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香港管治模式 —— 「聯盟政府」改革方案的八點詮釋

(刊於2012年6月29日明報)

回歸15年，政府管治能力持續不振。梁振英出閘脫腳，重組架構方案遭遇滑鐵盧，並陷入僭建門醜聞，不過為管治危機寫下新註腳。


政界及學界中人早已指出，香港管治困局源於行政立法衝突，當中觀點耳熟能詳——例如「政府有權無票」、「要大和解、搞聯合政府」及「要落實政黨政治」，但這些年來，上述觀點都只是停留在口號，卻從未真正進入問題：為什麼現時的「執政聯盟」會失敗？香港要搞聯合政府，具體應該如何操作？怎樣的政黨政治模式較適合香港？大家從未認真探討這些問題，結果不過是擺擺姿勢，話題炒作一番後，一切又再回復老樣子。

新力量網絡作為民間智庫，從來不甘於這種層次的公眾討論，因此我們最近發表《2012年度香港特區政府管治評估報告》，大膽提出「聯盟政府」的框架性建議，目的是要拋磚引玉，促使各方認真思考問題核心。報告發表後，我們收到不少政界朋友回應，現提出「聯盟政府」改革方案的八點詮釋，以深化討論及完善方案。

「聯盟政府」的總體構想

1.「聯盟政府」不是權宜之計，更非過渡方案，而是最配合香港情況的改革。
一般看法是，香港實行政黨政治，就是建立「執政黨體制」，即容許特首擁有黨籍，並以政黨成員為骨幹組成管治班子。

這種觀點看似順理成章，卻未有考慮到政治現實。第一，北京一直擔心執政黨會難以控制，故主張由無黨派特首領導政府。除非北京改變立場，否則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後，無黨派特首的格局仍將維持下去。第二，外國議會制及總統制國家的經驗顯示，「比例代表制」與「聯盟政府」堪稱孿生兒[註一及二]，而立法會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議會亦必然黨派林立。由於未來新增議席（超級區議員）亦是由「比例代表制」產生，相信實現普選後政府仍將面對多黨林立的議會格局。
換言之，單一執政黨不大可能在香港出現，多黨管治模式（Multi-party governance）將是港式政黨政治的基本格局。我們需要討論的問題，並非應否實行「聯盟政府」，而是如何實行「聯盟政府」。

2.「聯盟政府」強調制度化分權，與現時鬆散的「執政聯盟」完全不同。

任何政治聯盟要成功，都取決於各方的政治交換（Give and take）。在現時的「執政聯盟」下，建制派無法參與制訂政策，自然沒有誘因接受政府「箍票」，雙方關係遂淪為「鋪鋪清」。
我們建議的「聯盟政府」參照海外經驗，強調制度化分權。「聯盟政府」建基於「聯盟協議」（Coalition agreement），一方面特首承諾吸納政黨的政策主張，以至分配政府職位；另一方面政黨亦承諾支持「聯盟協議」所涵蓋的政策。日後政府亦按「聯盟協議」草擬法案，然後透過政黨的行政會議代表諮詢各黨黨團，形成共識後才將法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這種建基於制度化分權的政治聯盟，將解決現時鬆散「執政聯盟」之下，政黨欠缺誘因接受約束的根本問題，有助政府在議會建立穩定支持。

「聯盟政府」的具體操作

3.「聯盟協議」是「聯盟政府」的核心。

「聯盟協議」主要涵蓋3方面，包括共同政策綱領、職位分配及溝通機制，協議可增加各黨互信，亦讓政黨向支持者有所交代[註三]。

其中，議會制國家在制訂「聯盟協議」上，有豐富經驗可供參考。較常見是所有參與政黨共同簽署一份協議，例如德國、荷蘭及英國[註四至六]。另一種模式是由最多議席的政黨，逐一與小黨簽署多份協議，例如新西蘭[註七]。香港如實行「聯盟政府」，特首將負責牽頭與各黨派結盟，新西蘭模式（例如特首分別與民建聯、工聯會等政黨個別簽署「聯盟協議」）也許較適合香港。

4.「聯盟政府」應先以「立法聯盟」為主軸，再逐步過渡至「行政聯盟」。

從概念上看，「聯盟政府」可分為「立法聯盟」（Legislative coalition）及「行政聯盟」（Executive coalition）：前者指政黨承諾在議會中支持政府，但不會廣泛派人加入行政機關，後者則指各黨派分享行政權力，並全面瓜分各部長職位。

由於香港政黨人才有限，一時間難以實行「行政聯盟」，現時主要由無黨派人士出任司局長的安排，仍要維持一段時間。因此「聯盟政府」運作初期應以「立法聯盟」為主軸，即特首主要透過吸納政黨政策創造合作誘因，亦可分派部分政府職位以加強吸引力（例如局長、副局政助或公營機構主席）。換言之，港式「聯盟政府」可先以「立法聯盟」模式啟動，待條件成熟後才過渡至「行政聯盟」模式。

5.「聯盟協議」只約束有共識的政策，政黨仍可在個別議題保持不同立場。

「聯盟政府」強調求同存異，只會把政策共識寫入「聯盟協議」，其他無法達成共識的議題，各黨將保持不同立場。例如英國保守黨及自民黨的「聯盟協議」，就未有涵蓋兩黨的重大分歧，當中包括自民黨長期爭取的「比例代表制」，因此自民黨在加入「聯盟政府」後，仍可公開堅持一貫的政治改革立場。

