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 长平
转自風傳媒20241114
我曾经对一位年轻的朋友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如果有学生挨个寝室敲门，说我们上街游行去吧，大有可能会被视为令人敬佩的勇敢者。你们这一代呢？这位朋友回答说：他/她大有可能被当作神经病。
我们用这个例子来区分六四镇压前后不同代际大学生的精神状态。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毕业之后大多包分配，有住房，收入稳定，也就是今天很多年轻人梦想的"进入体制内"。但是，他们反腐败，反体制，要民主，争自由，上街游行。今天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卷不动，躺不平，但是他们爱体制，护党国，警惕西方，不愿或者不敢抗议不公。
这当然是一种简单化的描述。从今年六月到本周之前，在郑州，假如有大学生挨个寝室敲门说，我们骑（自行）车去开封吃包子吧，他/她也会得到热烈的响应。
"梦寐以求，爱和自由"
事情缘起于郑州四名女大学生，一时兴起，夜里骑车50公里，耗时三个多小时，从郑州前往开封，吃了一顿灌汤包子。
她们拍摄了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平台，引得同学们纷纷效仿，开始陆陆续续，终于浩浩荡荡，多达20万青年男女夜骑开封。
集体夜骑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武汉、南京、合肥、成都等地大学生也纷纷跨上单车，据称还有来自天津的大学生骑逾一百公里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
对于这一"骑行"怪状，开封和郑州的地方政府刚开始莫名兴奋，热烈欢迎——既能振兴旅游经济，又能提高知名度，何乐而不为？但是，当局很快意识到，让年轻人群起上街，蜂拥上路，显然让人心惊胆战。
大多数骑行者不带政治目的，认同的口号是"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甚至扯起大幅五星红旗。但是，也有人含沙射影地咏叹道，"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更有甚者，若干大学生挂出了呼唤自由的旗帜，例如"自由，我踏马来辣（啦）"、"自由者无畏"、"梦寐以求，爱和自由"和"我他妈活一天灿烂一天"等等。
中国河南郑州连日掀起大学生夜骑自行车前往开封的热潮。（照片来自博主
中国河南郑州连日掀起大学生夜骑自行车前往开封的热潮。（照片来自博主"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 X）
"这个事件已发展成政治运动了"
对于年轻人的饱满热情和旺盛精力，专制强人可能为其所用，如中国历史上的红卫兵，德国历史上的希特勒青年团。但是，今天的中共并不像它宣传的那样自信满满，大学生集体上街，只能让他们想到六四和坦克。
禁令比单车跑得更快。郑州、太原、西安等地院校发文禁止跨地骑行；有的大学禁止学生擅自走出校园，除非得到学校签发的"临时出门证"；三大单车供应平台出台限制用车措施；媒体连续发表文章批评"夜骑"行动。
"昨天不让骑车，今天不让走路"，郑州一些地段实行交通管制，连走路都可能受到盘查和阻止。
按照当局的逻辑，如此壮观的集体行动，不可能没有"境外势力"的参与。果然，据报道，河南一所大学发通知说："当然也有别有用心的反社会人员或者境外敌对人员的加入，想想当年香港的暴动，同学们就可以理解省教育厅和公安为何如此重视了！"还有校方在微信群组里警告学生："厅里已经打过电话了，这个事件已发展成政治运动了，参与了一辈子都完了。"
"吃完包子我们就返校啦"
四位夜骑先锋女子大概并不知道，自从2003年12月习近平前往北京月坛庆丰包子铺进行吃包子秀之后，"包子"就成了他的代称之一——多见于X（原推特）等境外社交平台。
X平台用户"墙国荒诞字"制作了一首讽刺歌曲，其中唱到："党啊亲爱的妈妈，您不要慌不要怕，我没有说您的坏话，我只是想到开封吃包子，和同学们说说话。……开封的包子好吃个头大，吃完包子我们就返校啦，您放心吧！"
我仍然相信，中共对六四运动的血腥镇压，以及其后严丝密缝的洗脑教育，导致几代大学生非常不一样的精神状态。但是，从白纸运动到上海万圣节的事实让我明白，年轻人并不缺乏上街的热情。
有网民评论说，当局不怕他们"骑行"怪状，就怕他们"举纸"优雅。实际上，当局两者都怕，因为这两者之间共享着两个大字，那就是"自由"。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本文原刊德国之声。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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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4 November 2024
Thursday, 6 June 2024
长平：“习近平先生，推倒这堵墙！”
作者：长平
德国之声 20240604
今年是"六四"运动35周年，也是柏林墙倒坍35周年。曾经把柏林分为东西两部分的那堵墙在 35 年前倒塌了，但是试图将世界政治格局重新划分为东方和西方的那堵墙依然存在，这就是中共的信息"防火墙"。
今天是"六四"运动35周年纪念日，请允许我再次分享一则往事。2011年11月的一天，我和几位中国学者拜访了德国勃兰登堡州调查民主德国专制遗留问题专员普珀（Ulrike Poppe）女士。普珀女士带我们去看墙上的一张照片，并同意我拍摄下来。照片上一位女士举着横幅，横幅上写着"克伦茨小平？--不，谢谢（KRENZ Xiaoping? -NEIN danke!）"。当时，六四血腥屠杀刚过不久，东德人民正在为自由而抗争。抗争者警告时任东德领导人克伦茨（Egon Krenz），休想效仿邓小平的残暴。
普珀女士和我们访问过的许多其他德国专家都表示，中国学生和民众在 "六四 "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和坚定决心，鼓励了东德人的抵抗行动。"六四"屠杀五个月之后，柏林墙倒塌，成为冷战结束的象征。
因此，今年也是柏林墙倒塌35周年。我看到德国正在准备举行无数的纪念活动或者展览项目。对于德国人来说，尽管这段往事也意味着沉重的对抗、离散的家庭和无辜的生命，但是毕竟已经成为昨天，历史定格于专制的倒塌和民主的胜利。因此，这些纪念活动中除了历史反思之外，也洋溢着欢欣和庆祝的气氛。
作为"六四"的亲历者、幸存者以及这场抗争运动的真相和正义的寻求者，我对于这样的气氛时或感到不适。我期待这些活动中有人提及"六四"抗争和镇压，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例。
从柏林墙到"防火长城"
自去年底以来，我就利用各种机会提醒我的听众和读者，2024年的35周年纪念，不只有柏林墙的倒塌，还有一场屠杀和随之而来的另外一堵高墙的建立。今年2月，我在特里尔大学的一场分享活动中强调，当年中国学生和民众付出巨大的代价，推开了结束冷战的新世界的大门。但是，西方在欢庆"胜利"的同时背叛了中国抗争者，没有惩罚镇压民主运动的刽子手，而是成为他们的支持者和合作者，使中共得以顺利建造和加固了一堵意识形态高墙。
这堵高墙并不是"六四"镇压之后才开始构筑，但是赤裸裸的血腥屠杀一方面让专制政权扔掉了最后的遮羞布，发现自己用来维护统治合法性的道义谎言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发现，暴行并没有带来直接的惩罚，而是暂时有效地稳固了未经民主选举而来的非正当权力。中共当局利用残暴制造的恐惧构造非道义的谎言，我称之为"去正义化教育"。
"去正义化教育"在官方意识形态话语里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和平演变"和"爱国主义教育"，其技术手段体现为以"真理部指令"和信息"防火墙"（Great Firewall，又称"防火长城"）为标志的媒体舆论管制和操控。
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中共领导人多次强调其"惨痛教训"之一就是放松对媒体的管控。中共御用学者们炮制了汗牛充栋的论文和著作，警告"舆论阵地的坍塌是埋葬苏联的最后一抱土"。数字化和AI技术则为中共进行严丝密缝的思想钳制提供了便利，新冠疫情的"封城"就是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带上电子镣铐的"完美实验"。
从"Ich bin ein Berliner"到"我们是中国人"
从去年秋天开始，我参与无国界记者（RSF）支持并由中国数字时代、人权观察、自由之家、自由西藏运动、改变中国和维吾尔运动等四十多家人权团体联合创立的"圆桌十九"组织的筹建。
由数十位媒体从业人士和专家组成的"圆桌十九"在"六四"35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强调知情权为中国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一党专制政府对资讯的自由流动施加恶意影响，可靠资讯的缺乏危及中国未来，并承诺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国民众冲破一党专制政府设置的重重阻碍，促进获取独立资讯，以及敦促国际社会采取各种方式支持中国民众争取资讯权。"圆桌十九"认为，知情权也是当年"六四"的核心诉求。
在6月3日召开的发布会上，我作为"圆桌十九"发言代表之一指出，曾经把柏林分为东西两部分的那堵墙在 35 年前倒塌了。但是，将世界分为中国和境外，将人类分为人和中国人，将世界文化分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甚至试图将世界政治格局重新划分为东方和西方的那堵墙依然存在，这就是中共的信息"防火墙"。
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有关六四镇压的信息仍然高度敏感，而且由于缺乏信息和言论自由，中共的宣传机器严重歪曲和丑化了全球民主抗议运动和世界人权。
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包括六四镇压受害者在内，中国大多数政治犯都因言获罪。他们可能被判犯有各种莫须有的罪行，但他们所做的只是--表达异议。
一方面，中国政治空间异常狭窄，人们几乎没有可能从事言论之外的异议活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言论是一切的开端。独裁者往往比其他人更能体察到言论的巨大威力。
我还谈到，1963 年 6 月，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发表演讲时说："我是柏林人 (Ich bin ein Berliner)"；1987 年 6 月，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柏林墙前发表演讲时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今天，我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大声疾呼："我们是中国人！""习近平先生，推倒这堵墙！"
拥有专制理性的中共，比很多外国政客都知道，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全人类是一个整体。他们比很多外国专家都知道，"自由不可分割，倘一人为奴隶，则举世无自由"。
因此，他们知道，想要奴役14亿中国人民，必然而且必须与全世界为敌。
全世界不想受奴役的人们，必须大声疾呼："习近平先生，推倒这堵墙！"
延申阅读：长平2012-2020年"六四"纪念日文章
2023年，德国之声：屠杀发生不止一次
2022年，德国之声：八九六四 一座流动的纪念碑
2020年，德国之声：六四尚未成功，全球仍需努力
2019年，德国之声：六四之后中国制造--文明的冲突
2018年，德国之声："六四"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摧毁
2017年，上报："六四"仍在生长 "现状"不可维持
2016 年，德国之声: "六四"镇压，"文革"另一面
2015年， 德国之声: 六四镇压模式改变了世界
2014年， 南德意志报: Die Unterdrückung geht weiter （镇压还在继续）
2013年， 南华早报: Breaking the silence over June 4（打破六四沉默）
2012年， 德国之声:"克伦茨小平"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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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20240604
今年是"六四"运动35周年，也是柏林墙倒坍35周年。曾经把柏林分为东西两部分的那堵墙在 35 年前倒塌了，但是试图将世界政治格局重新划分为东方和西方的那堵墙依然存在，这就是中共的信息"防火墙"。
今天是"六四"运动35周年纪念日，请允许我再次分享一则往事。2011年11月的一天，我和几位中国学者拜访了德国勃兰登堡州调查民主德国专制遗留问题专员普珀（Ulrike Poppe）女士。普珀女士带我们去看墙上的一张照片，并同意我拍摄下来。照片上一位女士举着横幅，横幅上写着"克伦茨小平？--不，谢谢（KRENZ Xiaoping? -NEIN danke!）"。当时，六四血腥屠杀刚过不久，东德人民正在为自由而抗争。抗争者警告时任东德领导人克伦茨（Egon Krenz），休想效仿邓小平的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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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年也是柏林墙倒塌35周年。我看到德国正在准备举行无数的纪念活动或者展览项目。对于德国人来说，尽管这段往事也意味着沉重的对抗、离散的家庭和无辜的生命，但是毕竟已经成为昨天，历史定格于专制的倒塌和民主的胜利。因此，这些纪念活动中除了历史反思之外，也洋溢着欢欣和庆祝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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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堵高墙并不是"六四"镇压之后才开始构筑，但是赤裸裸的血腥屠杀一方面让专制政权扔掉了最后的遮羞布，发现自己用来维护统治合法性的道义谎言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发现，暴行并没有带来直接的惩罚，而是暂时有效地稳固了未经民主选举而来的非正当权力。中共当局利用残暴制造的恐惧构造非道义的谎言，我称之为"去正义化教育"。
"去正义化教育"在官方意识形态话语里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和平演变"和"爱国主义教育"，其技术手段体现为以"真理部指令"和信息"防火墙"（Great Firewall，又称"防火长城"）为标志的媒体舆论管制和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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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3日召开的发布会上，我作为"圆桌十九"发言代表之一指出，曾经把柏林分为东西两部分的那堵墙在 35 年前倒塌了。但是，将世界分为中国和境外，将人类分为人和中国人，将世界文化分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甚至试图将世界政治格局重新划分为东方和西方的那堵墙依然存在，这就是中共的信息"防火墙"。
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有关六四镇压的信息仍然高度敏感，而且由于缺乏信息和言论自由，中共的宣传机器严重歪曲和丑化了全球民主抗议运动和世界人权。
让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包括六四镇压受害者在内，中国大多数政治犯都因言获罪。他们可能被判犯有各种莫须有的罪行，但他们所做的只是--表达异议。
一方面，中国政治空间异常狭窄，人们几乎没有可能从事言论之外的异议活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言论是一切的开端。独裁者往往比其他人更能体察到言论的巨大威力。
我还谈到，1963 年 6 月，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发表演讲时说："我是柏林人 (Ich bin ein Berliner)"；1987 年 6 月，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柏林墙前发表演讲时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今天，我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大声疾呼："我们是中国人！""习近平先生，推倒这堵墙！"
拥有专制理性的中共，比很多外国政客都知道，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全人类是一个整体。他们比很多外国专家都知道，"自由不可分割，倘一人为奴隶，则举世无自由"。
因此，他们知道，想要奴役14亿中国人民，必然而且必须与全世界为敌。
全世界不想受奴役的人们，必须大声疾呼："习近平先生，推倒这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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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德国之声：屠杀发生不止一次
2022年，德国之声：八九六四 一座流动的纪念碑
2020年，德国之声：六四尚未成功，全球仍需努力
2019年，德国之声：六四之后中国制造--文明的冲突
2018年，德国之声："六四"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摧毁
2017年，上报："六四"仍在生长 "现状"不可维持
2016 年，德国之声: "六四"镇压，"文革"另一面
2015年， 德国之声: 六四镇压模式改变了世界
2014年， 南德意志报: Die Unterdrückung geht weiter （镇压还在继续）
2013年， 南华早报: Breaking the silence over June 4（打破六四沉默）
2012年， 德国之声:"克伦茨小平"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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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4 January 2024
长平：黎智英案，“香港法治社会遗址”的一块化石
长平 德国之声 20231223
备受瞩目的黎智英案周一（12月18日）开审。时事评论作家长平认为，真正应该受到审判的，是对香港法治的破坏者，其中包括道貌岸然地审判黎智英的三位政府指定法官。
https://youtu.be/xs1kBbbmm48?si=jiN2Thbi5RcuI9oe
（德国之声中文网）备受瞩目的案周一（12月18日）开审，预计审判将持续约80天，最终由政府指定的法官而非陪审团作出裁决。
政府指定的三位法官之一杜丽冰（另外两位法官是李运腾和李素兰）周五已经作出了此次审判的第一个裁决，她同意检方对起诉期限的计算和解释，驳回了黎智英律师团队提出的撤销煽动罪指控的请求。
没有人会觉得意外。同样不会让人觉得意外的是，80天的审判表演之后，这些法官们还会同意检方起诉，对黎智英作出严厉的有罪判决。
中国政府已经为黎智英定罪。例如，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称，"黎智英等犯罪分子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欧洲议会"公然为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分子撑腰"，连装模做样的"涉嫌"二字都省略了。香港政府骄傲地声称，到目前为止，国安法的定罪率达到100%。在法律专家看来，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笑话。
"香港法治社会遗址"
西方媒体称这场审判检验香港政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试金石，实在是有点自欺欺人。香港政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状况如何，还需要一个案件去测试吗？
只能说，黎智英案的审判将会成为"香港法治社会遗址"中一块巨大的化石，永久地铭刻下法治的堕落和文明的耻辱。
由于中共专制政权的顽固和专横让人看不到改变的希望，中国很多知识精英一度对没有民主的自由和法治抱持巨大的热望。新加坡和香港成为这一治理模式的样板。尤其是香港，在九七政权移交之前，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自由、法治、秩序、繁荣、正直、勤劳和善意如果灯塔一般照耀着看不见民主的中国社会的前程。
然而，人们低估了真正的专制政权对文明的破坏。如今，网民们将香港称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或"亚洲金融中心遗址"，痛心其在中共这个"境外势力"的破坏之下根基丧失，繁华不再。毫无疑问，同样地，"香港法治社会遗址"是中共留给未来人类考古学家的一大功课。
中共是破坏香港法治的"境外势力"
黎智英被指控犯下种种罪行，包括"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刊印发行煽动刊物"。一个完全靠勾结境外势力（苏联）和刊印发行煽动刊物（红色宣传）起家的政党，竟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指控这两项罪名，而且让拥护它的小粉红对此行为深恶痛绝，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对境外势力的指控，是中共宣传的一种话语圈套。我曾经说过，中共的罪恶，并不在于它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甚至明火执仗地建立一个接受境外势力操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在于它利用境外势力的政治观念——民主、自由和人权——作为宣传号令，得到人民的支持，夺取政权之后却反其道而行之，建立了更加专制的独裁政权。
也就是说，有好的境外势力，也有坏的境外势力。如果说曾经的香港法治是其自治境内的一种善治的话，那么来自不同制度的中共政权就是一种破坏性的"境外势力"。
真正应该受到审判的人是谁？
警察抓人，并非都是在执行公务；法官判案，也并非都是在实践法治。坐在审判者位置上的三位政府指定的法官心知肚明，跟2020年以来以违反《国安法》名义而被捕的250多名香港人一样，黎智英正在遭受非法审判，他被被剥夺了保释、陪审团以及选择律师为其在庭上辩护的权利。
2020年6月，黎智英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表示，香港之所以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法治和英国留下的道德标准，而大陆强推国安立法正是破坏香港法治、破坏《基本法》。
上周四（12月14日），欧洲议会发表题为"香港基本自由的恶化，尤以黎智英案为首"的决议，指黎智英因莫须有的罪名面临终身监禁，显示北京和香港当局藉《香港国安法》破坏港人基本权利。该决议明智地意识到，香港自由和法治的恶化对欧盟也有影响， 因此欧盟必须与黎智英和香港同在。
所谓"危害国家安全"，是指"危及中共政权"。即便根据中共发家史上的宣传，煽动颠覆政权，尤其是颠覆专制政权，非但不是犯罪，而且是英勇的壮举。真正应该受到审判的，是对香港法治的破坏者，其中包括道貌岸然地审判黎智英的三位政府指定法官。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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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黎智英案周一（12月18日）开审。时事评论作家长平认为，真正应该受到审判的，是对香港法治的破坏者，其中包括道貌岸然地审判黎智英的三位政府指定法官。
https://youtu.be/xs1kBbbmm48?si=jiN2Thbi5RcuI9oe
（德国之声中文网）备受瞩目的案周一（12月18日）开审，预计审判将持续约80天，最终由政府指定的法官而非陪审团作出裁决。
政府指定的三位法官之一杜丽冰（另外两位法官是李运腾和李素兰）周五已经作出了此次审判的第一个裁决，她同意检方对起诉期限的计算和解释，驳回了黎智英律师团队提出的撤销煽动罪指控的请求。
没有人会觉得意外。同样不会让人觉得意外的是，80天的审判表演之后，这些法官们还会同意检方起诉，对黎智英作出严厉的有罪判决。
中国政府已经为黎智英定罪。例如，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称，"黎智英等犯罪分子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欧洲议会"公然为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分子撑腰"，连装模做样的"涉嫌"二字都省略了。香港政府骄傲地声称，到目前为止，国安法的定罪率达到100%。在法律专家看来，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笑话。
"香港法治社会遗址"
西方媒体称这场审判检验香港政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试金石，实在是有点自欺欺人。香港政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状况如何，还需要一个案件去测试吗？
只能说，黎智英案的审判将会成为"香港法治社会遗址"中一块巨大的化石，永久地铭刻下法治的堕落和文明的耻辱。
由于中共专制政权的顽固和专横让人看不到改变的希望，中国很多知识精英一度对没有民主的自由和法治抱持巨大的热望。新加坡和香港成为这一治理模式的样板。尤其是香港，在九七政权移交之前，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自由、法治、秩序、繁荣、正直、勤劳和善意如果灯塔一般照耀着看不见民主的中国社会的前程。
然而，人们低估了真正的专制政权对文明的破坏。如今，网民们将香港称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或"亚洲金融中心遗址"，痛心其在中共这个"境外势力"的破坏之下根基丧失，繁华不再。毫无疑问，同样地，"香港法治社会遗址"是中共留给未来人类考古学家的一大功课。
中共是破坏香港法治的"境外势力"
黎智英被指控犯下种种罪行，包括"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刊印发行煽动刊物"。一个完全靠勾结境外势力（苏联）和刊印发行煽动刊物（红色宣传）起家的政党，竟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指控这两项罪名，而且让拥护它的小粉红对此行为深恶痛绝，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对境外势力的指控，是中共宣传的一种话语圈套。我曾经说过，中共的罪恶，并不在于它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甚至明火执仗地建立一个接受境外势力操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在于它利用境外势力的政治观念——民主、自由和人权——作为宣传号令，得到人民的支持，夺取政权之后却反其道而行之，建立了更加专制的独裁政权。
也就是说，有好的境外势力，也有坏的境外势力。如果说曾经的香港法治是其自治境内的一种善治的话，那么来自不同制度的中共政权就是一种破坏性的"境外势力"。
真正应该受到审判的人是谁？
警察抓人，并非都是在执行公务；法官判案，也并非都是在实践法治。坐在审判者位置上的三位政府指定的法官心知肚明，跟2020年以来以违反《国安法》名义而被捕的250多名香港人一样，黎智英正在遭受非法审判，他被被剥夺了保释、陪审团以及选择律师为其在庭上辩护的权利。
2020年6月，黎智英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表示，香港之所以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法治和英国留下的道德标准，而大陆强推国安立法正是破坏香港法治、破坏《基本法》。
上周四（12月14日），欧洲议会发表题为"香港基本自由的恶化，尤以黎智英案为首"的决议，指黎智英因莫须有的罪名面临终身监禁，显示北京和香港当局藉《香港国安法》破坏港人基本权利。该决议明智地意识到，香港自由和法治的恶化对欧盟也有影响， 因此欧盟必须与黎智英和香港同在。
所谓"危害国家安全"，是指"危及中共政权"。即便根据中共发家史上的宣传，煽动颠覆政权，尤其是颠覆专制政权，非但不是犯罪，而且是英勇的壮举。真正应该受到审判的，是对香港法治的破坏者，其中包括道貌岸然地审判黎智英的三位政府指定法官。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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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 December 2023
长平：翻墙出来，看见人性
长平 / 德国之声 【长平观察】20231130
一段用直白的语言解释了"翻墙罪"的视频在网络引发关注。时评作家长平指出，"翻墙"实际上就是让自己和"敌人"建立连接，从而减少仇恨，促进互助。
中共加強網路控管，翻牆就是有罪。（AP）
"只要你在国内使用翻墙软件，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都属于非法行为。"近日，一段由汶川县人民法院所发布的视频，用直白的语言清楚地解释了网络"翻墙罪"，并将"翻墙"认定为一种黑客攻击行为，也就是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这种解释也符合现实中发生的一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今年9月，一位居住在河北承德的程序员发帖表示，自己为境外公司工作，通过翻墙登陆Github以领取公司任务。当地公安局认定他的行为是"擅自使用非法定信道进行国际联网"，对其处以行政处罚--罚款200元，没收"违法所得"105.8万元人民币。
汶川县人民法院的解释，让很多网民都想到了在墙内外自由出入的退休官媒评论员胡锡进、外交官员华春莹等人。11月24日，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的作者项栋梁在微博上实名向北京警方举报胡锡进违法翻墙。项栋梁认为，他是在帮着法院普法。
微信公众号作者"亮见"认为，项栋梁的举报基于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如果汶川县法院说得对，胡锡进在国内翻墙了，那他就是违法了，就该查处；如果翻墙上网不违法，或者不是所有翻墙行为都违法，那么汶川县法院就说错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就应该站出来为错误澄清道歉。"要么胡锡进违法了，要么汶川县法院说错了，二者必居其一。严丝合缝，无懈可击，我没看出哪里有什么逻辑漏洞"。
官方迅速解决了问题：那就是第二天即冻结了项栋梁的个人账号，官方提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
为什么要维护"翻墙"特权，为什么普通民众即便"不关心政治"也不让"翻墙"呢？
建立网络高墙，阻碍信息流通，禁止言论自由，对于专制统治来说，有多种目的，比如方便他们扭曲信息，篡改历史，留下他们想要的"正确集体记忆"，煽动民族仇恨（参考《长平观察：纵有"千问"，终归"一言"》。这里我想要补充一点，那就是阻止民众和外部世界建立连接。
汶川县人民法院的视频说， "翻墙实际上就是将自己送到敌人的围猎场，甘愿掉入敌人精心布置的违法陷阱、勾联陷阱、政治陷阱"。这是一种恐吓话语，它真正要说的意思是，"翻墙"实际上就是让自己和"敌人"建立连接，让洗脑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亚当·斯密的"辱华"设问
两百多年前，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做过一个在今天看来颇为"辱华"的设问：假如大清帝国和无数中国人突然被地震吞没了，欧洲一个和中国没有特殊关系的人，听到这个消息感觉如何？亚当·斯密说，他会跟没事发生一样，照样工作、休息和娱乐。
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在他的著作《你能拯救的生命》中引用了这个设问，来说明慈善行为的远疏近亲。他说，2008年中国四川发生地震，造成7 万多人死亡，35 万人受伤，近 500 万人无家可归，电视新闻让他对遇难者家属感到同情，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工作或者悲痛难眠。
他还举例说，2004 年海啸袭击了东南亚，造成 22 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美国民众为此捐款15.4 亿美元。然而，第二年美国本土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造成约 1600 人死亡，美国民众给灾民的捐款达到65 亿美元。
尽管彼得·辛格认为，远疏近亲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我也从这些例子中看到，两百多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曾经难以想象的变化。假如亚当·斯密生活在今天，他一定不会做那样的假设--不仅仅因为担心被控"辱华"，更是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对地球另一侧的人道灾难无动于衷。事实上，2008年的四川地震，中国收到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境外捐助200多亿元人民币。美国民众为东南亚海啸灾难的捐款，虽然不到发生在本土的损失更小的飓风灾难捐款的四分之一，却是两百多年前难以企及的善行，创下了美国境外救灾捐助的历史记录。
这个变化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整个世界建立起了连接，日益成为"地球村"。因为这个连接，灾难发生的消息可以瞬间传遍全球，慈善组织的运作也四通八达。
"面对一个在撒尿的人，我怎么也无法开枪"
连接不仅能迅速带来救助，也能消除仇恨。尽管培养仇恨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切断和"敌人"的连接。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是，这说的是军事指挥家。古往今来，要让民众去仇恨陌生人，要让士兵去杀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敌人"描绘成异类和恶魔，也就是非人化。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大多数煽动仇恨的专制者都会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建立互联网高墙，并惩罚翻墙者。
战争伦理研究者袁源举过一个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联军士兵留下了这样一则日记："虽然我已经习惯隔着战壕射击敌人，但今天在休战的间隙，我刚好看到敌人在撒尿，这种人所共通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好像一下子点醒了我，让我意识到敌人跟我一样。面对一个在撒尿的人，我怎么也无法开枪。"
尽管每一个人的良知唤醒方式和难易程度各不相同，但是我仍然相信，那些战死时"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的"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或者残忍地杀害妇女儿童的哈马斯恐怖分子，都经历了长时间信息封闭状态下的洗脑教育。
在一定程度上，"奉命翻墙"的胡锡进、华春莹等人也和"敌人"建立了连接，看到了敌人撒尿、吃饭、上班以及唱歌跳舞，他们并不真的仇恨"敌人"，甚至会爱上"敌人"，到"敌国"去购房置业，让老婆孩子去那边生活和工作。而不被允许"翻墙"的本国民众，则被他们煽动起来，会真的对没有建立任何连接也毫不了解的"敌人"产生深仇大恨，随时准备去充当炮灰。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風傳媒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3/12/blog-post_59.html
一段用直白的语言解释了"翻墙罪"的视频在网络引发关注。时评作家长平指出，"翻墙"实际上就是让自己和"敌人"建立连接，从而减少仇恨，促进互助。
中共加強網路控管，翻牆就是有罪。（AP）
"只要你在国内使用翻墙软件，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都属于非法行为。"近日，一段由汶川县人民法院所发布的视频，用直白的语言清楚地解释了网络"翻墙罪"，并将"翻墙"认定为一种黑客攻击行为，也就是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这种解释也符合现实中发生的一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今年9月，一位居住在河北承德的程序员发帖表示，自己为境外公司工作，通过翻墙登陆Github以领取公司任务。当地公安局认定他的行为是"擅自使用非法定信道进行国际联网"，对其处以行政处罚--罚款200元，没收"违法所得"105.8万元人民币。
汶川县人民法院的解释，让很多网民都想到了在墙内外自由出入的退休官媒评论员胡锡进、外交官员华春莹等人。11月24日，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的作者项栋梁在微博上实名向北京警方举报胡锡进违法翻墙。项栋梁认为，他是在帮着法院普法。
微信公众号作者"亮见"认为，项栋梁的举报基于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如果汶川县法院说得对，胡锡进在国内翻墙了，那他就是违法了，就该查处；如果翻墙上网不违法，或者不是所有翻墙行为都违法，那么汶川县法院就说错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就应该站出来为错误澄清道歉。"要么胡锡进违法了，要么汶川县法院说错了，二者必居其一。严丝合缝，无懈可击，我没看出哪里有什么逻辑漏洞"。
官方迅速解决了问题：那就是第二天即冻结了项栋梁的个人账号，官方提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
为什么要维护"翻墙"特权，为什么普通民众即便"不关心政治"也不让"翻墙"呢？
建立网络高墙，阻碍信息流通，禁止言论自由，对于专制统治来说，有多种目的，比如方便他们扭曲信息，篡改历史，留下他们想要的"正确集体记忆"，煽动民族仇恨（参考《长平观察：纵有"千问"，终归"一言"》。这里我想要补充一点，那就是阻止民众和外部世界建立连接。
汶川县人民法院的视频说， "翻墙实际上就是将自己送到敌人的围猎场，甘愿掉入敌人精心布置的违法陷阱、勾联陷阱、政治陷阱"。这是一种恐吓话语，它真正要说的意思是，"翻墙"实际上就是让自己和"敌人"建立连接，让洗脑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亚当·斯密的"辱华"设问
两百多年前，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做过一个在今天看来颇为"辱华"的设问：假如大清帝国和无数中国人突然被地震吞没了，欧洲一个和中国没有特殊关系的人，听到这个消息感觉如何？亚当·斯密说，他会跟没事发生一样，照样工作、休息和娱乐。
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在他的著作《你能拯救的生命》中引用了这个设问，来说明慈善行为的远疏近亲。他说，2008年中国四川发生地震，造成7 万多人死亡，35 万人受伤，近 500 万人无家可归，电视新闻让他对遇难者家属感到同情，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工作或者悲痛难眠。
他还举例说，2004 年海啸袭击了东南亚，造成 22 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美国民众为此捐款15.4 亿美元。然而，第二年美国本土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造成约 1600 人死亡，美国民众给灾民的捐款达到65 亿美元。
尽管彼得·辛格认为，远疏近亲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我也从这些例子中看到，两百多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曾经难以想象的变化。假如亚当·斯密生活在今天，他一定不会做那样的假设--不仅仅因为担心被控"辱华"，更是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对地球另一侧的人道灾难无动于衷。事实上，2008年的四川地震，中国收到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境外捐助200多亿元人民币。美国民众为东南亚海啸灾难的捐款，虽然不到发生在本土的损失更小的飓风灾难捐款的四分之一，却是两百多年前难以企及的善行，创下了美国境外救灾捐助的历史记录。
这个变化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整个世界建立起了连接，日益成为"地球村"。因为这个连接，灾难发生的消息可以瞬间传遍全球，慈善组织的运作也四通八达。
"面对一个在撒尿的人，我怎么也无法开枪"
连接不仅能迅速带来救助，也能消除仇恨。尽管培养仇恨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切断和"敌人"的连接。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是，这说的是军事指挥家。古往今来，要让民众去仇恨陌生人，要让士兵去杀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敌人"描绘成异类和恶魔，也就是非人化。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大多数煽动仇恨的专制者都会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建立互联网高墙，并惩罚翻墙者。
战争伦理研究者袁源举过一个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联军士兵留下了这样一则日记："虽然我已经习惯隔着战壕射击敌人，但今天在休战的间隙，我刚好看到敌人在撒尿，这种人所共通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好像一下子点醒了我，让我意识到敌人跟我一样。面对一个在撒尿的人，我怎么也无法开枪。"
尽管每一个人的良知唤醒方式和难易程度各不相同，但是我仍然相信，那些战死时"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的"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或者残忍地杀害妇女儿童的哈马斯恐怖分子，都经历了长时间信息封闭状态下的洗脑教育。
在一定程度上，"奉命翻墙"的胡锡进、华春莹等人也和"敌人"建立了连接，看到了敌人撒尿、吃饭、上班以及唱歌跳舞，他们并不真的仇恨"敌人"，甚至会爱上"敌人"，到"敌国"去购房置业，让老婆孩子去那边生活和工作。而不被允许"翻墙"的本国民众，则被他们煽动起来，会真的对没有建立任何连接也毫不了解的"敌人"产生深仇大恨，随时准备去充当炮灰。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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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8 November 2022
专访长平：中国清零防疫政策何时了
近期中国疫情再次升温、习近平在新政治局首次常委会重申要坚定贯彻“动态清零”，而官方随后宣布20条放宽新冠防疫措施，如何看此时推出该“优化”措施？能否得到落实，纠正防疫频发的乱象？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官方为何要坚持清零防疫？是否有退出的时间表可期？本次专题，我们连线中国前资深媒体人、居住在德国的时评人长平谈谈他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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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首先谈谈对现在出台这20条措施的看法？是否意味着中国坚持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会出现一些改变 ?
