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中国稀土垄断—非洲的机遇与挑战

正当欧盟工业事务专员斯特凡·塞乔纳透过德国媒体呼吁欧盟国家像建立石油天然气储备那样建立联合稀土储备，以应对被中国“卡脖子”的可能性之际，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在最新发表的报告中揭示，中国对稀土市场的掌控已远超主导层面，正通过工业、物流、规范和地缘政治的协同策略，在全球范围内构筑一道难以逾越的壁垒。这一体系的核心是中国稀土集团的整合，辅以技术出口限制、排他性供应合同，以及强制性的出口溯源机制。 

当西方大国对此深感忧虑之际，非洲大陆的处境则截然不同。尽管非洲被视为替代中国稀土供应垄断的潜在选项，但其在全球稀土价值链中的真实地位能否提升，以及它究竟能从中获得多少实际利益，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日前在一份题为《绘制中国稀土主导战略图》的报告中，详尽描绘了中国如何系统性地构筑全球稀土准入壁垒。其核心策略始于2021年的行业整合，即中国稀土集团的成立。这个国家级巨头整合了稀土开采、加工和合金制造领域的关键参与者。北京通过严格的生产配额、许可证制度以及有选择性执行的环保标准，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结构。

中国的控制力延伸至技术层面，对关键工业流程，如分离技术和磁铁制造工艺的出口已全面禁止。在监管层面，自2024年10月起，一项强制性的数字溯源系统要求所有稀土相关中外运营商必须遵守中国标准，方可出口或加工稀土产品。

报告强调，中国还通过支持中国企业投资国际采矿项目积极寻求境外稀土供应。这一政策使得北京在实现供应多元化的同时，得以在全球贸易中保持强大的影响力。虽然报告没有提及具体的矿场，但非洲的一个项目体现了这一逻辑。在坦桑尼亚，今年5月，中国国有企业盛和资源签署了一项价值9700万美元的并购协议，以获得澳大利亚匹克稀土公司（Peak Rare Earths）的控股权，后者拥有坦桑尼亚恩格拉（Ngualla）稀土项目。在此之前，盛和资源已持有该公司近20%的股份，并拥有恩格拉项目长达七年的稀土产品优先购买权。该矿预计将在未来20多年内每年生产3万7200吨稀土精矿。

那么在欧美加速布局，试图打破中国稀土垄断的进程中，非洲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呢？专注于非洲财经新闻的瑞士媒体经济金融通讯社（Ecofin）此前已用大量篇幅跟踪报道了非洲大陆多个国家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稀土项目。除坦桑尼亚案例外，其他国家也在积极布局，而它们的具体做法也为理解这一战略提供了一些关键信息。在安哥拉，彭萨纳（Pensana）集团已于今年5月启动了隆贡桥（Longonjo）矿山建设，该矿预计每年可生产2万吨稀土精矿。安哥拉通过其主权财富基金积极参与项目开发，然而，矿石的精加工将在位于英国赫尔的一家工厂进行。在马拉维，由林安迪资源（Lindian Resources）集团开发的康根坤德矿（Kangankunde）项目预计于2026年第一季度投产，计划在45年内开采超过68.5万吨精矿，并通过与杰拉德集团（ Gerald Metals）的销售协议获得了融资。在南非，彩虹稀土公司（Rainbow Rare Earths）开发的帕拉博瓦（Phalaborwa）项目预计在16年内创造6.11亿美元的收益，目标是每年生产1900吨用于制造磁体的稀土氧化物。尼日利亚矿业部6月22日宣布，哈塞廷斯集团（Hasetins Commodities Ltd.）将获得4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在纳萨拉瓦州建造“非洲最大的稀土加工厂”。

尽管根据基础矿产智库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的预测，到2029年非洲未来的稀土矿山可能供应全球9%的稀土，但相关国家能从中获得的实际利润仍有巨大优化空间。在刚刚提到的多数案例中，项目运营由外国公司主导，资金来自外部，产品出口后在非洲大陆以外进行加工。大西洋理事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对稀土分离和磁体制造技术的控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模式，即使矿石在中国境外开采，它们也常常最终进入由北京主导的供应链。非洲国家只有打破采掘宿命，才能实现稀土开发利益最大化。在围绕稀有矿产的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欧盟施加的监管压力为非洲国家创造了潜在需求。然而，非洲国家必须将自己定位为可靠的产业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精矿供应商。尤为重要的是，这些项目的治理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掌握在外国行为者手中。各种案例表明，若非洲国家不想复制早已为人熟知且对发展影响存疑的采掘模式，可从国家所有权、本地加工的谈判能力等多个方面入手改进。此外，加大力度规范矿业伙伴关系、将许可证发放与转型承诺挂钩或在区域范围内整合产能，是值得探索的可靠途径，有助于转变该行业的角色，并获得可持续的收益。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81%9A%E7%84%A6%E9%9D%9E%E6%B4%B2/20250626-%E6%89%93%E7%A0%B4%E4%B8%AD%E5%9B%BD%E7%A8%80%E5%9C%9F%E5%9E%84%E6%96%AD-%E9%9D%9E%E6%B4%B2%E7%9A%84%E6%9C%BA%E9%81%87%E4%B8%8E%E6%8C%91%E6%88%98

中国对非洲政策日益军事化（三）

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沿线区域，非洲大陆沿海安全关系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为保障中非能源合作安全和“海上丝绸之路”畅通，中国在加中非强海上安全合作的同时强化了对非洲的军事影响力。2015年《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出台，要求拓展海洋经济合作。2017年6月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加强与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机制的合作，共同建设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在海上安全领域，中国与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举行海上军事演习，帮助非洲国家加强海上力量建设和反海盗能力。军演从一对一的双边军演逐步升级成多国军演。 

2018年5月，中国首次参加尼日利亚主导的“埃库库布”（Eku Kugbe）多国海军演习，聚焦几内亚湾的海上安全。这是中国首次在非洲正式参与包括法国在内的多国军演。中国部署的054型护卫舰延昌舰，与尼日利亚的12艘军舰以及喀麦隆、法国、加纳和多哥各一艘军舰一起参加了演习。2019年11月举行的“莫西”军事演习则是中国、俄罗斯和南非首次联合进行的海上安全演习。南非和中国各派一艘护卫舰。俄罗斯部署了一艘“乌斯季诺夫号”导弹巡洋舰、一艘深海油轮和一艘打捞拖船“维亚济马号”。

2019年下半年，解放军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300名官兵抵达坦桑尼亚综合训练中心，参加为期25天的“真诚伙伴-2019”联合军演。坦桑尼亚和中国地面部队参加了实弹演习、平民搜救、无人机战术、爆破作业、建筑密集区搜救和模拟指挥所等项目。这是解放军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同类演习。

军事演习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暂停，之后于2023年恢复。莫西二号演习于同年二月在南非德班至理查兹湾以东海空域举行。这是中国 南非 俄罗斯三国海军首次在非洲南部海域举行海上联合演习。演习恰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俄罗斯部署了一艘装载有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护卫舰，据报道该导弹当月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在三国海上联演中，中方派出在亚丁湾执行第33批护航任务的导弹护卫舰潍坊舰，日照舰、可可西里湖舰，在亚丁湾执行第42批护航任务的淮南舰、淮南舰是052D“加长型”驱逐舰，增加了续航力和反潜能力，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更强。2024年6月，中国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许昌舰赴拉各斯港参加了尼日利亚主办的多国反海盗演习，演习参与者包括来自巴西、喀麦隆以及中国和尼日利亚的10艘军舰。

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专家保罗·南图亚（Paul Nantulya）近日在一篇题为《中国对非洲政策日益军事化》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用于扩大其在非洲军事影响力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建成的。比如由中国建造的坦桑尼亚“基甘博尼”海军基地、“恩格伦盖雷”空军基地和“马平加”多功能训练中心等设施都曾承办过解放军的军演活动。在举办联合演习之前，中国在喀麦隆、加纳、纳米比亚和尼日利亚修建的港口都曾接待过解放军海军的访问。解放军的“和平团结2024”演习是中国迄今为止举行的最大规模演习，也凸显出中国对非政策军事化的逐级推进和演变。

曾经于2009至2015年间指挥解放军非洲反海盗行动的退役大校周波表示，解放军视非洲为“远海防卫”的跳板，他说：“如果你问我们何时成为一支远洋海军，我会说是在2008年底，当时解放军舰艇编队前往亚丁湾执行反海盗行动。这种作战任务，虽然是针对海盗的，但实际上是我们在远离中国海岸的地方进行的一种准军事行动，我们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演习，并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每次在亚丁湾完成为期约三个月的任务后，这些舰艇便会环游世界，熟悉陌生的水域，无论是大西洋、白令海还是地中海。因此这不再是为期三个月的任务，有时甚至能持续10个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以自己的方式取得进步，而无需发动战争。”

中国对非洲的远距离力量投射和在非洲复杂安全环境下积累的实战演习经验扩大了中国对非洲的军事影响力，这一切发生在国际媒体普遍对非洲大陆缺乏关注度的背景下。中国外长王毅2025年首访非洲四国时宣布的巨额无偿军援不过是中国在去年中非合作论坛期间宣布的对非无偿军援的一部分。事实上，据来自中国国家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2008—2015年间，中国共向非洲出售了125艘战舰。近几年，中国将一艘武装巡逻艇赠予塞舌尔，向科特迪瓦海军捐赠了一艘27米长的“捕食者”级巡逻舰，并向加纳和尼日利亚海军移交4艘武装巡逻艇和一艘近海巡逻艇。

中国的长远目标是“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解放军的任务是到2030年成为一支“世界级力量”，拥有捍卫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利益和赢得未来战争所需的作战及力量投射能力。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81%9A%E7%84%A6%E9%9D%9E%E6%B4%B2/20250130-%E4%B8%AD%E5%9B%BD%E5%AF%B9%E9%9D%9E%E6%B4%B2%E6%94%BF%E7%AD%96%E6%97%A5%E7%9B%8A%E5%86%9B%E4%BA%8B%E5%8C%96-%E4%B8%89

中国对非洲政策日益军事化（二）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2000年，那时，中国在非洲还没有维和部队，在为非洲平民和军事人员培训学生方面也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欧洲。中国没有提供任何安全援助，也没有参与非洲的公共安全议题讨论。然而，二十四年后的今天，非洲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大的海外部署地。正如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专家保罗·南图亚近日在一篇题为《中国对非洲政策日益军事化》的长文中指出的，这是中国全球抱负的一部分。文章写道：中国拥有不断壮大的海军舰队，在联合国特派团中派出的部队比联合国安理会任何其他常任理事国都多，并且也是除法国外，对非洲教育投入最大，培养学生更多的国家。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更多民事、军事和警察专业执法人员。 

尽管中非合作论坛最初是一个以贸易为重点的倡议，但它已逐渐具备军事影响力。军事训练配额、军售信贷以及加强维和和反恐能力的资金均来自中非合作论坛的拨款。中非合作论坛还定期举办安全对话会，如“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非警察执法论坛”等。它管理着非盟非洲常备部队的基金并推广《综合安全入门》等中国安全标准。解放军日益深入地参与中非合作论坛，证明中国非洲政策的某些方面正在军事化。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其他区域机制上，例如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FOCAC）和中国—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共同体（China-CELAC）论坛，这些论坛也模仿中非合作论坛，逐步发展了军事项目。

中非合作论坛使解放军在非洲的作战能力不断增强。根据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中心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自2000年以来，中国军队在非洲举行了19次军事演习、44次海军访问和276次国防高级官员交流，还向48个国家派遣了24支军民两用医疗队，轮流执行一到两年的任务。

最初，中国军演的准军事内容较少，侧重于传达政治信号，搞军事外交和塑造非洲安全格局。2009年6月，中国与加蓬联合举行了代号为“和平天使”的军事演习，这是中国在非洲大陆的首次军事演习，在人道主义医疗撤离框架下进行的此次军演开启了中非军事合作。

2014年，中非双方军事演习进一步频繁和强化，如同年五月在尼日利亚、六月在纳米比亚和七月在喀麦隆连续举行的军事演习，这些军演的重点是反海盗和救援等海军训练。上述活动都是中国海军第十六批护航编队停靠上述国家港口时举行的。

随后，军事演习以更加持续的节奏接连展开。一个例子是2014年10月，中国和坦桑尼亚海军在公海上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跨越2014”军事演习。超过百名解放军海军官兵参加了这次演习，这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