可以預期，在香港一些有較廣泛共識的經濟民生政策，例如生果金改革、自願醫保等，將寫入「聯盟協議」成為共同政策綱領；相反，一些存在重大分歧的政策，例如最高工時、政改及23條立法等，將難以寫入「聯盟協議」，各黨派將保持各自立場。香港更可參考新西蘭，在「聯盟協議」中加入「保留不同意見條款」（Agree-to-disagree provision），即一旦特首及政黨未能就個別政策達成共識，便可啟動此條款讓各黨自由投票，為「聯盟協議」提供多一道活門。

「聯盟政府」的配套條件

6.「聯盟政府」下特首應是各方接受的協調者。

「聯盟政府」需要各黨派求同存異，其中必須有人能夠居中協調。在議會制國家，一般由未來首相主持談判；在總統制國家，總統是全國權力核心，自然主導了「聯盟政府」的籌組過程。

香港政制強調「行政主導」，特首順理成章會主導「聯盟政府」。參考外國經驗，「聯盟政府」下的特首毋須是政治強人，而應是一個各方接受的協調者。

7.「聯盟政府」下政黨需要改革及重新整合。

「聯盟政府」下政黨將由監察者，變成執政班子的一部分。政黨必須擺脫「壓力團體思維」，加強政策研究及深化政綱（外國經驗是政黨需建立政策專長，例如集中環保或工商議題，以確保加入「聯盟政府」後，仍能保持獨有形象）。

此外，現時立法會多達十幾個黨派，「聯盟政府」不可能在這種「超多黨制」下有效運作。因此，提供誘因促使政黨整合實有必要（例如特首可聲明只邀請至少控制立法會十分之一議席的政黨結盟，將迫使部分細小政黨合併）。

8.「聯盟政府」配合雙普選，將最能夠發揮改善管治的作用。

「聯盟政府」與雙普選（特別是特首普選）可相輔相成：第一，普選產生的特首具備認受性，有較高威望協調各黨派及爭取民意，可避免在籌組「聯盟政府」之時，引發「親疏有別」或「分贓政治」的指控；第二，民主派聲明未有普選之前不會加入政府，而缺少任何泛民政黨加入，「聯盟政府」將難以取得主流民意認同，但「聯盟政府」若能配合普選推行，則整體局面會完全不同。

智庫應走在現實政治之先帶動討論

「聯盟政府」的方案，不是為某黨、某派或某位特首度身訂做，而是配合香港情的長遠制度改革。「聯盟政府」的概念及具體運作，對政府、政黨、巿民以至北京都是新事物，各方都需要時間認識、適應和做好準備。

新力量網絡提出這個改革路向，從來沒有幻想方案會在短期落實，事實上「聯盟政府」的配套條件仍有待建立，但智庫的作用，在於走在現實政治之先，以具體政策建議去帶動討論醞釀共識，待現實政治條件成熟之時，改革就能水到渠成。

註一：Wolfgang C. Müller and Kaare Strom (ed.), Coalition Governments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註二：Aleman Eduardo and Tsebelis George (2011), “Political Parties and Government Coalitions in the Americas”, Journal of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Volume 3, Number 1, 2011, page 3 – 28

註三：Seyd, Ben (2002), Coalition Government in Britain: Lessons from Overseas, London: Constitution Uni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age 77 – 85

註四：德國的「聯盟協議」：
http://www.cdu.de/en/doc/091215-koalitionsvertrag-2009-2013-englisch.pdf

註五：荷蘭的「聯盟協議」：
http://www.government.nl/government/cabinet/coalition-agreement

註六：英國的「聯盟協議」：
http://www.cabinetoffice.gov.uk/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coalition_programme_for_government.pdf

註七：紐西蘭的「聯盟協議」：
http://www.national.org.nz/PDF_Government/National-ACT_Confidence_and_Supply_Agreement.pdf
http://www.national.org.nz/PDF_Government/Maori_Party_agreement-11_Dec.pdf
http://www.national.org.nz/PDF_Government/United_Future_Confidence_and_Supply_Agreement.pdf



from 大政治家 http://brian-fong.blogspot.com/2012/07/2012629-15-2012-1.html

留学生回国：带回技术，知识，民主思想甚至更多？

我觉得薄都督事件中最大的悲剧不是他们俩夫妇，而是乌有之乡的消失。不管我多么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在网站存在期间，它的娱乐价值和给我带来的无尽欢乐都是不可否认的。随着都督被撸，下台的不仅仅是一股政治势力，乌有之乡所代表的极左思想也随之失去了靠山。但任何对中国政治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在都督倒台之前就应该同意这个观点：都督能走多远当时并不知道，但让中国回到乌有之乡所描述的那个社会中，看着可怕，但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把乌有之乡和他所代表的人群看作是某种确实存在的“危险”或是“隐忧”，而仅仅是一个无聊时看着玩儿的娱乐网站，就像这里的小众团体提出遣送所有移民一样，看着可怕，但你知道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都不会占据主流，得到实现他们理想的权力。

而中国真正的“隐忧”在哪儿？和海外反动媒体宣称的中国留学生和海归会给天朝带回“民主观念”不同，我恰恰认为未来最大的保守势力，最维护体制的极有可能就是这群人。我在Twitter上多次说到过这个观点，但140字再乘个几倍也实在是说不清我的看法。这次和人讨论时被激励写篇长文解释，希望我能够稍微说清楚点。叙述比较口水 —— 我不想明示或者暗示我的看法是对的，这只是我还没定型的个人观点。