长平：是的，这二十条措施标志着中国清零防疫措施已经出现改变，或者说，中国的防疫政策一直都有“变”和“没有变”，没有改变的东西是官方一直试图利用疫情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这一点是一直没有改变的。而一直在变的，我们会看到，从武汉封城、上海封城、成都封城、香港封城，其实都在变化，一直都在变化之中，当时我记得上海在被严格封城的时候，有朋友问我，这样要到什么时候，我说，不可能这样一直持续下去。后来有香港的朋友问我，不会以后和内地完全一样吧？我当时也预测香港会放松放宽，不是因为多么科学多么理性，他们有他们的科学、他们的理性就是我称为“专制理性”，就是在能够更大限度的控制民众的同时，不忘考虑它的社会效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是像外界想象的考虑经济，其实经济损失对它来说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中国统治这七十多年的历史中，经济到了他们自己所说的崩溃边缘，他们也所谓的都挺过来了，现在还远远没有到那一步。它考虑最重要的还是社会稳定因素。从各地封城以来，一直都有民众在坚持以各种形式反抗，这一块我认为是他们考虑得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最终起到决定作用的因素。
尤其是7月13日20大召开前夕，在严防死守的北京有一位抗议者，尽管精心准备，在北京四通桥上展开巨幅标语，并以高音喇叭和冲天的浓烟，进行了一场影响巨大的抗议。这位勇敢的抗议者，他在网络上留下的名字叫彭立发或彭载舟， 他的抗议和他散发在网络上的阐释和动员文字，引起了全球性的回响，里面就提到、也就是在中国人中产生最直接回应的就是，“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这几句话， 包括“不做奴才做公民”，直接把矛头指向他称为独裁国贼的习近平，这可以说对当局、对习近平本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们从苹果手机最近把一个传播分享文件的功能隔空投射功能都对中国用户限制，可以看出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反抗活动，我想也包括在这之前之后民众以各种形式，包括在微信上的抱怨，包括尽量说出真相，以及由各种摇滚、讽刺等等形式发出的反抗的声音，也是当局最终考虑放松一些控制的重要的原因。
官方此次提出要纠正防疫“一刀切”和“层层加码”，您认为这些措施能否落实、起到改善清零防疫政策实施的效果吗？
长平：这只是官方的文字游戏，在这种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下，任何政策一旦出台一定是“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的，因为这是官员不对民众负责、只对上级负责，那他一直要所谓坚决落实上面的政策，这一定会是“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的作用。但现在上面出现对防疫控制的松动，其实这也是一种一刀切，落实的过程也有可能层层加码，但是它可能是另一个作用的，暂时看，对民众来说，可能是好的效果。从这个意义来说，我预测它会在各地起到一些松动的作用。
中国自疫情以来一直坚持严格的防疫措施，但仍未能阻止疫情的不断蔓延，最近以来日增本土感染已经突破半年以来的新高，您怎样看中国的防疫？官方为什么仍要坚持清零防疫政策？
长平：我先说防疫现状，中国的防疫政策其实官方非常清楚，特别是到后来，世界各国都有了足够的防疫经验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两点：一个是适当的防控措施，第二是施打疫苗，因为医学是无国界的。在实践中证明更有效的疫苗是西方能够放松防疫措施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但是中国政府把主要的精力都用来控制人民，对推广疫苗没有兴趣，包括对可能发生重症危险的老年人，或者由基础班的那些脆弱人群，甚至对推广自己的国产疫苗都没有兴趣，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那到现在为止，根据新闻德国总理肖尔茨访华之后，只是说，中国答应只对在中国的外国人使用西方疫苗，所以中国放开之后的确还是由疫情扩散的风险，甚至会有重症和死亡的 风险，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加紧推广疫苗，那二十条出台措施中已经提到了要推广疫苗，这个是好事情。但是显然仍然出于政治原因拒绝被证明更加有效的西方疫苗，这是一种专制政治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完全不负责任的政治行为。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官方到现在为止一直乐此不疲的核酸检测、封城和隔离是在没有科学依据支持的前提下的一种所谓的防疫政策，它甚至都不是与西方不一样的防疫政策，而是属于软禁和关押民众的政治游戏。
那再说为什么官方要坚持这样的防疫政策。是不是他们就是像外界所说的“愚不可及”呢？其实不是，我曾经提出专制者有专制者的专制理性，这个专制理性是什么？就是他们并不像西方一些学者或者媒体认为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弱了，人民贫穷了，政府利益就受损了，这中间有一些关联，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专制者就像朝鲜那样，其本质上是一样的，第一他们并不是没有理性的疯子，第二他们其实是高度务实、精于算计，这个算计并不是国富民强，而是其政权的稳定。西方学者司空见惯的一个错误就是，接受被内化了的中共洗脑宣传，把中共统治集团的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混为一谈。我刚才说这两者从表面看是有一致性，但其实从专制体制的内部看，就像商鞅提出的，在很多时候是“民弱则国强”，他的国是指的统治者，“民强则国弱”，就是他更方便统治，所以虽然从表面看中国强大了，统治者就更有合法性、更有权力，但是事实上我们看中共统治中国七十多年的历史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通过弱化国家利益来强化统治权力。这就是他们明明知道控制疫情最好的方式是推广疫苗，但是他们宁可选择进行核酸检测、封城和隔离。
您如何看之前包括胡锡进、周小平等人对防疫的发声？是否反映了内部存在意见分歧？
长平：我并不这样认为，就是从决策权力来看，他们远远不是内部人士，他们只是通过一些信息揣测上虞的一些宣传人士、或者是自己想做宣传人士，网民称他们为溜须拍马、或者叼飞盘等等。这件事情上我认为第一，正如很多网民指出的，是周小平等人他们个人利益可能在封控政策下有所损失，第二是他们从一些渠道揣测到上面有松动的可能，于是他们就提前扮演反对者，这是中共六四后媒体宣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术、或者说是一个策略，就是我把它称之为“去正义化教育”，或者“去正义化宣传”，这种宣传模式从“人民日报”的伪君子说教，转变成“环球时报”式的真小人劝导。也就是从假大空的说教，过度到所谓的“接地气”人情味，其实以胡锡进为主的这些新的宣传者，一直在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们灌输了一种观念，让人们觉得不仅人民日报式的假大空的说教式不真实的，而且西方媒体或者西方政客提到的那些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词，也是假的。只有他们说的“天下乌鸦一般黑”、人人都有腐败的可能，要理解官员的腐败等，就是从这些真小人的角度出发分析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有人情味的。所以胡锡进一有机会就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周小平，我个人认为他是两种情况，一是个人利益受损，可能有真抱怨，第二他其实也在抢这个机会扮演“接地气”、了解理解和支持民意的角色，可能为他们以后更好的忽悠民众打下一点基础。
那最终清零防疫何时能够退出？其实在二十大后就有很多猜测，并有不同的时间表，您是怎么预期，中国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退出清零政策？
长平：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动态化的。中共做出决定，正如我前面分析的有它的专制理性，那这个专制理性要做出改变的决定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四国内民众的抗争，包括从抱怨到四通桥抗议这样的抗争话语和行动，让统治者觉得统治受到威胁，或者是在他们的话语中叫“社会稳定受到威胁”，第二是国际压力，国际经贸往来的压力，对政治的监督和批评压力，因为它涉及到人权，再一个就是国际组织，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从卫生健康和医学的角度给他施加的舆论压力。在这一点上，世卫组织从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一直是失职的，甚至是配合人权侵害的这样一种作为，在后期，世卫组织略微做了一些更正，应该说他们后期对疫情的科学的解释，对中国政府也是有压力的。所以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到底什么时候完全结束，或者以何种方式退出，取决于这几个方面的压力，而不是统治者的良心。
感谢长平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
Monday, 13 June 2022
长平：如何解读“李佳琦悖论”？
中国知名带货主播李佳琦因推销坦克冰棍而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李佳琦悖论"成为媒体热词。在现有的审查机制中，李佳琦并不需要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而是在政治上做一个提线木偶。
这几天，"李佳琦悖论"（ Li Jiaqi Paradox）成为中国境外媒体上的热门词汇。它的解释是：一个人如果想要完全不触碰到政治禁区，那么他就必须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
事情缘起于中国知名带货主播李佳琦在淘宝平台直播销售时，向观众推销了一款坦克造型的冰棍。时间是2022年6月3日——自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后，每年的6月4日前后，中共都启动严格的媒体审查，禁止人们谈论六四话题。
这些话题中包括"坦克人"——1989年6月5日，镇压仍在进行，在北京东长安街上，一位青年从容上前，用单薄的身子拦住一长队隆隆驶来的坦克。这个场景进入了现场至少五位摄影师的镜头，立即传遍全球，成为六四运动的精神符号，以及人类民主运动史上的勇气的象征。
推销坦克冰棍之后，李佳琦直播间的信号突然中断，至今没有恢复。有消息称，他已经被全面封杀。
"李佳琦怎么了"成为热搜
没有人相信李佳琦本人有意而为之。作为上海市青联委员的李佳琦获得包括青年五四奖章在内的众多官方奖励，并在塔利班夺取阿富汗政权之后和央视记者一起推销阿富汗松子表达支持，也曾在微博表态"支持新疆棉"。
但是有没有民主捍卫者利用他的无知来纪念六四，目前尚不得而知。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2007年6月4日，六四镇压十八周年祭日，《成都晚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引起轰动。广告策划者是陈云飞，八九民运参与者，一个矢志不渝寻求历史正义的人权斗士。
陈云飞是怎样把悼念广告刊登上党报的呢？他选择了审查环节相对薄弱的分类广告。据说当日负责审查分类广告的年轻编辑对六四一无所知，询问朋友之后以为是一场矿难。事后，报社领导批评她说：你怎么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知道？年轻编辑答：我从哪里知道呢？领导问：那么你现在知道了吗？答：现在知道了，镇压学生运动嘛。
直播事件之后， "李佳琦怎么了"登上微博热搜并很快成为敏感词。很多年轻人在打探原因的同时，也第一次了解到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
延伸阅读——长平观察：八酒六四，人人都想去"犯罪"
"李佳琦悖论"一直都存在
"李佳琦悖论"作为对专制政权言论审查的嘲讽，固然令人欣慰。不过，这个话题暗含了一个错误的假设前提：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拥有相当程度的话语权，都必须极度小心地避免碰触政治禁区。
事实上，在专制政权的言论审查系统中，普通民众只是被宣传灌输和引导的对象。执行这些宣传灌输和引导任务的机器，是媒体、图书出版、教育和流行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佳琦悖论"一直都存在。那些掌握媒体、图书出版、教育和流行文化权力的人，为了完全不触碰到政治禁区，的确必须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专制者不仅不害怕这些人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而且还要反复教育和培训，要求他们完全了解，熟练运用。
单就媒体而言，中共宣传部门每天发布各种媒体禁令，是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秘密"。显然，收到这些禁令的媒体人，也就是在同时了解政治禁区。但这也只是舆论管制中的一部分而已。中共对媒体的管理，从行业准入、资格审核、干部管制、审稿流程到经济惩罚，有一套完整的制度。通过这套制度，将媒体管理者变成忠实于自己的仆人。仆人当然需要充分了解主人的喜好。
不过，并非所有的媒体人都甘心做专制政权的仆人。从曾任职于《人民日报》的刘宾雁、王若水、胡绩伟等前辈先贤到我在南方报业的诸多同仁，都进行过各种反抗，希望利用媒体平台为道义良知和民主自由拓展空间。
还有一些媒体管理者虽然心甘情愿充当专制鹰犬，但是"业务能力不够"，也会出现审查事故。
网络平台将会加强政治审查
互联网进入中国后，一度给言论管制带来挑战。但是，经过调整的审查制度，也已经相对有效地运用于网络管制了。
李佳琦的直播平台和个人社交自媒体账号，也是一种影响力巨大的媒体。从媒体管制来看，李佳琦并非社长或者总编辑，而是相当于一个频道的新闻主播。这些频道的管理者，是新浪或者淘宝等网络平台。这些网络平台都有严格的政治审查，不仅设置了成千上万的敏感词，而且培训了大量的人工审查员。
在这套系统的日常运作中，李佳琦并不需要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而是跟所有新闻主播一样，在政治上做一个提线木偶就行。他推销阿富汗松子和"支持新疆棉"，未必是来自他自己的思考和主张，很有可能连文案都是网管部门分发的。
互联网的挑战仍然在延续。由于"纯商业"性质，李佳琦直播间的政治审查很有可能有所懈怠，甚至在直播过程中忘记了政治审查。也许被某位民主捍卫者把握住了机会，也许纯属巧合，出现了坦克冰棍这样的审查管理上的事故。
从审查管理系统来说，当局除了惩罚李佳琦之外，未必会让他或者同类的直播者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成为政治审查员；而是会要求新浪和淘宝平台加强管理，查漏补缺。比如，以后在敏感时期对知名带货主播销售的所有货品进行严格审查。
2007年6月4日《成都晚报》事件发生之后，当局急令封存报纸，迅即查处该报多名中高层管理者。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李佳琦悖论"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审查的漏洞正是审查（抹杀历史）的结果。小心翼翼地让人们保持沉默，是专制者的主要诉求。因此，《成都晚报》并没有被高调惩罚。陈云飞当时被警方拘押调查，但是很快就悄悄放人。
李佳琦的命运，也将由同样的审查机制来决定。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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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1 April 2022
長平：「跑路天后」張愛玲的飢餓故事
20220420
这些日子里，据说很多上海人每天都要对着张爱玲的照片拜一拜，称她为"跑路天后"。作者认为，人们也应该读一读她描写"饥饿"的作品《秧歌》——堪称中国版的《1984》。
在「動態清零」政策的嚴防死守中，能夠逃離上海的人只是幸運的少數。以至於阿裡巴巴副總裁賈揚清從上海到達美國之後，忍不住得意洋洋地在社交媒體上曬「關係」。遭到質疑之後，他澄清說因為「生病」才到美國。我相信很多上海人聽了更加嫉妒：原來有人生病了還可以看醫生！
這些日子裡，據說很多上海人每天都要對著張愛玲的照片拜一拜，稱她為「跑路天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年輕的張愛玲頗受當局禮遇，曾應上海宣傳部長夏衍之邀，穿著旗袍參加了上海第一屆文代會，還被安排下鄉參加土改體驗生活。但是，先知先覺的她於1952年7月以「繼續因抗戰而中止的港大學業」為由，申請赴港，隨後遷居美國。與她背景相似、留在大陸的作家蘇青、關露、周瘦鵑等人，大多沒有躲過殘酷的政治迫害。
當年的張愛玲顯然精心計劃，僥幸逃離。她後來多次仔細回憶這段經歷。例如，過了羅湖橋就已出境，但是她的腳夫還認為還不夠安全，撒腿飛奔，穿過一大片野地，一直跑到小坡上兩棵大樹下，才放下行李，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
胡適認為《秧歌》的書名應該題作《餓》
很多新聞事件都會讓一些經典作品再度走紅。遺憾的是，從網絡信息看，那些每日祭拜「跑路天后」的人中，大概很少人因此去重讀張愛玲，尤其是她的那本跟她的「跑路」、也跟當下上海的境遇密切相關的小說《秧歌》。
關於她的去國，流傳最廣的理由來自她的弟弟張子靜的晚年回憶：1951年春兩人最後一次會面，張子靜問及姊姊日後打算，她回應：「人民裝那樣呆板的衣服，我是不會穿的。」假如這是原話，那也只能說明張愛玲覺得這樣適合回應一直處於她的鄙視鏈下端的弟弟。但是，很多人用來強化張愛玲不關心政治只關心人性的說法。
《秧歌》無疑是一部傑出的政治小說，也更加直截了當地講出了張愛玲的政治觀點。
我們先來看看這部小說和當下上海疫情的關係。在台灣皇冠版的《秧歌》扉頁上，印著胡適的手跡：「此書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書名大可以題作'餓'字——寫的真細致，忠厚，可以說是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讀過的中國文藝作品，此書當然是最好的了。」
都是被安排去農村體驗生活，別的同時代作家寫出的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創業史》、《金光大道》等歌功頌德作品，張愛玲則看見了農民的飢餓，看見了政權的實質以及未來的走勢，並著手從《人民文學》、《解放日報》以及口頭傳說中搜集素材，構思「反共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
張愛玲寫出了中國版的《1984》
《秧歌》寫了兩個並行的故事，一個是1951年底上海近郊農民月香一家在新年前夕的悲慘遭遇。土改的結果是農民鬥倒了地主，卻遭到政權更嚴重的盤剝，富庶江南成為飢餓之地。飢餓的農民發出抗議的聲音，上級派兵鎮壓。月香的兒子被踩死，丈夫受傷身亡，絕望中放火燒掉糧倉，自己也葬身烈焰。
另一個故事是講電影編劇顧岡被安排下鄉體驗生活，寫一個關於土改的電影。他看見的是鄉民飢腸轆轆，自己也親歷了飢餓的痛苦，但是他仍然迎合上級要求把痛苦寫成了歡樂，把農民群體抗議政府寫成了他們反抗地主壓迫，還把月香縱火自焚寫成農民對國民黨的憤怒。
也就是說，《秧歌》不僅講述了一個政權制造的飢餓和迫害等人權災難，還揭露了這個政權怎樣看待底層的苦難，怎樣留下「正確的集體記憶」。毫無疑問，張愛玲寫出了中國版的《1984》。
鼓樂聲一直響到今天
張愛玲在小說中講述了飢餓的感受：「心頭有一種沉悶的空虛，不斷地咬齧著他，鈍刀鈍鋸磨著他。那種痛苦是介於牙痛與傷心之間，使他眼睛裡望出去，一切都成為夢境一樣地虛幻……」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再次看到類似的飢餓記憶，要等到三十年之後張賢亮、余華、莫言等人的作品問世。
更重要的是，張愛玲寫道，飢餓是不能講出來的。「報紙上是從來沒有提過一個字，說這一帶地方──或是國內任何地方──發生了飢餓」，「說鄉下人都在餓肚子，這話是對誰也不能提起的，除非他不怕被公安局當作'國特造謠'給逮了去」。
不僅如此，下鄉體驗生活的人還要說自己長胖了，「去了那麼一趟，把他們多年的老胃病都治好了」。如果你長瘦了，也沒治好什麼病，那是因為你思想沒搞通，是落後分子。
張愛玲恍然穿越到了當下——在她的筆下， 「農民對於『大鍋飯』這樣東西一向感至恐怖，然而現在大家飢餓到一個地步，竟由恐懼一變而為憧憬了，因為在他們的想像中，這可能是一種政府救濟的方式」。
新年到了，農民被組織起來。他們餓著肚子，跳著秧歌。「嗆嗆淒嗆嗆！嗆嗆淒嗆嗆！」——小說結束了，但鼓樂聲顯然一直響到今天。
「沒有任何逃離的喜悅，心中滿是苦澀。走在空無一人的街上，無比淒涼。上海，我深深愛著的故鄉啊，你又何以至此。蚍蜉無力，在更嚴厲的靜默前，幸運的拿到了路條，我偷偷的開車+共享單車+走路去機場，連滾帶爬的離開了上海。」這是一位叫「豬三蛙@hdjsksnsbdnsjs」的推特網友兩天前分享的逃離經歷。
——原载德国之声/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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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4 April 2022
长平：上海的饥饿实验
DW 20220413
中国政府坚持"清零"防疫政策，丰衣足食的上海出现严重的饥饿现象。作者指出，饥饿是一种政治实验。欧美通过社会来控制疫情，中国利用疫情来控制社会。
"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这是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他的名著《贫困与饥荒》第一章中写下的第一句话。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句常识性的判断可谓振聋发聩。1949年之后的几代中国人都一直在挨饿，但是他们深以为然的解释是"人口多、底子薄"和"三年自然灾害"。今天，历史从未如此形象生动地将这句话呈现在上海人面前。
中国政府为了执行严格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一夜之间将两千多万上海人囚禁在家中。即便家财万贯，而且超市尽在咫尺，人们也可能得不到基本的食物。
上海出现了严重的饥饿现象，但是还没有发生饥荒--这样说会让很多人认为，饥荒仅仅是指饥饿人群在数量上的升级。事实上，在政治经济学者的定义中，饥荒是指一种政治行为的后果。在《饥荒与政治》里，法国学者、反饥饿国际人道行动组织主席西尔维·布吕内尔（Sylvie Brunel）说，饥荒是指整个群体的食物完全中断而无任何力量制止这个进程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判断某地是否发生饥荒，除了饥饿人群的数量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考察整个人群的食物中断是否能够得到制止。
很多人都开始意识到，从武汉开始，先后在全中国20多个城市进行的封锁式疫情控制，是一场远离科学的政治实验。中国当局至今拒绝对病毒源头进行专业调查，也拒绝效果显著的西方疫苗，而坚持以规训人民为要义的"清零"政策，目的在于证明专制强于民主，也让丰衣足食时代的人们习惯传统控制模式。
"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在饿死至少三千万人的大饥荒年代，由于通过剥削农村来保护城市的歧视政策，上海被饿死的人口所占比例是相对很小。这也成为一些上海人攒聚优越感的历史原因之一。其实，专制政权对上海的羞辱并不比其他地方晚到半步。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上海就首当其中，大批资本家痛不欲生，近千人跳楼自杀，其中就包括至今还是上海食品骄傲品牌的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
生理上的饥饿已经让人难以忍受，但是，正如今天上海发生的情况，作为政治行为结果的饥饿从来都伴随着权力的滥用。"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这是中国作家、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个章节中的小标题。他写道："在大饥荒期间，除了饥饿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计其数。在本书各省的章节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只重点介绍一下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发生的'上海奉贤县问题'"。
在这里，我只摘录其中和今天的"清零"运动极其相似的一些现象。1958年秋天，上海市奉贤县提出 "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现象。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死的有95人，昼夜连续劳动不准休息而累死的131人，生病不准请医治而导致死亡的205人，不准父母请假、使生病儿童失去护理而致死亡的411人，其它因严重强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114人。10月下旬，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产营都普遍设立了所谓"劳改队"，被劳改的农民就有2400多人，此外集训了2000多人。县公安局还举办了"儿童集训班"，集训了200多名儿童。进入集训班的儿童大都10岁左右，最小的仅6岁。11月间，该县在消灭红铃虫的工作中，认为放过棉花的房子都有红铃虫，就将放过棉花的2131间房屋烧掉，致使民众流离失所。
饥饿是一种社会控制策略
专制铁拳所到之处，无人可以幸免。但是，我列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要加入这样的讨论：上海比其他地方更应该遭到嘲讽。让人忘记历史，误解现实，本身就是专制政权的惯用手段。各地的选材和途径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同样是强化殖民记忆，在上海可能是美好的民国遗风，在香港则是痛苦的英国压迫。但是，在阿马蒂亚·森的描述中，很多东西都是共同的，其中包括食物从来都是掌控在权力者手里，经由权利来分配。因此，阿马蒂亚·森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现代历史上，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饥荒，而发生大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这跟很多中国人理解的"吃好睡好、岁月静好"（意思是不管政治民主不民主）的幸福生活显然不一样。
在"清零"岁月里，我们终于可以理解政治经济学者的断言：饥饿其实"与食物实际拥有量无关"，而是一种社会控制策略，是对付部分民众的武器，用以否定若干社会群体的生存权--我们也不妨仔细想想中国政府所宣传的"生存权就是最大的人权"到底是什么意思。
西尔维·布吕内尔还写道：传统的饥荒通常被用来消灭政治当局厌恶的人群，或者制伏那些桀骜不驯的人们。她还说，今天的饥荒形式之一是 "被否饥荒"，否认饥荒的存在可以用来阻碍外部世界组织援助行动。
网络流传的"金句"之一："欧美防疫只有结束，没有胜利；中国防控只有胜利，没有结束。"这是因为，欧美通过社会来控制疫情，中国利用疫情来控制社会。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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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3 January 2022
笼中自由——对《南方周末》前新闻主管长平的访谈
来源:
改变中国
（一）
我第一次和长平谈话是2016年在多伦多，那时他来接受加拿大支持言论自由记者组织颁发的“国际新闻自由奖”。活动很多，他很忙，我们只谈了两个小时，我就得赶飞机回华盛顿。最近几年里，随着我为改变中国网站继续访谈或特写更多的人，并开始从这些不同的故事中看到过去三十年、乃至四十年里有一条共同主线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感到需要再次“造访”长平的故事。下面就是我2020年2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和柏林对长平的第二次访谈。这次访谈持续了好几天。
长平的记者生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完美平行，始于成都，时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后，终于广州，2008年奥运会举行以后。用他的话说，那一年是“外部世界对中国误解最深的一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31岁的长平成为《南方周末》的新闻部主任。那时的《南方周末》一期仅零售就卖一百多万份，而那也是1989年以后中国民间社会最有希望、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间。
在这次访谈前以及访谈过程中，我一直强调我们谈话的目标：把一个时代中的个人故事讲出来；从个人故事中把一个时代的故事讲出来。越具体越好。
我们先从长平的成长谈起。为简洁起见，我在此把他的成长经过总结一下：长平出生于1968年，在四川南充地区的一个山村长大，1987年入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长平从高中起便是个如饥似渴的读者，大学期间，除了当代和古典文学外，还读了大量政治、文学、哲学等翻译著作。大学期间，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谋求自立，卖酸奶、写电影海报、学生社团放电影等。他参加了很多学生社团，书法、写作、戏剧，兴趣广泛。89年的时候他是在校学生，参加了学生民主运动，他说他不是学生领袖，但他参加集会、发表演讲，还目睹了6月6日发生在成都锦江饭店的屠杀。六四后他被学校关押了一个多月。
访谈进行得很顺利，我的提问大都很简单，有时提出一些追问细节的问题。为阅读流畅起见，我去掉了提问，只保留了几个必要的问题。访谈的标题《笼中自由》来自长平几年前的一篇文章。
改变中国将分五部分登出长平访谈，从长平1991年离开大学、在成都过着波希米亚生活讲起。
——曹雅学，改变中国主编（ChinaChange.org）
成都，荷花商情咨询
1991年到1992年，这两年在成都有一群人，基本上都跟64有关，没有机会或者不屑于在政府机关、国有企业、主流社会工作的人。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那时候其实就是穷困潦倒，但是没人觉得自己是穷困潦倒，因为我们是主动放弃的人。而且我们觉得自己是很有抱负的人，所以经常会在一起讨论中国社会应该怎么办。那时候我住在成都西郊的一个房子里，25块钱租一个月。很宅，天天就在家里看书、写作，看书、写作。
大部分人都在写诗，或者画画，还有一帮人在做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同一门住了两位作家，原来在农民日报工作，64上街了，镇压之后害怕，从北京逃跑出来，逃到成都。
一个大学老师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书商，我就给书商工作。那个书商主要做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中小学的课外读物，所以我当时改写了一些历史故事，什么唐传奇，也写了一些诗赏析，我写过一本纳兰性德词的赏析，还写过一本书叫《商潮滚滚》。因为这个原因，我就看报纸，剪报纸，看了一些当时的商业发展信息。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后来一个朋友想做一本商情咨询杂志，找我去做主编。所以我干的第一份媒体工作就是去做个主编，刚开始就只有我这个主编一个人。
成都有个很大的集贸市场，有点像北京的秀水街和广州天河路那样的经贸市场，叫荷花池，所以我们就叫《荷花商情咨询》。当时我很快就组建了一个编辑部，也是四五个人，每天看各种报纸、杂志、剪刀加浆糊，把它分门别类，按照政策、法律、信息、海外资讯汇集，然后印刷成一本薄薄的杂志。当时我们实行的是会员制，就是一个会员一年缴交300块钱，就可以得到这本杂志。
我也去熟悉整个出版印刷的流程。当时还是鉛字印刷，我还很感兴趣，跟着去跑印刷厂，去看工人怎么排版。铅字排版真是个技术活，要迅速的找到字钉，排好，而且还要嵌上一些铁条，把它们打得牢固。他们非常的骄傲。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时代淘汰，因为接着做第二份报纸的时候，才一年时间，就是胶片印刷了。很多活字工人就没有工作了。
很快我们就有了几百家会员，有了很多钱。当时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挣钱的事情，但是我有些兴趣去学习如何去办一份刊物，比较新鲜，组建一个编辑部，同时也了解一些商业和经济资讯；但是另一方面还是回家总是要读诗、读小说、讨论，跟一些都跟64有关的文学青年朋友聚会。
所以我很快就离开了这本刊物，又回去给书商做。1992年那一年我出了7本书，都是不值一提的，包括一本满洲国史，60万字，我都没去过满洲那时候，几年之后我去长春，才把我写到那些地方，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我还改编了一本唐传奇，还写过一本纳兰性德词的赏析。那时候一本书大概可以挣2000块钱，在90年代初，那是很多钱，我有一个在电台工作的朋友，一个月才挣95块钱。
我在做商情咨询的时候是91年。到92年我刚离开那份杂志的时候，就发生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当时做那份杂志的时候，我确实已经感觉到乡镇企业非常活跃，而且他们很希望得到很大的发展，社会底层已经有这个积累。
加入媒体行业
所以南巡讲话对我来说既是个新闻，但同时也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事。我自己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媒体。你看得出他们的创新，他们不想走新华体的路是比较明显的。我记得我蹲在报架之间，很高的报架，翻翻翻，翻到《中国青年报》，一个标题叫“城头变换大王旗”，讲的是克林顿胜选。我当时想，怎么能这样报道呢？
其实媒体的很多变化是从国际新闻开始的，它相对容易一点。
那时候刚好有个机会，有人叫我给另一份报纸写稿，叫《市场导报》。我给报纸写稿的过程中，主编就怂恿我，说你把它承包了吧。当时流行承包。给一点钱给主办单位做管理费，他们就可以把他的刊物包给你，你甚至可以新办一个。
当时我就找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很高兴有了一份报纸。我们采访了一些有意思的题目，比如说府南河工程改造，因为污染和垃圾，府南河变成一条臭河，政府在对它进行清理和改造。市政府对我们的报道很赞赏。我们还对不同的社会人群做了一些报道。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对一个盲人群体的报道。盲人群体有自己的一个世界，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意，他们的居住，他们的全国网络，和所谓正常世界既有关联，但又有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这份报纸做了几个月后，我们就没钱了，也没有能及时找到投资，于是就倒闭了。
这时候有几个人办了一份报纸，叫《成都商报》，做社长的人叫何华章。何华章当时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业务能力很强，但是在六四的时候，他和一些同事上街，声援学生运动。六四镇压之后，他们感觉到在体制内前途无望，于是就商量出来办了这份报纸。当时还是一份内部报纸，他们借了30万块钱，租了办公室，招募了一些记者。但是他们的人主要是些出版界和文艺界的人士，对报纸出版没有经验，所以印刷流程和排版技术等等都搞得他们很头疼。当时已经到了胶片印刷、套图，有时候搞错了一个图片，就把标题遮住了。当时我们市场导报解散了，但是我们的团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几乎是整体加入了成都商报，前前后后都成为成都商报的重要的支柱，从排版，到选题，到管理，都给成都商报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成都商报》
对我来说，成都商报让我非常兴奋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公开鄙视新华体。成都商报当时非常有意识地打着市民报的旗帜，用四川方言写了很多新闻，被语文老师、语委会等投诉，被学校禁止进入校园，也被宣传部问话。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而且我们发现语言方式变了之后，它的意义确实被改变了。
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全国人大、政协开会，也叫两会，那个时候报纸版面的标题还不能直接叫两会召开了，要说第多少届政协在京隆重召开，通常是这样的标题，而且还有眉题和付题做配合，要套红。但是当时我们按照所谓的市民语言做了个标题，叫《人大政协开会了》。结果人大政协震怒，认为我们的报道非常不严肃。
当时我意识到，换一个说法，就会有不同的意义。所以这反而促成我们有意识的去做了很多尝试，当然也挨了很多批评。
后来成都商报在何华章的努力下越做越大。后来又通过和其他报纸合作的方式，变成了正式出版物。再后来又借壳上市，做成全国首家上市的市场化的报纸。
但是在成功之后，当年一再批评、恨不得停掉成都商报的省市宣传部门就把它纳入自己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也就是招安了。招安之后，矛盾也就出现了。它的选题、报道方式、甚至版面安排更加主流化了，愿意接受宣传旨意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
