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美国商务部发布了针对中国企业中兴通讯的出口禁令。禁令要求所有为中兴提供零部件的美国公司都需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证。这一针对性的经济制裁，意味着中兴未来申请采购美国供应商的零部件可能困难重重。
制裁起因是中兴向伊朗出口的科技产品中含有美国生产的零部件，违背了美国商务部的《出口商品控制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EAR）》。看似美方动用国内法律制裁中兴，中国商务部也挺身而出“护犊情深”，称美国商务部做法“损人不利己”。但美国商务部对中兴的制裁并非所谓国家博弈，而是因为中国企业在利益面前，先违背了跨国贸易的商业规则和契约精神。
（抽文）中国电信企业被美国商务部制裁并非首次，惯用的规避措施也被抓包多次。
2012年中兴、华为就因向伊朗国有电信公司（the Telecommunication Company of f Iran，TCI）出售通信产品，其中含有大量美国技术公司制造的零部件，接受FBI调查至今。后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中兴高级副总裁朱进云坚决否认销售产品给伊朗，并表示未来将有计划地撤出伊朗业务。而今FBI获取了违禁贸易的新证据显示，中兴在2012年调查后，意图成立“空壳公司”与伊朗签订合同，以这种隔断模式来出口禁运商品，规避美国贸易限制。
成立空壳公司，甚至捏造不存在的中间商是中国公司躲避出口管制的惯用伎俩。2014年5月29日中国山东神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就曾因此收到了华盛顿联邦法院的起诉书。神戎公司海外销售总监石长喜在2011年中期与德黑兰一家公司签署了价值6.7万美元的合同后，将15台美国制造的红外摄像机运往伊朗。合同中伪造了摄像机的生产者为中国公司，并把相机上的“美国出口控制”标签改成了“中国制造”。
华盛顿联邦法院以“违反制裁法规”、“同谋罪”起诉了该公司在美国的两名负责人石长喜与肖树国。起诉书中称，神戎公司违反了美国《伊朗交易和制裁条例》和《出口商品控制条例》，没有获得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处颁发的出口产品许可证，通过伪造合同的方式私自向伊朗出口美国制造的商品。
自伊核危机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早已写入美国的法律条文，尤其是军民两用的科技产品，出口管控更是严苛。美国对科技产品甚至零部件出口如此敏感，在这一点上并非只是针对中国企业。
（抽文）黑名单国家威胁国际安全，美国政府选择限制向此类国家出口高新科技产品，拒绝为威权政府助纣为虐。
2009年6月12日伊朗选举舞弊事件爆发，伊朗青年在Twitter、Facebook上的集体抗议引发了国际关注。十天之后，《华尔街日报》曝光了诺基亚-西门子通讯公司（Nokia Siemens Networks，以下简称诺西公司）自2008年底出售给伊朗的民用通信设备，反被政府利用，成为监控“网络异议”的工具。其中该公司一位计算机专家透露，诺西设备的拦截功能包括一种“深度数据包”检测技术，能够快速审查、过滤信息传递时产生的数据包，甚至形成通讯者的使用习惯。伊朗政府借此控制网速、大规模改造网络系统，通过移动电话、卫星等监控甚至逮捕异见分子。
诺西公司出口伊朗确实是普通民用通讯设备，但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电信通讯公司都要给政府提供所谓“合法拦截”功能，以便调查恐怖袭击活动、儿童色情、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而在美国，FBI要获得拦截、窃听的合法调查权则需要法院的调令。显然“合法拦截”功能在伊朗这样的威权国家被过度利用了。
2009年7月纽约民主党参议员CharlesE. Schumer和共和党参议员Lindsey Graham共同向国会提出制裁伊朗的跨党派议案，要求奥巴马政府审核技术公司与美国政府的合同，与伊朗有军民两用技术输出的企业，必须终止与伊朗的合同才能与美国政府续约，以此制止跨国技术公司继续为伊朗政府提供网络监管和间谍技术。
最终国会在2010年1月通过了《伊朗制裁、责任及撤资法案》，而这也成为《1996年伊朗制裁法》在通讯技术领域的补充。其中将一些为伊朗提供监察技术的公司以及美国本土外的分支机构列入了制裁名单，包括对诺西公司发起的单边经济制裁，规定经由美国出口的网络技术设备必须申请许可证，例如深度数据包检测技术。
（抽文）中国企业多奇葩，甚至不惜违背联合国对相关国家的国际制裁，铤而走险，留下的众多不良记录，只会为未来高新技术进口徒增阻碍。
在出口技术产品上，美国看似“手伸得过长”，事实上1969年美国国会就通过《出口管理法》就确立了以“来源于美国的商品”作为管辖依据，不管是美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都必须遵守美国的经济制裁法律。以此禁止任何人将来源于美国的商品再出口到国际公认的“黑名单”国家，才是对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的本质原因。
而中国公司及个人不顾美国法律和契约精神，私自出口已非首次。早在2011年庞贝捷漆油贸易上海公司（PPG Paints Trading Shanghai Co）前常务董事王迅就曾因此遭受指控：在未获得美国商务部所需许可证的前提下，先协助运送美国PPG工业的高性能环氧树脂涂料（epoxycoatings）给一家第三方经销商——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公司（China Nuclear Industry Huaxing Construction Co），并在报关文件上谎称使用者是一座中国的核电站，最终把油漆转运到由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管理的“Chashma”二号反应堆。
1998年巴基斯坦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后，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就已被美国列入了禁运名单。王迅因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1707条，“跨国公司或个人违背政府经济制裁与出口禁运，可依法行使管辖权予以惩处”，最终被判处一年监禁及共计30万美元的罚金，并提供500小时社区服务，且五年之内，她将别列入商务部黑名单，不得从事有关美国商品、软件或技术的任何出口业务。她的公司共为其支付了近400万美元的赔偿金和罚款。
而中国华兴公司在2012年12月3日向美当局承认违反美国出口禁运法律，从美国向巴基斯坦出口核反应堆所需的涂层，并同意支付罚款200万美元。这是中国公司第一次在美国的刑事违禁出口案中认罪的记录。
此外，中国与伊朗在美国《出口商品控制条例》中属于同组国家，在直接进口美国高新技术方面受到同样严格的限制。自2013年以来，中国“天河二号”一直占据全球超级计算机榜首，但其中数以万计的芯片都来自英特尔公司。2015年美国商务部以担忧中国的超级计算机用于核武器开发，遂将承担研发任务的四个中国技术中心列入制裁名单，限制英特尔公司为中国提供升级版芯片。
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未来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实力堪忧，同时中国公司违禁出口的不良记录，也必然给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不断添堵。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null
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网易另一面. Show all posts
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网易另一面. Show all posts
Tuesday, 15 March 2016
美国不管互联网域名了，世界还会好么
导语：中国和俄罗斯可能觉得他们多年的抗争即将迎来象征性胜利：管理全球互联网域名的ICANN向美国政府提议，准备脱离与美国的联系。可是，美国政府真的曾经把互联网“管起来”过吗？独立后的ICANN，又能抵挡住诱惑吗？
打了将近20年的域名战争，美国距离正式放弃互联网域名管理权又接近了一步。2016年3月10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低调地向美国政府提交了计划，准备脱离与美国政府的联系。
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也许会为这一结果感到暂时的满足，在他们眼里，美国垄断互联网太久，甚至可以被称为“横行无忌”；而美国人未必高兴得起来，上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泰德·科鲁兹(Ted Cruz)联合另外两名参议员以公开信形式向ICANN开火，质疑该机构脱离美国控制可能带来的风险。
要想知道为什么奥巴马政府要主动让出互联网域名的最高主管角色，要想知道泰德·科鲁兹在反对什么，首先得知道美国是否真正“接管”过互联网域名，以及ICANN到底是何物。
1.1990年代全世界面临着一个问题，互联网如果不该由山姆大叔监管，那该由谁监管？答案是：非营利组织ICANN
互联网自诞生以来一直作为美国政府的项目在运作，而在1998年以前，互联网域名的规制几乎是由一个人来完成，这个人叫乔恩·波斯特尔(Jon Postel)，他是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1960年代，波斯特尔是创建互联网的早期成员之一；在接下来30年，他代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对互联网进行支持和管理。
表面上波斯特尔做出技术决策，例如决定谁来运作国家顶级域名。当时互联网是如此新奇，以及考虑到各国政府垄断电信运营商阻碍了通信的发展，因此“.uk”这样的顶级域名不是分配给英国政府，而是分配给了私人来运作。到了1990年代中期，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一些国家开始意识到互联网不能这样草率监管。
1998年，克林顿政府开始对互联网进行全面私有化。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互联网如果不是山姆大叔监管，那该由谁来监管？许多政府认为，这项重要工作应该由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来完成，因为它是联合国的一个部门，规制国际电信业务；其他一些政府，包括克林顿政府则担心，像国际电信联盟这样被国有电信公司和政府监管机构统治的联合国部门，会把互联网掐死在摇篮里。
为了保证互联网的开放，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这个独特的非营利组织就应运而生了。ICANN和美国商务部底下的国家和电信信息管理局签协议，但却拥有私人身份，这有助于保持互联网不受政治干预。ICANN主要背负两项责任，首先ICANN负责管理互联网的域名系统(Domain Name System, DNS)，这个系统让你在浏览器里输入“google.com”，就能依据对应的IP地址，跳转到正确的google网站。
ICANN还是全球顶级域名系统(top-leveldomains)的分配者，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顶级域名，英国有“.uk”，法国有“.fr”，加拿大有“.ca”，各国政府为这些顶级域名每年向ICANN缴纳授权费，自行对本国的顶级域名管理。其他顶级域名还有“.com”、“.org”、“.net”，ICANN也不亲自动手打理，而是将这些顶级域名授权给Verisign这样的批发商，批发商们再和Godaddy这样的零售商合作，把特定的域名分配给特定客户——比如将nytimes.com分配给《纽约时报》。
2.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暂停伊拉克顶级域名“.iq”的解析感到愤怒，但其实美国商务部压根不插手ICANN的域名管理事务
ICANN诞生以后，许多外国政府仍然不依不挠，坚信互联网域名应该让国际电信联盟来管理，因为各国政府在背后可以说了算。虽然ICANN更像是一个给全世界分配电话号码区号的私人机构，虽然从ICANN手中拿顶级域名的批发商们和ICANN不是上下级关系，美国商务部也几乎没有插手过ICANN的运作和决策，但各国还是对美国政府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表示持续的怀疑。尤其是注意到ICANN的15名董事会成员只受到美国加州检察官和美国法律的管辖，发展中国家更是表达了愤怒。
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停止了对伊拉克顶级域名“.iq”的域名解析，这种行为在中国媒体看来，就是美国大搞单边主义的例证。一家中文报纸称，“美国政府随时可以挥动悬在各国头上的利剑，而各国毫无还手之力。”
但实际上，伊拉克顶级域名“.iq”在2003年之前都不授权给伊拉克政府，而是由上文提到的波斯特尔于1997年授权给了一个私人用户——巴扬·艾拉什(Bayan Elashi)。波斯特尔教授的授权理由是，艾拉什是巴勒斯坦人，拥有美国普渡大学计算机硕士学位，艾拉什于1992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创建了主机托管公司InfoCom，托管阿拉伯语或穆斯林网站。而且，当时伊拉克互联网基础设施很差，那么将域名分配给一个有技术能力的美国公司，自然在情理之中。
波斯特尔没想到的是，2002年12月，巴扬·艾拉什遭到逮捕。2004年7月，艾拉什以及他的InfoCom公司被判有罪，罪名包括违反利比亚和叙利亚制裁法令（销售电脑），以及为恐怖组织哈马斯洗钱，与此同时ICANN暂时拿回了对“.iq”顶级域名的控制权。布什政府派去伊拉克的特使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请求将“.iq”域名授权给新伊拉克政府，但是被ICANN数次拒绝，ICANN认为当时伊拉克局势还不稳定。也就是说，这次暂停解析和美国政府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3.外国政府沮丧地发现，他们竟然得和美国企业去打顶级域名战，因为外国政府没法强迫ICANN交出域名授权
外国政府不仅对ICANN没有多少决定权，他们还得为顶级域名和美国企业争得头破血流。从2010年开始，ICANN对顶级域名申请开闸，只要能支付18.6万美元，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一个新的顶级域名。Google公司申请了“.google”、“.youtube”，微软公司申请了“.azure”、“.hotmail”，另外一些公司，则申请了“.sucks”和“.sex”。
问题随之浮现，2013年，一家名为巴塔哥尼亚的美国户外运动公司，申请了顶级域名“.patagonia”。这一举动遭到了阿根廷政府的强烈反对，因为巴塔哥尼亚是阿根廷与智利境内的高原地区，这个地区也被称为“户外徒步圣地”。类似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申请的“.amazon”顶级域名引起了相关国家的注意，亚马逊是流经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等南美洲国家的河流，此外巴西还有一个亚马逊州(Amazonas)。