和几年前不同的是，留学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了。大城市里家境不差的学生通常都有在大学时期，至少是研究生时出国读书的机会和实力。国外的大学们当然也乐得也赚天朝人的钱。就我的经验，周围一些人在国内上的大学是我根本都没听说过的学校，成绩也一般，但有足够的钱留学和制造假材料，也能申请到相当不错的学校。至于像是瓜瓜之类有背景的二代，更是各个名校的抢手货。

当然我不是暗示说每个在外的天朝学生，包括我自己都是“为富不仁”。就算家里没钱，从天朝出国还有另一种途径：公派留学或者赢得国外的奖学金。但达到这两者中之一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国内表现或者成绩要好，个人简历上要写上一大堆“课外活动”。至于公派留学，虽然我听说政审已经是走过场了，但是要那几个签字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至少我看不出无论通过何种方式产生的一个“普通留学生”会是一个对民主思想感兴趣，甚至带回国的留学生。我毫不怀疑留学生中的大多数都在国外学到了真材实学，毕竟舍得花钱让自己子女在国外混日子的家长是少数。但问题之根源不是在于他们学到的知识，而是他们不会，不想去学的东西。

说几个我周围的例子好了。曾经帮人改过一份申请学校时使用的  Personal Statement。除了英文比我还烂之外，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在文中所体现的价值观。文内毫不遮掩他对权力的向往，谈到自己的“成就”都是在天朝的各个政府衙门做过事，而我认为那些真正会让学校感兴趣的工作经验被一笔带过。更喜剧的是，谈到未来理想，他说在中年之前要做上天朝某部的部长……助理。我笑话说，这不仅是喜欢权力，还很现实，知道部长位置不太可能，助理就满足了。

而前段时间在奥克兰，大学学生因政府财政预算内对学生津贴和贷款做出的限制上街游行示威。这些福利都是留学生享受不到的，但并不代表这就和留学生没有关系。这些措施必会让负担得起深入研究的学生减少，毫无疑问的意味着留学生要交更高的学费补贴学校运营。而我周围的学生不仅完全无法看到这层联系，觉得这事跟自己毫无关系，更是对在街上的学生抱着十分不屑的态度。“要考试了做这些事干嘛？”，“自己努力学习”等深得太上皇“闷声发大财”精神精髓的想法。

而将这和从留美预备学堂时期到三十多年前所谓“改革开放”前的的留学生们对比，包括49年之后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出去或者回国的留学生，他们之间思想和理想的差异，关心的话题不同，就更加明显了。现在谁要说留学的目的是为了报效祖国，不管这个“报效”指的是为共产主义还是为民主事业奋斗终身，恐怕都会被人笑话吧？

就算抱负不同，他们和之前那些留学生最重要的区别是，留美预备学堂的学生要实现他们的抱负，需要的不仅仅是学习上的努力，还常常需要现实中的斗争。除开我党的理想是否对中国有益不说，当时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有留学经历。而现在的留学生学成之后，如果最后选择回国，他们不仅很少需要在现实中斗争点什么，是否还需要学习上的努力都很难说。

随着社会中财富的集中，权力也逐渐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上，留学生的父母虽然不全是这一群人，但这一群人给子女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我一直认为教育产业化和扩招并不是中国大学生失业问题的唯一根源。看到过不止一个家里靠辛劳赚了点辛苦钱送出国的孩子，除去在国外留下的，回国的基本还是天天在人才市场晃悠，或者找到一份完全无法收回留学投入的工作。等留学更加平民化之后，这可能会更明显。极端一点，Twitter上的一个段子是：朝鲜留学的人全部空降高层，而欧美日博士找不到工作。

但一个工作只是人的最基本要求。真正的关键是，中国的未来，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社会，最终会留学生掌控。在经济方面已经很明显了，去任何大公司找高管，几乎都能看到至少一个留过学的。政治方面，由于天朝的老人政治，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一代还未能有足够的时间到达我党最高层（特别是1989后我党还有一段时期对在海外的留学生持不信任感），但在中央部委层面，到中低层，海归掌权的趋势显而易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官员去买假国外学历了。

而我可不认为现在在人才市场晃悠的留学生会是这群人中的主流力量。而考虑到这群人本身就更可能是在权力和财富庇荫下长大的，他们会给中国带回什么就很明显了。

就算没啥背景的留学生真的进入了有影响力的群体，我个人是认为，一个天朝人，在大学到大学毕业附近的时间，整个人就已经基本被天朝社会定型了，“反动”的照样“反动”，不“反动”的 也很难再被“海外反华势力”所“蛊惑”。当然不是没有例外，但仔细看看周围有类似经历的人，特别是最近时兴的出国读研，你很难找到在这群人中找到在“反动”和“不反动”之间产生了转变的人，最多也就是埋怨一句“唉天朝（我党，中国人，随便怎么换）也就是那样了”。

而天朝社会今天的状态，我想也不需要我怎么多说了。二代们就不用说了，社会状态更会影响每一个人思维和他内心的各种观念。作为自认为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我把这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带来的个人主义精神毒药（当然这只是我和一些人的偏见）。新西兰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到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缺少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但在天朝，这一毒药拌上伪装成爱国主义的爱党国主义，和为了转移注意力而被鼓励的物质享受，通过基础教育和上一代的言传身教塞给下一代，只能威力加倍，而这一切，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发生在留学之前。