这个时候我就萌生退意了。虽然报社领导一再地留我，我退过几次，但是都被留下来，继续做，因为当时收入也还不错，但是我还是越来越觉得这不是我要呆的地方。报纸商业上很成功，我们搬到了一栋新的大楼，也买了很多宿舍，我们都住着很宽的房子。我们换了几次，从80平米的房子换到120平米的房子，也有相当不错的收入。但我还是非常的困惑。我当时也不想给书商做了，那我到底要做什么？看起来我有了一些媒体技术，这个技术到底能有什么用？
我在做成都商报的时候，就开始很认真的看全国的其他报纸。当时我们订了很多报纸，主要是北京、广州两个城市出版的报纸，还有一两份香港报纸。当时我就看到南方和北方的报纸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时比较流行的是周末报，比较有名的，南方有《南方周末》。当时南方周末的风格基本上是头版一个大特写，主要是警匪和文艺明星的一些故事，最容易有卖相的新闻。但是它一开始就有一块是很严肃的，就是头版下边开了个“周末茶座”，当时请了一些知名作家，包括王蒙、蒋子龙，来写一些杂文，谈一些社会问题，影响很大。
北方最出名的是《北京青年报》的周末版。北京青年周末版的头版基本上也是一个大特写，有些写得比南方周末的特写更长，选题也更宽泛一点，都市化色彩更浓一些。然后还有北京的一份报纸，叫《中华工商时报》的周末版，设计非常清新秀气。然后就是《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在很多年间一直是改革的排头兵。
中国青年报那时候有几份周刊，社会周刊、经济栏讯、青年时讯、青年参考，和冰点周刊，都做得非常有特色。而且那些记者有些人文素养很好，有些历史功底很深，有些调查能力很强。
的确，南巡之后又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很多政府部门都在承包他们的产业，媒体也在承包。私营公司也开始发展起来，乡镇企业也比以前好像更有机会。更重要的是在南方和沿海，深圳、海南的开发一下提速了，很多人都在往南方去。我当时很多朋友都去了南方，我也曾经想过要不要去，但是我知道他们去都是投资房地产，做房地产或者跟房地产有关的事情，房地产的周边产业，我对此没有兴趣。
自我边缘化
在成都商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负责头版。那时只要我们觉得一个事情有意思，就可以发头版头条。后来完全不可能了，必须是市长书记或者省长省委书记的事情，或者是省里的大事情才可以发头版头条。随着报纸的影响越来越大，头版就越来越要听宣传部的话，而且越来越去学习主流。那个时候，主流就是正统的晚报、都市报。我就越来越没有兴趣了。
我在成都商报头两年做的相当的顺，在编辑部可以说得到极高的认可，有很大的权威，不是职务上的权力满足感，而是被认可的那种感觉。不管是我写的新闻还是写的副刊文章，都得到很大的认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成都商报我做得最顺利的两年，其实是我最迷茫的两年。
在成都商报创业之初，我肯定算是元老之一、功臣之一了。但是在它开始挣钱，而且开始发现很能挣钱、一年有几个亿的收入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跟我没有关系了。后来我就选择自我边缘化，主动申请去管特稿部门。特稿部门的好处是可以自己去做一些深度报道。当时成都商报经济上已经比较好了，每个部门都有很多钱，我们部门也有自己的车，自己的预算，所以可以全国出差。
比如，我叫人去采访过崔健，他的“无能的力量”那个新碟出版之前，我们对他做了一篇长篇采访。而且我叫记者着重写他的一些苦闷和他通过音乐做的一些反抗。当时这报道受到一些批评。我还和几个记者上列车上跟踪民工过年回家的经历。这个时候我们做的一些报道就被南方周末注意到了。
1995年，我买了一台电脑，一是用电脑看碟，那时看了大量的外国电影、奥斯卡片、和其他好莱坞片和欧洲的文艺片。另一个事情就是练打字。我觉得要把这个技术解决，为我以后写文章做准备。所以我那时练打字。其中练打字的一个内容，就是把喜欢的文章录一遍，甚至录两遍。我录了很多文章。有一套书，上下册，叫《外国优秀通讯作品选》，是西方媒体报道的深度报道，尤其是普利策奖获奖作品。那两册书相当不错，我全部看了，特别喜欢其中几篇，就用来练打字。它们也教会我怎样做调查报道和其他类型的深度报道。它也选了一些着重编辑的文章。
当时南方周末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邀请全国各地很多记者和它一起工作。大约1997年到1998年间昆明有个案子，后来大家都知道，叫孙小果案。当地的一位媒体人约南方周末记者去采访，南方周末的记者就叫上我，我们就去了。去了后发现，那个案子在当地第一是影响非常大，第二本地人都不敢碰。有叫孙小果的黑社会头目，他有一个流氓团伙，横行夜店，敲诈、殴打、羞辱、强奸性工作者，就是所谓的三陪女，其中还有若干未成年人。这位孙小果其实之前就被判过刑，但是他没有进过一天监狱，还是一直在外边在横行霸道。所以有些司法系统的人对他也是非常愤怒。他的继父是昆明市一个区公安局的副局长，他的母亲也是一位官员。我们做了一些采访，有些干警也非常支持我们。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我们终于找到了受他欺负的一些三陪女。三陪女和她们的家人的处境是非常的悲惨。一方面她们被欺负、被打得非常惨，有些人甚至被打得面目全非。但另一方面，由于她们三陪女的身份，所以自己也感到很屈辱，我们在旁边采访，有些家里人就一直在旁边骂她：丢脸！活该！
后来我们就写了报道。那是我在南方周末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当时在全国影响都很大。南方周末就希望我过去，我也决定去南方周末。
（二）
加入南方周末
1998年7月我到了广州，天气非常热，我的朋友在广州所谓的城中村帮我租了一个房子，非常破败，完全没法跟我在成都的住宿条件相比。但是那时真是年轻，完全没觉得这是个问题。我和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一见面，虽然原来认识一些人，但是和他们集体一见面，我觉得这个地方来对了，因为整体上大家都有一种朝气，整体上比外界想象的年轻。而且大家都喜欢喝酒、唱歌、开玩笑，有一些甚至是很嬉皮士的性格，有一些是很书呆子气，有些很能说话，有些不能说话，就是多元化，和中国的那种单位文化，尤其是北方的单位文化非常的不一样。
南方周末是《南方日报》的子报，而南方日报是广东省委的党报。南方周末办周报是比较早的，1984年创刊的，先知先觉。有些人说可能跟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有关，也有可能跟南方日报内部也有些对创新有兴趣的人才有关。
对报纸改革来说，当时中国整体上是要把一些报纸推向市场。政府想减轻养报纸的财政负担，所以希望一部分报纸他们能够自负盈亏；有一些报纸可以养，但是你如果有机会去挣钱也是欢迎的。所以就出现一批叫子报子刊，也就是党报你不能动，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你可以创办一些子报、次一级的报纸。在管理上，这些子报的离宣传部远一步，宣传部原则上直接管南方日报。有什么禁令，再由南方日报传传达给南方周末或者南方都市报、南方农村报等等。这些都是南方日报的子报。在这种政策下，几乎全国各地的党报都有自己的子报，而且他们对子报就采取不一样的政策，就是要有市场目标，也是要有读者、有广告，要有很大的发行。
当时一个流行的做法就是收一些费用，把子报、子刊报纸承包出去。我开始办的商情咨询、市场导报，都是这种性质，都是另外一张大报承包给我们的。但还有一种像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这样的周报、周刊，因为母报的影响比较大，也比较重要，或者他们内部人才也比较多，他们就派内部的人出来办，某种意义上也是承包给内部的人，给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到了多少几年以后，你就自负盈亏，最好还为母报挣钱。所以大部分的在市场中崛起的晚报、都市报都是这样出来的。
这时候就有相当多的人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报纸来实现自己的一些社会抱负。更进一步的，很多人发现，在实现社会抱负的同时，还可以得到市场回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希望进入这样一种正循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实现了。
南方周末创办的时候只有4个版，后来8个版。我去的时候16个版，我去了之后很快就变成24个版。我去的时候可能有20多个人，我离开的时候，大概有40多个人。我离开以后3、4年之后，可能有六、七十个人。
我到了南方周末的时候，它从地摊小报式的报道，转型为以揭黑、反腐为主要题材的报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也有相当的发行和影响了。而且，它当时还有一些实验性质的东西，比如说它做了一个民间版，会报道一些底层社会、通常一般媒体可能不会去做的一些事情。它也出版连载漫画，画派出所内部的刑讯逼供方式。后来也因为漫画实验，这个民间版被叫停了。
在南方周末转型中有一个人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当时担任新闻部主任的沈灏。他实行了一些变化，把南方周末转向更多的调查报道。
‘伐木工人的最后一位劳模’——报道1998年洪水
我1998年夏天到了南方周末的时候，中国发生了所谓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就是长江发洪水。那时候江泽民、朱镕基都到前线视察抗洪抢险，大批的军人也被派去抗洪抢险。同时由于媒体的市场化也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所以记者非常积极。所以有一个笑话说，前线除了军人，最多的就是记者了。南方周末也有人去到抗洪前线，但是它把更多的记者派到了别的地方。派去了哪里呢？去长江上游，从长江的发源地西藏境内的沱沱河开始，一直到长江中下游，派人去探寻长江洪水的源头。这样一个报道策划，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较常见，但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南方周末编辑部派人去探源，这本身就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我接到任务是去四川。报社也不知道应该在四川哪一段去采访，我就去了省林业厅，先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由于常年砍伐太多，四川省刚好也正在进行恢复植被的号召。
我决定去马尔康看看森林砍伐的情况。我一路上相当地震惊，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森林。你以为已经走到大山深处，但从两边看，还是光秃秃的岩石，要走到很深的山里，才勉强看到一些很低矮的新栽的树木，要看到原始森林相当不容易，因为从50年代以来，中国的伐木工人一直是一支很强悍的队伍。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树木不断地往后退，退得再深，伐木工人都能把它找出来，砍掉。
大部分记者写了沿途见闻，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也这样做了，但我当时很不满足，我觉得要找到一个故事，找到一个人，把我所见到的东西呈现出来。
这时候就打听到有一位伐木工人在住医院，住在马尔康医院，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地区医院。我就要求去看他。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一辈子勤勤恳恳，得到了很多奖励。我告诉他来意，在采访的过程中，他对我说，“好像这次长江洪水和我有点关系？”
当他意识到森林砍伐和洪水的关系时，他相当自责，他甚至认为记者就是来责怪他的。我了解了他的故事，他也向我做了些询问。我基本上了解到，中国在50年代评出的全国劳模，会有20多个伐木工人，后来降到十几个，再后来几个，到了他这一代，我判断这次洪水之后不会再评伐木工人作劳模了。所以我就下了一个标题，叫《伐木工人的最后一位劳模》。这篇报道出来之后，引起相当大的反响。我也觉得这样的报道是相当有意思的，我对采访小人物在大事件中的命运，非常有兴趣。
大渡河泸定桥枪杀案报道被封杀；南方周末记者的信心
我刚去南方周末做的另一个印象比较深的采访，是泸定桥大渡河旁边发生的一起枪案。当地人因为债务发生纠纷，大概600块钱的债务纠纷，一个警察持枪在现场枪杀了9个人，两个受伤的人后来也死了，一共死了11个人。
那是我第一次到大渡河那一带，真是山高路远。大渡河在四川西部，就是共产党长征历史中“飞夺泸定桥”发生的地点，是所谓的革命老区。那里非常贫困，老百姓生活非常艰苦。我和一个同事去到一个小镇，找到镇上的唯一的一家旅店。等了一会，女老板才来。老板介绍说，一个房间有6个床位，每个床位两块钱。当时南方周末的出差住宿标准是300块钱，就是一个晚上可以报销300块钱住宿费。我说我给你20块钱，把这间房子包了。“啊，老板，你是做药材生意的吗？”女老板问。那一带只有做药材生意的能挣钱。
受害者家属非常悲愤但同时也很绝望。他们愿意接受采访，但是他们都觉得没用，因为警察杀人涉及到公安的形象，肯定不会让报道的。当时我和同行的记者就给他们保证，“我们是南方周末，你听说过南方周末没有？我们是可以报道的，我们一定要给你们报道出去。”他们就配合采访，我们把整个过程都了解清楚了，我把报道写了出来，发回去。报社那边说，我们已经接到公安部的要求，不许报道这起案子。
所以就像村民认为的那样，没法报。想到我们给村民做的保证，我感到特别内疚。
曹雅学：我们先停一下。当你告诉村民，“我们是南方周末，我们可以报道，我们一定要给你们报道出去”的时候，我很惊讶你的信心。你问村民听说过南方周末没有，好像南方周末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样。但是南方周末从很早开始对审查、乃至惩罚都不陌生，所以这种信心来自哪里呢？你显然不是故意对村民做不实的承诺。
南方周末通过一些勇敢正直的报道，已经广为人知。人们从各地给南方周末发新闻线索，编辑部有一台传真机，每天几乎不停地在收件。当时南方周末的口号叫正义、良知、爱心，吸引了一些有社会理想的媒体人。他们会说，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报道真相，你们不能让我不干这样的工作。南方周末并不是唯一有这种使命感的报纸，南方都市报甚至发生过中层干部集体抗命的事件。南方周末也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开会的时候都会争吵，主编会感觉到来自编辑记者的压力。逐渐地它就形成一种文化。领导每周周会都会宣读宣传部的意见或者宣传禁令，在读的过程中或者读完之后，大家就会嘲笑，领导有时候也做出一副反正就是这样的态度。
另一个我们了解到的事情，就是真相是有市场的。南方周末那时候市场非常好，一期仅仅零售就可以卖到一百二十万、一百三十万、甚至一百五十万份，一份那时候是一块五。所以南方周末作为子报，是给它的母报南方日报挣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母报也不希望它被关了。
当时南方周末的主编江艺平是业内非常受尊敬的一位主编，她自己也是个非常有理想的新闻人，也非常尊重员工，所以她会去顶住一些压力，保护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时有一个判断，就是南方周末要被关门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管理人员被调整是有可能的。现在回头看，我们当时是太乐观了。实际上要调整南方周末的班子是随时随地的事情。
所以多种因素加起来，那时候的南方周末毫无疑问是业界的良心和标杆。我们会感觉到自己身上有一种道义力量，也觉得有些事情总是要有人去推动、去做。南方周末记者到很多地方采访的时候非常受尊敬，也具有一些媒体的权力，包括地方领导，他们会害怕南方周末。
‘优秀共产党员’
我到西安郊外一个农场做过一个报道，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思考很多问题。有一位国有大型农场的场主，相当于一个国有大厂的厂长，非常有势力，也是多年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个人。但他实际上是地方一霸。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派人去抢收了一户租户种的蔬菜，因为租户没有给他送礼。被抢的蔬菜大概值几万块钱，可能是这家人一年甚至几年的经济来源。所以这租户就打官司，法院就判他们输了。他们就一再去找法官。有一天，父子俩一起去找法官，法官说，“无论如何，你们都不可能赢这个官司。”结果他们就掏出一些准备好的农药，当着法官的面就喝了，死了。
他们的死当时也没有为他们赢得更多的公义，案子并没有进展。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他们家又有两个人自杀了。这时村民感到非常不平，集体告状，但是案子仍然没有进展。然后南方周末、羊城晚报等报纸就去报道。南方周末就让我去。我去后先做了一些外围采访，见到了这家受害者的家人和村民，然后我就要去农场采访。村民都拦着我，说你千万不要去，不要去，那个人惹不起。
作为记者，这种情况下，我更想去了。我就花几百块钱包了一辆出租车，农场在西安北郊，有几十里路，开到的时候，已经下午下午三、四点了。我偷偷的采访了几个农场的工人，然后就直接去找场长。找到场长之后，他非常生气。“是谁叫你来的？”“是不是有人给你钱让你来的？”说着他就把我拽进一个像仓库那样的大屋子，空荡荡的，同时就进来四、五条大汉。
然后他把门关上了。我一看，还是挺害怕的。那位场长说，“你知道我是谁？我是多年的优秀共产党员，你还当我是流氓，是吗？”我说我没有。他就把我笔记本给抢了，录音机抢了，还把我手扭伤了一点。然后就问我，我抢了你的笔记本吗？我说是。他就问那几个大汉，你们看到我抢了他的笔记本吗？大家说没有。他就这样给我展示了这个黑白颠倒的过程。然后他拿出一张报纸说，你看这报纸上是怎么写的？是表扬他的，而且报道的是同一个案子，黑白颠倒报道的。他叫我给他读一遍，我还真给他读了一段。
他一直问我是谁派来的。我这时有点明白他在怀疑我是个假记者。然后我说我没法跟报社联系，手机没信号，他说你要联系上，那我就借机打电话，出门了，他也就没拦。出去我就再也不回去了。外边他的工人都在围观。我真的联系上了报社，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这时候我就坚决不回去，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我就走了。我一看，出租车不见了，那可坏了，天已经黑了，我没办法，就往前走，结果，出租车在路边草丛里招呼我。司机说他们赶我走，我在这等你。
我回去后就把报道写出来了。登出来之后，当时的南方周末的确是影响非常大，迅速就有了反应。当时陕西省的副省长就要见我，而且很快就派出工作组调查。
所以这确实也是一种媒体的权力。在中国是这样的，媒体都是党的，只要它没有压过你，如果事情出来了，它没法否定媒体本身。
我很快就去了，去做第2次采访，还见了那位副省长。那位副省长给我讲了很久，相当动情，都讲哭了。他还一点不虚假，表演得非常好，讲他如何爱民，如何痛心。
他们一调查，情况比想象的更恶劣。法官收了场长一些钱和一卡车西瓜，然后直接用白色的涂改液改了个卷宗里一些关键的地方。那是很明显的，直接改了卷宗。
我第3次去的时候就是法庭开庭，场长就坐在那里，还跟我对上了眼。总之，我坐在那里，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心里很悲凉。这样事情根本就不应该发生。
我也没想到报道这个事件会那么危险，法官会那么荒唐，当然我也没想到副省长在媒体采访前什么事没有，媒体报道后，他还可以哭。
所以当时南方周末每一个案子背后都有好多故事，而且都反映社会的好多方面的问题。我曾经和另一个记者策划，说我们做一个电视系列剧，每集都是同样的两个记者，去采访一个故事，每个故事都展示社会的一个方面，就好象一个侦探片，两个侦探每一集破一个单独的案件，每一集各有曲折的情节。最后一集是什么呢？两个记者历经艰难万险，终于成功的完成了一次采访任务，打电话给报社报告进展，但是编辑部告诉他们，不用写了，报社被关闭了。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其它报社是现实发生过的。
南方周末其实经常都面临被关门的风险。有一次他们惹恼了公安部，真是下了命令要关他们。那是我去之前的事了。当时广东省委书记出面保了它，那位省委书记是本地人，他以广东是改革开放前沿这个名义化解事态，让南方周末深刻检讨，彻底整顿，但报纸还是不要关门。
其实南方周末的人会有这样一种感触：外边总是不断在报道，说中国对新闻媒体的管制加强了，又加强了，但是从内部的人看，有个记者就跟我说，我们没有一天不感觉到压力，没有一天没觉得紧箍咒不在了，并没有前面松、后面紧的感觉。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高度紧张的，都在面临着批评，而且每一次批评你不知道所谓的力度有多大，你也不知道这一次你是否应付得过去。当然每一次报社上下都是全力以赴去解决。
（三）
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日
我到南方周末之后很快遇到一件大事，那就是1998年的12月18日，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日。20年前，也就是1978年的12月18日，被认为为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决定而且定下基调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开幕，它就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纪念日。所以每十年的那一天就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中国的媒体都要进行方方面面的纪念，当然主要就是歌功颂德。
所以我们开了一个策划会，但是我们纪念什么？“改革开放”这几个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半真半假的。它有相当程度的改革，也有相当程度的开放。但是，它也有一开始就决定不改革、不开放的一面。在这之前，中共把它包装成逐步改革、逐步开放。事实上后来回头看，涉及到可能影响政权稳定这一部分，它从来就不改革，也不开放。所以当时我们回避了改革开放这个词。我们认为改革开放是一个真伪并存的概念。我们选择了“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可以说也是不彻底的，但是它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比改革开放更接近真相一点。
编辑部认为，思想解放是所谓改革开放20年的一个核心问题或者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南方周末那期的主题叫“思想解放20周年”。
我接到的任务是写一篇在头版发表的纪念文章。当时的南方周末已经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自由民主的吹鼓手，影响力一呼百应。代表编辑部写的一个头版文章，那是非常重要，我感觉到编辑部对我的期待，要写一篇纵横捭阖、大气磅礴的社论，俯仰天地，臧否古今。
那时候我已经写了十多年的专栏文章，他们都熟悉我的文字，我也写过大量的调查报道，也写过小说，出过书，可能他们认为我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当时编辑部非常重视，虽然把写作的任务分给了我，但这整个工作是编辑部的，所以编辑部就分派10来位编辑记者分头为我提供支持。一部分人到资料室分门别类去找资料，有些人负责找党史，有些人负责找人民日报，有些人可能负责找国外的参考资料。很快，大家就在资料室的一张大桌子上满满的堆了无数堆资料，然后他们就散去了，就留下我一个人，埋头在那里阅读资料。我记得有一位同事非常同情的看着我说，“那么我们就走了啊。”
当时我的感觉是，在浩如烟海的各种记录和论述中，从宏大历史的角度去论述改革开放的意义，其实已经没有必要。所以我当时也没跟编辑部商量，就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写一篇另外的文章，我要写一篇关于当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命运的文章。
但是当时我已经没有机会出去采访了。我想起来南方周末做了一个征文，叫《我与20年》，有大量读者投稿。我就把这些征文信件拆开看。那些信件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源。我来不及看全部的信件，就找了一些留下联系方式的、我感兴趣的故事，我也叫同事来把各地报纸反映当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的记录给我摘下来。然后我就打电话采访。
最后我写成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标题就叫《二十年前的十二月十八日》，发表出来后出乎很多人的预期。这篇短短的文章首先罗列了当时的电影院的电影、天气预报，还有北方、南方和中部的人们在吃什么饭，理发多少钱一次等等这些数据。里边有一些有名的人物，比如说我写晚上《中国青年报》思想评论部编辑马立成和几个朋友聚在一个人家里吃饭，其中一个人的妻子因为天安门事件、就是当时纪念周恩来逝世的四五运动中被捕。他还记得当晚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熬白菜，啤酒根本买不到，但没有人在意，聚会直到深夜1点才散。或者另一段，京西宾馆开会时，50岁的杨奔有所风闻，但仍然兢兢业业的操着他的顶上功夫，就是理发，小孩2毛5一次，光头三毛钱，其余的3毛5分钱。广州一位工厂厂校的教师在日记中记下了当天的伙食，她读给我听：早餐水泡饭、咸菜，中午白菜、豆腐，晚上鸡蛋炒酸黄瓜。在这整个记录的背后，你能看得出来当时的民众对于变革的渴望，以及在极权政治下个体命运的无助。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南方周末当时的编辑记者是相当自由的，给你一个任务，你基本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发挥，按照你能收集到的资料、能采访到的人物决定你的文章写成什么样子，既没有政治任务，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形式上的要求。这是一种创造力，而且它满足了我当时作为一个记者和写作者对自由表达的一种需求，同时也满足了我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这样一种当时在我心目中还算比较隐秘的渴求。后来它就越来越变得明晰。
宣传部下令三名记者离开：新闻部主任沈灏、消费版编辑曹西弘，专栏作家鄢烈山
到了南方周末之后，我非常享受作为一个记者的职业，到全国各地去采访，从上到下各个方面接触这个国家。我当时和同事有一个很长的采访计划，但是很快这个计划被终止了，因为南方周末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它遭到了中宣部的很严厉的批评。南方周末自报道风格转变以来，遭到省委宣传部、中宣部的批评，是经常的事情。但是那一次，1999年1月，中宣部点了三个编辑的名字，要求他们离开南方周末。一个是当时的新闻部主任沈灏，一个是当时的消费广场版面的编辑曹西弘，一个是杂文家鄢烈山。
沈灏自己写作和组织了一些反腐报道。曹西弘在他的消费广场版面上，为消费者争取权益，是全国最早的这类报道，针对中国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如中国铁路、中国电信、中国的银行业，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拷问，就是立足于消费者权利的立场，质问他们手机为什么要双向收费？为什么费用这么高？火车票价涨的理由是什么？管理机制为什么只是为了保护铁路部门的利益？为什么忽略、剥夺消费者的利益？
鄢烈山写了很多针砭时事的文章。当时的南方周末，从上到下已经非常明确，我们要为民生呼吁，要揭露腐败，要倡导新闻自由，要促进政治改革，为此这些编辑和记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当时报社领导是要保护这些人。
被点名的这三位中，沈灏作为新闻部主任，必须离开。当时对他的保护就让他暂时离开，到南方日报的其他部门任职。鄢烈山是让他在家里写作，不要来坐班。他换了个名字，后来很多读者都知道了南方周末出现了一位叫刘友德的时评家，写作风格跟鄢烈山一样。
曹西弘的工作无法在家里做。他当时很多工作是指挥记者去采访，还要处理大量读者来信，要编辑发稿。所以他必须在办公室工作。当时我们想的办法就是让他像性工作者那样，白天睡觉，夜里上班。这是中宣部的命令，所以你看的出当时的南方周末在保护记者编辑方面是非常有勇气的。
那个时候曹西弘通宵上班，白天在家里睡觉，有些时候还要让其他部门，比如说电脑录入部门、排版部门配合他，还给他派了一个助手。这个助手白天上班，一是协助他处理白天的事情，另一个就是冒充新的责任编辑。有时候读者会上门来拜访编辑。更重要的是我们担心宣传部门会来抽查这个版面是谁在负责，所以就需要有人来充任这个角色。
有一天有个陌生人来到编辑部，说我找责任编辑。这位助手就出去说，我就是。那个人说我要找曹西弘，这个助手说我就是曹西弘。那人说，你不是曹西弘，我是他的中学同学。所以闹出一些笑话。
过了一年多时间，曹西弘、鄢烈山又回来了。但是更重要的一个位置，新闻部主任，可能很难像这样操作，所以那个位置就空出来。
出任新闻部主任
当时的新闻部主任沈灏被迫离开了，那就需要新的新闻部主管，我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之一，因为我写作时事评论已经有10多年时间，我去了之后也做了一些得到读者和同行认可的新闻报道，也写了一些社论性质的文章。但是有两个障碍，第一个是，我毕竟刚刚到南方周末不久，可能还不到半年时间，是一个新人。另一个最主要的障碍是，当时的南方周末和中国绝大多数媒体一样，员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体制内，一个是体制外，或者说，一个叫在编人员，一个叫聘用人员。
当时的南方周末对外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推动改革的标志性的媒体，但实际上它内部的一些机制仍然是非常僵化的。我去之前在编人员的工资等于聘用人员的工资的两倍，但是由于真正给南方周末带来声誉的，真正为推动改革开放鼓与呼的是一些新来的、聘用的记者。
我作为一个聘用人员，是不可以被任命为管理者的。这是体制管理干部的一种机制，体制内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考核和严密控制的。但是当时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所以南方周末就任命了我和另外一位也是非常年轻的编辑陈菊红，做新闻部副主任。我们做副主任做了差不多一年时间。
到了1999年，南方周末内部改革已经开始有一些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在编人员和聘用人员已经开始同工同酬。在1999年底的年会上，部分编辑记者强烈要求报社任命我做新闻部主任，他们联名去找主编谈判，以罢工相威胁，主编连夜请示集团领导，最后宣布我任新闻部主任。
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个非常大的荣誉。迄今为止，我是南方周末历史上唯一任命过的体制外的中层干部，南方报业史上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我是唯一的例外。
关于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的系列报道
从1999年1月到2002年3月，我负责南方周末新闻部的管理工作。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是负责新闻选题策划、记者工作的安排、编辑记者工作的考核，以及版面编辑，实际上跟南方周末这个新闻出品有关的所有事情都要负责。而我自己仍然对采访和编辑工作很感兴趣，所以我几乎每一个周末都会出去采访。
我认为在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有几件事情，它们要么是由我亲自策划的，要么是我参与者策划的，但反映南方周报当时的面貌。
一个是1999年5月，代表北约的美国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南南联盟大使馆事件。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民族主义浪潮，可能也是1989年后中国人第一次被允许大规模上街表达自己的想法。后来一些年轻人喜欢把自己称为“南联盟使馆被炸的一代”，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决定了当时在校大学生很多年内的想法和行为。在他们之前有天安门一代，天安门一代是想推动中国自由民主的一代。在89年后的10年，中共改变了它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和内容，加上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培养出了民族主义的新一代。
南联盟使馆被炸这个事件发生得很突然，确实令人震惊，而且三名记者被炸死。中国媒体差不多都在呈现这种震惊以及由此事件带来的反美情绪，所以很多报纸的标题都是非常耸动的。愤怒，眼泪，血泪！我们不能忘记！网络上还有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样的情绪。
在南方周末，我们除震惊外，一方面担心冷战结束之后的和平方向出现战争风险，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共在利用这个事件强化民族主义情绪，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众中出现一些非理性的声音和行动。所以我们很谨慎的做了一组报道，那组报道的头版大标题叫“比导弹更强大的力量”，编辑部社论的标题是“没有高度的纪念碑”。
在这篇社论中，我们表达了对三位失去生命的记者的痛惜和悼念，谴责了暴力行为。但这一组报道和这篇社论的核心内容是呼吁大家保持理性，维护和平。这篇社论写道，“我们应当高扬和平、人道的旗帜。和平要建立在大地上，它也必须根植于人心中。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巡航导弹和重磅高爆炸弹更强大的力量，这就是正义、良知、与理性。”社论引用帕斯卡尔的话说，“你为什么杀我？什么？你难道不是住在河的对岸吗？假如你住在河的这一边，我当然就成了凶手，杀死你就是非正义的了。但因为你住在河的对岸，于是我就成了英雄，杀死你就是正义的。”帕斯卡尔说这以河为界的奇怪的正义，他的意思是希望读者以正义、良知和理性作为判断，而不要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条河划界，形成敌对关系。
在当时全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中，南方周末的这组报道，从版面到标题到写作风格，都独树一帜。它的意思虽然比较委婉，但是读者一下子就感觉到了它的不同。那期报纸上街之后被抢购一空，卖了150万份，是我所知道的南方周末历史上最高的零售量。中国报纸的发行量数字都是有水分的，但南方周末是实实在在的150万份。
报纸出来后，我站在广州街上一个报摊前驻足观看。我看到其他报纸煽动民族主义、甚至煽动仇恨的一些报道，我看到南方周末与众不同之处。说实在的，我内心感到非常骄傲。
（四）
公共知识分子孵化器
曹雅学：我九十年代初就离开了中国，在很多年里对中国发生的事情、社会的动态了解很少。最近几年做改变中国网站以来，我开始了一个补课过程，有太多要了解的事情。我手里从没有拿起过一份南方周末，但是这些年里我不断看到南方周末一些成为集体记忆的文章，比如二十年前新年献词、一些里程碑的报道。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那些年里很多知识分子给南方周末写文章，比如贺卫方教授就是因为1998年在南方周末写的一篇题目叫《复转军人进法院》的短评而出名，并开始在报刊撰文，成为家喻户晓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认识的一个北师大文学教授，也给南方周末写文章。所以我得到的印象是，南方周末在很多年里似乎是一个活跃的公共话语场所。想请你回顾一下。
南方周末一直把思想解放作为它的一个价值核心。它不只是在纪念改革开放周年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主题、一个关键词陈列在报纸上，而且它实际参与和推动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争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那几年期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叫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这个争论被认为是中国这么多年之间始于民间、终于民间、影响力极大的一场思想事件。它肇始于读书、天涯的一些学术杂志，但是由于南方周末的参与和推动，它迅速的变成了一场公共事件。
简单的说，新左派强调他们更重视公平，自由主义更重视自由，他们都分别援引西方的学术资源，使得一些西方思想家在中国民众中成为明星，罗尔斯、柏林、哈耶克这些人的著作在中国畅销起来。但是在中国，两派基于自己的学术背景和政治倾向，把它变成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思想争论。新左派看起来是强调公正，但是他们的争论中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而且，鉴于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发端于左翼，所以至少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新左派很大程度上是在维护当下的意识形态、维护当下的政权，甚至在为老左派进行某种张目。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是公平正义的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以政治上的宪政民主、思想上的自由包容、经济上的市场经济作为方向。
这场争论让很多本来在书斋内进行学术研究的人成为大众明星。比如说贺卫方、徐友渔，秦晖、朱学勤就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成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当然他们的论敌，像汪晖、甘阳、刘小枫也为很多人所知。