ICANN如何解决域名纠纷？如果有多个个人、组织或政府申请同一个域名，ICANN要做的就是召集民间社会团体、政府、政府间组织和网络运营商对申请者进行审核，确保所有“利益攸关者”都能对最终的域名分配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多方利益攸关体模式(multi-stakeholder model)，促进了互联网的创新、增长和信息流动，也使得无论是个人、公司、组织还是政府，都没法真正控制互联网。
阿根廷当时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因为按照ICANN的指南，巴塔哥尼亚不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地理区域。要想被归类为地理区域，你最好得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省/州，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顶级域名“.texas”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此外，户外运动公司巴塔哥尼亚早已拥有“Patagonia.com”，并且在注册patagonia商标的时候，也与外国政府相安无事。
ICANN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关键时刻救了阿根廷一把。起初所有国家都建议驳回巴塔哥尼亚公司的域名申请，只有美国不同意政府咨询委员会对“.patagonia”的干涉。但随后美国将自己的态度转为中立，意味着除美国以外，政府咨询委员会达成一致反对(consensus objection)，实质上宣判“.patagonia”的申请无效，后来巴塔哥尼亚公司也确实撤回了申请。
不管怎样，ICANN的决策过程是自下而上、基于共识的，它要考虑全世界互联网社群的利益。虽然阿根廷政府最终获得胜利，但这个决策过程比起联合国那些闭门会议要透明得多了，毕竟巴塔哥尼亚公司差点就拿到了“.patagonia”顶级域名，毕竟政府咨询委员会长期行使建议权，而不是投票权，只有达成“一致”的委员会决定才有效力。
4.尽管被指责了20年，但美国商务部并没有把互联网域名管起来，而是为互联网域名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这也是ICANN的成功所在
ICANN成立至今，美国商务部给ICANN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环境。没有美国商务部的放权，没有ICANN的多方攸关利益体模式，全世界现在熟知的互联网也会不复存在。那么，当2014年3月奥巴马政府决定着手放弃对ICANN的规制，放弃对互联网域名的管理权，会让ICANN变成由政府占主导的机构吗？ICANN会不会被那些不以开放和自由互联网为宗旨的政府所绑架？奥巴马政府已经放弃了保护互联网自由的责任了吗？
奥巴马政府已经否认，他们目前所做的切断与ICANN联系的努力，不是为了安抚因美国监听而气急败坏的外国政府，只是顺应开放的潮流。但上述担心不是空穴来风。不仅伊朗这样的国家对ICANN咬牙切齿，俄罗斯、巴西和法国也对ICANN的权力虎视眈眈，他们认为新结构中各国政府的影响力依然不足。就在2015年12月，联合国大会还讨论，应该考虑推动一条全新的治理互联网道路。
俄罗斯的陈述听起来很糟糕，“我们有必要考虑，持续推进政府在互联网治理中的角色，加强国际电信联盟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并且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互联网使用伦理的指导帮助。”欧盟国家普遍反对俄罗斯的提议，但法国政府也想将“.wine”或者“.vin”的顶级域名，只适用在那些严格遵守地理规则给葡萄酒贴标签的用户；法国政府同时还希望只有那些真正的法国香槟产地才能使用包含“champagne.”的网址。
理论上谁控制了域名-IP的地址簿，谁就控制了互联网，没有域名的网站再也不能被发现。但美国保守派杂志The Weekly Standard发文称，许多保守派的担忧实际上是多余的。过去和将来ICANN都起不到助纣为虐的作用，ICANN目前掌管全世界仅有的13台域名根服务器，有的根服务器直接交由美国政府在运行，有的根服务器则由美国大学、美国私人公司进行管理，政治上他们不可能同时屈从于ICANN的压力，对网站域名进行审查。
如果不出意外，ICANN脱离美国政府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德国谈判委员会成员之一托马斯·李克特(Thomas Rickert)称，新的ICANN就像是一个国家，它有政府（该组织的董事会）、宪法（该组织的章程，其中包括使命和核心价值观）、司法机关（独立审查程序）和公民（咨询委员会和支撑组织）。问题在于，脱离美国管理之后，ICANN能把透明度和问责制保持多久？它能挡住被各国政府接管的诱惑么？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null
打了将近20年的域名战争，美国距离正式放弃互联网域名管理权又接近了一步。2016年3月10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低调地向美国政府提交了计划，准备脱离与美国政府的联系。
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也许会为这一结果感到暂时的满足，在他们眼里，美国垄断互联网太久，甚至可以被称为“横行无忌”；而美国人未必高兴得起来，上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泰德·科鲁兹(Ted Cruz)联合另外两名参议员以公开信形式向ICANN开火，质疑该机构脱离美国控制可能带来的风险。
要想知道为什么奥巴马政府要主动让出互联网域名的最高主管角色，要想知道泰德·科鲁兹在反对什么，首先得知道美国是否真正“接管”过互联网域名，以及ICANN到底是何物。
1.1990年代全世界面临着一个问题，互联网如果不该由山姆大叔监管，那该由谁监管？答案是：非营利组织ICANN
互联网自诞生以来一直作为美国政府的项目在运作，而在1998年以前，互联网域名的规制几乎是由一个人来完成，这个人叫乔恩·波斯特尔(Jon Postel)，他是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1960年代，波斯特尔是创建互联网的早期成员之一；在接下来30年，他代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对互联网进行支持和管理。
表面上波斯特尔做出技术决策，例如决定谁来运作国家顶级域名。当时互联网是如此新奇，以及考虑到各国政府垄断电信运营商阻碍了通信的发展，因此“.uk”这样的顶级域名不是分配给英国政府，而是分配给了私人来运作。到了1990年代中期，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一些国家开始意识到互联网不能这样草率监管。
1998年，克林顿政府开始对互联网进行全面私有化。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互联网如果不是山姆大叔监管，那该由谁来监管？许多政府认为，这项重要工作应该由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来完成，因为它是联合国的一个部门，规制国际电信业务；其他一些政府，包括克林顿政府则担心，像国际电信联盟这样被国有电信公司和政府监管机构统治的联合国部门，会把互联网掐死在摇篮里。
为了保证互联网的开放，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这个独特的非营利组织就应运而生了。ICANN和美国商务部底下的国家和电信信息管理局签协议，但却拥有私人身份，这有助于保持互联网不受政治干预。ICANN主要背负两项责任，首先ICANN负责管理互联网的域名系统(Domain Name System, DNS)，这个系统让你在浏览器里输入“google.com”，就能依据对应的IP地址，跳转到正确的google网站。
ICANN还是全球顶级域名系统(top-leveldomains)的分配者，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顶级域名，英国有“.uk”，法国有“.fr”，加拿大有“.ca”，各国政府为这些顶级域名每年向ICANN缴纳授权费，自行对本国的顶级域名管理。其他顶级域名还有“.com”、“.org”、“.net”，ICANN也不亲自动手打理，而是将这些顶级域名授权给Verisign这样的批发商，批发商们再和Godaddy这样的零售商合作，把特定的域名分配给特定客户——比如将nytimes.com分配给《纽约时报》。
2.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暂停伊拉克顶级域名“.iq”的解析感到愤怒，但其实美国商务部压根不插手ICANN的域名管理事务
ICANN诞生以后，许多外国政府仍然不依不挠，坚信互联网域名应该让国际电信联盟来管理，因为各国政府在背后可以说了算。虽然ICANN更像是一个给全世界分配电话号码区号的私人机构，虽然从ICANN手中拿顶级域名的批发商们和ICANN不是上下级关系，美国商务部也几乎没有插手过ICANN的运作和决策，但各国还是对美国政府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表示持续的怀疑。尤其是注意到ICANN的15名董事会成员只受到美国加州检察官和美国法律的管辖，发展中国家更是表达了愤怒。
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停止了对伊拉克顶级域名“.iq”的域名解析，这种行为在中国媒体看来，就是美国大搞单边主义的例证。一家中文报纸称，“美国政府随时可以挥动悬在各国头上的利剑，而各国毫无还手之力。”
但实际上，伊拉克顶级域名“.iq”在2003年之前都不授权给伊拉克政府，而是由上文提到的波斯特尔于1997年授权给了一个私人用户——巴扬·艾拉什(Bayan Elashi)。波斯特尔教授的授权理由是，艾拉什是巴勒斯坦人，拥有美国普渡大学计算机硕士学位，艾拉什于1992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创建了主机托管公司InfoCom，托管阿拉伯语或穆斯林网站。而且，当时伊拉克互联网基础设施很差，那么将域名分配给一个有技术能力的美国公司，自然在情理之中。
波斯特尔没想到的是，2002年12月，巴扬·艾拉什遭到逮捕。2004年7月，艾拉什以及他的InfoCom公司被判有罪，罪名包括违反利比亚和叙利亚制裁法令（销售电脑），以及为恐怖组织哈马斯洗钱，与此同时ICANN暂时拿回了对“.iq”顶级域名的控制权。布什政府派去伊拉克的特使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请求将“.iq”域名授权给新伊拉克政府，但是被ICANN数次拒绝，ICANN认为当时伊拉克局势还不稳定。也就是说，这次暂停解析和美国政府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3.外国政府沮丧地发现，他们竟然得和美国企业去打顶级域名战，因为外国政府没法强迫ICANN交出域名授权
外国政府不仅对ICANN没有多少决定权，他们还得为顶级域名和美国企业争得头破血流。从2010年开始，ICANN对顶级域名申请开闸，只要能支付18.6万美元，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一个新的顶级域名。Google公司申请了“.google”、“.youtube”，微软公司申请了“.azure”、“.hotmail”，另外一些公司，则申请了“.sucks”和“.sex”。
问题随之浮现，2013年，一家名为巴塔哥尼亚的美国户外运动公司，申请了顶级域名“.patagonia”。这一举动遭到了阿根廷政府的强烈反对，因为巴塔哥尼亚是阿根廷与智利境内的高原地区，这个地区也被称为“户外徒步圣地”。类似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申请的“.amazon”顶级域名引起了相关国家的注意，亚马逊是流经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等南美洲国家的河流，此外巴西还有一个亚马逊州(Amazonas)。
ICANN如何解决域名纠纷？如果有多个个人、组织或政府申请同一个域名，ICANN要做的就是召集民间社会团体、政府、政府间组织和网络运营商对申请者进行审核，确保所有“利益攸关者”都能对最终的域名分配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多方利益攸关体模式(multi-stakeholder model)，促进了互联网的创新、增长和信息流动，也使得无论是个人、公司、组织还是政府，都没法真正控制互联网。
阿根廷当时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斗，因为按照ICANN的指南，巴塔哥尼亚不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地理区域。要想被归类为地理区域，你最好得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省/州，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顶级域名“.texas”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此外，户外运动公司巴塔哥尼亚早已拥有“Patagonia.com”，并且在注册patagonia商标的时候，也与外国政府相安无事。
ICANN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关键时刻救了阿根廷一把。起初所有国家都建议驳回巴塔哥尼亚公司的域名申请，只有美国不同意政府咨询委员会对“.patagonia”的干涉。但随后美国将自己的态度转为中立，意味着除美国以外，政府咨询委员会达成一致反对(consensus objection)，实质上宣判“.patagonia”的申请无效，后来巴塔哥尼亚公司也确实撤回了申请。
不管怎样，ICANN的决策过程是自下而上、基于共识的，它要考虑全世界互联网社群的利益。虽然阿根廷政府最终获得胜利，但这个决策过程比起联合国那些闭门会议要透明得多了，毕竟巴塔哥尼亚公司差点就拿到了“.patagonia”顶级域名，毕竟政府咨询委员会长期行使建议权，而不是投票权，只有达成“一致”的委员会决定才有效力。
4.尽管被指责了20年，但美国商务部并没有把互联网域名管起来，而是为互联网域名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这也是ICANN的成功所在
ICANN成立至今，美国商务部给ICANN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环境。没有美国商务部的放权，没有ICANN的多方攸关利益体模式，全世界现在熟知的互联网也会不复存在。那么，当2014年3月奥巴马政府决定着手放弃对ICANN的规制，放弃对互联网域名的管理权，会让ICANN变成由政府占主导的机构吗？ICANN会不会被那些不以开放和自由互联网为宗旨的政府所绑架？奥巴马政府已经放弃了保护互联网自由的责任了吗？
