师。“六四酒瓶”刻有“铭记八酒六四”字样，四名参与销售这种酒的人也被判刑。
另据China Change英文网站30日的报道，湖北省维权活动人士尹旭安5月13日在北京西南郊区的一个宾馆遭到五名身份不明人士的绑架，从此失联。尹过去因在湖北省支持709律师而坐牢三年半，去年12月刚刚出狱；江苏省异议人士王默5月14日也被拘留。王默因支持香港占中活动而服刑四年半，4月2日刚刚出狱。朋友们认为，这与王默参与4月底被拘留的江西律师陈家鸿的募款活动有关；5月28日，北京活动人士张宝成也在家中被拘留。警方声称张宝成拥有枪支，并搜查了他的家。张2013年被判两年徒刑，罪名是在北京拥挤的商业区参加了“新公民运动”的示威；5月27日，年轻艺术家张玥在紫禁城举行的中国艺术颁奖仪式上说，他必须对艺术审查做出让步，对六四30周年时在如此接近天安门的地方领奖感到“尴尬”。现在他的名字以及这段讲话在中国的内部网上已经看不到了。
China Change英文网站总编辑曹雅学就此指出，中国政府越来越不能容忍不同声音，因此压制公共舆论的力度要超过以往。
《南华早报》指出，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共近年来严厉对待学生活动人士、劳工运动和维权律师。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在回答解放军是否计划纪念六四活动的问题时说，“我不认为你应该使用‘镇压’一词。我认为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发展的稳定步伐和取得的成就，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5/%E5%85%AD%E5%9B%9B30%E5%91%A8%E5%B9%B4%E7%BA%AA%E5%BF%B5%E5%89%8D%E5%A4%95%E4%B8%AD%E5%9B%BD%E7%BB%B4%E6%9D%83%E4%BA%BA%E5%A3%AB%E7%BA%B7%E7%BA%B7%E8%A2%AB%E6%8B%98%E7%95%99.html
美国之音
维权组织说，六四30周年敏感纪念日前夕，北京方面加强戒备，拘留或警告活动人士、律师和记者，加强网络审查，并以技术原因为理由关闭了一些受欢迎的直播网站。
这些被拘留或“失踪”的活动人士包括北京维权人士追魂等6名北京宋庄艺术家，后者5月28日下午在南京失联。据悉，这6位艺术家正在进行“良心运动”在中国巡展的途中。追魂的妻子刘丽娇《南华早报》记者说，她星期二就与丈夫失去了联系。刘说：“警察（星期三）从南京赶来搜查了我在北京的家”。
《南华早报》说，安徽合肥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沈良庆3月16日也遭逮捕，罪名是“寻衅”。沈的律师刘浩说，“一群身份不明的男子在沈前一天晚上遛狗时抓住了他，给他戴上了黑头套，就像是绑架行动。这些人随后出示了警察证件。”沈良庆目前被关押在合肥市的拘留中心。
沈良庆三十多年来要求进行民主改革，1992年以“煽动颠覆”罪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合肥市公安局要记者与地方政府宣传办公室联系，后者拒绝评论。
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简称CHRD）表示，根据他们的记录，另外还有三人因张贴与六四有关的照片或发表相关的评论而在五月份被拘留。其中包括四川独立纪录片制作人邓传彬，后者因在推特上发布“六四酒瓶”照片于5月17日被捕，警方并警告邓的家人不要请律师。“六四酒瓶”刻有“铭记八酒六四”字样，四名参与销售这种酒的人也被判刑。
另据China Change英文网站30日的报道，湖北省维权活动人士尹旭安5月13日在北京西南郊区的一个宾馆遭到五名身份不明人士的绑架，从此失联。尹过去因在湖北省支持709律师而坐牢三年半，去年12月刚刚出狱；江苏省异议人士王默5月14日也被拘留。王默因支持香港占中活动而服刑四年半，4月2日刚刚出狱。朋友们认为，这与王默参与4月底被拘留的江西律师陈家鸿的募款活动有关；5月28日，北京活动人士张宝成也在家中被拘留。警方声称张宝成拥有枪支，并搜查了他的家。张2013年被判两年徒刑，罪名是在北京拥挤的商业区参加了“新公民运动”的示威；5月27日，年轻艺术家张玥在紫禁城举行的中国艺术颁奖仪式上说，他必须对艺术审查做出让步，对六四30周年时在如此接近天安门的地方领奖感到“尴尬”。现在他的名字以及这段讲话在中国的内部网上已经看不到了。
China Change英文网站总编辑曹雅学就此指出，中国政府越来越不能容忍不同声音，因此压制公共舆论的力度要超过以往。
《南华早报》指出，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共近年来严厉对待学生活动人士、劳工运动和维权律师。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在回答解放军是否计划纪念六四活动的问题时说，“我不认为你应该使用‘镇压’一词。我认为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发展的稳定步伐和取得的成就，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5/%E5%85%AD%E5%9B%9B30%E5%91%A8%E5%B9%B4%E7%BA%AA%E5%BF%B5%E5%89%8D%E5%A4%95%E4%B8%AD%E5%9B%BD%E7%BB%B4%E6%9D%83%E4%BA%BA%E5%A3%AB%E7%BA%B7%E7%BA%B7%E8%A2%AB%E6%8B%98%E7%95%99.html
美台增温幕后：打台湾牌牵制中国？美对台政策正常化？
来源:
美国之音
在美中关系日益紧绷、竞争态势越趋激烈之际，美台之间最近一些突破以往惯例的做法显示双方关系正在升温，自然也引发北京的不满和抗议。对于美台关系的升级是否因为美国有意打台湾牌与中国较劲，专家看法不一，不过一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正在朝逐步正常化方向发展。
台湾外交部上周末宣布，将处理对美事务代表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CNAA）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TCUSA），以“明确反映我国处理对美国事务代表机构的工作内涵”，并称这是经过“与美方充分协调沟通”后的决定。
同一个声明也指出，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李大维5月13日至21日访美时，曾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会面，同时也和美国政府官员共同会晤台湾邦交国的政府官员。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Walter Lohman）表示，虽然他不认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有什么特别意义，不过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美国的确在与台湾互动的方式上有许多需要改变之处，而博尔顿与李大维的见面更是“一件大事”（a big deal），但他说，这些做法并不会改变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的根本格局，反而使他担忧北京的报复是否导致美台之间的实质性事务受到影响，例如美国售台F-16战机或美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
洛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要承受北京的抗议，他宁可美国把政治资本用在更具体的事务上。
洛曼说：“老实说，我宁愿看到具体议题上的一些动静而不是象征性的举措，例如我们还有售台F-16战机还在等待中，如果中国要抱怨一些事情，我宁可把售台F-16战机一事完成然后再听他们抱怨此事，而不是一场会面。我担心，他们对这个会面的反弹可能会使美国一些人退却，不愿意售台战机以免惹麻烦。另一个是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我宁可将资本用在美台签署自贸协定而不是较为象征性的事情。”
对于有人认为近来美台关系的改善是因为美中竞争白热化，华盛顿意图打“台湾牌”以对付北京，洛曼并不同意这个看法。
洛曼说：“我不认为这是台湾牌，我只是认为这个关系里面有一些事情操作的不自然，那是因为这个关系受到许多与现实不相称的限制。事实上台湾是一个自己治理的地方，你可以称它是一个国家，或任何你想要的名称，事实是它治理自己，而我们在与台湾的关系上并没有充分体认到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做一个全面审视并修改所有这些规则。”
洛曼说，这么做并非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或是要推动台湾成为联合国会员，也不违反美中之间的联合公报，而只是表明，40年来有许多事情都已改变，现在美国必须“有系统的逐项审视”，在与台湾的关系上有哪些事情需要改变，例如高层官员的会面、更多高层官员访台、高层将领访台等等，“这些都必须放到台面上来讨论。”
除了台湾对美事务机构改名、主动公开美台国安高官会面之外，近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多次公开批评，北京对台湾邦交国挖墙角做法是在改变现状；美国军舰自年初以来每个月都例行性经过台海；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更明确表态力挺台湾，这种种做法都被视为美国是在公开支持台湾抗衡北京压力。
前荷兰外交官、《台湾公报》主编韦杰里（Gerrit van der Wees）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因为美中之间存在很大的问题，包括贸易、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对待等，而且美国已开始将对待台湾的方式与中国分开处理，因此他也不同意这是美国在“打台湾牌”的说法。
韦杰里说：“整体来说（美国）与中国有很大的问题。我认为美国已开始把台湾单独看待，已经看到它的光芒，正如我总喜欢这么说的，而且也越来越把台湾当成与中国分开的议题，因为美国感到，嘿，我们必须更支持台湾，因为它做了了不起的民主转型，它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而且它正受到中国的威胁，所以我们必须顶回去。但是不，我不赞同台湾是美中棋局中一个棋子的看法。”
目前在维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担任台湾历史讲师的韦杰里说，3、40年前台湾在威权统治的压迫下还有戒严法，如今台湾已经和40年前非常不一样，“因此人们开始说：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对台湾的政策、对台湾更友善，与台湾有一个更正常的关系。”
韦杰里也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招来华盛顿的军事回应，美国正在告诉北京：“不要把台湾逼到墙角”。
他说：“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是美国对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告诉他们必须退却，不要试图把台湾逼到墙角，无论是以军机或军舰对台湾做出的军事侵犯。所以美国正在顶回去，我认为北京也正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当然也做出各种抗议，不过却无法做些什么。所以我认为这是美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强调台海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而不是军事恫吓。”
不过韦杰里也提到，中国的确可能以其他方式对台施压，不过他认为美国会密切注意北京的作为，也会在必要时顶回北京的压力。
尽管前述学者不认为美台关系增温是因为美国在打台湾牌，不过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学者陈方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却说，“美国当然在打台湾牌啊！”
陈方隅说，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与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李大维的会面是美台断交后的首次，“是很大的一件事”，是双方总统首席幕僚的会面，“层级已经不能再高了”，更特别的是美国同意让此一会面公开，“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因此“美国选在这种时候让这种事情公开”，再加上今年以来几位台湾市长访问华盛顿，美方也都主动公开特朗普政府官员与他们的会面，他认为这些都是美台关系“正常化的几个重大步骤。”
即将到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GTI）担任访问学者的陈方隅表示，国际关系本来就有联动性，美中关系紧张当然是美国打台湾牌的原因之一，但台美关系的进展是持续性的，如果不是经过台湾政府、民间团体及台美人社团的长期经营和努力，这些成果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对于台湾对美事务机构的改名、李大维与博尔顿的会面等美台关系的改善，陈方隅认为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这代表美台关系的“持续前进，持续的正常化。”
无论美国是否试图以台湾来牵制北京，中国政府都已经公开表态：不允许美国打“台湾牌”。
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有任何形式官方往来及军事联系，“绝不允许外国势力打‘台湾牌’损害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这个星期一、二接连两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关于美国军舰通过台海、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以及美台国安首长会面等美台关系“升温”的问题。
陆慷除了重申中国政府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与台官方往来之外，还“纠正”记者提问时，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与他的台湾‘对应官员’进行了会谈”的说法。
他说，鉴于美国政府已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诺它与台湾只是保持非官方的往来，所以不存在所谓李大维先生与博尔顿显示是‘对应官员’一说。”对于记者提到的一系列美台关系升温作为，他也表明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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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在美中关系日益紧绷、竞争态势越趋激烈之际，美台之间最近一些突破以往惯例的做法显示双方关系正在升温，自然也引发北京的不满和抗议。对于美台关系的升级是否因为美国有意打台湾牌与中国较劲，专家看法不一，不过一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正在朝逐步正常化方向发展。
台湾外交部上周末宣布，将处理对美事务代表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CNAA）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TCUSA），以“明确反映我国处理对美国事务代表机构的工作内涵”，并称这是经过“与美方充分协调沟通”后的决定。
同一个声明也指出，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李大维5月13日至21日访美时，曾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会面，同时也和美国政府官员共同会晤台湾邦交国的政府官员。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Walter Lohman）表示，虽然他不认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有什么特别意义，不过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美国的确在与台湾互动的方式上有许多需要改变之处，而博尔顿与李大维的见面更是“一件大事”（a big deal），但他说，这些做法并不会改变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的根本格局，反而使他担忧北京的报复是否导致美台之间的实质性事务受到影响，例如美国售台F-16战机或美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
洛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要承受北京的抗议，他宁可美国把政治资本用在更具体的事务上。
洛曼说：“老实说，我宁愿看到具体议题上的一些动静而不是象征性的举措，例如我们还有售台F-16战机还在等待中，如果中国要抱怨一些事情，我宁可把售台F-16战机一事完成然后再听他们抱怨此事，而不是一场会面。我担心，他们对这个会面的反弹可能会使美国一些人退却，不愿意售台战机以免惹麻烦。另一个是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我宁可将资本用在美台签署自贸协定而不是较为象征性的事情。”
对于有人认为近来美台关系的改善是因为美中竞争白热化，华盛顿意图打“台湾牌”以对付北京，洛曼并不同意这个看法。
洛曼说：“我不认为这是台湾牌，我只是认为这个关系里面有一些事情操作的不自然，那是因为这个关系受到许多与现实不相称的限制。事实上台湾是一个自己治理的地方，你可以称它是一个国家，或任何你想要的名称，事实是它治理自己，而我们在与台湾的关系上并没有充分体认到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做一个全面审视并修改所有这些规则。”
洛曼说，这么做并非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或是要推动台湾成为联合国会员，也不违反美中之间的联合公报，而只是表明，40年来有许多事情都已改变，现在美国必须“有系统的逐项审视”，在与台湾的关系上有哪些事情需要改变，例如高层官员的会面、更多高层官员访台、高层将领访台等等，“这些都必须放到台面上来讨论。”
除了台湾对美事务机构改名、主动公开美台国安高官会面之外，近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多次公开批评，北京对台湾邦交国挖墙角做法是在改变现状；美国军舰自年初以来每个月都例行性经过台海；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更明确表态力挺台湾，这种种做法都被视为美国是在公开支持台湾抗衡北京压力。
前荷兰外交官、《台湾公报》主编韦杰里（Gerrit van der Wees）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因为美中之间存在很大的问题，包括贸易、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对待等，而且美国已开始将对待台湾的方式与中国分开处理，因此他也不同意这是美国在“打台湾牌”的说法。
韦杰里说：“整体来说（美国）与中国有很大的问题。我认为美国已开始把台湾单独看待，已经看到它的光芒，正如我总喜欢这么说的，而且也越来越把台湾当成与中国分开的议题，因为美国感到，嘿，我们必须更支持台湾，因为它做了了不起的民主转型，它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而且它正受到中国的威胁，所以我们必须顶回去。但是不，我不赞同台湾是美中棋局中一个棋子的看法。”
目前在维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担任台湾历史讲师的韦杰里说，3、40年前台湾在威权统治的压迫下还有戒严法，如今台湾已经和40年前非常不一样，“因此人们开始说：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对台湾的政策、对台湾更友善，与台湾有一个更正常的关系。”
韦杰里也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招来华盛顿的军事回应，美国正在告诉北京：“不要把台湾逼到墙角”。
他说：“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是美国对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告诉他们必须退却，不要试图把台湾逼到墙角，无论是以军机或军舰对台湾做出的军事侵犯。所以美国正在顶回去，我认为北京也正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当然也做出各种抗议，不过却无法做些什么。所以我认为这是美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强调台海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而不是军事恫吓。”
不过韦杰里也提到，中国的确可能以其他方式对台施压，不过他认为美国会密切注意北京的作为，也会在必要时顶回北京的压力。
尽管前述学者不认为美台关系增温是因为美国在打台湾牌，不过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学者陈方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却说，“美国当然在打台湾牌啊！”
陈方隅说，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与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李大维的会面是美台断交后的首次，“是很大的一件事”，是双方总统首席幕僚的会面，“层级已经不能再高了”，更特别的是美国同意让此一会面公开，“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因此“美国选在这种时候让这种事情公开”，再加上今年以来几位台湾市长访问华盛顿，美方也都主动公开特朗普政府官员与他们的会面，他认为这些都是美台关系“正常化的几个重大步骤。”
即将到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GTI）担任访问学者的陈方隅表示，国际关系本来就有联动性，美中关系紧张当然是美国打台湾牌的原因之一，但台美关系的进展是持续性的，如果不是经过台湾政府、民间团体及台美人社团的长期经营和努力，这些成果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对于台湾对美事务机构的改名、李大维与博尔顿的会面等美台关系的改善，陈方隅认为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这代表美台关系的“持续前进，持续的正常化。”
无论美国是否试图以台湾来牵制北京，中国政府都已经公开表态：不允许美国打“台湾牌”。
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有任何形式官方往来及军事联系，“绝不允许外国势力打‘台湾牌’损害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这个星期一、二接连两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关于美国军舰通过台海、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以及美台国安首长会面等美台关系“升温”的问题。
陆慷除了重申中国政府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与台官方往来之外，还“纠正”记者提问时，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与他的台湾‘对应官员’进行了会谈”的说法。
他说，鉴于美国政府已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诺它与台湾只是保持非官方的往来，所以不存在所谓李大维先生与博尔顿显示是‘对应官员’一说。”对于记者提到的一系列美台关系升温作为，他也表明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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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阴影下中国经济再现放缓信号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国家统计局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出现三年多来最大降幅，显示在美中贸易战背景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承受进一步放缓的压力。分析人士认为，经济改革停滞是中国经济长期放缓的主因。
数据显示，中国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5153.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7%，是该项指标3月份恢复增长后再度下降。去年11月，该指标为同比下降1.8%，是三年来首次下降。
知名中国经济学者、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认为，中国经济放缓与美中贸易战关系不大，其主要原因是人口的老龄化和市场化改革停滞甚至倒退。
他说：“当人们谈论贸易战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时候，其实人口的老化对中国经济的伤害要远远超过贸易战。”
史剑道说，过去中国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给新增就业人口创造工作机会。但现在的情况已不再如此。
他说：“15年前，中国的劳动力还在增加，中国需要依赖出口解决就业问题，但现在情况不再如此。中国的劳动力现在在萎缩，创造工作岗位已经不是主要挑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资深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认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关键地位，虽然也强调市场的决定性地位，但掀起了一股国进民退的潮流。拉迪2019年年初出版了新书《国家的反击：中国经济改革是否终了？》（The State Strikes Back：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他近期前往中国实地考察后得出结论，国进民退的情况比之前预想的还要严重。他说：“我认为，我低估了近年来一些政策对私营部门的不利影响。很多私营企业不复存在，它们有的是被国有企业兼并，因为国企有更多获得信贷的途径。”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也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停滞限制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因为国企垄断阻碍创新和公平竞争。他表示，国有企业垄断了中国20-25个行业，包括银行、金融、石油、电信和钢铁等。
尽管如此，统计显示，中国1-4月国企利润总额增速再度放缓。中国财政部5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中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11244.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6%
史剑道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虽然在短期内并没有对中国经济构成冲击，但却加剧了中国经济负债问题。他说：“我认为，贸易冲突会让中国加速举债，而这正是今年以来所发生的。”
债务问题正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隐忧。在美中贸易战爆发前，中国政府曾采取措施着手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中国政府一度容忍了经济增长不断放缓，抑制了大规模放贷和上马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刺激措施。去年美中贸易冲突升级后，政府为确保经济增长，一些曾被叫停的基础设施项目又悄悄上马了。
史剑道说，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就放缓到如此地步，而债务水平又是如此之高，这是很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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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中国国家统计局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出现三年多来最大降幅，显示在美中贸易战背景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承受进一步放缓的压力。分析人士认为，经济改革停滞是中国经济长期放缓的主因。
数据显示，中国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5153.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7%，是该项指标3月份恢复增长后再度下降。去年11月，该指标为同比下降1.8%，是三年来首次下降。
知名中国经济学者、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认为，中国经济放缓与美中贸易战关系不大，其主要原因是人口的老龄化和市场化改革停滞甚至倒退。
他说：“当人们谈论贸易战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时候，其实人口的老化对中国经济的伤害要远远超过贸易战。”
史剑道说，过去中国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给新增就业人口创造工作机会。但现在的情况已不再如此。
他说：“15年前，中国的劳动力还在增加，中国需要依赖出口解决就业问题，但现在情况不再如此。中国的劳动力现在在萎缩，创造工作岗位已经不是主要挑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资深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认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关键地位，虽然也强调市场的决定性地位，但掀起了一股国进民退的潮流。拉迪2019年年初出版了新书《国家的反击：中国经济改革是否终了？》（The State Strikes Back：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他近期前往中国实地考察后得出结论，国进民退的情况比之前预想的还要严重。他说：“我认为，我低估了近年来一些政策对私营部门的不利影响。很多私营企业不复存在，它们有的是被国有企业兼并，因为国企有更多获得信贷的途径。”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也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停滞限制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因为国企垄断阻碍创新和公平竞争。他表示，国有企业垄断了中国20-25个行业，包括银行、金融、石油、电信和钢铁等。
尽管如此，统计显示，中国1-4月国企利润总额增速再度放缓。中国财政部5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中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11244.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6%
史剑道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虽然在短期内并没有对中国经济构成冲击，但却加剧了中国经济负债问题。他说：“我认为，贸易冲突会让中国加速举债，而这正是今年以来所发生的。”
债务问题正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隐忧。在美中贸易战爆发前，中国政府曾采取措施着手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中国政府一度容忍了经济增长不断放缓，抑制了大规模放贷和上马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刺激措施。去年美中贸易冲突升级后，政府为确保经济增长，一些曾被叫停的基础设施项目又悄悄上马了。
史剑道说，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就放缓到如此地步，而债务水平又是如此之高，这是很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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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六四「最後的秘密」 香港出版中共機密文件再揭權力內幕
魏安 斯影
BBC中文
1989年6月3日深夜至4日凌晨， 中共下令軍隊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用武力驅趕佔領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大學生，造成至少數百人傷亡。
如何收拾殘局和中共有關「六四」問題的決策內幕一直是中共的最高政治秘密，民間對事件真相追求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黨內文件不斷以各種渠道公布出來。
「六四」30週年之際，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最後的秘密——中共十三屆四中「六四」結論文檔》，公布關於「六四」事件的又一批黨內機密文件，展現「六四」鎮壓後，中共「統一思想」的過程，揭露高層權力運作的機制。
6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多位中共元老在會上做了講話或書面發言，隨後，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在西郊賓館召開，489名中共黨內元老和最高級別官員出席。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產生的文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這是中共最後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中央全會的形式對「六四」事件定下結論。
「最後的秘密」
「六四」軍隊開槍20天後，於6月23-24日召開的此次中央全會的主要議題是支持鄧小平的開槍決定，用中央全會的形式，撤銷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 強化 「4.26 社論」對「八九學運」的定性，並集體「學習」鄧小平關於「六四」事件的數個講話和時任總理李鵬關於撤消趙紫陽職務的報告。
數天前舉行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元老講話和高官發言以機密文件的形式發給參會官員，在會議結束時全面回收以確保對外保密。