值得一提的一个相关现象是，中国留学生通常选择非常技术的科目，比如医科，工程和科学，或者就是留学生泛滥的各种商科。 “科学可以为民主，也可以为专制服务，但作为文科理性代表的哲学理性则必定不能与专制共存” 。美帝现在还能自慰说自由的环境才能让科学和技术不断创新，但被非自由环境所利用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威力可更大。等朝廷九长老再进化个两三代，他们用天朝政治思想和价值观武装的头脑和自由世界提供的技术知识，带领一个官民普遍视平等和尊重为无物的国家来跟整个世界打交道时，谁赢谁输还真不好说。

我不奢求他们会带回什么什么思想，看看他们每日都在新浪微博上说些什么就知道这没什么可能。最好情况是他们中间的“反动比例”和中国国内的社会类似，或者稍微高一些。对于主流人群，除了知识，带回点啥旅游秘籍和购物攻略等人类文化中基本无害的产物，似乎更可能一些。最糟的情况是，他们带回的东西反倒可能会让中国的未来更加糟糕 —— 如果一个人被设定的目标就是买奢侈品，他去海外的时候你只可能在奢侈品店里找到他；而一个人被教育和社会设定的目标就是钱权两者，我可不认为他会带回国能达到这个目的之外的其他经验和知识。“海外反动媒体”也许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和天朝民主化的可能，但我看到的通常是本质上没啥特殊的天朝人，只不过他们的胃口需要改用美元计算（什么，你说已经开始用美元计算了？）。

我说的留学生不是在说瓜瓜同学，而是会在以后会成为各行各业精英，平凡的小瓜瓜们，一个人影响社会方向很难，但一群人更容易。但我仍然抱有希望 —— 在海外的华人毕竟是大陆华人中能看到最多的人群。只要中间有极少数人，能够被“蛊惑”，所带来的变革的都是不可估计的，毕竟社会变革并不需要太多人。

from Bear's Blog Chinese http://www.arctosia.com/archives/829

中美关系将遵循什么原则？

——从第三轮中美战略会谈看近期走势

在双方都明白自己的要的东西是什么的情况下，场面壮大的第三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列出的会谈成果颇丰：双方在战略轨道上达成48项具体结果，在经济轨道上则列出经济合作全面框架的20项共识。仔细算下来，这次对话共达成了除人权、人民币汇率和知识产权之外的大部分经济领域的合作意向。

中美双方的赢利帐单

从结果来看中国才是此次战略会谈的真正赢家，抛开人权这个马拉松长跑项目不计，美国最想解决的知识产权问题与人民币汇率问题仍然没有进展。在开局谈判以前，曾被《纽约时报》5月7日社论“跟中国交涉”列为美国可以用来约束中国的两项“法宝”——放宽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允许更多的中国资本来美投资，这次美方都已经用上了，再加上一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得到的回报是中方承诺美国可以进一步参与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这让2005年曾成为中国国有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并在股市上狠赚了一笔的金融财团高兴不已。

但美国的产业资本就没那么高兴了。近年来中国美国商会几度发布报告，称在华美商对中国投资环境抱怨不已，抱怨集中在知识产权、投资环境不透明及对在华外商的歧视与不公平待遇。在对话前一周，中国美国商会副主席 Michael Crain在微博上称：在与商务部长骆家辉畅谈后，在华的美资企业在中国市场透明度、自主创新政策和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均获得了骆家辉的有力支持。但这几项内容似乎在这次战略对话中并无实质性进展。最让美国头痛的知识产权问题，仅在盗版软件使用一项上就让美国的损失从2004年的36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76亿美元，这次美国虽然再次获得中国要严肃处理盗版问题的承诺，但骆家辉也知道“中国很少履行承诺”。

人权对话已成“鸡肋”

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会谈前十来天，中美之间第16次人权对话无果而终。在没有找到人权外交的新着力点之前，这种对话除了表示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恶化表示关注之外，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事实也果真如此，美方要求就中国的人权问题展开具体讨论，比如有关失踪、被捕和法律程序方面的个案。中方只同意进行一般性人权对话，而反对就个案进行讨论。面对着艾未未及大量维权人士被抓捕这一事实，中方代表崔天凯强硬回应：“中国的人权事业是一天一天在进步，在发展。有人拿人权问题来指责中国，这不是说中国的人权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在做政治文章，这点要请新闻媒体能够注意。”

而中国的人权进步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且不说目前那些关在牢中的人与虽然从牢中出来因受到威胁噤声的人，欧美国家在中国的活动也受到诸多限制，据《纽约时报》5月7日的文章说，今年2月到4月间，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所组织的至少60项活动，包括论坛，校际交流以及大使访问等都在中国当局的干预下被迫取消。一些欧洲国家的使馆也面临同样来自北京当局的压力。数个有外国人参加的大学组织的研讨会也被取消。与此同时，中国教育部加紧了对出国访问学者的警告，要他们不要参加“反华”活动或接触海外那些推动民主的组织。因此，在此时展开人权对话，“这样的舞台离中国的现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

这种徒具形式的会谈为什么要继续举行下去？人权观察资深研究员别格林的尖锐批评也许可供参考，“年度人权对话是一个犬儒机制，西方领导人通过这一机制可以在其余时间避免跟中国谈人权问题。中国则可以把宗教镇压、法外拘留和酷刑等问题限制在不会产生具体结果的闭门会议中。”《纽约时报》文章称20年来断断续续的中美人权对话是外交舞台上单调乏味、吃力不讨好的仪式。无成果的美中人权对话应该结束。