奥巴马政府已经否认，他们目前所做的切断与ICANN联系的努力，不是为了安抚因美国监听而气急败坏的外国政府，只是顺应开放的潮流。但上述担心不是空穴来风。不仅伊朗这样的国家对ICANN咬牙切齿，俄罗斯、巴西和法国也对ICANN的权力虎视眈眈，他们认为新结构中各国政府的影响力依然不足。就在2015年12月，联合国大会还讨论，应该考虑推动一条全新的治理互联网道路。
俄罗斯的陈述听起来很糟糕，“我们有必要考虑，持续推进政府在互联网治理中的角色，加强国际电信联盟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并且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互联网使用伦理的指导帮助。”欧盟国家普遍反对俄罗斯的提议，但法国政府也想将“.wine”或者“.vin”的顶级域名，只适用在那些严格遵守地理规则给葡萄酒贴标签的用户；法国政府同时还希望只有那些真正的法国香槟产地才能使用包含“champagne.”的网址。
理论上谁控制了域名-IP的地址簿，谁就控制了互联网，没有域名的网站再也不能被发现。但美国保守派杂志The Weekly Standard发文称，许多保守派的担忧实际上是多余的。过去和将来ICANN都起不到助纣为虐的作用，ICANN目前掌管全世界仅有的13台域名根服务器，有的根服务器直接交由美国政府在运行，有的根服务器则由美国大学、美国私人公司进行管理，政治上他们不可能同时屈从于ICANN的压力，对网站域名进行审查。
如果不出意外，ICANN脱离美国政府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德国谈判委员会成员之一托马斯·李克特(Thomas Rickert)称，新的ICANN就像是一个国家，它有政府（该组织的董事会）、宪法（该组织的章程，其中包括使命和核心价值观）、司法机关（独立审查程序）和公民（咨询委员会和支撑组织）。问题在于，脱离美国管理之后，ICANN能把透明度和问责制保持多久？它能挡住被各国政府接管的诱惑么？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null
Thursday, 25 February 2016
梁彼得案：华人在为不存在的歧视抗议
回声专题：梁彼得案：华人在为不存在的歧视抗议
2014年11月24日，纽约警员梁彼得（Peter Liang）和他的搭档在纽约布鲁克林一座昏暗的公共住房进行巡逻时，受到噪音惊吓失误开火，子弹经墙壁反弹射入黑人男子格雷（Akai Gurley）体内，致其死亡。
2015年2月，大陪审团裁决检方对梁彼得二级误杀（2nd-degree manslaughter) 、渎职(official misconduct)等指控成立。2016年2月11日，纽约州最高法院裁定梁彼得有罪。该裁决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种族和政治因素只是猜测，经由独立司法过程作出的裁决应得到尊重。
梁 彼得有罪的裁决得出后，美国华人圈舆论一片哗然，他们认为梁彼得因为其华裔的身份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并且认为他是最近紧张的警民关系中的牺牲品。然而，从 陪审员的选择到最后的裁决，整个庭审过程都是严格按照纽约州法律规定的刑事诉讼过程进行的，种族和政治影响只是猜测，经由严格司法过程作出的裁决应得到尊 重。
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中，刑事判决通常不是由法官作出的，而是陪审团。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主要负责向陪审团解释相关法律，为陪审团提供法律知识的支撑。陪审团在美国刑事诉讼的重要位置本来就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法官的个人价值倾向会影响定罪的裁决。
在 进行陪审员选择前，法庭将在一张列出所有潜在陪审员的表单中随机选择人选，这张表单中包括所在地区中所有注册选民或驾照持有者。之后，律师和法官将对陪审 员人选进行资格审查（voir dire）；通过询问相关的问题，或者让陪审员人选填写问卷来决定他能否在某个案子中胜任陪审员一职。而这些问题的内容主要就是考察他们是否会因为个人经 验以及偏见妨碍到他们的职责。整个审查过程会被法庭书记官记录，问卷调查也会被存档。
辩方和控方在选择陪审员的过程中是平等的。根据纽约州 法律规定，辩方和控方任何一方若认为某一陪审员不合格，便可以提出“绝对回避”（peremptory challenge），无条件解除陪审员的资格。也就是说，辩方和控方在陪审员的选择上都有相应的发言权，如果真如一些声音所质疑的那样，陪审员成员组成 出了问题，那么梁彼得的律师将能够察觉到有问题的陪审员，并且有权让其回避。
进入正式庭审环节，法官首先要向陪审团 解释它们的责任、庭审过程以及法律基本原则。之后检察官和辩方律师都被允许做开庭陈述，陈述完成后，将进行关键的证据开示程序。在美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证 据的开示具有双向化的特征，即检察官和被告律师都有权提供证人证词、物证等证据，并且控方和辩方在这个过程将分别对对方提供的证据进行交叉盘问 （cross－examine），发现对方证据中的缺漏或矛盾，使己方占据优势。可以看出来，辩方并不是简单地否认指控，而是可以积极地对控方提出的证据 进行质疑，说明其并不能成立或构成犯罪。
根据报道可以看出，双方都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并且进行了交叉盘问。比如在有关梁彼得“见死不救”问 题上，检察官提供了当时梁彼得搭档兰道的证言，称梁彼得说出了”我被炒了“（I'm fired），来证明梁当时只关心自己的前途，而没有关心受害者格雷。接下来被告律师对兰道的盘问中就质疑了他当时说的究竟是 “我被炒了”（I'm fired）还是与之非常相似的“我开枪了”（I fired）。
证据开示结束后，将进行审议，随后作出裁决。而这一部分诉讼程序的严谨性 也是不容置疑的。在事后《纽约每日新闻》的采访中，其中一位陪审员称他们在审议的过程中“对法律作了笔记，他们在审议过程中获取了3块白板以及若干笔记本 来列出了所有设想的情况，并且“写下了每个人的观点，然后用图表来消除排除所有可能的选择”。而且，和民事判决不同，对被告人作出有罪或无罪判决需要陪审 团成员12人一致同意，哪怕有1人反对，裁决都不会通过。
充分的证据是陪审团作出有罪裁决的关键。
美国的刑事 诉讼程序实行无罪推定原则，辩方首先被假定无罪，陪审团在作出裁决之前，首先要进行审议；而在审议过程中陪审团主要考虑的就是庭审中开示的证据能否充分支 持控方对辩方的罪行的证明。只有陪审团相信这种证明到达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才能够裁决辩方有罪。也就是说，梁彼得庭审中的陪审团是因为他们看到了 充分的证据做出有罪裁决的。
根据《纽约每日新闻》在定罪后对陪审团成员的采访，他们认为定罪的主要原因是有证据表明梁彼得对手枪进行了不当操作。
有 力的证据证明梁彼得当时将手指放到了扳机上。在庭审过程中，一位武器专家的证词称，只有将手指扣到扳机上，手枪才有可能开火。梁彼得在入职前充分接受了武 器使用训练，纽约警察局的武器与战术指南中反复说明警员在持枪时，应将食指紧贴武器边缘。而将食指放在扳机上则意味着警员已经准备好要随时开枪。梁彼得在 巡逻时，将手指放在已经上膛的手枪上的行为违反了警方的规定。
2016年2月9日，检察官手持梁彼得的手枪在庭审上发言/AP
关 于错误操作手枪的另外一个证据是，梁所持手枪的扳机并不能轻易扣动。在审议的过程中，陪审员一个接一个地试扣了扳机。其中一位陪审员在采访中明确表示扣下 扳机并没有那么容易。事发时梁彼得所持枪械为G－19型手枪，根据检方在指控中提供的报告，扣动常规该型手枪扳机需要的压力大约为5.5磅，而纽约市警察 局为了避免警员随意扣动扳机，对手枪进行了改造，将压力提升至了9到12磅。根据事后纽约警方对梁彼得所持手枪的扳机压力测试，扣动他所持手枪的压力需要 11.5磅。
定罪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有证据表明，梁彼得并没有履行他作为公职人员所应尽的责任。在检方提供的检查文书中可以看到，检察官 称梁彼得在知情的情况下并没有对格雷进行应有的医疗救助。根据蓝道之前的证词，梁彼得在经过格力和他的女友巴特勒的时候，巴特勒当时喊出了格雷已经无法呼 吸，然而梁彼得却并没有履行与他职务相称的救援义务。
虽然在之后的庭审中，当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梁彼得为什么没有对格雷进行心肺复苏时，兰道 和另外一名梁彼得的同期的证言称，他们在警校期间接受的心肺复苏训练远远不足；并且还有一位病理学家称心肺复苏术并不能救格雷；之后梁彼得本人的证言也声 称他当时不认为心肺复苏适合当时的情况。但是，他们都并未否认没有进行施救这一事实。
还有，控方还指出梁彼得在没有亲自对格雷进行心肺复苏的情况下，同样也没有呼叫急救。庭中播放警方电台的片段显示梁彼得虽然在发现格雷之后及时报告了枪击，但是并该片段中并不存在梁彼得呼叫急救车的声音。
抗议和请愿不能改变法庭的判决结果。
华人对于梁彼得案的抗议无可厚非，抗议游行的权利受到宪法保护，并且它也是华裔发声的有力方式之一。然而，寄望抗议形成的舆论压力来转变判决结果却是徒劳的。只有按照纽约州法律规定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上诉才有可能作出改变。
去 年2月17日，一份要求检察官撤销针对梁彼得指控的请愿出现在了白宫的请愿网站We the People，并且其签名数成功突破十万，获得了白宫的回应。然而，回应的内容却是，白宫并没有权力决定一名检察官能否起诉梁彼得。同样，在之前同样具有 争议的弗格森市白人警官射杀黑人男子一案中，奥巴马对大陪审团作出的指控不成立裁决的回应也只是“我们不会对一件正在调查中的案子作出评论。”
在梁彼得被定罪后的2月12日，We the People再次出现了呼吁为梁彼得伸张正义的请愿，声称梁彼得是为了缓和黑人社区与白人警官紧张关系的替罪羊。该请愿目前收到了超过两万签名。然而，作为行政分支的白宫同样也不能干涉到作为司法分支的纽约州最高法院的裁决。
下 一步真正应该关心的，是梁彼得的量刑问题。梁的量刑将在4月14日进行。需要注意的是，15年只是梁彼得面临的最高刑期，并不是梁彼得真正的刑期。法官在 量刑时会考虑到诸多标准，比如指控的严重性、被告人的犯罪历史以及犯罪情节等。另外，纽约州的法律允许重罪（felony）的受害者的家人在量刑期间做受 害人影响陈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 ），而该陈述也将是法官斟酌量刑的因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抗议与请愿，不如倡议华人团体筹资安抚被害人，从而尽可能减轻量刑的原因。
如果梁彼得真的对裁决和量刑有异议，那么他可以在量刑结束后提起上诉。若上诉法庭裁决推翻之前的定罪，重新进行庭审，才有可能扭转结果。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view.163.com/special/resound/peterliang20160225.html
Tuesday, 9 February 2016
入主白宫从“超级周二”开始
本文是美人希「美国大选关键词」系列第019篇，本系列将持续更新，直至美国大选结束，敬请关注。
在美国，“超级周二” ( Super Tuesday) 是指在总统大选年的2月或3月的周二，很多州在这一天举行初选，选举参加各党全国大会的代表，在全国大会上，各党的总统候选人将正式敲定。在初选的时间表上，超级周二这一天，入选代表是最多的，所以，想入主白宫必须要在这一天发挥好，锁定党内提名。比如，2008年的超级周二是2月5日，24个州举行初选，决定了其中52%的民主党代表和49%的共和党代表。
超级周二这个短语至少在1976年就出现了。但是大规模使用，还是1988年的大选。当时南方的民主党人把南方九个州（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肯塔基、阿拉巴马和乔治亚）的初选安排在同一天，1988年的3月8日。南方的民主党这么做是想选择一个更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民主党候选人，扩大该地区的影响力。
田纳西一个民主党人很生动地描绘道，“如果你的狗咬了你四五次，就是时候再买一条狗了。我们已经被咬了，南方是时候再买一条狗了。”这里的狗说的就是超级周二。不过他们的计划并未成功。当时的四位主要候选人Dick Gephardt，Jesse Jackson，Al Gore和Michael Dukakis瓜分了超级周二的初选选票，最终Dukakis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从1996年到2004年，这些南方州的初选都定在了超级周二后一周举行，被媒体冠名为“南方周二”。
超级周二还有一个好处，让这么多州打包举行初选，能让竞选远离所谓的“细节政治”（指候选人只吸引本地的选民），而采取更远大的策略，吸引整个国家。
1988年以后，每次超级周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1992年的超级周二是3月10日。在较早举行的初选中，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形势不妙，但在超级周二中，克林顿赢下不少南方州，完成大逆转，最终获得党内提名，进而问鼎白宫。
1996年的超级周二是3月12日。共和党人鲍勃·多尔在超级周二中势如破竹，一举拿下共和党提名，但挑战克林顿未果。
2000年3月7日的超级周二。16个州在这一天举行初选，这是当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初选日。大约81%的民主党代表和18%的共和党代表在当天产生。民主党的戈尔和共和党的小布什都在超级周二中锁定胜局，成为各自党派的总统候选人。
2004年，一些州将初选提前，移到了2月3日。这一天有5个州举行初选，2个州举行党团会议 (caucus )，这一天被称作迷你周二( Mini Tuesday )。也有人称之为第一个超级周二，3月2号那个传统的超级周二称为第二个超级周二。
2008年，为了增加投票的重要程度，有24个州将初选日期定在2月5日，这是目前最大的超级周二。
2012年，超级周二是3月6日，10个州的共和党在这一天举行初选，有419名代表产生，民主党则没有参选。
2016年的超级周二将在3月1日举行。届时，将有阿拉巴马、阿拉斯加、阿肯色、乔治亚、马萨诸塞、俄克拉荷马、田纳西、得克萨斯、佛蒙特和弗吉尼亚举行初选，科罗拉多和明尼苏达举行党团会议。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null
在美国，“超级周二” ( Super Tuesday) 是指在总统大选年的2月或3月的周二，很多州在这一天举行初选，选举参加各党全国大会的代表，在全国大会上，各党的总统候选人将正式敲定。在初选的时间表上，超级周二这一天，入选代表是最多的，所以，想入主白宫必须要在这一天发挥好，锁定党内提名。比如，2008年的超级周二是2月5日，24个州举行初选，决定了其中52%的民主党代表和49%的共和党代表。
超级周二这个短语至少在1976年就出现了。但是大规模使用，还是1988年的大选。当时南方的民主党人把南方九个州（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肯塔基、阿拉巴马和乔治亚）的初选安排在同一天，1988年的3月8日。南方的民主党这么做是想选择一个更能代表他们利益的民主党候选人，扩大该地区的影响力。
田纳西一个民主党人很生动地描绘道，“如果你的狗咬了你四五次，就是时候再买一条狗了。我们已经被咬了，南方是时候再买一条狗了。”这里的狗说的就是超级周二。不过他们的计划并未成功。当时的四位主要候选人Dick Gephardt，Jesse Jackson，Al Gore和Michael Dukakis瓜分了超级周二的初选选票，最终Dukakis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从1996年到2004年，这些南方州的初选都定在了超级周二后一周举行，被媒体冠名为“南方周二”。