这次联合军演使中国海军有机会在远洋环境下检验和提升包括舰艇协同、通信联络、后勤保障等综合作战能力。在异国他乡的陌生海域进行联合演练，有助于中国海军积累远洋作战经验，提高应对复杂海上情况的能力；联合军演为新型装备提供了实战化的检测机会，有助于发现装备的不足并及时改进。虽然此次军演并未直接涉及军事基地的建设，但为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建立海外基地提供了必要性论证，海外基地可以为远航舰艇提供补给、维修等后勤保障，有助于扩大中国海军在远洋地区的活动范围。

文章特别提到，另一个演变阶段是2016年5月，解放军海军第22批护航编队与南非海军举行了为期四天的演习，这是一次战争演习。中国派出了052型导弹驱逐舰青岛号、054A型护卫舰大庆号和903A型补给舰太湖号参加演习。南非部署了护卫舰 SAS Amatola 和潜艇 SAS Manthatisi。这是南非第四次接收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并首次联合进行海上训练。为强调其重要性，时任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与南非海军参谋长一同参加了演习。

中国用于扩大在非洲军事影响力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建成的。中国于2017年在吉布提建设了海军基地，为扩大其远征能力提供了平台。中国官员最初否认吉布提民用港口建设投资将用于军事目的，随后试图淡化其军事意义，强调在维和、反恐和打击海盗方面的贡献。尽管如此，“力量投射”和“增强型域外作战”等术语却充斥中国官方和非官方对该基地的描述。伴随吉布提新军事基地的开辟和完善，在2018-19年训练周期中，解放军演习的频率有所提高。仅在2018年，解放军就与喀麦隆、加蓬、加纳、尼日利亚（两次）和南非进行了六次演习，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非洲一年内举行军演最多的一年。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将在下次节目中继续今天的话题。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81%9A%E7%84%A6%E9%9D%9E%E6%B4%B2/20250123-%E4%B8%AD%E5%9B%BD%E5%AF%B9%E9%9D%9E%E6%B4%B2%E6%94%BF%E7%AD%96%E6%97%A5%E7%9B%8A%E5%86%9B%E4%BA%8B%E5%8C%96-%E4%BA%8C

中国对非洲政策日益军事化（一）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1月9日，正在尼日利亚进行开年非洲巡防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阿布贾宣布中国将向非洲提供10亿人民币无偿军事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培训6000名军队人才和1000名警务执法人员，同时继续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快速反应部队建设，支持非洲国家开展维和反恐行动。王毅在当日与尼日利亚外长图加尔会晤后召开的记者会上称：中国坚定支持非洲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支持非盟和各次区域组织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非洲的大国加强引领性行动，推动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热点问题。 

王毅宣布的对非大笔无偿军事援助消息一经披露，便引发各方关注和热议。中国真的像王毅宣称的那样不以任何形式干涉非洲国家内政吗？事实上，对任何一个政府的军援都是在干涉内政，区别在于各国执政党或在野党以及区域地缘政治相关方会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解读。

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日前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对非政策日益军事化》的长文，作者保罗·南图亚通过梳理中国近年来对非洲提供的中国特色军事援助，展示中国对非洲地缘政治的深远影响。文章指出：2024年7月和8月，中国与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联合举行了为期两周的军事演习，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非洲的参与度显著扩大。这支约千人左右营级规模的中国军队与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部队进行了陆地和海上训练，包括海上巡逻、搜救行动和实弹演习，这是代号为“和平团结 2024”的军事演习的一部分。演习涉及大约二十多种不同类型的武器和装备，包括小型武器、重型火炮、微型无人机和各种侦察车及步兵车辆。解放军陆、海、空、陆战队等部队参加。为增强解放军远征能力而组建的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和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首次亮相。中国军队通过各种交通工具从中国大陆运送包括海军和空军的战略运输机，例如运-20战略运输机和登陆艇及不同类型的两栖车辆。

代号“和平与团结2024”军事演习，首次强调了非洲作为解放军力量投射、战备和作战能力试验场的重要性。在以往的演习中，解放军的部署都是从吉布提的基地或反海盗巡逻队出发。“和平与团结2024”演习前，解放军在白俄罗斯举行的演习也展示了同样的战略空运和海运能力，但在坦桑尼亚的演习需要更长的部署距离。海上阶段包括在莫桑比克海岸附近的演习。陆地阶段的合作在中国承建的坦桑尼亚马平加多功能训练中心进行。整个演习包括计划外的对抗部队、多国武器演习和两栖登陆。“和平团结2024”强调提高解放军远距离投射步兵、装甲、炮兵和支援部队的能力。军演同时强调非洲作为解放军力量投射、战备和作战能力试验场的重要性。

文章继续写道：解放军在非洲的军事战略是中国地缘政治愿景的一部分。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和“新的历史使命”指导方针给解放军的理论和随后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许多变化。

 “退出战略”（有时也称为“海外扩张战略”）于2000年作为一项国家战略颁布，是中国政府为支持国有企业迁移到海外、开拓新市场和新资源而采取的举措。它为中国主导的各项倡议奠定了基础，例如同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和2012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到2017年，已有超过一万家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业务，其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其中包括2013年至2023年“一带一路”倡议下的62个港口项目和约700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合同。

文章指出：伴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安全及地缘战略、理论和训练层面的应用场景也在扩大。2004年提出的新的历史使命要求解放军“加强和保卫中国的海外能力和利益”。这一原则被写入随后的三个国防白皮书：即《论中国武装力量的不同使用》、《中国的军事战略》（2015年）和《新时代的中国国防》（2019年）。

这些新历史使命被纳入中国“到2030年优先考虑的”三大军事目标。它们是：第一，防止外国军队进入西部第一和第二太平洋岛链并在那里进行军事操作。这个范围包括黄海、东海和南海，环绕千岛群岛和琉球群岛、婆罗洲、日本、台湾和菲律宾，并延伸至菲律宾海和北太平洋。二是提高中国向全球提供维和、反海盗、救灾等公共服务的能力，解放军称之为“多样化任务”。中国曾一度回避它们，认为它们是西方霸权的体现。如今，中国将此视为展现自己“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种方式。 三是保卫海外利益和行动能力，比如基础设施、能源、海上通道以及海外中国公民等。中国动用军事和民事资源从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南苏丹和苏丹等国撤离中国公民就是这一目标的一部分。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将在下次节目中继续今天的话题。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81%9A%E7%84%A6%E9%9D%9E%E6%B4%B2/20250116-%E4%B8%AD%E5%9B%BD%E5%AF%B9%E9%9D%9E%E6%B4%B2%E6%94%BF%E7%AD%96%E6%97%A5%E7%9B%8A%E5%86%9B%E4%BA%8B%E5%8C%96-%E4%B8%80

绘制非洲虚假信息宣传地图（二）

本月十五号，卢旺达举行了总统选举投票，这是卢旺达1994年大屠杀结束以来的第四次总统选举。新总统将在卢旺达现任总统、卢旺达爱国阵线候选人卡加梅、卢旺达民主绿党候选人哈比内扎、独立候选人姆帕伊马纳3人中产生；约有九百万卢旺达人登记投票。卢旺达总统选举采取单轮投票制，候选人中得票最多者胜出。选举结果预计将于本月20日公布。

 这是一次毫无悬念的选举，无论是执政党内部还是其他政党都没有能够挑战现总统卡加梅的候选人，在该国 2017 年的上一次选举中，卡加梅获得了近 99% 的选票，这个得票率因接近独裁国家候选人得票率而被外界诟病，批评卢旺达是不完全民主国家。自 2000年4月首次当选总统以来，卡加梅一直在系统地镇压任何反对他统治的人。许多政权的批评者已经死亡、失踪、被捕或逃离该国。面对政权的镇压策略，公众的反对声音被压制。这意味着只有卡加梅才能决定何时退出政治舞台。

非洲《对话》杂志近日发表了对卢旺达政治形势的系列文章，其中一篇从人工智能参与虚假信息传播的角度分析了卡加梅政权如何操控信息，比如只允许亲卡加梅的信息存在，这不同于我们上次谈到的境外势力如俄罗斯等国针对某个非洲国家的虚假信息制造与传播手段，但同样是一种危险趋势。

今年五月底，记者网络“禁忌故事”等多家媒体发布了一份名为“卢旺达系列“的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与卢旺达记者兼政府批评家约翰·恩特瓦利 (John Williams Ntwali) 可疑死亡有关的证据，披露了基加利压制批评者的手段及细节。美国克莱姆森大学数字虚假信息传播和非洲政治学家摩根·沃克在非洲《对话》杂志发表的长文指出；卢旺达人将于7月15日投票。总统选举结果已成定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反对派候选人被驱逐、记者受到骚扰和批评者被暗杀。在支持卡加梅的总统竞选中，我们都发现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来破坏在线讨论和宣传政府叙事的情况。ChatGPT 是使用工具之一。这些工具的协调运用是一个不祥之兆。这表明，用于操纵感知和维持权力的方法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与纯人工操作的活动相比，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网络能够产生更大量的多样化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发布模式和内容标记的一致性使网络更容易被检测到，未来的活动可能会改进这些技术，使检测虚拟讨论变得更加困难。

非洲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公民需要意识到在制作区域宣传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潜在挑战。

同步的网络宣传战在非洲数字空间中已经变得很常见。虽然每个网络都是不同的，但它们都旨在让虚假内容看起来是真实的。这些行动经常“推广”符合操纵者兴趣的材料，并试图通过用不相关的内容淹没其他讨论使反对意见传播“降级”。

仅在东非，社交媒体平台就删除了那些以合法名义创建的、针对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公民提供虚假和党派政治信息的账户。包括几家全球公关公司在内的非国家行为者也被追踪到在南非和卢旺达运营的机器人和网站。早前的影响力网络大多是通过使用“复制粘贴”来复制官方信息。而此次亲卡加梅网络很少逐字复制文本。相反，相关帐户使用 ChatGPT 创建具有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主题内容，然后将内容与一系列主题标签一起发布。可能是操作者缺乏经验，所以很马虎。文本生成过程中的错误使我们能够跟踪关联帐户。例如，在某些消息中，关联帐户包括用于制作亲卡加梅宣传的指令。这些信息随后被用来充斥合法的讨论，内容要么与政府无关，要么支持政府，或直接抹黑参与卢旺达机密调查的记者和媒体。人工智能工具与在线活动的整合可能会改变宣传的影响力。因为它能够快速生成大量内容。如果没有这些工具，生成这些内容将需要更多的资源、人力和时间。自动翻译等技术使参与者能够影响跨境讨论。例如，虚拟卢旺达网络最常见的目标是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冲突。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能够无缝创建文本中的细微变化，从而使溯源工作变得复杂。研究卢旺达政治转型的专家戴维·基乌瓦 (David E. Kiwuwa) 表示，卡加梅坚信他对卢旺达的愿景，这是他统治合法性的证明。卡加梅觉得自己有义务继续掌权。他的目标是在 1994 年种族大屠杀之后为该国的图西族少数民族创造一个安全有保障的社会。他认为，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即使这意味着要牺牲自由，以换取大屠杀后卢旺达的繁荣。这是一场冒险。虽然有些人看到了卡加梅希望卢旺达成为非洲版新加坡的价值，但批评人士认为，卢旺达与朝鲜有着令人不安的共同特征。问题在于，卢旺达独特的国家建设方式能否长期持续下去。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81%9A%E7%84%A6%E9%9D%9E%E6%B4%B2/20240718-%E7%BB%98%E5%88%B6%E9%9D%9E%E6%B4%B2%E8%99%9A%E5%81%87%E4%BF%A1%E6%81%AF%E5%AE%A3%E4%BC%A0%E5%9C%B0%E5%9B%BE-%E4%BA%8C

绘制非洲虚假信息浪潮地图 （一）

自 2022 年以来，旨在操纵非洲信息传播的虚假信息活动几乎增加了四倍，导致非洲部分地区的不稳定与民主的倒退。虚假信息的扩散对非洲社会稳定与繁荣构成严重挑战。那些出于政治目的而有意扭曲信息生态的行为正在加速扩展。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今年四月刊登了一篇报告，对虚假信息在非洲传播的广度与严重后果做出详细分析。 

这篇题为《绘制非洲虚假信息传播浪潮地图》的报告指出，针对非洲媒体生态系统发动复杂的虚假信息攻势的行动方正在利用网络的覆盖范围和可访问性的快速扩展，以比传统平台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重塑非洲大陆的信息传播系统。虚假信息活动与规模与一些国家的暴力事件及政治动荡，军事政变密切相关，虚假信息攻势将民间声音扭曲，对非洲人的权利、自由和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影响和威胁。