《最後的秘密》一書收錄了十三屆四中全會下發的27份文件， 共209頁。包括陳雲、楊尚昆、李先念、薄一波、王震、聶榮臻、萬里、彭真、胡啟立、芮杏文等17名中共元老和高官口頭講話和書面表態會議記錄。
鄧小平5月31日和6月16日與高級領導人的談話記錄，以及北京市委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和公安部長王芳的報告也在新書文件中。
這些從未公開的內部資料揭露了中共高層政治內幕。深入分析這批珍貴史料，可有助了解中共政權面臨合法性危機時，身處中國最高權力小圈子的中共官員，如何主動或被迫懺悔、站隊和表態，支持鄧小平，批判趙紫陽。
「冒險」出版過程與真實性核實
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香港的政治類圖書出版業幾乎停滯，獨立出版人面臨極大政治和生存壓力。
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新世紀出版社耗時數月對《最後的秘密》一書中披露的文件來源做了考證和說明， 表示本書中的文件由27份文本組成，共209頁，全部來自「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兩次中共高層會議，即北京市委第六屆全體擴大會議和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但從文件編號缺失5份可看出，本書涵蓋文件並非十三屆四中全會文件的全部。目前估計，缺少中共政治局常委喬石、田紀雲和姚依林的講話。
出版人鮑樸對BBC中文說：「稿件接收時中間人和最終來源為了安全，保密身份，因此來源不能作為出版的條件。是否決定出版最重要的是看稿件的內容，材料必須經過考證和認證，確認文件的真實性。」
出版社稱除了對原始圖像做了少許技術處理，「沒有對文本進行任何選擇、刪除或更改」。身份未知的中間人向出版社的編輯提供了USB數字存儲裝置，原始文件中文字的缺陷沒有加以修復，但出版社編輯發現，這些文件已經做了一些數字處理，比如刪去了文件的編號和絶密標記。
據了解，文件被中共黨內姓名不詳的某高級官員複製並保存了多年，所有文件通過中介人提供，「沒有附加或口頭傳達任何解釋或說明」。
但BBC中文無法獨立對文件進行核實。
此書的重要意義在於可為之前面世的自傳文獻和其他官方文本，形成相互佐證，揭示在中共如何克服黨章程序上的限制，強行罷免趙紫陽，合法化武力鎮壓學生運動，並在開槍後統一思想，為接下來中共的權力體系布局。
本書也成為《改革歷程》和《李鵬六四日記》之後，民間獲得的解讀中共權力幕後高層運作的又一重要歷史文獻。
高官發言：「國內外敵人——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
引人注目的是，在黨內資歷高於鄧小平的元老陳雲未出席會議，以書面的形式提交兩句話：「一、趙紫陽同志辜負了黨對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對趙紫陽同志的處理」。陳雲並未明確表示支持鄧小平使用軍隊鎮壓的決定。
87歲的退休元帥徐向前說，學運的根本目的是「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完全附庸於西方大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對於如何處理「敵人」，81歲的前軍人和國家副主席王震言辭最為激烈，如果「鎮壓反革命暴亂就此完結，我很不贊成」。似乎沒說過癮，王震又提交了一份書面講話（王震是唯一有兩份發言稿的人），細數具體措施：「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勞改、勞教一大批……戴了帽子的，勞改勞教的，一律吊銷城鎮戶口，送到偏遠地區，強制勞動。」
王震強調，「這次我們的方針是，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擴大。否則，不足以顯示人民民主專政的威力。」
王震將趙紫陽重用或支持的改革派稱為「像（注：原文）林彪那樣的大小艦隊」。他說這些人「控制一大批輿論工具，到處搞政治性沙龍、演講和集會，甚至鑽進黨和國家的核心部門，佔居重要崗位」。
王震用語強硬，接連兩個四字詞語和一連串並列短語描述他認為的嚴峻形勢：「（他們）上下勾連，內外串通，長期以來進行思想的、輿論的、組織的凖備和精心策劃……發動利用社會上的流氓政治團伙和地主官僚、封建軍閥反動階級殘餘及社會渣滓，企圖以動亂直至暴亂，達到推翻中國共產黨（的目的）。」
針對「國外敵人」，宋平說：「美國多方插手，『美國之音』每天造謠、煽動，唯恐中國不亂。」王震逐個列出了他所認為的海外勢力如何影響學運：金錢收買、思想文化滲透、派遣特務、盜竊情報、製造謠言、挑起動亂、扶植內部敵對勢力等，「除了直接出兵，什麼都用上了」。
被鄧小平臨時授命，取代趙紫陽的江澤民， 以總書記的身份發言，借著對其上任起關鍵作用的《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指責趙紫陽「採取資產階級政客的態度」。
江澤民含糊了鄧小平和保守派之間的分歧，向鄧效忠，為自己在黨內權力之路獲得平衡。 他的講話文件中表示，「鄧小平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健在，一般的工作，我們絶不打擾他們， 但是遇到重大問題，我們還是可以隨時向小平同志請教，聽取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意見」。
實質上已被軟禁的趙紫陽參加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但沒有被安排發言。兩天的會議時間，主要請所有參加會議的黨內元老和中共最高官員逐一發言，表態批判。 鄧小平只在第二天出席。
據趙紫陽在其《改革歷程》一書中記錄，他堅持在最後進行自辯發言，發言時，與會者「面部緊張，急躁不安」。
正式表決時，據趙回憶，鄧小平說，「到會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員，都有權參加表決」。 黨內元老李先念接著說，「這是李鵬給大家的權利（因為李鵬是會議主持人）」。
在趙紫陽看來，這些十分「滑稽」的程序卻意在「以勢壓人」。除趙之外，全體舉手贊成。這場看似合法，但實際無視《黨章》的會議，試圖使中共鎮壓八九學運合法化。
被迫認錯：「輿論失控」因趙而起
《最後的秘密》涵蓋的機密文件還包括因反對鎮壓而遭到撤職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以及主管宣傳的芮杏文和統戰部部長閻明複。他們承認，在危機時執行了趙紫陽的指示。這暴露出黨內80年代對新聞與文藝自由的不同路線。但不少「六四」研究者認為，他們的認錯是迫不得已。
閻明複在講話中說，自己在「八九」學運期間經歷了從「比較清醒」到「嚴重模糊、矛盾重重」的過程。但5月19日戒嚴大會後，聽了彭真、楊尚昆、李鵬、喬石的談話，「特別是聽了傳達小平同志重要講話，才又重新有了比較清醒認識」。
「八九」學運期間，5月20日北京戒嚴前，中國的新聞工作者爭取到了極為短暫的新聞自由。在刊發黨內宣傳講話的間隙，得以客觀、公正地報道學運。
胡啟立的講話為此提供了事實依據。他說，「十二日，我按照紫陽同志的批示，向首都各大新聞單位主編傳達了他的講話」。他被迫承認，這次傳達是「向新聞界燒了一把火」，令「錯誤的輿論導向」出現。
芮杏文也表示，他向首都新聞單位負責人傳達了趙紫陽的批示，因而「給新聞單位負責人松了綁，使新聞宣傳決了口，輿論失控越來越嚴重，直至完全失控」。
文藝思想上，芮杏文提到趙紫陽與鄧小平的不同政策。他說，鄧小平的出發點是，「黨對文藝工作要按照文藝創作規律來管，不要亂管，不要亂干涉」。而趙紫陽則認為「少管、不管」。
揭秘的意義
基於此套機密文件和其他資料，對本書做了深入史料考證的「六四」親歷者和旅美作家吳禹論接受BBC獨家採訪時說：「新書完整呈現了一套罕見的歷史資料，揭示了中共高層運作機制。在危機時刻，正是這種機制，完全無視任何事實、意識形態、一切法律或規章制度， 而確保獨一無二的最高領袖掌握權力。這是中共執政的法寶。」
另一位為此書做了導言的美國政治學者黎安友評價：「本書所刊登的文件闡述了中共官方對鄧小平10年改革，1989年危機以及之後黨的方針的看法。 這一立場在其後三十年基本上保持不變， 並是現今習近平領導的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這些黨內學習材料對了解和研究中國黨內高層政治規則，1980年代高層嚴重政策分歧導致幾近崩潰的困境、以及今天仍然面臨的問題，提供了十分難得的機會。這些文件也為了解習近平治下當今共產黨領導心態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8462970
BBC中文
1989年6月3日深夜至4日凌晨， 中共下令軍隊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用武力驅趕佔領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大學生，造成至少數百人傷亡。
如何收拾殘局和中共有關「六四」問題的決策內幕一直是中共的最高政治秘密，民間對事件真相追求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黨內文件不斷以各種渠道公布出來。
「六四」30週年之際，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最後的秘密——中共十三屆四中「六四」結論文檔》，公布關於「六四」事件的又一批黨內機密文件，展現「六四」鎮壓後，中共「統一思想」的過程，揭露高層權力運作的機制。
6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多位中共元老在會上做了講話或書面發言，隨後，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在西郊賓館召開，489名中共黨內元老和最高級別官員出席。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產生的文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這是中共最後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中央全會的形式對「六四」事件定下結論。
「最後的秘密」
「六四」軍隊開槍20天後，於6月23-24日召開的此次中央全會的主要議題是支持鄧小平的開槍決定，用中央全會的形式，撤銷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 強化 「4.26 社論」對「八九學運」的定性，並集體「學習」鄧小平關於「六四」事件的數個講話和時任總理李鵬關於撤消趙紫陽職務的報告。
數天前舉行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元老講話和高官發言以機密文件的形式發給參會官員，在會議結束時全面回收以確保對外保密。
《最後的秘密》一書收錄了十三屆四中全會下發的27份文件， 共209頁。包括陳雲、楊尚昆、李先念、薄一波、王震、聶榮臻、萬里、彭真、胡啟立、芮杏文等17名中共元老和高官口頭講話和書面表態會議記錄。
鄧小平5月31日和6月16日與高級領導人的談話記錄，以及北京市委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和公安部長王芳的報告也在新書文件中。
這些從未公開的內部資料揭露了中共高層政治內幕。深入分析這批珍貴史料，可有助了解中共政權面臨合法性危機時，身處中國最高權力小圈子的中共官員，如何主動或被迫懺悔、站隊和表態，支持鄧小平，批判趙紫陽。
「冒險」出版過程與真實性核實
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香港的政治類圖書出版業幾乎停滯，獨立出版人面臨極大政治和生存壓力。
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新世紀出版社耗時數月對《最後的秘密》一書中披露的文件來源做了考證和說明， 表示本書中的文件由27份文本組成，共209頁，全部來自「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兩次中共高層會議，即北京市委第六屆全體擴大會議和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但從文件編號缺失5份可看出，本書涵蓋文件並非十三屆四中全會文件的全部。目前估計，缺少中共政治局常委喬石、田紀雲和姚依林的講話。
出版人鮑樸對BBC中文說：「稿件接收時中間人和最終來源為了安全，保密身份，因此來源不能作為出版的條件。是否決定出版最重要的是看稿件的內容，材料必須經過考證和認證，確認文件的真實性。」
出版社稱除了對原始圖像做了少許技術處理，「沒有對文本進行任何選擇、刪除或更改」。身份未知的中間人向出版社的編輯提供了USB數字存儲裝置，原始文件中文字的缺陷沒有加以修復，但出版社編輯發現，這些文件已經做了一些數字處理，比如刪去了文件的編號和絶密標記。
據了解，文件被中共黨內姓名不詳的某高級官員複製並保存了多年，所有文件通過中介人提供，「沒有附加或口頭傳達任何解釋或說明」。
但BBC中文無法獨立對文件進行核實。
此書的重要意義在於可為之前面世的自傳文獻和其他官方文本，形成相互佐證，揭示在中共如何克服黨章程序上的限制，強行罷免趙紫陽，合法化武力鎮壓學生運動，並在開槍後統一思想，為接下來中共的權力體系布局。
本書也成為《改革歷程》和《李鵬六四日記》之後，民間獲得的解讀中共權力幕後高層運作的又一重要歷史文獻。
高官發言：「國內外敵人——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
引人注目的是，在黨內資歷高於鄧小平的元老陳雲未出席會議，以書面的形式提交兩句話：「一、趙紫陽同志辜負了黨對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對趙紫陽同志的處理」。陳雲並未明確表示支持鄧小平使用軍隊鎮壓的決定。
87歲的退休元帥徐向前說，學運的根本目的是「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完全附庸於西方大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對於如何處理「敵人」，81歲的前軍人和國家副主席王震言辭最為激烈，如果「鎮壓反革命暴亂就此完結，我很不贊成」。似乎沒說過癮，王震又提交了一份書面講話（王震是唯一有兩份發言稿的人），細數具體措施：「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勞改、勞教一大批……戴了帽子的，勞改勞教的，一律吊銷城鎮戶口，送到偏遠地區，強制勞動。」
王震強調，「這次我們的方針是，一個不放過，一個不擴大。否則，不足以顯示人民民主專政的威力。」
王震將趙紫陽重用或支持的改革派稱為「像（注：原文）林彪那樣的大小艦隊」。他說這些人「控制一大批輿論工具，到處搞政治性沙龍、演講和集會，甚至鑽進黨和國家的核心部門，佔居重要崗位」。
王震用語強硬，接連兩個四字詞語和一連串並列短語描述他認為的嚴峻形勢：「（他們）上下勾連，內外串通，長期以來進行思想的、輿論的、組織的凖備和精心策劃……發動利用社會上的流氓政治團伙和地主官僚、封建軍閥反動階級殘餘及社會渣滓，企圖以動亂直至暴亂，達到推翻中國共產黨（的目的）。」
針對「國外敵人」，宋平說：「美國多方插手，『美國之音』每天造謠、煽動，唯恐中國不亂。」王震逐個列出了他所認為的海外勢力如何影響學運：金錢收買、思想文化滲透、派遣特務、盜竊情報、製造謠言、挑起動亂、扶植內部敵對勢力等，「除了直接出兵，什麼都用上了」。
被鄧小平臨時授命，取代趙紫陽的江澤民， 以總書記的身份發言，借著對其上任起關鍵作用的《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指責趙紫陽「採取資產階級政客的態度」。
江澤民含糊了鄧小平和保守派之間的分歧，向鄧效忠，為自己在黨內權力之路獲得平衡。 他的講話文件中表示，「鄧小平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健在，一般的工作，我們絶不打擾他們， 但是遇到重大問題，我們還是可以隨時向小平同志請教，聽取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意見」。
實質上已被軟禁的趙紫陽參加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但沒有被安排發言。兩天的會議時間，主要請所有參加會議的黨內元老和中共最高官員逐一發言，表態批判。 鄧小平只在第二天出席。
據趙紫陽在其《改革歷程》一書中記錄，他堅持在最後進行自辯發言，發言時，與會者「面部緊張，急躁不安」。
正式表決時，據趙回憶，鄧小平說，「到會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員，都有權參加表決」。 黨內元老李先念接著說，「這是李鵬給大家的權利（因為李鵬是會議主持人）」。
在趙紫陽看來，這些十分「滑稽」的程序卻意在「以勢壓人」。除趙之外，全體舉手贊成。這場看似合法，但實際無視《黨章》的會議，試圖使中共鎮壓八九學運合法化。
被迫認錯：「輿論失控」因趙而起
《最後的秘密》涵蓋的機密文件還包括因反對鎮壓而遭到撤職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以及主管宣傳的芮杏文和統戰部部長閻明複。他們承認，在危機時執行了趙紫陽的指示。這暴露出黨內80年代對新聞與文藝自由的不同路線。但不少「六四」研究者認為，他們的認錯是迫不得已。
閻明複在講話中說，自己在「八九」學運期間經歷了從「比較清醒」到「嚴重模糊、矛盾重重」的過程。但5月19日戒嚴大會後，聽了彭真、楊尚昆、李鵬、喬石的談話，「特別是聽了傳達小平同志重要講話，才又重新有了比較清醒認識」。
「八九」學運期間，5月20日北京戒嚴前，中國的新聞工作者爭取到了極為短暫的新聞自由。在刊發黨內宣傳講話的間隙，得以客觀、公正地報道學運。
胡啟立的講話為此提供了事實依據。他說，「十二日，我按照紫陽同志的批示，向首都各大新聞單位主編傳達了他的講話」。他被迫承認，這次傳達是「向新聞界燒了一把火」，令「錯誤的輿論導向」出現。
芮杏文也表示，他向首都新聞單位負責人傳達了趙紫陽的批示，因而「給新聞單位負責人松了綁，使新聞宣傳決了口，輿論失控越來越嚴重，直至完全失控」。
文藝思想上，芮杏文提到趙紫陽與鄧小平的不同政策。他說，鄧小平的出發點是，「黨對文藝工作要按照文藝創作規律來管，不要亂管，不要亂干涉」。而趙紫陽則認為「少管、不管」。
揭秘的意義
基於此套機密文件和其他資料，對本書做了深入史料考證的「六四」親歷者和旅美作家吳禹論接受BBC獨家採訪時說：「新書完整呈現了一套罕見的歷史資料，揭示了中共高層運作機制。在危機時刻，正是這種機制，完全無視任何事實、意識形態、一切法律或規章制度， 而確保獨一無二的最高領袖掌握權力。這是中共執政的法寶。」
另一位為此書做了導言的美國政治學者黎安友評價：「本書所刊登的文件闡述了中共官方對鄧小平10年改革，1989年危機以及之後黨的方針的看法。 這一立場在其後三十年基本上保持不變， 並是現今習近平領導的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這些黨內學習材料對了解和研究中國黨內高層政治規則，1980年代高層嚴重政策分歧導致幾近崩潰的困境、以及今天仍然面臨的問題，提供了十分難得的機會。這些文件也為了解習近平治下當今共產黨領導心態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8462970
【852郵報】852郵報：逃犯條例 摧毀香港百年基業
逃犯條例最矚目的新發展，當屬歐盟在5月24日（上週五）發出正式的外交照會，宣示其反對相關修訂的立場。顯然易見，不只美國，整個國際社會對修例的觀感都極為負面，一旦美國因應逃犯條例修改或直接取消《香港政策法》，可以預期，其他西方國家均會作出相應的跟進行動。逃犯條例賭上的，是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百年基業。
毫不諱言，逃犯條例若果獲得通過，幾近可以肯定美國會在《香港政策法》上做文章。最新的例證，是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發給特首林鄭月娥的信件。當中明確指出，《香港政策法》中給予香港有別於內地的優待，重要前設是本港維持足夠的自主性，而逃犯條例將會令香港自主受到「不能修復的傷害」（irreparably damage）。即使美國最終沒有完全取消《香港政策法》，只是對其中一、兩項的特殊待遇作出修訂，如特區護照的簽證優待、視香港為獨特關稅區等，也足以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重創。
令情況更糟的是，按現時情況來看，美國一旦重新檢視香港的特殊待遇和地位，歐盟各國有很大機會作出相應的行動。除了上週五發出的外交照會，在歐盟處於領導地位的德國，便決定給予涉及旺角騷亂的本土民主前線黃台仰及李東昇難民庇護。這就意味著有關方面對香港整個體制、政治自主性投下了不信任的一票，並視一國兩制已淪落為「一國1.5制」，甚或是「一國一制」。這樣的情況下，再加上歐盟現時已視中國為「系統性的競爭對手」（systematic rival；載於2019年3月歐盟最新的對華策略文件），歐盟又有何誘因維持香港有別於內地的優待？
西方世界對逃犯條例的反應如此之大，原因無他，在於修例其實是將香港百多年來的「規矩」（其實也是本港成功的基石）徹底反轉：香港自開埠以來，便有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在東西、中美 / 中英兩大陣營之間，不為意識形態、「政治正確」所束縛，有時更會向宗主國（英國）說「不」，令各方勢力均能在此地各取所需（最起碼表面上如此）；更甚者，在某些關鍵時候，能在陣營的夾縫之中見縫插針，作出平衡，以換取自身的生存空間。逃犯條例的通過，除了顯示本港再難言自主外，更是將各方的平衡打破，令香港徹底倒向北京一方：內地的「法律武器」隨時可在香港發揮影響力。當情形發展至此，西方國家自然視本港為一個中國沿岸的普通城市，她們對香港從新定位，實在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事。
無論如何，西方世界已是或明或暗地劃了紅線，逃犯條例通過之日，距離各項惠港政策撤銷之日亦不遠矣，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也會隨之煙消雲散。今日，香港已走到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願天祐香港！
（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觀點版，特別嗚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所有博客及專欄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報立場。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5/852852-192.html
毫不諱言，逃犯條例若果獲得通過，幾近可以肯定美國會在《香港政策法》上做文章。最新的例證，是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發給特首林鄭月娥的信件。當中明確指出，《香港政策法》中給予香港有別於內地的優待，重要前設是本港維持足夠的自主性，而逃犯條例將會令香港自主受到「不能修復的傷害」（irreparably damage）。即使美國最終沒有完全取消《香港政策法》，只是對其中一、兩項的特殊待遇作出修訂，如特區護照的簽證優待、視香港為獨特關稅區等，也足以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重創。
令情況更糟的是，按現時情況來看，美國一旦重新檢視香港的特殊待遇和地位，歐盟各國有很大機會作出相應的行動。除了上週五發出的外交照會，在歐盟處於領導地位的德國，便決定給予涉及旺角騷亂的本土民主前線黃台仰及李東昇難民庇護。這就意味著有關方面對香港整個體制、政治自主性投下了不信任的一票，並視一國兩制已淪落為「一國1.5制」，甚或是「一國一制」。這樣的情況下，再加上歐盟現時已視中國為「系統性的競爭對手」（systematic rival；載於2019年3月歐盟最新的對華策略文件），歐盟又有何誘因維持香港有別於內地的優待？
西方世界對逃犯條例的反應如此之大，原因無他，在於修例其實是將香港百多年來的「規矩」（其實也是本港成功的基石）徹底反轉：香港自開埠以來，便有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在東西、中美 / 中英兩大陣營之間，不為意識形態、「政治正確」所束縛，有時更會向宗主國（英國）說「不」，令各方勢力均能在此地各取所需（最起碼表面上如此）；更甚者，在某些關鍵時候，能在陣營的夾縫之中見縫插針，作出平衡，以換取自身的生存空間。逃犯條例的通過，除了顯示本港再難言自主外，更是將各方的平衡打破，令香港徹底倒向北京一方：內地的「法律武器」隨時可在香港發揮影響力。當情形發展至此，西方國家自然視本港為一個中國沿岸的普通城市，她們對香港從新定位，實在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事。
無論如何，西方世界已是或明或暗地劃了紅線，逃犯條例通過之日，距離各項惠港政策撤銷之日亦不遠矣，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也會隨之煙消雲散。今日，香港已走到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願天祐香港！
（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觀點版，特別嗚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所有博客及專欄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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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网络审查新规层出不穷体现中国多部门权力争夺
来源:
美国之音
分析认为，中国通过加强网络安全审查措施，目的之一是应对美中贸易战暴露的中国科技产业供应链薄弱环节，但短时间内推出多部有关网络安全管理的法规，也体现了中国官僚系统在网络审查上的功能重复。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5月21日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内容包括供应链安全。
草案说，网络安全审查要重点评估采购活动的国家安全风险，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产品和服务的可控性、透明性以及供应链安全，包括因为政治、外交、贸易等非技术因素导致产品和服务供应中断的可能性。
本月早些时候，中国政府发布了由公安部牵头起草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2.0国家标准》，替代了十多年前推出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将规范标准范围扩大到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工业控制系统等领域。
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研究员魏光明（Graham Webster）说，中国网信办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等一系列规定，是辅佐《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的“较低级别的监督性文件”，这是中国法律系统的通常做法。
魏光明说，网信办与公安部对信息安全的规定在一些方面“显然发生重叠”，体现了两者对控制权的争夺。
“历史上来说，网信办和公安部的优先级别略有不同。公安部更注重国家安全和打击犯罪。网信办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关注，但他们也关心数字经济的发展。他们关心的是宣传和审查。所以他们还有其他更广泛的目标，” 魏光明告诉美国之音。
在他看来，一家公司“可以很容易地既成为所谓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信办的规范对象）、又被包含在‘等级保护体系’的名单里。”
魏光明还指出，“其中一些规定看起来似乎是为了回应美国一些针对华为的措施以及广义的供应链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中旬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外国对手”拥有或掌控的公司为美国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美国商务部同时宣布，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活动违反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利益，将华为及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
魏光明说：“中国这部新草案包含了有关外国政府的语言，目的是发出这样的信号，是在说‘好吧，我们也可以针对你’。但这肯定不是说中国政府以前没有能力审查外国供应商。他们在这方面一直有长期的担忧。”
外界认为，中国工信部的新规定草案的语言延续了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一贯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给了监管部门极大的灵活性。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分析师尼克·马洛（Nick Marro）的话说：“监管不透明意味着官员们在如何实施这项法规上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这意味着它可以通过‘定性’将措施施加于美国企业，这是中国贸易战应对的一部分。”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5/%E5%88%86%E6%9E%90%EF%BC%9A%E7%BD%91%E7%BB%9C%E5%AE%A1%E6%9F%A5%E6%96%B0%E8%A7%84%E5%B1%82%E5%87%BA%E4%B8%8D%E7%A9%B7%E4%BD%93%E7%8E%B0%E4%B8%AD%E5%9B%BD%E5%A4%9A%E9%83%A8%E9%97%A8%E6%9D%83%E5%8A%9B%E4%BA%89%E5%A4%BA.html
美国之音
分析认为，中国通过加强网络安全审查措施，目的之一是应对美中贸易战暴露的中国科技产业供应链薄弱环节，但短时间内推出多部有关网络安全管理的法规，也体现了中国官僚系统在网络审查上的功能重复。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5月21日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内容包括供应链安全。
草案说，网络安全审查要重点评估采购活动的国家安全风险，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产品和服务的可控性、透明性以及供应链安全，包括因为政治、外交、贸易等非技术因素导致产品和服务供应中断的可能性。
本月早些时候，中国政府发布了由公安部牵头起草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2.0国家标准》，替代了十多年前推出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将规范标准范围扩大到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工业控制系统等领域。
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研究员魏光明（Graham Webster）说，中国网信办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等一系列规定，是辅佐《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的“较低级别的监督性文件”，这是中国法律系统的通常做法。
魏光明说，网信办与公安部对信息安全的规定在一些方面“显然发生重叠”，体现了两者对控制权的争夺。
“历史上来说，网信办和公安部的优先级别略有不同。公安部更注重国家安全和打击犯罪。网信办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关注，但他们也关心数字经济的发展。他们关心的是宣传和审查。所以他们还有其他更广泛的目标，” 魏光明告诉美国之音。
在他看来，一家公司“可以很容易地既成为所谓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信办的规范对象）、又被包含在‘等级保护体系’的名单里。”
魏光明还指出，“其中一些规定看起来似乎是为了回应美国一些针对华为的措施以及广义的供应链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中旬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外国对手”拥有或掌控的公司为美国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美国商务部同时宣布，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活动违反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利益，将华为及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
魏光明说：“中国这部新草案包含了有关外国政府的语言，目的是发出这样的信号，是在说‘好吧，我们也可以针对你’。但这肯定不是说中国政府以前没有能力审查外国供应商。他们在这方面一直有长期的担忧。”
外界认为，中国工信部的新规定草案的语言延续了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一贯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给了监管部门极大的灵活性。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分析师尼克·马洛（Nick Marro）的话说：“监管不透明意味着官员们在如何实施这项法规上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这意味着它可以通过‘定性’将措施施加于美国企业，这是中国贸易战应对的一部分。”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5/%E5%88%86%E6%9E%90%EF%BC%9A%E7%BD%91%E7%BB%9C%E5%AE%A1%E6%9F%A5%E6%96%B0%E8%A7%84%E5%B1%82%E5%87%BA%E4%B8%8D%E7%A9%B7%E4%BD%93%E7%8E%B0%E4%B8%AD%E5%9B%BD%E5%A4%9A%E9%83%A8%E9%97%A8%E6%9D%83%E5%8A%9B%E4%BA%89%E5%A4%BA.html
美中主播贸易舌战，谁是“最大赢家”？
美中贸易战火花四溅，国际舆论场也被点燃，中国央视主播刘欣与美国福克斯主播翠西·里根就贸易战进行了一场备受关注的越洋辩论。
双方的主要论点是什么？两人有哪些精彩交锋？这场被称为“中共党媒对决美国川媒”的辩论，谁是“最大赢家”？北京一改过去对外媒的忌惮，为刘欣“摇旗呐喊”，背后原因何在？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是：澳门大学传播系讲座教授赵心树博士；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洵
赵心树：美中媒体人直面彼此，两国冲突在观念
澳门大学传播系讲座教授赵心树博士说，很多人以为，里根和刘欣这次空中交谈是中美之间的约架，应该没有那么简单，我认为是两种观念的冲突。可以用比较理智和平静的态度来分析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重合；也可以是情绪化的约架。
我注意到，有时同一人可以体现两种思维，这在里根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她之前表现非常情绪化，但今天的讨论则体现另一面，很礼貌，表示不要贸易战，这与此前的立场相冲突。不过，今天这样对她有利。而刘欣显得前后表现都相对比较理智和平静，主要是通过讲事实。我认为，双方都是赢家，表现都不错。刘欣前后表现统一，加上各方对她的预期相对低，所以赢面更大一些。
关于刘欣对是否党员的回应，我一直认为，对中共的英文翻译是误译。今天所谓的辩论用英语进行，里根特别强调刘欣的媒体是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媒体。其实，今天的讨论跟中共之间关系不是很大。里根必须强调刘欣与中共的关系，而刘欣则强调自己不是党员。我认为，双方都做得对。事实说明，刘欣这么说的赢面更大。
赵心树：刘欣避重就轻，利益就该两头都得
赵心树说，关于美中谈判将何去何从，两国有共同利益，达成协议对双方有利。刘欣说的是中国政府的态度，相信也是她自己的意见。产权问题上，刘欣的回答使我吃惊。我原来对此的预期很低，因为中国的产权问题的确存在。她的回答大大好于我的预期。她坦率承认中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从中国立场看，没有必要承认中国问题更多，因为按照西方规矩，不能把个体行为扩大到整个族群。