为什么人权问题不会影响中美两国关系？

应该说，北京已经吃透一点：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争吵得再激烈，不会影响两国关系大局。这已经成为中美两国的共识，在《大西洋月刊》5月10日刊出的采访中，希拉里指出“我们不会因为认为中国人权纪录太差，就不再与中国打交道” ；《中国日报》则在一篇社评中称，美国的人权说教仅会“造成反感，拖延更加紧迫议题的合作”，言下之意是不影响大局。

中美之间的利益合作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首先，在经济上，中美两国的互相依存度越来越高：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5万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高达600多亿美元，美国至今仍是中国制造最重要的市场，中国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还希望在这方面从美国受益，……

其次，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问题上是既有合作也有矛盾。亚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与美国维持着友好的关系，不少还是美国的盟国。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日增，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些国家经济上希望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但在政治上对中国并不信任，更愿意亲近美国。再加上朝核问题时时出来搅乱东亚局势，亚太地区国家的这种双重需求决定了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关系非常微妙，必须在合作与摩擦中求得平衡。

第三，中美关系当中，涉及到时全球性问题的事务越来越多。反恐问题，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机制等等，都需要中国的“合作”，即不捣蛋。

与上述所有问题的重要性相比，中国的人权问题虽然重要，但决不会成为阻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这就是在有关人权问题上，尽管双方歧见很大，在经济方面的谈判却毫不耽误的原因。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52期，2011年5月19日，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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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清涟居 http://heqinglian.net/?p=1411

曾澍基：七一談中國與世界不論香港

明報 1-7-2012

七一不說香港，而談中國和世界。反正很少讀者會看我這類文章。

對仍有耐性的，感謝並讓我稍作解釋。香港未來幾年政治變數比過往更為複雜。

過渡構思不周的行政主導「模式」，從未有效實現，現因離任及候任頂層誠信屢受衝擊，難度再攀。

另方面，泛民黨派好不了多少，四分五裂。針對政府才暫顯「團結」，街頭行動往往就爭選票而互相攻擊。

香港政治好像進入「泛神」（pantheism）時代，希臘式或中國滿天神佛式。

眾團隊之間欠缺維繫信仰、理念或利益分享。各自為政，各就己謀。

我想起歷史學家評論1814-1815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那句譏諷「雋語」：「上帝全為大家，每個人靠自己」（God for us all. Each for his own.）。

又或英國酒吧常掛的告示：「我們信任上帝，凡人請付現金」（In God we trust. Everybody pays cash.）。

只是想起，我屬無神論者；香港趨向但仍未抵達低谷。風光背後多屬短期行為。長遠，大家都將死掉。體制不易死掉，且看殘局如何收拾。宙斯或玉皇大帝會否發威？若然用何方式？又將引起什麼反響？

再語

此外，回歸十年前後我已寫了不少文章。經濟方面主張特區須保持獨特優勢，莫令香港變成中國的「另一城市」；也強烈批評政府的市場及融合取向。政治上1980年代我是民主回歸派的其中主將；其後於一國兩制下提出因勢利導；但無反對起義或革命，若中共墮落至類似晚清景的話。（請參閱2012年5月6日《星期日生活》我的〈與歷史存在式對話——兼論處理局部均衡〉。）

可惜，這種經濟傾向「本地特色」（類似大歐洲內的小國如瑞士、芬蘭、丹麥等）政治卻着眼「不對稱博弈」的觀點，知心者寥寥。

閱歷一深（或曰老而不死）是否就必然「保守化」？自問並無如此感覺。關鍵在於，仁人志士前赴後續，過往百多年成敗如何？八十後深看歷史很少，等如我輩成長時也不大理會老左及老右。這沒問題，除非你想鼓吹真正起義和革命，堅持和準備付出代價。

近年發生什麼，令我注意力從香港移向中國、經濟發展理論，以及資本主義長期波動？主要是因為歷史及地緣政經巨大而迅速的變遷。

中國呀中國！

清末中國近乎潰散。共產黨的出現、冒起與掌權根本由「窮發展」驅動，意識形態為輔。誰相信毛澤東曾研讀馬克思？它屢犯錯誤罪過，但國民黨會否令大陸百姓受較輕痛楚？「二二八」應如何與「六四」比較？幾年前我到高雄在紀念館內沉思，出來仰首長空。

老毛的問題乃過分自信，乘勝追擊，想造新人。「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鄧小平將之制約，重出後「平反」文革並容許短暫「北京之春」。魏京生、王希哲勇往直前。我的朋友劉山青受了十年牢獄之災，吳仲賢兄被迫假裝特務逃離。

八十年代經濟改革背違傳統社會主義計劃，傾向市場化，唯缺規範，民怨載道。繼而過程曲折，八九民運初時口號乃「反通脹、反官倒」。四月部分變成爭取自由民主。中共黨內分裂；悲劇收場。

發展的政經教訓：蘇冷中熱

「窮發展」弔詭如下：沒有集權及犧牲，追趕甚或超越頗難成事；算作上一代對年輕的貢獻吧。但是，集權產生貪腐機會甚高。毛澤東的構想，是超越「領導—官僚—群眾」三層制，由英明領袖直接動員群眾，破除官僚枷鎖。領導若反對如此創新革命意念亦遭殃，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年輕紅衛兵到處挑戰權威和傳統。