过去七年里，有 3 亿非洲人加入了社交媒体，伴随而来的是蓄意混淆视听的网络攻击。非洲大陆目前拥有超过 4 亿活跃社交媒体用户和 6 亿互联网用户。上网的非洲人依靠社交媒体平台快速消费信息。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的社交媒体用户每天在社交平台上花费的时间领先全球。他们同时也是最忌惮虚假和误导性信息的国家。

虚假信息攻势针对的是整个非洲大陆。至少39个非洲国家已成为有针对性的虚假信息活动的目标。其中20个国家中的半数虚假信息受害者遭受过3次或以上的攻击，而 2022 年只有 7 个国家达到了这一阈值。陷入冲突的非洲国家受到的虚假信息传播攻势更多，平均五次。

非洲大陆近60%的虚假信息活动是由外国赞助的，其中俄罗斯、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UAE)、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是主要赞助者。俄罗斯始终是非洲虚假信息的主要传播者，资助了 80 起有记录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针对超过 22 个国家。这几乎占非洲所有虚假信息活动的 40%。由于数以万计的虚假页面和协调一致的虚假消息操控，这 80 次活动覆盖了数百万用户。积极利用虚假信息宣传是俄罗斯利用非正规渠道在非洲拓展影响力的主要手段。俄罗斯发动的虚假信息宣传，破坏了至少 19 个非洲国家的民主，导致这些国家在非洲大陆的衰落。

非洲是 23 起跨国虚假信息攻势的对象，这些虚假信息宣传攻势几乎全部由试图在非洲大陆建立影响力的外部国家行为者发起。俄罗斯和中国是这些非洲大陆虚假信息宣传攻势的主要发起者，目的是拓展各自地缘战略利益；操弄和破坏民主进程、鼓动非洲国家政变、煽动反西方情绪并在非洲制造混乱的舆情。 例如，与俄罗斯有关的两个主要虚假信息影响者在社交媒体上受到超过 2800 万用户的关注，他们的内容已被数百个与俄罗斯有关的帐户和页面组成的庞大网络传播生态系统放大，俄罗斯非洲军团及其前身瓦格纳雇佣军是虚假信息活动的主要发起者，此类大规模行动共开展了16起。这些虚假信息宣传攻势利用非洲网红付费散布伪造信息和断章取义的视频及照片。这些信息被多个俄罗斯国家控制的媒体、广播和官方通讯渠道复制、拷贝和放大，使虚假信息形成回声室效应，使接受信息方坚信不疑。俄罗斯-非洲经济发展替代伙伴关系组织及泛非贸易和投资集团是由俄罗斯大使馆参与建立的非洲网络阵线，用以制作和传播虚假信息。现更名为非洲军团的前瓦格纳集团一直是克里姆林宫在非洲传播虚假信息的主要媒介，与非洲大陆大约半数俄罗斯虚假信息攻势有直接联系。 2023年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戈津去世后，新成立的非洲军团和非洲倡议通讯社承接了俄罗斯虚假信息制作传播活动。

中国共产党通过统战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非洲范围内第二大虚假信息外部赞助者，已知组织过五次跨区域宣传攻势。其中两个案例与俄罗斯宣传口径相符并放大了俄罗斯宣传。中国的宣传攻势在南部非洲主要针对六个国家，该地区记录最多的活动是针对南非和津巴布韦。在这两个国家，外部和内部行为者在总统竞选期间利用虚假信息来操弄叙事并在民众中散布对手的不信任。中国一直是津巴布韦虚假信息的主要外部传播者。中国通过压制反对派和民间社会的声音、推动中国的政治和商业宣传以及散布反西方言论来开展支持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运动。中国利用国家控制的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传播和放大支持这些活动的虚假主张。然而，中共的做法更加制度化，并通过对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与非洲媒体签署的许可和培训协议，投入大量资金来粉饰中共官方的宣传。这些活动是中共加强利用虚假信息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将在下次节目中继续这个话题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81%9A%E7%84%A6%E9%9D%9E%E6%B4%B2/20240711-%E7%BB%98%E5%88%B6%E9%9D%9E%E6%B4%B2%E8%99%9A%E5%81%87%E4%BF%A1%E6%81%AF%E6%B5%AA%E6%BD%AE%E5%9C%B0%E5%9B%BE-%E4%B8%80

中国如何渗透非洲媒体开展认知战（二）

2018年4月19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挂牌成立，对内统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即“总台”，对外统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由原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台合并而成，是中共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结果。中国之声由国务院直属，主要职责为“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统筹组织重大宣传报道，引导社会热点，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之声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媒体平台。 

美国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保罗·南图亚在近日发表的一片题为《中国打造非洲媒体空间战略》的长文中指出：中宣部通过全球最大的媒体平台“中国之声”监督中国宣传，中国之声将新闻媒体整合为一个单一的载体，其主要任务就是“夺取话语权”，即夺取“发言权和被倾听权”。

文章特别指出，资金是“争夺话语权”的关键。中国媒体集团为许多因设备简陋、工资低廉和预算紧张而苦苦挣扎的非洲媒体提供财务支持，以期他们用“正面报道中国”予以回报。为了强化中国的声音，中宣部提供免费内容，与政府和私营广播公司签署内容共享协议，支付丰厚的补贴，提供最先进的设备，收购有影响力的媒体集团股份，并提供中国顶级的内容。

训练有素的肯尼亚记者鲍勃·韦克萨（Bob Wekesa）将自己视为中国的“免费代言人”。 这意味着非洲记者似乎无穷无尽地前往中国进行免费旅行，在那里他们接受一流的待遇和导游，同时被灌输正面的中国形象和体验。韦克萨表示，“中国老师不会直接告诉你要亲中，但如果你足够敏锐，就会明白，他们期望你做一些不言而喻的事情作为回报。”

中共在媒体发展、媒体攻势和叙事管理方面的政策架构是多方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PLA)也参与其中，将认知宣传战与陆、空、海等其他战争种类相提并论。中国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事宣传教研室资深教育家段文岭和刘家丽表示，中国的媒体战是一个“塑造目标受众认知、定义和传播的宏观框架”。用习近平话说，就是“读者在哪里，观众在哪里，宣传报道就必须把触角伸到哪里。”

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定期通过决议，以加强中国的国际交流、提高“中华文化的全球吸引力”和“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这些内容由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宣传思想领导小组）转化为政策。中央宣传思想领导小组是由高级政策制定者组成的小团队，负责协调整个政府和政党的政策实施。中央宣传思想领导小组（CLG）控制着中共和中国政府的所有宣传和信息发布。该委员会由蔡奇领导，他是中国最高领导机构、七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第五位成员。他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和总书记（习近平）办公室主任。蔡奇的代理人是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央宣传思想领导小组由高层人物领导的事实，凸显了中共对国际媒体运作的重视。他们的职责范围包括中共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及中共统战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国际政治协商会议等其他政党机构。这些部门都在不同的非洲国家开展业务。

肯尼亚提供了中国如何巩固其在非洲话语权的相关案例研究。2006年，新华社在内罗毕设立非洲总部——这是北京以外最大的分社——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日报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它们在内罗毕高档郊区韦斯特兰的同一栋大楼里工作。从那里，他们以多种当地语言向非洲其他地区传输内容。

中共打造非洲媒体的努力是通过一系列战略（包括虚假信息传播策略）多方位地控制信息流。这些策略相辅相成。中共用来影响媒体报道的方法往往是不透明的，并且违反非洲记者的职业道德，比如人为地传播虚假信息误导受众，特别是在社交网络的匿名对话中。这些媒体和虚假信息策略经常结合使用，通过多种媒介扭曲非洲的信息生态系统。比如，中国驻非洲外交官在Facebook上分享中共官媒新华社文章，文章将立刻由大量虚假账户转发，以扩大网络影响力。在津巴布韦，中共散布虚假信息，声称有阴谋破坏政府权威，成为政权镇压记者和民间社会的借口。中共对非洲媒体空间的投资影响了信息和主要叙事的获取。

不过，中国媒体在普及中国治理模式方面并不太成功。非洲晴雨表民意调查显示，非洲人并不认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府、军队和社会绝对管控的模式。相反，71% 的非洲人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存在形式。81%的人反对一党专政，80%的人反对独裁统治，82%的人反对军政权。尽管中国的影响力在非洲保持高位，达63%，但《非洲晴雨表》发现，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非洲的受欢迎程度丝毫没有削弱非洲人民对民主和问责制的强烈需求。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81%9A%E7%84%A6%E9%9D%9E%E6%B4%B2/20240502-%E4%B8%AD%E5%9B%BD%E5%A6%82%E4%BD%95%E6%B8%97%E9%80%8F%E9%9D%9E%E6%B4%B2%E5%AA%92%E4%BD%93%E5%BC%80%E5%B1%95%E8%AE%A4%E7%9F%A5%E6%88%98-%E4%BA%8C

中国如何渗透非洲媒体开展认知战（一）

据非洲财经通讯社援引美国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CESA）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发起一场影响非洲媒体格局的大规模攻势。该智库认为，中国对非洲媒体领域投资的激增是中共通过塑造发展中国家的信息环境来获得影响力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专家保罗·南图亚近日在一篇题为《中国塑造非洲媒体空间的战略》的长文中指出，中共将媒体视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战场，这句话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中国执政党根据自己的政策，将媒体视为一个战场，可以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宣扬自己的思想和政策，并抹黑对手的言论和政策。 中共经常引用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来描述他们的媒体宣传攻势。

中国最大的媒体集团新华社在非洲设有37个分社，与二十年前的屈指可数相比，有了显着的增长，这让任何其他新闻机构都相形见绌。新华社与肯尼亚国家媒体集团签署的内容共享协议使新华社能够接触到东非和中非4个国家的8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2800万社交媒体粉丝、1130万月观众和9万日报发行量。 根据这些协议制作的大部分内容都来自非洲记者，这使得他们的亲华信息不那么明显。中国媒体平台上的很多节目也带有非洲风情。 例如，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推出的《非洲现场》、《非洲风云》、《非洲面孔》等节目展示了非洲成功人士的成就，深受非洲观众的欢迎。

另一家中国媒体巨头四达时代是中国在非洲的最大数字电视运营商，也是非洲第二大媒体，仅次于撒哈拉以南最具影响力的南非数字卫星电视 DSTV。 四达时代正在20个非洲国家的1万个农村家庭安装卫星天线，将其与中国数字电视连接，进一步融入非洲大陆。

许多非洲年轻记者由中国媒体出资在中国接受培训。仅在肯尼亚，中国媒体机构就雇用了500名记者和当地工作人员，每月发送新闻1800条。在中国接受培训的肯尼亚资深记者约瑟夫·奥丁多（Joseph Odindo）是东非和中非最大的媒体集团肯尼亚旗帜集团的前编辑总监，他指出，在旗帜集团工作期间，他必须密切关注自己的员工队伍。他说： “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图表，以便能够谁在何时去参加中文培训，谁应该回来，谁是下一个，否则你会发现你的新闻编辑室的半数雇员都在 北京接受培训。”

中共媒体渗透非洲媒体生态系统，可能会扭曲非洲的信息空间，影响公民对治理、社会和经济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论。 中国支持的媒体会对当地政权进行正面报道，并扩大其政治议程和叙述。 这使得当地政权在对待中资投资项目时会不顾反对者的疑虑。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肯尼亚旗帜集团在发布一份关于中国路桥集团承建的标准轨距铁路腐败案的调查报告时遇到的麻烦，该铁路是肯尼亚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基础设施项目。时任《旗帜周刊》编辑奥丁多表示，中国大使馆曾要求周刊立即停止负面报道，随后，使馆终止了对刊物的资助。

所谓“正面报道”破坏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各地兴起的独立调查新闻传统。正如标准轨距铁路腐败案例所展示的那样，人们还担心中国媒体的大力渗透会影响公众的看法，从而促进中国的利益，损害非洲公民的利益。

资金匮乏限制了非洲独立媒体机构的数量，这为中国扩大在非洲媒体领域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中国媒体能在非洲开展宣传业务，很少有非洲媒体能像中国媒体那样在中国开展业务。美国民主倡议与研究组织“自由之家”针对全球30个国家展开的调查中，只有半数国家拥有抵御中共媒体渗透的能力，原因就是缺乏财务独立性，再有政府对媒体独立性的持续攻击削弱了自由媒体为人民发声的功能。

中共打造非洲媒体空间战略手段之一是启用非洲记者按中共宣传标准讲述非洲故事。非洲记者成为中共叙述和信息传播的代言人。这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记者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发生了转变。这些非洲记者通常是从地方媒体高薪招募来的。 每年都有数千名非洲记者参加中国媒体交流。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定期召集非洲和中国创作者，就全球热点问题形成共识。