赵新树说，关于里根以华为作为假设提出的技术换市场，刘欣利用了中美两国制度的不同。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是，政府出面，通过行政命令来逼迫美国公司交出技术换取市场。刘欣说，在美国，公司愿意这么做。这是因为美国没有政府强迫企业用技术换市场的可能性。这是她在技术上做了巧妙处理。里根没有追问，我认为是因为她没有很好地做功课；如果追问可以得分。
对于中国到底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我认为这两点都是基本事实，中国GDP总量排在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排名仅位于世界中游。我认为，任何民族都希望在不同情况下拿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来支持自己的利益，这无可厚非。
张洵：媒体与党人尽皆知，刘欣撇开党适得其反
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洵说，这场辩论因为刘欣发出指责里根的视频，并使用了很多严厉的指责之词，比如“两眼冒火”之类。里根作为回应，也用同样的能量回应，显得激动。但是，她今天回归职业素养，显得彬彬有礼。
刘欣代表中共大外宣，做形象宣传，也无需激动。从形式上看，刘欣做到了政府希望做的，外部形象使用选美式化妆；遣词造句达到预期。但是，从内容上看，我不同意赵博士说的刘欣始终理性。她使用了包括没有内容、粗野等等贬义词，指责不少，是不理性的表现。如果把前后两个视频对比，态度真正差异大的是刘欣而不是里根。认为里根做到了职业化和得体。
关于刘欣的政治身份，网上很多质疑。有些网友甚至指出，她在南大时就入了党。不过，我们无需对此多加猜测。在中国大陆，儿童都知道媒体与党的关系。2016年习近平参观央视，央视大屏幕上打出十二个大字：“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加上定于一尊、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的口号，一切是不言自明的。
刘欣说自己不是党员，这其实与她是不是党员没有关系。她说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代表自己，我感觉可笑。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下她才可以代表自己，就是她和党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大外宣的目的是让美国人相信，但是如果刘欣在自己的身份上都言不由衷的话，效果就会适得其反。接下来无论她说什么，意义都不大了，因为观众不会信。
张洵：挑战美国媒体，刘欣自相矛盾
张洵说，刘欣英语流利、态度端庄，但是回答里根第一个问题时说，“我没有见解也没有信息”，这是中共央视主播们不经意间暴露自己不专业的例子，里根也不用多追问。既然贸易战打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刘欣自己因贸易战先出手攻击里根，现在又说没有见解也没有信息，说明什么？既然连信息都不掌握，为什么指责里根呢？
此外，我认为，刘欣对产权问题的回答是最糟糕的回答之一。她把一袋米中几颗老鼠屎和老鼠屎中几颗米混为一谈了。美国没收的假冒商品87%来自中国，还不包括专利损失和间接侵犯。把这个现象等同于美国的个案完全是错误类比。
另外，刘欣说里根是攻击中国人民和中国，事实上里根针对的是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刘欣这是典型的党媒式的偷梁换柱。不过，她这么说也是在承认中国的产权偷盗行为。
里根提出，中国第二大经济体，何时可以停止向世界银行借钱。其实，中国之所以得以让经济成功发展，就是因为在国内设立了很复杂的策略和结构，比方说华为到底是国企还是民企，国人自己都不清楚。
美国传媒有个传统，就是让你说，然后等你难于自圆其说。里根就是这个策略。中国对自己的国力有两套定义，要展示实力的时候，宣称自己是强国；在需要利益的时候，比方说不想履行世贸组织承诺时，就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
刘欣反问发展中国家如何定义？我要问的是，难道这个定义没有吗？我认为这个问题她彻底失分。她还说，零关税好，但是不可行。这说明，刘欣不懂关税，因为双边关税对等是最有效的途径。而中国的关税是美国平均关税的三倍。里根没有必要追问，免得刘欣再背诵大外宣的套话来浪费时间。
最后，关于定义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刘欣说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与官方定义一致。而刘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释，是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越来越低。这与习主席说的“要做大做强国企”明显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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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30 May 2019
律师代表：《逃犯条例》修订挑战香港司法体系
来源:
德国之声
3名香港法官以及12名具有影响力的商法、刑法律师代表周三（5月29日）指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是对香港司法体系的一次重大挑战，商界、政界、外交界将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
通常，香港司法界人士并不会公开评论行政或者立法事务。此次也是香港法律界首次就《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中引发争议的引渡条款发声。
在“一国两制”体系下，香港的司法独立在2047年前都应得到保障。在不少商界人士以及外交圈内人士眼中，司法独立是香港对抗北京侵蚀的最有力武器。
此次发声的法官与律师指出，在香港适用的英美普通法系下，只有在引渡目的国能够保障公正审判、人道刑罚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引渡。他们认为，中国内地的法律体系在这方面并不值得信赖。
一名不愿具名的香港资深法官对路透社表示，此次的《逃犯条例》修正草案忽略了这一问题，况且在中国内地，这种信赖根本就不存在。他指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我们非常不安。”
目前，林郑月娥领导下的香港特区政府限制了针对此次修正案的公开咨询，并且力推立法会在夏休期前通过法案，称长期的漏洞应当尽快被弥补。香港保安局则在回复路透社问询时表示，只有在一切人权以及法律程序得到保障、且引渡提出方对此作出保证之后，引渡案件才会诉诸法庭。
目前，香港已经与20个国家签署有引渡协议。《逃犯条例》修正草案则将允许向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更多国家及地区引渡犯罪嫌疑人，每一起案件都必须由香港法庭单独审理并裁定是否引渡。同时，新法也取消了行政部门与立法会对引渡案件的监督角色。
林郑月娥领导下的特区政府多次强调，已有法规来防止人们受到政治、宗教迫害。特区政府指出，香港的司法体系就是香港的守门人。
两难境地？
不过，一些香港法官认为，鉴于中国内地与香港越发紧密的关系，以及引渡听证的范围被缩小，司法系统将不太有足够的裁量空间。他们担心，如果试图阻止备受瞩目的嫌疑人被引渡至中国内地，就会面临来自北京的巨大政治压力。同时，这些法官也担忧，如果批准了有争议的引渡请求，就会被香港本地的批评人士认为听命于北京，从而导致司法界的独立形象受损。
香港大律师公会、美国商会、多个西方国家政府都已经表达了对此次引渡法案修订的担忧。
人权观察、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今年3月也致信林郑月娥，指出中国的司法体系常有肆意拘捕、酷刑、缺乏公正审判等现象。曾为黄之峰等人代理辩护的知名维权律师韦智达（Michael Vidler）担心，《逃犯条例》修正案将会产生寒蝉效应，“香港的自由、安全、法治形象受到的损害之大，将不可估量。”
如果该法案获得立法会的批准，不论嫌疑人系香港籍还是外国籍，都有可能被引渡。适合引渡的罪名将包括谋杀、性侵、绑架、腐败、洗钱、诈骗、走私偷渡等共37项。只有当引渡请求方的检控罪名也存在于香港法律中时，引渡才可以获得批准。引渡的其他前提还包括：刑期至少为3年以上，但是不得有被判死刑之虞。
而中国内地的法律，其管辖权也包括在中国境外犯罪的中国公民。这意味着，在外国犯罪的中国公民，今后有可能因中国司法机关的检控在香港被捕，随后被引渡到中国内地。
香港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艾文教授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指出，在2047年前，香港的独立司法体系必须得到更好的认同度；因此，必须要有一套清晰、可靠的与中国内地引渡机制。杨艾文认为，目前立法会对引渡案件的监督权，不应当被新法案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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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3名香港法官以及12名具有影响力的商法、刑法律师代表周三（5月29日）指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是对香港司法体系的一次重大挑战，商界、政界、外交界将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
通常，香港司法界人士并不会公开评论行政或者立法事务。此次也是香港法律界首次就《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中引发争议的引渡条款发声。
在“一国两制”体系下，香港的司法独立在2047年前都应得到保障。在不少商界人士以及外交圈内人士眼中，司法独立是香港对抗北京侵蚀的最有力武器。
此次发声的法官与律师指出，在香港适用的英美普通法系下，只有在引渡目的国能够保障公正审判、人道刑罚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引渡。他们认为，中国内地的法律体系在这方面并不值得信赖。
一名不愿具名的香港资深法官对路透社表示，此次的《逃犯条例》修正草案忽略了这一问题，况且在中国内地，这种信赖根本就不存在。他指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我们非常不安。”
目前，林郑月娥领导下的香港特区政府限制了针对此次修正案的公开咨询，并且力推立法会在夏休期前通过法案，称长期的漏洞应当尽快被弥补。香港保安局则在回复路透社问询时表示，只有在一切人权以及法律程序得到保障、且引渡提出方对此作出保证之后，引渡案件才会诉诸法庭。
目前，香港已经与20个国家签署有引渡协议。《逃犯条例》修正草案则将允许向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更多国家及地区引渡犯罪嫌疑人，每一起案件都必须由香港法庭单独审理并裁定是否引渡。同时，新法也取消了行政部门与立法会对引渡案件的监督角色。
林郑月娥领导下的特区政府多次强调，已有法规来防止人们受到政治、宗教迫害。特区政府指出，香港的司法体系就是香港的守门人。
两难境地？
不过，一些香港法官认为，鉴于中国内地与香港越发紧密的关系，以及引渡听证的范围被缩小，司法系统将不太有足够的裁量空间。他们担心，如果试图阻止备受瞩目的嫌疑人被引渡至中国内地，就会面临来自北京的巨大政治压力。同时，这些法官也担忧，如果批准了有争议的引渡请求，就会被香港本地的批评人士认为听命于北京，从而导致司法界的独立形象受损。
香港大律师公会、美国商会、多个西方国家政府都已经表达了对此次引渡法案修订的担忧。
人权观察、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今年3月也致信林郑月娥，指出中国的司法体系常有肆意拘捕、酷刑、缺乏公正审判等现象。曾为黄之峰等人代理辩护的知名维权律师韦智达（Michael Vidler）担心，《逃犯条例》修正案将会产生寒蝉效应，“香港的自由、安全、法治形象受到的损害之大，将不可估量。”
如果该法案获得立法会的批准，不论嫌疑人系香港籍还是外国籍，都有可能被引渡。适合引渡的罪名将包括谋杀、性侵、绑架、腐败、洗钱、诈骗、走私偷渡等共37项。只有当引渡请求方的检控罪名也存在于香港法律中时，引渡才可以获得批准。引渡的其他前提还包括：刑期至少为3年以上，但是不得有被判死刑之虞。
而中国内地的法律，其管辖权也包括在中国境外犯罪的中国公民。这意味着，在外国犯罪的中国公民，今后有可能因中国司法机关的检控在香港被捕，随后被引渡到中国内地。
香港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艾文教授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指出，在2047年前，香港的独立司法体系必须得到更好的认同度；因此，必须要有一套清晰、可靠的与中国内地引渡机制。杨艾文认为，目前立法会对引渡案件的监督权，不应当被新法案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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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谈判美国要求中国开放互联网？
来源:
法广
香港《南华早报》本周二披露，中美双方5月初未就经贸议题达成协议，原因之一是华盛顿要求中国“完全开放互联网”，所以遭到中方拒绝。作为全球唯一对互联网进行严厉管制的国家，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已然成为中南海世世代代“岁月静好”的必要条件，而美国竟然要求中国开放互联网？难道《南华早报》是不慎说漏了嘴？
众所周知，香港《南华早报》具有中资背景，就敏感议题可在上峰需要的时候，有披露来自中南海信息的独家权威性。5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宣布要对中国商品加税，因为中方谈判最后关头悔棋“要重新谈判”。《南华早报》立即跟进发文，说习近平告诉谈判人员：他会对中美谈判的失败负全责。这句凸显习式话语风格的“金句”传言，不太会引发怀疑，甚至得到美国纽约时报的认同说：中南海里没有第二人有习近平这么大的勇气。
几天后，传出了北京新说法：不接受中美贸易协定草案的是中共政治局集体决定。有心人马上明白：习近平不仅没那么信誓旦旦，而且很可能对《南华早报》的报道动了怒，这是谁要把一尊抛出来？算是高级黑？还是低级红呢？
5月28日《南华早报》文章也许是想挽回前文给领袖造成的不利影响，但似乎仍没有讲好这个“中国故事”。因为刘鹤谈判团兴师动众和美方谈判超过十轮，协议内容一条条谈出来，写出来，翻译出来，反反复复，其间若无一尊点头是万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是到最后关头才恍然大悟发现到处都是问题，必须推倒重来呢？此外，在中共政治局成员5月13日开会前，特朗普已把加税子弹上了膛，说什么也晚了。讲故事，最忌讳时间的错乱。
华盛顿要求中国“完全开放互联网”，成为中方拒绝签约的原因之一。这也是香港《南华早报》5月28日文章最新惊人爆料。连美方都没有公布类似的信息，一家中国对外喉舌却竹筒倒豆子。难道忘记了“底线思维”，不慎说漏了嘴？还是脑进水？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值得一考的重大信息。
华盛顿要求中国“完全开放互联网”这一消息的敏感度毋庸置疑。消息放出后，立即舆论哗然，有人质疑披露的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尚需求证。也有中国网民力挺美方要求，认为美方要求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一直渴望可以开放网络。
《南华早报》是英文报纸，面对国际读者，但即便需要翻墙，敏感消息“出口转内销”的速度也是飞快。该文的初衷可能是为定于一尊的领袖解套：在习近平表演完“红军长征”后，曾经传言他对6月底20国峰会期间举行特习会并不感冒，但如果现在出现变数，需要对美方释放相反的信息的话，《南华早报》文章是否可令特朗普理解：并非是习近平做事不守规矩，而是中共高层集体意志所然。但释放华盛顿要求中国“完全开放互联网”的消息，又能让中国领袖收获什么呢？
成为中国克星的史蒂芬-班农，最近讲演时曾把对内的人民日报说成是一份中共的“小报”，却称赞对外的《南华早报》是中国“最伟大的报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证实华盛顿是否真的要求中国“完全开放互联网”了？耐心等待来自白宫的信息自然更为直接可靠。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5/%E8%B4%B8%E6%98%93%E8%B0%88%E5%88%A4%E7%BE%8E%E5%9B%BD%E8%A6%81%E6%B1%82%E4%B8%AD%E5%9B%BD%E5%BC%80%E6%94%BE%E4%BA%92%E8%81%94%E7%BD%91%EF%BC%9F.html
法广
香港《南华早报》本周二披露，中美双方5月初未就经贸议题达成协议，原因之一是华盛顿要求中国“完全开放互联网”，所以遭到中方拒绝。作为全球唯一对互联网进行严厉管制的国家，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已然成为中南海世世代代“岁月静好”的必要条件，而美国竟然要求中国开放互联网？难道《南华早报》是不慎说漏了嘴？
众所周知，香港《南华早报》具有中资背景，就敏感议题可在上峰需要的时候，有披露来自中南海信息的独家权威性。5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宣布要对中国商品加税，因为中方谈判最后关头悔棋“要重新谈判”。《南华早报》立即跟进发文，说习近平告诉谈判人员：他会对中美谈判的失败负全责。这句凸显习式话语风格的“金句”传言，不太会引发怀疑，甚至得到美国纽约时报的认同说：中南海里没有第二人有习近平这么大的勇气。
几天后，传出了北京新说法：不接受中美贸易协定草案的是中共政治局集体决定。有心人马上明白：习近平不仅没那么信誓旦旦，而且很可能对《南华早报》的报道动了怒，这是谁要把一尊抛出来？算是高级黑？还是低级红呢？
5月28日《南华早报》文章也许是想挽回前文给领袖造成的不利影响，但似乎仍没有讲好这个“中国故事”。因为刘鹤谈判团兴师动众和美方谈判超过十轮，协议内容一条条谈出来，写出来，翻译出来，反反复复，其间若无一尊点头是万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是到最后关头才恍然大悟发现到处都是问题，必须推倒重来呢？此外，在中共政治局成员5月13日开会前，特朗普已把加税子弹上了膛，说什么也晚了。讲故事，最忌讳时间的错乱。
华盛顿要求中国“完全开放互联网”，成为中方拒绝签约的原因之一。这也是香港《南华早报》5月28日文章最新惊人爆料。连美方都没有公布类似的信息，一家中国对外喉舌却竹筒倒豆子。难道忘记了“底线思维”，不慎说漏了嘴？还是脑进水？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值得一考的重大信息。
华盛顿要求中国“完全开放互联网”这一消息的敏感度毋庸置疑。消息放出后，立即舆论哗然，有人质疑披露的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尚需求证。也有中国网民力挺美方要求，认为美方要求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一直渴望可以开放网络。
《南华早报》是英文报纸，面对国际读者，但即便需要翻墙，敏感消息“出口转内销”的速度也是飞快。该文的初衷可能是为定于一尊的领袖解套：在习近平表演完“红军长征”后，曾经传言他对6月底20国峰会期间举行特习会并不感冒，但如果现在出现变数，需要对美方释放相反的信息的话，《南华早报》文章是否可令特朗普理解：并非是习近平做事不守规矩，而是中共高层集体意志所然。但释放华盛顿要求中国“完全开放互联网”的消息，又能让中国领袖收获什么呢？
成为中国克星的史蒂芬-班农，最近讲演时曾把对内的人民日报说成是一份中共的“小报”，却称赞对外的《南华早报》是中国“最伟大的报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证实华盛顿是否真的要求中国“完全开放互联网”了？耐心等待来自白宫的信息自然更为直接可靠。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5/%E8%B4%B8%E6%98%93%E8%B0%88%E5%88%A4%E7%BE%8E%E5%9B%BD%E8%A6%81%E6%B1%82%E4%B8%AD%E5%9B%BD%E5%BC%80%E6%94%BE%E4%BA%92%E8%81%94%E7%BD%91%EF%BC%9F.html
【眾新聞】羅永康：美國民眾支持貿易戰原因—留學生踩到紅線
中美貿易戰，毫無疑問最多人想法是中國崩潰結束。大部分經濟學者，都認為美國人也會付出代價。然而，至今除了他們，找不到任何民調反對貿易戰。影響最大的農民有反對聲音，但不是壓倒性，仍然有支持的。常識就是，關稅是七傷拳，必然打到自己，但一般美國人好像即使自己受傷，也要打殘中國（包括其國民）。其實不難理解，因為中國人碰到不能碰的紅線。
政府行為，未至於令美國人支持打殘中國，中共一直犯反人類罪行，在外國不是新聞，但有件事，令美國人覺得這個國家連人民都無藥可救，要一起打殘，就是加拿大留學生反對藏族女孩Chemi Lhamo 擔任學生會會長。
多倫多大學士嘉堡分校今年初舉行學生會選舉，加拿大籍西藏人齊美拉莫（圖）當選會長。選舉之後，該校的中國留學生發起網上聯署，要求廢除其當選資格。Chemi Lhamo Instagram
Chemi Lhamo 只是與雪山獅子旗合照，並無發表過藏獨聲明。達賴喇嘛也公開講過放棄獨立，尋求自治。一窩蜂的攻擊，又打又殺又怎樣。這些在中國是小事，在外國，是大件事。
藏人在西方社會眼中，一向是被中國政府霸凌弱者，寧自焚不武力。恕我淺陋，台灣在亞洲第一島鏈，後備軍人三百萬，人口二千三百萬，但連續幾任領導人，都沒有被美國總統接見，倒是沒有一兵一卒的達賴喇嘛，近幾十年，幾乎任任都見他。藏族人口只是台灣後備軍人一倍左右，但他們得到全世界廣泛同情，令各地政要爭先恐後接見達賴喇嘛。民主國家，關鍵在民間。零八年北京奧運，幾乎全世界都有人對付聖火。
攻擊藏族女生，在西方人眼中，是強者霸凌弱者表現，這個弱者概念，幾十年來根深蒂固。任何人，都有保護弱者心態，見其被虐生同情。中國政府做，不是新聞，但留學生做，整件事就不同了。
能到加拿大留學的，家境必定不俗，衝破五關六將的高考，成績平均分起碼85%，再過托福或雅思，將來肯定是精英。由他們出手對付一個弱者，不止美國，全世界都會對中國，包括其國民憤怒。
他們是來自全國「各地」，這行為，加上前面提到的未來精英及學霸身份，很容易令人歸納出，「這國家人民自發擁護獨裁政權，即使學校尖子也如此。」貿易戰即使波及普通百姓，也覺得是好事。
以往網路的留言，可以用五毛解釋，但這班是有學生編號，要求罷免，就很難說不是自發了。
留學生的理由，不外乎又是那些「寧失千金，勿失寸土」，「西藏自古以來都是中國一部分」。對不起，在西方世界，領土追求，是上世紀才存在的民族主義。「土地控」在外國人眼中，是可怕的。
西方對於類似行為，是由心的厭惡。那些留學生必定會爭辯，殺人犯也可以，但法官如何判，是另一回事，民主國家，人民就是法官，他們已經判你們死刑。不要問美國為何想你們仆街，要問自己為何先令全世界想你們仆街？你們的辯護，只會火上加油。口舌反駁沒用的，徒增自由世界對你們的反感。反省一下吧！
自由世界，言論自由，但不是什麼都可以說的，你們已經踩到紅線。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5/180_29.html
政府行為，未至於令美國人支持打殘中國，中共一直犯反人類罪行，在外國不是新聞，但有件事，令美國人覺得這個國家連人民都無藥可救，要一起打殘，就是加拿大留學生反對藏族女孩Chemi Lhamo 擔任學生會會長。
多倫多大學士嘉堡分校今年初舉行學生會選舉，加拿大籍西藏人齊美拉莫（圖）當選會長。選舉之後，該校的中國留學生發起網上聯署，要求廢除其當選資格。Chemi Lhamo Instagram
Chemi Lhamo 只是與雪山獅子旗合照，並無發表過藏獨聲明。達賴喇嘛也公開講過放棄獨立，尋求自治。一窩蜂的攻擊，又打又殺又怎樣。這些在中國是小事，在外國，是大件事。
藏人在西方社會眼中，一向是被中國政府霸凌弱者，寧自焚不武力。恕我淺陋，台灣在亞洲第一島鏈，後備軍人三百萬，人口二千三百萬，但連續幾任領導人，都沒有被美國總統接見，倒是沒有一兵一卒的達賴喇嘛，近幾十年，幾乎任任都見他。藏族人口只是台灣後備軍人一倍左右，但他們得到全世界廣泛同情，令各地政要爭先恐後接見達賴喇嘛。民主國家，關鍵在民間。零八年北京奧運，幾乎全世界都有人對付聖火。
攻擊藏族女生，在西方人眼中，是強者霸凌弱者表現，這個弱者概念，幾十年來根深蒂固。任何人，都有保護弱者心態，見其被虐生同情。中國政府做，不是新聞，但留學生做，整件事就不同了。
能到加拿大留學的，家境必定不俗，衝破五關六將的高考，成績平均分起碼85%，再過托福或雅思，將來肯定是精英。由他們出手對付一個弱者，不止美國，全世界都會對中國，包括其國民憤怒。
他們是來自全國「各地」，這行為，加上前面提到的未來精英及學霸身份，很容易令人歸納出，「這國家人民自發擁護獨裁政權，即使學校尖子也如此。」貿易戰即使波及普通百姓，也覺得是好事。
以往網路的留言，可以用五毛解釋，但這班是有學生編號，要求罷免，就很難說不是自發了。
留學生的理由，不外乎又是那些「寧失千金，勿失寸土」，「西藏自古以來都是中國一部分」。對不起，在西方世界，領土追求，是上世紀才存在的民族主義。「土地控」在外國人眼中，是可怕的。
西方對於類似行為，是由心的厭惡。那些留學生必定會爭辯，殺人犯也可以，但法官如何判，是另一回事，民主國家，人民就是法官，他們已經判你們死刑。不要問美國為何想你們仆街，要問自己為何先令全世界想你們仆街？你們的辯護，只會火上加油。口舌反駁沒用的，徒增自由世界對你們的反感。反省一下吧！
自由世界，言論自由，但不是什麼都可以說的，你們已經踩到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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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媒體】阿享：陳偉霆注定是香港人的一道傷口
如若你夠冷眼旁觀的話，香港人對某些人的態度其實很有趣。先戴頭盔，我不是要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上，當我看到，或者談論到某些人時，我也會上腦，也會坐不住，例如建制賤人、離地左膠，又或者對孌童視若無睹，還要說兒童有性自主的人。不過，對陳偉霆號人物，卻是可以冷眼旁觀。
陳偉霆很柒，這點我絕對認可。由新秀為人廣傳的那段舞蹈，與及那句徘徊走音邊緣的「我叫你玉蝴蝶～」，到用令人打冷震的假音唱「I ‘m in your taxi」，再到黃曉明的「而我不知道陳偉霆是誰」，再到他面對吳彥祖講「高過你」云云。每件事都足以千古流傳，成為港人睇手機不時笑下的對象。
但是，陳偉霆現在很紅，紅到他可以和香港完全切割。近年在大陸很紅的人，再怎樣也會偶爾在香港出現。佘詩曼因為《延禧攻略》爆紅，之後成了廠家寵兒，屢屢在香港大小活動出現。同公司的謝霆鋒，容祖兒等，雖然重心在大陸，但也會在香港開show，出歌。就算勢頭同樣強勁的Gem，也會上上大台的《流行音樂50年》。
但唯獨陳偉霆，但可以做到完全與香港切割。他不會在香港的電視台出現，他在大陸拍的劇香港甚少播，他在大陸拍的電影香港也不會上，他不再推出廣東歌，當然也不會在香港開演唱會。近年，有些人因為大陸市場不如前幾年般旺，所以慢慢回流。但陳偉霆沒有，就足證他真的是個「大IP」，撐得住流量，人家已經上過三次央視春晚。他絕對稱得上是40歲以下大陸最紅的香港男明星，但他與香港完全無關。
而他新近的Chanel廣告，又惹起那些開口埋口都「而我不知道陳偉霆是誰」的港人出言嘲諷。滿咀港式英語都膽敢獻醜，柒嘢事件簿又增加。但今次，找他的是Chanel，是名牌子Chanel找了這個在香港完全不紅的香港明星拍廣告。之外，連迪士尼都找他唱《阿拉丁》的中文版主題曲，全部都是香港人趨之若鶩的大牌。
我在想，陳偉霆之所以令香港人如此上腦，是因為他親手告訴香港人，我們不再是華語娛樂工業的大哥，不再是指標。這個人根本就沒有在香港紅過，如果他留在香港，大抵就和吳浩康，洪卓立一般。好運的話就像陳家樂拍了套大台劇，然後入屋，隨後成為其中一個小生。這個在香港人對藝人「聲、色、藝」標準中從來沒有合格過的人，卻居然在大陸大紅大紫，現在更蜚聲國際，就足以證明香港娛樂工業已經喪失話語權。近年華人圈子最紅的明星都不是香港捧出來的人，都不是香港人認可的人，但最諷刺的是他們當中不少都是香港人，這才叫香港人最苦澀。
很多人針對陳偉霆的港式英語，但這偏偏卻是他強於其他大陸明星的地方。不是他讀過「聖JO」，可以開口埋口三文兩語，也不會被Chanel看上，這亦是大陸人對香港人最羨慕，最妒忌的地方。取之香港，用於大陸，非常主旋律思維。陳偉霆會不斷高飛，高到一個我們無法裝作看不見他，無法再不知道他是誰的地方。而他亦注定成為香港人的一道傷口，一道證明這個城市淪落了的傷口。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5/63_30.html
陳偉霆很柒，這點我絕對認可。由新秀為人廣傳的那段舞蹈，與及那句徘徊走音邊緣的「我叫你玉蝴蝶～」，到用令人打冷震的假音唱「I ‘m in your taxi」，再到黃曉明的「而我不知道陳偉霆是誰」，再到他面對吳彥祖講「高過你」云云。每件事都足以千古流傳，成為港人睇手機不時笑下的對象。
但是，陳偉霆現在很紅，紅到他可以和香港完全切割。近年在大陸很紅的人，再怎樣也會偶爾在香港出現。佘詩曼因為《延禧攻略》爆紅，之後成了廠家寵兒，屢屢在香港大小活動出現。同公司的謝霆鋒，容祖兒等，雖然重心在大陸，但也會在香港開show，出歌。就算勢頭同樣強勁的Gem，也會上上大台的《流行音樂50年》。
但唯獨陳偉霆，但可以做到完全與香港切割。他不會在香港的電視台出現，他在大陸拍的劇香港甚少播，他在大陸拍的電影香港也不會上，他不再推出廣東歌，當然也不會在香港開演唱會。近年，有些人因為大陸市場不如前幾年般旺，所以慢慢回流。但陳偉霆沒有，就足證他真的是個「大IP」，撐得住流量，人家已經上過三次央視春晚。他絕對稱得上是40歲以下大陸最紅的香港男明星，但他與香港完全無關。
而他新近的Chanel廣告，又惹起那些開口埋口都「而我不知道陳偉霆是誰」的港人出言嘲諷。滿咀港式英語都膽敢獻醜，柒嘢事件簿又增加。但今次，找他的是Chanel，是名牌子Chanel找了這個在香港完全不紅的香港明星拍廣告。之外，連迪士尼都找他唱《阿拉丁》的中文版主題曲，全部都是香港人趨之若鶩的大牌。
我在想，陳偉霆之所以令香港人如此上腦，是因為他親手告訴香港人，我們不再是華語娛樂工業的大哥，不再是指標。這個人根本就沒有在香港紅過，如果他留在香港，大抵就和吳浩康，洪卓立一般。好運的話就像陳家樂拍了套大台劇，然後入屋，隨後成為其中一個小生。這個在香港人對藝人「聲、色、藝」標準中從來沒有合格過的人，卻居然在大陸大紅大紫，現在更蜚聲國際，就足以證明香港娛樂工業已經喪失話語權。近年華人圈子最紅的明星都不是香港捧出來的人，都不是香港人認可的人，但最諷刺的是他們當中不少都是香港人，這才叫香港人最苦澀。
很多人針對陳偉霆的港式英語，但這偏偏卻是他強於其他大陸明星的地方。不是他讀過「聖JO」，可以開口埋口三文兩語，也不會被Chanel看上，這亦是大陸人對香港人最羨慕，最妒忌的地方。取之香港，用於大陸，非常主旋律思維。陳偉霆會不斷高飛，高到一個我們無法裝作看不見他，無法再不知道他是誰的地方。而他亦注定成為香港人的一道傷口，一道證明這個城市淪落了的傷口。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9/05/63_30.html
美中贸易战中寻求支持 习近平出访俄罗斯与中亚
来源:
美国之音
美中贸易战僵持不下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个多星期后将再次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协调双方立场。在稍后的上合组织峰会上，中国也将寻求中亚国家支持。有分析认为，中亚地区正成为各方博弈的舞台。而中俄两国未来如何打伊朗牌也将引人关注。
中国展开新一轮外交活动 习近平普京协调立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快将再次访问俄罗斯。他将以主宾身份出席6月6日-8日举行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习近平随后将访问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参加6月14日-15日在比什凯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习近平一个多星期后将开始的这轮外交活动正值美中贸易战僵持不下，中国寻求外部世界支持。而俄罗斯5年前已开始遭受美国制裁，习近平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可协调双方立场。这将是两人两个月以来的第二次会晤，普京在4月末访问北京出席了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
圣彼得堡中国游客多 习近平来访推动联手抗美
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来俄罗斯旅行的西方游客大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蜂拥而来的中国游客。一名圣彼得堡的出租司机说，进入夏季，当地人都去乡下或是外出旅行，圣彼得堡市中心挤满了外国游客。过去，他的顾客主要以西方人为主，而如今，顾客都是中国人或是来自俄罗斯其他城市的游客。他说，美国制裁俄罗斯后，中国成为俄罗斯的重要友邦，两国应该联手共同对付美国。
在圣彼得堡街头，现在随处都能见到中文，从餐馆的菜单到各种旅游简介，再到许多中国公司在圣彼得堡街头的广告，特别是美中贸易战爆发后，俄罗斯对中国的重要性大幅提高，习近平此时访问圣彼得堡，显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走近。
俄能源遇到新机 不主动谈军控
美中贸易战影响了中国从美国采购液化天然气和石油，这为俄罗斯扩大在中国能源战略布局提供了新机会。能源将是习近平这次与普京讨论的一个议题。
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学者说，在军控领域，虽然俄罗斯与美国一样都不满中国这些年来大力发展核武力量，特别是中短程导弹，但俄罗斯知道中国无意加入新的军控谈判，为避免激怒中国，俄罗斯不会主动提出这一议题。
联手分工挑战西方秩序
但两国领导人可能会讨论委内瑞拉局势和如何打伊朗牌。有分析认为，中俄两国正在联手和分工共同挑战西方秩序。俄罗斯动用自己的“硬”力量，负责军事和安全领域。而中国则专注经济，运用软实力。
在叙利亚问题上，俄中联手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后，遭西方反对，一度摇摇欲坠的阿萨德政权不但没有垮台，反而得到了巩固。
破坏美国利益 如同希特勒勾结斯大林
在委内瑞拉，俄罗斯与中国也在从事类似的行动，两国都支持马杜罗政权。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特别是在俄罗斯的支持之下，马杜罗至今没有倒台，委内瑞拉就在美国后院，普京的策略可能是想公开羞辱美国外交。
他认为，俄罗斯与中国联手破坏美国利益和西方秩序，这有点像二战爆发之前，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与斯大林的苏联既有矛盾又相互勾结，苏德当时曾联手共同破坏那时的英法资本主义体系。
利用伊朗给美国制造麻烦
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过去美国不停制裁俄罗斯，现在注意力转向中国，俄罗斯感到压力减轻。一旦美国与伊朗开战，俄中两国如果暗中帮助伊朗给美国制造麻烦，美国再次转移注意力将使莫斯科和北京获利，原油价格也将会大幅飘升，俄罗斯从中得到的好处会更多。
中国威胁限制中俄走近
但无论俄罗斯与中国如何走近，中国威胁在俄罗斯社会中早已根深蒂固。有俄罗斯媒体分析说，中国公司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招致普遍反对，显示俄罗斯社会的排外情绪都集中发泄在中国身上。
研究中亚问题的政治学者格罗津说，无论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如何高，克里姆林宫都无法回避俄罗斯社会民意关注的问题。
贸易战中 中亚变成博弈舞台
他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未必能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共同联手或是分工，甚至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比如在中亚。他认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亚将越来越成为各方博弈的重要舞台。