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中国当时的市场化媒体，它们的价值立场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南方周末当时编辑部的两个重点，一是法制，二是市场经济，它推动的是政治上的宪政民主和法律上对法治进行制度性的建设。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两种人迅速的成为明星，一种是法律学者和律师；另一种是经济学者和企业家。能够进行这样的推动，和中国加入WTO的时代氛围是分不开的。
贺卫方在公众舆论中的那篇成名作《复转军人进法院》，讲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政府分配大量的退伍军人到法院当法官。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安排退伍军人到医院当医生？他说，大家都明白，医生需要专业技术，退伍军人没有这样的技术，不能当医生。但是法官的工作难道不需要专业知识吗？法官的工作难道可以让没有专业知识、没有专业训练的退伍军人来充任？
这篇文章提出的，实际上是法律在执政党心目中的角色。法院的工作不是实施法治，而是听从政治指挥、服从政治命令，需要的时候甚至充当打手。
媒体可以通过议题设置把一些话题凸显出来，并且通过发表回应文章、组织读者参与讨论而将之变成一场公共辩论。南方周末在对这些思想事件的报道和推动中，实际上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孵化器。它把隔离在高校格子、单位格子里、法院格子里的一些人连接起来，让他们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这对公民运动的兴起、乃至维权运动的发展，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农问题，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李昌平
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中国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话题。中共建政后的政策取向是实行城乡剪刀差和建立户籍制度，让农民支持工人，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到两千年初，中国有12亿多人口，其中农民有8亿。当时农民不仅是城市底层工人的主力，而且农民还承担着极高的农业税。
2000年，中国湖北省有一位乡党委书记，名叫李昌平，他给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了一封信，讲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讲了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这封信先在《中国农业报》发表，没引起太大的关注，后来南方周末进行了报道。2000年底，我们把他选为当年的年度人物，头版大照片，我写了当选年度人物的评语。李昌平一下子成为全国新闻人物。
我给李昌平写的评语赞扬了他作为一个基层官员所具有的良知和责任感，强调了中国农民长期以来的艰苦生生存状态和中国三农问题的急迫性。在那以后我们继续对中国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村问题组织了若干深入的报道。后来李昌平辞去了乡党委书记的职务，去北京担任一个杂志的主编，成为当时推动中国政府直面三农问题的新闻人物之一。
‘张君案检讨’
2000年到2001年间有个全国很著名的案子，叫张君案。张君出生在湖南农村，青年时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村青年一样南下打工，但也和千千万万的农村青年一样，一再遭遇挫折。一再失业后，他参与了一些抢劫、偷盗等犯罪活动，多次被警方抓进去，又放出来，抓进去又放出来。他后来自己叙述，他每进去一次，出来的时候都变得更坏。第一，他从派出所出来或者从监狱出来，就更加没有生计。第二，他进去总是遭到刑讯逼供，让他对警察、对社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仇恨。所以他后来就组织了一个黑社会团伙，越做越大，抢银行、杀警察，犯下了好几起重大刑事案件。
2001年的时候，他在重庆落网。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叫文强，也因为抓捕他而成为明星警察。
曹雅学：我给读者说明一下，在张君被判处死刑10年后，2010年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时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的文强被指控是“黑社会保护伞”，被判处死刑。薄熙来的命运，当然众所周知。
所以当时全国媒体是每天都在报道张君案，中央电视台有机会去看守所面对面的采访张君。大部分都在报他如何犯罪、他传奇和惊人的杀警察、抢银行的经过，他戏剧性的被抓捕的经过，以及警察为民除害的功德。
但是当时我看到很重要的一些方面没有被涉及，就是他是怎么走到今天的？这是南方周末长期关注农村问题的一个必然的思考。我就派记者去他的湖南老家去调查他的成长经过，还派记者去湖南、湖北等等他留下一些印迹的地方，最后我们做了一组报道，其中头版封面报道的大标题叫《张君案检讨》。
我们是要检讨这个案子，检讨的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他从一个纯良的农村青青年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头目。二是我们的司法制度，为什么一些人从监狱放出来后更加的反社会？严打酷刑对社会治安到底起到什么作用？
报道一出来，也是一下子洛阳纸贵。那期报纸零售量是135万，是我的记忆中继美国轰炸南联盟使馆报道之后第二高的零售记录。
报纸出版后马上引起了地方当局的反应。湖南省委省政府感到震怒，重庆市公安局也震怒，他们给中央写信说，我们没有想到这样一件好事，我们警方为民除害的一件大事，也被南方周末用来污蔑我们党，污蔑我们党的农村政策，贬损我们警察队伍的形象。
中宣部阅评；我被调离编辑部
中宣部也很生气，把南方周末进行了阅评，点了四篇文章的名，要求南方周末处理相关的编辑记者。第一篇就是《张君案检讨》。第二篇是一篇评论，讲中东问题，标题叫《独裁专制是地区动乱的根源》。中宣部说这是明显的影射我们党。就像一个苏联笑话说的那样，“大家都知道你在说谁。”
第三篇是，2001年初石家庄市发生了一起恶性爆炸案，死亡108人，受伤38人。当时宣传部门限制报道，但是南方周末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同时在报道中质疑地方政府对民众安全的责任。第四篇文章是讲文革中的一段历史。重庆红卫兵武斗死了很多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们埋在一块墓地，叫重庆青春墓地。这也被认为是揭中共历史的伤疤。这四篇文章加起来，被中宣部认为有严重的舆论导向问题，要求严厉处罚编辑记者，整顿编辑队伍。
我被认为是直接的责任人。为了应付中宣部要求整顿的命令，第一个就把我调离编辑部，就给中宣部回复，长平已经调离编辑部，而且再也不允许从事采编工作。
但是中宣部认为还不够，要求继续整顿。又过了几个月，南方报业集团应中宣部的要求，让主编江艺平、副主编钱刚也离开了他们的职位。所以这次事件，主编、副主编和新闻部主任被调职，成为南方周末历史上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也成为南方周末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我被调离南方周末新闻主管的职位之后，南方周末的新闻管理以及主编这个职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凭业务竞争上岗这样一个传统就终止了。新闻部主管也由南方日报调派政治上可信任的人担任。
我被调去了发行部门。但实际上很长时间无事可干。它是一种流放。发行部门也对我说，其实你就是流放在这里，也不用做太多具体的事情。
在中央电视台短暂工作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中国媒体的市场化已经深入到了一定时候，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在业界都享有很高的声望，更不用说我还有新闻主管这样一个光环。所以尽管受到了中宣部的打压，但还是有很多地方来找我。其中湖南有个机构想办一家新的都市报，想让我去做总编，给我提供了很高的待遇，但我还是希望有机会做一些关注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的报道，所以没有去。
2002年中央电视台创办了一个新的频道，叫第12频道，也叫西部频道，有位制片人在这个频道办了一个栏目，叫“新闻夜话”。他找到我，希望我去做主编。我当时对了解中央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的运作和学习电视制作都很有兴趣，所以就去了。去了之后参与了栏目的创办、构想、招聘主持人，然后排练新的节目。但是我很快感觉到中央电视台的审查制度和南方有非常大的区别。
2002年3月5日，长春发生了一起很大的事件，法轮功学员成功地在长春电视台插播了一段叫“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事件真相”的电视片，时间长达四十分钟。长春数百万观众很惊讶，但谁也没吭声，把这段揭露江泽民政权迫害法轮功的视频看完了。这成为令中央震怒的一次重大电视新闻事故。这之后，中央电视台的审查制度更加严格，不只是内容审查的制度，还有录像带的保护，建立了非常严密的制度。当时我们在中央电视台大楼之外，因为大楼已经住满了，很多栏目组都在外面租房子。这些栏目组录制好的节目要送进大楼里播出，每个录像带要由好几名武警荷枪实弹押送。
有一天我作为栏目主编去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台上坐了一位领导，在念中宣部的宣传通知，口气极其的严厉，声调激昂，高到有点刺耳。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我认识的一个人，他是中央电视台改革创新的代表栏目“东方时空”和“实话实说”的创办人之一。我去了中央电视台后，在一次餐桌上和他见过面。他对南方周末表示赞赏，对我个人显得非常尊敬。他说很高兴能够和我做同事。但是那时他作为一位领导坐在台上，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让我感到非常惊讶，也很不适应，我就忍不住笑出了声。我的笑声在全场显得特别的刺耳，这位领导就停下来，花了两分钟时间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当时我就在想，这一位领导和在餐桌上对我表示欢迎的那位知名的栏目制片人，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他。
曹雅学：这个问题也许无关。大多数人是环境塑造的产物，不管是否意识到，都在服从于环境的要求。如果南方周末是惯例，而不是例外，他可能就是餐桌上的那个人。人有信念很罕见，按照信念做人行事更是罕见。
说到法轮功，当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中宣部要求全国的所有报纸都要统一使用新华社通稿，但是南方周末就抵制了，真的就从来没有用过。说起来，最早对法轮功提出批评意见的是南方周末知名的杂文家鄢烈山写的一篇评论，但是等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的时候，我们一个字都不发了，而且成功的抵制住了。这是当时我们南方周末编辑记者的一个骄傲。
这种不限于一个主题、整体上对南方周末的自豪氛围，延伸到我们的发行员、广告员、校对员们。南方周末的人从上到下，对那种反动和荒谬的审查制度和宣传禁令，从内心是鄙视的。
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几个月就离开了。那时候我接到了美国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的通知书，去做访问学者，但是没能成行。我妻子出了车祸，大脑和腿严重受伤。
《外滩画报》
到了02年底，我和一些同事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报纸，叫《外滩画报》。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常住人口加流动人口，有2000多万，但没有一份时政类的报纸。那时候，南方报业集团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实现新闻理想，另一个是扩展市场，开始往别的城市发展，创办了若干到现在为止都很知名的报纸，包括上海的《东方早报》（2003年），北京的《新京报》（2003年），长沙的《潇湘晨报》（2001年），都是南方报业集团的编辑记者参与主创的。我们有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南方集团积累了开通媒体市场的经验，它依据新闻自由价值观所提供的信息是人民需要的信息，我们相信它能获得市场。所以我和另外几个朋友就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合作，创办了外滩画报。
你可能会感到意外，但上海的宣传管理比别的城市更加严厉，而且从来都是。上海人一再说，我们是一个时尚都市，对政治新闻不感兴趣，但事实上，这种“不感兴趣”是新闻严厉管制的结果。
我们到上海之后，发现宣传禁令比广东更多。在广东，宣传禁令随时都在下发，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少的时候，可能一周会接到三条、四条，多的时候也是每天都有；但是在上海几乎每天都有禁令，每天都有3~4条，明显超过其他地方。大部分禁令是为了社会维稳，还有一部分禁令是息事宁人，他们也通过宣传禁令来禁止报道官员腐败、企业行贿受贿这种情况。
90年代上海有一位宣传部长，大凡有重要的事件发生，他都要到新民晚报去值班。他要亲自画版，亲自决定哪条线套红，哪个标题用什么字体。这在别的地方是很少见的。
在别的城市，宣传部门并不会去重视一个刚起步的新媒体，他们重视的是那些已经有影响力的媒体。但是外滩画报从刚开始谁也不知道的时候起，宣传部门就看管得很严。
曾经有一家企业，它的产品出现问题，我们就派记者去调查。那家企业要求我们不要刊发这篇文章，提出在我们这里做40万广告，交换我们不发。同样的事件在南方周末曾多次出现，南方周末的主编曾经严辞拒绝过国营大企业中国电信300万的广告。我们当时非常缺钱，但是经过紧急商量之后，我们决定拒绝这份广告，不被收买，坚持刊发这份新闻。结果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了宣传禁令，直接要求不许刊发这份新闻。我们一下子明白了。这家企业一定是被人点拨，或者是它自己想明白了，直接找到宣传部门，不需要花40万，甚至1/10的钱都不用花，买通审查部门就可以了。这背后的腐败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宣传部门强迫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外滩画报卖给上海文新集团。文新集团是上海最大的报纸机构，运作《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上海文新报业集团并不想买外滩画报，因为这份报纸是个麻烦；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并不想卖这份报纸，他们希望保持这份自己创立的报纸。结果宣传部门强令这笔生意成交了。文新集团的领导对我们管理非常严格，但我们还是强行报道了一些我们想报道的东西。到了年底，因为我们不听宣传部门的管教，上海市委宣传部对整个文新集团进行罚款，每一位员工都受到了经济损失。
这就类似中国的计划生育实施，一个村里只要有一家人超生，全村都被罚款，甚至被抓。这样一来，上海文新集团的一两千员工都非常痛恨外滩画报；他们认为我们出了风头，让他们背黑锅，遭受经济损失。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
国保上门
比审查和禁令更为糟糕的是，国保警察开始频频找上门来。他们不告知报社，在主编或者副主编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频繁约见我们的记者或编辑。被约见过的记者回来后通常会给我讲，但是可以想见，有一些记者被约见了但没有跟我讲。他们都感到非常害怕。有一位编辑多次被国保约去喝茶，要求他充当他们的线人。那位编辑很苦闷，跟我讲，我说我当然希望你拒绝，但是也不希望给你带来麻烦。这些暴力部门，他们态度可以很温和，但其实你不知道你拒绝他们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约你喝茶，虽然不使用强制力，但一般来说你不敢失约。他要求你做线人，理论上你可以说不，但是当你说不的时候，你不知道进一步会发生什么。所以那位编辑很害怕，但他不愿意为国保工作。后来他不得不离开了这个城市。
有一天，国保终于找到我了。虽然这之前我写的文章遭到过宣传部门的批评，但是被国保约谈，这是第一次。国保先后一共和我约谈过两次。第一次是他们来我的办公室，第二次是他们约到一个茶馆。每一次都来两位国保，两次是不同的人。但是他们都有当时在我看来比较可笑的一个风格，就是穿着黑衣，其中一位还戴着墨镜。我当时的感觉是，他们有点想模仿港台片里的警察。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2005年在中国广东汕头出现一座文革博物馆（注：汕头文革博物馆2016年被关闭）。那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家文革纪念馆。我就派记者去做了采访，写了一篇报道。同时我也是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者，我就写了一篇评论。在知名作家巴金多次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情况下，政府虽然号称否定文革，但是从来没有启动文革博物馆这样的事件，结果汕头一位退休副市长募集民间资金，建立了这样一座博物馆。很多人感到失望，为什么不是国家而是民间建立文革博物馆。我在文章中说民间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好事情。我给南方都市报写专栏，和派记者去采访。同时我第二天在新浪微博发了又把我的那篇评论贴到我在新浪开设的博客。这是三件事情。
国保坐下来后，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来执行任务，调查关于汕头文革博物馆的舆论问题。他们问了我若干问题，我都一一作答。他们说，他们经过了深入调查，发现我们有一个巨大的阴谋集团。南方都市报、上海外滩画报、和新浪网经过严密策划，进行联动，同时掀起这场反动的舆论风波。南方都市报和上海外滩画报和新浪博客，当时的编辑都来自南方集团。
我心里觉得很可笑，但是还是给他们解释，并不存在这样一件事情。接下来他们进行了一些政策宣讲，再接下来进行了一些威胁，软性的威胁。他们说，你们是外地人，不懂上海，可能也不懂得我们上海的法治，意思就说上海的法治和外地不一样，更加厉害；如果你们还要想继续生存下去，你们要学会我们上海的把关，要有在上海做新闻的把关能力。
第一次约谈可能用了两个小时，中间发生了少许的争论，但我一直比较克制。我发现他们明显的带着权力的优越感，而且自尊心非常强。其中一位国保对我说，我知道你怎么看我们。我说我什么都没有说。他说，不要以为你们知识分子就比我们懂得多，我们更懂得怎样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不想激怒他们，就缓和了氛围，一直到谈话结束，送客出门。
过了大概一周时间，国保把一份报告抄送给我们编辑部，把他们讲的阴谋论重新写了一遍，变成了国保的一份文件。
（五）
2008年因为一篇关于西藏的专栏遭到人身攻击
2005年底我又回到了广州，参与创办了南都周刊。南都周刊是一份关注城市新闻和城市文化的刊物，但它的报道范围超越了我们当初的定义。那些年中国出现了公民权利运动、NGO组织，很多新观念开始蓬勃发展，南方报业的几个出版物对此都很感兴趣，南都周刊在这方面的报道比较突出。当时我作为南都周刊的主编，也作为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者，有意识地跟读者讲述公民社会这个概念，而且我们还和社会上的一些机构进行合作，组织研讨活动和调查活动，扩大公民社会这个概念的影响。
转眼就到了2008年。2008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中国将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在世界眼里，中国加入WTO以后正在与世界接轨，世界期待中国进一步接纳和遵守国际规则。中国民间社会充满了另外一种希望，就是向民主化转型的希望，其中一份重要的文件《08宪章》就在这一年诞生。
但是在中共眼里，这一年具有另外的意义。在此之前中共讲韬光养晦，与国际接轨；这一年后，中共发现自己可以成为世界的中心。在经历了2007年到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后，中共发现它可以向民众宣称，中国的制度好于资本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不仅能够办奥运会，而且能够帮助世界度过经济危机。所以中国梦的元年不是在习近平上台的2012年，而是在2008年。
2008年是世界对中国误解最深的一年。
这一年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记得4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一个餐厅吃饭，有个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说你上网看一看，他给我发了一个网址。我打开一看，吃了一惊。我的一篇文章被一家网站置顶展示，有了40多万的阅读量，2万多的留言评论。我浏览了一下评论，90%的读者都在批评我、谴责我、诅咒我、威胁我。这篇文章是我为FT中文网写的一篇专栏文章。
那一年3月14日，西藏拉萨发生了抗议运动，藏人希望在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年份让世界看到自己主张权利的诉求。这起事件得到西方媒体的广泛报道，一些中国留学生发现西方媒体报道中有些不准确的地方，于是声称西方媒体歪曲事实，污蔑中国。这些留学生发起了反CNN运动，就是以CNN为代表的，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被认为发表了反华报道。
我是一个媒体专业人员，那么我想我可以跟大家谈一谈新闻报道这个话题。我当然知道涉及西藏是非常敏感的，但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不认为我们应该画地为牢，而且我认为我们的言论自由是个一直在变化的笼子，如果你不努力把它撑大，它就会缩小，一直压迫你。
四月初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发表在我在FT中文网的专栏里。在这篇文章中，我谨慎地谈到两个问题。首先，我说既然大家对新闻真相感兴趣，那么我们应该明白，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媒体也会报道错误，但正如一些留学生正在做的那样，我们可以公开的指正它，反驳它，让更多的信息得以散播，那么它就有机会得到纠正。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比错误报道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新闻管制。中央电视台先把外国记者赶走，然后自己独家报道，它的观众不可以去反驳它，也没有机会去揭示更多的真相。这是更加严重的问题。
第二点，我说，如果少数民族在抗议，那么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去责怪他们，说我们给了你们这么多钱，你们怎么还不满意，而是应该让他们坐下来，双方平等地商讨，听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更不应该将他们尊敬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羞辱性地称作披着羊皮的狼。我的专栏就谈了这两个问题。
那篇文章被若干个网站置顶推荐，但是最积极推荐这篇文章的是炒作民族主义情绪的几家所谓的爱国网站。他们利用这个事情来攻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攻击南方报业集团。但是网上也有很多人反驳他们，于是就形成了两派对峙。
我一方面感觉到受到攻击、受到威胁。我赶紧到网上把我过去文章中留下的一些关于家庭的信息、出生地点的信息删掉。另一方面我其实乐见出现争论。但遗憾的是，我很快就看到。在这场争论中，双方的平台是不对等的。当时我写了一篇回应文章，我指出，如果可以平等的讨论，这可能是一件好事，而且我并不相信我的支持者会像现在这样声音这么微弱，这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谈论这个话题、支持我是危险的。所以说，宣传的背后是暴力，在那时我感觉到了。
4月1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大家都知道，一家党报发表文章攻击一个个人，尤其是把这个人的名字放在标题里，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它的目的一定不是为了参与争论，而是发出一个政治风标。这篇文章说，长平的言论自由，恐怕不只是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而且是到了恐怖的程度。
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文峰”。几个月之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梅宁华在接受一家中央媒体的采访时很骄傲地说，文峰就是我。他亲自撰写这篇文章对我进行批判，我当时感受到一种政治方面的恐吓，同时我也接到号称是网民给我打的电话。电话分为两种，一种是很粗鲁的谩骂，然后就放下电话；另一种是威胁我，要叫我小心，有些甚至直接说要弄死你。
这个时候还出现了另一个事件，美国杜克大学有一位叫王千源的一年级女生被认为支持西藏的权利运动，遭到留学生和中国网民的攻击。她的家庭信息迅速出现在网络上，网民们对她的攻击更加激烈。有人发出追杀令，号召网民去攻击她的家人。她的父母因此躲到酒店里，她的家门口出现了倒扣的粪盆。
环球时报英文版一位记者在他的博客上披露，说长平写西藏的那篇文章，从美国拿到40万美元，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情况，可以去看维基解密。
当时维基解密出现了一些中国异议人士的信息。事实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确先后和一些人见面，其中包括贺卫方和我这样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这可能是他们的工作，了解中国社会的状况。我和他们见过面，但我和他们见面时就跟他们说，我跟你们谈的也是我能公开发表的，所以没有什么秘密，我是主张资讯自由、信息公开的人。但是，作为他们的工作程序，在他们报告给白宫的文件中莫名其妙的把我们加上了“二级保护”这样的字样。结果他们不仅他们从来没有保护过我们——我们也不需要他们的保护，而且还保护不了自己的文件，被维基泄密网站给泄密了。
这时网络上还出现一些所谓揭露长平腐败私生活的照片，就是把我的照片和日本色情影星的照片嫁接在一起，非常可笑。
但是对于南方报业集团来说，这一点都不可笑。这不是笑话，这是件严肃的事情，因为对宣传部来说，这是一次政治事件。所以我很快就又被撤职了，再一次要求我离开新闻一线工作，被调到南都传播研究院任首席研究员。
国安来访；被南方报业集团‘辞职’
2009年1月，我和一群公知朋友去印度旅游。当时我们的旅行计划中有到达兰萨拉去拜会达赖喇嘛的安排。我们刚到新德里，就有人接到了国内打来的电话，要求我们不要去达兰萨拉。最后我们就改变计划，去印度的其他地方旅游。
2010年5月，广东两位国安到报社找我，跟我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开门见山地说，是来完成任务的，要带给我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就是希望我了解党的政策，遵守新闻纪律，写文章的时候要三思而后写。他们说，要理解我们国家困难，要警惕海外反华势力。最后，他们表达了对我的威胁。他们说，你应该庆幸你在广州，如果你在北京或者上海，现在我们就不是坐在这里跟你谈话了。
我对他们说的有些意见进行了反驳。这一男一女两位国安表示说，我们就是来执行任务的，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意思是，我不需要跟他们交流什么。谈话大概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听他们这样说，就说，好吧。谈话就结束了。他们走的时候再一次表示说，我们是执行任务的，我们已经把信息传递给你了。他们问我是否收到了这样一个信息，我说收到了。整个谈话过程都是口头上，没有书面记录，也没有让我签字，然后他们就告辞走了。
到了2010年中旬，南方都市报办公室告诉我，我被要求离开南方报业集团，因为根据国安调查的结果，我2010年去了印度，并且去拜访了达赖喇嘛。当时我就把我的护照拿给他们看，2010年我根本就没有去印度。于是这个理由就不成立了。又过了几个月，他们再一次找到我，说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我不能在南方报业集团工作了，不再跟我续签合同。
当时这个事件立即成了一个新闻，包括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在内的外媒都进行了报道。
在香港主编《阳光时务》；无法获得工作许可，被迫离开香港
2011年初，我接到香港浸会大学的邀请，去做驻校记者和访问学者。我刚到浸会大学不久，中国就发生了茉莉花大抓捕事件。当时阿拉伯国家发生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也出现了号召民众到街头聚集的帖子，中国政府高度紧张。当局没有能力追查到发帖者，但是顺势抓捕了一大批包括艾未未、冉云飞在内的公共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他们遭到失踪、关押和酷刑。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告诉我说我也在那份抓捕名单上，让我不要回大陆。我当时不太相信，因为我认为我除了写文章，没有干别的事情，跟茉莉花革命也没有关系。
那时候我太太和女儿在广州，女儿才一岁多。我每个周末回家，从香港回广州去看他们。我正在犹豫是否回去的时候，接到了法国一个机构的邀请，去巴黎参加一个文化活动。当时一起出席这个活动的有余华、展江、于建嵘和我四个中国人。我在巴黎的时候，警察到了我四川父母的家里。这时候我知道我不能回去了，我知道那个电话是真的。所以我就决定留在香港。
在香港的时候，我和一些同行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叫《阳光时务周刊》。杂志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编辑记者都陆续拿到了香港的工作许可，但是，出任主编的我一直没有得到工作许可。我们一再追问香港移民局，每周都给它发一封信，他们每周都会回一封信，都是同样的一句话：还在进行当中。但是后来我们收到的信有了新的内容，说他们在调查我在浸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是否涉嫌非法工作，因为我拿了浸会大学的访问学者津贴6000块钱。
调查进行得相当的漫长。中国护照一次可以在香港待7天，在此期间，我就利用中国护照周末离开香港，去周边国家旅行，然后再入境香港，工作日回来工作，代价非常高。有一次边检告诉我，你不能从马来西亚回到香港，再到马来西亚，这不叫过境签证。我觉得也有道理，我就问他那到第三国，比如说，柬埔寨怎么样？他说可以，这个叫过境签证。但是下个周末我去柬埔寨的时候，又被拦住了。边检告诉我，你只能回中国大陆。我说，你这样告诉我，我就知道我不能回中国大陆了。
于是我的护照上被划了两个叉。我离开了香港，到了柬埔寨。在柬埔寨住了一个月，然后我接到德国伯尔基金会的邀请，从柬埔寨到了德国。
到了德国之后，我在伯尔小屋做访问作家做了一年。一年后我留下来，现在是德国之声的专栏作家。
在此期间，上海国安三次托人给我带话，希望我回中国。头两次被我拒绝之后，他们又说他们理解我不回中国，但是他们也不方便来德国，希望在第三国新加坡和我见面，也被我拒绝了。带话的人是在香港和内地活跃并知名的一名评论人士。
我在德国的时候，同时远程主编阳光时务杂志，直到2013年。之后不久，杂志出版人陈平先生在香港街头遭到两名不明身份的男子的棍棒毒打，之后杂志就关闭了。
遭到全网清除
2004年到2010年之间，我写了大量专栏文章，那些年里我定期写专栏的媒体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新闻周刊、青年记者杂志、潇湘晨报、新闻晨报、山西晚报、FT中文网、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也不定期在新京报、时代周报、南方传媒研究、天涯杂志、香港明报等报章发表文章。
那些年里中国主要网络上平台上都有多个我的博客，大多是网站编辑、甚至网友自己搜集文章做的。从2008年开始，我的文章开始在中国网络上受到了一些限制，2010年后，当局对我进行了全网清除。原来搜索“长平”，搜索结果肯定是我的文章。现在搜索“长平”，只能搜到地名或者长平公主等。
这些年不断有南方周末的前同事写文章回忆那个时期的南方周末，他们在写当时的人和事的时候，甚至在提到我写的报道的时候，都不会提我的名字，好像我不曾存在一样。
《南方周末》的衰落
台湾前几年出了一本书，研究当代中国的新闻现象。书中引用一位网友的话说，1996年到2002年是南方周末的鼎盛时期，这时期的编辑记者被称为“黄金一代”。这批人在2001到2004年期间，辞职、调职，大批出走。
2002年，当时的主编江艺平、副主编钱刚和新闻部主管我被撤换之后，接任的主编向熹来自南方日报。向熹在工作上显得非常努力，但实际上他在价值观上已经和过去的南方周末格格不入。2005年在向熹担任主编期间，还发生了南方周末十多名记者集体辞职事件，抗议给记者降薪以及报纸的走向。南方周末的销售数字也成为机密，不再允许员工知道。
但是这还不够，在2009年底，向熹也被调离。接任他的南方周末主编张东明直接来自宣传部，是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
2012年新华社副社长庹震调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对媒体的管理更加严格，他对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实行了专门的管制。南方周末其实在10多年前已经开始享受一个特殊的待遇，就是它作为中国最低的行政级别科级机构，应该通过南方日报来管理。但是在广东，南方周末的管理被升级，直接接受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阅评。在北京，南方周末的记者站的负责人会直接被叫去中宣部开会。
庹震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时候，对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的审查待遇进一步升级，从事后审查变成事前审查，专门成立了两南小组，由阅评员专门针对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进行事前审查。所谓事前审查，就是在报道和评论出版之前，要由两南小组阅评员审查过关之后才能发表。在2013年发生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中，编辑记者忍无可忍，集体抗议庹震对当年的新年献词进行面目全非的篡改。
那场事件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也引发中国南方的一些活动人士连续几天到南方周末外抗议。但可惜的是，那次事件可能标志着南方周末编辑记者对宣传审查的最后一次反抗。
庹震在两年后升任中宣部副部长。2018年庹震再次升官，成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中国的媒体管理制度有很多个层面。一个方面，违背宣传部指令的编辑记者会受到惩罚，小则罚款，重则调离新闻岗位，再重的甚至可能会被投入监狱。不过在干部管理上，大部分在远远不到被投入监狱的地步，就被撤换了。
另一方面，听话的媒体工作者会得到奖励。一是得到职务的升迁，二是得到金钱的奖励，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直接的或变相的金钱奖励越来越多。通过牌照或者是职位的控制，那些配合宣传部门的媒体人员，可以获得极大的利益。我过去的同事有些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我的工作得到一些国际同行的认可和支持。2016年我在获得加拿大言论自由记者协会颁发的国际新闻自由奖的获奖感言中说，言论是一切的开端，言论即是自由。流亡生活十分艰苦，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常想，故乡不仅仅是一个人出生的地方，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语言；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故乡是他能说出的话语。
后记：我的长平访谈之行结束于柏林墙。我和长平前往观看一个名叫《柏林1933-1945：在宣传与恐吓之间》的展览。可惜的是，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展览刚被轮换下去，我买了本展览目录弥补遗憾。我们沿着柏林墙，在参观的学生和游客中散步。“奥威尔说，一切写作都是宣传，”长平说，“也许是这样，但是如果没有暴力在背后威胁，它就是自由言论。谎言之所以能够立足，是因为背后支撑它的是暴力。”
曹雅学，改变中国网站主编（ChinaChange.org）
2021年3月7日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201/%E7%AC%BC%E4%B8%AD%E8%87%AA%E7%94%B1%E2%80%94%E2%80%94%E5%AF%B9%E3%80%8A%E5%8D%97%E6%96%B9%E5%91%A8%E6%9C%AB%E3%80%8B%E5%89%8D%E6%96%B0%E9%97%BB%E4%B8%BB%E7%AE%A1%E9%95%BF%E5%B9%B3%E7%9A%84%E8%AE%BF%E8%B0%88.html