中国使用一系列工具渗透非洲媒体生态体系。中非新闻中心将非洲记者安排在中国媒体机构进行为期10个月的实习，他们在中国新闻编辑部工作，报道中共高层的活动。 “一带一路”记者圈将非洲记者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行联系起来。另外，近两千名非洲专业人士受益于中非合作论坛（FOCAC）每三年提供的除新闻业以外的其他领域的培训名额，而记者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华全国记者协会与中共统战部密切合作，负责管理中国与非洲记者联合会的联系，该联合会拥有超过15万名会员。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将在下次节目中继续今天的话题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81%9A%E7%84%A6%E9%9D%9E%E6%B4%B2/20240425-%E4%B8%AD%E5%9B%BD%E5%A6%82%E4%BD%95%E6%B8%97%E9%80%8F%E9%9D%9E%E6%B4%B2%E5%AA%92%E4%BD%93%E5%BC%80%E5%B1%95%E8%AE%A4%E7%9F%A5%E6%88%98-%E4%B8%80

继非洲毛驴之后，穿山甲又成为中华传统的牺牲品

在非洲的毛驴之后，非洲的穿山甲正在成为中国传统营养医学的新的牺牲品。记得今年二月，非洲联盟决定禁止对中国出口毛驴之后，中国有媒体报道说，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医学书上明确记载着，阿胶的制作来源是牛皮，而并非是毛驴皮。可惜这么多年来每年因其皮囊而遭到无辜宰杀的数千万头非洲毛驴。

同毛驴一样，穿山甲也同样没有任何药用价值，但是，尽管如此，自 2000 年代以来，穿山甲鳞片的使用导致穿山甲贩运的激增，尤其是从非洲被运往中国。在中国，穿山甲的鳞片或血液被用来制作各种药剂，包括一种据说能增强阳刚之气的药剂。而事实上，穿山甲的鳞片同我们人类的指甲一样是由角蛋白制成，它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功用。

而且，为了提高穿山甲的市场价格，人们往往活捉穿山甲，这或许就是新冠疫情初期，穿山甲曾经被认为是病毒从动物传染给人的中间宿主的原因所在。

非法贩卖非洲穿山甲的路线

目前世界上已知的穿山甲共有 8 种，其中有 4 种在亚洲，另外4 种在中非。 刚果盆地森林是世界第二大热带森林，由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和赤道几内亚六个国家共同拥有，这里是非洲穿山甲的主要栖息地。

原则上，穿山甲是一种受保护的动物，其贸易自 2017 年起被禁止。然而，非法捕获以及贩卖穿山甲的活动却正在蓬勃发展。据中非地区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中非地区协调员奥卢沃勒-奥杰瓦莱（Oluwole Ojewale）去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这种非法贸易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倘若不立刻采取措施，穿山甲面临被灭绝的危险。法广法语部记者Amelie Tulet 发自喀麦隆的报道说：“这是一个涉及数百万美元的贸易，穿山甲的肉体与鳞片的消费者主要位于亚洲，它们往往在刚果流域的森林中被捕获，由于当捕食者靠近时，穿山甲就会自动卷成团，因此很容易被捕获。之后，村民将其卖给中间商。这些哺乳动物或完整或被宰杀后，经由港口离开非洲大陆，向西途经尼日利亚，向东途经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或乘飞机离开。在喀麦隆，包括《每日新闻》的马蒂亚斯-穆安德-恩加莫在内的几位记者一直在调查这种贩运活动，据他介绍，例如，在机场，一名海关官员告诉我们，贩运者有时会将鳞片碾成粉末，装入牛奶罐中，以便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海关 。虽然穿山甲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曾经饱受批评，但它在森林生态系统中事实上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喀麦隆记者马蒂亚斯-穆恩德-恩加莫介绍说， ‘一只穿山甲每天要消耗大约 20 万只蚂蚁和白蚁，一只穿山甲每年要消耗大约 7000 万只蚂蚁和白蚁。我们可以看到这对刚果盆地森林的影响，对我们种植园的影响则更为重要。 ’到目前为止，刚果流域森林中究竟有多少只穿山甲尚且有待于统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倘若，不立即采取措施，那么，这种动物将面临被偷猎至灭绝的危险。“

如何才能有效保护面临灭绝威胁的穿山甲？

尼日利亚的专家奥卢沃勒-奥杰瓦莱（Oluwole Ojewale）向法广指出，问题在于无论是在非洲当地还是在国际上都缺乏打击这种贩运背后网络的培训和资源，缺乏人力资源，包括护林员，安全执法人员等等，再就是缺乏信息与法规。因为在绝大多数国家，民众并不知道有关保护或禁止穿山甲贸易的法律"。

确实，要避免穿山甲的物种消失，一方面必须禁止并且切实地阻止非法狩猎，严厉禁止非法贸易。另一方面，还必须从消费者这端着手，因为消费这种受到保护的动物本身也是一种犯法的行为，而且这种消费并没有任何价值。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基金会的网站上就明确规定，2020年起，中国将穿山甲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提升至一级，2020年版的《中国药典》也将穿山甲进行了移除，因为今天大家都明白，野生动物不应该被用来做药材。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7%8E%AF%E4%BF%9D%E5%A4%A9%E5%9C%B0/20240416-%E7%BB%A7%E9%9D%9E%E6%B4%B2%E6%AF%9B%E9%A9%B4%E4%B9%8B%E5%90%8E%EF%BC%8C%E7%A9%BF%E5%B1%B1%E7%94%B2%E5%8F%88%E6%88%90%E4%B8%BA%E4%B8%AD%E5%8D%8E%E4%BC%A0%E7%BB%9F%E7%9A%84%E7%89%BA%E7%89%B2%E5%93%81

卢旺达今举祭悼大屠杀30周年仪式

卢旺达官方纪念“卢旺达大屠杀”的活动于4月7日这个星期日开始，这是20世纪最后一次种族灭绝的第一次屠杀周年纪念。这场屠杀造成80万人死亡，其中主要是少数民族图西族受害，但也有温和派胡图族的民众遭杀害。

据法新社今天报道称，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周日在纪念大屠杀30周年之际批评称，国际社会在图西族遭种族灭绝事件中让我们所有人失望，卢旺达大屠杀的阴影在这个非洲五大湖国家依然巨大。国际社会因他们在种族灭绝之前和期间的不作为而受到强烈批评。

保罗·卡加梅在首都基加利的超现代多功能厅 BK 体育场向数千人发表讲话时表示：“国际社会让我们所有人失望了，无论是出于蔑视还是怯懦。”

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今天承认，“没有人，甚至非洲联盟（AU），都不能为自己在一场已宣布的种族灭绝的历史面前无作为开脱。让我们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并为此承担责任。”

自种族灭绝结束以来一直用铁腕统治该国的总统保罗·卡加梅今天早上早些时候在吉索齐纪念馆点燃了纪念火焰。

不久前，保罗·卡加梅还与外国政要一起举行仪式，站在花圈前悼念大屠杀的受害者。

大屠杀期间驻扎白宫担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法国外交部长斯特凡·塞茹尔内和出生于卢旺达的法国海洋国务秘书埃尔韦·贝尔维尔出席了该仪式。

值此30周年纪念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已于2021年承认了法国在1994年种族灭绝中的“责任”，他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承认巴黎“本可以凭借其西方和在非洲的影响力量来制止种族灭绝大屠杀”。根据爱丽舍宫周四报道的说法，欧洲与非洲的盟友都没有这个意愿”。

法国总统指出，马克龙将于周日会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视频讲话。

在卢旺达，公共场所或广播电台将有 7 天禁止播放音乐。 体育赛事和电影将被禁止在电视上播放，除非它们与名为“Kwibuka 30”（基尼亚卢旺达语“纪念”）的纪念活动有关。

1994 年春季的大屠杀杀戮事件是在胡图族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 (Juvénal Habyarimana) 的飞机遭到袭击的第二天引发的，恶毒的反图西族宣传煽动了狂热的仇恨。

长达三个月，军队、联攻派民兵（胡图族种族灭绝政权的武装部队）以及普通公民都被用步枪、砍刀或棍棒参与屠杀，图西人被刽子手称为“Inyenzi”（印第安语中基尼亚卢旺达语“蟑螂”））和胡图族反对者。

7 月 4 日，图西族爱国阵线叛乱占领基加利，又导致数十万胡图族人逃往邻国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但大屠杀才得以结束。

三十年后，乱葬坑不断被发现。

种族灭绝开始时与胡图族政权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法国长期以来一直被卢旺达指责为大屠杀“同谋”。

经过数十年的关系紧张，甚至在 2006 年至 2009 年间巴黎和基加利之间的外交关系破裂，马克龙下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于 2021 年得出结论，法国对大屠杀负有严重而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同时排除共谋。至此，法国与卢旺达才得以开启关系正常化

30年来，卢旺达一直在开展和解工作，特别是2002年设立了社区法院“gacaca”，受害者可以在那里听到刽子手的“供词”。

司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基加利表示，数百名涉嫌参与种族灭绝的人仍然逍遥法外，特别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等邻国。

共有28名逃犯被从外国引渡，其中6人从美国引渡。

法国尚未引渡其中任何人，但已对6人判刑。

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呼吁加快起诉种族灭绝的责任人。

法新社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则敦促“世界各国加倍努力，将所有活着的嫌疑肇事者绳之以法”。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6%B3%95%E5%9B%BD/20240407-%E5%8D%A2%E6%97%BA%E8%BE%BE%E4%BB%8A%E4%B8%BE%E7%A5%AD%E6%82%BC%E5%A4%A7%E5%B1%A0%E6%9D%8030%E5%91%A8%E5%B9%B4%E4%BB%AA%E5%BC%8F

中国维稳模式走进非洲（二）

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与他国展开警务合作，逐步将中国维稳模式向外输出，正越来越引发人们的警觉，许多国家已经陆续终止了这类合作，但类似的合作其实一直在非洲广泛存在，而且并非只涉及建立警务合作中心，维稳旅居国外的中国人那么简单。 

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南图亚（Paul Nantulya）曾于2023年六月撰文，探讨了中国维稳模式向非洲输出的问题，他在这篇题为《中国警察模式走进非洲》的研究报告中指出：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在国际上开展的公共安全和执法行动远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的军事行动。约40个非洲国家已与中国公安机构达成协议。自2018年以来，中国还与13个非洲国家就引渡条约进行了谈判，尽管当时中国还没有任何引渡条约。中国在非洲多地建设警察学校、派出所，并提供警用装备。2003年至2017年间，非洲国家从中国获得了35.6亿美元的公共安全贷款，包括监控系统、国家安全网络和防暴设备等其他安全项目。鉴于大部分设备都包含在军售中，这个数字几乎肯定是被低估的。

非洲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司法部的国际执法培训项目获得中国公安部的培训，该项目汇集了21所中国警察学院。 这个数字大致相当于中国向非洲学生开放的军事院校数量，可见中国提供警察培训的规模。

参与中国公安部国际执法培训项目的所有学校都与特定非洲国家关联。阿尔及利亚、莱索托、毛里求斯等至少20个非洲国家与提供反恐培训的特警学院保持着关系。 卢旺达和非洲联盟反恐项目与山东警察学院保持着持续的关系。浙江警察学院建立了中国国际警务合作机制。

福建警察学院于2019年在南非为约翰内斯堡市警察局启动了培训项目，并计划在其他城市复制。2016年，一支警察维稳部队被派往中国人民武装部队学院接受训练，遭到公众质疑。这支维稳“杀戮小队”随后被非法部署在南非主要安全机构，表面反恐其实是暗杀政治对手。这支维稳小队尽管后来被拉马福萨政府解散，但该事件凸显了无良官员与中国同行合作建立非法势力的危险。

福建警察学院还培训了中非共和国总统卫队。总统卫队几乎全部由图瓦德拉总统的家人组成，并卷入了一系列暴行，包括2021年开枪打伤10名联合国维和人员。

中国在与执法机构打交道时所采取的不提问题态度令人担忧，因为中国培训的警察、总统卫队和情报部门通常以偏执、滥用职权和缺乏改革动力而闻名，他们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就是问题本身。例如，2021年，肯尼亚启动了一项培训计划，每年派遣400名警察、准军事人员和执法人员到中国警察学院接受培训，尽管肯尼亚警察内部的虐待和有罪不罚现象有据可查。警察、情报部门和准军事部队是非洲最令人恐惧和腐败的部门之一，随着中国对肯尼亚公共安全和执法的承诺不断增强，对这一培训项目的争论将会加剧。