格罗津：“显而易见的是，目前国际关系中正上演新的博弈大戏，其中的一个舞台就是中亚地区，这是中亚战略学者和学术界对国际局势的普遍看法。他们认为，中亚正成为各种力量角逐的平台。”
中亚不想过于依赖北京和莫斯科
格罗津说，除了中国和俄罗斯外，美国和美国的盟友日本同样在加强同一些中亚国家的关系。
作为中亚地区的两个领头羊，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在加强同美国和西方关系，目的是避免过于依赖北京和莫斯科。
遏制中国的潜在盟友 印度上合峰会立场引人关注
俄罗斯前副总理科赫最近表示，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盟友对付中国的两个国家分别是俄罗斯和印度。但只要普京继续执政，可能性将很小。印度因此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新成员，印度在6月份的上合组织峰会上立场和举动将被关注。此外，作为观察员的伊朗很早就提出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伊朗因为遭受联合国制裁至今被挡在上合组织门外。
对抗美国 让伊朗加入上合组织？
中国和俄罗斯这次是否会推动伊朗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打伊朗牌对抗美国，这也将成为这次比什凯克上合组织峰会的主要看点。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5/%E7%BE%8E%E4%B8%AD%E8%B4%B8%E6%98%93%E6%88%98%E4%B8%AD%E5%AF%BB%E6%B1%82%E6%94%AF%E6%8C%81%7C%E4%B9%A0%E8%BF%91%E5%B9%B3%E5%87%BA%E8%AE%BF%E4%BF%84%E7%BD%97%E6%96%AF%E4%B8%8E%E4%B8%AD%E4%BA%9A.html
美国之音
美中贸易战僵持不下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个多星期后将再次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协调双方立场。在稍后的上合组织峰会上，中国也将寻求中亚国家支持。有分析认为，中亚地区正成为各方博弈的舞台。而中俄两国未来如何打伊朗牌也将引人关注。
中国展开新一轮外交活动 习近平普京协调立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快将再次访问俄罗斯。他将以主宾身份出席6月6日-8日举行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习近平随后将访问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参加6月14日-15日在比什凯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习近平一个多星期后将开始的这轮外交活动正值美中贸易战僵持不下，中国寻求外部世界支持。而俄罗斯5年前已开始遭受美国制裁，习近平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可协调双方立场。这将是两人两个月以来的第二次会晤，普京在4月末访问北京出席了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
圣彼得堡中国游客多 习近平来访推动联手抗美
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来俄罗斯旅行的西方游客大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蜂拥而来的中国游客。一名圣彼得堡的出租司机说，进入夏季，当地人都去乡下或是外出旅行，圣彼得堡市中心挤满了外国游客。过去，他的顾客主要以西方人为主，而如今，顾客都是中国人或是来自俄罗斯其他城市的游客。他说，美国制裁俄罗斯后，中国成为俄罗斯的重要友邦，两国应该联手共同对付美国。
在圣彼得堡街头，现在随处都能见到中文，从餐馆的菜单到各种旅游简介，再到许多中国公司在圣彼得堡街头的广告，特别是美中贸易战爆发后，俄罗斯对中国的重要性大幅提高，习近平此时访问圣彼得堡，显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走近。
俄能源遇到新机 不主动谈军控
美中贸易战影响了中国从美国采购液化天然气和石油，这为俄罗斯扩大在中国能源战略布局提供了新机会。能源将是习近平这次与普京讨论的一个议题。
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学者说，在军控领域，虽然俄罗斯与美国一样都不满中国这些年来大力发展核武力量，特别是中短程导弹，但俄罗斯知道中国无意加入新的军控谈判，为避免激怒中国，俄罗斯不会主动提出这一议题。
联手分工挑战西方秩序
但两国领导人可能会讨论委内瑞拉局势和如何打伊朗牌。有分析认为，中俄两国正在联手和分工共同挑战西方秩序。俄罗斯动用自己的“硬”力量，负责军事和安全领域。而中国则专注经济，运用软实力。
在叙利亚问题上，俄中联手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后，遭西方反对，一度摇摇欲坠的阿萨德政权不但没有垮台，反而得到了巩固。
破坏美国利益 如同希特勒勾结斯大林
在委内瑞拉，俄罗斯与中国也在从事类似的行动，两国都支持马杜罗政权。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特别是在俄罗斯的支持之下，马杜罗至今没有倒台，委内瑞拉就在美国后院，普京的策略可能是想公开羞辱美国外交。
他认为，俄罗斯与中国联手破坏美国利益和西方秩序，这有点像二战爆发之前，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与斯大林的苏联既有矛盾又相互勾结，苏德当时曾联手共同破坏那时的英法资本主义体系。
利用伊朗给美国制造麻烦
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过去美国不停制裁俄罗斯，现在注意力转向中国，俄罗斯感到压力减轻。一旦美国与伊朗开战，俄中两国如果暗中帮助伊朗给美国制造麻烦，美国再次转移注意力将使莫斯科和北京获利，原油价格也将会大幅飘升，俄罗斯从中得到的好处会更多。
中国威胁限制中俄走近
但无论俄罗斯与中国如何走近，中国威胁在俄罗斯社会中早已根深蒂固。有俄罗斯媒体分析说，中国公司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招致普遍反对，显示俄罗斯社会的排外情绪都集中发泄在中国身上。
研究中亚问题的政治学者格罗津说，无论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如何高，克里姆林宫都无法回避俄罗斯社会民意关注的问题。
贸易战中 中亚变成博弈舞台
他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未必能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共同联手或是分工，甚至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比如在中亚。他认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亚将越来越成为各方博弈的重要舞台。
格罗津：“显而易见的是，目前国际关系中正上演新的博弈大戏，其中的一个舞台就是中亚地区，这是中亚战略学者和学术界对国际局势的普遍看法。他们认为，中亚正成为各种力量角逐的平台。”
中亚不想过于依赖北京和莫斯科
格罗津说，除了中国和俄罗斯外，美国和美国的盟友日本同样在加强同一些中亚国家的关系。
作为中亚地区的两个领头羊，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在加强同美国和西方关系，目的是避免过于依赖北京和莫斯科。
遏制中国的潜在盟友 印度上合峰会立场引人关注
俄罗斯前副总理科赫最近表示，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盟友对付中国的两个国家分别是俄罗斯和印度。但只要普京继续执政，可能性将很小。印度因此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新成员，印度在6月份的上合组织峰会上立场和举动将被关注。此外，作为观察员的伊朗很早就提出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伊朗因为遭受联合国制裁至今被挡在上合组织门外。
对抗美国 让伊朗加入上合组织？
中国和俄罗斯这次是否会推动伊朗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打伊朗牌对抗美国，这也将成为这次比什凯克上合组织峰会的主要看点。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5/%E7%BE%8E%E4%B8%AD%E8%B4%B8%E6%98%93%E6%88%98%E4%B8%AD%E5%AF%BB%E6%B1%82%E6%94%AF%E6%8C%81%7C%E4%B9%A0%E8%BF%91%E5%B9%B3%E5%87%BA%E8%AE%BF%E4%BF%84%E7%BD%97%E6%96%AF%E4%B8%8E%E4%B8%AD%E4%BA%9A.html
非洲猪瘟将赖在中国很多年
来源:
法广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5月28日表示，中国要控制非洲猪瘟病毒的传播，将会花上好几年的时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全国范围都发现了疫情。非洲猪瘟不仅向其他国家扩散，而且将冲击其他产业。
路透社巴黎报道，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并不顺利，一些分析师预计今年可能最多有2亿头生猪病死或遭扑杀，导致当地猪肉严重短缺，并给全球肉类与饲料等行业带来经济冲击。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副总干事马修-斯通（Matthew Stone）在该组织第87届大会期间，接受路透专访表示： “中国在未来许多年，都需要应对非洲猪瘟，”
中国称，生猪存栏量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2%，但业内很多人士称，非洲猪瘟的影响可能还会更大。
非洲猪瘟已扩散至老挝、蒙古和越南，马修-斯通预计在未来几个月，非洲猪瘟蔓延到亚洲其他国家的风险很大。 他称，“亚洲的形势还将继续演变，因为我们知道肉类和肉制品供应链，已经受到严重污染。他还说，残羹饲养的操作，可能没有受到合理监管。
非洲猪瘟的传播不仅损害了亚洲的生猪量和中国猪肉市场，也冲击到国际猪肉市场和大豆等动物饲料市场。 斯通说，因此，所有这些影响将继续带来很大的市场不确定性，其辐射效应，不仅限于生猪产业。
非洲猪瘟转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但目前医学界尚无发现人类受感染的病例。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5/%E9%9D%9E%E6%B4%B2%E7%8C%AA%E7%98%9F%E5%B0%86%E8%B5%96%E5%9C%A8%E4%B8%AD%E5%9B%BD%E5%BE%88%E5%A4%9A%E5%B9%B4.html
法广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5月28日表示，中国要控制非洲猪瘟病毒的传播，将会花上好几年的时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全国范围都发现了疫情。非洲猪瘟不仅向其他国家扩散，而且将冲击其他产业。
路透社巴黎报道，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并不顺利，一些分析师预计今年可能最多有2亿头生猪病死或遭扑杀，导致当地猪肉严重短缺，并给全球肉类与饲料等行业带来经济冲击。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副总干事马修-斯通（Matthew Stone）在该组织第87届大会期间，接受路透专访表示： “中国在未来许多年，都需要应对非洲猪瘟，”
中国称，生猪存栏量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2%，但业内很多人士称，非洲猪瘟的影响可能还会更大。
非洲猪瘟已扩散至老挝、蒙古和越南，马修-斯通预计在未来几个月，非洲猪瘟蔓延到亚洲其他国家的风险很大。 他称，“亚洲的形势还将继续演变，因为我们知道肉类和肉制品供应链，已经受到严重污染。他还说，残羹饲养的操作，可能没有受到合理监管。
非洲猪瘟的传播不仅损害了亚洲的生猪量和中国猪肉市场，也冲击到国际猪肉市场和大豆等动物饲料市场。 斯通说，因此，所有这些影响将继续带来很大的市场不确定性，其辐射效应，不仅限于生猪产业。
非洲猪瘟转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但目前医学界尚无发现人类受感染的病例。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905/%E9%9D%9E%E6%B4%B2%E7%8C%AA%E7%98%9F%E5%B0%86%E8%B5%96%E5%9C%A8%E4%B8%AD%E5%9B%BD%E5%BE%88%E5%A4%9A%E5%B9%B4.html
六四30周年特辑之九：八九香港 让北京落下心病的自由角落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公布的当天，北京大学的校园内就骚动起来。消息很快传到了香港。香港的新闻界首先敏锐的意识到，一个非常事态正在北京形成势头。
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书的翁松然教授回忆：
“胡耀邦去世三、四天后，香港的新闻界就意识到了这个事情不一般。香港的媒体已经不是把它当做一般的新闻来报，而是连续不断的出号外，做特别报道。”
港记云京
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书的翁松然教授回忆：
“胡耀邦去世三、四天后，香港的新闻界就意识到了这个事情不一般。香港的媒体已经不是把它当做一般的新闻来报，而是连续不断的出号外，做特别报道。”
港记云京
而当时，在北京已经聚集了大批的香港记者，他们在报道完三月份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后就一直没有走。时任香港《南华早报》政治版编辑的杨建新解释原因：
“当时许多香港记者借着报道两会来到北京后一直没有走。因为5月份戈尔巴乔夫要访问北京，一些民运人士已经表示要借着中苏首脑峰会的机会给中央政府一点压力。所以香港的媒体都知道将有大新闻发生，都陆陆续续派了很多记者到北京。”
罗一萍就是当时在北京的香港记者之一，她时任香港《经济日报》政治版记者 。4月20号夜，在中南海新华门外面请愿、要求中共领导人出面对话的大学生，与军警发生了冲突。罗一萍当时就在现场：
“当天晚上我通宵都在那里采访。警察用扩音器广播，要记者离开。但这是我的工作，我坚持不离开。当警察对学生动手的时候，我匆忙抓拍了几张照片转身想走开，但是几个公安突然跑上来抱住我，要抢我手里的照相机，把交卷抽出来。我就一面紧抱着相机，一面高呼‘警察非礼，警察非礼’，后来才知道按北京话应该喊‘耍流氓’。”
港人震动
港人捐款
香港电影导演、“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的策划人之一岑建勋回忆说：
“那一天从早上10点钟到晚上10点钟，香港的两个电视台和香港电台都现场直播，现场有几十万人，艺人歌手，人在香港的基本上都来了。我记得邓丽君打电话给我，问我听说你们有这样的活动，我可不可以来。所以（这些明星）都不需要我们去找的。”
仅这次音乐会，就募集到1300万港元。活动后，李卓人代表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即支联会，也称港支联），携带约200万港元捐款到北京希望送给学生时被拘留。李卓人也是被迫签了“悔过书”，被扣留三日后才获释。
在香港支援北京学生的活动中，香港的学生是一个主力。香港学联在港组织游行声援行动。他们还派出代表团到北京，观察、支援大陆的学运。
鼓励打气
同仇敌忾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翁松然回忆说：
“在六四（开枪镇压）之前，香港几乎没有了左、中、右 ，大家都站出来了，为一个共同目的。把那段时期的香港报纸拿出来看看，政治广告多于商业广告。一份报纸可能有70-80页，其中可能有30多页是各个团体或个人出钱买版面，把支持北京学生的意思用广告的形式把它登出来。不是一个报纸，而是十几份报纸都这样，包括左派的报纸。”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代表性的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的表现。
香港《文汇报》每天对北京事态的报道，成了学生们主要的消息来源之一。每天，从北大到人大，从复旦到清华，北京和其它城市大学校园里，学生接管的校广播站在不断播送像《文汇报》和其它香港媒体，以及BBC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等国际媒体对八九民运的报道。
与被指责为西方反华媒体BBC“敌台”的报道相比，亲北京的左派报纸对学运的报道平添了一份说服力。当年香港《文汇报》驻北京记者刘锐绍这样评价《文汇报》报道的价值：
“当时文汇报的报道可以说是比较准确的。同时，因为文汇报的性质，大家都知道它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在‘党报’上报道出与中央口径不一样，当时大家都说，‘党报’上这样报道，一定可信，不是宣传。后来有人说，文汇报的报道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
全港游行
唇亡齿寒
然而，让北京震惊的，不是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而是香港在整个八九民运中的表现、港人对大陆民主运动的关注、参与和影响力。
北京立刻收紧了对香港过渡期的控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翁松然说，六四让北京重新认识香港：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看这的确是挺麻烦的。一个小小的香港，北京从来不把它当回事，居然是八九民运的最大支持者，力量之大，远远超出北京的想象。所以‘颠覆基地’，‘前哨阵地’之类的说法都出来了。中方的结论：这样的‘颠覆基地’，让它这样下去怎么了得？所以基本法还没有颁布就修改了，第23条重新加入‘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叛乱’之类的字眼，一定要香港支持立法。经过六四之后，北京对香港刮目相看。”
六四的枪声，打破了香港过渡期的平静，也结束了中国与英国政府自就香港移交的“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以来短暂的合作。六四血腥镇压，把香港的前途推到了英国朝野关注的中心。
加快政改
“当时许多香港记者借着报道两会来到北京后一直没有走。因为5月份戈尔巴乔夫要访问北京，一些民运人士已经表示要借着中苏首脑峰会的机会给中央政府一点压力。所以香港的媒体都知道将有大新闻发生，都陆陆续续派了很多记者到北京。”
罗一萍就是当时在北京的香港记者之一，她时任香港《经济日报》政治版记者 。4月20号夜，在中南海新华门外面请愿、要求中共领导人出面对话的大学生，与军警发生了冲突。罗一萍当时就在现场：
“当天晚上我通宵都在那里采访。警察用扩音器广播，要记者离开。但这是我的工作，我坚持不离开。当警察对学生动手的时候，我匆忙抓拍了几张照片转身想走开，但是几个公安突然跑上来抱住我，要抢我手里的照相机，把交卷抽出来。我就一面紧抱着相机，一面高呼‘警察非礼，警察非礼’，后来才知道按北京话应该喊‘耍流氓’。”
港人震动
在与军警的争抢中，罗一萍挨了拳脚，她没有想到平生第一次挨打，是在北京，打她的是“人民警察”。最后在“悔过书”上签了字，罗一萍才得以离开。罗一萍回到旅馆，立刻把图片和报道发回了香港。
在北京，大批像罗一萍这样的香港记者，从八九民运起始、在西方媒体开始注意到之前，就每天把大量的报道发回了香港。
报纸上每天的通栏标题、电视上声势浩大的游行画面、大学生绝食抗争的揪心场面，冲击香港，震动港人。香港也动起来了！
香港社会各界组织了各种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开始全社会募捐，支援大陆的民主运动。
六四人物 李卓人
1995－2016年香港立法会议员。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后积极声援北京学生，是香港5.21百万人大游行的组织者，并曾携带香港市民捐赠的约200万港元到北京支持学生，遭拘留被迫在“悔过书”上签字方获释回港。2011年“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创建人司徒华去世后，李卓人接任支联会主席。
1989年5月27日，在香港跑马地马场，举行了连续12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接力音乐会。
人在香港的演艺界名流，如在大陆家喻户晓的邓丽君，梅艳芳，侯德健，周华健，汪明荃，钟镇涛，张明敏，张学友等等，几乎悉数到场登台义演，为北京的大学生筹款。
未能到场的明星如刘德华，周润发，谭咏麟，张曼玉等，也特别通过现场大屏幕链接表示支持。
在北京，大批像罗一萍这样的香港记者，从八九民运起始、在西方媒体开始注意到之前，就每天把大量的报道发回了香港。
报纸上每天的通栏标题、电视上声势浩大的游行画面、大学生绝食抗争的揪心场面，冲击香港，震动港人。香港也动起来了！
香港社会各界组织了各种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开始全社会募捐，支援大陆的民主运动。
六四人物 李卓人
1995－2016年香港立法会议员。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后积极声援北京学生，是香港5.21百万人大游行的组织者，并曾携带香港市民捐赠的约200万港元到北京支持学生，遭拘留被迫在“悔过书”上签字方获释回港。2011年“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创建人司徒华去世后，李卓人接任支联会主席。
1989年5月27日，在香港跑马地马场，举行了连续12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接力音乐会。
人在香港的演艺界名流，如在大陆家喻户晓的邓丽君，梅艳芳，侯德健，周华健，汪明荃，钟镇涛，张明敏，张学友等等，几乎悉数到场登台义演，为北京的大学生筹款。
未能到场的明星如刘德华，周润发，谭咏麟，张曼玉等，也特别通过现场大屏幕链接表示支持。
港人捐款
香港电影导演、“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的策划人之一岑建勋回忆说：
“那一天从早上10点钟到晚上10点钟，香港的两个电视台和香港电台都现场直播，现场有几十万人，艺人歌手，人在香港的基本上都来了。我记得邓丽君打电话给我，问我听说你们有这样的活动，我可不可以来。所以（这些明星）都不需要我们去找的。”
仅这次音乐会，就募集到1300万港元。活动后，李卓人代表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即支联会，也称港支联），携带约200万港元捐款到北京希望送给学生时被拘留。李卓人也是被迫签了“悔过书”，被扣留三日后才获释。
在香港支援北京学生的活动中，香港的学生是一个主力。香港学联在港组织游行声援行动。他们还派出代表团到北京，观察、支援大陆的学运。
香港学联
时任香港学联秘书长陶君行回忆运动开始后不久，他们到北京与大陆学运领导人接触的情况：
“我们去后发现，他们还没有一个有代表性的、有系统的组织。我们的建议是你们应该尽快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这样可以代表同学与政府对话，组织一些行动的时候也可以代表同学讲话。我们问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什么，他们说需要钱。我们回到香港后就开始筹款募捐，支援他们的运动。”
香港学联另一个令人瞩目的行动是向天安门广场运送帐篷。陶君行说，香港学联在报纸上打出广告，每个人带一顶野营帐篷，到北京“旅游”。有一百多人应召带着帐篷去了北京。
五颜六色的野营帐篷在天安门广场上一排排整齐的支了起来。在198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野营帐篷大陆老百姓还少有所见。
“我们去后发现，他们还没有一个有代表性的、有系统的组织。我们的建议是你们应该尽快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这样可以代表同学与政府对话，组织一些行动的时候也可以代表同学讲话。我们问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什么，他们说需要钱。我们回到香港后就开始筹款募捐，支援他们的运动。”
香港学联另一个令人瞩目的行动是向天安门广场运送帐篷。陶君行说，香港学联在报纸上打出广告，每个人带一顶野营帐篷，到北京“旅游”。有一百多人应召带着帐篷去了北京。
五颜六色的野营帐篷在天安门广场上一排排整齐的支了起来。在198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野营帐篷大陆老百姓还少有所见。
鼓励打气
源源不断从香港送来的物资和捐款，给天安门广场上已渐疲惫的学生们打了一剂强心针，士气重新高涨起来。
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广场上学生广播站负责人张华杰回忆说：“广场上之所以能坚持下去，香港的支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食品送去了，帐篷送去了，学生的士气又起来了。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场运动，一场可能最后导致人命的运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香港的鼎力支援让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欲罢不能？香港募捐音乐会的策划人之一岑建勋不同意这种观点：
“有人说过，如果你们不运东西去，他们可能就会散了，我不同意。光是北京的民众的支持学生们也会在广场上坚持下去，只不过会更辛苦。你不送帐篷去，他们就睡在水泥地板上，遭日晒雨淋，更艰苦而已。有人说如果没有香港的支持，可能就不会是后来的结果。我认为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参与支持北京学生的香港人，没有人后悔。”
1989年5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北京市戒严，调集野战军进城试图平息运动。戒严令激怒了抗议的学生和北京市民，也把香港支持大陆民运的活动推向高潮。
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广场上学生广播站负责人张华杰回忆说：“广场上之所以能坚持下去，香港的支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食品送去了，帐篷送去了，学生的士气又起来了。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场运动，一场可能最后导致人命的运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香港的鼎力支援让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欲罢不能？香港募捐音乐会的策划人之一岑建勋不同意这种观点：
“有人说过，如果你们不运东西去，他们可能就会散了，我不同意。光是北京的民众的支持学生们也会在广场上坚持下去，只不过会更辛苦。你不送帐篷去，他们就睡在水泥地板上，遭日晒雨淋，更艰苦而已。有人说如果没有香港的支持，可能就不会是后来的结果。我认为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参与支持北京学生的香港人，没有人后悔。”
1989年5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北京市戒严，调集野战军进城试图平息运动。戒严令激怒了抗议的学生和北京市民，也把香港支持大陆民运的活动推向高潮。
同仇敌忾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翁松然回忆说：
“在六四（开枪镇压）之前，香港几乎没有了左、中、右 ，大家都站出来了，为一个共同目的。把那段时期的香港报纸拿出来看看，政治广告多于商业广告。一份报纸可能有70-80页，其中可能有30多页是各个团体或个人出钱买版面，把支持北京学生的意思用广告的形式把它登出来。不是一个报纸，而是十几份报纸都这样，包括左派的报纸。”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代表性的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的表现。
香港《文汇报》每天对北京事态的报道，成了学生们主要的消息来源之一。每天，从北大到人大，从复旦到清华，北京和其它城市大学校园里，学生接管的校广播站在不断播送像《文汇报》和其它香港媒体，以及BBC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等国际媒体对八九民运的报道。
与被指责为西方反华媒体BBC“敌台”的报道相比，亲北京的左派报纸对学运的报道平添了一份说服力。当年香港《文汇报》驻北京记者刘锐绍这样评价《文汇报》报道的价值：
“当时文汇报的报道可以说是比较准确的。同时，因为文汇报的性质，大家都知道它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在‘党报’上报道出与中央口径不一样，当时大家都说，‘党报’上这样报道，一定可信，不是宣传。后来有人说，文汇报的报道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
“痛心疾首”
《文汇报》还有更令人惊讶之举。北京宣布戒严后第二天，《文汇报》开了天窗。首页上之有四个大字：“痛心疾首”。刘锐绍回忆开天窗的幕后酝酿：
“当时报社讨论是发表一篇社论还是开天窗，后来决定开天窗。开天窗拟定了两个版本，一个就是后来见报的‘痛心疾首’，一个是表示感叹的‘夫复何言’。后来两个版本送到新华社（指新华社香港分社。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前，香港新华社实际上是北京在香港的代表处）。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先生拍版用‘痛心疾首’。我觉得他当时的感情都是很真实的。面对这样大的时局动荡，人性的一面都表现出来了，人性盖过了党性。”
共产党在香港办的报纸都如此反应，更不用说香港的普通民众了。
1989年5月21日，也就是北京宣布戒严的第二天，香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一幕：百万人大游行。
“当时报社讨论是发表一篇社论还是开天窗，后来决定开天窗。开天窗拟定了两个版本，一个就是后来见报的‘痛心疾首’，一个是表示感叹的‘夫复何言’。后来两个版本送到新华社（指新华社香港分社。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前，香港新华社实际上是北京在香港的代表处）。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先生拍版用‘痛心疾首’。我觉得他当时的感情都是很真实的。面对这样大的时局动荡，人性的一面都表现出来了，人性盖过了党性。”
共产党在香港办的报纸都如此反应，更不用说香港的普通民众了。
1989年5月21日，也就是北京宣布戒严的第二天，香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一幕：百万人大游行。
全港游行
原香港立法委员李卓人是香港5.21百万人大游行的组织者。1999年六四十周年时李卓人在香港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有这样的回忆：
“我作为总指挥，知道会有很多人参加，但看到一百万港人走上街头，想都没想过。我们（在集结地）等了四个小时，还没有能够出发，人还在继续来。香港人从来没有像这样表达他们对国家的感情。”
100万港人大游行是个什么概念？1989年时的香港总人口约600万，也就是说，在那一天，6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走上了街头。如果除去吃奶的婴儿和足不出户的老人，一向似乎不关心政治的香港人几乎倾巢出动。李卓人这样看当时港人的心态：
“我们其实也是从中国来的，很多人当初是为了逃避共产党的统治来到香港。我们40多岁这一代人都有国家（与大陆的联系）的背景。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有民主和自由，因为只有中国有了民主和自由，香港才有最好的保障。如果我们要保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每一个香港人其实心里都清楚，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那我们的恐惧就没有了，我们就不再恐惧共产党的统治。”
“我作为总指挥，知道会有很多人参加，但看到一百万港人走上街头，想都没想过。我们（在集结地）等了四个小时，还没有能够出发，人还在继续来。香港人从来没有像这样表达他们对国家的感情。”
100万港人大游行是个什么概念？1989年时的香港总人口约600万，也就是说，在那一天，6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走上了街头。如果除去吃奶的婴儿和足不出户的老人，一向似乎不关心政治的香港人几乎倾巢出动。李卓人这样看当时港人的心态：
“我们其实也是从中国来的，很多人当初是为了逃避共产党的统治来到香港。我们40多岁这一代人都有国家（与大陆的联系）的背景。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有民主和自由，因为只有中国有了民主和自由，香港才有最好的保障。如果我们要保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每一个香港人其实心里都清楚，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那我们的恐惧就没有了，我们就不再恐惧共产党的统治。”
唇亡齿寒
就在这次大游行结束后，香港成立了“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然而，香港人没有想到，他们盼到的，不是支援八九民运把中国推上民主改革之路，而是六四的枪声。
已故原香港立法会议员，支联会主席司徒华1999年在香港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六四那一天：
“6月4日早上，我们本来是在跑马地那里订了一个集会，大家见了面，都拥抱在一起，抱头痛哭。没人会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一天集会后就游行了，我在集会讲话后就晕倒了。”
六四的枪声，彻底打破了港人的幻想。再有不到8年，中国就将收回香港主权，而北京政府却用机枪坦克回应对民主的要求。这让香港人不寒而栗。司徒华回忆道：
“香港游行中有一个口号最能体现港人的心态：‘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了，如果中国不走上民主化，香港会变成什么样？香港的人权自由能存在吗？”
香港人对未来信心的丧失，导致六四镇压后，大批港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精英阶层和专业人士移民海外。
国际社会反应强烈，在香港的国际大公司也一度纷纷撤资撤迁。
已故原香港立法会议员，支联会主席司徒华1999年在香港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六四那一天：
“6月4日早上，我们本来是在跑马地那里订了一个集会，大家见了面，都拥抱在一起，抱头痛哭。没人会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一天集会后就游行了，我在集会讲话后就晕倒了。”
六四的枪声，彻底打破了港人的幻想。再有不到8年，中国就将收回香港主权，而北京政府却用机枪坦克回应对民主的要求。这让香港人不寒而栗。司徒华回忆道：
“香港游行中有一个口号最能体现港人的心态：‘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了，如果中国不走上民主化，香港会变成什么样？香港的人权自由能存在吗？”
香港人对未来信心的丧失，导致六四镇压后，大批港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精英阶层和专业人士移民海外。