超级周二还有一个好处，让这么多州打包举行初选，能让竞选远离所谓的“细节政治”（指候选人只吸引本地的选民），而采取更远大的策略，吸引整个国家。
1988年以后，每次超级周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1992年的超级周二是3月10日。在较早举行的初选中，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形势不妙，但在超级周二中，克林顿赢下不少南方州，完成大逆转，最终获得党内提名，进而问鼎白宫。
1996年的超级周二是3月12日。共和党人鲍勃·多尔在超级周二中势如破竹，一举拿下共和党提名，但挑战克林顿未果。
2000年3月7日的超级周二。16个州在这一天举行初选，这是当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初选日。大约81%的民主党代表和18%的共和党代表在当天产生。民主党的戈尔和共和党的小布什都在超级周二中锁定胜局，成为各自党派的总统候选人。
2004年，一些州将初选提前，移到了2月3日。这一天有5个州举行初选，2个州举行党团会议 (caucus )，这一天被称作迷你周二( Mini Tuesday )。也有人称之为第一个超级周二，3月2号那个传统的超级周二称为第二个超级周二。
2008年，为了增加投票的重要程度，有24个州将初选日期定在2月5日，这是目前最大的超级周二。
2012年，超级周二是3月6日，10个州的共和党在这一天举行初选，有419名代表产生，民主党则没有参选。
2016年的超级周二将在3月1日举行。届时，将有阿拉巴马、阿拉斯加、阿肯色、乔治亚、马萨诸塞、俄克拉荷马、田纳西、得克萨斯、佛蒙特和弗吉尼亚举行初选，科罗拉多和明尼苏达举行党团会议。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null
Monday, 16 November 2015
【回声】被批量制造的“肉弹”袭击者
1881年3月13日星期日，当时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前往Mikhailovsky Manège视察军队。当沙皇车驾行至歌手桥时，围观人群中一个叫Nikolai Rysakov的二十岁年轻人将一个包裹朝着沙皇的座驾扔了出去。
包裹在马车旁边爆炸，亚历山大二世从车中爬出来，惊魂甫定但毫发无伤。卫兵们正要护送沙皇离开爆炸地点，不料想人群中一个叫Ignacy Hryniewiecki高喊了一声：“现在就感谢上帝未免太早了！”然后高举双手，又将一个炸药包扔到了亚历山大二世的脚下。
沙皇没有躲过第二次爆炸，他的两条腿被炸断，随后死于失血过多。而因为距离过近，袭击者Ignacy Hryniewiecki同样也在自己引发的爆炸中受了重伤，最终死在了冬宫的医疗室中。
这场针对沙皇的袭击，是由一个叫做Narodnaya Volya（人民意志）的左翼组织策划的，在被杀之前，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已经躲过了他们的六次恐怖袭击。
抽文：1983年10月的贝鲁特恐袭事件是第一桩现代意义的自杀式恐怖袭击。袭击造成241名美国士兵丧生，并直接导致美军撤离贝鲁特。
19 世纪末，随着诺贝尔发明了安全性与爆发力更强的硝化甘油炸药，炸弹成为了恐怖分子最喜爱的袭击手段。因为只有靠的足够近，炸弹袭击才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 所以恐怖分子往往会不惜任何代价接近目标，甚至是像上文中的Ignacy Hryniewiecki一般，甘愿甚至刻意在袭击活动中搭上自己的性命。正是因为这样的袭击手法，Narodnaya Volya这一组织成为了近现代自杀式恐怖袭击的鼻祖。在进入20世纪后，因为炸弹引爆方式与制作技术的不断改进，恐怖组织不需要以自身成员的生命为代价 发动袭击，所以自杀袭击的数量也不断减少。在20世纪中期，恐怖分子们更喜欢绑架、射击并逃逸或者以预先放置并远程引爆炸弹的方式发动袭击。比如1972 年5月11日，德国著名恐怖组织红军旅（Rote Armee Fraktion）将在法兰克福的美军司令部附近放置炸弹，炸死了美军中尉Paul A. Bloomquist，另有13人在爆炸中受伤。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炸弹自杀袭击又重新成为了恐怖组织的最爱。
许多人把1983 年10月发生在贝鲁特的恐袭事件看作是第一桩现代意义上的自杀式恐怖袭击。10月23日，黎巴嫩内战期间，两辆满载炸弹的卡车冲破栏杆，分别袭击了美国与 法国在贝鲁特的兵营。爆炸杀死了241名美国士兵，其中包括220名海军陆战队员。恐怖袭击发生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组织“伊斯兰圣战”声称对此事件负 责。而经过美国政府调查，黎巴嫩真主党以及背后的伊朗与叙利亚政府是这次恐怖袭击的真正发动者。虽然多年来，伊朗一直否认自己与此次恐怖袭击有关，但是 2004年，伊朗政府仍然在德黑兰为此事树立纪念碑，并将袭击发动者称之为“烈士”。此次袭击事件直接导致美军从贝鲁特的撤离，尝到甜头的恐怖分子则一发 不可收拾。
抽文：自杀袭击使恐怖组织能够在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激进的哈马斯在2006年赢得了74个立法委员会职位，相对温和的法塔赫仅获得45席。
而之所以自杀袭击在20世纪80年代卷土重来，从客观方面说，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安检技术与措施不断升级。而面临不断严格的安检措施，昔日遥控炸弹的方式成功率与威慑力均大不如前，恐怖分子们不得不重新捡起自杀袭击的老办法。
如 果单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与非自杀袭击相比，自杀式袭击的效率高的惊人。因为恐怖分子直到最后一刻都可以控制袭击活动，加之自杀袭击无需考虑如何逃 跑的问题，所以自杀袭击的成功率与效果均高于普通袭击。根据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2014年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报告（GlobalTerrorism Index），在2013年，全球共发生超过一万起恐怖袭击，造成17958人死亡。在这一万起袭击中，有447起为自杀式袭击，杀死了4135人。可以 看到，2013年自杀式袭击的数量仅占恐怖袭击总数的的4%，但造成了死亡人数则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23%。因为自杀袭击即便被军人或警察发现，袭击者也 有充分的机会引爆炸弹杀伤发现者，所以频繁的自杀袭击能够让袭击目的地的军人与警察更为紧张，紧张的军警则会更倾向于朝可疑分子开枪。这无疑提高了袭击目 的地国家“误伤”的概率，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此类对于当地少数民族的误伤能够显著地激发当地的族群矛盾，这自然也是恐怖分子乐于见到的结果。
除 效果显著外，自杀袭击所带来的宣传效果会给恐怖组织带来更多的好处。在部分国家，通过自杀式袭击，恐怖组织能够在同类组织的竞争中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如果一国民众支持自杀袭击，恐怖组织就可以通过这样的袭击增加自身的威望，并且在同类组织的竞争中获得更多关注，吸纳更多的资金支持，并且招募更多的 新成员。以巴勒斯坦境内的哈马斯组织为例，该组织因为反对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策划了多起自杀袭击事件。为报复犹太极端分子制造的希伯伦大屠杀，该组织于 1994年4月16日策划了第一起针对平民的自杀袭击，自杀袭击者在以色列城市阿富拉引爆了车上的炸弹，杀死了8名以色列平民。2002年3月27日，哈 马斯在内坦亚大酒店发动自杀袭击，造成30人死亡，这也是该组织发动的伤亡最大的恐怖袭击。
虽然哈马斯的自杀袭击使得巴以关系不断紧张，但其在普通巴勒斯坦民众中的支持率不降反升。2006年，在巴勒斯坦第二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哈马斯赢得了132个席位中的74席，其主要对手，相对温和的法塔赫仅获45席。哈马斯的激进立场反倒是为其赢得了选举。
在 政治因素外，恐怖组织采用自杀式袭击还有财政方面的考虑。据Bruce Hoffman所著的《The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一文，在以色列发动一次自杀袭击的成本约为150美元，而自杀袭击带来的收益则非常可观。Hoffman文中提到，一名18岁的巴勒 斯坦女孩在超级市场引爆了身上的炸弹，沙特人则因此通过马拉松电视募捐为巴勒斯坦人筹到了超过一亿美元的捐款。自杀式袭击在各国的移民社区中更容易引发同 情与支持，以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为例，该组织一度是史上最多自杀式袭击的纪录保持者（从1987年到2001年，该组织共策划了197起自杀袭 击），而其每年会收到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支持分裂的泰米尔人高达1.5亿美元的捐款。
抽文：自杀袭击并非是在这些人22岁的时候进行训练与培养的，而是始于他们的幼儿时代，只是待他们成长至青年的时候，才开始寻找牺牲自己生命的机会。
正 是因为自杀式袭击的高效，恐怖组织在招募与训练自杀袭击者时往往会不遗余力。诸多恐怖组织会对其治下的青少年从小进行自我牺牲的教育。曾在以色列辛贝特 （Shinbet）服役的以色列反恐专家罗尼·沙吉德说：“自杀袭击并非是在这些人22岁的时候进行训练与培养的，而是始于他们的幼儿时代，只是待他们成 长至青年的时候，才开始寻找牺牲自己生命的机会。”在哈马斯开办的幼儿园和学校里，号召成为“烈士”的标语随处可见。而这样的长期自我牺牲教育的结果便是 自杀袭击的行为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心中被合理化。恐怖组织也就可以通过“烈士市场”，临时招募、训练恐怖分子执行自杀袭击任务而不用太过担心袭击者的反 悔与背叛。
为了确保自杀性袭击活动的顺利与成功，哈马斯还自杀袭击训练班。设有专门的对于自杀袭击者来说，精神训练，或者说洗脑的重要性要 远大于身体的训练，在训练过程中，哈马斯会反复向学员强调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暴行，以及先知是如何号召向异教徒开战的。在仇恨教育之外，训练班也会向受训 者承诺种种优待：除了能够获得烈士的荣誉称号外，自杀袭击者还可以升上天堂，获得72位处女的服侍，以此确保受训者甘愿赴死。
此 外，Mark Harrison在《An Economist Looks at Suicide Terrorism》一文中，还描述了大型的恐怖组织与自杀袭击培训班，或者其他较小的恐怖组织之间业已形成了一种“外包”式的关系。较大规模的恐怖组织 会将自杀袭击的组织、策划、实施这一整套流程外包给一些日趋专业的培训学校或者细胞型恐怖组织等“烈士市场”上的其他参与方。培训学校与小组织负责人体炸 弹的招募、训练与实施。在袭击完成后，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大恐怖组织再宣称对该起事件负责——这就好像在富士康生产的手机贴上了苹果的商标。通过这样的专业 分工，大小恐怖组织之间已经形成了批量制造人肉炸弹的商业网络。
在袭击前，恐怖组织也会采用各种方法防止袭击者打退堂鼓。以泰米尔猛虎组织 为例，组织领导人普拉巴尔兰会在行动前一天晚上与自杀袭击者共进晚餐，并且拍摄合照。这些袭击者在临行前，需要向普拉巴尔兰宣誓，并且随身携带一小瓶氰化 物，一旦自杀行动失败，袭击者就要在被逮捕之前服毒自尽。诸多伊斯兰教极端恐怖组织则会承诺袭击者，其家人会得到优厚的经济补偿，而且自己的照片会悬挂在 学校与清真寺中。在实施前，组织还会要求袭击者准备一封遗书，并为其录制一段宣传视频，在视频中袭击者通常会站在本组织旗帜前，一手持古兰经，一手持枪支 或炸弹。在任务数小时或者数天前，任务执行者会被带到公墓，身穿白袍在坟墓中躺上几个小时，提前感受一下死亡。通过这种行为，从精神上给袭击者勇气。
袭 击后，这样的遗书与视频会被恐怖组织拿来公开展示。以哈马斯为例，在自杀袭击者身亡后，哈马斯公开的材料一般包括袭击者的遗嘱、传记和祷文，到其家中吊唁 的人还会看到袭击者录制的视频。而根据美国学者Eli Alshech的研究，与1987年时相比，2000年阿克萨起义时，哈马斯在自杀袭击者的文件中注入了越来越多的宗教语言。1987年起义中自杀袭击者 的文件是“个性化的，描述了各袭击者人生的各个方面”，而2000年的文件中，只有很少的文字提及袭击者的个性与训练，文件更关注于反映牺牲者的“宗教奉 献与虔诚精神、渴望达到天国”等内容。如2001年7月，袭击者贾马尔·阿卜德·哈尼·纳西尔在其遗嘱中写道：“激励我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首先是对安拉 和殉教的热爱，其次是对阿克萨清真寺与巴勒斯坦的热爱。由此，在阿拉伯穆斯林领导人停止保卫巴勒斯坦时，我愿为烈士的血报仇。”
借由展示袭 击者遗嘱的方法，一次恐怖袭击往往会激励更多的人“为组织献身”。根据J Madson所著《Suicide Terrorism: Rationalizing the Irrational》一书，哈马斯等恐怖组织借由这样的宣传，确实能够在身故恐怖分子的葬礼或悼念会上招募到新的成员。
网易新闻另一面，编辑：周峰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view.163.com/special/resound/suicideattack20151117.html
包裹在马车旁边爆炸，亚历山大二世从车中爬出来，惊魂甫定但毫发无伤。卫兵们正要护送沙皇离开爆炸地点，不料想人群中一个叫Ignacy Hryniewiecki高喊了一声：“现在就感谢上帝未免太早了！”然后高举双手，又将一个炸药包扔到了亚历山大二世的脚下。
沙皇没有躲过第二次爆炸，他的两条腿被炸断，随后死于失血过多。而因为距离过近，袭击者Ignacy Hryniewiecki同样也在自己引发的爆炸中受了重伤，最终死在了冬宫的医疗室中。
这场针对沙皇的袭击，是由一个叫做Narodnaya Volya（人民意志）的左翼组织策划的，在被杀之前，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已经躲过了他们的六次恐怖袭击。
抽文：1983年10月的贝鲁特恐袭事件是第一桩现代意义的自杀式恐怖袭击。袭击造成241名美国士兵丧生，并直接导致美军撤离贝鲁特。
19 世纪末，随着诺贝尔发明了安全性与爆发力更强的硝化甘油炸药，炸弹成为了恐怖分子最喜爱的袭击手段。因为只有靠的足够近，炸弹袭击才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 所以恐怖分子往往会不惜任何代价接近目标，甚至是像上文中的Ignacy Hryniewiecki一般，甘愿甚至刻意在袭击活动中搭上自己的性命。正是因为这样的袭击手法，Narodnaya Volya这一组织成为了近现代自杀式恐怖袭击的鼻祖。在进入20世纪后，因为炸弹引爆方式与制作技术的不断改进，恐怖组织不需要以自身成员的生命为代价 发动袭击，所以自杀袭击的数量也不断减少。在20世纪中期，恐怖分子们更喜欢绑架、射击并逃逸或者以预先放置并远程引爆炸弹的方式发动袭击。比如1972 年5月11日，德国著名恐怖组织红军旅（Rote Armee Fraktion）将在法兰克福的美军司令部附近放置炸弹，炸死了美军中尉Paul A. Bloomquist，另有13人在爆炸中受伤。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炸弹自杀袭击又重新成为了恐怖组织的最爱。