改变中国
（一）
我第一次和长平谈话是2016年在多伦多，那时他来接受加拿大支持言论自由记者组织颁发的“国际新闻自由奖”。活动很多，他很忙，我们只谈了两个小时，我就得赶飞机回华盛顿。最近几年里，随着我为改变中国网站继续访谈或特写更多的人，并开始从这些不同的故事中看到过去三十年、乃至四十年里有一条共同主线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感到需要再次“造访”长平的故事。下面就是我2020年2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和柏林对长平的第二次访谈。这次访谈持续了好几天。
长平的记者生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完美平行，始于成都，时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后，终于广州，2008年奥运会举行以后。用他的话说，那一年是“外部世界对中国误解最深的一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31岁的长平成为《南方周末》的新闻部主任。那时的《南方周末》一期仅零售就卖一百多万份，而那也是1989年以后中国民间社会最有希望、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间。
在这次访谈前以及访谈过程中，我一直强调我们谈话的目标：把一个时代中的个人故事讲出来；从个人故事中把一个时代的故事讲出来。越具体越好。
我们先从长平的成长谈起。为简洁起见，我在此把他的成长经过总结一下：长平出生于1968年，在四川南充地区的一个山村长大，1987年入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长平从高中起便是个如饥似渴的读者，大学期间，除了当代和古典文学外，还读了大量政治、文学、哲学等翻译著作。大学期间，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谋求自立，卖酸奶、写电影海报、学生社团放电影等。他参加了很多学生社团，书法、写作、戏剧，兴趣广泛。89年的时候他是在校学生，参加了学生民主运动，他说他不是学生领袖，但他参加集会、发表演讲，还目睹了6月6日发生在成都锦江饭店的屠杀。六四后他被学校关押了一个多月。
访谈进行得很顺利，我的提问大都很简单，有时提出一些追问细节的问题。为阅读流畅起见，我去掉了提问，只保留了几个必要的问题。访谈的标题《笼中自由》来自长平几年前的一篇文章。
改变中国将分五部分登出长平访谈，从长平1991年离开大学、在成都过着波希米亚生活讲起。
——曹雅学，改变中国主编（ChinaChange.org）
成都，荷花商情咨询
1991年到1992年，这两年在成都有一群人，基本上都跟64有关，没有机会或者不屑于在政府机关、国有企业、主流社会工作的人。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那时候其实就是穷困潦倒，但是没人觉得自己是穷困潦倒，因为我们是主动放弃的人。而且我们觉得自己是很有抱负的人，所以经常会在一起讨论中国社会应该怎么办。那时候我住在成都西郊的一个房子里，25块钱租一个月。很宅，天天就在家里看书、写作，看书、写作。
大部分人都在写诗，或者画画，还有一帮人在做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同一门住了两位作家，原来在农民日报工作，64上街了，镇压之后害怕，从北京逃跑出来，逃到成都。
一个大学老师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书商，我就给书商工作。那个书商主要做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中小学的课外读物，所以我当时改写了一些历史故事，什么唐传奇，也写了一些诗赏析，我写过一本纳兰性德词的赏析，还写过一本书叫《商潮滚滚》。因为这个原因，我就看报纸，剪报纸，看了一些当时的商业发展信息。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后来一个朋友想做一本商情咨询杂志，找我去做主编。所以我干的第一份媒体工作就是去做个主编，刚开始就只有我这个主编一个人。
成都有个很大的集贸市场，有点像北京的秀水街和广州天河路那样的经贸市场，叫荷花池，所以我们就叫《荷花商情咨询》。当时我很快就组建了一个编辑部，也是四五个人，每天看各种报纸、杂志、剪刀加浆糊，把它分门别类，按照政策、法律、信息、海外资讯汇集，然后印刷成一本薄薄的杂志。当时我们实行的是会员制，就是一个会员一年缴交300块钱，就可以得到这本杂志。
我也去熟悉整个出版印刷的流程。当时还是鉛字印刷，我还很感兴趣，跟着去跑印刷厂，去看工人怎么排版。铅字排版真是个技术活，要迅速的找到字钉，排好，而且还要嵌上一些铁条，把它们打得牢固。他们非常的骄傲。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时代淘汰，因为接着做第二份报纸的时候，才一年时间，就是胶片印刷了。很多活字工人就没有工作了。
很快我们就有了几百家会员，有了很多钱。当时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挣钱的事情，但是我有些兴趣去学习如何去办一份刊物，比较新鲜，组建一个编辑部，同时也了解一些商业和经济资讯；但是另一方面还是回家总是要读诗、读小说、讨论，跟一些都跟64有关的文学青年朋友聚会。
所以我很快就离开了这本刊物，又回去给书商做。1992年那一年我出了7本书，都是不值一提的，包括一本满洲国史，60万字，我都没去过满洲那时候，几年之后我去长春，才把我写到那些地方，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我还改编了一本唐传奇，还写过一本纳兰性德词的赏析。那时候一本书大概可以挣2000块钱，在90年代初，那是很多钱，我有一个在电台工作的朋友，一个月才挣95块钱。
我在做商情咨询的时候是91年。到92年我刚离开那份杂志的时候，就发生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当时做那份杂志的时候，我确实已经感觉到乡镇企业非常活跃，而且他们很希望得到很大的发展，社会底层已经有这个积累。
加入媒体行业
所以南巡讲话对我来说既是个新闻，但同时也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事。我自己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媒体。你看得出他们的创新，他们不想走新华体的路是比较明显的。我记得我蹲在报架之间，很高的报架，翻翻翻，翻到《中国青年报》，一个标题叫“城头变换大王旗”，讲的是克林顿胜选。我当时想，怎么能这样报道呢？
其实媒体的很多变化是从国际新闻开始的，它相对容易一点。
那时候刚好有个机会，有人叫我给另一份报纸写稿，叫《市场导报》。我给报纸写稿的过程中，主编就怂恿我，说你把它承包了吧。当时流行承包。给一点钱给主办单位做管理费，他们就可以把他的刊物包给你，你甚至可以新办一个。
当时我就找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很高兴有了一份报纸。我们采访了一些有意思的题目，比如说府南河工程改造，因为污染和垃圾，府南河变成一条臭河，政府在对它进行清理和改造。市政府对我们的报道很赞赏。我们还对不同的社会人群做了一些报道。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对一个盲人群体的报道。盲人群体有自己的一个世界，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意，他们的居住，他们的全国网络，和所谓正常世界既有关联，但又有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这份报纸做了几个月后，我们就没钱了，也没有能及时找到投资，于是就倒闭了。
这时候有几个人办了一份报纸，叫《成都商报》，做社长的人叫何华章。何华章当时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业务能力很强，但是在六四的时候，他和一些同事上街，声援学生运动。六四镇压之后，他们感觉到在体制内前途无望，于是就商量出来办了这份报纸。当时还是一份内部报纸，他们借了30万块钱，租了办公室，招募了一些记者。但是他们的人主要是些出版界和文艺界的人士，对报纸出版没有经验，所以印刷流程和排版技术等等都搞得他们很头疼。当时已经到了胶片印刷、套图，有时候搞错了一个图片，就把标题遮住了。当时我们市场导报解散了，但是我们的团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几乎是整体加入了成都商报，前前后后都成为成都商报的重要的支柱，从排版，到选题，到管理，都给成都商报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成都商报》
对我来说，成都商报让我非常兴奋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公开鄙视新华体。成都商报当时非常有意识地打着市民报的旗帜，用四川方言写了很多新闻，被语文老师、语委会等投诉，被学校禁止进入校园，也被宣传部问话。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而且我们发现语言方式变了之后，它的意义确实被改变了。
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全国人大、政协开会，也叫两会，那个时候报纸版面的标题还不能直接叫两会召开了，要说第多少届政协在京隆重召开，通常是这样的标题，而且还有眉题和付题做配合，要套红。但是当时我们按照所谓的市民语言做了个标题，叫《人大政协开会了》。结果人大政协震怒，认为我们的报道非常不严肃。
当时我意识到，换一个说法，就会有不同的意义。所以这反而促成我们有意识的去做了很多尝试，当然也挨了很多批评。
后来成都商报在何华章的努力下越做越大。后来又通过和其他报纸合作的方式，变成了正式出版物。再后来又借壳上市，做成全国首家上市的市场化的报纸。
但是在成功之后，当年一再批评、恨不得停掉成都商报的省市宣传部门就把它纳入自己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也就是招安了。招安之后，矛盾也就出现了。它的选题、报道方式、甚至版面安排更加主流化了，愿意接受宣传旨意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
这个时候我就萌生退意了。虽然报社领导一再地留我，我退过几次，但是都被留下来，继续做，因为当时收入也还不错，但是我还是越来越觉得这不是我要呆的地方。报纸商业上很成功，我们搬到了一栋新的大楼，也买了很多宿舍，我们都住着很宽的房子。我们换了几次，从80平米的房子换到120平米的房子，也有相当不错的收入。但我还是非常的困惑。我当时也不想给书商做了，那我到底要做什么？看起来我有了一些媒体技术，这个技术到底能有什么用？
我在做成都商报的时候，就开始很认真的看全国的其他报纸。当时我们订了很多报纸，主要是北京、广州两个城市出版的报纸，还有一两份香港报纸。当时我就看到南方和北方的报纸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时比较流行的是周末报，比较有名的，南方有《南方周末》。当时南方周末的风格基本上是头版一个大特写，主要是警匪和文艺明星的一些故事，最容易有卖相的新闻。但是它一开始就有一块是很严肃的，就是头版下边开了个“周末茶座”，当时请了一些知名作家，包括王蒙、蒋子龙，来写一些杂文，谈一些社会问题，影响很大。
北方最出名的是《北京青年报》的周末版。北京青年周末版的头版基本上也是一个大特写，有些写得比南方周末的特写更长，选题也更宽泛一点，都市化色彩更浓一些。然后还有北京的一份报纸，叫《中华工商时报》的周末版，设计非常清新秀气。然后就是《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在很多年间一直是改革的排头兵。
中国青年报那时候有几份周刊，社会周刊、经济栏讯、青年时讯、青年参考，和冰点周刊，都做得非常有特色。而且那些记者有些人文素养很好，有些历史功底很深，有些调查能力很强。
的确，南巡之后又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很多政府部门都在承包他们的产业，媒体也在承包。私营公司也开始发展起来，乡镇企业也比以前好像更有机会。更重要的是在南方和沿海，深圳、海南的开发一下提速了，很多人都在往南方去。我当时很多朋友都去了南方，我也曾经想过要不要去，但是我知道他们去都是投资房地产，做房地产或者跟房地产有关的事情，房地产的周边产业，我对此没有兴趣。
自我边缘化
在成都商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负责头版。那时只要我们觉得一个事情有意思，就可以发头版头条。后来完全不可能了，必须是市长书记或者省长省委书记的事情，或者是省里的大事情才可以发头版头条。随着报纸的影响越来越大，头版就越来越要听宣传部的话，而且越来越去学习主流。那个时候，主流就是正统的晚报、都市报。我就越来越没有兴趣了。
我在成都商报头两年做的相当的顺，在编辑部可以说得到极高的认可，有很大的权威，不是职务上的权力满足感，而是被认可的那种感觉。不管是我写的新闻还是写的副刊文章，都得到很大的认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成都商报我做得最顺利的两年，其实是我最迷茫的两年。
在成都商报创业之初，我肯定算是元老之一、功臣之一了。但是在它开始挣钱，而且开始发现很能挣钱、一年有几个亿的收入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跟我没有关系了。后来我就选择自我边缘化，主动申请去管特稿部门。特稿部门的好处是可以自己去做一些深度报道。当时成都商报经济上已经比较好了，每个部门都有很多钱，我们部门也有自己的车，自己的预算，所以可以全国出差。
比如，我叫人去采访过崔健，他的“无能的力量”那个新碟出版之前，我们对他做了一篇长篇采访。而且我叫记者着重写他的一些苦闷和他通过音乐做的一些反抗。当时这报道受到一些批评。我还和几个记者上列车上跟踪民工过年回家的经历。这个时候我们做的一些报道就被南方周末注意到了。
1995年，我买了一台电脑，一是用电脑看碟，那时看了大量的外国电影、奥斯卡片、和其他好莱坞片和欧洲的文艺片。另一个事情就是练打字。我觉得要把这个技术解决，为我以后写文章做准备。所以我那时练打字。其中练打字的一个内容，就是把喜欢的文章录一遍，甚至录两遍。我录了很多文章。有一套书，上下册，叫《外国优秀通讯作品选》，是西方媒体报道的深度报道，尤其是普利策奖获奖作品。那两册书相当不错，我全部看了，特别喜欢其中几篇，就用来练打字。它们也教会我怎样做调查报道和其他类型的深度报道。它也选了一些着重编辑的文章。
当时南方周末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邀请全国各地很多记者和它一起工作。大约1997年到1998年间昆明有个案子，后来大家都知道，叫孙小果案。当地的一位媒体人约南方周末记者去采访，南方周末的记者就叫上我，我们就去了。去了后发现，那个案子在当地第一是影响非常大，第二本地人都不敢碰。有叫孙小果的黑社会头目，他有一个流氓团伙，横行夜店，敲诈、殴打、羞辱、强奸性工作者，就是所谓的三陪女，其中还有若干未成年人。这位孙小果其实之前就被判过刑，但是他没有进过一天监狱，还是一直在外边在横行霸道。所以有些司法系统的人对他也是非常愤怒。他的继父是昆明市一个区公安局的副局长，他的母亲也是一位官员。我们做了一些采访，有些干警也非常支持我们。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我们终于找到了受他欺负的一些三陪女。三陪女和她们的家人的处境是非常的悲惨。一方面她们被欺负、被打得非常惨，有些人甚至被打得面目全非。但另一方面，由于她们三陪女的身份，所以自己也感到很屈辱，我们在旁边采访，有些家里人就一直在旁边骂她：丢脸！活该！
后来我们就写了报道。那是我在南方周末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当时在全国影响都很大。南方周末就希望我过去，我也决定去南方周末。
（二）
加入南方周末
1998年7月我到了广州，天气非常热，我的朋友在广州所谓的城中村帮我租了一个房子，非常破败，完全没法跟我在成都的住宿条件相比。但是那时真是年轻，完全没觉得这是个问题。我和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一见面，虽然原来认识一些人，但是和他们集体一见面，我觉得这个地方来对了，因为整体上大家都有一种朝气，整体上比外界想象的年轻。而且大家都喜欢喝酒、唱歌、开玩笑，有一些甚至是很嬉皮士的性格，有一些是很书呆子气，有些很能说话，有些不能说话，就是多元化，和中国的那种单位文化，尤其是北方的单位文化非常的不一样。
南方周末是《南方日报》的子报，而南方日报是广东省委的党报。南方周末办周报是比较早的，1984年创刊的，先知先觉。有些人说可能跟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有关，也有可能跟南方日报内部也有些对创新有兴趣的人才有关。
对报纸改革来说，当时中国整体上是要把一些报纸推向市场。政府想减轻养报纸的财政负担，所以希望一部分报纸他们能够自负盈亏；有一些报纸可以养，但是你如果有机会去挣钱也是欢迎的。所以就出现一批叫子报子刊，也就是党报你不能动，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你可以创办一些子报、次一级的报纸。在管理上，这些子报的离宣传部远一步，宣传部原则上直接管南方日报。有什么禁令，再由南方日报传传达给南方周末或者南方都市报、南方农村报等等。这些都是南方日报的子报。在这种政策下，几乎全国各地的党报都有自己的子报，而且他们对子报就采取不一样的政策，就是要有市场目标，也是要有读者、有广告，要有很大的发行。
当时一个流行的做法就是收一些费用，把子报、子刊报纸承包出去。我开始办的商情咨询、市场导报，都是这种性质，都是另外一张大报承包给我们的。但还有一种像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这样的周报、周刊，因为母报的影响比较大，也比较重要，或者他们内部人才也比较多，他们就派内部的人出来办，某种意义上也是承包给内部的人，给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到了多少几年以后，你就自负盈亏，最好还为母报挣钱。所以大部分的在市场中崛起的晚报、都市报都是这样出来的。
这时候就有相当多的人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报纸来实现自己的一些社会抱负。更进一步的，很多人发现，在实现社会抱负的同时，还可以得到市场回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希望进入这样一种正循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实现了。
南方周末创办的时候只有4个版，后来8个版。我去的时候16个版，我去了之后很快就变成24个版。我去的时候可能有20多个人，我离开的时候，大概有40多个人。我离开以后3、4年之后，可能有六、七十个人。
我到了南方周末的时候，它从地摊小报式的报道，转型为以揭黑、反腐为主要题材的报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也有相当的发行和影响了。而且，它当时还有一些实验性质的东西，比如说它做了一个民间版，会报道一些底层社会、通常一般媒体可能不会去做的一些事情。它也出版连载漫画，画派出所内部的刑讯逼供方式。后来也因为漫画实验，这个民间版被叫停了。
在南方周末转型中有一个人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当时担任新闻部主任的沈灏。他实行了一些变化，把南方周末转向更多的调查报道。
‘伐木工人的最后一位劳模’——报道1998年洪水
我1998年夏天到了南方周末的时候，中国发生了所谓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就是长江发洪水。那时候江泽民、朱镕基都到前线视察抗洪抢险，大批的军人也被派去抗洪抢险。同时由于媒体的市场化也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所以记者非常积极。所以有一个笑话说，前线除了军人，最多的就是记者了。南方周末也有人去到抗洪前线，但是它把更多的记者派到了别的地方。派去了哪里呢？去长江上游，从长江的发源地西藏境内的沱沱河开始，一直到长江中下游，派人去探寻长江洪水的源头。这样一个报道策划，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较常见，但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南方周末编辑部派人去探源，这本身就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我接到任务是去四川。报社也不知道应该在四川哪一段去采访，我就去了省林业厅，先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由于常年砍伐太多，四川省刚好也正在进行恢复植被的号召。
我决定去马尔康看看森林砍伐的情况。我一路上相当地震惊，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森林。你以为已经走到大山深处，但从两边看，还是光秃秃的岩石，要走到很深的山里，才勉强看到一些很低矮的新栽的树木，要看到原始森林相当不容易，因为从50年代以来，中国的伐木工人一直是一支很强悍的队伍。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树木不断地往后退，退得再深，伐木工人都能把它找出来，砍掉。
大部分记者写了沿途见闻，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也这样做了，但我当时很不满足，我觉得要找到一个故事，找到一个人，把我所见到的东西呈现出来。
这时候就打听到有一位伐木工人在住医院，住在马尔康医院，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地区医院。我就要求去看他。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一辈子勤勤恳恳，得到了很多奖励。我告诉他来意，在采访的过程中，他对我说，“好像这次长江洪水和我有点关系？”
当他意识到森林砍伐和洪水的关系时，他相当自责，他甚至认为记者就是来责怪他的。我了解了他的故事，他也向我做了些询问。我基本上了解到，中国在50年代评出的全国劳模，会有20多个伐木工人，后来降到十几个，再后来几个，到了他这一代，我判断这次洪水之后不会再评伐木工人作劳模了。所以我就下了一个标题，叫《伐木工人的最后一位劳模》。这篇报道出来之后，引起相当大的反响。我也觉得这样的报道是相当有意思的，我对采访小人物在大事件中的命运，非常有兴趣。
大渡河泸定桥枪杀案报道被封杀；南方周末记者的信心
我刚去南方周末做的另一个印象比较深的采访，是泸定桥大渡河旁边发生的一起枪案。当地人因为债务发生纠纷，大概600块钱的债务纠纷，一个警察持枪在现场枪杀了9个人，两个受伤的人后来也死了，一共死了11个人。
那是我第一次到大渡河那一带，真是山高路远。大渡河在四川西部，就是共产党长征历史中“飞夺泸定桥”发生的地点，是所谓的革命老区。那里非常贫困，老百姓生活非常艰苦。我和一个同事去到一个小镇，找到镇上的唯一的一家旅店。等了一会，女老板才来。老板介绍说，一个房间有6个床位，每个床位两块钱。当时南方周末的出差住宿标准是300块钱，就是一个晚上可以报销300块钱住宿费。我说我给你20块钱，把这间房子包了。“啊，老板，你是做药材生意的吗？”女老板问。那一带只有做药材生意的能挣钱。
受害者家属非常悲愤但同时也很绝望。他们愿意接受采访，但是他们都觉得没用，因为警察杀人涉及到公安的形象，肯定不会让报道的。当时我和同行的记者就给他们保证，“我们是南方周末，你听说过南方周末没有？我们是可以报道的，我们一定要给你们报道出去。”他们就配合采访，我们把整个过程都了解清楚了，我把报道写了出来，发回去。报社那边说，我们已经接到公安部的要求，不许报道这起案子。
所以就像村民认为的那样，没法报。想到我们给村民做的保证，我感到特别内疚。
曹雅学：我们先停一下。当你告诉村民，“我们是南方周末，我们可以报道，我们一定要给你们报道出去”的时候，我很惊讶你的信心。你问村民听说过南方周末没有，好像南方周末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样。但是南方周末从很早开始对审查、乃至惩罚都不陌生，所以这种信心来自哪里呢？你显然不是故意对村民做不实的承诺。
南方周末通过一些勇敢正直的报道，已经广为人知。人们从各地给南方周末发新闻线索，编辑部有一台传真机，每天几乎不停地在收件。当时南方周末的口号叫正义、良知、爱心，吸引了一些有社会理想的媒体人。他们会说，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报道真相，你们不能让我不干这样的工作。南方周末并不是唯一有这种使命感的报纸，南方都市报甚至发生过中层干部集体抗命的事件。南方周末也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开会的时候都会争吵，主编会感觉到来自编辑记者的压力。逐渐地它就形成一种文化。领导每周周会都会宣读宣传部的意见或者宣传禁令，在读的过程中或者读完之后，大家就会嘲笑，领导有时候也做出一副反正就是这样的态度。
另一个我们了解到的事情，就是真相是有市场的。南方周末那时候市场非常好，一期仅仅零售就可以卖到一百二十万、一百三十万、甚至一百五十万份，一份那时候是一块五。所以南方周末作为子报，是给它的母报南方日报挣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母报也不希望它被关了。
当时南方周末的主编江艺平是业内非常受尊敬的一位主编，她自己也是个非常有理想的新闻人，也非常尊重员工，所以她会去顶住一些压力，保护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时有一个判断，就是南方周末要被关门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管理人员被调整是有可能的。现在回头看，我们当时是太乐观了。实际上要调整南方周末的班子是随时随地的事情。
所以多种因素加起来，那时候的南方周末毫无疑问是业界的良心和标杆。我们会感觉到自己身上有一种道义力量，也觉得有些事情总是要有人去推动、去做。南方周末记者到很多地方采访的时候非常受尊敬，也具有一些媒体的权力，包括地方领导，他们会害怕南方周末。
‘优秀共产党员’
我到西安郊外一个农场做过一个报道，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思考很多问题。有一位国有大型农场的场主，相当于一个国有大厂的厂长，非常有势力，也是多年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个人。但他实际上是地方一霸。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派人去抢收了一户租户种的蔬菜，因为租户没有给他送礼。被抢的蔬菜大概值几万块钱，可能是这家人一年甚至几年的经济来源。所以这租户就打官司，法院就判他们输了。他们就一再去找法官。有一天，父子俩一起去找法官，法官说，“无论如何，你们都不可能赢这个官司。”结果他们就掏出一些准备好的农药，当着法官的面就喝了，死了。
他们的死当时也没有为他们赢得更多的公义，案子并没有进展。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他们家又有两个人自杀了。这时村民感到非常不平，集体告状，但是案子仍然没有进展。然后南方周末、羊城晚报等报纸就去报道。南方周末就让我去。我去后先做了一些外围采访，见到了这家受害者的家人和村民，然后我就要去农场采访。村民都拦着我，说你千万不要去，不要去，那个人惹不起。
作为记者，这种情况下，我更想去了。我就花几百块钱包了一辆出租车，农场在西安北郊，有几十里路，开到的时候，已经下午下午三、四点了。我偷偷的采访了几个农场的工人，然后就直接去找场长。找到场长之后，他非常生气。“是谁叫你来的？”“是不是有人给你钱让你来的？”说着他就把我拽进一个像仓库那样的大屋子，空荡荡的，同时就进来四、五条大汉。
然后他把门关上了。我一看，还是挺害怕的。那位场长说，“你知道我是谁？我是多年的优秀共产党员，你还当我是流氓，是吗？”我说我没有。他就把我笔记本给抢了，录音机抢了，还把我手扭伤了一点。然后就问我，我抢了你的笔记本吗？我说是。他就问那几个大汉，你们看到我抢了他的笔记本吗？大家说没有。他就这样给我展示了这个黑白颠倒的过程。然后他拿出一张报纸说，你看这报纸上是怎么写的？是表扬他的，而且报道的是同一个案子，黑白颠倒报道的。他叫我给他读一遍，我还真给他读了一段。
他一直问我是谁派来的。我这时有点明白他在怀疑我是个假记者。然后我说我没法跟报社联系，手机没信号，他说你要联系上，那我就借机打电话，出门了，他也就没拦。出去我就再也不回去了。外边他的工人都在围观。我真的联系上了报社，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这时候我就坚决不回去，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我就走了。我一看，出租车不见了，那可坏了，天已经黑了，我没办法，就往前走，结果，出租车在路边草丛里招呼我。司机说他们赶我走，我在这等你。
我回去后就把报道写出来了。登出来之后，当时的南方周末的确是影响非常大，迅速就有了反应。当时陕西省的副省长就要见我，而且很快就派出工作组调查。
所以这确实也是一种媒体的权力。在中国是这样的，媒体都是党的，只要它没有压过你，如果事情出来了，它没法否定媒体本身。
我很快就去了，去做第2次采访，还见了那位副省长。那位副省长给我讲了很久，相当动情，都讲哭了。他还一点不虚假，表演得非常好，讲他如何爱民，如何痛心。
他们一调查，情况比想象的更恶劣。法官收了场长一些钱和一卡车西瓜，然后直接用白色的涂改液改了个卷宗里一些关键的地方。那是很明显的，直接改了卷宗。
我第3次去的时候就是法庭开庭，场长就坐在那里，还跟我对上了眼。总之，我坐在那里，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心里很悲凉。这样事情根本就不应该发生。
我也没想到报道这个事件会那么危险，法官会那么荒唐，当然我也没想到副省长在媒体采访前什么事没有，媒体报道后，他还可以哭。
所以当时南方周末每一个案子背后都有好多故事，而且都反映社会的好多方面的问题。我曾经和另一个记者策划，说我们做一个电视系列剧，每集都是同样的两个记者，去采访一个故事，每个故事都展示社会的一个方面，就好象一个侦探片，两个侦探每一集破一个单独的案件，每一集各有曲折的情节。最后一集是什么呢？两个记者历经艰难万险，终于成功的完成了一次采访任务，打电话给报社报告进展，但是编辑部告诉他们，不用写了，报社被关闭了。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其它报社是现实发生过的。
南方周末其实经常都面临被关门的风险。有一次他们惹恼了公安部，真是下了命令要关他们。那是我去之前的事了。当时广东省委书记出面保了它，那位省委书记是本地人，他以广东是改革开放前沿这个名义化解事态，让南方周末深刻检讨，彻底整顿，但报纸还是不要关门。
其实南方周末的人会有这样一种感触：外边总是不断在报道，说中国对新闻媒体的管制加强了，又加强了，但是从内部的人看，有个记者就跟我说，我们没有一天不感觉到压力，没有一天没觉得紧箍咒不在了，并没有前面松、后面紧的感觉。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高度紧张的，都在面临着批评，而且每一次批评你不知道所谓的力度有多大，你也不知道这一次你是否应付得过去。当然每一次报社上下都是全力以赴去解决。
（三）
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日
我到南方周末之后很快遇到一件大事，那就是1998年的12月18日，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日。20年前，也就是1978年的12月18日，被认为为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决定而且定下基调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开幕，它就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纪念日。所以每十年的那一天就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中国的媒体都要进行方方面面的纪念，当然主要就是歌功颂德。
所以我们开了一个策划会，但是我们纪念什么？“改革开放”这几个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半真半假的。它有相当程度的改革，也有相当程度的开放。但是，它也有一开始就决定不改革、不开放的一面。在这之前，中共把它包装成逐步改革、逐步开放。事实上后来回头看，涉及到可能影响政权稳定这一部分，它从来就不改革，也不开放。所以当时我们回避了改革开放这个词。我们认为改革开放是一个真伪并存的概念。我们选择了“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可以说也是不彻底的，但是它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比改革开放更接近真相一点。
编辑部认为，思想解放是所谓改革开放20年的一个核心问题或者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南方周末那期的主题叫“思想解放20周年”。
我接到的任务是写一篇在头版发表的纪念文章。当时的南方周末已经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自由民主的吹鼓手，影响力一呼百应。代表编辑部写的一个头版文章，那是非常重要，我感觉到编辑部对我的期待，要写一篇纵横捭阖、大气磅礴的社论，俯仰天地，臧否古今。
那时候我已经写了十多年的专栏文章，他们都熟悉我的文字，我也写过大量的调查报道，也写过小说，出过书，可能他们认为我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当时编辑部非常重视，虽然把写作的任务分给了我，但这整个工作是编辑部的，所以编辑部就分派10来位编辑记者分头为我提供支持。一部分人到资料室分门别类去找资料，有些人负责找党史，有些人负责找人民日报，有些人可能负责找国外的参考资料。很快，大家就在资料室的一张大桌子上满满的堆了无数堆资料，然后他们就散去了，就留下我一个人，埋头在那里阅读资料。我记得有一位同事非常同情的看着我说，“那么我们就走了啊。”
当时我的感觉是，在浩如烟海的各种记录和论述中，从宏大历史的角度去论述改革开放的意义，其实已经没有必要。所以我当时也没跟编辑部商量，就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写一篇另外的文章，我要写一篇关于当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命运的文章。
但是当时我已经没有机会出去采访了。我想起来南方周末做了一个征文，叫《我与20年》，有大量读者投稿。我就把这些征文信件拆开看。那些信件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源。我来不及看全部的信件，就找了一些留下联系方式的、我感兴趣的故事，我也叫同事来把各地报纸反映当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的记录给我摘下来。然后我就打电话采访。
最后我写成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标题就叫《二十年前的十二月十八日》，发表出来后出乎很多人的预期。这篇短短的文章首先罗列了当时的电影院的电影、天气预报，还有北方、南方和中部的人们在吃什么饭，理发多少钱一次等等这些数据。里边有一些有名的人物，比如说我写晚上《中国青年报》思想评论部编辑马立成和几个朋友聚在一个人家里吃饭，其中一个人的妻子因为天安门事件、就是当时纪念周恩来逝世的四五运动中被捕。他还记得当晚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熬白菜，啤酒根本买不到，但没有人在意，聚会直到深夜1点才散。或者另一段，京西宾馆开会时，50岁的杨奔有所风闻，但仍然兢兢业业的操着他的顶上功夫，就是理发，小孩2毛5一次，光头三毛钱，其余的3毛5分钱。广州一位工厂厂校的教师在日记中记下了当天的伙食，她读给我听：早餐水泡饭、咸菜，中午白菜、豆腐，晚上鸡蛋炒酸黄瓜。在这整个记录的背后，你能看得出来当时的民众对于变革的渴望，以及在极权政治下个体命运的无助。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南方周末当时的编辑记者是相当自由的，给你一个任务，你基本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发挥，按照你能收集到的资料、能采访到的人物决定你的文章写成什么样子，既没有政治任务，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形式上的要求。这是一种创造力，而且它满足了我当时作为一个记者和写作者对自由表达的一种需求，同时也满足了我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这样一种当时在我心目中还算比较隐秘的渴求。后来它就越来越变得明晰。
宣传部下令三名记者离开：新闻部主任沈灏、消费版编辑曹西弘，专栏作家鄢烈山
到了南方周末之后，我非常享受作为一个记者的职业，到全国各地去采访，从上到下各个方面接触这个国家。我当时和同事有一个很长的采访计划，但是很快这个计划被终止了，因为南方周末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它遭到了中宣部的很严厉的批评。南方周末自报道风格转变以来，遭到省委宣传部、中宣部的批评，是经常的事情。但是那一次，1999年1月，中宣部点了三个编辑的名字，要求他们离开南方周末。一个是当时的新闻部主任沈灏，一个是当时的消费广场版面的编辑曹西弘，一个是杂文家鄢烈山。
沈灏自己写作和组织了一些反腐报道。曹西弘在他的消费广场版面上，为消费者争取权益，是全国最早的这类报道，针对中国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如中国铁路、中国电信、中国的银行业，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拷问，就是立足于消费者权利的立场，质问他们手机为什么要双向收费？为什么费用这么高？火车票价涨的理由是什么？管理机制为什么只是为了保护铁路部门的利益？为什么忽略、剥夺消费者的利益？
鄢烈山写了很多针砭时事的文章。当时的南方周末，从上到下已经非常明确，我们要为民生呼吁，要揭露腐败，要倡导新闻自由，要促进政治改革，为此这些编辑和记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当时报社领导是要保护这些人。
被点名的这三位中，沈灏作为新闻部主任，必须离开。当时对他的保护就让他暂时离开，到南方日报的其他部门任职。鄢烈山是让他在家里写作，不要来坐班。他换了个名字，后来很多读者都知道了南方周末出现了一位叫刘友德的时评家，写作风格跟鄢烈山一样。