部分培训已从中国转移到非洲，以覆盖更多的学员，并提高中国学校教授的标准和课程的采用率。2015年至2018年，阿尔及利亚内政部与北京中国国家行政学院（CAG）联合开展的项目为400多名阿尔及利亚警察、执法人员和公务员提供了培训。隶属于中央党校的中国国家行政学院也对南非进行了类似培训，南非当局还与中国公安部签署了一份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国警察系统的技术学科是在中国政治制度的大背景下教授的。例如，中共对恐怖主义的定义部分源自“维稳”。 这包括制止反政府抗议和中共所说的“三股势力”：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维稳模式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中国的国际反恐合作。中国和非洲警察结构的相似性促进了中国维稳式安全术语与规范的输出和传播。与中国一样，非洲警察集中在行政权力之下，并受到内政部长、警察或公安部长的监督。大多数非洲警察部队也是国家安全架构的一部分，其基本组织、晋升和级别制度以及工作方法高度军事化；许多非洲警察辖区被组织成“指挥部”，警察被部署到军队稀松平常，反之亦然。在实践中，非洲警察或军队经常表现出对政党和政权的忠诚。在中国，这一原则被写入党章，因为警察、公安、解放军和其他中国武装部队都是中共的工具。中国的维稳模式在一些担心政权存续的非洲领导人中特别容易被接受。他们钦佩中共的控制方法及其无所不在的警察监控。

过去十年来，中国对非洲事务的参与模式主要是精英驱动的，这意味着警察和执法工作是秘密的，很少在媒体或议会中讨论。非洲人权组织表示，对参与侵犯人权行为的安全部队进行培训和装备会加剧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因此中国应谨慎行事。这些力量经常被用来镇压那些处于政治改革前沿的年轻人。而非洲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大陆，60%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非洲公民要求民主，其中80%的人拒绝一党专政，75%的人反对独裁政权，70%的人希望生活在民主社会。这些需求在18-45岁年龄段的人群中急剧增加，而中国正在通过一系列软实力工具来吸引这些人群。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81%9A%E7%84%A6%E9%9D%9E%E6%B4%B2/20240314-%E4%B8%AD%E5%9B%BD%E7%BB%B4%E7%A8%B3%E6%A8%A1%E5%BC%8F%E8%B5%B0%E8%BF%9B%E9%9D%9E%E6%B4%B2-%E4%BA%8C

中国维稳模式走进非洲（一）

最近，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因确认已让中国警察进驻，与当地警方合作进行社区治安管理，引发美国方面强烈不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月27日表示：“我们不认为从中国引进安全部队会帮助任何太平洋岛国。相反，这样做有可能加剧区域冲突和国际紧张局势”。美方称不会容忍中国的“跨国镇压行动”，包括其在世界各地设立警察局的企图。 

近年来，中国通过对外警务合作扩大“域外控制”和影响力，输出中国维稳模式，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警惕。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南图亚（Paul Nantulya）曾于2023年六月撰文，举实例探讨了中国维稳模式向非洲输出的问题，他在一篇题为《中国警察模式走进非洲》的长文中指出：2022年1月，乌干达特种部队和30多名中国突击队开展联合行动，抓获并驱逐了四名涉嫌参与网络犯罪的中国公民。2016年4月，在中国武警部队的密切合作下，肯尼亚安全部门将44名台湾公民送上飞往中国的航班。抵达中国后，他们因诈骗罪被判处最高15年的监禁。肯尼亚法院此前已宣判部分嫌疑人无罪，随后肯尼亚警方采取了这一行动。

2022年5月，中国情报部门与埃及同行合作，在埃及一所监狱审问了一名中国学生。此人是埃及安全部门逮捕的200名中国穆斯林公民中的一员。埃及内政部与中国公安部签署了一项“打击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合作协议。埃及人权组织随后批评政府逃避保护寻求政治庇护者免遭遣返的国际法律义务。类似的事件也曾发生在摩洛哥和世界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埃及人权组织指出：“不加批判地应用中国的绝对政党控制模式可能会损害军队和警察的专业精神。”

这些联合行动只是中国在非洲开展的一系列日益重要的维稳活动中的一部分，这些活动基本上没有受到严格的审查。它们折射出中国警务标准在非洲警察部队中的不断推广。

2018年至2021年，已有2000多名非洲警察和执法人员在中国接受培训。除了培训技能，中国公安部的培训还包括基于中共对安全部队和国家的绝对控制模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灌输。所有警察培训都是围绕这一原则组织的。这与非洲国家宪法精神和泛非议会2019年《非洲警务示范法》有本质区别，后者强调警察的非政治性和专业性，并服从议会控制。

非洲学员占中国公安部海外培训的35%，仅次于亚洲。

数千名非洲法官和律师在湘潭大学非洲法律研究中心、亚非国家法律咨询组织以及中非合作论坛（FOCAC）法律论坛接受了中国执法标准的培训。自2000年以来，4万多名非洲律师接受过同类培训。

2017年，坦桑尼亚前通讯部副部长在中共主办的媒体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一些非洲国家更普遍采用中国标准的前景已经很明确。他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的中国朋友已经成功地屏蔽了这些国家的一些媒体，并用自己的网站取而代之，这些网站是安全和充满正能量的，而且更有人气。”

人权活动人士警告说，不分青红皂白地应用中国的绝对政党控制模式可能会损害军队和警察的专业精神以及所有公民共享安全的理念。

中共的安全模式可用“维稳”来概括，它建立在铁腕捍卫执政党永久执政的理念之上。在一党专政和威权主义在非洲复兴的背景下，以永保执政权为目的的中式维稳理念在非洲的广泛应用是极其危险的。伴随维稳，体现非洲包容性安全承诺的主流价值观如人权、公民自由和公共责任将成为次要，因此，维稳模式偏离了非洲公民对专业和负责任的安全警务服务的期待。中国公共安全策略在非洲的的扩张引发了关于非洲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主权的争论，因为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出于永保执政权的意愿而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为中国安全机构在非洲国家内部建立越来越多的安全机制提供了高度宽松的环境。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将在下次节目中继续这个话题。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81%9A%E7%84%A6%E9%9D%9E%E6%B4%B2/20240307-%E4%B8%AD%E5%9B%BD%E7%BB%B4%E7%A8%B3%E6%A8%A1%E5%BC%8F%E8%B5%B0%E8%BF%9B%E9%9D%9E%E6%B4%B2-%E4%B8%80

中国“军事政治工作”在非洲（二)

来源:
法广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去年12月初，中非商会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在北京组织了一场研讨会，讨论了关于中国私人安保公司向非洲西亚及拉丁美洲派遣雇佣军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听命于克林姆林宫的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近年来在非洲兴风作浪直接对非洲地区危机进行军事干预已不是什么新闻，相比之下，中国对非洲的军事影响力则显得微妙低调，但更为深远，主要通过军事政治工作在非洲国家领导层内培植中共代理人而达成。

不久前，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南图亚（Paul Nantulya）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在非洲的军队政治工作》的长文，对中国以扩大影响力为目标的军事政治工作在非洲的布局和成果进行的梳理，文章指出：中国的“军事政治工作”，包括军事教育。中共的军事教育模式涉及三类学校：解放军各兵种指挥学院；专业学术机构，如陆军工程大学和解放军军医大学；国防大学及下属战略级学校。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指挥和控制解放军，是“军事政治工作”体系的最高层，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担任主席。它有自己的统一战线组织，即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简称友联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辖单位，友联会负责展开对外军事院校宣传工作，开展政治和思想影响力工作，并参与国外军事政治工作（TPM）的拓展。

中国的军校也基本采用党卫军模式，所有军官学校均由一名司令员和一名同级政委领导，37所军官学校的行政机构中设有政治系，政治工作是这些学校开设的专业之一。例如，在深受非洲国家欢迎的北京陆军装甲兵学院，学生们在学习意识形态的同时，还学习工程、军事科学和管理学。

中国有大约两千七百所政治学院，也称党校或干部学校，它们当中的一部分是解放军政治学院，例如江苏的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和上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许多中国军官曾就读于这些学校，非洲军官也是如此。中国干部学院培养了数百名非洲军事和文职领导人。

中国的“军事政治工作”首先集中在南部非洲，因为该地区的大部分国家诞生于民族解放运动，而这一运动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源自解放运动的基层领导仍然掌控者地方政权。2022年，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在坦桑尼亚基巴哈开学，就是这一历史渊源延续至今的佐证。这是第一所海外中国党校，由中共中联部拨款4000万美元创办，并派出了培训师。该党校的“董事会”成员来自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六个诞生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执政党，党校为这些国家的干部提供政党建设、政治动员和领导力等方面的培训。

当然中共的培植范围并非仅限于具有革命遗产的国家。至少有50个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非洲国家定期参加中国提供的干部培训。自2007年至2019年，博茨瓦纳已通过解放军提供的43个年度培训项目培训了500多名军官。佛得角、利比里亚、马里和塞内加尔每年向中国派出10名学员，科特迪瓦等国每年派出50名学员。纳米比亚和坦桑尼亚，塞拉利昂派出30名学员。从2021年开始，肯尼亚承诺每年向中国派遣400名警察、准军事人员参加培训课程。

非洲官员对中国军事专业培训在医学、计算机、技术与工程学，游击战术等职能领域的评价极高。一名要求匿名的现役非洲军官，中国某炮兵防空学院毕业生表示：“学校是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培训课程”；2015年以来，国防大学开设了“埃塞俄比亚高级军官课程”，这是针对埃塞俄比亚高级军官的硕士课程。这一实验计划是否会扩展到其他非洲国家还有待观察。

解放军陆军步兵学校的另一名非洲学员表示：“（中国）对国家安全的态度是向内的，与我们一样。我们的威胁来自落后与社会分裂。你无法用规则来打败偷牛贼和盗匪；您需要小型机动设备，能够单独在恶劣的条件下操作。我们在这里学到的东西符合这个现实。”

不过，非洲军官普遍认为中国的专业军事训练（FPM）在战略层面较弱。非洲官员还表示，在国际问题、批判性分析和国家安全战略级别的项目质量低于美国和英国。在美国学校，非洲学生与美国同事一起工作，可以批评老师并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再比如非洲学员最感兴趣的各兵种联合作战训练项目在英美院校很普遍，但在中国只有国防大学提供。尽管存在这些缺点，但中国比西方国家以及巴西、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其他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培训机会。

非洲民间社会对中国的军事培训深感担忧，他们将其与中国的封闭政治体系相提并论。要知道，70%的非洲人认为，与任何其他类型的政府相比，民选政府对他们更有利，77%的人反对一党专政。然而，仍有六分之一的非洲人欢迎中国参与非洲事务。鉴于非洲对职业培训的强烈需求，预计中国的“军事政治工作”将在未来几年获得动力。这种培训在多大程度上鼓励各国采用党卫军模式仍有待观察。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02/%E4%B8%AD%E5%9B%BD%E2%80%9C%E5%86%9B%E4%BA%8B%E6%94%BF%E6%B2%BB%E5%B7%A5%E4%BD%9C%E2%80%9D%E5%9C%A8%E9%9D%9E%E6%B4%B2%EF%BC%88%E4%BA%8C.html

中国"军队政治工作"在非洲（一）

来源:
法广

最近，也门胡塞武装频繁在红海挑起战端，对海上贸易构成威胁，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人们甚至注意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毕业于中国石家庄陆军学院，是中共培养的军事人才。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许多非洲国家的总统和军队指挥官毕业于中国军校。这是中共用军队政治工作推广治理模式的手段之一，而且这种手段并非始于习近平政权。

不久前，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南图亚(Paul Nantulya)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在非洲的军队政治工作》的长文，对中国以扩大影响力为目标的军队政治工作在非洲的布局和成果进行的梳理，文章指出：中国将非洲的专业军事训练视为推广其治理模式、同时加强与非洲执政党关系的契机。培训外国军官是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已成为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的一个关键领域。 “军队政治工作”旨在打造公民环境，以实现中国共产党设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目标。 具体工作包括军队内部的政治和思想教育、通过“统一战线战略”动员党外支持，参与公共事务，对目标人群进行专业军事训练。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解放军教官每年在中​​国军事和政治院校培训约两千名非洲军官。另外五百名非洲军官正在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参加培训课程。2018年至2021年，约两千名非洲警察和执法人员在中国武警学校接受了培训。与军校一样，武警学校也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

疫情爆发前，中国每三年向非洲记者群体提供约10万个奖学金名额，或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向非洲国家地方领导人发出培训邀请。中非论坛（FMP）4%至6%的捐款用于中方举办的培训项目，规模之大与其他国际伙伴不可同日而语。