国际社会反应强烈，在香港的国际大公司也一度纷纷撤资撤迁。
惊觉北京
然而，让北京震惊的，不是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而是香港在整个八九民运中的表现、港人对大陆民主运动的关注、参与和影响力。
北京立刻收紧了对香港过渡期的控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翁松然说，六四让北京重新认识香港：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看这的确是挺麻烦的。一个小小的香港，北京从来不把它当回事，居然是八九民运的最大支持者，力量之大，远远超出北京的想象。所以‘颠覆基地’，‘前哨阵地’之类的说法都出来了。中方的结论：这样的‘颠覆基地’，让它这样下去怎么了得？所以基本法还没有颁布就修改了，第23条重新加入‘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叛乱’之类的字眼，一定要香港支持立法。经过六四之后，北京对香港刮目相看。”
六四的枪声，打破了香港过渡期的平静，也结束了中国与英国政府自就香港移交的“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以来短暂的合作。六四血腥镇压，把香港的前途推到了英国朝野关注的中心。
加快政改
英国政界人士和民间压力组织纷纷呼吁，要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建立某种机制，以确保香港未来的民主自由。
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在英国议会一再重申英国政府对香港的承诺。翁松然教授说：
“英国政府很紧张的。六四发生后，各方面都在检讨。英国本来是说反正香港是要撒手的了，它最主要的是想与中国搞好关系，确保英国在香港的利益。可是经过六四，看到一百万香港人上街，乖乖不得了。从1989到1997，还有8年呢，香港人民如此，你英国统治者动都不动一下，你能统治下去吗？很担心，所以立即搞了几样东西出来。”
翁松然教授说的英国人搞的“几样东西”，就是给予部分港人，主要是香港的公务员以居英权，在香港通过人权法案等安定人心的措施。但最主要的，也是让北京永远无法原谅的，是加快在香港的政制改革步伐，扩大直选范围。
1992年彭定康出任香港末代港督，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中便提出了全面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力图推进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中方抨击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违反《基本法》，北京决定“另起炉灶”，彭定康也因此成了北京眼里的“香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时任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语）。
香港的政治格局从此彻底改变。北京与伦敦之间本来脆弱的信任完全没有了，中英就香港问题的争执从此愈演愈烈，直到1997年主权移交前再也没有平息过。
（注：文中受访者引语根据BBC中文记者在六四十周年等历次八九民运专访中的录音记录整理。）
六四人物 卢四清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1989年湖南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六四镇压后遭软禁和逮捕。卢四清1993年偷渡到香港避难，并在1995年7月在香港成立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搜集、记录并发布中国大陆违反人权的事件。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布的消息经常为包括BBC，美联社，法新社等主要西方媒体引述。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5/30_29.html
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在英国议会一再重申英国政府对香港的承诺。翁松然教授说：
“英国政府很紧张的。六四发生后，各方面都在检讨。英国本来是说反正香港是要撒手的了，它最主要的是想与中国搞好关系，确保英国在香港的利益。可是经过六四，看到一百万香港人上街，乖乖不得了。从1989到1997，还有8年呢，香港人民如此，你英国统治者动都不动一下，你能统治下去吗？很担心，所以立即搞了几样东西出来。”
翁松然教授说的英国人搞的“几样东西”，就是给予部分港人，主要是香港的公务员以居英权，在香港通过人权法案等安定人心的措施。但最主要的，也是让北京永远无法原谅的，是加快在香港的政制改革步伐，扩大直选范围。
1992年彭定康出任香港末代港督，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中便提出了全面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力图推进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中方抨击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违反《基本法》，北京决定“另起炉灶”，彭定康也因此成了北京眼里的“香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时任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语）。
香港的政治格局从此彻底改变。北京与伦敦之间本来脆弱的信任完全没有了，中英就香港问题的争执从此愈演愈烈，直到1997年主权移交前再也没有平息过。
（注：文中受访者引语根据BBC中文记者在六四十周年等历次八九民运专访中的录音记录整理。）
六四人物 卢四清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1989年湖南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六四镇压后遭软禁和逮捕。卢四清1993年偷渡到香港避难，并在1995年7月在香港成立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搜集、记录并发布中国大陆违反人权的事件。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布的消息经常为包括BBC，美联社，法新社等主要西方媒体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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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0周年特辑之八：中国百姓 同情多于行动的旁观者
八九民运之初，大学生刚刚走上街头时，呼喊的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为民请愿”。
然而，在请愿的学生与为之请愿的民众之间，隔着一道学生组成的“纠察队”。
为民请愿
当年在社科院读研究生、后来成为学运领袖之一的王超华，最初也是到天安门广场看热闹的：
“到了广场以后，发现学生拉的队伍很严，纠察队不让进。我掏出兜里的学生证，解释说我找不到我们学校的队伍，让我加入你们的队伍行不行？结果他们还就让我加进来了。我忽然意识到，一个学生证，把我和市民分开了。”
当年的北京时装个体户吕京花，兜里没有学生证，她对学生们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学生组成纠察队，你纠察什么呀？学生有了自己的组织，下一步就应该接纳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推动壮大运动。学生觉得，如果政府来镇压我们，我们需要人民来保护我们，因为我们为的是国家的利益。学生们认为历史的使命就落在他们的肩上了。他们不明白的是，历史的重担不是几个年轻的学生们能承担得起来的，必须靠全社会的力量。而学生们却怕民众参与进来，觉得工人一参与就会坏事，市民一参与就会坏事。运动一开始，学生们给人们的感觉是他们很骄傲。”
天子之骄
吕京花后来成为八九民运中的民间组织“工自联”的骨干、鼎力支援学生，那是后话了。
当年的湖南学运领袖唐柏桥承认，吕京花的一番话相当准确的说出了当时学生们的心态：
“我们这些1980年代的大学生都应该记得我们被称作什么？我们被称作‘天子之骄’啊。大家都不叫我们大学生，而说你们是天子之骄。天子之骄意味着什么？它就意味着特权。你们是贵族啊，所以你们搞学潮就没有问题。在八九之前，学运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但都没有工运、农运，为什么？因为工人农民想的很清楚，你们上街游行可以，我们上街就丢饭碗进牢房。”
单纯学运
已故的原赵紫阳智囊之一，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1999年在纽约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学生们以天下为己任难能可贵，但排斥社会其它力量，未免太书生气，也太自负了：
“学生们要保持运动的独立性，觉得我们不能被知识分子操纵、我们不能让工人介入、我们不能跟党内的改革派接触，都是很幼稚的想法。甚至到5月17号，陈希同（时任北京市长）已经断水断电的情况下，学生们还以为自己已经胜利了，还在梁山英雄排座次呢，论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
学生领袖王丹则认为，学生们一直是把它当做一次学生运动去搞的，考虑的是保持学运的纯洁性，而不是鼓励民众的参与：
“实际上我们提出的包括‘平抑物价’等要求还是与群众生活有联系的。应该这样看这个问题，如果你说它是一场政治运动的话，那学生的确没有发动民众，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八九年实际上是一场学生运动，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场政治运动去搞，去发动工农群众，那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学生们的小心谨慎，是因为头上顶着一顶“动乱”的帽子，怕被政府抓到任何一点把柄。王超华说，她感觉，老百姓从一开始，对这一点就是理解的，而且是配合的：
“学生与市民身份的明确分开，实际上是二者之间关系密切的表现之一。在最初的4月22号胡耀邦追悼会的时候和4.27大游行的时候表现的很清楚，市民们心甘情愿的接受这种区分，并没有造成情感上的伤害，相反他们很配合。”
同情支持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给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4月27日，当学生们冒着危险奋起抗争走上街头时，数以百万计的北京市民站了出来，给学生们以英雄般的欢迎。
后来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作家郑义说，街边的老百姓看似散兵游勇，但其道义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老百姓对学生的游行队伍夹道欢迎，往队伍里扔冰棍，往里面扔钱什么的，这种狂热的情绪说明了，虽然老百姓没有高度组织化的、纲领性的政治诉求，但老百姓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对中国应该朝哪个方向走，心里是绝对清楚的，表现出的热情也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在自觉的维持秩序，都把这个运动当做自己的运动来保护。”
1989年5月13日开始的长达一周的绝食，把民众对学生的同情和对政府的不满都推向了极限。运送昏倒的绝食学生的救护车在长安街上飞驰，嘶鸣的警笛震撼了社会各阶层。
绝食到后期，每一天北京街头的游行都超过百万人。一些市民不再只是喊口号支持学生，而是站了出来。吕京花说，她本人就是这么卷入八九民运的。
“5月13号学生开始绝食后，我就和其他几个邻居，拿上水和一些食品，到广场上送给学生。我就是想让学生们知道，我们市民支持你们，就这么简单。”
市民组织
5月20日，政府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但是，进城执行戒严任务的军队却被北京市民团团围住，动弹不得，戒严令成了一纸空文。
天安门广场上，“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市民敢死队”，“市民自治会”纷纷挂出招牌树起大旗。
但是，八九民运后致力于独立工会建设的原工自联领导人韩东方承认，广场上的工自联不过是个空架子虚头衔，它既无组织基础，也不具有代表性：
“我自己当初根本就不知道一个工会应该怎么组织。工会应该是在工厂里的，我们却在天安门广场组织了一个工会。我记得有一个外国记者问我，你们工自联有多少会员？有多少工厂加入你们？因为你们叫工人自治‘联合会’。我现在明白了，‘联合会’就是很多不同的工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联合会。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就那么几个人，就来了个‘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所以当时记者的问题我答不上来。”
政府宣布戒严后，面临暴力镇压的威胁，天安门广场上和闹市街头，每天不乏慷慨激昂演讲的市民，呼吁工厂罢工，市民罢市，用实际行动支持学生。
禁若寒蝉
然而，整个八九民运过程中，除了到后期一些单位组织的集体声援学生的游行外，工人既没有罢工，市民也没有罢市，更没有出现像学生那样的，能真正代表社会其它力量的独立组织。
直至六四开枪镇压，无辜的受害学生和市民的流血，也没有导致人们期望的“起义”。
已故的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在像中国这样的专治社会，这是必然的：
“当时只有一些零散的工人市民去支持学生，而大企业的工人都不敢。为什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亲自下了命令，哪一个工厂的工人要上街，首先开除这个工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然后处理工人。所以那些天里党委书记和厂长们就守住工厂的大门口不让工人出去。工人只有在下班以后悄悄上街（游行）。因为全民体制下它掌握了你的生存命脉。为什么在1960年四千多万人被饿死农民不造反？因为没有了生产资料他们就不能生存，他们不得不依附于这个强权。”
在民工潮还没有涌入城市的1980年代末，占了中国人口80%的农民，当时对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多数人并不清楚。
原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被指为“黑手”之一的王军涛，六四镇压后遭政府通缉被迫逃离北京。王军涛在逃亡中与农民的接触，给他留下的是这样的印象：
“农民们显得忧心忡忡的。我逃到安徽的时候听农民们说，城里的大学生在造反。我在火车上听一老一少两个农村小贩在议论，年轻的问会怎么样呢，年老的说谁知道，恐怕又要乱了。听这些农民议论八九民运，像在谈论一个距离他们很遥远的故事。”
学生领袖王丹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北京街头，虽然每天人流涌动，但大多数工人、市民、农民还是一种旁观者的心态：
“工人农民阶层当时还没有进入到自觉自愿的程度。他们有情绪有牢骚，但总的来说还是看热闹。他们也不明白学生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觉醒。”
柴米油盐
吕京花则认为，学生们满口的民主人权的洋名词，让老百姓觉得，这与自己每天操心的事情不相干：
“老百姓对于什么叫民主，什么叫人权，这些洋话洋面包，对老百姓来说太高级。老百关心的是政府尽量不要腐败、物价尽量能控制、生活能尽量稳定。老百姓就是比较实际。”
那么，如何将民主自由之类抽象的名词，与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划上等号？韩东方认为，这是进行民主启蒙的重要一环，而且，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
“我自己作为一个工人，总结出一个简单的公式，问自己四个问题，把这四个问题答出来，你就知道什么是民主了：你是谁？你应该有什么？你失去了些什么？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怎么拿。”
精英草民
八九民运历时近两个月，波及了中国所有大中城市，甚至一些县镇。流亡作家郑义认为，从民主自由意识的启蒙和政治诉求的表达这个层面来看，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经过共产党这么多年的统治，中国人民是处于一种极度的无组织状态，很难形成鲜明集中的政治诉求。为什么游行会起那么大的作用？因为在游行的时候，大家忽然发现，原来别人想的与我自己心里悄悄想的是完全一样的。八九民运把分散的对这个政权的怀疑和对民主的追求，变成了全社会的一种共同的表达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陈一咨认为，大规模的群众街头运动，仍然是共产党思维方式的惯性延续。中国的民主化要靠制度的演进，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成为广大工农民众的代言人：
“这种假想的乌托邦式的民主社会的工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现代化的过程应该是知识分子成为白领，白领阶层成为公民社会的中坚，知识分子成为他们的代表，才能对不合理的制度或者说是掌握权力的政治利益集团施加有效的压力。”
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是要靠精英政治还是草根运动？1999年，六四后第一个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记者在美国纽约见到了八九民运中北京个体户组成的声援学生的摩托车队“飞虎队”的召集人宋书元。宋书元当时的一番话，在又过去了20年后的今天，更显的耐人寻味：
“纪念固然应该纪念，但纪念死者应该是给活人以动力。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精英领袖们仍然在讨论，仍然看不到民众的力量，仍然把老百姓看的很淡很淡，把自己看的很高和高。这是整个10年来我最痛苦的。”
中国的民主化如何演进？八九民运给中国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我们在这个特辑系列的最后一集还将专题探讨。
（注：文中受访者引语根据BBC中文记者在六四十周年等历次八九民运专访中的录音记录整理。）
六四人物 吕京花
政治异见人士。1989年爆发学生运动前曾是北京服装个体户。学运开始后，吕京花积极支持学生，加入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并成为该组织核心人物之一。六四镇压后遭政府通辑，在香港支联会策应下逃亡美国。现居纽约。
六四人物 韩东方
独立工会运动领导人，持不同政见者。1989年还是中国铁路系统一名电工的韩东方在学运爆发后创建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六四镇压后做为“要犯”遭中国政府通缉并被关押。1991年韩东方获保外就医流亡美国，1994年在香港创建致力于独立工会运动的中国劳工通讯组织，现定居香港。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8094566
然而，在请愿的学生与为之请愿的民众之间，隔着一道学生组成的“纠察队”。
为民请愿
当年在社科院读研究生、后来成为学运领袖之一的王超华，最初也是到天安门广场看热闹的：
“到了广场以后，发现学生拉的队伍很严，纠察队不让进。我掏出兜里的学生证，解释说我找不到我们学校的队伍，让我加入你们的队伍行不行？结果他们还就让我加进来了。我忽然意识到，一个学生证，把我和市民分开了。”
当年的北京时装个体户吕京花，兜里没有学生证，她对学生们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学生组成纠察队，你纠察什么呀？学生有了自己的组织，下一步就应该接纳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推动壮大运动。学生觉得，如果政府来镇压我们，我们需要人民来保护我们，因为我们为的是国家的利益。学生们认为历史的使命就落在他们的肩上了。他们不明白的是，历史的重担不是几个年轻的学生们能承担得起来的，必须靠全社会的力量。而学生们却怕民众参与进来，觉得工人一参与就会坏事，市民一参与就会坏事。运动一开始，学生们给人们的感觉是他们很骄傲。”
天子之骄
吕京花后来成为八九民运中的民间组织“工自联”的骨干、鼎力支援学生，那是后话了。
当年的湖南学运领袖唐柏桥承认，吕京花的一番话相当准确的说出了当时学生们的心态：
“我们这些1980年代的大学生都应该记得我们被称作什么？我们被称作‘天子之骄’啊。大家都不叫我们大学生，而说你们是天子之骄。天子之骄意味着什么？它就意味着特权。你们是贵族啊，所以你们搞学潮就没有问题。在八九之前，学运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但都没有工运、农运，为什么？因为工人农民想的很清楚，你们上街游行可以，我们上街就丢饭碗进牢房。”
单纯学运
已故的原赵紫阳智囊之一，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1999年在纽约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学生们以天下为己任难能可贵，但排斥社会其它力量，未免太书生气，也太自负了：
“学生们要保持运动的独立性，觉得我们不能被知识分子操纵、我们不能让工人介入、我们不能跟党内的改革派接触，都是很幼稚的想法。甚至到5月17号，陈希同（时任北京市长）已经断水断电的情况下，学生们还以为自己已经胜利了，还在梁山英雄排座次呢，论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
学生领袖王丹则认为，学生们一直是把它当做一次学生运动去搞的，考虑的是保持学运的纯洁性，而不是鼓励民众的参与：
“实际上我们提出的包括‘平抑物价’等要求还是与群众生活有联系的。应该这样看这个问题，如果你说它是一场政治运动的话，那学生的确没有发动民众，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八九年实际上是一场学生运动，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场政治运动去搞，去发动工农群众，那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学生们的小心谨慎，是因为头上顶着一顶“动乱”的帽子，怕被政府抓到任何一点把柄。王超华说，她感觉，老百姓从一开始，对这一点就是理解的，而且是配合的：
“学生与市民身份的明确分开，实际上是二者之间关系密切的表现之一。在最初的4月22号胡耀邦追悼会的时候和4.27大游行的时候表现的很清楚，市民们心甘情愿的接受这种区分，并没有造成情感上的伤害，相反他们很配合。”
同情支持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给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4月27日，当学生们冒着危险奋起抗争走上街头时，数以百万计的北京市民站了出来，给学生们以英雄般的欢迎。
后来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作家郑义说，街边的老百姓看似散兵游勇，但其道义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老百姓对学生的游行队伍夹道欢迎，往队伍里扔冰棍，往里面扔钱什么的，这种狂热的情绪说明了，虽然老百姓没有高度组织化的、纲领性的政治诉求，但老百姓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对中国应该朝哪个方向走，心里是绝对清楚的，表现出的热情也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在自觉的维持秩序，都把这个运动当做自己的运动来保护。”
1989年5月13日开始的长达一周的绝食，把民众对学生的同情和对政府的不满都推向了极限。运送昏倒的绝食学生的救护车在长安街上飞驰，嘶鸣的警笛震撼了社会各阶层。
绝食到后期，每一天北京街头的游行都超过百万人。一些市民不再只是喊口号支持学生，而是站了出来。吕京花说，她本人就是这么卷入八九民运的。
“5月13号学生开始绝食后，我就和其他几个邻居，拿上水和一些食品，到广场上送给学生。我就是想让学生们知道，我们市民支持你们，就这么简单。”
市民组织
5月20日，政府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但是，进城执行戒严任务的军队却被北京市民团团围住，动弹不得，戒严令成了一纸空文。
天安门广场上，“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市民敢死队”，“市民自治会”纷纷挂出招牌树起大旗。
但是，八九民运后致力于独立工会建设的原工自联领导人韩东方承认，广场上的工自联不过是个空架子虚头衔，它既无组织基础，也不具有代表性：
“我自己当初根本就不知道一个工会应该怎么组织。工会应该是在工厂里的，我们却在天安门广场组织了一个工会。我记得有一个外国记者问我，你们工自联有多少会员？有多少工厂加入你们？因为你们叫工人自治‘联合会’。我现在明白了，‘联合会’就是很多不同的工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联合会。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就那么几个人，就来了个‘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所以当时记者的问题我答不上来。”
政府宣布戒严后，面临暴力镇压的威胁，天安门广场上和闹市街头，每天不乏慷慨激昂演讲的市民，呼吁工厂罢工，市民罢市，用实际行动支持学生。
禁若寒蝉
然而，整个八九民运过程中，除了到后期一些单位组织的集体声援学生的游行外，工人既没有罢工，市民也没有罢市，更没有出现像学生那样的，能真正代表社会其它力量的独立组织。
直至六四开枪镇压，无辜的受害学生和市民的流血，也没有导致人们期望的“起义”。
已故的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在像中国这样的专治社会，这是必然的：
“当时只有一些零散的工人市民去支持学生，而大企业的工人都不敢。为什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亲自下了命令，哪一个工厂的工人要上街，首先开除这个工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然后处理工人。所以那些天里党委书记和厂长们就守住工厂的大门口不让工人出去。工人只有在下班以后悄悄上街（游行）。因为全民体制下它掌握了你的生存命脉。为什么在1960年四千多万人被饿死农民不造反？因为没有了生产资料他们就不能生存，他们不得不依附于这个强权。”
在民工潮还没有涌入城市的1980年代末，占了中国人口80%的农民，当时对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多数人并不清楚。
原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被指为“黑手”之一的王军涛，六四镇压后遭政府通缉被迫逃离北京。王军涛在逃亡中与农民的接触，给他留下的是这样的印象：
“农民们显得忧心忡忡的。我逃到安徽的时候听农民们说，城里的大学生在造反。我在火车上听一老一少两个农村小贩在议论，年轻的问会怎么样呢，年老的说谁知道，恐怕又要乱了。听这些农民议论八九民运，像在谈论一个距离他们很遥远的故事。”
学生领袖王丹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北京街头，虽然每天人流涌动，但大多数工人、市民、农民还是一种旁观者的心态：
“工人农民阶层当时还没有进入到自觉自愿的程度。他们有情绪有牢骚，但总的来说还是看热闹。他们也不明白学生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觉醒。”
柴米油盐
吕京花则认为，学生们满口的民主人权的洋名词，让老百姓觉得，这与自己每天操心的事情不相干：
“老百姓对于什么叫民主，什么叫人权，这些洋话洋面包，对老百姓来说太高级。老百关心的是政府尽量不要腐败、物价尽量能控制、生活能尽量稳定。老百姓就是比较实际。”
那么，如何将民主自由之类抽象的名词，与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划上等号？韩东方认为，这是进行民主启蒙的重要一环，而且，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
“我自己作为一个工人，总结出一个简单的公式，问自己四个问题，把这四个问题答出来，你就知道什么是民主了：你是谁？你应该有什么？你失去了些什么？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怎么拿。”
精英草民
八九民运历时近两个月，波及了中国所有大中城市，甚至一些县镇。流亡作家郑义认为，从民主自由意识的启蒙和政治诉求的表达这个层面来看，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经过共产党这么多年的统治，中国人民是处于一种极度的无组织状态，很难形成鲜明集中的政治诉求。为什么游行会起那么大的作用？因为在游行的时候，大家忽然发现，原来别人想的与我自己心里悄悄想的是完全一样的。八九民运把分散的对这个政权的怀疑和对民主的追求，变成了全社会的一种共同的表达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陈一咨认为，大规模的群众街头运动，仍然是共产党思维方式的惯性延续。中国的民主化要靠制度的演进，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成为广大工农民众的代言人：
“这种假想的乌托邦式的民主社会的工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现代化的过程应该是知识分子成为白领，白领阶层成为公民社会的中坚，知识分子成为他们的代表，才能对不合理的制度或者说是掌握权力的政治利益集团施加有效的压力。”
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是要靠精英政治还是草根运动？1999年，六四后第一个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记者在美国纽约见到了八九民运中北京个体户组成的声援学生的摩托车队“飞虎队”的召集人宋书元。宋书元当时的一番话，在又过去了20年后的今天，更显的耐人寻味：
“纪念固然应该纪念，但纪念死者应该是给活人以动力。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精英领袖们仍然在讨论，仍然看不到民众的力量，仍然把老百姓看的很淡很淡，把自己看的很高和高。这是整个10年来我最痛苦的。”
中国的民主化如何演进？八九民运给中国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我们在这个特辑系列的最后一集还将专题探讨。
（注：文中受访者引语根据BBC中文记者在六四十周年等历次八九民运专访中的录音记录整理。）
六四人物 吕京花
政治异见人士。1989年爆发学生运动前曾是北京服装个体户。学运开始后，吕京花积极支持学生，加入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并成为该组织核心人物之一。六四镇压后遭政府通辑，在香港支联会策应下逃亡美国。现居纽约。
六四人物 韩东方
独立工会运动领导人，持不同政见者。1989年还是中国铁路系统一名电工的韩东方在学运爆发后创建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六四镇压后做为“要犯”遭中国政府通缉并被关押。1991年韩东方获保外就医流亡美国，1994年在香港创建致力于独立工会运动的中国劳工通讯组织，现定居香港。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8094566
六四30周年特辑之七：知识精英 患软骨病的“黑手”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一大批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被中共当局指为“黑手”，说他们策划、煽动和操纵了一场动乱。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投入监狱，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被当局指为“黑手”之一而上了通缉令名单后，被迫辗转逃亡美国：
“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是一个缺少组织、自发性的学生运动。知识分子的介入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谈不上什么“黑手”。就我个人而言，不过是发表了一些抗议性的声明而已。”
思想启蒙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知识界与1989年那场争取民主的运动，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学生领袖王丹这样看知识界与八九民运的关系：
“知识界与八九民运的关系太密切了，因为八九民运实际上是知识界推动的结果。知识界这么多年来的宣传给了学生民主启蒙，这是知识界对八九民运的一大贡献。”
不过，当年北京电影学院八五级学生，天安门广场学生广播站的负责人之一张华杰认为：
“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政治操作的技巧和能力。他们在书斋里面写些文章、发表些议论、轻谈国事还是不错的，但他们缺乏把理论付诸实施的经验。所以，总体上说，中国知识界在六四事件中是失职的。”
学生领袖之一，当年北师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的程真回顾八九民运时这样看：
“我认为知识分子站出来的时间晚了，本来应该能起到的更积极的作用没有起到。当学运到后期失去方向的时候，如果能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与学生站到一起，与学生一起来做决定的话，我相信结果会更好。”
公开表态
八九民运爆发后，中国知识界起初对学生们的行动基本上处于静观状态，并没有直接参与进来。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包遵信说，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他本人，在经历了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政治运动的严酷和诡秘后，认为如果参与进来，会授政府以把柄，反而给学生惹麻烦。
但是，在学生们的激情和真诚的感染和良心与责任感的折磨下，一批知识精英无法再保持沉默。
1989年4月21日，北京知识界联名发表《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公开信》，第一次正式公开表态，支持学生们争取民主的运动。
当时在广场上的北大作家班学员张伯笠回忆广场上静坐示威的学生们得到这一消息时的情景：
“那一天特别寒冷，广场上大家都依偎在一起，用自己的身体互相取暖。在凌晨4点中的时候，消息传到广场，说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表态了。许多在学生中有威望的知识分子，像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郑义，戴晴等等，都签了名，向中央公开呼吁，说这场运动是爱国的运动，说同学们我们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当公开信传到我的手里的时候，我就当场向广场上的同学们宣读了。我记得广场上顷刻间掌声雷动，大家都泪流满面的鼓掌。同学们说，有这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不孤独。我们感到的是巨大的温暖。”
这封公开信送到广场上学生们手中的同时，还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截止到1989年4月25日，已经有超过200名首都知名知识分子在公开信上签名。
走上前台
1989年5月9日，首都新闻界组成的队伍汇入到长安街上的学生游行大潮中，新闻记者们高喊“捍卫新闻尊严、保障新闻自由”的口号，成为知识界中首批公开与抗议学生站在一起的人。