中共這種跨階級式變革，跟蘇聯史太林的科層暴力，差異甚大。我教書時經常說，蘇聯社會主義是「冷性」的，中共卻屬「熱類」，群眾運動乃重要燃料。

我今年三月在《星期日生活》的文章〈自由、集權與社會民主〉把落後經濟的政權分化為（1）「掠奪性」（predatory states），（2）「堅強性」（hard states）和（3）「屈從性」（weak states）。蘇共和中共都肯定列為「堅強性」。

不過，兩國改革過程迥異。中國先經改而慢政改；蘇聯兩方面都拖延。戈爾巴喬夫六四前到訪北京，據報道他說再來這群領導人將面目全非。結果他自己先躬身離場。

戈爾巴喬夫看出當時中國的矛盾，繼後悲劇近乎俄羅斯式，可避免但越了某些門檻就無法制止。六四若無鄧小平下令，怎會發生血腥後果。六四自應「平反」，為受害者伸張正義。不過，由誰搞「平反」？意義何在？就算「平反」又意味什麼後果？

中國經驗罕見

1988至1991的中蘇驚變，打破沉鬱局面。其後演化卻反映歷史的可怕延續慣性。蘇聯分散後經葉利欽到普京，理論上是「議會民主」，真實程度高嗎？

大陸後六四不搞這套，政改慢步，經改向前。「槍聲一響，黃金萬⒂」，欠規範的市場經濟，帶來超常效果。1978-2011，中國GDP平均年增長率9%以上，歷史鮮見，就算考慮極低起步點。發展理論有所謂「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或無可逆轉性（irreversibility）。衝過分叉路口，就只向左或右，車輛後鏡記憶化作塵封。

1978年，中國經濟近乎爛攤子，三十多年後躍升至美國也顧忌對手。現時又上天潛海，不能不說有點像奇蹟／怪胎。更意料外的是：政治以至社會體制改革滯後，竟可持續甚或惡化。

2004年，我寫過篇感想：「The super power and the super power-to-be」（http://www.sktsang.com/RF/Superpower-to-be.pdf），提出中國大概被世界「寵壞」的假說，對胡溫領導層「和諧社會」目標抱點寄望。如今，2012年，只剩下連串失望。

中國13億人口，克服幾百年衰敗，談何容易。我不是中共同路人，但未機械地反共／抗共，它歷史任務完畢而失去壟斷地位，我仍存在的話，只會留意。

中國經濟增長近乎直速：由零至100公里少於10秒。中共的領導層就歷史急劇變遷，驚喜與私利交纏！它忘卻或無暇拆掉過時的地方權力架構，養出大批省縣之下貪腐弄權者。人口太多，官僚比例更多。不作政治改革而推行市場自由，後果愈來愈嚴重：引致分配不勻，財富靠權力轉移。中央朝代轉換鬥爭時，管他基層濫權。

近十年的政治，跟「和諧社會」口號形成諷刺。情與社會民主的「應然目標」距離正在拉遠。

「強國」欺弱民

胡溫任內的「強國」，對待弱民缺乏系統扶持。反而中央以集財權來超英趕美，飛太空探深海。半理不理地容許繁雜的地方政體，利用經濟自由化來濫取苛索、玩忽職守。於這種表面勁勢、唯缺完整統治理念、加高層內爭、垂直多方失控的局面下，基層群眾忍無可忍地「造反」，幾乎完全預料得到。弱民不過在權責未界定環境下，進行自我基本保衛。

維權人士英雄或悲劇式對抗，更削減此一背離社會民主的模糊「制度」的認受性。中共並非晚清，也過了極地反撲時期。它會否更新？如何能被內因扣外力而「擊倒」？有無中間途徑？各類歷史航向對中國民眾的代價和得益……回想二三百年，思念沉重，唯須承擔。

身分危機

身分危機，乃香港知識分子最大難題，左中右皆然。世界人？中國人？香港人？自我定位隨便，可做什麼而符合位置才重要，令身心平衡。你到法語／西班牙語區、埃及樂蜀、巴里島、或者約翰尼斯堡，聲稱是「世界人」，當地反應一就不懂，若懂避開竊笑則屬幸運。

現實頗簡單：先進資本主義並未能靠通訊科技來磨平世界。語言、文化、傳統、習俗的多元幸運地仍然持續。為何不可？從生態角度，多元是存活基本條件；人類政社經發展也一樣。

民眾的理想——行為差距細得多，產生矛盾該歸另類。自作聰明的高尖知分走向偏鋒，精神變異比例便偏高。著名例子隨手皆是：尼采、梵高……至於香港某些知分「疑似失常」個案，於傳媒普及、造秀流行的情勢下，真假難料。

未來難料

人生易老天難老。自我於某些時刻的選擇多屬存在主義式，對他人難以產生興趣。不過，若引發宏觀效應，或遠超個體所能控制。革命家付出嚴酷代價，繼而變作暴政成員，歷史例子太多。微薄卻反抗壓迫的人士，受折磨災劫亦難計算。環顧歷史、世界、中國。慨嘆不已……

且舉兩首詩詞：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閣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魯迅）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

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

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毛澤東）

魯迅、毛澤東的個人悲感仍存檔案價值。返過來，特區、中國、世界、歷史……

中共只會向前，跟美國博弈，因為後路不多，除非它相信社會民主，若它放慢甚或停油，可能就如戈爾巴喬夫六四前所說，領導人將面目全非。

從地緣政經角度看，這屬超過百年一遇的危險和機會。資本主義長波下浪、二十一世紀資源爭奪所引發區域軍事衝突，或然率上升。會否開始於南海？名曲《血染的風采》原本關於那次戰爭？