人民解放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即“党指挥枪”。 中共毫不讳言，这就是它自1949年以来维持政权的方式。解放军并不是大多数非洲宪法描述的那种国家军队。 它是一支“政治军队”，是中共的骨干力量。身穿军服的党员效忠的是党及其价值观，而不是宪法、政府或国家。中共是凌驾于这三个要素之上的存在。

在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浪潮中，非洲国家（包括那些传统上具有党指挥枪并展开过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都进行了民主改革，采用了新的治理模式，将军队从政党政治中剔除，将效忠政党转向效忠宪法。然而，许多执政党仍然认为党卫军模式具有吸引力，特别是那些主要致力于捍卫政权的政党。他们可能会利用与中国的接触来“重新学习”中共维持权力和控制军队的技巧，以确保其永久的统治地位。强化这种模式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考虑到过去十年非洲民主在逐渐衰落，其特点是选举舞弊、操纵宪法以及政变和军事接管的卷土重来。 这些事件破坏了政府、军队和公民之间的信任，最终导致了非洲的不稳定。非洲联盟官员一再表示，邀请军队干预政治或使其效忠于执政党是不明智的。然而，这些干预措施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

军事院校是每个国家战略文化、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托管所。在中国军事院校就读的非洲学生接触到中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解放军的战略思想、中共的运作方式以及它如何与中国军队互动和控制他们。外国军官对解放军国防大学前非洲和亚洲学员做出了几点观察：

中国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传达了中共关于中国国内政策、意识形态以及“一带一路”等外交政策倡议的信息。 他们指出了中国的国内政策如何在他们的国家进行复制，他们在中国的长期停留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

中国34所军官学校及其下属士官学校大部分都有非洲学生就读。 解放军训练体系体现党卫军模式，涵盖军官、后勤、装备、技术军官及包括文职干部在内的政治军官五个职业板块。 非洲军官在大连海军学院和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等多所学校接受培训，后者是中国国际军事教育交流中心（IMEEC）所在地。 南京陆军高等指挥学院因其在非洲独立运动形成过程中曾经发挥的作用而特别受到非洲国家的赞赏。这所学校的非洲校友包括：来自非洲国家的10名参谋长；8位国防部长；前任总统包括：刚果（金）前总统卡比拉；几内亚比绍前总统维埃拉；纳米比亚前总统努乔马；坦桑尼亚前总统基奎特；以及若干现任总统：如厄立特里亚现总统阿费沃基；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九十四名莫桑比克高级军官曾在南京陆军高等指挥学校学习，包括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谋长利迪莫将军，以及来自安哥拉、喀麦隆、加纳、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南苏丹、苏丹、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同行。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401/%E4%B8%AD%E5%9B%BD%E2%80%9C%E5%86%9B%E9%98%9F%E6%94%BF%E6%B2%BB%E5%B7%A5%E4%BD%9C%E2%80%9D%E5%9C%A8%E9%9D%9E%E6%B4%B2%EF%BC%88%E4%B8%80%EF%BC%89.html

中国统战在非洲

 中共的统战部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隐性输出中共意识形态的网状组织。它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建时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战结束后，曾一度改称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是周恩来，副部长李维汉。中央城市工作部的任务是总管国统区一切工作，下设党务、统战、农村、文教、顽军5个组，任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国统区包括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的一切工作，并训练这一工作的干部”。1947年5月，中共中央就国统区工作致电叶剑英、李维汉，指示党的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与秘密分开的原则，加紧开展人民运动。统战部的这一套严密的撒网分工保密系统及工作方式一直延续至今。通过这套系统，中共的触角和管控力深入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各个层面。

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南图亚不久前在其撰写的题为《中国在非洲的统一战线战略》的长文，对中共在非洲统战工作做了抽丝剥茧的分析。文章指出，中共统一战线体系就像一个洋葱，有很多层。 核心是由统一战线系统分部领导者组成。 第一层由党、国家和安全机构组成，在统一战线的保护下实施影响力行动。 外层由目标群体组成。统战部本身分为 12 个局。 中国在非洲的事务由九局和十局协调，这两个局还负责中国的海外事务。

文章接下来用一个实例来展示中共统战部在非洲是如何展开工作的。

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中国的疫苗外交展示了中共统一战线活动的多个层面。2020年12月，中国赞助50名非洲外交官访问中国国有疫苗生产商国药控股，以回应对中国疫苗安全性的批评。 卢旺达大使表示，这次访问后他“放心了”。 塞拉利昂大使赞扬中国确保“非洲健康和安全”。 截至2021年2月，已有近40个非洲国家订购了中国疫苗。 在发布会上，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指责富裕国家（中国除外）“囤积”疫苗。2021年5月，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吴鹏回应了这些言论，称“一些国家”先于其他国家为本国民众接种了疫苗，这显然是在暗指西方列强。

非洲的中共媒体业发表了大量文章，吹捧中国为缩小“令人震惊的疫苗接种差距”所做出的努力。 这些文章还质疑西方疫苗的安全性，其目的是以明显或微妙的方式与主要非洲领导人和舆论制造者表达的观点保持一致——从侧面实时展示了统一战线行动的内部运作情况。

文章指出，就像车轮的辐条一样，许多机构参与传播中国官方信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非洲军队举行视频对话，加强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中国外交部组织非洲国家参观国药集团等设施。马云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基金会与中共或中国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它们已向非洲国家分发了中国疫苗和医疗设备。中共旗下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资助和建设非洲疾病控制中心（ACDC）大楼的文章。

中非媒体合作论坛是中非合作论坛 (FOCAC) 的一个分支机构，资助非洲电视新闻主播的交流，使用数字工具“反击西方关于新冠疫情COVID-19 的误导性叙述”。

中非新闻中心是中国外交部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合作项

目，主要通过与非洲私人和公共媒体预先存在的内容共享协议，赞助非洲记者撰写有利于中共的文章。

尽管中国开动宣传机器推广中国官方叙述，但到 2022 年中期，向旨在促进中低收入国家获取疫苗的多边国际倡议（COVAX）供应的 24 亿支疫苗中，90% 以上来自西方国家。 另一方面，中国向该国际倡议提供的剂量并非免费。 北京在全球捐赠的 1850 万剂疫苗中，非洲收到的还不到一半。 而且，中国仅提供了其承诺疫苗的21%。

这个例子表明，中国的统一战线通过制造印象和假设引导非洲目标受众以他们的方式放大中国官方预期的印象，从而抵消对中国的负面解读。即使在今天，绝大多数非洲人仍然认为中国向非洲大陆提供的疫苗比其他国家更多。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81%9A%E7%84%A6%E9%9D%9E%E6%B4%B2/20231130-%E4%B8%AD%E5%9B%BD%E7%BB%9F%E6%88%98%E5%9C%A8%E9%9D%9E%E6%B4%B2-%E4%BA%8C

中国如何控制非洲地下资源（一）

第一届“全球门户”峰会日前在布鲁塞尔结束，这个由欧盟发起的，被视为与中国“一带一路”抗衡的三千亿欧元基建投资计划，旨在2021到2027年期间，“缩小全球投资差距 ”，为全球伙伴“提供可持续的投资机会”。

此次峰会，欧盟与非洲三国，刚果（金），安哥拉，赞比亚分别签署了重要的矿产供应合作协议。新协议不仅涉及欧盟及三个非洲资源大国，还涉及美国、安哥拉、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金融机构共同投资开发的安哥拉“洛比托”走廊，这是一个包括港口和铁路基础设施，通过安哥拉“洛比托港”将刚果（金）南部和赞比亚西北部的铜矿和钴矿与区域及全球市场连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目标的庞大计划，这一目标也是非洲资源大国如刚果（金）所希望实现的目标。

法国《观点》周刊非洲版日前以“中国如何控制非洲地下资源”为题发表长文，文章基于对刚果（金）国有矿业公司董事会主席吉·卢卡马的采访，卢卡马是刚果（金）采矿业的关键人物，刚果（金）是世界上主要的钴生产国，占全球总供应量的70%以上。该国也是非洲第一大世界第三大铜生产国。这两样资源都是能源转型关键原材料。卢卡马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此次为《观点》周刊破例的主要原因是：刚果（金）的地下资源已经被中国人掌控，中国控制着该国19个钴矿中的15个。卢卡马表示希望看到合作伙伴多元化，他说： “我希望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能够对我们进行再投资。” 他对法国总统马克龙三月访问金沙萨没有达成任何具体成果深表遗憾，他说：  “当我在北京受到接待时，那是国家最高级别的接待。 但是，在巴黎，部委里没有人接待我。”

欧盟已做出2035年终止热力汽车的决定，但却没有推出任何替换方案，没有确保电动汽车供应链的具体计划。欧洲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 Stellantis 或雷诺等制造商几乎完全依赖中国，中国控制着生产车用电池所需的一半金属和90%的磁铁。美国安永公司矿产及非洲问题专家米恩（Christian Mion）警告说：“如果中国决定阻止关键战略金属出口，其影响将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切断天然气供应的破坏力大十倍” 。

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40年，全球锂消耗量将增加 40倍，石墨消耗量将增加25倍，钴和镍消耗量将增加 20倍，而上述关键矿产全球储量三分之一在非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正在对非洲地下战略矿石如锑、锗、石墨、锂、钒、钨等的控制进行撒网。据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报道，20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43%的矿产出口被中国购买，并自己消耗了其中的很大部分。刚果（金）的钴、钶钽铁矿和铜；南非的铜、金、铝土矿和铂；赞比亚的铜和钴；纳米比亚的锂和铀； 津巴布韦的镍、锂和钻石；莫桑比克的铜、石墨和钛……这个清单可以拉得很长。

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在非洲几乎没有存在感的中国在短短20年里发展得如此迅猛？澳大利亚联合黄金公司科特迪瓦子公司董事让-迪普洛 (Jean-Claude Diplo) 给出了四个主要原因；首先，中国国内需求巨大；1999年至2015年间，中国每年的建筑增量相当于澳大利亚全国城市建筑量总和，以满足约2200万农村人口成为城市居民的需求。加之西方人将炼油承包给他们，造成巨大污染，中国人已经无法承受。 再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使中国无法再从北美、澳大利亚和其他西方国家获得可靠的资源，迫使中国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因此非洲对其战略安全越来越重要。最后，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还有一个疯狂的野心：即到2049年，也就是共产主义革命一百周年时成为电池、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第一大国，这一目标被纳入顶层设计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不会犹豫。据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称，2005年至2021年间，中国对有色金属领域的直接或间接投资近1250亿美元。与西方同行不同的是，中国矿业公司（洛阳钼业、紫金矿业、中国五矿、宝钢、中钢、浙江华友钴业等）正在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或一带一路相关金融机构，和中国建筑及物流业协调并进，十分有效。足以为非洲领导人提供稳定快速的融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联通服务。从纸面上看，这是一个双赢的秘诀。正如科特迪瓦专家伊戈·蒂亚姆所解释的那样：中国优先考虑建设的是有助于加强其控制地位的基础设施；电力、电话、道路、桥梁、驳船……中国人投资于运营环节，将原材料运输到自己船东接管的港口，这是令人敬畏的，因为这使他们能它控制整个价值链。即将连接几内亚西芒杜（中国和加拿大共同开采）的巨大铁矿和距南部港口670公里的铁路就是由中国铁建集团设计建设的。也就是说，中国满足了一些国家的需求，而这些国家既没有手段也没有技能来建设他们所严重缺乏的学校和诊所。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将在下次节目中继续这个话题。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81%9A%E7%84%A6%E9%9D%9E%E6%B4%B2/20231102-%E4%B8%AD%E5%9B%BD%E5%A6%82%E4%BD%95%E6%8E%A7%E5%88%B6%E9%9D%9E%E6%B4%B2%E5%9C%B0%E4%B8%8B%E8%B5%84%E6%BA%90-%E4%B8%80

法智库“亚洲中心”：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政治亲和度在降低

来源:
法广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2023年进入第10年。这项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雄心勃勃的倡议在最初几年虽然引发国际观察者好奇，但并没有立即激发参与热情。十年之后，北京有意隆重庆祝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官方数据显示，已经有152个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签署了合作协议。这项外交上的成功近年来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批评。一些国家由此愈加沉重的债务负担引来对中国是否以“债务陷阱”换取政治利益的怀疑。法国智库“亚洲中心”（Asia Center）是欧盟委员会框架下的«China Horizon»多边合作科研项目的参与者。“亚洲中心”特别关注了中国与非洲合作的情况，借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希望了解最近20年，中国对非政策，尤其是“一带一路”项目，与非洲相关国家在国际舞台对中国的政治支持度的关系。研究报告得出的结果可以说令人多有意外。其实“一带一路”项目启动之初，非洲国家并没有展现很多热情。但十年后的今天，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却主要在非洲大陆。为什么？“一带一路”倡议对中非关系有何影响？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邀请“亚洲中心”主持了这项研究报告的青年研究员Clément Durif先生来介绍他们的观察。