但中国知识界正式介入八九民运的标志，作家郑义认为，是5月15号的首都知识界大游行。
“当时的场面非常壮观。我们的游行队伍一排几十个人，队首抵达天安门广场的时候，队尾还没到六部口。可以说那一天首都知识界是倾巢出动了。”
知识界终于露面了。学生们希望他们这些师长能够以他们的理论和经验在运动中给予实际的引导。
但许多学生盼来的是失望。学运领袖之一，89年时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王超华说：
“1980年代末活跃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许多人在实际运作的层面并没有很多的思考，所以在整个八九民运中，在运作层面上他们是无能的，并没有给学生提供实用可行的政策策略上的建议。”
那么，在八九民运整个过程中，中国的知识界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1989年湖南学运领导人唐柏桥：“相当一部分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扮演的是调停人的角色。只有一少部分人，比如严家其、郑义等人，他们走到学生当中，喊的口号与学生是一样的，同学生一样，把自己放到政府的对立面上了。”
调停斡旋
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充当调停角色，是最引起争议的一点。八九民运过程中最突出的一次斡旋行动，是5月14日知识分子劝说学生改变策略，离开天安门广场。
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即将抵达北京，举行中苏首脑历史性峰会，5月15日天安门广场上要搞盛大的欢迎仪式。但是，占据广场的学生已经开始绝食，广场上支持声援学生的市民人潮涌动。
14日夜，包括戴晴、苏晓康、包遵信等在内的12位在学生中有影响力的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来到广场，在赞扬学生民主诉求的同时，呼吁学生改变策略，暂时离开天安门广场，使中苏首脑峰会得以顺利进行。
前《光明日报》记者和作家戴晴是那次斡旋的主角：
“我们就作为中间调停人的角色先与统战部取得联络，问统战部你们能答应些什么，作为劝说学生离开广场的条件。我与统战部长阎明复面谈时，阎先生说，你们只要能劝说学生暂时离开广场，让国家举行接待外宾的活动，政府这边他出面劝说李鹏，赵紫阳出面来见学生。我说那你们要说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阎明复说这个话不能说。我们俩就这样讨价还价，最后达成的默契是，只要学生能暂时离开，哪怕先撤到民族文化宫，这边李鹏，赵紫阳就出来说，同学们你们好，你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当年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广场上学生广播站负责人张华杰这样回忆他当时的反应：
“她讲的话好像是李鹏赵紫阳在听她的话，连个孩子也会知道，她的建议可操作性太小。我们知道她有通天的渠道，但很怀疑她能把李鹏他们请来。况且我们并不是非要见什么领导，来说声你们是对的。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要求的已经不仅是肯定学生们是对的，而且我们要能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
广场上大多数同学们的感觉是与张华杰一样的。知识分子的斡旋失败，未能劝说学生撤离广场。
作家郑义说，中国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决定了斡旋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些比较知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方面公开表达自己的自由理念，同时仍保持自己在体制内的位置。正是他们这样的定位，使得他们成为两边都可以打交道的人。在官方看来，他们还是官方的人，在民间看来，他们更亲近民间。他们具有双重的色彩。”
双重身份
然而，正是这种“双重色彩”让学生们无法接受。当年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召集人之一沈彤：
“知识分子要在这里作为第三方，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有些知识分子的官方色彩太强，过多的从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
当年的湖南学运领导人唐柏桥也有同感：“同学们质疑，你是认可政府的做法的，否则你就应该站在学生一边，至少是情感上是这么理解。”
戴晴则不这么看：“这就是共产党统治这么多年给大家造成的一个误区。你要么就是好人，要么就是坏人，要么是跟我们学生，要么就跟政府。学生只看到一个模式，全黑全白、全赢全输。其实，民主社会最主要的就是协商、让步、达成协议。而在这个过程中，中间斡旋人的角色是特别重要的。”
公知错位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认为，学生不接受知识分子的斡旋，最关键的，是政府并没有任何让步的举动，这使学生无法信任知识分子的调停。王丹说，知识分子夹在当中，而政府并没有给他们尚方宝剑，他理解知识分子的难处。但他认为，知识分子陷入的尴尬境地，恰恰是因为他们在运动中的角色定位错了：
“知识分子不能只起到社会桥梁的作用。他们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的脊梁。他们应该站在与专制政府对抗的最前列。而他们让学生去承担这个角色，而把自己定位在从旁协助，这样他们就显得比较尴尬了。”
八九民运中，不但公开表态支持学生、而且积极参与到运动中来，起到核心作用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的。但是，总体而言，已故作家刘宾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对1989年时的中国知识界有这样一个概括：
“知识分子应该是顶大梁的。遗憾的是，知识分子的主体力量，他们的主观状态，由于他们跟中国的社会现实有所脱离，对中国的工人农民，低收入阶层缺乏应有的关心了解，所以没有能够承担起应有的角色。”
勉为其难
作家郑义强调，不应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过于苛刻、求全责备：
“我们可以有很多理由责备中国的知识分子。比如，在高压下的懦弱、忍受屈辱、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没有理想主义等等。这些都可以指责，而且都可以找出无数的事实证明你的指责。但是，如果我们全面的看，也应该承认，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压迫在共产党国家里，比如与前东欧共产党国家里的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压迫相比，要深重的多。不是因为你说了一句错话在生活工作上给你找点麻烦，羞辱你一番， 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被关入监牢就是被处以极刑，就把你杀掉了。我们要承认知识分子也是人。当政治恐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很难在事后责备他们没有骨头、没有脊梁骨，殊不知他们的脊梁骨早已经被打断了。”
尽管对中国知识界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有各种批评和质疑，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知识分子如此大规模的自发的走上街头，呼吁自由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在1989年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仅有的一次。
1989年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六四镇压后遭政府通缉被迫逃亡美国的学生领袖之一周封锁这样说：
“我还是非常感激他们的。我自己有家有口后就感觉到了一种生存的压力。而在中国那样一种残酷的环境下，很多知识分子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打击后仍能够站出来，这种勇气是非常可贵的。而且，他们谋求一种和平解决的努力是对的。”
1989年，以学生为主体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在思想准备上得益于知识分子，但中国的工人、市民等其它社会阶层，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进来？他们又是这样看待这场运动的呢？
（注：文中受访者引语根据BBC中文记者在六四十周年等历次八九民运专访中的录音记录整理。）
六四人物 陈一咨
1980年代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共改革派領導人的主要智囊之一，曾策划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并任所长，被视为80年代中国改革操盘手。六四镇压后陈一咨被定为主要“黑手”之一遭中国政府通缉，被迫逃亡美国。1990年陈一咨与旅美台湾学者余英时教授组建独立学术组织“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旨在推动中国的制度变革和民主进程。陈一咨2014年4月在美国洛杉矶病逝。
六四人物 戴晴
中国知名记者、作家、1980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中共元老叶剑英的养女。八九民运中积极支持学生，并试图促成政府与天安门广场抗议学生的对话。六四镇压后曾一度被拘押在秦城监狱。现居北京。
六四人物 包遵信
中国知名思想史学者，1980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代表人物之一。八十年代初，他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为中国的民主启蒙做出了重要贡献。八九民运期间，包遵信等人发起成立“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支持学生。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幕后黑手”之一，被判刑五年，是所有因六四遭受刑事迫害者中最年长者。2007年11月，包遵信在北京病故。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8094562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投入监狱，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被当局指为“黑手”之一而上了通缉令名单后，被迫辗转逃亡美国：
“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是一个缺少组织、自发性的学生运动。知识分子的介入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谈不上什么“黑手”。就我个人而言，不过是发表了一些抗议性的声明而已。”
思想启蒙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知识界与1989年那场争取民主的运动，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学生领袖王丹这样看知识界与八九民运的关系：
“知识界与八九民运的关系太密切了，因为八九民运实际上是知识界推动的结果。知识界这么多年来的宣传给了学生民主启蒙，这是知识界对八九民运的一大贡献。”
不过，当年北京电影学院八五级学生，天安门广场学生广播站的负责人之一张华杰认为：
“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政治操作的技巧和能力。他们在书斋里面写些文章、发表些议论、轻谈国事还是不错的，但他们缺乏把理论付诸实施的经验。所以，总体上说，中国知识界在六四事件中是失职的。”
学生领袖之一，当年北师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的程真回顾八九民运时这样看：
“我认为知识分子站出来的时间晚了，本来应该能起到的更积极的作用没有起到。当学运到后期失去方向的时候，如果能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与学生站到一起，与学生一起来做决定的话，我相信结果会更好。”
公开表态
八九民运爆发后，中国知识界起初对学生们的行动基本上处于静观状态，并没有直接参与进来。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包遵信说，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他本人，在经历了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政治运动的严酷和诡秘后，认为如果参与进来，会授政府以把柄，反而给学生惹麻烦。
但是，在学生们的激情和真诚的感染和良心与责任感的折磨下，一批知识精英无法再保持沉默。
1989年4月21日，北京知识界联名发表《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公开信》，第一次正式公开表态，支持学生们争取民主的运动。
当时在广场上的北大作家班学员张伯笠回忆广场上静坐示威的学生们得到这一消息时的情景：
“那一天特别寒冷，广场上大家都依偎在一起，用自己的身体互相取暖。在凌晨4点中的时候，消息传到广场，说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表态了。许多在学生中有威望的知识分子，像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郑义，戴晴等等，都签了名，向中央公开呼吁，说这场运动是爱国的运动，说同学们我们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当公开信传到我的手里的时候，我就当场向广场上的同学们宣读了。我记得广场上顷刻间掌声雷动，大家都泪流满面的鼓掌。同学们说，有这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不孤独。我们感到的是巨大的温暖。”
这封公开信送到广场上学生们手中的同时，还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截止到1989年4月25日，已经有超过200名首都知名知识分子在公开信上签名。
走上前台
1989年5月9日，首都新闻界组成的队伍汇入到长安街上的学生游行大潮中，新闻记者们高喊“捍卫新闻尊严、保障新闻自由”的口号，成为知识界中首批公开与抗议学生站在一起的人。
但中国知识界正式介入八九民运的标志，作家郑义认为，是5月15号的首都知识界大游行。
“当时的场面非常壮观。我们的游行队伍一排几十个人，队首抵达天安门广场的时候，队尾还没到六部口。可以说那一天首都知识界是倾巢出动了。”
知识界终于露面了。学生们希望他们这些师长能够以他们的理论和经验在运动中给予实际的引导。
但许多学生盼来的是失望。学运领袖之一，89年时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王超华说：
“1980年代末活跃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许多人在实际运作的层面并没有很多的思考，所以在整个八九民运中，在运作层面上他们是无能的，并没有给学生提供实用可行的政策策略上的建议。”
那么，在八九民运整个过程中，中国的知识界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1989年湖南学运领导人唐柏桥：“相当一部分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扮演的是调停人的角色。只有一少部分人，比如严家其、郑义等人，他们走到学生当中，喊的口号与学生是一样的，同学生一样，把自己放到政府的对立面上了。”
调停斡旋
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充当调停角色，是最引起争议的一点。八九民运过程中最突出的一次斡旋行动，是5月14日知识分子劝说学生改变策略，离开天安门广场。
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即将抵达北京，举行中苏首脑历史性峰会，5月15日天安门广场上要搞盛大的欢迎仪式。但是，占据广场的学生已经开始绝食，广场上支持声援学生的市民人潮涌动。
14日夜，包括戴晴、苏晓康、包遵信等在内的12位在学生中有影响力的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来到广场，在赞扬学生民主诉求的同时，呼吁学生改变策略，暂时离开天安门广场，使中苏首脑峰会得以顺利进行。
前《光明日报》记者和作家戴晴是那次斡旋的主角：
“我们就作为中间调停人的角色先与统战部取得联络，问统战部你们能答应些什么，作为劝说学生离开广场的条件。我与统战部长阎明复面谈时，阎先生说，你们只要能劝说学生暂时离开广场，让国家举行接待外宾的活动，政府这边他出面劝说李鹏，赵紫阳出面来见学生。我说那你们要说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阎明复说这个话不能说。我们俩就这样讨价还价，最后达成的默契是，只要学生能暂时离开，哪怕先撤到民族文化宫，这边李鹏，赵紫阳就出来说，同学们你们好，你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当年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广场上学生广播站负责人张华杰这样回忆他当时的反应：
“她讲的话好像是李鹏赵紫阳在听她的话，连个孩子也会知道，她的建议可操作性太小。我们知道她有通天的渠道，但很怀疑她能把李鹏他们请来。况且我们并不是非要见什么领导，来说声你们是对的。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要求的已经不仅是肯定学生们是对的，而且我们要能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
广场上大多数同学们的感觉是与张华杰一样的。知识分子的斡旋失败，未能劝说学生撤离广场。
作家郑义说，中国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决定了斡旋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些比较知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方面公开表达自己的自由理念，同时仍保持自己在体制内的位置。正是他们这样的定位，使得他们成为两边都可以打交道的人。在官方看来，他们还是官方的人，在民间看来，他们更亲近民间。他们具有双重的色彩。”
双重身份
然而，正是这种“双重色彩”让学生们无法接受。当年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召集人之一沈彤：
“知识分子要在这里作为第三方，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有些知识分子的官方色彩太强，过多的从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
当年的湖南学运领导人唐柏桥也有同感：“同学们质疑，你是认可政府的做法的，否则你就应该站在学生一边，至少是情感上是这么理解。”
戴晴则不这么看：“这就是共产党统治这么多年给大家造成的一个误区。你要么就是好人，要么就是坏人，要么是跟我们学生，要么就跟政府。学生只看到一个模式，全黑全白、全赢全输。其实，民主社会最主要的就是协商、让步、达成协议。而在这个过程中，中间斡旋人的角色是特别重要的。”
公知错位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认为，学生不接受知识分子的斡旋，最关键的，是政府并没有任何让步的举动，这使学生无法信任知识分子的调停。王丹说，知识分子夹在当中，而政府并没有给他们尚方宝剑，他理解知识分子的难处。但他认为，知识分子陷入的尴尬境地，恰恰是因为他们在运动中的角色定位错了：
“知识分子不能只起到社会桥梁的作用。他们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的脊梁。他们应该站在与专制政府对抗的最前列。而他们让学生去承担这个角色，而把自己定位在从旁协助，这样他们就显得比较尴尬了。”
八九民运中，不但公开表态支持学生、而且积极参与到运动中来，起到核心作用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的。但是，总体而言，已故作家刘宾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对1989年时的中国知识界有这样一个概括：
“知识分子应该是顶大梁的。遗憾的是，知识分子的主体力量，他们的主观状态，由于他们跟中国的社会现实有所脱离，对中国的工人农民，低收入阶层缺乏应有的关心了解，所以没有能够承担起应有的角色。”
勉为其难
作家郑义强调，不应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过于苛刻、求全责备：
“我们可以有很多理由责备中国的知识分子。比如，在高压下的懦弱、忍受屈辱、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没有理想主义等等。这些都可以指责，而且都可以找出无数的事实证明你的指责。但是，如果我们全面的看，也应该承认，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压迫在共产党国家里，比如与前东欧共产党国家里的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压迫相比，要深重的多。不是因为你说了一句错话在生活工作上给你找点麻烦，羞辱你一番， 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被关入监牢就是被处以极刑，就把你杀掉了。我们要承认知识分子也是人。当政治恐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很难在事后责备他们没有骨头、没有脊梁骨，殊不知他们的脊梁骨早已经被打断了。”
尽管对中国知识界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有各种批评和质疑，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知识分子如此大规模的自发的走上街头，呼吁自由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在1989年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仅有的一次。
1989年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六四镇压后遭政府通缉被迫逃亡美国的学生领袖之一周封锁这样说：
“我还是非常感激他们的。我自己有家有口后就感觉到了一种生存的压力。而在中国那样一种残酷的环境下，很多知识分子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打击后仍能够站出来，这种勇气是非常可贵的。而且，他们谋求一种和平解决的努力是对的。”
1989年，以学生为主体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在思想准备上得益于知识分子，但中国的工人、市民等其它社会阶层，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进来？他们又是这样看待这场运动的呢？
（注：文中受访者引语根据BBC中文记者在六四十周年等历次八九民运专访中的录音记录整理。）
六四人物 陈一咨
1980年代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共改革派領導人的主要智囊之一，曾策划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并任所长，被视为80年代中国改革操盘手。六四镇压后陈一咨被定为主要“黑手”之一遭中国政府通缉，被迫逃亡美国。1990年陈一咨与旅美台湾学者余英时教授组建独立学术组织“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旨在推动中国的制度变革和民主进程。陈一咨2014年4月在美国洛杉矶病逝。
六四人物 戴晴
中国知名记者、作家、1980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中共元老叶剑英的养女。八九民运中积极支持学生，并试图促成政府与天安门广场抗议学生的对话。六四镇压后曾一度被拘押在秦城监狱。现居北京。
六四人物 包遵信
中国知名思想史学者，1980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代表人物之一。八十年代初，他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为中国的民主启蒙做出了重要贡献。八九民运期间，包遵信等人发起成立“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支持学生。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幕后黑手”之一，被判刑五年，是所有因六四遭受刑事迫害者中最年长者。2007年11月，包遵信在北京病故。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8094562
六四30周年特辑之六：大学生 不成熟的八九民运主体
1989年4月17日深夜，一批北京大学的学生走出校园，向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进发。这些年轻的大学生要为刚刚去世的前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讨一个公道的说法。
一路上，不断有其它高校的学生汇入到行进的队伍，聚集在北大学生高高举起的“民族魂”的大旗下。正是这支队伍，在以后近50天的时间里，占据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并成为全世界媒体的焦点。
运动主体
无论是当年的广场绝食学生程真，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严家其，或是北京个体户、“飞虎队”的发起者宋书元，在评价八九民运的运动性质时，都毫不怀疑大学生自始至终的主导地位。
程真：“这个运动从始至终，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成立，但是整个运动的精神核心还是学生”。
严家其：“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是个学生运动。工人、市民、知识分子不过是表示支持”。
宋书元：“它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情绪，这是肯定的。老百姓就是跟着情绪走，就与学生走到一起了。”
初生牛犊
一批平均年龄20岁左右、涉世不深、经验缺乏的大学生，为什么会成为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和主体？这是迄今人们仍在探讨和反思的。
美国出版的民主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是77级的老北大。他认为，比他晚10年入校的大学生，缺少对专制制度的恐惧感。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又给了他们一层天然的保护：
“八九民运是由一批非常年轻的学生充当先锋。这些学生无论怎么讲，受专制制度的迫害，比他们的父辈来讲，要少多了。他们是受压迫最少的，反抗却是最积极的，这是因为我们都是被专制制度‘吓大的’，而89年的大学生，他们这一代人生下来，看到的都是平反昭雪、纠正错案、思想文化文艺界的提倡自由，所以他们是在一种正常的心态下长大的。他们年龄相当、经历相似，所以很容易获得共同的看法，形成同仇敌忾的心理。”
社会号角
自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晴雨表。已故作家，记者刘宾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分析说，1989年大学生挺身而出，是与中国的这个传统一脉相承的：
“学生在中国社会群体中总是最敏感、最单纯的。他们顾虑少，没有拖家带口的负担，又容易接受吸纳西方的东西。但是，即使就当时中国的情况来说，学生作为运动的主要力量是可以的，但绝不能挑大梁。也就是说， 从数量上学生可以是主体，但是必定要有人从精神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学生给予指导，这就是知识分子。”
然而，被中国政府指为六四黑手之一的流亡作家郑义认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依然要靠学生承担社会的脊梁，是悲剧性的：
“为什么学生运动会形成这么巨大的声势？这本身就说明这个社会是不正常的。这个社会造成的压抑，要靠一群最年轻的、最单纯幼稚的、最热情冲动的学生，用牺牲自己的安危和生命去冲破它。为什么那些知识分子迟迟不敢站出来？无非就是他们知道代价。比我们年长的那些知识分子，脊梁骨已全被打断了。”
是角色的错位也好，是别无选择也好，历史在1989年把大学生推到了最前台。
照猫画虎
在学生们第一次冲出校门走上街头的时候、在广场绝食与政府博弈最卓绝的时候、在血染长安街挥泪撤离广场的时候，学生们高唱的都是《国际歌》。
八九学运领袖之一、1989年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的王超华回忆说，当她站出来面对黑压压的群众时，忽然发现，自己能动用的政治资源少的可怜：
“尤其是碰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时候，学生新吸收的西方思想并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所有能想到的，包括我自己一开始去见柴玲（学生领袖之一）时提出的一些建议，都与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和记忆有关。比我更年轻的学生，他们虽然没有文革的经历，但他们一说起来，一定与历史课本上的五四运动有关，与他们所学的党史有关”。
毛泽东的老乡、1989年在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读书，后来成为湖南学运领袖的唐柏桥回忆说：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非常遗憾的说，我当时基本上是模仿共产党的模式。搞地下活动啊、模仿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出地下刊物啊、搞新民学会造校长的反啊，这些做法与共产党早期革命的方式基本上没有区别。”
经验缺乏
“用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作为老师，为北大学生王丹主办的民主沙龙出谋划策，因而后来被政府指为操纵运动的“黑手”的李淑贤（方励之夫人）教授说，遗憾的是，同它的政治对手相比，学生们显得太稚嫩了：
“我觉得当时学生们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的残暴本质，他们还有比较多的幻想。所以事情该做到什么深度他们没有把握。”
学生们呼喊的口号，从最初的“为民请愿”直到最后要求“政府下台”。学生领袖王丹说，八九民运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从对话到对抗的过程：
“运动的分界是与政府对话还是对抗。人民日报发表4.26社论之前，人们还没有想过对话还是对抗，就是表达一个诉求。4.26社论出来了，就是与政府正面相对了，就是要对话。甚至到了学生绝食，也是要求与政府对话，用绝食的手段迫使政府对话。宣布戒严后就没有人再提对话了，就是对抗。我们当然希望社会变化是渐进的，对话是最好的，关键是能否做到。只是一厢情愿就是闭门造车了。”
分寸把握
作为王丹的老师和长辈的方励之教授（已故），在六四十周年时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1989年的学运之初，学生们有效的组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运动后期的失控和无序，又让他叹息不已：
“我个人认为4月27日大游行后，学生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行动诉求都是不明确的。四月底你回到校园里可以看到，如果你想成立学生自治组织之类的民主要求，当局已经很难管了。从更广的社会层面，对舆论监督当局也很难说个不字，但六四以后，这些统统没有了。”
方励之提出的，实际上正是八九民运给人们留下的一个至今争论不休且仍没有答案的问题。
胡平说：“八九民运败就败在没能见好就收。我们遇见了多少次‘好’，多少次共产党执政以来没有遇见过的‘好’。当然这离学生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但你喊价一万，对方还到五六千了，你还不满意。要知道过去是个负数，根本不承认你有资格喊价。人们问为什么中国的民运总是以失败结束，我说它不失败它就不结束。”
但是，89年学生对话团的负责人沈彤则认为，如果说机会一再丧失的话，那这些机会本来就没有掌握在学生手中：
“人们总说政府和学生双方都失去了很多机会。如果你把学生当作政治力量的一方，或许这么说是成立的。 但学生们实际上是没有斡旋余地的。学生提出来的最理性温和的做法，往往是最快被政府否定和欺骗的。”
一盘死棋
作家郑义当时一直在广场上与学生的领导核心呆在一起。他感觉，学生撤不下来，是因为政府一点台阶都不给：
“中共始终不肯做任何稍带一点实质性的让步，甚至连表面上的让步都不肯做。所以这个棋走成一个死棋了。甚至我们自己都想给自己找台阶下了，但对方就是不跟你配合，不让你找台阶，一步一步，步步紧逼。”
但是，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王军涛认为，当时的党内和政府中的温和派力量一直是在寻找与学生沟通的契机的。在学生与政府形成僵局后，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找到时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王军涛，希望他能帮助从中劝说。王军涛说，他的感觉是，学生的要求既不明确，也不专一，这让政府中的改革派十分为难：
“我觉得主导学生的想法也是每天在变。在跟不同人谈话的时候、在不同的阶段，都在变。后来邓小平说，他们就是想搞垮我们，我们退一步他们就进一步。所以我们建议学生，你们要澄清到底想要什么，确定后要负责任。”
学生领袖之一王超华承认，当年广场上的学生一直存在一种“要挟”心态：
“如果用‘要挟’这个词的话，它不是指哪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从整体上就是一种要挟心态，我可以做极端，我可以做的更极端，看你怎么办。这种心态一直存在且没有变，这也妨碍了学生在运动过程中及时的反醒，考虑自己应该采取的步骤。”
运动起来后出现的失控状态、内部协调的困难，是所有参与了这场运动的人的共同感受。唐柏桥说，作为学生领袖，八九民运给他最深的教训，就是必须建立有效的组织：
“如果在运动起来之前，人们已经知道有这样的政治组织存在，我们的政治诉求是什么，我们的行动纲领是什么，那么运动起来后，我们就很容易把握运动的方向，很容易让运动产生一个结果。”
勉为其难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事件也只能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去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郑义认为，89年的大学生们已经做的相当出色了：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那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做的已经好的不能再好了。动员了如此巨大规模的民众和青年，在政府的高压之下，他们保持了这样的理性和高度纪律，统一行动，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89年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赵紫阳改革智囊陈一咨（已故），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指出，把中国实现民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也就注定了八九民运的失败：