曹西弘的工作无法在家里做。他当时很多工作是指挥记者去采访，还要处理大量读者来信，要编辑发稿。所以他必须在办公室工作。当时我们想的办法就是让他像性工作者那样，白天睡觉，夜里上班。这是中宣部的命令，所以你看的出当时的南方周末在保护记者编辑方面是非常有勇气的。
那个时候曹西弘通宵上班，白天在家里睡觉，有些时候还要让其他部门，比如说电脑录入部门、排版部门配合他，还给他派了一个助手。这个助手白天上班，一是协助他处理白天的事情，另一个就是冒充新的责任编辑。有时候读者会上门来拜访编辑。更重要的是我们担心宣传部门会来抽查这个版面是谁在负责，所以就需要有人来充任这个角色。
有一天有个陌生人来到编辑部，说我找责任编辑。这位助手就出去说，我就是。那个人说我要找曹西弘，这个助手说我就是曹西弘。那人说，你不是曹西弘，我是他的中学同学。所以闹出一些笑话。
过了一年多时间，曹西弘、鄢烈山又回来了。但是更重要的一个位置，新闻部主任，可能很难像这样操作，所以那个位置就空出来。
出任新闻部主任
当时的新闻部主任沈灏被迫离开了，那就需要新的新闻部主管，我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之一，因为我写作时事评论已经有10多年时间，我去了之后也做了一些得到读者和同行认可的新闻报道，也写了一些社论性质的文章。但是有两个障碍，第一个是，我毕竟刚刚到南方周末不久，可能还不到半年时间，是一个新人。另一个最主要的障碍是，当时的南方周末和中国绝大多数媒体一样，员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体制内，一个是体制外，或者说，一个叫在编人员，一个叫聘用人员。
当时的南方周末对外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推动改革的标志性的媒体，但实际上它内部的一些机制仍然是非常僵化的。我去之前在编人员的工资等于聘用人员的工资的两倍，但是由于真正给南方周末带来声誉的，真正为推动改革开放鼓与呼的是一些新来的、聘用的记者。
我作为一个聘用人员，是不可以被任命为管理者的。这是体制管理干部的一种机制，体制内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考核和严密控制的。但是当时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所以南方周末就任命了我和另外一位也是非常年轻的编辑陈菊红，做新闻部副主任。我们做副主任做了差不多一年时间。
到了1999年，南方周末内部改革已经开始有一些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在编人员和聘用人员已经开始同工同酬。在1999年底的年会上，部分编辑记者强烈要求报社任命我做新闻部主任，他们联名去找主编谈判，以罢工相威胁，主编连夜请示集团领导，最后宣布我任新闻部主任。
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个非常大的荣誉。迄今为止，我是南方周末历史上唯一任命过的体制外的中层干部，南方报业史上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我是唯一的例外。
关于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的系列报道
从1999年1月到2002年3月，我负责南方周末新闻部的管理工作。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是负责新闻选题策划、记者工作的安排、编辑记者工作的考核，以及版面编辑，实际上跟南方周末这个新闻出品有关的所有事情都要负责。而我自己仍然对采访和编辑工作很感兴趣，所以我几乎每一个周末都会出去采访。
我认为在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有几件事情，它们要么是由我亲自策划的，要么是我参与者策划的，但反映南方周报当时的面貌。
一个是1999年5月，代表北约的美国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南南联盟大使馆事件。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民族主义浪潮，可能也是1989年后中国人第一次被允许大规模上街表达自己的想法。后来一些年轻人喜欢把自己称为“南联盟使馆被炸的一代”，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决定了当时在校大学生很多年内的想法和行为。在他们之前有天安门一代，天安门一代是想推动中国自由民主的一代。在89年后的10年，中共改变了它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和内容，加上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培养出了民族主义的新一代。
南联盟使馆被炸这个事件发生得很突然，确实令人震惊，而且三名记者被炸死。中国媒体差不多都在呈现这种震惊以及由此事件带来的反美情绪，所以很多报纸的标题都是非常耸动的。愤怒，眼泪，血泪！我们不能忘记！网络上还有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样的情绪。
在南方周末，我们除震惊外，一方面担心冷战结束之后的和平方向出现战争风险，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共在利用这个事件强化民族主义情绪，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众中出现一些非理性的声音和行动。所以我们很谨慎的做了一组报道，那组报道的头版大标题叫“比导弹更强大的力量”，编辑部社论的标题是“没有高度的纪念碑”。
在这篇社论中，我们表达了对三位失去生命的记者的痛惜和悼念，谴责了暴力行为。但这一组报道和这篇社论的核心内容是呼吁大家保持理性，维护和平。这篇社论写道，“我们应当高扬和平、人道的旗帜。和平要建立在大地上，它也必须根植于人心中。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巡航导弹和重磅高爆炸弹更强大的力量，这就是正义、良知、与理性。”社论引用帕斯卡尔的话说，“你为什么杀我？什么？你难道不是住在河的对岸吗？假如你住在河的这一边，我当然就成了凶手，杀死你就是非正义的了。但因为你住在河的对岸，于是我就成了英雄，杀死你就是正义的。”帕斯卡尔说这以河为界的奇怪的正义，他的意思是希望读者以正义、良知和理性作为判断，而不要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条河划界，形成敌对关系。
在当时全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中，南方周末的这组报道，从版面到标题到写作风格，都独树一帜。它的意思虽然比较委婉，但是读者一下子就感觉到了它的不同。那期报纸上街之后被抢购一空，卖了150万份，是我所知道的南方周末历史上最高的零售量。中国报纸的发行量数字都是有水分的，但南方周末是实实在在的150万份。
报纸出来后，我站在广州街上一个报摊前驻足观看。我看到其他报纸煽动民族主义、甚至煽动仇恨的一些报道，我看到南方周末与众不同之处。说实在的，我内心感到非常骄傲。
（四）
公共知识分子孵化器
曹雅学：我九十年代初就离开了中国，在很多年里对中国发生的事情、社会的动态了解很少。最近几年做改变中国网站以来，我开始了一个补课过程，有太多要了解的事情。我手里从没有拿起过一份南方周末，但是这些年里我不断看到南方周末一些成为集体记忆的文章，比如二十年前新年献词、一些里程碑的报道。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那些年里很多知识分子给南方周末写文章，比如贺卫方教授就是因为1998年在南方周末写的一篇题目叫《复转军人进法院》的短评而出名，并开始在报刊撰文，成为家喻户晓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认识的一个北师大文学教授，也给南方周末写文章。所以我得到的印象是，南方周末在很多年里似乎是一个活跃的公共话语场所。想请你回顾一下。
南方周末一直把思想解放作为它的一个价值核心。它不只是在纪念改革开放周年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主题、一个关键词陈列在报纸上，而且它实际参与和推动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争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那几年期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叫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这个争论被认为是中国这么多年之间始于民间、终于民间、影响力极大的一场思想事件。它肇始于读书、天涯的一些学术杂志，但是由于南方周末的参与和推动，它迅速的变成了一场公共事件。
简单的说，新左派强调他们更重视公平，自由主义更重视自由，他们都分别援引西方的学术资源，使得一些西方思想家在中国民众中成为明星，罗尔斯、柏林、哈耶克这些人的著作在中国畅销起来。但是在中国，两派基于自己的学术背景和政治倾向，把它变成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思想争论。新左派看起来是强调公正，但是他们的争论中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而且，鉴于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发端于左翼，所以至少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新左派很大程度上是在维护当下的意识形态、维护当下的政权，甚至在为老左派进行某种张目。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是公平正义的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以政治上的宪政民主、思想上的自由包容、经济上的市场经济作为方向。
这场争论让很多本来在书斋内进行学术研究的人成为大众明星。比如说贺卫方、徐友渔，秦晖、朱学勤就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成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当然他们的论敌，像汪晖、甘阳、刘小枫也为很多人所知。
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中国当时的市场化媒体，它们的价值立场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南方周末当时编辑部的两个重点，一是法制，二是市场经济，它推动的是政治上的宪政民主和法律上对法治进行制度性的建设。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两种人迅速的成为明星，一种是法律学者和律师；另一种是经济学者和企业家。能够进行这样的推动，和中国加入WTO的时代氛围是分不开的。
贺卫方在公众舆论中的那篇成名作《复转军人进法院》，讲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政府分配大量的退伍军人到法院当法官。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安排退伍军人到医院当医生？他说，大家都明白，医生需要专业技术，退伍军人没有这样的技术，不能当医生。但是法官的工作难道不需要专业知识吗？法官的工作难道可以让没有专业知识、没有专业训练的退伍军人来充任？
这篇文章提出的，实际上是法律在执政党心目中的角色。法院的工作不是实施法治，而是听从政治指挥、服从政治命令，需要的时候甚至充当打手。
媒体可以通过议题设置把一些话题凸显出来，并且通过发表回应文章、组织读者参与讨论而将之变成一场公共辩论。南方周末在对这些思想事件的报道和推动中，实际上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孵化器。它把隔离在高校格子、单位格子里、法院格子里的一些人连接起来，让他们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这对公民运动的兴起、乃至维权运动的发展，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农问题，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李昌平
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中国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话题。中共建政后的政策取向是实行城乡剪刀差和建立户籍制度，让农民支持工人，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到两千年初，中国有12亿多人口，其中农民有8亿。当时农民不仅是城市底层工人的主力，而且农民还承担着极高的农业税。
2000年，中国湖北省有一位乡党委书记，名叫李昌平，他给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了一封信，讲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讲了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这封信先在《中国农业报》发表，没引起太大的关注，后来南方周末进行了报道。2000年底，我们把他选为当年的年度人物，头版大照片，我写了当选年度人物的评语。李昌平一下子成为全国新闻人物。
我给李昌平写的评语赞扬了他作为一个基层官员所具有的良知和责任感，强调了中国农民长期以来的艰苦生生存状态和中国三农问题的急迫性。在那以后我们继续对中国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村问题组织了若干深入的报道。后来李昌平辞去了乡党委书记的职务，去北京担任一个杂志的主编，成为当时推动中国政府直面三农问题的新闻人物之一。
‘张君案检讨’
2000年到2001年间有个全国很著名的案子，叫张君案。张君出生在湖南农村，青年时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村青年一样南下打工，但也和千千万万的农村青年一样，一再遭遇挫折。一再失业后，他参与了一些抢劫、偷盗等犯罪活动，多次被警方抓进去，又放出来，抓进去又放出来。他后来自己叙述，他每进去一次，出来的时候都变得更坏。第一，他从派出所出来或者从监狱出来，就更加没有生计。第二，他进去总是遭到刑讯逼供，让他对警察、对社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仇恨。所以他后来就组织了一个黑社会团伙，越做越大，抢银行、杀警察，犯下了好几起重大刑事案件。
2001年的时候，他在重庆落网。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叫文强，也因为抓捕他而成为明星警察。
曹雅学：我给读者说明一下，在张君被判处死刑10年后，2010年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时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的文强被指控是“黑社会保护伞”，被判处死刑。薄熙来的命运，当然众所周知。
所以当时全国媒体是每天都在报道张君案，中央电视台有机会去看守所面对面的采访张君。大部分都在报他如何犯罪、他传奇和惊人的杀警察、抢银行的经过，他戏剧性的被抓捕的经过，以及警察为民除害的功德。
但是当时我看到很重要的一些方面没有被涉及，就是他是怎么走到今天的？这是南方周末长期关注农村问题的一个必然的思考。我就派记者去他的湖南老家去调查他的成长经过，还派记者去湖南、湖北等等他留下一些印迹的地方，最后我们做了一组报道，其中头版封面报道的大标题叫《张君案检讨》。
我们是要检讨这个案子，检讨的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他从一个纯良的农村青青年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头目。二是我们的司法制度，为什么一些人从监狱放出来后更加的反社会？严打酷刑对社会治安到底起到什么作用？
报道一出来，也是一下子洛阳纸贵。那期报纸零售量是135万，是我的记忆中继美国轰炸南联盟使馆报道之后第二高的零售记录。
报纸出版后马上引起了地方当局的反应。湖南省委省政府感到震怒，重庆市公安局也震怒，他们给中央写信说，我们没有想到这样一件好事，我们警方为民除害的一件大事，也被南方周末用来污蔑我们党，污蔑我们党的农村政策，贬损我们警察队伍的形象。
中宣部阅评；我被调离编辑部
中宣部也很生气，把南方周末进行了阅评，点了四篇文章的名，要求南方周末处理相关的编辑记者。第一篇就是《张君案检讨》。第二篇是一篇评论，讲中东问题，标题叫《独裁专制是地区动乱的根源》。中宣部说这是明显的影射我们党。就像一个苏联笑话说的那样，“大家都知道你在说谁。”
第三篇是，2001年初石家庄市发生了一起恶性爆炸案，死亡108人，受伤38人。当时宣传部门限制报道，但是南方周末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同时在报道中质疑地方政府对民众安全的责任。第四篇文章是讲文革中的一段历史。重庆红卫兵武斗死了很多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们埋在一块墓地，叫重庆青春墓地。这也被认为是揭中共历史的伤疤。这四篇文章加起来，被中宣部认为有严重的舆论导向问题，要求严厉处罚编辑记者，整顿编辑队伍。
我被认为是直接的责任人。为了应付中宣部要求整顿的命令，第一个就把我调离编辑部，就给中宣部回复，长平已经调离编辑部，而且再也不允许从事采编工作。
但是中宣部认为还不够，要求继续整顿。又过了几个月，南方报业集团应中宣部的要求，让主编江艺平、副主编钱刚也离开了他们的职位。所以这次事件，主编、副主编和新闻部主任被调职，成为南方周末历史上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也成为南方周末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我被调离南方周末新闻主管的职位之后，南方周末的新闻管理以及主编这个职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凭业务竞争上岗这样一个传统就终止了。新闻部主管也由南方日报调派政治上可信任的人担任。
我被调去了发行部门。但实际上很长时间无事可干。它是一种流放。发行部门也对我说，其实你就是流放在这里，也不用做太多具体的事情。
在中央电视台短暂工作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中国媒体的市场化已经深入到了一定时候，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在业界都享有很高的声望，更不用说我还有新闻主管这样一个光环。所以尽管受到了中宣部的打压，但还是有很多地方来找我。其中湖南有个机构想办一家新的都市报，想让我去做总编，给我提供了很高的待遇，但我还是希望有机会做一些关注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的报道，所以没有去。
2002年中央电视台创办了一个新的频道，叫第12频道，也叫西部频道，有位制片人在这个频道办了一个栏目，叫“新闻夜话”。他找到我，希望我去做主编。我当时对了解中央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的运作和学习电视制作都很有兴趣，所以就去了。去了之后参与了栏目的创办、构想、招聘主持人，然后排练新的节目。但是我很快感觉到中央电视台的审查制度和南方有非常大的区别。
2002年3月5日，长春发生了一起很大的事件，法轮功学员成功地在长春电视台插播了一段叫“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事件真相”的电视片，时间长达四十分钟。长春数百万观众很惊讶，但谁也没吭声，把这段揭露江泽民政权迫害法轮功的视频看完了。这成为令中央震怒的一次重大电视新闻事故。这之后，中央电视台的审查制度更加严格，不只是内容审查的制度，还有录像带的保护，建立了非常严密的制度。当时我们在中央电视台大楼之外，因为大楼已经住满了，很多栏目组都在外面租房子。这些栏目组录制好的节目要送进大楼里播出，每个录像带要由好几名武警荷枪实弹押送。
有一天我作为栏目主编去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台上坐了一位领导，在念中宣部的宣传通知，口气极其的严厉，声调激昂，高到有点刺耳。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我认识的一个人，他是中央电视台改革创新的代表栏目“东方时空”和“实话实说”的创办人之一。我去了中央电视台后，在一次餐桌上和他见过面。他对南方周末表示赞赏，对我个人显得非常尊敬。他说很高兴能够和我做同事。但是那时他作为一位领导坐在台上，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让我感到非常惊讶，也很不适应，我就忍不住笑出了声。我的笑声在全场显得特别的刺耳，这位领导就停下来，花了两分钟时间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当时我就在想，这一位领导和在餐桌上对我表示欢迎的那位知名的栏目制片人，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他。
曹雅学：这个问题也许无关。大多数人是环境塑造的产物，不管是否意识到，都在服从于环境的要求。如果南方周末是惯例，而不是例外，他可能就是餐桌上的那个人。人有信念很罕见，按照信念做人行事更是罕见。
说到法轮功，当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中宣部要求全国的所有报纸都要统一使用新华社通稿，但是南方周末就抵制了，真的就从来没有用过。说起来，最早对法轮功提出批评意见的是南方周末知名的杂文家鄢烈山写的一篇评论，但是等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的时候，我们一个字都不发了，而且成功的抵制住了。这是当时我们南方周末编辑记者的一个骄傲。
这种不限于一个主题、整体上对南方周末的自豪氛围，延伸到我们的发行员、广告员、校对员们。南方周末的人从上到下，对那种反动和荒谬的审查制度和宣传禁令，从内心是鄙视的。
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几个月就离开了。那时候我接到了美国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的通知书，去做访问学者，但是没能成行。我妻子出了车祸，大脑和腿严重受伤。
《外滩画报》
到了02年底，我和一些同事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报纸，叫《外滩画报》。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常住人口加流动人口，有2000多万，但没有一份时政类的报纸。那时候，南方报业集团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实现新闻理想，另一个是扩展市场，开始往别的城市发展，创办了若干到现在为止都很知名的报纸，包括上海的《东方早报》（2003年），北京的《新京报》（2003年），长沙的《潇湘晨报》（2001年），都是南方报业集团的编辑记者参与主创的。我们有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南方集团积累了开通媒体市场的经验，它依据新闻自由价值观所提供的信息是人民需要的信息，我们相信它能获得市场。所以我和另外几个朋友就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合作，创办了外滩画报。
你可能会感到意外，但上海的宣传管理比别的城市更加严厉，而且从来都是。上海人一再说，我们是一个时尚都市，对政治新闻不感兴趣，但事实上，这种“不感兴趣”是新闻严厉管制的结果。
我们到上海之后，发现宣传禁令比广东更多。在广东，宣传禁令随时都在下发，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少的时候，可能一周会接到三条、四条，多的时候也是每天都有；但是在上海几乎每天都有禁令，每天都有3~4条，明显超过其他地方。大部分禁令是为了社会维稳，还有一部分禁令是息事宁人，他们也通过宣传禁令来禁止报道官员腐败、企业行贿受贿这种情况。
90年代上海有一位宣传部长，大凡有重要的事件发生，他都要到新民晚报去值班。他要亲自画版，亲自决定哪条线套红，哪个标题用什么字体。这在别的地方是很少见的。
在别的城市，宣传部门并不会去重视一个刚起步的新媒体，他们重视的是那些已经有影响力的媒体。但是外滩画报从刚开始谁也不知道的时候起，宣传部门就看管得很严。
曾经有一家企业，它的产品出现问题，我们就派记者去调查。那家企业要求我们不要刊发这篇文章，提出在我们这里做40万广告，交换我们不发。同样的事件在南方周末曾多次出现，南方周末的主编曾经严辞拒绝过国营大企业中国电信300万的广告。我们当时非常缺钱，但是经过紧急商量之后，我们决定拒绝这份广告，不被收买，坚持刊发这份新闻。结果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了宣传禁令，直接要求不许刊发这份新闻。我们一下子明白了。这家企业一定是被人点拨，或者是它自己想明白了，直接找到宣传部门，不需要花40万，甚至1/10的钱都不用花，买通审查部门就可以了。这背后的腐败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宣传部门强迫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外滩画报卖给上海文新集团。文新集团是上海最大的报纸机构，运作《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上海文新报业集团并不想买外滩画报，因为这份报纸是个麻烦；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并不想卖这份报纸，他们希望保持这份自己创立的报纸。结果宣传部门强令这笔生意成交了。文新集团的领导对我们管理非常严格，但我们还是强行报道了一些我们想报道的东西。到了年底，因为我们不听宣传部门的管教，上海市委宣传部对整个文新集团进行罚款，每一位员工都受到了经济损失。
这就类似中国的计划生育实施，一个村里只要有一家人超生，全村都被罚款，甚至被抓。这样一来，上海文新集团的一两千员工都非常痛恨外滩画报；他们认为我们出了风头，让他们背黑锅，遭受经济损失。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
国保上门
比审查和禁令更为糟糕的是，国保警察开始频频找上门来。他们不告知报社，在主编或者副主编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频繁约见我们的记者或编辑。被约见过的记者回来后通常会给我讲，但是可以想见，有一些记者被约见了但没有跟我讲。他们都感到非常害怕。有一位编辑多次被国保约去喝茶，要求他充当他们的线人。那位编辑很苦闷，跟我讲，我说我当然希望你拒绝，但是也不希望给你带来麻烦。这些暴力部门，他们态度可以很温和，但其实你不知道你拒绝他们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约你喝茶，虽然不使用强制力，但一般来说你不敢失约。他要求你做线人，理论上你可以说不，但是当你说不的时候，你不知道进一步会发生什么。所以那位编辑很害怕，但他不愿意为国保工作。后来他不得不离开了这个城市。
有一天，国保终于找到我了。虽然这之前我写的文章遭到过宣传部门的批评，但是被国保约谈，这是第一次。国保先后一共和我约谈过两次。第一次是他们来我的办公室，第二次是他们约到一个茶馆。每一次都来两位国保，两次是不同的人。但是他们都有当时在我看来比较可笑的一个风格，就是穿着黑衣，其中一位还戴着墨镜。我当时的感觉是，他们有点想模仿港台片里的警察。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2005年在中国广东汕头出现一座文革博物馆（注：汕头文革博物馆2016年被关闭）。那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家文革纪念馆。我就派记者去做了采访，写了一篇报道。同时我也是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者，我就写了一篇评论。在知名作家巴金多次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情况下，政府虽然号称否定文革，但是从来没有启动文革博物馆这样的事件，结果汕头一位退休副市长募集民间资金，建立了这样一座博物馆。很多人感到失望，为什么不是国家而是民间建立文革博物馆。我在文章中说民间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好事情。我给南方都市报写专栏，和派记者去采访。同时我第二天在新浪微博发了又把我的那篇评论贴到我在新浪开设的博客。这是三件事情。
国保坐下来后，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来执行任务，调查关于汕头文革博物馆的舆论问题。他们问了我若干问题，我都一一作答。他们说，他们经过了深入调查，发现我们有一个巨大的阴谋集团。南方都市报、上海外滩画报、和新浪网经过严密策划，进行联动，同时掀起这场反动的舆论风波。南方都市报和上海外滩画报和新浪博客，当时的编辑都来自南方集团。
我心里觉得很可笑，但是还是给他们解释，并不存在这样一件事情。接下来他们进行了一些政策宣讲，再接下来进行了一些威胁，软性的威胁。他们说，你们是外地人，不懂上海，可能也不懂得我们上海的法治，意思就说上海的法治和外地不一样，更加厉害；如果你们还要想继续生存下去，你们要学会我们上海的把关，要有在上海做新闻的把关能力。
第一次约谈可能用了两个小时，中间发生了少许的争论，但我一直比较克制。我发现他们明显的带着权力的优越感，而且自尊心非常强。其中一位国保对我说，我知道你怎么看我们。我说我什么都没有说。他说，不要以为你们知识分子就比我们懂得多，我们更懂得怎样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不想激怒他们，就缓和了氛围，一直到谈话结束，送客出门。
过了大概一周时间，国保把一份报告抄送给我们编辑部，把他们讲的阴谋论重新写了一遍，变成了国保的一份文件。
（五）
2008年因为一篇关于西藏的专栏遭到人身攻击
2005年底我又回到了广州，参与创办了南都周刊。南都周刊是一份关注城市新闻和城市文化的刊物，但它的报道范围超越了我们当初的定义。那些年中国出现了公民权利运动、NGO组织，很多新观念开始蓬勃发展，南方报业的几个出版物对此都很感兴趣，南都周刊在这方面的报道比较突出。当时我作为南都周刊的主编，也作为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者，有意识地跟读者讲述公民社会这个概念，而且我们还和社会上的一些机构进行合作，组织研讨活动和调查活动，扩大公民社会这个概念的影响。
转眼就到了2008年。2008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中国将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在世界眼里，中国加入WTO以后正在与世界接轨，世界期待中国进一步接纳和遵守国际规则。中国民间社会充满了另外一种希望，就是向民主化转型的希望，其中一份重要的文件《08宪章》就在这一年诞生。
但是在中共眼里，这一年具有另外的意义。在此之前中共讲韬光养晦，与国际接轨；这一年后，中共发现自己可以成为世界的中心。在经历了2007年到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后，中共发现它可以向民众宣称，中国的制度好于资本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不仅能够办奥运会，而且能够帮助世界度过经济危机。所以中国梦的元年不是在习近平上台的2012年，而是在2008年。
2008年是世界对中国误解最深的一年。
这一年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记得4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一个餐厅吃饭，有个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说你上网看一看，他给我发了一个网址。我打开一看，吃了一惊。我的一篇文章被一家网站置顶展示，有了40多万的阅读量，2万多的留言评论。我浏览了一下评论，90%的读者都在批评我、谴责我、诅咒我、威胁我。这篇文章是我为FT中文网写的一篇专栏文章。
那一年3月14日，西藏拉萨发生了抗议运动，藏人希望在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年份让世界看到自己主张权利的诉求。这起事件得到西方媒体的广泛报道，一些中国留学生发现西方媒体报道中有些不准确的地方，于是声称西方媒体歪曲事实，污蔑中国。这些留学生发起了反CNN运动，就是以CNN为代表的，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被认为发表了反华报道。
我是一个媒体专业人员，那么我想我可以跟大家谈一谈新闻报道这个话题。我当然知道涉及西藏是非常敏感的，但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不认为我们应该画地为牢，而且我认为我们的言论自由是个一直在变化的笼子，如果你不努力把它撑大，它就会缩小，一直压迫你。
四月初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发表在我在FT中文网的专栏里。在这篇文章中，我谨慎地谈到两个问题。首先，我说既然大家对新闻真相感兴趣，那么我们应该明白，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媒体也会报道错误，但正如一些留学生正在做的那样，我们可以公开的指正它，反驳它，让更多的信息得以散播，那么它就有机会得到纠正。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比错误报道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新闻管制。中央电视台先把外国记者赶走，然后自己独家报道，它的观众不可以去反驳它，也没有机会去揭示更多的真相。这是更加严重的问题。
第二点，我说，如果少数民族在抗议，那么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去责怪他们，说我们给了你们这么多钱，你们怎么还不满意，而是应该让他们坐下来，双方平等地商讨，听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更不应该将他们尊敬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羞辱性地称作披着羊皮的狼。我的专栏就谈了这两个问题。
那篇文章被若干个网站置顶推荐，但是最积极推荐这篇文章的是炒作民族主义情绪的几家所谓的爱国网站。他们利用这个事情来攻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攻击南方报业集团。但是网上也有很多人反驳他们，于是就形成了两派对峙。
我一方面感觉到受到攻击、受到威胁。我赶紧到网上把我过去文章中留下的一些关于家庭的信息、出生地点的信息删掉。另一方面我其实乐见出现争论。但遗憾的是，我很快就看到。在这场争论中，双方的平台是不对等的。当时我写了一篇回应文章，我指出，如果可以平等的讨论，这可能是一件好事，而且我并不相信我的支持者会像现在这样声音这么微弱，这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谈论这个话题、支持我是危险的。所以说，宣传的背后是暴力，在那时我感觉到了。
4月1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大家都知道，一家党报发表文章攻击一个个人，尤其是把这个人的名字放在标题里，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它的目的一定不是为了参与争论，而是发出一个政治风标。这篇文章说，长平的言论自由，恐怕不只是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而且是到了恐怖的程度。
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文峰”。几个月之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梅宁华在接受一家中央媒体的采访时很骄傲地说，文峰就是我。他亲自撰写这篇文章对我进行批判，我当时感受到一种政治方面的恐吓，同时我也接到号称是网民给我打的电话。电话分为两种，一种是很粗鲁的谩骂，然后就放下电话；另一种是威胁我，要叫我小心，有些甚至直接说要弄死你。
这个时候还出现了另一个事件，美国杜克大学有一位叫王千源的一年级女生被认为支持西藏的权利运动，遭到留学生和中国网民的攻击。她的家庭信息迅速出现在网络上，网民们对她的攻击更加激烈。有人发出追杀令，号召网民去攻击她的家人。她的父母因此躲到酒店里，她的家门口出现了倒扣的粪盆。
环球时报英文版一位记者在他的博客上披露，说长平写西藏的那篇文章，从美国拿到40万美元，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情况，可以去看维基解密。
当时维基解密出现了一些中国异议人士的信息。事实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确先后和一些人见面，其中包括贺卫方和我这样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这可能是他们的工作，了解中国社会的状况。我和他们见过面，但我和他们见面时就跟他们说，我跟你们谈的也是我能公开发表的，所以没有什么秘密，我是主张资讯自由、信息公开的人。但是，作为他们的工作程序，在他们报告给白宫的文件中莫名其妙的把我们加上了“二级保护”这样的字样。结果他们不仅他们从来没有保护过我们——我们也不需要他们的保护，而且还保护不了自己的文件，被维基泄密网站给泄密了。
这时网络上还出现一些所谓揭露长平腐败私生活的照片，就是把我的照片和日本色情影星的照片嫁接在一起，非常可笑。
但是对于南方报业集团来说，这一点都不可笑。这不是笑话，这是件严肃的事情，因为对宣传部来说，这是一次政治事件。所以我很快就又被撤职了，再一次要求我离开新闻一线工作，被调到南都传播研究院任首席研究员。
国安来访；被南方报业集团‘辞职’
2009年1月，我和一群公知朋友去印度旅游。当时我们的旅行计划中有到达兰萨拉去拜会达赖喇嘛的安排。我们刚到新德里，就有人接到了国内打来的电话，要求我们不要去达兰萨拉。最后我们就改变计划，去印度的其他地方旅游。