与“一带一路”项目相关的债务危机主要发生在非洲

截至2015年，也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两年之后，几乎还没有非洲国家加入这项倡议。只是在2016年前后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走入这个合作框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非洲国家陷入严重债务问题呢？

Clément Durif：“的确，其它地区也有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非洲，比如赞比亚。最近，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地也出现了困难。实际上，非洲的情况有点特殊，因为与其他地理区域相比，中国向非洲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贷款。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中国不完全是通过联盟来运作，而是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一个国家与中国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对‘一带一路’放行，意味着该国开放接受这一框架下的资金——投资或贷款流入。虽然很多国家可能是在2016年或2017年左右才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但在此之前，典型的商业往来、投资和贷款流入就已经在增长。所以，即使在2015年或2016年之前，中国资金在非洲就已经出现增长。”

的确如此，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有些工程在倡议提出之前就已经存在，但也被追加了“一带一路”标签。

Clément Durif：“当然，‘一带一路’倡议回应的是此前就已经出现的需求。此前一家机构的分析曾指出，联通亚洲与欧洲、或亚洲与非洲、或亚洲与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需求巨大。比如，对连接非洲两座城市的道路项目的需求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前就已经存在，但贴上‘一带一路’标签，实际上有助于中国在这些国家传播一种软实力。它们实际上是扩大影响力的渠道。”

这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大型基建项目近年来引来不少批评，但Clément Durif认为，这些项目的成败不能一概而论。

Clément Durif：“实际上，我的看法是对这些问题需要有更深入的分析，因为有很多要考虑的因素。中国无疑在非洲留下了它的财政印记；也显然，在非洲的某些基础设施项目中，中国做出了有争议的决策，导致了失败：有时候项目成本太高，或质量一般甚至很差，或无法盈利，或者使用了中国工人而不是本地工人……所以，我们的确可以质疑中国是否真的想要实现与非洲的互惠互利。”

“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蒙巴萨港口的铁路线通常被当作失败的例子。但其实所谓失败是相对的。这个项目遭到很多批评，但我们不应该如此全盘否定，因为许多学术研究实际上证明，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项目有助于提高当地发展指标。而且，在非洲的中国工人数量也不像媒体宣传的那样多。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点是，这个项目刚刚完成，很难现在就评判结果。通常情况下，要评估基础设施项目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指标产生的真正影响，至少需要5到10年以后。因此，现在做出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

随债务水平上升，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支持在减少

从“亚洲中心”最近完成的这项分析来看，中国大举进军非洲对中非关系的影响也与人们想象中的结果不大吻合。

Clément Durif：“我们写的这篇文章题为《中国官方贷款与双边政治站队——非洲案例》。文章旨在分析在2000年至2020年间，中国政府贷款对非洲政府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分析这些贷款是否对双边关系产生积极或负面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研究的出发点是，如今实际上很难将中国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的政治利益区分开来。这些利益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为了分析这种影响，我们构建了非洲国家的投票走向打分图表，借此反映这些国家在双边关系中，对中国的政治配合和支持程度。我们使用定量方法来衡量债务对这种亲和度得分的影响。”

“结果呢，我们的统计分析显示，在2002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贷款大量涌入、导致债务水平上升，对这些非洲国家是否在政治上选边中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实际上归因于多个因素，首先是贷款规模，其次是贷款条件，即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最后，还有比较主观的各国感受，也就是中国的贷款外交常常被称为‘债务战略’或‘债务陷阱’。我相信大家都在媒体上听过‘债务陷阱外交’的表述。这项分析思路是提供更多数字化的依据来帮助理解。从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中国贷款战略调整的原因。”

“可以说中国自2018年起，也就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减少了对非洲的贷款规模。它也调整了投资的目标领域，即减少了对基础设施的重视，但在其他领域的，比如健康、气候或技术的合作项目开始增加。还有就是，中国对非洲大陆的贷款行为也更加谨慎。这几点观察都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认为，除了财政和经济损失之外，也就是在非洲国家无法偿还债务导致债务重组带来的损失之外，还有这些国家与中国在政治亲近度上的损失。实际上对中国欠债过多、对中国的金融依赖过强的那些国家，在多边领域支持中国的程度也会减少。我们以统计方式捕捉到了这一点。”

21世纪的中非关系更多是基于经济利益

中国在冷战时期也曾以慷慨援助来换取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的支持。可以说非洲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在联合国取代台湾中华民国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如今的中非关系与当年的中非友谊有什么不同呢？

Clément Durif：“60年代、70年代的中非关系与今天相比有什么不同？实际上中非关系的亲和性质、他们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性质不再一样。从1971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开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双边关系的亲和度主要基于意识形态，也与当时非洲去殖民化浪潮相关的软实力以及政治制度上的一些趋同性有关。但在21世纪，他们之间的互动基础发生性质改变，经济关系成为主导因素，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也就是双边关系主导因素的性质随不同时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很重要。”

法广：这项研究的时间跨度是2000年至2020年的20年间。在这个时段内，中非关系是否也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和之后的不同呢？

“一带一路”倡议反而令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亲和度降低

这项研究的时间跨度是2000年至2020年的20年间。在这个时段内，中非关系是否也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和之后的不同呢？

Clément Durif：“的确，我们的研究焦点是2000年至2020年这段时间内。我们将这段时期划分为两个子时期。第一个子时期是从2000年到2010年。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中非关系的热络时期，也就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非洲国家与中国投票走向一致的得分，与中非经济交流呈现一种正向增长。第二个时期从2010年到2020年，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出现和非洲国家加入该倡议的时期。但实际上在这段时期，特别是在2016年和2017年之后，我们发现投票走向一致的得分实际上下降了！这与我们原本的想象很不一样。这种下降是由非洲国家的债务和债务水平急剧上升引起的，尽管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解释。但是，在2010年到2020年期间，我们认为这些贷款产生了负面影响，主要是因为它们数量庞大，条件过于苛刻，就是说，中国贷款的利率比其它债权人高，而期限更短，这导致了非洲国家的外债水平上升。换句话说，这些债务在非洲国家中产生了负面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投资和贷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2000年到2020年期间，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1800亿美元的贷款，占2019年非洲双边债务的50%，占非洲总外债的16%。但相比之下，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要少得多，大约只有400亿美元的投资存量。这表明中国与非洲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为主权债务关系，而不是直接投资关系。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平衡的，好像一种雇主与客户、债权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关系。欠中国钱的非洲国家处境被动，而中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人们本来预想‘一带一路’倡议会让中国和非洲更亲近，在政治上有更多一致性。但实际上，中国贷款行为过于苛刻，对利率和到期日的要求更高，实际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也就是说，在最近几年，特别是从2015年开始，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亲和度在降低，与中国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情况在变少。”

Clément Durif先生在采访中表示，鉴于中国调整了对非洲的贷款战略，相关非洲国家的债务困境从中长期来看，会逐渐缓解。但至于非洲国家对中国债务的真正数额，好像很少有人能给出具体数据。因为很多贷款协议中包含有秘密条款。有学者担心其中可能有不少隐性债务。

他还特别指出，中国以更高的利率、更短的期限、更严格的要求和更加不透明的方式借贷。当然，有很多因素都应当由中国承担责任。但我们仍然需要全面看待这些问题。尤其是，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非洲经历了石油价格冲击和原材料价格冲击，这对非洲的经济表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2015年到现在，非洲的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贸易顺差也在减少。当然，中国的大量贷款和债务水平的上升是一个因素，但也不能忽视这些国家在那些年里的经济状况和其他因素。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310/%E6%B3%95%E6%99%BA%E5%BA%93%E2%80%9C%E4%BA%9A%E6%B4%B2%E4%B8%AD%E5%BF%83%E2%80%9D%EF%BC%9A%E9%9D%9E%E6%B4%B2%E5%9B%BD%E5%AE%B6%E5%AF%B9%E4%B8%AD%E5%9B%BD%E7%9A%84%E6%94%BF%E6%B2%BB%E4%BA%B2%E5%92%8C%E5%BA%A6%E5%9C%A8%E9%99%8D%E4%BD%8E.html

中国与非洲关系处在转折点

中国向非洲贷款突然降至20年来最低，随着非洲国家面临债务违约和短缺资金，中非关系处在转折点。

中非关系走向

《世界报》刊登专栏记者玛丽·德·韦尔热斯的分析文章关注中非关系走向，指出在今年8月底习近平主席罕见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峰会，再次向非洲大陆示好，预祝中非伙伴关系走向新高度。北京要传达明确信息，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竞争日益激烈之际，中国继续把非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视为战略要地。

分析指出不过不可忽视，中国与非洲关系处在转折点，在经过多年对非洲国家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后，目前北京选择降温和突然大幅度减少对非洲的投资，在2016年中国投资非洲达到约280亿美元高峰后，现在骤降，2022年中国仅向非洲提供了9.94亿美元的投资，也是二十年来的最低。

从西方看来，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多年来，美国和欧洲一直批评中国向非洲的借贷不透明且不成比例，认为北京把经济脆弱非洲等国家拖入债务负担的恶性循环，甚至有不可告人的目标，一些非洲国家在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下扣押其战略资产，如东非的赞比亚在2020年成为新冠疫情爆发后首个债务违约的非洲国家，加纳，埃塞俄比亚等国也深陷债务泥潭。

不过，《世界报》韦尔热斯的分析文章指出一些西方批评现在看来有些夸大，那些非洲国家受到破产威胁的基础建设设施没有被中国控制，她认为中国目前受到国内经济增长乏力，货币不稳定和出口下降等诸多问题影响，因此北京无意看到债务危机蔓延到整个非洲大陆，从而损害自己声誉并不得不重新进行债务重组谈判。

时间紧迫

目前的情况是，非洲各国很难应对这种北京减少投资的快速转变。 此前中国大局投非洲的时候，西方人感到威胁，不过非洲各国主要看到了对自己的优势。

韦尔热斯认为不可否认中国投资让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中饱私囊，进行了一些无用的基建项目，不过也填补了一些非洲国家的基建需要。15年来中国投入非洲的大量资金让其竞争者不满，而非洲领袖人却认为中国的投资为非洲国家增添了与西方其他讨价还价的本钱，如前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告诉法国总统马克龙，非洲国家要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

目前糟糕的情况是，非洲国家要适应中国投资锐减引发资金短缺的局面，非洲各国还受到利率和美元走高的负面影响，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危机导致欧洲等国的通货膨胀，也降低了欧洲国家向非洲的投资，此前的新冠疫情让非洲各国经济进入困境。

分析指出，现在时间紧迫，大约二十个非洲国家负债过度或已经破产。 因此北京发挥的作用对于中非关系的未来走向可能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经过两年艰苦谈判后，今年6月北京与赞比亚达成债务重组协议。

这是否是北京要发出的一个信号？ 是否“太少或者太晚”呢？

西方国家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与非洲国家进行了债务减免谈判，其结果是让非洲人的生活水平突然下降，给当地民众留下了苦涩的记忆。

现在中国希望重新评估其在非洲的定位但又不想离开非洲，西方在非洲的经历值得思考。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6%B3%95%E5%9B%BD%E4%B8%96%E7%95%8C%E6%8A%A5/20230928-%E4%B8%AD%E5%9B%BD%E4%B8%8E%E9%9D%9E%E6%B4%B2%E5%85%B3%E7%B3%BB%E5%A4%84%E5%9C%A8%E8%BD%AC%E6%8A%98%E7%82%B9

法广"一带一路"系列（四）：在非洲，乐观与怀疑并存

北京资助的数百个“大型项目”在非洲落地生根，引起了人们的乐观情绪，但有时也引起了怀疑。中国所宣扬的“双赢”伙伴关系真的给伙伴国家带来了好处吗？ 

 法广“一带一路”系列第四集前去非洲肯尼亚、赞比亚、乌干达和塞内加尔实地报道。

肯尼亚铁路

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到东海岸港口城市蒙巴萨，乘坐火车需要五到六个小时。该线路于 2017 年启动，是中国在肯尼亚最大的项目：耗资 32 亿美元，几乎全部由北京贷款提供资金。

今天下午，离开内罗毕的火车上已经满客了。其中一名乘客莉莉丝·翁博科 (Lilith Omboko) 在蒙巴萨工作，她每两周乘一次火车。她说：“ 这比我们以前的情况好多了， 之前火车花更长的时间，12个小时。所以大家主要乘坐公共汽车，有时也乘坐飞机，但价格较贵。”