“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靠搞学生运动实现的。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都是现实的不同利益集团折中、调和、妥协下形成的一种结果。民主是生长出来的，任何假象的乌托邦式的民主社会的工程都是不存在的。”
然而，调和、妥协需要的是高度的政治技巧。学生领袖王丹说，把这副担子完全压在学生肩上，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从一个青年运动能够承担的社会角色来说，89年学生们已经做的很出色了。即便是失败了也是很出色，因为学生运动就是应该起到这样一个目的，它就是推动社会。至于怎么进行政治改革，那是年纪大的人的事了，学生就是一个社会的号角，他们在89年吹响了这个号角。如果说学生年轻容易冲动，那更理性的中国的知识界应该站出来，站到学生的前头。”
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批已经确立了民主理念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在八九民运中的角色和对运动的影响又是什么？
（注：文中受访者引语根据BBC中文记者在六四十周年等历次八九民运专访中的录音记录整理。）
六四人物 王超华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1989年学运爆发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六四镇压后，王超华是遭中国政府通缉的21名学生领导人之一，被迫流亡美国，现居美国洛杉矶。
六四人物 唐柏桥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1989年湖南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学运爆发前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现居美国。六四镇压后唐柏桥被中国政府判刑入狱，后在香港支联会的策应下逃亡香港。1992年4月，唐柏桥以联合国政治难民身份抵达美国后继续从事海外民主活动。2004年六四15周年期间，唐柏桥曾发起全球同步纪念六四活动。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8094558
一路上，不断有其它高校的学生汇入到行进的队伍，聚集在北大学生高高举起的“民族魂”的大旗下。正是这支队伍，在以后近50天的时间里，占据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并成为全世界媒体的焦点。
运动主体
无论是当年的广场绝食学生程真，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严家其，或是北京个体户、“飞虎队”的发起者宋书元，在评价八九民运的运动性质时，都毫不怀疑大学生自始至终的主导地位。
程真：“这个运动从始至终，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成立，但是整个运动的精神核心还是学生”。
严家其：“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是个学生运动。工人、市民、知识分子不过是表示支持”。
宋书元：“它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情绪，这是肯定的。老百姓就是跟着情绪走，就与学生走到一起了。”
初生牛犊
一批平均年龄20岁左右、涉世不深、经验缺乏的大学生，为什么会成为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和主体？这是迄今人们仍在探讨和反思的。
美国出版的民主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是77级的老北大。他认为，比他晚10年入校的大学生，缺少对专制制度的恐惧感。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又给了他们一层天然的保护：
“八九民运是由一批非常年轻的学生充当先锋。这些学生无论怎么讲，受专制制度的迫害，比他们的父辈来讲，要少多了。他们是受压迫最少的，反抗却是最积极的，这是因为我们都是被专制制度‘吓大的’，而89年的大学生，他们这一代人生下来，看到的都是平反昭雪、纠正错案、思想文化文艺界的提倡自由，所以他们是在一种正常的心态下长大的。他们年龄相当、经历相似，所以很容易获得共同的看法，形成同仇敌忾的心理。”
社会号角
自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学生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晴雨表。已故作家，记者刘宾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分析说，1989年大学生挺身而出，是与中国的这个传统一脉相承的：
“学生在中国社会群体中总是最敏感、最单纯的。他们顾虑少，没有拖家带口的负担，又容易接受吸纳西方的东西。但是，即使就当时中国的情况来说，学生作为运动的主要力量是可以的，但绝不能挑大梁。也就是说， 从数量上学生可以是主体，但是必定要有人从精神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学生给予指导，这就是知识分子。”
然而，被中国政府指为六四黑手之一的流亡作家郑义认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依然要靠学生承担社会的脊梁，是悲剧性的：
“为什么学生运动会形成这么巨大的声势？这本身就说明这个社会是不正常的。这个社会造成的压抑，要靠一群最年轻的、最单纯幼稚的、最热情冲动的学生，用牺牲自己的安危和生命去冲破它。为什么那些知识分子迟迟不敢站出来？无非就是他们知道代价。比我们年长的那些知识分子，脊梁骨已全被打断了。”
是角色的错位也好，是别无选择也好，历史在1989年把大学生推到了最前台。
照猫画虎
在学生们第一次冲出校门走上街头的时候、在广场绝食与政府博弈最卓绝的时候、在血染长安街挥泪撤离广场的时候，学生们高唱的都是《国际歌》。
八九学运领袖之一、1989年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的王超华回忆说，当她站出来面对黑压压的群众时，忽然发现，自己能动用的政治资源少的可怜：
“尤其是碰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时候，学生新吸收的西方思想并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所有能想到的，包括我自己一开始去见柴玲（学生领袖之一）时提出的一些建议，都与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和记忆有关。比我更年轻的学生，他们虽然没有文革的经历，但他们一说起来，一定与历史课本上的五四运动有关，与他们所学的党史有关”。
毛泽东的老乡、1989年在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读书，后来成为湖南学运领袖的唐柏桥回忆说：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非常遗憾的说，我当时基本上是模仿共产党的模式。搞地下活动啊、模仿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出地下刊物啊、搞新民学会造校长的反啊，这些做法与共产党早期革命的方式基本上没有区别。”
经验缺乏
“用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作为老师，为北大学生王丹主办的民主沙龙出谋划策，因而后来被政府指为操纵运动的“黑手”的李淑贤（方励之夫人）教授说，遗憾的是，同它的政治对手相比，学生们显得太稚嫩了：
“我觉得当时学生们并没有意识到共产党的残暴本质，他们还有比较多的幻想。所以事情该做到什么深度他们没有把握。”
学生们呼喊的口号，从最初的“为民请愿”直到最后要求“政府下台”。学生领袖王丹说，八九民运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从对话到对抗的过程：
“运动的分界是与政府对话还是对抗。人民日报发表4.26社论之前，人们还没有想过对话还是对抗，就是表达一个诉求。4.26社论出来了，就是与政府正面相对了，就是要对话。甚至到了学生绝食，也是要求与政府对话，用绝食的手段迫使政府对话。宣布戒严后就没有人再提对话了，就是对抗。我们当然希望社会变化是渐进的，对话是最好的，关键是能否做到。只是一厢情愿就是闭门造车了。”
分寸把握
作为王丹的老师和长辈的方励之教授（已故），在六四十周年时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1989年的学运之初，学生们有效的组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运动后期的失控和无序，又让他叹息不已：
“我个人认为4月27日大游行后，学生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行动诉求都是不明确的。四月底你回到校园里可以看到，如果你想成立学生自治组织之类的民主要求，当局已经很难管了。从更广的社会层面，对舆论监督当局也很难说个不字，但六四以后，这些统统没有了。”
方励之提出的，实际上正是八九民运给人们留下的一个至今争论不休且仍没有答案的问题。
胡平说：“八九民运败就败在没能见好就收。我们遇见了多少次‘好’，多少次共产党执政以来没有遇见过的‘好’。当然这离学生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但你喊价一万，对方还到五六千了，你还不满意。要知道过去是个负数，根本不承认你有资格喊价。人们问为什么中国的民运总是以失败结束，我说它不失败它就不结束。”
但是，89年学生对话团的负责人沈彤则认为，如果说机会一再丧失的话，那这些机会本来就没有掌握在学生手中：
“人们总说政府和学生双方都失去了很多机会。如果你把学生当作政治力量的一方，或许这么说是成立的。 但学生们实际上是没有斡旋余地的。学生提出来的最理性温和的做法，往往是最快被政府否定和欺骗的。”
一盘死棋
作家郑义当时一直在广场上与学生的领导核心呆在一起。他感觉，学生撤不下来，是因为政府一点台阶都不给：
“中共始终不肯做任何稍带一点实质性的让步，甚至连表面上的让步都不肯做。所以这个棋走成一个死棋了。甚至我们自己都想给自己找台阶下了，但对方就是不跟你配合，不让你找台阶，一步一步，步步紧逼。”
但是，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王军涛认为，当时的党内和政府中的温和派力量一直是在寻找与学生沟通的契机的。在学生与政府形成僵局后，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找到时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王军涛，希望他能帮助从中劝说。王军涛说，他的感觉是，学生的要求既不明确，也不专一，这让政府中的改革派十分为难：
“我觉得主导学生的想法也是每天在变。在跟不同人谈话的时候、在不同的阶段，都在变。后来邓小平说，他们就是想搞垮我们，我们退一步他们就进一步。所以我们建议学生，你们要澄清到底想要什么，确定后要负责任。”
学生领袖之一王超华承认，当年广场上的学生一直存在一种“要挟”心态：
“如果用‘要挟’这个词的话，它不是指哪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从整体上就是一种要挟心态，我可以做极端，我可以做的更极端，看你怎么办。这种心态一直存在且没有变，这也妨碍了学生在运动过程中及时的反醒，考虑自己应该采取的步骤。”
运动起来后出现的失控状态、内部协调的困难，是所有参与了这场运动的人的共同感受。唐柏桥说，作为学生领袖，八九民运给他最深的教训，就是必须建立有效的组织：
“如果在运动起来之前，人们已经知道有这样的政治组织存在，我们的政治诉求是什么，我们的行动纲领是什么，那么运动起来后，我们就很容易把握运动的方向，很容易让运动产生一个结果。”
勉为其难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事件也只能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去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郑义认为，89年的大学生们已经做的相当出色了：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那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做的已经好的不能再好了。动员了如此巨大规模的民众和青年，在政府的高压之下，他们保持了这样的理性和高度纪律，统一行动，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89年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赵紫阳改革智囊陈一咨（已故），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指出，把中国实现民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也就注定了八九民运的失败：
“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靠搞学生运动实现的。真正民主制度的建立，都是现实的不同利益集团折中、调和、妥协下形成的一种结果。民主是生长出来的，任何假象的乌托邦式的民主社会的工程都是不存在的。”
然而，调和、妥协需要的是高度的政治技巧。学生领袖王丹说，把这副担子完全压在学生肩上，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从一个青年运动能够承担的社会角色来说，89年学生们已经做的很出色了。即便是失败了也是很出色，因为学生运动就是应该起到这样一个目的，它就是推动社会。至于怎么进行政治改革，那是年纪大的人的事了，学生就是一个社会的号角，他们在89年吹响了这个号角。如果说学生年轻容易冲动，那更理性的中国的知识界应该站出来，站到学生的前头。”
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批已经确立了民主理念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在八九民运中的角色和对运动的影响又是什么？
（注：文中受访者引语根据BBC中文记者在六四十周年等历次八九民运专访中的录音记录整理。）
六四人物 王超华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1989年学运爆发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六四镇压后，王超华是遭中国政府通缉的21名学生领导人之一，被迫流亡美国，现居美国洛杉矶。
六四人物 唐柏桥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1989年湖南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学运爆发前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现居美国。六四镇压后唐柏桥被中国政府判刑入狱，后在香港支联会的策应下逃亡香港。1992年4月，唐柏桥以联合国政治难民身份抵达美国后继续从事海外民主活动。2004年六四15周年期间，唐柏桥曾发起全球同步纪念六四活动。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8094558
六四30周年特辑之五：民运爆发八九 偶然中的必然
1989年的春天，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热季。在这一年，有好几个大的纪念日巧合在一起，很容易让人产生历史的联想。
1989年伊始，天体物理学家，前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是写给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
方励之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人权，释放10年前因言获罪，一直被关押的政治犯魏京生。
公知上书
这封信，成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私下议论的主要话题，并引起了一连串反响。
2月中旬，由诗人北岛牵头，北京知识界33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回应方励之的呼吁，支持释放政治犯。
紧接着，2月26日，中国科学院自然史专家许良英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包尊信，《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等人带头起草了有42位中国著名科学家签名的《至中国国家领导人公开信》。
许良英教授已经在2013年以93岁高龄去世。这位中共建政前曾是浙江大学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老共产党员，在1999年“六四”10周年之际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89年的那个春天：
“89年有两个大事情：一个是‘五四’运动70周年，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发表200周年。因此我们想应该在89年很好的宣传人权、民主理念。到89年1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就着手起草了一份公开信。公开信有四大要点：
一个是呼吁政治改革。第二个是必须保障公民权利。第三呼吁释放因思想言论获罪的人。第四个是体谅中国科学家生活的困难，国家应该增加科学教育经费。”
1980年代的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中共党内开明派"宽容论"的出现，营造了一个政治“小阳春”。
“言论假期”
中共党内开明派“宽容论”的出现，营造了一种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丁望先生称这段时间是“言论假期”。
于是，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开始了各种探讨，从学术自由到新闻改革，政治改革，无不涉及。
突破“禁区”的言论也获得了宽容。在美国的政治异见者、政治刊物《北京之春》的编辑胡平认为，对思想言论控制的松动，引发的是人们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怀疑：
“在1986年我当时就已经感觉到人们的思想意识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对原来官方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怀疑。而共产党的统治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意思形态的统治，它的意识形态一旦遭到质疑，那整个统治的合法性就遭到了质疑”。
“八六学潮”
1986年发生的学潮，便是对官方意识形态质疑的一个突出表现。
1986年12月中旬至1987年初，中国北京，上海和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大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民主、自由、人权和进行政治改革。
中共政治老人邓小平和党内保守势力不能容忍对中共家长制的这种公然挑战。
86学潮的结果是，倡导政治宽松局面的中共党总书记胡耀邦遭到罢免。中共在全国展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然而，开放、要求言论自由的趋势已无法阻挡。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由赵紫阳接任中共总书记。已故著名作家，“六四”镇压后流亡美国的刘宾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曾这样回顾这段历史：
“87年反自由化运动显然是要把新闻自由进一步缩小。结果赵紫阳上台后往总书记的位置上一坐，他就看到了全国的大势所趋。他作为中国头号政治人物他有责任，所以他就开始搞政治改革，13大上提出扩大新闻自由。所以到了88、89年的时候中国的新闻自由不但没有比86年收缩，反而创造了新的高峰。许多过去不能写的东西都可以写了。比如88年关于三峡工程的讨论，光是人民日报就连篇累牍发了十几篇的报道，基本是反对三峡工程的。所以当时的情况非常之好”。
百家争鸣
政治宽松气氛激发了知识界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作进一步的反思，出现了几个热点。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系列片《河殇》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代表：
“在20世纪末的今天，尽管外来冲击不再伴随着大炮和铁蹄，我们的古老文明却再也抵挡不住了，它已经衰老了，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河殇》试图对专制主义统治的根源进行批判，针对的是中国非民主化的现实政治。在更深一层次，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所长苏邵智等人，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提出了质疑，指出马克思主义处于危机之中。
中国知识界的探讨带动了大学校园里大学生的思想活跃。到了1989年初，当时在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的张伯笠回忆道：
“1989年的时候在北京大学是一个最活跃的时期。我晚上去听各种讲座的时间比白天上课的时间还要多。讲座什么内容都有，有经济的、有文化的、有体育的、有外交的。（主办讲座者）有来自西方的学者，也有像学生比如像王丹主办的民主沙龙。基本上我觉得在北京大学你想讲的话没有不可以讲的。在中国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认为是经历的最好的时期。”
香港政论家丁望认为，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广泛讨论，激发起了忧患意识，它激励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时代使命感，促进了他们参与改革、争取民主的意愿。
从知识分子1989年春要求人权的签名信开始，忧患意识下的使命感显示出了它的动力，成为后来八九民运发生的一个关键条件。
对话机制
政治宽松气氛的另一个体现是在大学里建立协商对话渠道的尝试。
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政治改革部分的执笔人之一，1989年前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的吴国光（“六四”镇压后离开中国，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在对BBC中文记者谈到这一尝试的背景时说：
“对话这个要求是当时所谓的改革派领导人首先提出来的。在1986年、1987年，甚至更早，我在人民日报的时候就写过一篇评论员文章，就叫《要提倡和人民群众对话》。后来到了赵紫阳提倡政治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要对话了”。
1989年在长沙读书的中南工业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后来成为湖南学生运动领导人的卢四清对BBC中文记者回忆他们大学当时的氛围：
“我记得我作为学生会主席，每个星期都要组织一次学生与校长党委书记的对话。直接对话，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包括政治上的一些建议，都可以提出来。正是这样的气氛才使得89年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去关心政治”。
1989年春的中国社会缺少的，只是一个共同行动的信号了。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便成为了这样一个大家等待着的信号。
已故作家刘宾雁曾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中国时局：“危机四伏，险象丛生”。当时中国社会缺少的，只是一个共同行动的信号了。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便成为了这样一个大家等待着的信号。
中国的大学生立刻首先行动起来，在新华社发布消息的当晚，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发出了要求公正评价胡耀邦的呼声。
胡平认为，胡耀邦的死之所以对89年的那场运动有如此强的号召力，这同胡耀邦本身的身份也是分不开的：
“胡耀邦是前共产党总书记，他的符号是一个很正统的符号，人们表达对他的悼念，就有一种安全感，一种合法性。同时， 胡耀邦两年前又是因为‘反自由化不力’被赶下台的，悼念他，对共产党的现实统治就又有了一种挑战的意味。这两点加在一起，就让胡耀帮成了导火线”。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六四”镇压后被定为“黑手”之一的严家其说：
“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所以，用广场的形式，用集体上街，就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方式。”
一场要求民主的和平抗议运动，就这样在1989年春天的中国大地爆发。
那么，作为这场运动的先锋和主体的大学生，在运动展开后表现如何？他们是否有能力承担起领导这场运动的角色？
（注：文中受访者引语根据BBC中文记者在“六四”10周年等历次“八九民运”专访中的录音记录整理。）
“六四”人物 刘宾雁
中国知名作家、记者。1950年代发表的小说《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批判了中共官僚主义体制和压制新闻自由，被毛泽指责为“企图制造混乱”，被打成右派。1980年代刘宾雁发表大量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如《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等，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中国的良心”。1987年，刘宾雁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党籍和公职。1989年六四事件后，正在美国讲学的刘宾雁因公开谴责中国政府动用军队武力镇压民主运动，被中国政府禁止返回中国，从此流亡美国，直到2005年12月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頓去世。
“六四”人物 方励之
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和政治异见人士。1987年1月方励之因“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励了1986年的学潮，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1989年的八九民运中方励之因被中国政府定为制造动乱的主要“黑手”，在六四开枪镇压后翌日与妻子李淑贤避入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在使馆滞留一年后，中美双方政府达成协议，1990年6月方励之夫妇被允许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方励之赴美后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直至2012年4月病逝。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5/30_75.html
六四30周年特辑之四：开枪镇压 喋血长安街
1989年6月2日，刘晓波、周舵、高新及侯德健四人，作为首批知识分子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加入到广场上的绝食大学生中。
“四君子绝食”，给已趋疲惫的广场静坐抗议学生平添了一把火，使已日见冷清的天安门广场重新人头攒动。
而这时，由邓小平拍板，中共最高决策层已经下定决心，不惜开枪杀人，也要将学生立即清出天安门广场，重新控制首都。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终于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暴力镇压。
而“六四”镇压的序幕，24小时前，从6月3日凌晨就拉开了。
便装进城
6月3日凌晨起，不断有学生和市民向天安门广场的指挥部报告，被堵在城外的戒严部队开始着便装向市中心渗透。
“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呼吁北京市民提高警惕识别便衣军人，进行阻击围堵。
这些士兵虽是便装，但清一色平头、白衬衫、绿裤子，步调统一，使他们在人群中一眼便能认出来。他们被市民分割包围，动弹不得。
广场上学生组织的广播站不断报告“胜利”的喜讯，戒严令似乎仍是令人嘲笑的废纸，而且更添一分滑稽色彩。
6月3日下午一时许，在西长安街六部口，一辆公交大客车被群众截住，车内满载了枪支弹药。一挺机枪被抽出架在了客车顶棚上。几名青年人站在车顶上，用从车里拿出来的带刺刀的步枪挑着钢盔向人们展示，不时向围观人群打着V型手势。
当时是北京电影学院85级学生的张华杰是站在车棚顶上的学生之一：
“我站在公共汽车顶棚上演讲，讲了十几分钟左右后，就看从新华门（中南海面对长安街的正门）里冲出了一百多名防暴警察，到了六部口后开始扔催泪瓦斯，群众四下散开。从车头车尾上来两个军人，一言未发抬腿一脚踢在我的腰上，我就从车顶摔下去了。很多人围着踢我。等我站起来的时候，满脸满身都是血。我当时的反应是，他们开始使用暴力。我跑回广场报警，我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今天他们要杀人的。那是6月3 号下午两点钟”。
心存侥幸
张华杰的预感是准确的。但在广场上，学生、市民却不相信政府会用军队真刀真枪真子弹的镇压。
当时在广场的“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发言人韩东方，虽然自己曾是军人，也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他仍然认为解放军不会开枪：
“我自己曾当过兵。我觉得，除了发生一群人冲入了新华门会开枪之外，我绝不相信，军人开进北京城，在大马路上会朝老百姓开枪。如果我是军人，我会拒绝执行这种命令。”
广场流沙
然而，执行戒严的军人已经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6月4日凌晨1时抵达天安门广场，清晨6时天大亮前完成清场任务。
戒严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士兵拿到了杀人令牌。
6月3日晚6点3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的《紧急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广场上的高音喇叭一遍遍的播出：
“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
随着《紧急通告》的每一遍播出，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就缩小一圈。如果说，过去50天中，广场像是磁石一样吸引人群，此时的广场却像流沙，人们在暮色中悄然逝去。
血溅长安
《紧急通告》也像是动员令。东西长安街上，大批工人、学生、市民用交通隔离墩、公交车、甚至掀起长安街的人行道水泥板块，设立起一道道路障，试图像过去十多天来一样，再次把军队堵回去。
但这一次，军队没有停下来。车顶架着机枪的军车在坦克、装甲车和车队两边平端着冲锋枪徒步行进的士兵的掩护下，沿长安街东西两侧向天安门广场突进。
遇到阻拦，士兵则开枪还击。特别是西长安街一线，公主坟、木樨地立交桥和西单路口，成为流血最多的地方。阻拦军车的群众、围观的市民、甚至两边居民楼里，都有人中弹倒下。
被政府认定为主要“黑手”的方励之（已故）1999年在美国接受BBC中文记者专访时回忆说，当晚将近10点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打电话到他在北京的家里：
“他说，方老师，你听。这是在木樨地打的。枪声在电话里听得很清楚。”
当时在北京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首席记者洛里回忆说：
“听到军队进城，在木樨地一带开枪的消息后，我没有到广场去，我本能地想到，要赶快到医院去。我带着摄制组到了城西的北京儿童医院，那个情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医院里一片混乱，死伤者被一个个抬进来，医生护士不知所措，他们从来没有处理过枪伤。医院里满地是血。我是个老记者，曾报道过越战，血没少见。但那一天，我又目睹了另一场屠杀”。
“刽子手”、“法西斯”、“畜生”，每一声怒吼和辱骂，得到的是士兵枪弹的回应。
到6月4日凌晨一点左右，戒严部队突进到天安门城楼前，并切断封锁了通向广场的四周街道路口，完成了对天安门广场的包围。
坦克、装甲车在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前一线排开，等待开进广场的命令。
1点30分左右，戒严部队播出的《紧急通告》更充满杀气：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撤离广场
天安门广场的照明系统被切断，诺大的广场显得空荡阴森。侯德建借着手电筒的光，为围坐在纪念碑周围的几千名学生弹着吉它，唱起《龙的传人》。
广场上的学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这时，侯德建、刘晓波等人找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对学生领袖们说，广场外流的血已经太多，没有必要流更多的血。
“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之一，负责广场广播站的封从德回忆说：
“侯德建找到我，说能不能让他们（即绝食四君子）去跟军队谈判。我说你们去谈判是可以的，但不能代表指挥部也不能代表学生”。
指挥部另一名成员，当时是北大作家班学员的张伯笠回忆说：
“侯德建就把他的白色的背心脱下来，举着，就像白旗似的（朝戒严部队）走过去了。然后很快就看到侯德建跑回纪念碑，说‘只给半个小时时间，半个小时撤出广场，不撤后果自负’”。
撤还是不撤？生死攸关的决定，责任落在了当时年仅23岁的北大学生封从德肩上：
“我也不敢自己做决定，黑灯瞎火的也没法点人数，我就拿起话筒说，大家喊，用喊声来表决。要留守的喊‘留守’，要撤离的喊‘撤离’。我个人感觉两边声音差不多。但我觉得如果喊声大小一样的话，那心里想撤的人一定是更多。于是我就决定撤了。”
学生们打着旗帜、挽着手臂、高唱着《国际歌》，许多人泣不成声。
在士兵平端的枪口和身后隆隆的坦克声中，在黎明的第一线曙光中，学生撤离了天安门广场。
一场震惊中外的血腥镇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这样一句话告诉了世界：
“……约5点左右，戒严部队进驻天安门广场。到5点半，整个过程结束”。
死伤人数
“六四”镇压到底死了多少人？
中国政府在“六四”镇压后公布了这样一个数字：
“有241人死亡，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23人，地方218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学生36人，外地人员15人。约7千多人受伤，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5千余人，市民约2千人。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
这是迄今中国政府向外界公布的唯一的“六四”伤亡数字。
但是，西方媒体和其它国际组织的估计则高于这个数字，从数千人到上万人不等。
中国政府始终强调“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即便这是一个事实，但它取代不了另一个事实：中国政府用机枪和坦克，以不惜平民流血的方式，在1989年6月4日凌晨，镇压了一场波及全中国的民主运动。