真不想，唯歷史無情。此所以我集中談大陸、世界而非自顧不暇的香港。

from 政經評論 http://kurtlau.blogspot.com/2012/07/blog-post_4465.html

Gary：（愛國人士篇）熊在淚灑後

明報 1-7-2012 

自從梁振英涉嫌明屈Hello Kitty證明上手僭建後，面書上，講及梁振英，除了熊外，還多了一隻貓。 

一張無口貓和鬆弛熊相擁而泣的圖片，叫人不勝唏噓。 

3個月前，唐英年斥梁振英，「劉夢熊，你差唔多唔識佢咁滯」，令人愈看見梁振英，愈想起劉夢熊；梁愈想跟熊劃清界線，我們愈對熊情有獨鍾。 

今天，梁振英登基。選戰中，經歷過人在旅途灑淚時，講起這段選戰，仍是切膚之痛。 

評論梁振英、建制派，劉夢熊比我們還多幾分肉緊。 

問﹕幾日前，你說僭建事件反映了梁振英「是人不是神」，後來說他「車大炮」，為什麼有這個轉變？

答﹕這不是轉ɜ，而是依據不同時候，得知的不同材料，作出不同的評論。我跟社會大眾一樣，開頭只知道是一個玻璃棚。人無完人，梁振英也是普通人，也有疏忽的時候。不過，後來，砰一聲，原來不是一件僭建，而是6件。競選的時候，他口口聲聲說有律師有專業人士檢驗過，難道專業人士都發雞盲嗎？還有，他的買賣契約中，有一項對僭建的免責條款，就更令人懷疑，他會不會收樓時已知有僭建。所以，我的立場沒有變。只是，隨覑他被披露的疑點愈來愈多，我對事情的評論才不一樣。

「僭建令政治危機表面化」

問﹕僭建事件是否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危機？

答﹕僭建事件只是令政治危機表面化。梁振英沒有自己的班底，沒有自己的嫡系，本來就是一個政治危機。以前董建華有傳統左派支持，曾蔭權有公務員的沙煲兄弟，但梁振英什麼都沒有。工聯會、民建聯給他很多票，但都是等最後才下決定，並非梁的支持者。這次政府架構重組投票，陳茂波、張學明、葉劉淑儀等被盛傳為他核心管治團隊的人，都沒有投票，或者投棄權票。可見，唐梁之爭，既把建制派一分為二；而梁營當中，也沒有他的嫡系、忠實部隊。

選戰的時候，大家都知道，必須團結現有的支持者，爭取更多的支持者，才可以組織自己的班底。可惜，梁振英城府太深，難交朋友。冇朋友本來已經是一個政治危機。

第二，這個危機也源於梁沒有妥協、協商的概念。唯有讓步、妥協才可以獲得高票支持，這是顯淺的道理。2010年，李剛會見民主黨，接受普選聯的改良方案，結果讓政改在立法會高票通過。這是協商達到成功的實例，但梁不願意做，他不願意跟各黨派四四六六傾，只會派羅范淑芬強攻硬闖。這樣子下去，建制派的裂縫很難修補。

問﹕梁振英有沒有想過自己的支持其實如此薄弱？

答﹕他勝出，已經是化不可能為可能。大概一年前，他還只是陪跑分子，連足夠提名也幾乎拿不到，相反唐營就粒粒皆星。梁一直做行政會議召集人，根本拿不出什麼政績出來。他能夠打的，只有期望和民望。這個策略，即是農村包圍城市，用廣大市民的民意和期望，包圍這個利益集團，打動中央。用民意影響上意，用上意影響圈（小圈子）意，他才可以勝出。不過，他可能沒有留意，民意是傳媒和輿論推動出來的，當傳媒和輿論轉向，而他沒有具體的政治往績支持，又沒有自己的忠實陣營，很容易變成危機。

「梁會做事，但不會做人」

問﹕其實競選期間，梁振英的表現相當對辦，至少在公眾層面如是，為什麼當選後，輿論方向迅速逆轉？

答﹕梁振英這個人，他會做事，但不會做人。性格決定命運，他的性格缺陷，影響了他的做事方式和結果。競選早期，全港大部分傳媒，《蘋果》、《星島》、《頭條》、《信報》等等，全部倒梁、插梁。直至《明報》率先披露約道唐宅僭建，成為了選戰的轉捩點，才讓梁振英化不可能為可能。不論《明報》有心還是無意，這場選戰，《明報》立了頭功。但是，梁當選後，有沒有好好看待這些曾經給他雪中送炭的朋友呢？如果，他一早意識到自己勝出，其實是依靠輿論推動民意，當選後，誠懇地向傳媒朋友致謝，人家今天還會不會樂此不疲，大篇幅報道梁宅僭建？

「給人過橋抽板印象應檢討」

問﹕很多人說，梁振英對你過橋抽板。

答﹕大家都說梁振英對我過橋抽板、忘恩負義。他對我是不是過橋抽板，我心裏有數。不過，他給大家這種印象，也一定有原因，他應該檢討。

去年8月，梁的支持度只有百分之八點七，各界還在勸他退選的時候，我第一個站出來撐佢，每星期在《東方日報》寫二三千激揚文字為他吶喊，篇篇理性分析，並非唐營的什麼「神感召」、「腳頭好」。後來，唐英年爆出僭建，我馬上到約道派傳單，呼唐退選，盡心盡力。但梁勝選後，卻沒有請我上台一起分享勝利，他身旁的，反而是最後一刻轉ɜ的鄭家純。甚至乎，梁當選後，對一眾支持他的朋友都沒有好好見面致謝，反而跟唐營競選辦的劉鳴煒見面，大家都覺得莫名其妙，心想，有冇搞錯。