许多人把1983 年10月发生在贝鲁特的恐袭事件看作是第一桩现代意义上的自杀式恐怖袭击。10月23日，黎巴嫩内战期间，两辆满载炸弹的卡车冲破栏杆，分别袭击了美国与 法国在贝鲁特的兵营。爆炸杀死了241名美国士兵，其中包括220名海军陆战队员。恐怖袭击发生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组织“伊斯兰圣战”声称对此事件负 责。而经过美国政府调查，黎巴嫩真主党以及背后的伊朗与叙利亚政府是这次恐怖袭击的真正发动者。虽然多年来，伊朗一直否认自己与此次恐怖袭击有关，但是 2004年，伊朗政府仍然在德黑兰为此事树立纪念碑，并将袭击发动者称之为“烈士”。此次袭击事件直接导致美军从贝鲁特的撤离，尝到甜头的恐怖分子则一发 不可收拾。
抽文：自杀袭击使恐怖组织能够在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激进的哈马斯在2006年赢得了74个立法委员会职位，相对温和的法塔赫仅获得45席。
而之所以自杀袭击在20世纪80年代卷土重来，从客观方面说，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安检技术与措施不断升级。而面临不断严格的安检措施，昔日遥控炸弹的方式成功率与威慑力均大不如前，恐怖分子们不得不重新捡起自杀袭击的老办法。
如 果单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与非自杀袭击相比，自杀式袭击的效率高的惊人。因为恐怖分子直到最后一刻都可以控制袭击活动，加之自杀袭击无需考虑如何逃 跑的问题，所以自杀袭击的成功率与效果均高于普通袭击。根据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2014年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报告（GlobalTerrorism Index），在2013年，全球共发生超过一万起恐怖袭击，造成17958人死亡。在这一万起袭击中，有447起为自杀式袭击，杀死了4135人。可以 看到，2013年自杀式袭击的数量仅占恐怖袭击总数的的4%，但造成了死亡人数则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23%。因为自杀袭击即便被军人或警察发现，袭击者也 有充分的机会引爆炸弹杀伤发现者，所以频繁的自杀袭击能够让袭击目的地的军人与警察更为紧张，紧张的军警则会更倾向于朝可疑分子开枪。这无疑提高了袭击目 的地国家“误伤”的概率，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此类对于当地少数民族的误伤能够显著地激发当地的族群矛盾，这自然也是恐怖分子乐于见到的结果。
除 效果显著外，自杀袭击所带来的宣传效果会给恐怖组织带来更多的好处。在部分国家，通过自杀式袭击，恐怖组织能够在同类组织的竞争中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如果一国民众支持自杀袭击，恐怖组织就可以通过这样的袭击增加自身的威望，并且在同类组织的竞争中获得更多关注，吸纳更多的资金支持，并且招募更多的 新成员。以巴勒斯坦境内的哈马斯组织为例，该组织因为反对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策划了多起自杀袭击事件。为报复犹太极端分子制造的希伯伦大屠杀，该组织于 1994年4月16日策划了第一起针对平民的自杀袭击，自杀袭击者在以色列城市阿富拉引爆了车上的炸弹，杀死了8名以色列平民。2002年3月27日，哈 马斯在内坦亚大酒店发动自杀袭击，造成30人死亡，这也是该组织发动的伤亡最大的恐怖袭击。
虽然哈马斯的自杀袭击使得巴以关系不断紧张，但其在普通巴勒斯坦民众中的支持率不降反升。2006年，在巴勒斯坦第二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哈马斯赢得了132个席位中的74席，其主要对手，相对温和的法塔赫仅获45席。哈马斯的激进立场反倒是为其赢得了选举。
在 政治因素外，恐怖组织采用自杀式袭击还有财政方面的考虑。据Bruce Hoffman所著的《The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一文，在以色列发动一次自杀袭击的成本约为150美元，而自杀袭击带来的收益则非常可观。Hoffman文中提到，一名18岁的巴勒 斯坦女孩在超级市场引爆了身上的炸弹，沙特人则因此通过马拉松电视募捐为巴勒斯坦人筹到了超过一亿美元的捐款。自杀式袭击在各国的移民社区中更容易引发同 情与支持，以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为例，该组织一度是史上最多自杀式袭击的纪录保持者（从1987年到2001年，该组织共策划了197起自杀袭 击），而其每年会收到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支持分裂的泰米尔人高达1.5亿美元的捐款。
抽文：自杀袭击并非是在这些人22岁的时候进行训练与培养的，而是始于他们的幼儿时代，只是待他们成长至青年的时候，才开始寻找牺牲自己生命的机会。
正 是因为自杀式袭击的高效，恐怖组织在招募与训练自杀袭击者时往往会不遗余力。诸多恐怖组织会对其治下的青少年从小进行自我牺牲的教育。曾在以色列辛贝特 （Shinbet）服役的以色列反恐专家罗尼·沙吉德说：“自杀袭击并非是在这些人22岁的时候进行训练与培养的，而是始于他们的幼儿时代，只是待他们成 长至青年的时候，才开始寻找牺牲自己生命的机会。”在哈马斯开办的幼儿园和学校里，号召成为“烈士”的标语随处可见。而这样的长期自我牺牲教育的结果便是 自杀袭击的行为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心中被合理化。恐怖组织也就可以通过“烈士市场”，临时招募、训练恐怖分子执行自杀袭击任务而不用太过担心袭击者的反 悔与背叛。
为了确保自杀性袭击活动的顺利与成功，哈马斯还自杀袭击训练班。设有专门的对于自杀袭击者来说，精神训练，或者说洗脑的重要性要 远大于身体的训练，在训练过程中，哈马斯会反复向学员强调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暴行，以及先知是如何号召向异教徒开战的。在仇恨教育之外，训练班也会向受训 者承诺种种优待：除了能够获得烈士的荣誉称号外，自杀袭击者还可以升上天堂，获得72位处女的服侍，以此确保受训者甘愿赴死。
此 外，Mark Harrison在《An Economist Looks at Suicide Terrorism》一文中，还描述了大型的恐怖组织与自杀袭击培训班，或者其他较小的恐怖组织之间业已形成了一种“外包”式的关系。较大规模的恐怖组织 会将自杀袭击的组织、策划、实施这一整套流程外包给一些日趋专业的培训学校或者细胞型恐怖组织等“烈士市场”上的其他参与方。培训学校与小组织负责人体炸 弹的招募、训练与实施。在袭击完成后，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大恐怖组织再宣称对该起事件负责——这就好像在富士康生产的手机贴上了苹果的商标。通过这样的专业 分工，大小恐怖组织之间已经形成了批量制造人肉炸弹的商业网络。
在袭击前，恐怖组织也会采用各种方法防止袭击者打退堂鼓。以泰米尔猛虎组织 为例，组织领导人普拉巴尔兰会在行动前一天晚上与自杀袭击者共进晚餐，并且拍摄合照。这些袭击者在临行前，需要向普拉巴尔兰宣誓，并且随身携带一小瓶氰化 物，一旦自杀行动失败，袭击者就要在被逮捕之前服毒自尽。诸多伊斯兰教极端恐怖组织则会承诺袭击者，其家人会得到优厚的经济补偿，而且自己的照片会悬挂在 学校与清真寺中。在实施前，组织还会要求袭击者准备一封遗书，并为其录制一段宣传视频，在视频中袭击者通常会站在本组织旗帜前，一手持古兰经，一手持枪支 或炸弹。在任务数小时或者数天前，任务执行者会被带到公墓，身穿白袍在坟墓中躺上几个小时，提前感受一下死亡。通过这种行为，从精神上给袭击者勇气。
袭 击后，这样的遗书与视频会被恐怖组织拿来公开展示。以哈马斯为例，在自杀袭击者身亡后，哈马斯公开的材料一般包括袭击者的遗嘱、传记和祷文，到其家中吊唁 的人还会看到袭击者录制的视频。而根据美国学者Eli Alshech的研究，与1987年时相比，2000年阿克萨起义时，哈马斯在自杀袭击者的文件中注入了越来越多的宗教语言。1987年起义中自杀袭击者 的文件是“个性化的，描述了各袭击者人生的各个方面”，而2000年的文件中，只有很少的文字提及袭击者的个性与训练，文件更关注于反映牺牲者的“宗教奉 献与虔诚精神、渴望达到天国”等内容。如2001年7月，袭击者贾马尔·阿卜德·哈尼·纳西尔在其遗嘱中写道：“激励我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首先是对安拉 和殉教的热爱，其次是对阿克萨清真寺与巴勒斯坦的热爱。由此，在阿拉伯穆斯林领导人停止保卫巴勒斯坦时，我愿为烈士的血报仇。”
借由展示袭 击者遗嘱的方法，一次恐怖袭击往往会激励更多的人“为组织献身”。根据J Madson所著《Suicide Terrorism: Rationalizing the Irrational》一书，哈马斯等恐怖组织借由这样的宣传，确实能够在身故恐怖分子的葬礼或悼念会上招募到新的成员。
网易新闻另一面，编辑：周峰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view.163.com/special/resound/suicideattack20151117.html
【另一面】反恐难以根治恐怖主义
关于法国巴黎恐怖袭击，你需要知道的十件事都在这。
1.巴黎恐袭或导致法国政局动荡：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马琳·勒庞和共和党党魁萨科齐有机会上台
全 球情报公司Stratfor称，巴黎恐袭肯定有政治影响。袭击发生在法国唯一一艘航空母舰“戴高乐号”奔赴波斯湾打击伊斯兰国之前五天。法国自9月末开始 对叙利亚实施恐袭。如果袭击确是ISIS所为，法国可能会加大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ISIS的力度，此时，叙利亚战场更加拥挤，局势也更加复杂。
从 政治角度说，最近几个月，焦点一直是邻国德国，但法国的种族摩擦由来已久，此次袭击是这种摩擦的体现。大量难民从东方和南方进入德国，很少继续负笈去法 国。因此，在阻止难民流方面，法国一直相对低调，尽管它也出席了多次关于此议题的峰会，也支持德国提出的全欧洲重新安置避难者的提议。尽管如此，巴黎恐袭 预计会让他们更有理由阻止难民流入，号召德国、瑞典及中东欧诸国关闭边境。
恐袭之后，马琳•勒庞及其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党”支持率或将走 高。一月份查理周刊袭击案之后，勒庞一直保持低调，但该党支持率依然上升了，因为他们长期反对移民。查理周刊袭击案后，奥朗德的支持率也因为其反应得当而 短暂上升，但是这次不会重演，因为人们将质疑今年初通过的反恐措施是否真的有效。中右翼的共和党领导人萨科齐历来对安全问题也极为强硬，他上周还宣传了这 个议题。预计他会和更加温和的阿兰•朱佩竞争2017年选举的党内候选人，巴黎恐袭过后，选民或倒向他这边。（来源：Stratfor）
2.ISIS战略或已转变：如果巴黎恐袭确为ISIS所为，意味着ISIS的战略开始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建立政权转变为直接攻击西方
《华尔街日报》称，巴黎恐袭之前，IS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连连受挫，被库尔德武装攻城略地，遭到美国和俄罗斯连番轰炸。
“目 前ISIS处在守势，所以向恐怖活动转变，尤其是欧洲，因为那里他们够得着。这是保证人们一直谈论他们的手段，让他们看起来还是一个能够干大事的活跃团 体，”Camille Grand说，他是巴黎保卫和安全智库Fondation pour la Recherche Strategique的主任。
“如果巴黎恐袭确实是ISIS中央所为，那表明它已从早先的建立政权大方向改变了：他们下定决心，要惩罚任何挡住他们扩张领土的人，”布鲁金斯学会的极端伊斯兰专家William McCants说，他最近刚出了一本书《ISIS启示录》。
“基地组织选择象征性的目标，”巴黎政治大学的极端伊斯兰专家Stephane Lacroix说。“但ISIS将其视为存在之斗争，因而会实施无差别行动。这让恐袭更难阻止。”（来源：《华尔街日报》）
3.反恐措施无法根治恐怖主义：巴黎恐袭的悲剧还将上演，只有伊斯兰世界内部改革才能获得真正胜利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称，巴黎是一个警告，再好的反恐措施也不能保证任何国家免受每一次袭击，尤其是西方这样的开放社会，也不会有针对特定行动获得的胜利是决定性的。过去几十年塑造了伊斯兰极端运动的力量实在太大了，让“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很难获得长久胜利。
世界上最好的反恐措施也无法阻止巴黎、世贸中心甚至更糟糕的悲剧。它们最多只能治暴力和极端主义的标，而无法治本。事实上，由于其根源太广，每一次针对当下极端主义和暴力运动的“胜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运动和暴力纷至沓来。
改变这一现状的斗争将是漫长的，而且还有很多类似巴黎的悲剧将上演。只有伊斯兰世界经过多年内部改革，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胜利。通过反恐措施治标能争取时间，减少伤亡。要想获得真正胜利，除非伊斯兰世界治本。（来源：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4.法国人对穆斯林好感有增无减：2015年初查理周刊袭击发生后，法国人不论政治倾向如何对穆斯林的好高度都上升了
皮尤调查发现，法国共有500万穆斯林，今年年初，查理周刊恐怖袭击案后，法国人对穆斯林看法并没有恶化，反而比前一年要更积极。
今 年六月份发表的皮尤调查显示，76%的法国人对本国穆斯林抱有好感，和2014年的72%相差无几。与此同时，非常抱有好感的比例上升明显，从去年的 14%上升到今年的25%。政治倾向偏左的法国人对穆斯林更有好感，但在所有政治倾向中，抱有好感的比例都上升了。（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5.巴黎恐怖袭击的行事风格：与ISIS的如出一辙，但与基地组织的截然相反
《纽约时报》称，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风格和ISIS的一贯做法如出一辙，却与基地组织的截然相反。因为2013年，基地组织领导人Ayman al-Zawahri表示，基地组织人员应该要避免实施那些可能会导致穆斯林平民和非战斗妇女、儿童死亡的袭击。
尽管基地组织的分部已经多次偏离这条“指导精神”，但他们会更加小心翼翼地实施精确打击，就如同2015年1月巴黎《查理周刊》的袭击事件一样，《查理周刊》的漫画家被单独挑中并被基地组织的人认为是“合法袭击目标”，因为基地组织觉得漫画家们亵渎了先知默罕默德。
一个基地组织荷兰分部的人员也在Twitter上澄清，“基地组织关注的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军事的目标，而不是平民目标。”（来源：《纽约时报》）
6.欧洲正变得越来越易受攻击：首要原因是叙利亚内战以及ISIS的崛起（吸引到更多的潜在圣战者）