2010年5月，广东两位国安到报社找我，跟我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开门见山地说，是来完成任务的，要带给我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就是希望我了解党的政策，遵守新闻纪律，写文章的时候要三思而后写。他们说，要理解我们国家困难，要警惕海外反华势力。最后，他们表达了对我的威胁。他们说，你应该庆幸你在广州，如果你在北京或者上海，现在我们就不是坐在这里跟你谈话了。
我对他们说的有些意见进行了反驳。这一男一女两位国安表示说，我们就是来执行任务的，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意思是，我不需要跟他们交流什么。谈话大概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听他们这样说，就说，好吧。谈话就结束了。他们走的时候再一次表示说，我们是执行任务的，我们已经把信息传递给你了。他们问我是否收到了这样一个信息，我说收到了。整个谈话过程都是口头上，没有书面记录，也没有让我签字，然后他们就告辞走了。
到了2010年中旬，南方都市报办公室告诉我，我被要求离开南方报业集团，因为根据国安调查的结果，我2010年去了印度，并且去拜访了达赖喇嘛。当时我就把我的护照拿给他们看，2010年我根本就没有去印度。于是这个理由就不成立了。又过了几个月，他们再一次找到我，说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我不能在南方报业集团工作了，不再跟我续签合同。
当时这个事件立即成了一个新闻，包括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在内的外媒都进行了报道。
在香港主编《阳光时务》；无法获得工作许可，被迫离开香港
2011年初，我接到香港浸会大学的邀请，去做驻校记者和访问学者。我刚到浸会大学不久，中国就发生了茉莉花大抓捕事件。当时阿拉伯国家发生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也出现了号召民众到街头聚集的帖子，中国政府高度紧张。当局没有能力追查到发帖者，但是顺势抓捕了一大批包括艾未未、冉云飞在内的公共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他们遭到失踪、关押和酷刑。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告诉我说我也在那份抓捕名单上，让我不要回大陆。我当时不太相信，因为我认为我除了写文章，没有干别的事情，跟茉莉花革命也没有关系。
那时候我太太和女儿在广州，女儿才一岁多。我每个周末回家，从香港回广州去看他们。我正在犹豫是否回去的时候，接到了法国一个机构的邀请，去巴黎参加一个文化活动。当时一起出席这个活动的有余华、展江、于建嵘和我四个中国人。我在巴黎的时候，警察到了我四川父母的家里。这时候我知道我不能回去了，我知道那个电话是真的。所以我就决定留在香港。
在香港的时候，我和一些同行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叫《阳光时务周刊》。杂志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编辑记者都陆续拿到了香港的工作许可，但是，出任主编的我一直没有得到工作许可。我们一再追问香港移民局，每周都给它发一封信，他们每周都会回一封信，都是同样的一句话：还在进行当中。但是后来我们收到的信有了新的内容，说他们在调查我在浸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是否涉嫌非法工作，因为我拿了浸会大学的访问学者津贴6000块钱。
调查进行得相当的漫长。中国护照一次可以在香港待7天，在此期间，我就利用中国护照周末离开香港，去周边国家旅行，然后再入境香港，工作日回来工作，代价非常高。有一次边检告诉我，你不能从马来西亚回到香港，再到马来西亚，这不叫过境签证。我觉得也有道理，我就问他那到第三国，比如说，柬埔寨怎么样？他说可以，这个叫过境签证。但是下个周末我去柬埔寨的时候，又被拦住了。边检告诉我，你只能回中国大陆。我说，你这样告诉我，我就知道我不能回中国大陆了。
于是我的护照上被划了两个叉。我离开了香港，到了柬埔寨。在柬埔寨住了一个月，然后我接到德国伯尔基金会的邀请，从柬埔寨到了德国。
到了德国之后，我在伯尔小屋做访问作家做了一年。一年后我留下来，现在是德国之声的专栏作家。
在此期间，上海国安三次托人给我带话，希望我回中国。头两次被我拒绝之后，他们又说他们理解我不回中国，但是他们也不方便来德国，希望在第三国新加坡和我见面，也被我拒绝了。带话的人是在香港和内地活跃并知名的一名评论人士。
我在德国的时候，同时远程主编阳光时务杂志，直到2013年。之后不久，杂志出版人陈平先生在香港街头遭到两名不明身份的男子的棍棒毒打，之后杂志就关闭了。
遭到全网清除
2004年到2010年之间，我写了大量专栏文章，那些年里我定期写专栏的媒体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新闻周刊、青年记者杂志、潇湘晨报、新闻晨报、山西晚报、FT中文网、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也不定期在新京报、时代周报、南方传媒研究、天涯杂志、香港明报等报章发表文章。
那些年里中国主要网络上平台上都有多个我的博客，大多是网站编辑、甚至网友自己搜集文章做的。从2008年开始，我的文章开始在中国网络上受到了一些限制，2010年后，当局对我进行了全网清除。原来搜索“长平”，搜索结果肯定是我的文章。现在搜索“长平”，只能搜到地名或者长平公主等。
这些年不断有南方周末的前同事写文章回忆那个时期的南方周末，他们在写当时的人和事的时候，甚至在提到我写的报道的时候，都不会提我的名字，好像我不曾存在一样。
《南方周末》的衰落
台湾前几年出了一本书，研究当代中国的新闻现象。书中引用一位网友的话说，1996年到2002年是南方周末的鼎盛时期，这时期的编辑记者被称为“黄金一代”。这批人在2001到2004年期间，辞职、调职，大批出走。
2002年，当时的主编江艺平、副主编钱刚和新闻部主管我被撤换之后，接任的主编向熹来自南方日报。向熹在工作上显得非常努力，但实际上他在价值观上已经和过去的南方周末格格不入。2005年在向熹担任主编期间，还发生了南方周末十多名记者集体辞职事件，抗议给记者降薪以及报纸的走向。南方周末的销售数字也成为机密，不再允许员工知道。
但是这还不够，在2009年底，向熹也被调离。接任他的南方周末主编张东明直接来自宣传部，是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
2012年新华社副社长庹震调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对媒体的管理更加严格，他对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实行了专门的管制。南方周末其实在10多年前已经开始享受一个特殊的待遇，就是它作为中国最低的行政级别科级机构，应该通过南方日报来管理。但是在广东，南方周末的管理被升级，直接接受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阅评。在北京，南方周末的记者站的负责人会直接被叫去中宣部开会。
庹震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时候，对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的审查待遇进一步升级，从事后审查变成事前审查，专门成立了两南小组，由阅评员专门针对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进行事前审查。所谓事前审查，就是在报道和评论出版之前，要由两南小组阅评员审查过关之后才能发表。在2013年发生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中，编辑记者忍无可忍，集体抗议庹震对当年的新年献词进行面目全非的篡改。
那场事件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也引发中国南方的一些活动人士连续几天到南方周末外抗议。但可惜的是，那次事件可能标志着南方周末编辑记者对宣传审查的最后一次反抗。
庹震在两年后升任中宣部副部长。2018年庹震再次升官，成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中国的媒体管理制度有很多个层面。一个方面，违背宣传部指令的编辑记者会受到惩罚，小则罚款，重则调离新闻岗位，再重的甚至可能会被投入监狱。不过在干部管理上，大部分在远远不到被投入监狱的地步，就被撤换了。
另一方面，听话的媒体工作者会得到奖励。一是得到职务的升迁，二是得到金钱的奖励，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直接的或变相的金钱奖励越来越多。通过牌照或者是职位的控制，那些配合宣传部门的媒体人员，可以获得极大的利益。我过去的同事有些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我的工作得到一些国际同行的认可和支持。2016年我在获得加拿大言论自由记者协会颁发的国际新闻自由奖的获奖感言中说，言论是一切的开端，言论即是自由。流亡生活十分艰苦，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常想，故乡不仅仅是一个人出生的地方，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语言；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故乡是他能说出的话语。
后记：我的长平访谈之行结束于柏林墙。我和长平前往观看一个名叫《柏林1933-1945：在宣传与恐吓之间》的展览。可惜的是，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展览刚被轮换下去，我买了本展览目录弥补遗憾。我们沿着柏林墙，在参观的学生和游客中散步。“奥威尔说，一切写作都是宣传，”长平说，“也许是这样，但是如果没有暴力在背后威胁，它就是自由言论。谎言之所以能够立足，是因为背后支撑它的是暴力。”
曹雅学，改变中国网站主编（ChinaChange.org）
2021年3月7日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201/%E7%AC%BC%E4%B8%AD%E8%87%AA%E7%94%B1%E2%80%94%E2%80%94%E5%AF%B9%E3%80%8A%E5%8D%97%E6%96%B9%E5%91%A8%E6%9C%AB%E3%80%8B%E5%89%8D%E6%96%B0%E9%97%BB%E4%B8%BB%E7%AE%A1%E9%95%BF%E5%B9%B3%E7%9A%84%E8%AE%BF%E8%B0%88.html
Wednesday, 8 September 2021
北京对港采“赶尽杀绝”手段 长平：“不仅改造思想，还要改造灵魂”
来源:
自由亚洲
香港政府全方位打压香港所有公民组织，连一直强调爱国的支联会也要赶尽杀绝，“平反六四”的口号或将成为历史。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认为，北京怎样也不能掩盖真相。中国资深传媒人长平预计，以往大陆人所受到的打压，都会在香港重演，北京的真正目的，是要改造香港人的灵魂。
张先玲：“非常感谢香港同胞和支联会的工作人员，30多年来，对六四不离不弃的悼念和谴责，不管当局怎样对付他们，他们所做的事情，正义的事情，是会载入史册的。”
自1990年以来，香港支联会每年都会举办六四集会，悼念当年的死难者，吸引数以十万香港市民参与，支联会更被形容是连结香港与大陆抗争的桥梁。
“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周三（8日）接受本台访问，她指过去30多年来，支联会的角色非常重要，很多大陆人到香港参加六四晚会，到纪念馆看展览，全因支联会的活动，令当局未能掩盖真相。
张先玲说：（支联会）重要性是每年组织的维园晚会，尽管香港同胞也非常同情六四死难者，非常支持我们天安们母亲，但是如果支联会去组织的话，市民不可能自发参加（悼念活动）。另外香港民众的捐款，或者他们（支联会）有时候组织一些香港民众给我们送来的毛巾、暖巾、贺卡，让当地人不忘事实，我觉得这是在大陆做不到的。
随着支联会成员被捕，说了30多年的“平反六四”，是否变得渺茫？张先玲认为，这个诉求本来已经难以实现，但她仍保持乐观，相信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并不会放弃她的诉求。
对公民社会赶尽杀绝 长平：中共容不下反对声音
除了支联会，香港多个组织或团体成为被针对的目标。由教协解散、612基金停运、支联会被指控为“外国代理人”。外界担心，当局一连串的行动，是要瓦解香港的公民社会。
中国资深传媒人长平对本台指，当局称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是非常荒谬，从名字上来看，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已经是爱国组织，希望中国有民主自由，这对香港亦有帮助。长平认为，当局只是找一个罪名，铲除一切威胁或反对政权的声音，而未来对公民社会的打压亦不会停止。
长平说：对这样的组织赶尽杀绝，恰好证明其实中共并不真的在意，它（组织）用的这些口号真正的意义。香港在它（中共）眼中，就是有很多公民社会存在，公民社会会发展出有政治主张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对它是构成威胁的，所以它就说是威胁政权、危害国家，它要打掉的不是说香港人独不独立，其实对它不是最重要，是你有没有反对它的政权。
长平：“香港人沉默是不够的，极权要你在谎言中生活”
长平指，自从《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已经彻底改变，当局不会再让民主自由，在香港有一丝一毫的空间，这与中国的套路一样，都是先抓街头抗议者，到思想异议者，甚至普通民众。
长平说：不仅要改造思想，还要改造灵魂，不仅要压制大人，还要从幼儿园开始培养小朋友，70年来，大陆人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所有纹路，都会浓缩精华版地在香港上演，这是北京为香港设计的未来，在未来，香港人可能只有沉默是不够的，极权政治还要求你在谎言中生活。
长平说，支联会30多年来在维园举行光晚会，已经在历史上创造奇迹，无论中共如何打压，也难以抹杀，相信六四记忆会永远存在人民心里。
对于多名支联会成员被捕，中联办发言人指，警方根据《港区国安法》，拘捕相关人士，是体现了违法必究的公平正义，又指香港是法治社会，任何人触犯《港区国安法》和香港法律，都必将受到法律制裁；驻港国安公署发言人指，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职，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109/%E5%8C%97%E4%BA%AC%E5%AF%B9%E6%B8%AF%E9%87%87%E2%80%9C%E8%B5%B6%E5%B0%BD%E6%9D%80%E7%BB%9D%E2%80%9D%E6%89%8B%E6%AE%B5%7C%E9%95%BF%E5%B9%B3%EF%BC%9A%E2%80%9C%E4%B8%8D%E4%BB%85%E6%94%B9%E9%80%A0%E6%80%9D%E6%83%B3%EF%BC%8C%E8%BF%98%E8%A6%81%E6%94%B9%E9%80%A0%E7%81%B5%E9%AD%82%E2%80%9D.html
Monday, 30 August 2021
长平：从称颂塔利班到围观赵薇
20210827
传言中国明星赵薇的各种影视作品在若干平台上都被下架。时评人长平认为，跟塔利班制造的混乱时局不同，在中国，通往"再教育营"的道路永远秩序井然。
（德国之声中文网）塔利班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同时，也占领了全球媒体的版面。在中国网络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讨论中，有两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句话已经广为传播：塔利班终于干上了比贩毒、贩卖军火、拦路抢劫更挣钱的活儿："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的背景是，中国网络上出现一则消息说，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称，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是人民公仆，一切为人民。
我在回想这句话的时候，网络正在传言，演员、导演赵薇的各种影视作品，在若干平台上都被下架。在这些平台上，赵薇主演的一些影视作品中，比如她的成名代表作《还珠格格》，演员的名单上竟然不见她的名字。
除了电影，赵薇也是资本市场上的大鳄，拥有巨额财富。在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目前尚不清楚。有传言称，跟马云那个夭折的蚂蚁金服上市项目有关。
无论如何，未经法庭审判，一个明星就可以神秘地从网络消失，她的作品被下架，甚至被剥夺多年前出品的剧作的署名权，这种野蛮行径，跟塔利班的枪炮比起来，很难说谁胜谁负。
继蚂蚁金服之后，嘀嘀打车、腾讯、新东方等更多中国私企遭到中国政府以监管和整顿为名的打压，股票市值以空前的速度蒸发，私企大亨的财富规模大幅缩水。
随后，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共同富裕，称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办法之一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有传言说，某富豪企图卖光资产跑路，被监管机构审查叫停。又有传言说，某富豪已将巨额财富"捐赠"给国家。
有人说，美国打了几年贸易战没把中国企业逼上绝路，中共几份文件就手起刀落，打得中国企业家满地找牙。区别还在于，前者可以全民怒吼，甚至无病呻吟；后者只能忍气吞声，而且满脸陪笑。
在阿富汗，富人的问题是能否找到机会携带钱财从塔利班的控制下逃离；在中国，富人的问题是能否找到机会把钱财送进衙内。塔利班能不羡慕吗？
不过塔利班也不用妄自菲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初红军"筹款"也是靠真刀真枪绑架和抢劫来完成的。
这就要说到第二句话。这句话没有得到传播，但是我认为发人深省。
阿富汗人涌向机场，拼命挤上美国的飞机，有人甚至爬上起落架。飞机离开之后，舷梯上还挤满了绝望的人们。随后，起落架上的人从高空坠落。
这些情景令人震惊。有中国网民问：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呢？
这时我看到有人回答说：放心吧，在我们这里，通往"再教育营"的道路永远秩序井然。
1949年以来，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经过反右运动、大跃进、文革、打压人权律师、新疆再教育营，一直到今天的"共同富裕"，除了六四民主运动等少数大规模抗争之外，中共的大多数镇压和剥削都有条不紊，让受害者乖乖就范，甚至感恩戴德。
塔利班不得不同意和美国合作，让那些想要逃离它的统治的阿富汗人能够顺利地前往他国。
如今的中国，就算有一架美国飞机在那里恭候，马云、赵薇们敢去坐吗？
更何况，美国也不可能开飞机到中国接人。正如有网民所说的那样：小时候以为，祖国强大了，就没有人敢来欺负我们了；长大了才知道，祖国强大了，就没有人敢来救我们了。
我当然知道战争时期与和平年代不可同日而言，但是这并不等于后者更安全--1949年以后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远远超过任何战争的伤亡。
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令人心碎的哭喊不同，经过七十年的专制制度建设，中共对舆论的控制已经得心应手。
刚刚骂完穆斯林民族的小粉红，转身就可以称颂塔利班；昨天还在骂美国阻挠中国企业的发展，今天就可以对未经法律程序打压企业家和明星的做法拍手称快。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读者推荐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1/08/blog-post_526.html
Sunday, 22 August 2021
长平：打压民办私营教育是剥夺民众接受多元教育的权利 本质是反人权民主自由
作者：法广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网络热门议题之一是官方出台的教育"双减"措施，尤其是有关禁止私营补教机构提供校外辅导，在暑假家长们惯常送"鸡娃"参加各种补习班的时候，措施被一些地方以"打黑扫黄"式贯彻执行，办班教师斯文扫地被视同罪犯一样对待引发争议，而私营教补机构更直接因此面临行业的前途未卜。就这一现象，中国资深媒体人、作家、时评人长平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
长平：中国推出"双减"措施看起来力度非常大。首先有一些省市把"双减"纳入"扫黑除恶""扫黄打非"，进行专项整治。上周中国媒体又再次曝出教育领域重磅新闻，就是教育部等八个部门发出规范国有民办小学初中的通知，根据这个通知，民办学校将转为公办或者停办，这些都是以减轻学生负担的名义推出的，这是官方的表面的理由。但是我们如果看官方的通知，就知道它泄露了"天机"，它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停办民办学校，两年左右再无民办小学和初中，这无疑是同整顿校外培训、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关停民办学校这一系列动作的很好的注脚。它的重点并不在减轻学生负担，而是要垄断教育和思想控制。如果我们还不能明白的话，可以看上海的这份通知，它做了种种说要减轻学生负担、要实施数字教育之后，来了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小学低年级、高年级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作为必修课，这个通知还同时强调，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期末考试不用再考英语，那么我们会想一下，习近平思想读本成为必修课，英语考试不用考，到底是学英语加重学生负担？还是学习近平思想加重学生负担？这可能对很多学生家长来说都会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所以我认为如果学校教育中将习近平思想作为必修课，那么学生课外补习就不是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对校外培训机构和民办教育的打击就是在剥夺民众接受多元教育的权利。
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次校外的私营民办学校成为整顿的目标？
长平：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在中国，死板教条的教学大部分是发生在公立学校，而创新探索大都来自民办学校，校外培训机构。为了应付升学压力，公立学校往往大搞"题海战术"，或者是教学效果不彰，逼迫学生寻求课外补习。的确课外补习中的很大部分也是利用公立学校的这个问题来牟利，成为加重学生负担的帮凶。但是也有大量的民办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是通过探索创新教育模式来吸引生源，我自己就认识很多民间办学者，他们是真心诚意地立志于教学改革、立志于教育改革，千方百计利用政策空间来实践进步主义教育理念，这些创新教育模式或者进步教育理念，简而言之，就是减轻学生负担、尊重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独立自主、批评思维能力。但是中国目前这些所谓的"双减"政策，他们不会从减轻学生负担的立场去保留这些创新学校，而是打击这些学校，来保留和强化现有的填鸭式灌输和失败教育模式。
禁止校外的各种办班，中国鸡娃家长们的焦虑是否能够消除？还是想一些分析所担心的，将会刺激教育竞争更加激烈，更加扩大本已巨大的资源不平等和贫富差距？
长平：我认为它会使教育竞争更加扭曲，它不能真正消除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也不能消除"鸡娃"家长们的焦虑。第一个原因是，很多人都看到了这里面的根本问题在于高考制度，如果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选择机制不变，那么家长的焦虑也就不可能消除。第二是目前的中国社会中，社会公平存在紧迫的问题，如果一个家长不逼迫他的孩子通过求学这条路去实现阶层上升，或者保持现有的阶层，那就可能阶层降级，接下来会导致他本人甚至他的家族受到极大的歧视，一些底层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面临艰苦的工作环境，低廉的劳动报酬，而且没有反抗的权力，没有工会来维护他们的权力，第三个问题是思想自由，如果人们没有表达的自由，没有批评的权力，按照所谓素质教育培养出来具有批判思维的人才用来干什么？这样的人才可能成为异议人士，成为"危险的人物"。那么家长就会教育孩子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要成为听话的人，又要听话，又要上进，怎么办？现有的通过重复刷题获得高分，可以说是经过筛选出来的"最好的"培养人才的方式。
有分析说，中国对私营教育的打击是其加强对企业监管的又一个方面？党需要让实力雄厚的科技巨头明白，谁才是管事的人。 您对此怎么看？
长平：是的，目前对私营企业的打击的确是其加强对企业监管的一个方面，真正对学生造成负担的是现有的公立学校的洗脑教育，但是打击的重点是私人教育机构，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是私营教育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给了学生不同的教育，或者是让他们有了接受不同教育的工具，比如外语，所以就成为一个打击重点。另外就是这些私营教育机构利用公有机构存在的巨大问题来发展壮大，这本身也让当局不能容忍，它是目前整个打击私营企业的一部分。
打击私营企业大家都看到最早是从马云开刀，大家都说是因为马云在上海一个金融论坛对金融体制提出批评而招致打压，可是如果我们关注一下最近的新东方、腾讯、滴滴出行和一些外卖品牌(的遭遇)，还有被判重刑的孙大午，就会知道马云即使没有说那些话，这个故事的脚本不会由太大的改变。马云本人除了商业成功之外，他也做了很多求生欲很强的事情，甚至对于随意收拾他的权力体系，可以说他自己也贡献不菲，但是这些都没有帮到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私营企业，领导震怒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是专制理性，这个专制理性告诉当权者，绝不允许民营企业做大，所有的资本都要控制在自己手里，所有的垄断企业都必须是国有企业。
一些分析也关注到"双减"新规对外资控股或参股培训机构的禁止，包括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严格规范外籍师资等，视之为中国教育开始排外和反国际化，您对此怎么看？
长平：是的，只是中共利用民族主义话语进行宣传的一个方面。这种宣传会强调减少英语教学，加强古文教学。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中共在文革中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看看它现在怎样对待西藏的文化和维吾尔文化，就会知道其实中共它根本不在乎传统教育，这只是它的一种话术。在我看来，从六四镇压之后，中共的宣传伎俩就一直如此，它是将制度的冲突包装成文明的冲突。在这个包装之下，人权、民主、自由与专制制度水火不容，却被说成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协调，好像西方历史上没有过皇权文化和专制政治一样。
中共的宣传话语中其实就是要求尊重其专制制度，很多中国人也喜欢说东亚人都喜欢让孩子上补习班，台湾、韩国、日本的孩子都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疯狂补习之苦。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台湾和韩国、日本的教育改革有较为畅通的政府和民间互动的渠道，最终是向创新教育、多元教育的方向发展。所以对中国来说，它把这个运动作为排外和反国际化的一面，从本质上来说，实际上是反人权、民主和自由的、维护专制方面的教育。
Thursday, 19 August 2021
长平：中共“精塔”还是塔利班“精共”？
20210819 德国之声中文网
在中文互联网上，那些塔利班的支持者被称为"精塔"——精神上的塔利班人。时评人长平认为，塔利班上台为中共"去正义化教育"提供了有力的最新证明。
几年前，假如台湾有人把中共比作塔利班，那一定是"辱华"言论，小粉红可以"出征"了。但是，8月17日出版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台湾当局需要从阿富汗汲取的教训》，以阿富汗局势威胁台湾，并不避嫌被认为自比塔利班。
这些日子，全世界都为阿富汗人的前景忧心忡忡，但中国官方媒体和受其影响的民众一直沉浸在洋洋自得的气氛之中。这种得意首先不是因为自己成就了什么，而是别人没有成就什么，那就是对美国在阿富汗建立民主政权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的幸灾乐祸。在这方面，《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再一次说出官方的心声： "阿变局对美国的不利无论如何会超过对中国的不利。"言下之意，大可欣慰。
一般认为，胡锡进经常把政府不方便用外交辞令表达的意思，用市侩的语言说出来。其实，在战狼外交时代，也没有什么丑话是外交官不方便说的了。而且，胡锡进这段话也还是相当谦虚的--世界上任何反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政治集团的得势，都是中共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胜利。
自六四屠杀以后，中共花费煞费苦心地宣扬"去正义化教育"，让国民相信世界上没有公义，普查人权都是虚假宣传，而且软弱无力；各国都有更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阿富汗人民"选择"了塔利班，正如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共。中共专制不仅更适合中国国情，而且更有力量，更能带领中国走向国富民强。塔利班的胜利，为中共的"去正义化教育"提供了有力的最新证明。
塔利班指望中国的经济援助
塔利班上台可能给中共带来的不利因素，是指它可能让新疆出现更多不稳定因素。中共宣称打压新疆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理由是那里存在"三股势力"，即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塔利班显然都符合这三条定义。中国政府高调与塔利班交往，中国官媒对塔利班上台喜不自禁，都说明中共根本不在乎"三股势力"。它在乎的是这些势力是否为它所用。
所有专制政治集团都自私蛮横，经常损害邻国利益。历史上，俄罗斯从中国夺走的土地，要远远多过所谓日本占领的小小钓鱼岛。朝鲜核试验给中国东北居民带来的财产和健康损害，以及对中朝边境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也大大超过韩国"端午节申遗"给中国人带来的伤害。但是，中共与俄罗斯和朝鲜要亲近得多，同时鼓动和放任民众仇日和仇韩。
跟专制政权打交道固然不易，但是相比之下，中共更不愿意世界上多一个尊重普世人权的民主国家。而且，它跟这些政权进行利益交换得心应手。只要不是民主、自由和人权，别的方面都可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即便在一穷二白的年代，中共领导人也有这个信心，毕竟"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现在经济发展了，权力仍然集中，"大撒币"操作起来易如反掌。
西方国家已经冻结对阿富汗的国际资金援助，而塔利班已经未雨绸缪--上个月，塔利班领导人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时已经表示，希望中方能够在阿富汗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小粉红当然可以猜想中方会趁机开发阿富汗的矿产资源，但是经济开发对中共来说并非必需，正如中国并没有开发朝鲜的自然资源一样。对于中国每年给朝鲜提供大量资金援助，朝鲜回报以核试验遗患，小粉红是不会介意的。
就在王毅和塔利班领导人见面的一个星期之前，一支运送中国工人的车队在巴基斯坦北部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遭遇塔利班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包括9名工人在内的总计13人丧生。 这些遇难者是参加中国政府"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工程去到那里的。
假如此事发生在美国或者日本，那一定是全民动员群情激愤，把抗议的音量放到最大。在中共严格审查的社交媒体上，只能偶尔谈及此事。通常有两个辩解：第一，"阿塔"不是"巴塔"，不能对此次恐怖袭击负责--按照这个逻辑，即便发生在阿富汗境内，我们也可以熟练地引导舆论说：这是地方官员胡搞添乱，跟塔利班中央加强中阿友谊的大政方针背道而驰；第二，国家利益为大，死几个人是小事。
人的生命和个体权利无关紧要，都可以随时为了更大的利益主体被牺牲掉。塔利班对此驾轻就熟。
以极端意识形态理论杀人，用煽动民族主义和保护传统文化为幌子来建构政权合法性。在这方面，所有极权政治都如出一辙，可以互相学习。
在中文互联网上，那些塔利班的支持者被称为"精塔"--精神上的塔利班人。其实，在统治者层面，到底是中共"精塔"，还是塔利班"精共"，还很难有单一的结论。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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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7 August 2021
打“擦边球”防文字狱？长平：别以为懂笼边飞就安全
来源:
自由亚洲
在后国安时代，文字狱被指已降临香港。新闻界走“擦边球”就是自保出路？中国著名资深传媒人长平接受本台专访时，却对被盛赞的“擦边球”技能抱感羞耻，提醒港人红线深不可测，别以为“懂得笼子飞就是安全”，若不反抗和守护粤语，“只会任由极权将你变成当初所厌恶的人”。
长平（本名：张平），经历逾20年的中国传媒生涯，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和《南都周刊》副总编辑，以敢言、“擦边球”触碰西藏、艾未未案等敏感议题见称，获“香港人权新闻奖”、“加拿大国际新闻自由奖”等多项荣誉。
因为敢言、笔锋尖锐，长平于2011年被中国封杀，随后以作家身分旅居德国至今近10年。他透过远洋电话接受本台专访，却对“擦边球”的传媒生涯“感到耻辱”。他解释，中国媒体工作接受得最多的培训是“政治风险把关”，“自律已成每个媒体人生命的一部分”，不少记者更因而感到自豪。
长平说：在中国大陆的总编辑，最大的本事不是懂如何报道新闻，而是政治把关、自我审查。我也有这能力，但我为此感到耻辱。因你不得不小心翼翼打擦边球，重新造词句，做到可擦边又不犯规，这能力往往得到肯定。
须为“打擦边球”感羞耻
长平重申，“擦边球是不断猜想别人，一直跟别人的指挥棒走”。他笑言，中国记者看到官方文件时，“不是看文件内容写什么，而是领会文件精神，再猜想领导的真正意图”。
他续称，中国媒体普遍“擦边球”方式是以“扛着红旗反红旗”，兑现“和谐社会”、“中国梦”等官方口号，借此尝试脱离成官方喉舌机器，但其实是不可能的。
长平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当局感到羞愧、难堪，不得不真的实行和谐社会，只要当局做了一点，媒体赶紧拿出早已准备的赞扬词句，给他高帽，让当局骑虎难下。但这不成立的。因为你想表达那个意思，首先要重覆他的话语，你是服务于他的话语。你服务于他的部分，远远抵销你想表达的独立声音。
港人须坚持独立声音、守护粤语
比起如何擦边球，长平认为，香港现阶段更重要是珍惜仍有的自由，坚持独立声音，守护粤语。
他说，中共自1949年成立以来，最早败坏的就是语言，“思想死亡就是语言枷锁开始，也是由语言的僵化结束”。由文化大革命中批斗文人，消灭各地方言，如在四川，官媒说四川话是违法，动画《猫和老鼠》曾因以四川话配音被罚，以统一话语进行思想改造。
长平说：上一代人没有其他话语，说一个人是好人，就会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骂你不是好人，就会说“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吗？”
对于内蒙汉语化，香港全面普及普通话，长平提醒，港人须意识到，当普通话替代粤语模式时，“洗脑政治话语就可容易移植到香港，深入日常生活，媒体是首当其冲”。官方常用词“境外势力”，妖魔化境外机构，惟媒体往往会搬字过纸，在社会潜移默化，自觉要与外国划清界线。
人治社会是没有底线
回顾《港区国安法》生效一年，香港多个敢言传媒被“整顿”，包括港台以针砭时弊见称的《铿锵集》、讽刺政府和警察的《头条新闻》等节目被下架、停播，有关资深记者被拘捕和撤职；《苹果日报》被迫关闭，多位高层和主笔被还押。
“白色恐怖”笼罩下，长平亦留意到港媒和市民开始自我“和谐”言论，避开“香港独立”、“新疆”议题和字眼，市民亦开始学习大陆打擦边球，以符号、代码等去代替敏感词。惟他称，虽可暂时自保，但长远“是不管用”。
他指出，法治社会和人治社会的区别在于，“法治社会是有章法”，但在人治社会的威权下，“是没有底线的”。当所有反对声音被灭，“之后就是赞美、为官方辩护不够好的，也被批斗，（《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最近被小粉红攻击，就是如此”。
长平说：别以为笼子中的自由，靠笼边走就是安全。你不反抗，笼子会缩小。若不试说敏感词，原来的话就会变成新的敏感词。我们一定要支持走在前面的人，很多人认为走在前面的人不聪明，觉得自己聪明，懂擦边球，事实上是他们挡住了子弹。前面的人倒下了，子弹就是射在后面的人。
他以《南方周末》为例，在90至00年代的辉煌成就，正因其敢于用市民化、独立语言去报道，出于良知“报人们不敢报的”，而近年的没落主因是，“她试图加入主流，但中国大陆主流是被官方话语模式控制。他们希望在当中有自己立足之地，却因而更失去自我”，被人离弃。
港人别令自己变成当初最厌恶的人
长平呼吁，香港记者尽量坚守新闻原则去报道事实，港人勿为擅长擦边技巧而洋洋得意，反而要为压制而感到悲愤、羞耻。
长平说：那些话失踪了，如平反六四，肌肉都僵了，就不知如何说，自觉不可以碰。如不得不说“和谐社会”，我们可以用民主、自由、新闻开放令社会和谐。宁用别的话语，不要用当局政治话语包装。