現在，他籌備成立扶貧委員會，找來了鄭家純、羅致光、方敏生、何喜華。當中，鄭來自商界，羅、方、何傾向民主派。扶貧是爭取政績、民望的德政，建制派為什麼一席位置都沒有呢？為什麼要給民主派獨享這些政績？在中國搞慈善、搞扶貧的有心人，大有人在，為什麼不找他們？我覺得，既然現在有3個親民主，一個商界，也應該有4個建制派，才飱數。

我個人對榮辱看得很淡，但作為政治領袖，賞罰分明很重要，這是中國人的政治倫理，偏偏，梁振英沒有這個意識，在勝出的一刻，他有沒有記起曾經幫過他的傳媒、朋友呢？如果連這些都忘記，他們又會怎麼想？

「梁理念符社會對利益格局期望」

問﹕既然如你說，梁振英的性格有缺陷，為什麼你還支持梁？

答﹕唐營是一個很大的利益集團，他們約束土地發展，人為製造高地價、高租值，令市民捱貴樓，營商成本高。如果唐上場，整個利益格局不會有改變。雖然梁沒有具體政績，但他強調穩中求變，強調要恰當分配香港社會的經濟成果，我覺得較符合香港社會對整個利益格局的期望。

問﹕單憑信念押注，豈不是賭一鋪？

答﹕當初毛澤東以林彪當接班人，也一樣是賭一鋪！林彪本來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豈料背後下毒手，這也是毛澤東意料不及吧。畢竟，認識一個人，是需要過程的。

當然，梁也不是忽然冒出。30年前，中國初初改革開放的時候，他已經主張土地由國有化變為市場化，還協助上海和深圳制訂標書。從這方面看，他對內地的經濟改革有貢獻，所以值得支持。

問﹕經唐梁一役，跟民主派「大和解」是否比建制派「大和解」更容易？

答﹕民主派並不存在「和解」與否的問題。2004年，有記者問曾慶紅如何看中央與民主派和解的可能，曾慶紅已經說，中央與香港民主派沒有根本矛盾，不存在和解與否的問題，應該是加強溝通。有人認為唐梁之爭是人民內部矛盾，民主派與建制派則是敵我矛盾，這樣說不過。因為一國兩制確保了香港保留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香港人強調多元自由，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一國兩制所包容的。

不過，以我的理解，曾鈺成所講的「大和解」似乎是要跟各種民主派和解，包括當中的激進派。這一點我不同意。有一部分民主派，一下子就說「結束一黨專政」、「起義」、「解放」、「公投」，又去華盛頓叫囂，要求制裁中國，這樣子不可以，因為這無異於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無異於把國家視為敵人。總之，國家可以批評，但不能對抗。

至於建制派，經唐梁一役，現在大家面和心不和，甚至面心俱不和。即使投票支持梁的，也各懷鬼胎。現在選舉臨近，他們更容易受選票流向影響。不過，我希望他們知道，梁振英不是一個個人，他是中央認為可代表建制派出選的其中一個人選。換言之，梁代表整個建制派。兩者的關係，唇亡齒寒。若建制派對梁僭建肆意批評、幸災樂禍，而不是客觀地、科學地評論，最後，是整個建制派自取其辱。

問﹕在趙連海、陳光誠、李旺陽等維權議題上，你的確批評了不少。李旺陽事件，是良知的問題，但建制派，以至梁振英都噤若寒蟬，你有什麼意見？

答﹕這是看重榮譽還是責任的區別。一些傳統建制派，他們做了全國政協、人代，覺得那是很大的榮譽，是阿爺的賞識，因此，他們務求跟阿爺保持一致，反而把責任看輕了，也看輕了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核心價值。試想，如果連深圳河以北的地方官員貪污腐敗，也要言論收斂，還怎麼實行一國兩制？很簡單，李旺陽一事，梁振英的處理實在不好。當然，他有兩個老闆：中央和香港人，兩者的期望可能不一樣。如果我是他，我會說，「香港市民關心李旺陽的死因，正因為大家都關心國家的人權法治，都希望國家進步」。咁就掂啦！既響應香港人的關心，也符合中央對開明進步的要求。只是梁振英不夠膽講！

「見識選戰殘酷，也受過委屈」

問﹕有沒有打算參選立法會？

答﹕現在還未下決心，但是，幫梁振英打天下期間，見識到選戰的殘酷，那種抹黑，自己也受過委屈，更禍及家人，人在旅途灑淚時，總有點猶豫。更重要是，當年同屬一個陣營的人，現在卻要跟自己切割，劃清界線，令人心灰意冷。再講，是否有必要出來選，做立法會的七十分之一，目的是什麼呢？繼續幫梁振英打天下？之前幫他打選戰，心裏受過創傷，尚未平復，所以還下不了決心，傾向不去馬。

之不過，假如真的參選，我只會選地區直選。無論出選哪個區，我都有信心勝出。但是，我特別有興趣選新界西。畢竟，我1979年9月23號在尖鼻嘴游水上岸。當年我偷渡來港，只有一條游水褲，現在做到上市公司主席。我的故事，相信可以令天水圍的居民不再悲情！

文 Gary@ Round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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