《经 济学人》认为，欧洲在面对恐怖袭击时正变得越来越脆弱。欧洲变得容易被袭击，首当其冲的原因是叙利亚的内战以及IS的崛起。当基地组织的老巢——巴基斯坦 的部落地区随着美军无人机的轰炸正逐渐萎缩时，ISIS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它这也使得IS成为一枚磁铁，比基地组织更能吸引潜在的圣战者。ISIS利用 社交网络，宣传他们的成功和残忍，让他们得以招募并训练数千年轻的欧洲穆斯林（不止实在法国）。
这种招募并不困难，潜在的圣战者只要买一张 去土耳其的机票，再从土耳其借道，就能进入ISIS控制的稳固地区——叙利亚拉卡省，训练完后也可以轻松返回欧洲。欧洲各国的情报部门以及警察已经尽全力 监控这些返回者并在证据确凿的时候起诉他们，但仍然阻止不了恐怖分子的渗透。据估计，过去4年间，有超过半数的圣战者从叙利亚返回欧洲时变得更加冷酷残 暴，并且投身于先进的恐怖分子支撑网络。法国和英国，可能存在400-500这样的人。（来源：《经济学人》）
7.左派思想盛行也是造成巴黎恐袭的原因：左派越早下台，世界越和平
美 国保守派杂志American Thinker认为，左派意识形态一直在误读这个世界，而这也是巴黎恐怖袭击的原因之一。左派认为，美国“影响过大”，所以必须从世界撤离，世界会因此变 好。左派还相信可以和那些致命的杀手讲和平、讲爱。左派是不是已经苏醒了呢？有没有意识到恐怖分子可不止是在某些遥远的地方无所事事，而是袭击欧洲，最终 会袭击美国呢？甚至法国总统奥朗德都在讲话中两次提到了这是“战争行为”。
我们必须从世界历史中意识到，世界需要超级大国保证其和平，正如城市需要警察阻止坏蛋。不论喜不喜欢，都轮到我们来做世界警察了。
左派在外交政策上劣迹斑斑，越快把他们投票投下去，世界就越好越安全。（来源：American Thinker）
8.袭击者显然有缜密计划：袭击者运用了“挟持人质”和“延长杀戮时间”的手段，确保能引起媒体持续强烈的关注
《经 济学人》认为，既然袭击者能够协调自如地几乎同一时间发动袭击，并且选择了多个相互之间距离较远的目标来制造混乱，袭击者肯定早已预谋已久。2008年印 度孟买发生恐怖袭击，有164人死亡，当时袭击者就是分别攻击火车站、咖啡馆以及豪华酒店——这些都是有着密集人群聚集的容易攻击的目标。在那次事件中， 袭击者挟持人质并且尽可能延长杀戮时间，以确保能引起媒体持久强烈的关注。而2013年9月发生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Westgate购物中心的恐怖袭击， 袭击者也是依靠延长杀戮时间，来散播绝望的气息。（来源：《经济学人》）
9.迈克尔·沃尔泽：用苦难和不平等来解释恐怖主义说不通
为 恐怖主义开脱与申辩是一种愚蠢的行为，用苦难和不平等来解释任何民族主义的恐怖主义运动都说不通。恐怖主义来源于对其他族群的妖魔化。恐怖分子的目标不是 打败而是根除或消灭“异类”（the “others”）。在恐怖分子看来，“敌人”中的任何人都可以被杀死，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战斗人员还是非战斗人员，无论军民。
鉴于其内心导向、狂热承诺和唯我独尊固步自封的信仰，恐怖分子与恐怖组织的产生于发展都依赖一个友好的外部环境——而这个友好的外部环境是一种文化的、知识的和政治的创造物。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个环境，给恐怖分子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10.法国成伊斯兰极端威胁的重灾区：2007年-2013年欧盟成员国发生2087起恐怖袭击事件，852起发生在法国
根 据欧洲刑警组织近年来发布的《欧盟恐怖主义现状与趋势报告》，欧洲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加剧，而法国更是重灾区。2007年-2013年，欧盟成员国共 发生2087起恐怖袭击事件，其中大多数发生在法国（852起）和西班牙（930起），另外共逮捕与恐怖活动有关的嫌疑人4348名。
根据 引发恐怖袭击的因素分类，极端宗教主义和分离主义是两大主要威胁，而近年来自极端宗教势力，尤其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更甚，2013年，欧盟成员国共逮 捕了535名与恐怖活动有关的嫌疑人，其中被证明与宗教极端主义有关的嫌疑人占了最多数。但在分离分子人数下降的同时，宗教极端分子被逮捕的人数自 2011年起就在逐年增加，从122人上升至今年的216人，其中来自法国的极端分子更是占了绝大多数，从2012年的91人增至2013年的143人。
报 告认为，这一趋势表明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的渗透，开始参与策划恐怖袭击，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甚至去叙利亚等冲突地区接受训练，然后返回欧 洲。根据CNN报道，法国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有390名法国籍极端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同极端组织一起作战，另有231名正在前往上述区域的途中，还有 185名极端分子已经返回法国。（来源：网易数读）
出品：网易另一面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null
1.巴黎恐袭或导致法国政局动荡：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马琳·勒庞和共和党党魁萨科齐有机会上台
全 球情报公司Stratfor称，巴黎恐袭肯定有政治影响。袭击发生在法国唯一一艘航空母舰“戴高乐号”奔赴波斯湾打击伊斯兰国之前五天。法国自9月末开始 对叙利亚实施恐袭。如果袭击确是ISIS所为，法国可能会加大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ISIS的力度，此时，叙利亚战场更加拥挤，局势也更加复杂。
从 政治角度说，最近几个月，焦点一直是邻国德国，但法国的种族摩擦由来已久，此次袭击是这种摩擦的体现。大量难民从东方和南方进入德国，很少继续负笈去法 国。因此，在阻止难民流方面，法国一直相对低调，尽管它也出席了多次关于此议题的峰会，也支持德国提出的全欧洲重新安置避难者的提议。尽管如此，巴黎恐袭 预计会让他们更有理由阻止难民流入，号召德国、瑞典及中东欧诸国关闭边境。
恐袭之后，马琳•勒庞及其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党”支持率或将走 高。一月份查理周刊袭击案之后，勒庞一直保持低调，但该党支持率依然上升了，因为他们长期反对移民。查理周刊袭击案后，奥朗德的支持率也因为其反应得当而 短暂上升，但是这次不会重演，因为人们将质疑今年初通过的反恐措施是否真的有效。中右翼的共和党领导人萨科齐历来对安全问题也极为强硬，他上周还宣传了这 个议题。预计他会和更加温和的阿兰•朱佩竞争2017年选举的党内候选人，巴黎恐袭过后，选民或倒向他这边。（来源：Stratfor）
2.ISIS战略或已转变：如果巴黎恐袭确为ISIS所为，意味着ISIS的战略开始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建立政权转变为直接攻击西方
《华尔街日报》称，巴黎恐袭之前，IS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连连受挫，被库尔德武装攻城略地，遭到美国和俄罗斯连番轰炸。
“目 前ISIS处在守势，所以向恐怖活动转变，尤其是欧洲，因为那里他们够得着。这是保证人们一直谈论他们的手段，让他们看起来还是一个能够干大事的活跃团 体，”Camille Grand说，他是巴黎保卫和安全智库Fondation pour la Recherche Strategique的主任。
“如果巴黎恐袭确实是ISIS中央所为，那表明它已从早先的建立政权大方向改变了：他们下定决心，要惩罚任何挡住他们扩张领土的人，”布鲁金斯学会的极端伊斯兰专家William McCants说，他最近刚出了一本书《ISIS启示录》。
“基地组织选择象征性的目标，”巴黎政治大学的极端伊斯兰专家Stephane Lacroix说。“但ISIS将其视为存在之斗争，因而会实施无差别行动。这让恐袭更难阻止。”（来源：《华尔街日报》）
3.反恐措施无法根治恐怖主义：巴黎恐袭的悲剧还将上演，只有伊斯兰世界内部改革才能获得真正胜利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称，巴黎是一个警告，再好的反恐措施也不能保证任何国家免受每一次袭击，尤其是西方这样的开放社会，也不会有针对特定行动获得的胜利是决定性的。过去几十年塑造了伊斯兰极端运动的力量实在太大了，让“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很难获得长久胜利。
世界上最好的反恐措施也无法阻止巴黎、世贸中心甚至更糟糕的悲剧。它们最多只能治暴力和极端主义的标，而无法治本。事实上，由于其根源太广，每一次针对当下极端主义和暴力运动的“胜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运动和暴力纷至沓来。
改变这一现状的斗争将是漫长的，而且还有很多类似巴黎的悲剧将上演。只有伊斯兰世界经过多年内部改革，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胜利。通过反恐措施治标能争取时间，减少伤亡。要想获得真正胜利，除非伊斯兰世界治本。（来源：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4.法国人对穆斯林好感有增无减：2015年初查理周刊袭击发生后，法国人不论政治倾向如何对穆斯林的好高度都上升了
皮尤调查发现，法国共有500万穆斯林，今年年初，查理周刊恐怖袭击案后，法国人对穆斯林看法并没有恶化，反而比前一年要更积极。
今 年六月份发表的皮尤调查显示，76%的法国人对本国穆斯林抱有好感，和2014年的72%相差无几。与此同时，非常抱有好感的比例上升明显，从去年的 14%上升到今年的25%。政治倾向偏左的法国人对穆斯林更有好感，但在所有政治倾向中，抱有好感的比例都上升了。（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5.巴黎恐怖袭击的行事风格：与ISIS的如出一辙，但与基地组织的截然相反
《纽约时报》称，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风格和ISIS的一贯做法如出一辙，却与基地组织的截然相反。因为2013年，基地组织领导人Ayman al-Zawahri表示，基地组织人员应该要避免实施那些可能会导致穆斯林平民和非战斗妇女、儿童死亡的袭击。
尽管基地组织的分部已经多次偏离这条“指导精神”，但他们会更加小心翼翼地实施精确打击，就如同2015年1月巴黎《查理周刊》的袭击事件一样，《查理周刊》的漫画家被单独挑中并被基地组织的人认为是“合法袭击目标”，因为基地组织觉得漫画家们亵渎了先知默罕默德。
一个基地组织荷兰分部的人员也在Twitter上澄清，“基地组织关注的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军事的目标，而不是平民目标。”（来源：《纽约时报》）
6.欧洲正变得越来越易受攻击：首要原因是叙利亚内战以及ISIS的崛起（吸引到更多的潜在圣战者）
《经 济学人》认为，欧洲在面对恐怖袭击时正变得越来越脆弱。欧洲变得容易被袭击，首当其冲的原因是叙利亚的内战以及IS的崛起。当基地组织的老巢——巴基斯坦 的部落地区随着美军无人机的轰炸正逐渐萎缩时，ISIS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它这也使得IS成为一枚磁铁，比基地组织更能吸引潜在的圣战者。ISIS利用 社交网络，宣传他们的成功和残忍，让他们得以招募并训练数千年轻的欧洲穆斯林（不止实在法国）。
这种招募并不困难，潜在的圣战者只要买一张 去土耳其的机票，再从土耳其借道，就能进入ISIS控制的稳固地区——叙利亚拉卡省，训练完后也可以轻松返回欧洲。欧洲各国的情报部门以及警察已经尽全力 监控这些返回者并在证据确凿的时候起诉他们，但仍然阻止不了恐怖分子的渗透。据估计，过去4年间，有超过半数的圣战者从叙利亚返回欧洲时变得更加冷酷残 暴，并且投身于先进的恐怖分子支撑网络。法国和英国，可能存在400-500这样的人。（来源：《经济学人》）
7.左派思想盛行也是造成巴黎恐袭的原因：左派越早下台，世界越和平
美 国保守派杂志American Thinker认为，左派意识形态一直在误读这个世界，而这也是巴黎恐怖袭击的原因之一。左派认为，美国“影响过大”，所以必须从世界撤离，世界会因此变 好。左派还相信可以和那些致命的杀手讲和平、讲爱。左派是不是已经苏醒了呢？有没有意识到恐怖分子可不止是在某些遥远的地方无所事事，而是袭击欧洲，最终 会袭击美国呢？甚至法国总统奥朗德都在讲话中两次提到了这是“战争行为”。
我们必须从世界历史中意识到，世界需要超级大国保证其和平，正如城市需要警察阻止坏蛋。不论喜不喜欢，都轮到我们来做世界警察了。
左派在外交政策上劣迹斑斑，越快把他们投票投下去，世界就越好越安全。（来源：American Thinker）
8.袭击者显然有缜密计划：袭击者运用了“挟持人质”和“延长杀戮时间”的手段，确保能引起媒体持续强烈的关注
《经 济学人》认为，既然袭击者能够协调自如地几乎同一时间发动袭击，并且选择了多个相互之间距离较远的目标来制造混乱，袭击者肯定早已预谋已久。2008年印 度孟买发生恐怖袭击，有164人死亡，当时袭击者就是分别攻击火车站、咖啡馆以及豪华酒店——这些都是有着密集人群聚集的容易攻击的目标。在那次事件中， 袭击者挟持人质并且尽可能延长杀戮时间，以确保能引起媒体持久强烈的关注。而2013年9月发生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Westgate购物中心的恐怖袭击， 袭击者也是依靠延长杀戮时间，来散播绝望的气息。（来源：《经济学人》）
9.迈克尔·沃尔泽：用苦难和不平等来解释恐怖主义说不通
为 恐怖主义开脱与申辩是一种愚蠢的行为，用苦难和不平等来解释任何民族主义的恐怖主义运动都说不通。恐怖主义来源于对其他族群的妖魔化。恐怖分子的目标不是 打败而是根除或消灭“异类”（the “others”）。在恐怖分子看来，“敌人”中的任何人都可以被杀死，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战斗人员还是非战斗人员，无论军民。
鉴于其内心导向、狂热承诺和唯我独尊固步自封的信仰，恐怖分子与恐怖组织的产生于发展都依赖一个友好的外部环境——而这个友好的外部环境是一种文化的、知识的和政治的创造物。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个环境，给恐怖分子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10.法国成伊斯兰极端威胁的重灾区：2007年-2013年欧盟成员国发生2087起恐怖袭击事件，852起发生在法国
根 据欧洲刑警组织近年来发布的《欧盟恐怖主义现状与趋势报告》，欧洲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加剧，而法国更是重灾区。2007年-2013年，欧盟成员国共 发生2087起恐怖袭击事件，其中大多数发生在法国（852起）和西班牙（930起），另外共逮捕与恐怖活动有关的嫌疑人4348名。
根据 引发恐怖袭击的因素分类，极端宗教主义和分离主义是两大主要威胁，而近年来自极端宗教势力，尤其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更甚，2013年，欧盟成员国共逮 捕了535名与恐怖活动有关的嫌疑人，其中被证明与宗教极端主义有关的嫌疑人占了最多数。但在分离分子人数下降的同时，宗教极端分子被逮捕的人数自 2011年起就在逐年增加，从122人上升至今年的216人，其中来自法国的极端分子更是占了绝大多数，从2012年的91人增至2013年的143人。