长平重申，言论自由是要练习的，尽可能以最接近的用语表达自己意思，否则港人只会任由当权者将其“变成当初最厌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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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22 May 2021
长平：中国“屌丝”的“内卷”与“躺平“
20210521
"躺平主义"近日成为中国互联网流行词。时评人长平认为，"躺平"需要社会福利、司法独立和思想自由，中共不会容忍真正的社会反抗。
二十年前的一天，在广州的一辆公共汽车上，坐在我斜对面的一位年轻的妈妈，将手伸出窗外，指着街边一位环卫工人，大声对身边五六岁的男孩说："看啊，如果你不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就会像这个人一样没用，只能扫大街！"
今天，那位随时被人公然羞辱 的环卫工人，应该已经退休了吧。而那个被妈妈抓住一切机会激励勤奋学习的男孩，也长大了——只是不知道他正在"内卷"呢，还是已经"躺平"？
"躺平主义"近日成为中国互联网流行词。它的意思是，年轻人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维持生存最低标准，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听上去，它就是老一代人所说的思想消极，不求上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过它更具有主动选择和反抗行动的意义，因此被称为中国年轻人的思想解放，一种无声和无奈的反抗。
这是在它之前开始流行的另外一个词所描绘的社会现象导致的一种结果。那个词叫"内卷"或者"内卷化"。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它指的是文化模式达到某种形态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在内部更加复杂化。比如，官场的形式主义，繁文缛节。又比如，在升学压力之下的"鸡娃"（彷佛打了鸡血似的强化学习和补习）现象。这也有老一代人更能明白的说法，那就是过度竞争、低水平竞争或者囚徒困境。
我之所以指出"老一代人的说法"，是因为"内卷"和"躺平主义"本身就是在一代一代地重复。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内卷之后的躺平。我担心它们对这些现象的描述也采用了"躺平主义"的姿态，那就是管它娘本身是怎么回事，我就是懒得去想它。
"屌丝"的怨愤去了哪里？
"内卷化"准确地描述了中国社会各方面过度竞争的结果，却容易让人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忽略了其中的制度因素。 "躺平"与否，首先也不主要是人生态度或者育儿观念导致，而是社会现实早已经写就的脚本。
当年坐在公共汽车上的我，很想走过去对那位母亲说，不要教孩子歧视底层人。但是，我也知道，环卫工人所受的歧视，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艰苦的工作环境、低廉的劳动报酬以及没有反抗的权利所决定的。如果那个孩子不好好读书，他的确可能沦落到社会底层，同样经历饱受歧视和欺凌的一生。
这位妈妈如此焦虑，想必那个男孩也曾是一个"鸡娃"。很有可能，跟大多数"鸡娃"一样，在被逼着上了各种补习班之后，再也没有学习的内在动力，最后成为"内卷"受害者，正在感叹着要实行"躺平主义"了。
十年前开始流行的另外一个词，比"躺平主义"含有更大的怨愤。那个词就是"屌丝"。"屌丝"是本来就有的粗话"XX毛"的另外一种说法，但是从贬低别人转换成自贬为主，是一种在价值观、人格尊严上的自我厌弃。
但是，我们发现，自我厌弃的"屌丝"们并没有放弃人生，而是"内卷"去做"肉鸡"，去做"屁民"，去当"韭菜"，去"996"，去做勤奋但赤贫的B站UP主，去当工作危险但报酬凉薄的外卖骑手，去做随身带着农药的货车司机……直到"躺平主义"流行起来。
不是谁想"躺平"就能"躺平"
据说"躺平主义"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人家日本青年早就"躺平"了。泛泛地说，日本的不婚主义，台湾的"小确幸"，柏林的流浪艺术家，都算是某种程度的"躺平"。但是， "躺平"需要制度环境。从硬件上说，它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福利，让躺下的人不那么容易饿死；它还需要真正的法治，让城市官员不能动辄驱赶"低端人口"。从软件上说，它需要更少歧视、更多尊重的社会文化，以及自我赋权、独立自主的观念意识。一会儿被忽悠着去恨日本人，一会儿被教唆着要去打台湾，一会儿要在海外"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抓汉奸，这样的青年是不大可能真的"躺平"的。
Chinesischer Journalist Chang Ping
专栏作者长平
有人认为"躺平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犬儒主义和中国古人的隐居。这并非没有道理，"躺平"也可以成为一种哲学思想和人生态度，但这更需要思想自由，人格独立，以及对权威的蔑视。古希腊的故事里，亚历山大大帝来向第欧根尼求教，他看都懒得看他一眼，说："请别挡住我的阳光。"
中国古人的隐居，很多就是反抗，甚至是直接的政治反抗，比如整天纵酒长啸的"竹林七贤"。以他们的官场经历和社会影响，就相当于今天的薄熙来和周永康没有坐牢，而是搞了一个社会组织，吃喝玩乐，写诗作文，讽刺和鄙视习近平的"中国梦"。
从知识分子今天的处境看，古人的隐居是一种多么奢侈的权利。1949年以后，中共做 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知识分子的隐居权。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就从此处着手：任何人都没有沉默的权利，否则就被冠以"死不改悔"的罪名。最厉害的是，迫你开口，又并不是让你分析辩解，而是自我羞辱。这就是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核心内容。知识分子都纷纷自我丑化，或痛挖"思想上的脓疮"，或发现自己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或认为自己是"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的剥削者"。随后，大家都一起进入积极整人和被整的中共运动史。永别了，"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躺平主义"道德标准。
至于今天的"屌丝"们，"内卷"太累了，"躺平"休息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真的产生了反抗社会的效果，或者说让当局感觉到了反抗的意味，他们一定不会让它发生。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德国之声中文网，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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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7 May 2021
长平：中国欢迎“新冷战”
来源:
苹果日报
两天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参加一个全球问题论坛时发出警告，美中紧张关系有可能裹挟全世界，并导致这两个大国之间发生世界末日般的冲突。他说，考虑到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实力，这样的风险要比当年的美苏冷战大得多。
对于如此危言耸听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媒体似乎并不生气，反而表示欢迎。《环球网》立即转发了外媒报道，标题是〈快讯！基辛格警告：中美两大军事科技巨头一旦冲突，可能导致世界末日恶果〉。
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他总是以美国战略家的身份为中国的大外宣喂料。这不是他第一次发表“中国威胁论”。他的中国威胁论与众不同。别人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在全球化中获利快速发展，但没有如人们预期那样更加民主和自由，反而变得更加专制和野蛮，出现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倾向，威胁人类文明。基辛格的中国威胁论说，中国已非常强大，能和美国平起平坐，美国应避免激怒中国，而要持续对话、寻求合作。
事实上，这样的中国威胁论不仅是中国政府所欢迎的，而且根本上就是它所需要的、倾力制造和传播的讯息。其要点正是《环球网》标题中所强调的，中国已是和美国势均力敌的“军事科技巨头”。在中国政府眼里，“新冷战”是一种对其实力的肯定。今年3月，中美在阿拉斯加举行了拜登政府上台后首次高级别面对面会谈，中国官员表演了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让全世界对“新冷战”忧心忡忡。同一时间，中国广招中美政企学媒体界重要人士，在北京举办“中国高层发展论坛2021年会”，大谈“新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基辛格是其座上嘉宾。
在这场中方主导的会议中，专家们也对今天的中美关系和当年的美苏对抗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比当年的苏联更加强大。苏联及其盟国、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没有融合、完全独立、相互分割，在地缘上也是如此，所以对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没有今天的中国厉害。
让中国更加强大？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的专家们自然也不会不谈“文明的冲突”。我曾多次分析，六四镇压之后中共的宣传伎俩之一，就是将制度的冲突包装成文明的冲突——这就是“中国梦”的实质。人权、民主和自由与专制水火不容，却被说成与中华文化传统不相协调，好像西方历史上没有过皇权和专制政治一样。习近平一再要求尊重不同文明，在中共宣传语境中也就要求尊重其专制。
去年11月，基辛格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应建立更好的对话机制，达成“不诉诸军事冲突”的共识。否则两国之间的碰撞将导致堪比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看来他认为这种“中国威胁论”的份量还不够重，所以今次强调说，核技术和人工智能齐头并进使世界末日的威胁成倍增加——当然，他不会忘记带出重点：中美都是这方面的领导者。基辛格说，苏联虽有军事技术能力，但是“不像中国那样拥有发展技术的能力。中国不仅是军事强国，还是一个经济强国”。
冷战时期，基辛格的均势理论认为，美国应该运用外交手段，建立政治联盟，对抗来自苏联的压力。正是这种理论促成了中美建交，也被认为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并最终导致美国的胜利。令人不解的是，因为他的均势战略，苏联解体30年之后，出现了一个比苏联更强大的对手。这真算是美国的胜利吗？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基辛格似乎对建立国际政治联盟应对中国压力没有兴趣。他念兹在兹的是，美国不要惹中国不高兴，而是要寻求合作。说到底，就是让中国更加强大。当然，中国欢迎这样的“新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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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4 February 2021
长平：真相比平反更重要
20210211
李文亮医生去世周年，家属仍被维稳不敢发声。时评人长平认为，除了"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之外，他去世前留下的另外一句话也应该被人们记住："让大家知道真相比自己的平反更重要"。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一年前，李文亮医生刚刚去世，他留下的这句话遍地回荡，当局倍感压力。一年后，这句话依然激励人心，但是当局早已经成功控制了局面。其中的手段，李文亮医生生前已经预言，那就是在这句广为传播名言之前，他说的另外一句话：让大家知道真相比自己的平反更重要。
这个预言即是：当局将用平反掩盖真相，从而堵住人们的嘴巴，维持"一个极权社会只要一种声音"。
李文亮医生去世一周年祭日，有网民公布了他的墓碑的具体位置。随后，另有网民前往祭奠，不仅被要求手机与手袋不能带进陵园，而且发现陵园门口的烈士名录中，右下角的烈士二区，李文亮医生的墓碑就在其间，但是他的名字被遮蔽了。
从体制内的角度看，李文亮医生已经得到了"平反"：他去世之后，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武汉市调查。去年 3月19日，武汉市公安局在微博发布情况通报，决定撤销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并就此错误向当事人家属郑重道歉，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
中共当局的"平反"是一个争议话题。例如，"平反六四"一直是香港支联会组织维园纪念烛光晚会的口号，但是在2003年前后遭到香港年轻人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要求当局平反，意味着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屠杀者没有资格高高在上给受害者"平反"，而是应该作为被告站在审判席上。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呼吁平反也等于要求停止对本人及亲属的直接迫害。"文革"之后，那些得到平反的"右派"分子，公开的羞辱和践踏停止了，很多人还恢复了工作，甚至一夜之间从"牛棚"跃入高位。
其代价也是巨大的，那就是受害人不要追究过往，甚至要对施害当局感恩戴德。无论对个人还是历史，都未能实现正义。
被平反的李文亮及其亲属也是如此。他被撤销了"训诫书"，安葬进烈士陵园；他的亲人们得到了现金补偿，同时被要求噤声。在李文亮忌日前夕，BBC记者致电其父，对方表示他和家人目前都好，之后便匆匆挂断电话。而李文亮的妻子付雪洁也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
跟很多历史灾难的受害者一样，他们被"平反"的同时，本人或者家属也被"维稳"。不仅如此，在官方表彰叙事中，李文亮医生的功劳不在"吹哨"，以及对"训诫"的反抗，而是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共产党员。
于是，全社会不仅只有一种声音，而且一定是"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
李文亮医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未必对诸般历史有过深入的思考，但是他凭着朴实的思想说出了实现正义的必经之路：只有真相可以被了解，才能确保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德国之声，转自中国数字时代
from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1/02/blog-post_21.html
Monday, 8 February 2021
长平 盗版人民共和国
来源:
苹果日报
盗版影视作品、音乐和书籍，在中国不仅仅意味着廉价或者免费，更意味着未经审查、删减和篡改，甚至意味着获取它们的唯一途径。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上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的一句话：如果“人人”有罪，那么人人有罪。
“人人影视”（YYeTs）是中国知名的影视字幕组。自2003年成立以来，常年提供免费的国外影视剧和公开课的翻译字幕和资源下载。2月3日，上海警方宣布拘捕该字幕组成员14人，查封其网站，理由涉嫌“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
“人人影视”免费分享的影视作品无疑存在版权问题，但是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国政府打击它的动机是保护版权，而是它对审查制度的逃避与消解。
当日，一张“有哪些国家/地区提供Netflix服务？”的截图在微博广为流传。这张图片来自Netflix官方网站对收看节目的解释，底部有一行小字“Netflix目前还未在中国、克里米亚、朝鲜和叙利亚推出”，而这些国家在地图上也被灰色标识。
这是网民对警方打击“人人影视”的背景解释，也是对审查制度的一种无声的抗议。在全球罕见的严厉审查环境中，人们对包括“人人影视”在内的字幕组不仅仅充满免费享用的感激之情，更将他们视作冲击审查铁幕的英雄，称之为“盗火的普罗米修士”。
如果时间倒退回到冷战时期，西方及港台的人对自己拥有的作品在中国地下传播可能会有和今天不一样的看法。他们知道，非经此途，他们的作品根本不可能被中国人看到、听到或者读到。因此，那首先不是版权问题，而是渴求知识和资讯自由的抗议运动。被盗版者多半会为此感到自豪。
所谓改革开放并没有立即为中国带来知识产权的观念和法律，而是相反，掀起了一场“拿来主义”的盗版高潮。国门洞开让人们发现西方及港台不仅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更有多姿多采的精神世界。当时我正值少年和青年时代。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著作，也有机会看过一些“内部电影”。现在回头看，几乎都是盗版作品。
正是这些作品，造就了中国朝气蓬勃的80年代。它们教会我们了解自由和民主，因此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八九抗议运动。这场运动遭到血腥镇压，但是为苏联东欧的剧变提供了镜鉴。令人痛心的是，柏林墙倒塌之后，急于走出冷战的西方社会，对中共专制这头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或者假装它能痛改前非，最终加入民主国家的游戏规则。这正中中共下怀。为了获得国际认可，它部份扮演、整体伪装市场经济，包括引入版权机制。
引进盗版禁止的中国模式
只有在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版权制度才行之有效。然而，中国通过让部份作品及演艺人员进入市场赚得盘满钵满的方式，为港台及西方制造了一种幻觉，让他们以为通过自我审查的方式，任何作品都有机会进入中国市场。事实上，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这样的时间表。恰恰相反，它的计划从来都是通过小部份引进、小部份盗版、绝大部份禁止的模式，发展维护中共统治的“中国模式”的知识生产。对于绝大多数西方和港台作品来说，根本就没有机会原版引进。这方面跟冷战时代几乎没有区别。
很多网民发现，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在2011年发表文章高度称颂“人人影视字幕组”，称其为“网络时代的知识布道者”。因此，他们到《人民日报》社交媒体留言喊冤。事实上，官方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精神错乱，前后矛盾。直到今天，无论从官方政策还是民间实践看，中国都是一个“盗版人民共和国”。官方希望通过盗版免费或者廉价获其所需，一旦发现超出其控制，随时可能出手打击。种种罪名，总有一款适合你。
不仅影视作品如此，中国政府和整个互联网产业以及所有民营企业玩的都是同一个游戏。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102/%E7%9B%97%E7%89%88%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html
Monday, 25 January 2021
大国争锋，战狼外交将持续
来源:
苹果日报
在一个微信群，两个网民在争论。一个说：不要转发外交部发言人关于新冠疫情源头的言论。一年多来，他们声称病源在意大利、西班牙或者美国，但是都空口无凭。另一个说：这不是一般辩论，而是大国争锋。
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上周的1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认为“中共有系统地阻止了对新冠疫情起源的透明和彻底的调查，同时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欺骗和虚假宣传。目前全球已有200万人死亡，他们的家人理应获悉真相”。中国方面并未就此事进行辩解，而是频繁质疑病毒源自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1月21日，《人民日报》社交媒体发出九张图片放大外交部发言人的质疑言论，其他官媒和大量网民转发。
中美两国的互相批评显然不对等。新冠疫情一年前在武汉爆发，包括世卫在内的国际社会要求调查而遭中方一再阻止和拖延，这是事实。即便病毒真的来自其他地方，也不能解除中共在武汉爆发疫情之后有系统地阻止调查这个责任。何况医疗专家和国际组织并没有要求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因此也不存在美国同样阻止调查、掩盖真相的问题。
显然，跟很多爱国网民一样，那位网民并不在乎事实真假和逻辑贯通，而在乎“还击”本身。他们为参与了这场“爱国”行动而感到骄傲。
在历史上，病毒源头出自何处，有很大程度的偶发性，本身并不必然意味当地政府玩忽职守，需要承担责任。世卫也一再声明，他们希望调查疾病的起源，而非寻找罪魁祸首。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让人对世卫指派的专家团队正在武汉进行的调查疑虑重重。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外交部的战狼风格不仅仅将在否认掩盖疫情方面继续，而且还可能会全方位地发扬光大。
特朗普走了 战狼还在
有评论认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中国政府正在针对这位新总统与前任特朗普截然不同的执政风格，改变外交策略。一再让国际社会目瞪口呆的战狼外交可望告一段落。
的确，中方似乎多次向美国新政府递出橄榄枝。继习近平去年11月25日向拜登正式致电祝贺之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12月在中美研究中心年会上发言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同时，中国资深外交官傅莹则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双方对话与合作。和中国多年来的宣传套路一样，傅莹文章隐去了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根本区别，以及二者本质上一定会发生致命冲突的事实，是一篇并不高明、语带威胁的陈词滥调。但是，在很多人看来，她代表中国政府发出了媾和的声音。
1月22日，《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中国正在推动中美高层举行会晤，探讨两国领导人举行峰会的事宜。中方希望派遣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前往华盛顿商议，已通过驻美大使崔天凯和中间人向华盛顿转达。
报道建构了一个中美两国恢复“接触”外交政策的叙事，但是很快便被中方否认。中国驻美大使馆当天回应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与事实不符，指摘其不负责任。显然，中方并不希望外界看到其“服软”的姿态。
期待中国外交改变战狼风格的人可能会失望，因为这一外交政策的缘起并非特朗普政府的姿态。中国外交上背离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从胡锦涛时代就开始了。习近平上台以后，用“中国梦”替代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与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并开始希望在国际舞台长袖善舞，频繁地“为世界指明方向”。
在此过程中，战狼外交被认为是大国争锋的必然姿态。中国爱国民众对此高度认同并欢欣鼓舞。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101/%E5%A4%A7%E5%9B%BD%E4%BA%89%E9%94%8B%EF%BC%8C%E6%88%98%E7%8B%BC%E5%A4%96%E4%BA%A4%E5%B0%86%E6%8C%81%E7%BB%AD.html
苹果日报
在一个微信群，两个网民在争论。一个说：不要转发外交部发言人关于新冠疫情源头的言论。一年多来，他们声称病源在意大利、西班牙或者美国，但是都空口无凭。另一个说：这不是一般辩论，而是大国争锋。
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上周的1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认为“中共有系统地阻止了对新冠疫情起源的透明和彻底的调查，同时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欺骗和虚假宣传。目前全球已有200万人死亡，他们的家人理应获悉真相”。中国方面并未就此事进行辩解，而是频繁质疑病毒源自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1月21日，《人民日报》社交媒体发出九张图片放大外交部发言人的质疑言论，其他官媒和大量网民转发。
中美两国的互相批评显然不对等。新冠疫情一年前在武汉爆发，包括世卫在内的国际社会要求调查而遭中方一再阻止和拖延，这是事实。即便病毒真的来自其他地方，也不能解除中共在武汉爆发疫情之后有系统地阻止调查这个责任。何况医疗专家和国际组织并没有要求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因此也不存在美国同样阻止调查、掩盖真相的问题。
显然，跟很多爱国网民一样，那位网民并不在乎事实真假和逻辑贯通，而在乎“还击”本身。他们为参与了这场“爱国”行动而感到骄傲。
在历史上，病毒源头出自何处，有很大程度的偶发性，本身并不必然意味当地政府玩忽职守，需要承担责任。世卫也一再声明，他们希望调查疾病的起源，而非寻找罪魁祸首。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让人对世卫指派的专家团队正在武汉进行的调查疑虑重重。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外交部的战狼风格不仅仅将在否认掩盖疫情方面继续，而且还可能会全方位地发扬光大。
特朗普走了 战狼还在
有评论认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中国政府正在针对这位新总统与前任特朗普截然不同的执政风格，改变外交策略。一再让国际社会目瞪口呆的战狼外交可望告一段落。
的确，中方似乎多次向美国新政府递出橄榄枝。继习近平去年11月25日向拜登正式致电祝贺之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12月在中美研究中心年会上发言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同时，中国资深外交官傅莹则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双方对话与合作。和中国多年来的宣传套路一样，傅莹文章隐去了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根本区别，以及二者本质上一定会发生致命冲突的事实，是一篇并不高明、语带威胁的陈词滥调。但是，在很多人看来，她代表中国政府发出了媾和的声音。
1月22日，《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中国正在推动中美高层举行会晤，探讨两国领导人举行峰会的事宜。中方希望派遣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前往华盛顿商议，已通过驻美大使崔天凯和中间人向华盛顿转达。
报道建构了一个中美两国恢复“接触”外交政策的叙事，但是很快便被中方否认。中国驻美大使馆当天回应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与事实不符，指摘其不负责任。显然，中方并不希望外界看到其“服软”的姿态。
期待中国外交改变战狼风格的人可能会失望，因为这一外交政策的缘起并非特朗普政府的姿态。中国外交上背离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从胡锦涛时代就开始了。习近平上台以后，用“中国梦”替代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与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并开始希望在国际舞台长袖善舞，频繁地“为世界指明方向”。
在此过程中，战狼外交被认为是大国争锋的必然姿态。中国爱国民众对此高度认同并欢欣鼓舞。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101/%E5%A4%A7%E5%9B%BD%E4%BA%89%E9%94%8B%EF%BC%8C%E6%88%98%E7%8B%BC%E5%A4%96%E4%BA%A4%E5%B0%86%E6%8C%81%E7%BB%AD.html
Friday, 15 January 2021
德国之声 | 长平观察：台湾入联——与其重返，不如重建
“我曾多次到访日内瓦。喷泉、宫殿和落日，如此美丽的城市。但是，老实说，我无心享受，因为好几次我都是来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这是我2019年5月在日内瓦大学一个演讲的开场白。
日内瓦万国宫和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一样，作为国际领土让很多游客兴奋莫名。但是，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那里富丽堂皇的会场，繁文缛节的会议，常常是中国政府的代表羞辱国际社会的舞台。
例如，2013年9月，人权活动家曹顺利女士计划前往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带走并折磨致死。这一案件至今没有受到调查和追责。又例如，2017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日内瓦并在万国宫发表演讲时，联合国要求近三千名工作人员提早下班，并禁止非政府组织出席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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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场
联合国是二战之后世界各国维护和平的产物，我当然不会说它毫无建树。但是，作为一个机构臃肿、资源丰富、影响巨大而又缺少监督的组织，它几乎无可避免地成为各国权力角逐之地，其中包括操控与腐败。
尤其是中国经济强大之后，中共政权的国际野心从“与国际接轨”转变为“为世界指明方向”——据媒体统计，仅仅在深受新冠疫情重创的2020年，中国官方媒体以“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作为标题报道就至少有12次，其中包括9月21日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当天举行的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的讲话为联合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指明的方向中，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堕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疫情爆发一年之后，该机构连派遣专家去疫情源头武汉调查的事情都至今未能完成。
在中国指明的方向中，台湾想要堂堂正正地重返联合国，在我看来比自己宣布独立还要困难。
克拉夫特行程取消为什么让台湾感到尴尬？
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将台湾排挤出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台湾政府因此称之为“纳匪排我案”），成为台湾社会的一大创伤。
我曾多次在会议发言和文章中表示，这一方面对台湾社会不公平，台湾需要为自己的权利呐喊和抗争；但是另一方面不幸中之万幸，台湾不必在联合国这个酱缸中浸染和挣扎。
台湾读者对我这些意见颇多批评，因为他们发现相比一些激动人心的新闻，这比较令人扫兴。最近的新闻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宣布访台。9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与台湾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李光章餐敍，她宣称美国正在推动台湾重返联合国。
作为联合国主要的创始国之一，以及联合国最大的会费支付国，美国无疑拥有很大的话事权。但是，由于美国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巨大，经常可以对联合国越俎代庖，因此和中国不同，它对在联合国精耕细作不感兴趣，也长期拖欠会费。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台湾重返联合国，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近期所有外访计划，包括国务卿蓬佩奥的访欧行程以及克拉夫特的访台行程。国务院称，此决定是为了让国务院与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进行交接。
已经为克拉夫特来访这一“历史性事件”做好充分准备的台湾外交部表示“感到婉惜，但欢迎克拉芙特大使于未来适当时机来访”。
美国处于特殊时期，官员行程调整并不意外。欧洲不会因为蓬佩奥不来觉得多么惋惜，甚至大为释怀——一些高层官员本来就打算回避见面；台湾却明显因为克拉夫特未到而感到尴尬——原因在于，克拉夫特访台计划本身就是这个特殊时期的产物。成败随人，让这个“亚细亚的孤儿”更添身世飘零之感。本身存在的尴尬由此被触动，也就是人们常常讨论的作为大国博弈的棋子的命运。
与纽约与日内瓦遥相守望的新版联合国
这样的尴尬其实可以不必存在。台湾可以有更好的出路，承担更大的使命。
我也曾有若干次机会到台湾参加国际NGO组织的全球会议。在大多数时候，无论是会议主题的切实和具体，还是会议组织的细致和有效，以及热情的台湾人和美味的台湾小吃——更重要的是，台湾在亚太地区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及香港自由和法治的失守，都让我想到：为什么不能将台北或者台湾建设成为东方的日内瓦呢？毋宁说，是日内瓦的万国宫和纽约联合国大厦的升级版。
联合国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因此能有效地执行一些决议，但也带来明显的问题，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
从理论上说，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s）一直受到联合国重视，近年来更有所加强。在联合国审查各国履行公约成效的会议上，NGO可以 提交“影子报告”（Shadow Report），对各国提交的政府报告实施监督。
影子报告又被称为“平行报告”，但是它从来没有真正平行过。NGO组织往往比政府撰写报告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在联合国大会上它只能是一个配角。可以想见，对于这个配角，中国政府也不会放过——要么对报告内容动手，要么对报告人动手，正如曹顺利女士的遭遇。
2014年我在日内瓦参加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委员会审议中国政府定期报告会议，原计划与会的NGO人士王秋云，出发前被政府从快递公司截走了获得签证的护照。会场上，中国官员还表示：中国NGO人士不会因为参加这次会议遭到打击报复。我和在场的NGO代表对此承诺感到不寒而栗。
被剥夺主权身份的台湾政府充分展开NGO外交，勤勤恳恳，攻城略地不少。但是，以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为主、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s）为辅的联合国模式决定了，它不大可能由此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不是意外的话，至少在五到十年之内，北京不会攻打台湾。台湾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利用自身战略地位，反客为主，以更长远的规划，更大手笔的建设，主动邀请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前来安营扎寨，建立一个以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s）为主体的新概念、升级版的联合国，与纽约和日内瓦遥相守望，既互相监督，也携手并进。
跟纽约联合国大厦和日内瓦万国宫一样，拥有国际领土的台湾不仅能摆脱大国博弈的棋子命运，也能让中国的导弹三思而后行。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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