一张经济车厢票需要 1,000 肯尼亚先令或 7 美元。在车厢入口处，中国国旗与肯尼亚国旗并排排列。在蒙巴萨，迎接游客的是 14 世纪伟大的中国探险家郑和的雕像。这位历史人物，如今是“新丝绸之路”的象征。

利润低于预期

2022 年，该线路将运送超过 200 万名旅客和货物，起点蒙巴萨港对北京具有战略意义。肯尼亚智库非洲政策研究所所长彼得·卡格万贾 (Peter Kagwanja) 认为：“对肯尼亚的兴趣是北京长期目标的一部分，可以将印度洋与非洲大陆的内陆地区连接起来。具体想法是在蒙巴萨卸中国货，将它们运输到刚果，然后到达大西洋海岸，从而与美国进行贸易 ”。

然而，蒙巴萨港的发展因腐败和管理不善而受损。肯尼亚的中国贷款项目经常受到批评，利润却非常令人失望。

内罗毕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麦克切格说，内罗毕-蒙巴萨线就是这种情况：“ 当国家收入的 60% 已经用于偿还债务时，我们发现自己不得不用纳税人的钱来偿还贷款。这笔债务不仅仅是中国的，中国的份额约占20%。但问题是，其他捐助国已经准备好坐下来谈判债务重组，但北京却没有。 ”

在蒙巴萨，记者遇到的居民似乎远离这些争论。这些批评声并没有阻止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7月（2023年）在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时讨论了与中国的未来项目。

赞比亚：中国的贷款 “我们承担了后果 ”

在赞比亚，中国的影响力是金融方面的。我们抵达由中国人资助建造的卢萨卡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中国持有赞比亚一半的债务。最初，这种大规模的借贷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Éric Rambeloson 是一位法国企业家，他在卢萨卡生活了 20 多年，目睹了赞比亚的演变及其过度行为：“  2011年，政党发生了更迭。当时的总统迈克尔·萨塔希望重点关注基础设施投资。由于中国在场，他们转向了北京；但事后付出了代价。 ”

2020 年 11 月 18 日，在 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当局宣布他们不再能够偿还债权人。民间社会组织债务联盟协调员彼得·蒙巴 (Peter Mumba) 解释说，债务以及随后的拖欠付款严重削弱了赞比亚经济：“ 债务对几乎所有赞比亚人都产生了影响。如果你看看赞比亚 2022 年的预算，就会发现几乎一半用于偿还债务。这一负担对经济的基本要素产生了影响，例如通货膨胀、汇率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成本上升。”

价格飙升

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最大的市场城市市场，生活成本问题是顾客和商贩的共识：基本生活用品太贵。

安娜·穆文加在街角卖三明治面包，她说“ 面包的价格越来越高，生活成本越来越贵……我们正在为生存而奋斗。有很多产品变得越来越贵，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两年。 ”

一位路人罗伯特·姆万萨（Robert Mwansa）说不明白赞比亚这个富含铜等自然资源的国家是如何把钱用完了的：“ 赞比亚每年生产大量资金，每年超过200亿美元，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债务让人民受苦。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来消除这笔债务，非洲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大陆，赞比亚也是一片财富之地。 ”

罗伯特·姆万萨认识到该国严重缺乏基础设施，新的发展值得欢迎。但已经突破了极限。

这种不满情绪在 2021 年的民意调查中也得到了表达，当时总统埃德加·伦古 (Edgar Lungu) 不得不让位给与中国人不太亲近的哈凯恩德·希奇莱马 (Hakainde Hichilema)。前政府成员、爱国阵线代表领袖布赖恩·蒙杜比莱(Brian Mundubile)对债务问题很了解。我们在国民议会见到他时，他对我们说：“ 如果我有机会再做一次，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我确信您降落在一个很棒的机场，每个人都喜欢它，我们也是！我也喜欢我们遍布全国的电信网络。这些贷款是必要的。”

布莱恩·蒙杜比莱谦虚地说，计划并没有按计划进行。由于干旱和随后的新冠肺炎 (Covid-19) 的破坏，预期的经济效益落空。

2023年6月，中国最终同意坐到谈判桌前重组赞比亚债务。这应该能让国家经济复苏，增长预测良好。中国的“新丝绸之路”不会走弯路，将继续经过赞比亚。

乌干达“ 必须用现金开设一个银行账户 ”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是北京航线上的另一个重要一站。在许多公共工程工地上，中文随处可见，这是中国公司在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标志。

利润丰厚的合同因其缺乏透明度而令人担忧。2021年底，当地媒体披露了北京为该国唯一国际机场恩德培机场扩建提供的贷款条件。经济研究智库主任 Jane Nalunga认为其中一些方式是“ 可耻的 ”。

“ 中国政府必须批准乌干达民航局的预算和战略计划，乌干达民航局是该机场的负责机构， 预算必须先批准，计划支出很少，因为要偿还！然后，乌干达政府必须开设一个银行账户，用于存入现金，以防无法偿还贷款并违约。中国有权扣押这笔钱。”

时任乌干达财政部长马蒂亚斯·卡塞贾明确承认 谈判存在“缺陷”  。尽管如此，他仍于 2021 年 11 月在代表们面前为谈判进行了辩护：“ 我们看到这是最便宜的替代方案，所以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宣称：“我可以道歉并说我们不应该同意其中一些条款，但就像我说的，代价就是要么接受，要么放弃！”

在塞内加尔，中国巨头华为配备的数据中心

前往非洲大陆西部，“新丝绸之路”到达塞内加尔。在这里，中国的影响力是数不胜数的。一个非常安全的数据中心位于距离达喀尔约三十公里的新城镇迪亚姆尼亚迪奥的建筑工地中间。该中心于 2022 年 6 月落成，由中方合作资助。

安全门后面是数据中心的核心。在一个 250 平方米的房间中央，三个容器（行话中的封闭模块）包含存储宝贵数据的服务器。其中 80% 至 90% 来自国家部委、政府机构、市政厅或县，其余来自私营部门。

部分服务器上标有华为标志。被美国怀疑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数字巨头华为实际上已经装备了该数据中心。Seydi Cheikh Fall 是维护部门的经理，他说：“ 不一定只有华为，还有 Nutanix、思科……我们的想法是通过混合来打破垄断，而不是依赖于制造商。从安全方面来说，这使得我们在出现针对这些漏洞的攻击时，可以不开放 。”

考虑到数据的敏感性，站点经理 Ousmane Bop 希望让人们放心选择与华为合作：“ 华为只干预了数据中心的建设，华为根本不干预运营。” 他保证说：“我们正在做审批和标准化工作。标准化使我们能够查看现场安装的所有设备，对其进行测试，发现缺陷并确保其能够满足我们客户的服务 。“

除了数据中心外，中国还在塞内加尔安装了4500公里光纤，建设了3G和4G网络，也许很快就会建设5G。塞内加尔数据（Sénégal Numérique ）总经理 Cheikh Bakhoum 解释说，这使得北京成为该领域的主要外国合作伙伴，但不是唯一的合作伙伴：“ 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投资，也收到了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例如以色列、美国或欧盟国家。如今，中国是我们在数字领域合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但在塞内加尔，不存在排他性。我们对所有国家开放。”

在达喀尔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结束了这次非洲“一带一路”之旅，并会见了中塞关系专家易卜拉希马·尼昂。 他说：“以前市场上的阿尔卡特或爱立信等集团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华为已经成功获得了市场份额。很明显，数字依赖问题从这一刻开始出现 。”

对于融入“新丝绸之路”的非洲国家来说，依赖首先是经济的需要。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选定的合作伙伴，但它不应该是唯一的合作伙伴，否则这些非洲国家将面临继续处于价值链和世界贸易边缘的风险。

 
作者：法广法语部记者阿尔巴内·蒂鲁阿尔 (Albane Thirouard)、罗曼·尚松 (Romain Chanson)、露西·穆约 (Lucie Mouillaud) 和泰亚·奥利维尔 (Théa Olivier) ,Pauline Le Troquier

中文翻译：艾米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9%9D%9E%E6%B4%B2/20230908-%E6%B3%95%E5%B9%BF-%E4%B8%80%E5%B8%A6%E4%B8%80%E8%B7%AF-%E7%B3%BB%E5%88%97-%E5%9B%9B-%E5%9C%A8%E9%9D%9E%E6%B4%B2%EF%BC%8C%E4%B9%90%E8%A7%82%E4%B8%8E%E6%80%80%E7%96%91%E5%B9%B6%E5%AD%98

中国承诺调动更多资源支持非洲工业化和农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4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的最后一天，参加了一个非洲联盟11国成员小组讨论会，习近平在会上宣布，在长期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后，中国计划调动更多资源支持非洲工业化和农业发展。习近平说：“中国将利用其资源帮助非洲发展制造业，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习近平还指出，北京计划帮助非洲国家“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并“鼓励中国企业增加对非洲农业领域的投资”。 

经济金融信息通讯社在相关报道中指出，中国领导人的讲话预示未来中国对非洲投资与过去十年相比的重大转变。自中国2013年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已向非洲港口、铁路、公路、水坝等基建设施大型项目注入数百亿美元。根据新加坡慈善基金会辛里奇基金会8月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公司在非洲赢得了31%总值超过5000万美的基建合同，而西方竞争对手的这一比例仅为12%。这份题为《鼓声回荡：非洲在全球贸易和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报告指出，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在非洲基建领域的崛起不断增强。1990年时，非洲85%的基建合同由西方公司赢得。2013年，中国公司仅赢得了这些合同的12%。报告还显示，过去两年中国在非洲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金额已达1550亿美元。相比之下，2021年美国对非洲大陆的外国直接投资仅为448亿美元。辛里奇基金会援引麦肯锡咨询公司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目前有超过1万家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业务。这些公司在非洲大陆投资了 3000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其总收入将达到4400 亿美元。

经济金融信息通讯社（Ecofin)在报道中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上。随着工业生产产能严重过剩，北京现在打算改变方针。

非洲《对话》（The Conversation)网日前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的非洲战略正在从开采转向投资》的文章，文章作者是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劳伦·约翰斯顿。文章指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经历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增加了对从非洲进口石油等资源的需求，催生了一种发展融资模式，即中国为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以换取获得资源的机会。这种方法被称为安哥拉模式，因为这一切都始于2004年中国和安哥拉之间的基建换石油伙伴关系。然而，在十年之内，由于以下原因，中国需要改变做法。首先，非洲国家容易受到冲击，并且难以偿还不断增加的债务。以安哥拉为例，2014年中期，石油价格从115美元的高位跌至50美元以下。近期的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停摆和乌克兰战争造成的供应冲击更加重了损失。其次，中国的国内需求正在发生变化。近年来，气候变化和饮食结构的变化给中国国内的粮食供应带来了压力。中国也正在摆脱重工业和能源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国的角色。它的重点更多地放在增长领域，例如高附加值农业和制造业。在地缘政治上，它还希望支持非洲发展同时兼顾自身的粮食安全。

中国和非洲之间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不再只关注石油和采掘。新重点更多地放在工业生产、创造就业机会、促进非洲出口的投资以及提高生产力的农业和提高数字技术机会上。这种模式被称为“湖南模式”，以中国南方带头推动该模式的省份命名。

什么是“湖南模式”？湖南模式旨在通过推动以下方面支持中非合作2035愿景：即医疗合作；减贫和农业发展；贸易；投资；数字创新；绿色发展；能力建设；人文交流；和平与安全。这些目标是在中非经贸博览会和中非经贸深度合作试验区的框架下制定的。 两者都以湖南省省会长沙为中心。湖南省被选为中非关系的新前沿，部分原因是中国许多优势产业都集中在那里。其中包括大型农业科技公司、中国领先的电动汽车公司（长沙比亚迪）以及制造设备和建筑行业公司。其中许多公司在非洲市场都有业务，并制定了长期战略。

湖南模式的具体重点是农业、重工业装备以及电动汽车和火车等交通运输。这些都是湖南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的领域。它们也是非洲许多国家的增长型产业。对于中国来说，这可能会带来粮食安全的新来源、技术产品的新市场以及制定技术标准的机会。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81%9A%E7%84%A6%E9%9D%9E%E6%B4%B2/20230831-%E4%B8%AD%E5%9B%BD%E6%89%BF%E8%AF%BA%E8%B0%83%E5%8A%A8%E6%9B%B4%E5%A4%9A%E8%B5%84%E6%BA%90%E6%94%AF%E6%8C%81%E9%9D%9E%E6%B4%B2%E5%B7%A5%E4%B8%9A%E5%8C%96%E5%92%8C%E5%86%9C%E4%B8%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