报 告认为，这一趋势表明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的渗透，开始参与策划恐怖袭击，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甚至去叙利亚等冲突地区接受训练，然后返回欧 洲。根据CNN报道，法国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有390名法国籍极端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同极端组织一起作战，另有231名正在前往上述区域的途中，还有 185名极端分子已经返回法国。（来源：网易数读）
出品：网易另一面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null
Friday, 30 October 2015
【另一面】育儿压力不减，放开二孩难奏效
导语：中国决定全面放开二孩，但却没有配套的福利政策，让人直呼生不起二孩。津贴、减税、育儿设施……拥有这些政策，可能难掩颓势，但有总比没有来得强一些。
六十秒读懂专题：实施两年的单独二孩已充分证明，在中国，许多符合条件的夫妇，迫于经济压力并没有生二孩的打算。发达国家为了解决育儿成本高企的问题，斥重金打造了家庭福利政策，经合组织成员平均投入了本国GDP的2.55%。卓有成效的法国，采用自由的带薪产假、丰厚生育津贴、健全保育所等系列配套政策来缓解生育压力，鼓励生育。除了经济因素，发达国家开始思考社会文化对夫妇带来的另外的生育压力。
1.迫于经济压力，没有多少中国夫妇愿意生二孩：中国夫妇每年平均在孩子上的花费达2.25万元，占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分之三
2013年底，中国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卫计委称有1100万对夫妇符合政策条件。但截止2015年8月，中国只有70万对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申请率只有6%。即使放松生育管制，也没有多少对夫妇愿意生二孩。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许多夫妇承受不起——2013年11月，新浪微博的一项5000人调查中，52%的投票者选择了“经济压力”作为不要二孩的理由。《经济学人》援引瑞士信贷201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一对夫妇每年平均要在孩子身上花费2.25万元(3600美元)，直到孩子年满18岁——这比平均每个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分之三还要多。2015年中国政府的一项报告还发现，从一个孩子出生到他5岁，城市家庭要比农村家庭多掏一倍的育儿资金，这还没考虑上高企的房价。
2.为减轻育儿成本，低生育发达国家斥重金打造家庭福利政策：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投入GDP的2.55%到家庭福利，法国和北欧国家的大手笔换来了生育率的回弹
为了减轻育儿成本，进而鼓励生育，政府的激励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普遍做法：联合国估计，2013年有三分之二发达国家拥有鼓励生育的政策，在1996年只有三分之一。根据经合组织(OECD)2014年的数据，2011年，OECD的33个成员国平均将本国GDP的2.55%投入到家庭福利政策上，这些政策大体上包括现金补贴、基础服务、减税。
法国将GDP的3.8%用于有利于家庭的政策上，生育率已回弹至2.0，高于OECD平均水平，并且接近人口置换率2.1（就是每个妇女至少生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增长）。北欧国家表现也十分抢眼，它们花在家庭福利政策上的钱，都占GDP的3.0%以上，如今挪威、瑞典、芬兰、丹麦生育率达到了1.9，而冰岛的生育率也已经恢复到了2.1。芬兰为刚生育的夫妇准备了“新生儿入门装备”，包括床垫、被子、婴儿床、尿布、防雪装、帽子、手套、袜子、图画书、幼儿玩具甚至还有指甲剪、梳子等物品。
3.法国利用家庭福利政策减轻育儿压力，从而鼓励生育：自由的带薪产假、源源不断的丰厚生育津贴、健全的儿童保育所
法国家庭福利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致力于减轻“生一个孩子对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政策包括但不限于：(1)产假：孕妇一共有16周产假，至少有2周可以在生育前使用，剩下的14周生育前后都可使用，休产假的政府员工拿100%工资，私企员工视公司情况而定，上限是每月3,129欧元。父亲可以有11天的陪产假，休假期间工资照拿。如果一对夫妇为各自的雇主工作超过一年，那么他们都有权请假在家带小孩，直到小孩3岁。
(2)津贴：一对夫妇只要生下二孩，就自动获得家庭津贴，一直拿到该孩子20岁。如果只生一个，法国政府也有援助，在孩子出生后，这对夫妇可能陆续会收到：一份一次性付清的保费(923.08欧元)、一份为期三年每月支付的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津贴(184.62欧元)、一份孩子6-18岁教育津贴(6-10岁拿360.47欧元，11-14岁拿380.36欧元，15-18岁拿393.54欧元)。25岁以上的夫妇还可以根据家庭收入情况申请住房津贴、托儿津贴(每月572.81欧元)。
(3)儿童保育：2005年后，法国的儿童保育政策更加重视家庭的多样化需求，托儿服务正显著增加。法国48%的3岁以下儿童接受过正规的托儿服务，平均每周托儿时间达到了31小时。法国对儿童保育和早教服务的支出占GDP的1.1%，高于经合组织平均0.7%的水平。2008-2012年的资金来自全国家庭补助基金(33%)、市政(31%)、地方当局(7%)、私企(9%)。2013年6月，法国决定要在未来5年内投资新增275,000个为3岁以下儿童服务的托儿所。
4.日本试图模仿法法国，发现减轻育儿压力不止靠福利发钱，可能还得改变对女性不利的职场环境
可惜，不是所有花过大钱的国家都减轻了育儿压力，看到了生育率的回暖。德国在家庭福利政策上每年投入2650亿美元，但大多打了水漂，专家预测按照现在的态势，到2060年德国将再减少19%的人口，只剩6600万。2009年，日本政府调查发现在日本养育一个孩子，头5年需要花去73,000美元，是美国的2.5倍之多。日本试图模仿法国斥巨资“买子”，却依然为低生育率而焦头烂额。
研究人员发现，缓解育儿压力不止是要靠政府发福利，因为经济的激励有时候难以抵消社会因素的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妇女的劳动率飙升，但对许多日本妇女来说，育儿往往意味着失去工作（甚至职业生涯的结束），这一现象也在东亚国家普遍存在，耶鲁大学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说，如果在工作和孩子之间选择，更多的日本妇女宁愿选择工作。此外，日本妇女要承担更为繁重的家务，2012年《彭博社》报道，比起其他发达国家，日本的男性极少花时间陪伴孩子，也只有1.9%的日本男性休了陪产假。日本政府内阁，希望到2020年能把这一数字提高到13%。
5.中国即使配上福利政策缓解育儿压力，想要扭转颓势并不容易：山西翼城模式早已证明，放开二胎，生育率不升反降
不过，即使中国最终像发达国家一样配上家庭福利政策，减少了育儿压力，想要扭转生育率颓势并不乐观——毕竟育儿压力只是不生育的理由之一。广为人知的山西翼城“试点二胎”模式，在1982-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人口总量增长仅20.7%，低于25.5%的中国人口增长，也低于28.4%的山西省人口增长。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view.163.com/special/reviews/onechild1030.html
六十秒读懂专题：实施两年的单独二孩已充分证明，在中国，许多符合条件的夫妇，迫于经济压力并没有生二孩的打算。发达国家为了解决育儿成本高企的问题，斥重金打造了家庭福利政策，经合组织成员平均投入了本国GDP的2.55%。卓有成效的法国，采用自由的带薪产假、丰厚生育津贴、健全保育所等系列配套政策来缓解生育压力，鼓励生育。除了经济因素，发达国家开始思考社会文化对夫妇带来的另外的生育压力。
1.迫于经济压力，没有多少中国夫妇愿意生二孩：中国夫妇每年平均在孩子上的花费达2.25万元，占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分之三
2013年底，中国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卫计委称有1100万对夫妇符合政策条件。但截止2015年8月，中国只有70万对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申请率只有6%。即使放松生育管制，也没有多少对夫妇愿意生二孩。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许多夫妇承受不起——2013年11月，新浪微博的一项5000人调查中，52%的投票者选择了“经济压力”作为不要二孩的理由。《经济学人》援引瑞士信贷201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一对夫妇每年平均要在孩子身上花费2.25万元(3600美元)，直到孩子年满18岁——这比平均每个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分之三还要多。2015年中国政府的一项报告还发现，从一个孩子出生到他5岁，城市家庭要比农村家庭多掏一倍的育儿资金，这还没考虑上高企的房价。
2.为减轻育儿成本，低生育发达国家斥重金打造家庭福利政策：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投入GDP的2.55%到家庭福利，法国和北欧国家的大手笔换来了生育率的回弹
为了减轻育儿成本，进而鼓励生育，政府的激励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普遍做法：联合国估计，2013年有三分之二发达国家拥有鼓励生育的政策，在1996年只有三分之一。根据经合组织(OECD)2014年的数据，2011年，OECD的33个成员国平均将本国GDP的2.55%投入到家庭福利政策上，这些政策大体上包括现金补贴、基础服务、减税。
法国将GDP的3.8%用于有利于家庭的政策上，生育率已回弹至2.0，高于OECD平均水平，并且接近人口置换率2.1（就是每个妇女至少生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增长）。北欧国家表现也十分抢眼，它们花在家庭福利政策上的钱，都占GDP的3.0%以上，如今挪威、瑞典、芬兰、丹麦生育率达到了1.9，而冰岛的生育率也已经恢复到了2.1。芬兰为刚生育的夫妇准备了“新生儿入门装备”，包括床垫、被子、婴儿床、尿布、防雪装、帽子、手套、袜子、图画书、幼儿玩具甚至还有指甲剪、梳子等物品。
3.法国利用家庭福利政策减轻育儿压力，从而鼓励生育：自由的带薪产假、源源不断的丰厚生育津贴、健全的儿童保育所
法国家庭福利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致力于减轻“生一个孩子对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政策包括但不限于：(1)产假：孕妇一共有16周产假，至少有2周可以在生育前使用，剩下的14周生育前后都可使用，休产假的政府员工拿100%工资，私企员工视公司情况而定，上限是每月3,129欧元。父亲可以有11天的陪产假，休假期间工资照拿。如果一对夫妇为各自的雇主工作超过一年，那么他们都有权请假在家带小孩，直到小孩3岁。
(2)津贴：一对夫妇只要生下二孩，就自动获得家庭津贴，一直拿到该孩子20岁。如果只生一个，法国政府也有援助，在孩子出生后，这对夫妇可能陆续会收到：一份一次性付清的保费(923.08欧元)、一份为期三年每月支付的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津贴(184.62欧元)、一份孩子6-18岁教育津贴(6-10岁拿360.47欧元，11-14岁拿380.36欧元，15-18岁拿393.54欧元)。25岁以上的夫妇还可以根据家庭收入情况申请住房津贴、托儿津贴(每月572.81欧元)。
(3)儿童保育：2005年后，法国的儿童保育政策更加重视家庭的多样化需求，托儿服务正显著增加。法国48%的3岁以下儿童接受过正规的托儿服务，平均每周托儿时间达到了31小时。法国对儿童保育和早教服务的支出占GDP的1.1%，高于经合组织平均0.7%的水平。2008-2012年的资金来自全国家庭补助基金(33%)、市政(31%)、地方当局(7%)、私企(9%)。2013年6月，法国决定要在未来5年内投资新增275,000个为3岁以下儿童服务的托儿所。
4.日本试图模仿法法国，发现减轻育儿压力不止靠福利发钱，可能还得改变对女性不利的职场环境
可惜，不是所有花过大钱的国家都减轻了育儿压力，看到了生育率的回暖。德国在家庭福利政策上每年投入2650亿美元，但大多打了水漂，专家预测按照现在的态势，到2060年德国将再减少19%的人口，只剩6600万。2009年，日本政府调查发现在日本养育一个孩子，头5年需要花去73,000美元，是美国的2.5倍之多。日本试图模仿法国斥巨资“买子”，却依然为低生育率而焦头烂额。
研究人员发现，缓解育儿压力不止是要靠政府发福利，因为经济的激励有时候难以抵消社会因素的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妇女的劳动率飙升，但对许多日本妇女来说，育儿往往意味着失去工作（甚至职业生涯的结束），这一现象也在东亚国家普遍存在，耶鲁大学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说，如果在工作和孩子之间选择，更多的日本妇女宁愿选择工作。此外，日本妇女要承担更为繁重的家务，2012年《彭博社》报道，比起其他发达国家，日本的男性极少花时间陪伴孩子，也只有1.9%的日本男性休了陪产假。日本政府内阁，希望到2020年能把这一数字提高到13%。
5.中国即使配上福利政策缓解育儿压力，想要扭转颓势并不容易：山西翼城模式早已证明，放开二胎，生育率不升反降
不过，即使中国最终像发达国家一样配上家庭福利政策，减少了育儿压力，想要扭转生育率颓势并不乐观——毕竟育儿压力只是不生育的理由之一。广为人知的山西翼城“试点二胎”模式，在1982-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人口总量增长仅20.7%，低于25.5%的中国人口增长，也低于28.4%的山西省人口增长。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view.163.com/special/reviews/onechild1030.html
Monday, 7 September 2015
【另一面】欧美国家为叙利亚难民尽心尽力
60秒读懂专题：所谓“发达国家藐视叙利亚难民人命”的指责，只能应用于海湾石油富国，欧美国家是谈不上的：全球正式合法定居的叙利亚难民里德国居其中近半，刚脱贫的捷克紧跟德国步伐允许全欧盟的叙利亚难民过境，加拿大政府在2015年初承诺接纳一万叙利亚难民，这个数字与沙特阿拉伯一年内拒绝的难民数相当。人道援助金额上，美国出资额是最富的四个海湾国家捐助金额加总后的四倍有余，英国出资额是沙特的近三倍。
导语：叙利亚难民潮在近日接连引出“成批难民在匈牙利被困”和“偷渡难民幼童于土耳其海岸溺死”等震动世界的事件。很多中国人跟风指责欧盟富国没对叙利亚难民给予足够关怀，也指责欧盟穷国盲目排外，但两者都与事实有很大差距。