又到周年
在重新取得对首都北京的控制、各省官员先后表态支持中央后，政府开始了对参与89民运的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市民领导者的逮捕镇压。
部分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黑手”被投入监狱。一些工人、市民被当成“暴徒”草草审判、处以重刑甚至枪决。
更多的学生领袖和参与民运的著名知识分子则在有良知的中国老百姓的掩护和“黄雀行动”等海外民运人士的策应下，辗转逃离中国大陆，流亡海外。
一晃，30年过去了。BBC中文记者历年来曾采访过的当事人中，有人仍在呼号，有人已沉默，有人已经客死他乡。
记者曾与之面对面访谈的人中，方励之、刘宾雁、陈一咨、包遵信，戈扬、许良英，王若望等不少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对待“六四”，30年来中国政府只做了而且仍会继续做一件事：试图从历史上将它抹去，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然而，历史不能抹杀。抹杀历史是徒劳。
30年，对于纪念日，是个大日子。对于当代历史，是一个足够的沉淀和距离。
这场改变中国政治进程的民主运动为什么会在1989年发生，又为什么注定要失败？它给今天的中国，明天的中国留下的是什么？
（注：文中受访者引语根据BBC中文记者在“六四”10周年等历次“八九”民运专访中的录音记录整理。）
“六四”人物 封从德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1989年学运爆发时是北京大学研究生，已与另一学运领袖柴玲结婚。在6月4日凌晨军队清场的险峻时刻，封从德主持以口头表決的方式，成功地组织了广场学生最后的撤离，避免了更多的流血。六四镇压后封从德和柴玲都在政府通缉的21名学生名单上，一同逃亡法国后柴玲辗转到了美国，二人离婚。封从德留在法国读书，后移居美国，继续参与海外民运活动。
“六四”人物 丁子霖
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現居北京。1989年6月4日凌晨，丁子霖时年17岁仍在上高中的儿子蔣捷連在长安街上中弹身亡。丁子霖等在六四镇压中失去亲人的母亲们组织发起“天安门母亲”，呼吁平反六四，为无辜受害者昭雪。丁子霖常年不懈收集整理出的《六四死难者部分名单》收录了202位死者的姓名，身份和遇难时间地点，是迄今六四镇压中死亡者的最详实的资料。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8094030
“四君子绝食”，给已趋疲惫的广场静坐抗议学生平添了一把火，使已日见冷清的天安门广场重新人头攒动。
而这时，由邓小平拍板，中共最高决策层已经下定决心，不惜开枪杀人，也要将学生立即清出天安门广场，重新控制首都。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终于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暴力镇压。
而“六四”镇压的序幕，24小时前，从6月3日凌晨就拉开了。
便装进城
6月3日凌晨起，不断有学生和市民向天安门广场的指挥部报告，被堵在城外的戒严部队开始着便装向市中心渗透。
“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呼吁北京市民提高警惕识别便衣军人，进行阻击围堵。
这些士兵虽是便装，但清一色平头、白衬衫、绿裤子，步调统一，使他们在人群中一眼便能认出来。他们被市民分割包围，动弹不得。
广场上学生组织的广播站不断报告“胜利”的喜讯，戒严令似乎仍是令人嘲笑的废纸，而且更添一分滑稽色彩。
6月3日下午一时许，在西长安街六部口，一辆公交大客车被群众截住，车内满载了枪支弹药。一挺机枪被抽出架在了客车顶棚上。几名青年人站在车顶上，用从车里拿出来的带刺刀的步枪挑着钢盔向人们展示，不时向围观人群打着V型手势。
当时是北京电影学院85级学生的张华杰是站在车棚顶上的学生之一：
“我站在公共汽车顶棚上演讲，讲了十几分钟左右后，就看从新华门（中南海面对长安街的正门）里冲出了一百多名防暴警察，到了六部口后开始扔催泪瓦斯，群众四下散开。从车头车尾上来两个军人，一言未发抬腿一脚踢在我的腰上，我就从车顶摔下去了。很多人围着踢我。等我站起来的时候，满脸满身都是血。我当时的反应是，他们开始使用暴力。我跑回广场报警，我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今天他们要杀人的。那是6月3 号下午两点钟”。
心存侥幸
张华杰的预感是准确的。但在广场上，学生、市民却不相信政府会用军队真刀真枪真子弹的镇压。
当时在广场的“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发言人韩东方，虽然自己曾是军人，也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他仍然认为解放军不会开枪：
“我自己曾当过兵。我觉得，除了发生一群人冲入了新华门会开枪之外，我绝不相信，军人开进北京城，在大马路上会朝老百姓开枪。如果我是军人，我会拒绝执行这种命令。”
广场流沙
然而，执行戒严的军人已经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6月4日凌晨1时抵达天安门广场，清晨6时天大亮前完成清场任务。
戒严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士兵拿到了杀人令牌。
6月3日晚6点30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的《紧急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广场上的高音喇叭一遍遍的播出：
“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
随着《紧急通告》的每一遍播出，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就缩小一圈。如果说，过去50天中，广场像是磁石一样吸引人群，此时的广场却像流沙，人们在暮色中悄然逝去。
血溅长安
《紧急通告》也像是动员令。东西长安街上，大批工人、学生、市民用交通隔离墩、公交车、甚至掀起长安街的人行道水泥板块，设立起一道道路障，试图像过去十多天来一样，再次把军队堵回去。
但这一次，军队没有停下来。车顶架着机枪的军车在坦克、装甲车和车队两边平端着冲锋枪徒步行进的士兵的掩护下，沿长安街东西两侧向天安门广场突进。
遇到阻拦，士兵则开枪还击。特别是西长安街一线，公主坟、木樨地立交桥和西单路口，成为流血最多的地方。阻拦军车的群众、围观的市民、甚至两边居民楼里，都有人中弹倒下。
被政府认定为主要“黑手”的方励之（已故）1999年在美国接受BBC中文记者专访时回忆说，当晚将近10点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打电话到他在北京的家里：
“他说，方老师，你听。这是在木樨地打的。枪声在电话里听得很清楚。”
当时在北京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首席记者洛里回忆说：
“听到军队进城，在木樨地一带开枪的消息后，我没有到广场去，我本能地想到，要赶快到医院去。我带着摄制组到了城西的北京儿童医院，那个情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医院里一片混乱，死伤者被一个个抬进来，医生护士不知所措，他们从来没有处理过枪伤。医院里满地是血。我是个老记者，曾报道过越战，血没少见。但那一天，我又目睹了另一场屠杀”。
“刽子手”、“法西斯”、“畜生”，每一声怒吼和辱骂，得到的是士兵枪弹的回应。
到6月4日凌晨一点左右，戒严部队突进到天安门城楼前，并切断封锁了通向广场的四周街道路口，完成了对天安门广场的包围。
坦克、装甲车在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前一线排开，等待开进广场的命令。
1点30分左右，戒严部队播出的《紧急通告》更充满杀气：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撤离广场
天安门广场的照明系统被切断，诺大的广场显得空荡阴森。侯德建借着手电筒的光，为围坐在纪念碑周围的几千名学生弹着吉它，唱起《龙的传人》。
广场上的学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这时，侯德建、刘晓波等人找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对学生领袖们说，广场外流的血已经太多，没有必要流更多的血。
“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之一，负责广场广播站的封从德回忆说：
“侯德建找到我，说能不能让他们（即绝食四君子）去跟军队谈判。我说你们去谈判是可以的，但不能代表指挥部也不能代表学生”。
指挥部另一名成员，当时是北大作家班学员的张伯笠回忆说：
“侯德建就把他的白色的背心脱下来，举着，就像白旗似的（朝戒严部队）走过去了。然后很快就看到侯德建跑回纪念碑，说‘只给半个小时时间，半个小时撤出广场，不撤后果自负’”。
撤还是不撤？生死攸关的决定，责任落在了当时年仅23岁的北大学生封从德肩上：
“我也不敢自己做决定，黑灯瞎火的也没法点人数，我就拿起话筒说，大家喊，用喊声来表决。要留守的喊‘留守’，要撤离的喊‘撤离’。我个人感觉两边声音差不多。但我觉得如果喊声大小一样的话，那心里想撤的人一定是更多。于是我就决定撤了。”
学生们打着旗帜、挽着手臂、高唱着《国际歌》，许多人泣不成声。
在士兵平端的枪口和身后隆隆的坦克声中，在黎明的第一线曙光中，学生撤离了天安门广场。
一场震惊中外的血腥镇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这样一句话告诉了世界：
“……约5点左右，戒严部队进驻天安门广场。到5点半，整个过程结束”。
死伤人数
“六四”镇压到底死了多少人？
中国政府在“六四”镇压后公布了这样一个数字：
“有241人死亡，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23人，地方218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学生36人，外地人员15人。约7千多人受伤，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5千余人，市民约2千人。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
这是迄今中国政府向外界公布的唯一的“六四”伤亡数字。
但是，西方媒体和其它国际组织的估计则高于这个数字，从数千人到上万人不等。
中国政府始终强调“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即便这是一个事实，但它取代不了另一个事实：中国政府用机枪和坦克，以不惜平民流血的方式，在1989年6月4日凌晨，镇压了一场波及全中国的民主运动。
又到周年
在重新取得对首都北京的控制、各省官员先后表态支持中央后，政府开始了对参与89民运的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市民领导者的逮捕镇压。
部分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黑手”被投入监狱。一些工人、市民被当成“暴徒”草草审判、处以重刑甚至枪决。
更多的学生领袖和参与民运的著名知识分子则在有良知的中国老百姓的掩护和“黄雀行动”等海外民运人士的策应下，辗转逃离中国大陆，流亡海外。
一晃，30年过去了。BBC中文记者历年来曾采访过的当事人中，有人仍在呼号，有人已沉默，有人已经客死他乡。
记者曾与之面对面访谈的人中，方励之、刘宾雁、陈一咨、包遵信，戈扬、许良英，王若望等不少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对待“六四”，30年来中国政府只做了而且仍会继续做一件事：试图从历史上将它抹去，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然而，历史不能抹杀。抹杀历史是徒劳。
30年，对于纪念日，是个大日子。对于当代历史，是一个足够的沉淀和距离。
这场改变中国政治进程的民主运动为什么会在1989年发生，又为什么注定要失败？它给今天的中国，明天的中国留下的是什么？
（注：文中受访者引语根据BBC中文记者在“六四”10周年等历次“八九”民运专访中的录音记录整理。）
“六四”人物 封从德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1989年学运爆发时是北京大学研究生，已与另一学运领袖柴玲结婚。在6月4日凌晨军队清场的险峻时刻，封从德主持以口头表決的方式，成功地组织了广场学生最后的撤离，避免了更多的流血。六四镇压后封从德和柴玲都在政府通缉的21名学生名单上，一同逃亡法国后柴玲辗转到了美国，二人离婚。封从德留在法国读书，后移居美国，继续参与海外民运活动。
“六四”人物 丁子霖
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現居北京。1989年6月4日凌晨，丁子霖时年17岁仍在上高中的儿子蔣捷連在长安街上中弹身亡。丁子霖等在六四镇压中失去亲人的母亲们组织发起“天安门母亲”，呼吁平反六四，为无辜受害者昭雪。丁子霖常年不懈收集整理出的《六四死难者部分名单》收录了202位死者的姓名，身份和遇难时间地点，是迄今六四镇压中死亡者的最详实的资料。
from BBC中文網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8094030
六四30周年特辑之三：兵戎相见 戒严之都
来源:
BBC
1989年5月19日凌晨，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用手提喇叭对绝食学生说：“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啊，要保重！”。
这是中共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赵紫阳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也是赵的最后一搏。
在中共高层的权利斗争中，主张以协商对话手段解决问题的温和派彻底失势。
当晚，时任总理李鹏在特别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声称，“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中国的“前途和民运，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李鹏宣布，首都北京从1989年5月20日起实施戒严。在李鹏大会发言的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的野战军正在向北京开进，准备执行戒严。
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通过高音喇叭听到李鹏讲话的时候，解放军的坦克、装甲车和满载荷枪实弹的士兵的军车已经兵临城下。
反对戒严
戒严和派军队进入北京城的命令，不但进一步激化了政府与大学生的对立，也激怒了北京市民。
市民像潮水一样涌上街头，向下令戒严的邓小平和李鹏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小-平-你-好！
你-好-糊-涂！”
“反对暴力！打倒李鹏！”
“大兵进城，先抓李鹏！”
历史回闪
1984年10月1日，也是在天安门广场，也是举行大游行。
庆祝建国35周年首都群众游行检阅时，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在行进到天安门城楼下时，突然展开一条“小平您好”的横幅。城楼上的邓小平看到了，露出微笑。摄像机扑捉到的这个画面，成为老百姓拥护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历史定格。
时隔仅五年，广场上的学生再次高喊“小平你好——你好糊涂”，实在是历史的讽刺。
中共从建军第一天起，就着力塑造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的形象。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与老百姓的关系一直被比喻为“鱼水情”。
上一次北京的老百姓看到军队荷枪实弹的开进城门，是在1949年。
70年前进城，军队遇到的是北平（北京旧称）市民的夹道欢迎。这一次，他们又来了，但在每一个进京的路口，迎接他们的却是社会各界民众的拦截和苦口婆心的劝说。
“你们是人民的军队，不是一小撮人的军队！”
“人民解放军，站到人民一边来！”
坦克、军车被阻挡的人潮困住，动弹不得。车上年轻的士兵被激情的呼喊困惑。他们在城外集结待命时，被告知城里有坏人歹徒企图谋反，他们是来“保卫中央，保卫北京”的。
年轻的士兵进城后看到的，是上至八旬老人，下至八岁小孩的劝阻。有人泪流满面的拉着士兵的手，有人把解暑的冰棍儿和鲜花玫瑰塞到士兵手里。
中国的军队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
戒严部队的一位指挥官面对电视摄像镜头和团团围住他的市民这样表示：
“军队是一个特殊的武装团体，作为军人来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我们是不会向人民开枪的。”
全民动员
戒严令，也把一场学生运动进一步推向了全民全社会。
“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在政府宣布戒严后成立。工自联还组织了“纠察队”，发动更多的北京市民去堵军车。
民众连续几天的昼夜围堵似乎见了成效。被堵截的军车没有强行冲破封锁的动作。
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甚至也敢如实报道：
“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部队，由于受到北京市民和学生的拦阻，几天来一直没有进入城区。”
戒严的军队被堵在了城外，城里则到处是游行的人流。戒严令成了一张废纸。
一向令百姓畏惧的政府似乎不存在了，街上游行的群众高呼的口号是“召开人大，罢免李鹏”。
中央高层领导没有人出来讲话，没有人理会广场上的学生，也不再有军警阻拦游行，甚至连交警都不见了。维持长安街上交通秩序的责任由学生和市民承担了起来。
广场上流传的一个黑色幽默是，连小偷们都被学生感动而罢偷了，社会治安出奇的好。
风暴之眼
这是一个奇特的僵持阶段。混乱中似乎又井然有序，喧嚣中透出平静，一种诡异的平静，北京处在暴风眼中。
BBC英国广播公司当时的驻北京记者麦杰斯分析说，中共高层当时正在统一思想，以便动手结束这一难堪的局面：
“宣布戒严之后政府有一段时间确实瘫痪了。中共高层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对于邓小平来说，动用军队镇压示威者，很难在领导层中统一意见。邓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使那些必要的势力‘听话’。很明显，最后的行动将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这一行动要有军队各部分的参与。因此，获得各军区首脑和各高层政治领导人的认可是关键的一步。这个‘统一思想’的过程用了很长的时间，但在六四开枪镇压前的两、三天，中共高层终于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政府在做下手前的准备，学生也在争论下一步的策略。部分学生领袖和参与运动的知识精英感到，在广场上这样继续僵持下去已没有什么意义，应改变则略，回校进行基础民主建设。
王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主持了广场上一次各界联席会议后，向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宣布了会议决议：
“为主动创造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局面，建议：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和平情愿行动，在5月30日，戒严令颁布第10天，暂告一段落。”
欲罢不能
但是，王丹宣读的决议，没有得到广场上另一些学生领袖和大多数学生的认同。执行戒严的军队仍然兵临城下，政府强硬的态度使得学生领袖中的温和派没有市场。
当年任香港《经济日报》政治版记者的罗一萍，从学运开始就一直在跟踪报道。罗一萍说，她当时就感到，国际媒体的聚焦和绝食后广场上的气氛，已经把一些学生领袖推上了欲罢不能的境地，很容易让激进的学生领袖占优势。
“众多的媒体，包括非常著名的国际媒体，像CNN，BBC等，都派了很重的兵在广场上。广场变成了很重要的一个舞台，站在这个舞台上，许多学生领袖可能不由自主地想要‘表演’。那么，把自己的定位越激进，在观众中的效果就越好。如果喊‘撤退’，没人理你。如果喊‘我要自焚’，记者马上拥上来。”
振作精神
撤不撤出广场成了学运领导圈里争论的焦点。广场上300多个北京和全国各地高校的自治会代表们每天都要开会争论一番，但结果却每天都一样，主张坚守广场的一派占了上风。
到了5月下旬，气温日渐升高，没有一丝阴凉的水泥地被晒的滚烫，广场上的状况越来越混乱。学生能否坚持下去已经成为问题。
当时身为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严家其，为广场上学生的处境和这场运动的前景感到忧虑：
“到了五月下旬，北京市的许多学生已经逐渐离开广场，广场上主要是外地进京的学生。但到五月底，外地学生也很难坚持了，因为广场上很热，又不能很好的休息。”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大批海外援助的到来，给坚守广场的学生的士气打了一计强心针。
5月27日，香港举办了连续12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为大陆的学生运动筹集了上千万港元的款项。很快，更多的捐款和帐篷、通讯设备等物资就送到了广场上。
广场上，香港运来的五颜六色的野营帐篷一排排搭起来了，学生们的情绪也再一次高涨。
四君绝食
就在这时，“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做出决定：知识分子精英加入学生绝食。
作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王丹解释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
“广场上秩序太乱，需要有温和的力量控制广场。而广场上谁激进谁成为主导。我们计划用100个知识分子，四个人、四个人一批的上，逐渐的这些知识分子通过绝食这种方式占据广场的主导。”
六四镇压后多次被中国政府投入监狱，2017年7月在监狱医院病逝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1989年时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他召集了高新、周舵，还有当时红遍中国大江南北、人正在北京的台湾歌星侯德建，即后来被称作的“四君子”，6月2日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
侯德建这样回忆当时他们的绝食行动：
“戒严的军队可能用暴力的方式解决中国的内部矛盾。这只会激起更多的仇恨。我们想要阻止这个暴力行为，也同时希望情绪非常激动的同学和市民们，能够冷静一点，才能够理性、理智的来面对我们的问题。”
正如侯德建所说，四君子绝食的本意，是想让温和力量在广场上占上风、降低运动的激烈程度。
但是，一旦置身广场，便被学生的激情所感染。四君子的行动与初衷相反，他们加入绝食激发了学生和民众更大的热情，本已疲惫的广场再次人潮涌动。
而这时，政府也下了最后决心，不惜用机枪和坦克开道，把学生赶出天安门广场。
政府终于要动手了。
附：六四人物
严家其：1980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并曾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做智囊。曾出版多部研究政治和社会科学的著作。八九民运中因积极支持学生，被指为“黑手”遭政府通缉后流亡美国。现定居纽约。
“绝食四君子”：1989年6月2日，四位知识分子精英加入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刘晓波和高新、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舵以及来自台湾的著名词曲作家兼歌手侯德建。“四君子”加入绝食的本意是想“火上浇水”，让温和力量主导广场、降低运动的激烈程度。但实际效果被认为是“火上浇油”，更加激励了学生。六四镇压后，刘晓波多次被中国政府投入监狱，2010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7月在监狱医院病逝。高薪流亡美国，成为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周舵仍居北京，专注自由民主理论的研究，2017年刘晓波去世后公开发表长文悼念。侯德健返回台湾后淡出政治，后移民新西兰，潜心研究《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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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1989年5月19日凌晨，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用手提喇叭对绝食学生说：“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啊，要保重！”。
这是中共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赵紫阳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也是赵的最后一搏。
在中共高层的权利斗争中，主张以协商对话手段解决问题的温和派彻底失势。
当晚，时任总理李鹏在特别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声称，“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中国的“前途和民运，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李鹏宣布，首都北京从1989年5月20日起实施戒严。在李鹏大会发言的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的野战军正在向北京开进，准备执行戒严。
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通过高音喇叭听到李鹏讲话的时候，解放军的坦克、装甲车和满载荷枪实弹的士兵的军车已经兵临城下。
反对戒严
戒严和派军队进入北京城的命令，不但进一步激化了政府与大学生的对立，也激怒了北京市民。
市民像潮水一样涌上街头，向下令戒严的邓小平和李鹏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小-平-你-好！
你-好-糊-涂！”
“反对暴力！打倒李鹏！”
“大兵进城，先抓李鹏！”
历史回闪
1984年10月1日，也是在天安门广场，也是举行大游行。
庆祝建国35周年首都群众游行检阅时，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在行进到天安门城楼下时，突然展开一条“小平您好”的横幅。城楼上的邓小平看到了，露出微笑。摄像机扑捉到的这个画面，成为老百姓拥护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历史定格。
时隔仅五年，广场上的学生再次高喊“小平你好——你好糊涂”，实在是历史的讽刺。
中共从建军第一天起，就着力塑造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的形象。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与老百姓的关系一直被比喻为“鱼水情”。
上一次北京的老百姓看到军队荷枪实弹的开进城门，是在1949年。
70年前进城，军队遇到的是北平（北京旧称）市民的夹道欢迎。这一次，他们又来了，但在每一个进京的路口，迎接他们的却是社会各界民众的拦截和苦口婆心的劝说。
“你们是人民的军队，不是一小撮人的军队！”
“人民解放军，站到人民一边来！”
坦克、军车被阻挡的人潮困住，动弹不得。车上年轻的士兵被激情的呼喊困惑。他们在城外集结待命时，被告知城里有坏人歹徒企图谋反，他们是来“保卫中央，保卫北京”的。
年轻的士兵进城后看到的，是上至八旬老人，下至八岁小孩的劝阻。有人泪流满面的拉着士兵的手，有人把解暑的冰棍儿和鲜花玫瑰塞到士兵手里。
中国的军队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
戒严部队的一位指挥官面对电视摄像镜头和团团围住他的市民这样表示：
“军队是一个特殊的武装团体，作为军人来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我们是不会向人民开枪的。”
全民动员
戒严令，也把一场学生运动进一步推向了全民全社会。
“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在政府宣布戒严后成立。工自联还组织了“纠察队”，发动更多的北京市民去堵军车。
民众连续几天的昼夜围堵似乎见了成效。被堵截的军车没有强行冲破封锁的动作。
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甚至也敢如实报道：
“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部队，由于受到北京市民和学生的拦阻，几天来一直没有进入城区。”
戒严的军队被堵在了城外，城里则到处是游行的人流。戒严令成了一张废纸。
一向令百姓畏惧的政府似乎不存在了，街上游行的群众高呼的口号是“召开人大，罢免李鹏”。
中央高层领导没有人出来讲话，没有人理会广场上的学生，也不再有军警阻拦游行，甚至连交警都不见了。维持长安街上交通秩序的责任由学生和市民承担了起来。
广场上流传的一个黑色幽默是，连小偷们都被学生感动而罢偷了，社会治安出奇的好。
风暴之眼
这是一个奇特的僵持阶段。混乱中似乎又井然有序，喧嚣中透出平静，一种诡异的平静，北京处在暴风眼中。
BBC英国广播公司当时的驻北京记者麦杰斯分析说，中共高层当时正在统一思想，以便动手结束这一难堪的局面：
“宣布戒严之后政府有一段时间确实瘫痪了。中共高层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对于邓小平来说，动用军队镇压示威者，很难在领导层中统一意见。邓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使那些必要的势力‘听话’。很明显，最后的行动将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这一行动要有军队各部分的参与。因此，获得各军区首脑和各高层政治领导人的认可是关键的一步。这个‘统一思想’的过程用了很长的时间，但在六四开枪镇压前的两、三天，中共高层终于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政府在做下手前的准备，学生也在争论下一步的策略。部分学生领袖和参与运动的知识精英感到，在广场上这样继续僵持下去已没有什么意义，应改变则略，回校进行基础民主建设。
王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主持了广场上一次各界联席会议后，向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宣布了会议决议：
“为主动创造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局面，建议：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和平情愿行动，在5月30日，戒严令颁布第10天，暂告一段落。”
欲罢不能
但是，王丹宣读的决议，没有得到广场上另一些学生领袖和大多数学生的认同。执行戒严的军队仍然兵临城下，政府强硬的态度使得学生领袖中的温和派没有市场。
当年任香港《经济日报》政治版记者的罗一萍，从学运开始就一直在跟踪报道。罗一萍说，她当时就感到，国际媒体的聚焦和绝食后广场上的气氛，已经把一些学生领袖推上了欲罢不能的境地，很容易让激进的学生领袖占优势。
“众多的媒体，包括非常著名的国际媒体，像CNN，BBC等，都派了很重的兵在广场上。广场变成了很重要的一个舞台，站在这个舞台上，许多学生领袖可能不由自主地想要‘表演’。那么，把自己的定位越激进，在观众中的效果就越好。如果喊‘撤退’，没人理你。如果喊‘我要自焚’，记者马上拥上来。”
振作精神
撤不撤出广场成了学运领导圈里争论的焦点。广场上300多个北京和全国各地高校的自治会代表们每天都要开会争论一番，但结果却每天都一样，主张坚守广场的一派占了上风。
到了5月下旬，气温日渐升高，没有一丝阴凉的水泥地被晒的滚烫，广场上的状况越来越混乱。学生能否坚持下去已经成为问题。
当时身为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六四镇压后被政府定为“黑手”之一的严家其，为广场上学生的处境和这场运动的前景感到忧虑：
“到了五月下旬，北京市的许多学生已经逐渐离开广场，广场上主要是外地进京的学生。但到五月底，外地学生也很难坚持了，因为广场上很热，又不能很好的休息。”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大批海外援助的到来，给坚守广场的学生的士气打了一计强心针。
5月27日，香港举办了连续12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为大陆的学生运动筹集了上千万港元的款项。很快，更多的捐款和帐篷、通讯设备等物资就送到了广场上。
广场上，香港运来的五颜六色的野营帐篷一排排搭起来了，学生们的情绪也再一次高涨。
四君绝食
就在这时，“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做出决定：知识分子精英加入学生绝食。
作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王丹解释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
“广场上秩序太乱，需要有温和的力量控制广场。而广场上谁激进谁成为主导。我们计划用100个知识分子，四个人、四个人一批的上，逐渐的这些知识分子通过绝食这种方式占据广场的主导。”
六四镇压后多次被中国政府投入监狱，2017年7月在监狱医院病逝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1989年时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他召集了高新、周舵，还有当时红遍中国大江南北、人正在北京的台湾歌星侯德建，即后来被称作的“四君子”，6月2日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
侯德建这样回忆当时他们的绝食行动：
“戒严的军队可能用暴力的方式解决中国的内部矛盾。这只会激起更多的仇恨。我们想要阻止这个暴力行为，也同时希望情绪非常激动的同学和市民们，能够冷静一点，才能够理性、理智的来面对我们的问题。”
正如侯德建所说，四君子绝食的本意，是想让温和力量在广场上占上风、降低运动的激烈程度。
但是，一旦置身广场，便被学生的激情所感染。四君子的行动与初衷相反，他们加入绝食激发了学生和民众更大的热情，本已疲惫的广场再次人潮涌动。
而这时，政府也下了最后决心，不惜用机枪和坦克开道，把学生赶出天安门广场。
政府终于要动手了。
附：六四人物
严家其：1980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并曾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做智囊。曾出版多部研究政治和社会科学的著作。八九民运中因积极支持学生，被指为“黑手”遭政府通缉后流亡美国。现定居纽约。
“绝食四君子”：1989年6月2日，四位知识分子精英加入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刘晓波和高新、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舵以及来自台湾的著名词曲作家兼歌手侯德建。“四君子”加入绝食的本意是想“火上浇水”，让温和力量主导广场、降低运动的激烈程度。但实际效果被认为是“火上浇油”，更加激励了学生。六四镇压后，刘晓波多次被中国政府投入监狱，2010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7月在监狱医院病逝。高薪流亡美国，成为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周舵仍居北京，专注自由民主理论的研究，2017年刘晓波去世后公开发表长文悼念。侯德健返回台湾后淡出政治，后移民新西兰，潜心研究《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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