“发达国家藐视叙利亚难民人命”的指责只适用于海湾石油富国，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给予正式避难身份和承诺接纳的叙利亚难民数字，全是零
在指责“发达国家未对叙利亚难民投注足够关怀”前，首先得明晰部分基础状况。按照历史与常理，大部分战乱地区的难民在逃出战区家园后八成会选择在人文风土相近、更易融入环境的紧邻国家长居。叙利亚内战也不例外：按照国外媒体转引的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数据，在将近四百万叙利亚难民中，土耳其收留160万，黎巴嫩收留110万，约旦收留62万，伊拉克收留22.5万，埃及收留14万。按《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剖析，收容叙利亚难民最多的紧邻国家中，只有土耳其稍有经济和社会上的稳定，其他都是黎巴嫩、伊拉克、埃及这些自己也局势窘迫的邻国。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人均GDP最高、军费预算最多、生活水平最好”的国家，对叙利亚难民给出正式避难身份的庇护数量是全部是零。而人道组织“人权观察”在2014年的叙利亚难民关键数据报告中，不无刻薄地进行了一次对比：在联合国、欧盟等跨国组织三番四次呼吁全世界帮忙安置叙利亚难民时，在德国与瑞典两国三年合力通过了近十万份来自叙利亚的避难申请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海湾石油富国所承诺接纳的叙利亚难民数字，仍然是零。
在对叙利亚难民的人道援助上，美国出资额是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四国捐助金额加总后的四倍有余，英国出资额是沙特的近三倍，甚至事不关己的日本捐助金额也是卡塔尔的近三倍
海湾石油富国对叙利亚难民出力既少，出的钱也让人齿冷。对于身在贫困邻国的难民，发达国家最主要的帮助手段的确是各种人道援助和资金支持。美国的财经新媒体Quartz在评论叙利亚难民问题时，嘲讽海湾富国“杜拜和利雅得的大型建筑公司能修世界有数的高楼群，沙特每年能接纳数百万朝圣人流，但是有这些能力的国家在叙利亚难民议题上的回应是‘（我们能力有限，不能收容人），已经给了点钱’”，但给的钱凑一起还不到美国出的四分之一。在对叙利亚难民的人道援助出资上，按英国《每日邮报》引述的金融数据统计，美国一国的援助金额是28亿零98万英镑，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最富的四个海湾国家捐助金额加总后的四倍有余。英国一国的捐助金额是9.18亿英镑，是沙特这个最富的海湾国家的出资额近三倍、科威特出资额的1.5倍，卡塔尔的近9倍。甚至事不关己的日本，捐助金额也有3.1亿英镑，是卡塔尔的近三倍。所以“富国未对叙利亚难民投注足够关怀”的说法，只能应用在海湾石油富国上。
欧盟富国包容叙利亚难民：瑞典与德国三年内通过全欧盟64%的叙利亚人避难申请，全球正式合法定居的叙利亚难民里德国居其中近半，德国近日还对叙利亚难民暂停执行《都柏林规则》，允许全欧盟叙利亚难民入境
欧盟的富国对难民总体是包容的。从难民总体数目与比例上而言，在欧盟大批量地接受难民的只有五国，依次为德国、法国、瑞典、意大利和英国，2013年这五国接受的难民占了整个欧盟接受难民总数的70%，德国收容数量约占其中的四分之一。2014年德国收容了20万名难民，人数较2013年多出60%，是2012年的4倍，使德国成为欧盟最大难民收容国，也是继美国后地球上最多人寻求庇护的国家。单就叙利亚难民问题而言，在过去三年中，德国与瑞典正式通过了9.65万份叙利亚难民的避难申请，占全欧盟通过量的64%。德国一国有正式合法定居身份的叙利亚难民有三万，占全球范围6.3万于他国正式合法定居的叙利亚难民的近半。按2003年欧盟修订实施的《都柏林规则》，欧盟成员国通常只允许难民向进入欧盟境内的第一个成员国提出庇护申请，如果提出庇护者不合法地穿越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边界，就要被遣送回最初出发的欧盟国家。而在2015年8月的叙利亚难民在匈牙利被困事件时，德国宣布对叙利亚难民暂停执行《都柏林规则》，叙利亚难民在任何欧盟成员国内提出了避难申请都可由德国处理，这意味着全欧盟的叙利亚难民都能去德国寻求正式身份或不受阻难地过境德国前往其他欧盟国家。
欧盟穷国也未真正拒斥叙利亚难民：2015年初波兰主动认领2000难民，9月捷克紧跟德国对叙利亚难民暂停执行《都柏林规则》，允许全欧盟叙利亚难民前来
即使欧盟中的穷国，也并没有真向叙利亚难民关上大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刚脱离贫困不到三十年的国家，在欧盟2015年初“成员国内按比例分配四万避难者”的动议流产后，波兰政府主动提出认领两千名叙利亚与厄立特里亚难民的定居份额。而在8月叙利亚难民在匈牙利被困事件发生时，波兰政府又主动认领了50户基督徒家庭的定居份额，捷克跟着认领了70户难民家庭、斯洛伐克认领了两百人。捷克还紧跟着德国的脚步，在2015年9月2日宣布关于对叙利亚难民暂停执行《都柏林规则》，全欧盟的叙利亚难民不需要受“起点国原则”束缚，既可以前来捷克寻求正式庇护，也可以取道捷克前往他国不被阻难。关于对基督徒难民的偏好，波兰总理表示：“现在叙利亚的基督徒在家园被以残暴的方式迫害”，所以应该受到比例相当的救助。
加拿大也不应受指责：加拿大政府在2015年初就承诺接纳一万叙利亚难民，这个数字与沙特阿拉伯一年内拒绝的难民数相当，并且不限制民间组织引入难民的数量
此次叙利亚难民儿童溺死事件中，作为受害家庭近亲所在地的加拿大也受到不少责难。比如很多人指责加拿大政府拒绝受害者阿卜杜拉·库尔迪一家的避难申请，但阿卜杜拉的姐姐和官方都澄清了阿卜杜拉根本就没向加拿大递交申请，被拒的是阿卜杜拉的弟弟、没把申请表填全的穆罕默德·库尔迪一家。加拿大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比起叙利亚的阿拉伯富国邻邦来已经算是特别出色的了，在2015年1月，也就是在此次难民溺死事件的大半年前，加拿大的保守党右翼政府就响应联合国难民署号召，在联合国难民署发起的在全球安置十万叙利亚难民的行动中，加拿大主动认领了一万人的份额，是上年正式收容叙利亚难民的数量的十倍。一万人也许在叙利亚难民潮中看上去不多，但隔着整个欧洲和一个大西洋的加拿大承诺庇护的叙利亚难民，和只隔着小半个约旦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同年拒绝给予庇护的难民数量相当，是科威特拒绝给予庇护的难民数量多一半。并且加拿大的移民组织“新加拿大人联合会”首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府实际上允许我们资助任意数目的叙利亚难民，觉得引进多少人合适就能引进多少，并没有给难民引入数量设限”。
即使在最近叙利亚难民潮中表现最糟的匈牙利，也守住了基本的文明底线：在滞留布达佩斯的难民冲击特警警戒线时，匈牙利政府选择撤回特警避免冲突
即使在最近叙利亚难民潮中最受诟病的、对难民敌意最强的匈牙利，也守住了“不让难民流血”的底线。按德国媒体的报道，8月的叙利亚难民在匈牙利被困事件中，匈牙利官方一开始要求那些带着身份证明文件的人在看守点留下指纹，以进入欧盟难民流程。在流程结束前，他们必须留在匈牙利。剩下没有带着身份证明的人，匈牙利当局想要把他们带往布达佩斯以外的难民营。如果发现他们不符合申请政治避难的条件，将在某个时间将他们驱逐出境。这两种可能，都不是难民们想要的。事实上，也没能这样进展。在人潮涌动中，曾一度形成一个屏障，难民们手牵手紧紧站在一起。然后他们向特警构成的警戒线冲去，高喊“我们想要离开这里”一类口号。警察不得不面对抉择：要么升级冲突、使用强力镇压难民，要么撤回警察、平息事态避免流血。匈牙利官方选择了撤回特警部队，并在9月头几天把上万名叙利亚难民载上大巴送往奥地利和德国。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syrianrefugee0906.html
导语：叙利亚难民潮在近日接连引出“成批难民在匈牙利被困”和“偷渡难民幼童于土耳其海岸溺死”等震动世界的事件。很多中国人跟风指责欧盟富国没对叙利亚难民给予足够关怀，也指责欧盟穷国盲目排外，但两者都与事实有很大差距。
“发达国家藐视叙利亚难民人命”的指责只适用于海湾石油富国，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给予正式避难身份和承诺接纳的叙利亚难民数字，全是零
在指责“发达国家未对叙利亚难民投注足够关怀”前，首先得明晰部分基础状况。按照历史与常理，大部分战乱地区的难民在逃出战区家园后八成会选择在人文风土相近、更易融入环境的紧邻国家长居。叙利亚内战也不例外：按照国外媒体转引的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数据，在将近四百万叙利亚难民中，土耳其收留160万，黎巴嫩收留110万，约旦收留62万，伊拉克收留22.5万，埃及收留14万。按《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剖析，收容叙利亚难民最多的紧邻国家中，只有土耳其稍有经济和社会上的稳定，其他都是黎巴嫩、伊拉克、埃及这些自己也局势窘迫的邻国。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人均GDP最高、军费预算最多、生活水平最好”的国家，对叙利亚难民给出正式避难身份的庇护数量是全部是零。而人道组织“人权观察”在2014年的叙利亚难民关键数据报告中，不无刻薄地进行了一次对比：在联合国、欧盟等跨国组织三番四次呼吁全世界帮忙安置叙利亚难民时，在德国与瑞典两国三年合力通过了近十万份来自叙利亚的避难申请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海湾石油富国所承诺接纳的叙利亚难民数字，仍然是零。
在对叙利亚难民的人道援助上，美国出资额是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四国捐助金额加总后的四倍有余，英国出资额是沙特的近三倍，甚至事不关己的日本捐助金额也是卡塔尔的近三倍
海湾石油富国对叙利亚难民出力既少，出的钱也让人齿冷。对于身在贫困邻国的难民，发达国家最主要的帮助手段的确是各种人道援助和资金支持。美国的财经新媒体Quartz在评论叙利亚难民问题时，嘲讽海湾富国“杜拜和利雅得的大型建筑公司能修世界有数的高楼群，沙特每年能接纳数百万朝圣人流，但是有这些能力的国家在叙利亚难民议题上的回应是‘（我们能力有限，不能收容人），已经给了点钱’”，但给的钱凑一起还不到美国出的四分之一。在对叙利亚难民的人道援助出资上，按英国《每日邮报》引述的金融数据统计，美国一国的援助金额是28亿零98万英镑，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最富的四个海湾国家捐助金额加总后的四倍有余。英国一国的捐助金额是9.18亿英镑，是沙特这个最富的海湾国家的出资额近三倍、科威特出资额的1.5倍，卡塔尔的近9倍。甚至事不关己的日本，捐助金额也有3.1亿英镑，是卡塔尔的近三倍。所以“富国未对叙利亚难民投注足够关怀”的说法，只能应用在海湾石油富国上。
欧盟富国包容叙利亚难民：瑞典与德国三年内通过全欧盟64%的叙利亚人避难申请，全球正式合法定居的叙利亚难民里德国居其中近半，德国近日还对叙利亚难民暂停执行《都柏林规则》，允许全欧盟叙利亚难民入境
欧盟的富国对难民总体是包容的。从难民总体数目与比例上而言，在欧盟大批量地接受难民的只有五国，依次为德国、法国、瑞典、意大利和英国，2013年这五国接受的难民占了整个欧盟接受难民总数的70%，德国收容数量约占其中的四分之一。2014年德国收容了20万名难民，人数较2013年多出60%，是2012年的4倍，使德国成为欧盟最大难民收容国，也是继美国后地球上最多人寻求庇护的国家。单就叙利亚难民问题而言，在过去三年中，德国与瑞典正式通过了9.65万份叙利亚难民的避难申请，占全欧盟通过量的64%。德国一国有正式合法定居身份的叙利亚难民有三万，占全球范围6.3万于他国正式合法定居的叙利亚难民的近半。按2003年欧盟修订实施的《都柏林规则》，欧盟成员国通常只允许难民向进入欧盟境内的第一个成员国提出庇护申请，如果提出庇护者不合法地穿越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边界，就要被遣送回最初出发的欧盟国家。而在2015年8月的叙利亚难民在匈牙利被困事件时，德国宣布对叙利亚难民暂停执行《都柏林规则》，叙利亚难民在任何欧盟成员国内提出了避难申请都可由德国处理，这意味着全欧盟的叙利亚难民都能去德国寻求正式身份或不受阻难地过境德国前往其他欧盟国家。
欧盟穷国也未真正拒斥叙利亚难民：2015年初波兰主动认领2000难民，9月捷克紧跟德国对叙利亚难民暂停执行《都柏林规则》，允许全欧盟叙利亚难民前来
即使欧盟中的穷国，也并没有真向叙利亚难民关上大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刚脱离贫困不到三十年的国家，在欧盟2015年初“成员国内按比例分配四万避难者”的动议流产后，波兰政府主动提出认领两千名叙利亚与厄立特里亚难民的定居份额。而在8月叙利亚难民在匈牙利被困事件发生时，波兰政府又主动认领了50户基督徒家庭的定居份额，捷克跟着认领了70户难民家庭、斯洛伐克认领了两百人。捷克还紧跟着德国的脚步，在2015年9月2日宣布关于对叙利亚难民暂停执行《都柏林规则》，全欧盟的叙利亚难民不需要受“起点国原则”束缚，既可以前来捷克寻求正式庇护，也可以取道捷克前往他国不被阻难。关于对基督徒难民的偏好，波兰总理表示：“现在叙利亚的基督徒在家园被以残暴的方式迫害”，所以应该受到比例相当的救助。
加拿大也不应受指责：加拿大政府在2015年初就承诺接纳一万叙利亚难民，这个数字与沙特阿拉伯一年内拒绝的难民数相当，并且不限制民间组织引入难民的数量
此次叙利亚难民儿童溺死事件中，作为受害家庭近亲所在地的加拿大也受到不少责难。比如很多人指责加拿大政府拒绝受害者阿卜杜拉·库尔迪一家的避难申请，但阿卜杜拉的姐姐和官方都澄清了阿卜杜拉根本就没向加拿大递交申请，被拒的是阿卜杜拉的弟弟、没把申请表填全的穆罕默德·库尔迪一家。加拿大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比起叙利亚的阿拉伯富国邻邦来已经算是特别出色的了，在2015年1月，也就是在此次难民溺死事件的大半年前，加拿大的保守党右翼政府就响应联合国难民署号召，在联合国难民署发起的在全球安置十万叙利亚难民的行动中，加拿大主动认领了一万人的份额，是上年正式收容叙利亚难民的数量的十倍。一万人也许在叙利亚难民潮中看上去不多，但隔着整个欧洲和一个大西洋的加拿大承诺庇护的叙利亚难民，和只隔着小半个约旦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同年拒绝给予庇护的难民数量相当，是科威特拒绝给予庇护的难民数量多一半。并且加拿大的移民组织“新加拿大人联合会”首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府实际上允许我们资助任意数目的叙利亚难民，觉得引进多少人合适就能引进多少，并没有给难民引入数量设限”。
即使在最近叙利亚难民潮中表现最糟的匈牙利，也守住了基本的文明底线：在滞留布达佩斯的难民冲击特警警戒线时，匈牙利政府选择撤回特警避免冲突
即使在最近叙利亚难民潮中最受诟病的、对难民敌意最强的匈牙利，也守住了“不让难民流血”的底线。按德国媒体的报道，8月的叙利亚难民在匈牙利被困事件中，匈牙利官方一开始要求那些带着身份证明文件的人在看守点留下指纹，以进入欧盟难民流程。在流程结束前，他们必须留在匈牙利。剩下没有带着身份证明的人，匈牙利当局想要把他们带往布达佩斯以外的难民营。如果发现他们不符合申请政治避难的条件，将在某个时间将他们驱逐出境。这两种可能，都不是难民们想要的。事实上，也没能这样进展。在人潮涌动中，曾一度形成一个屏障，难民们手牵手紧紧站在一起。然后他们向特警构成的警戒线冲去，高喊“我们想要离开这里”一类口号。警察不得不面对抉择：要么升级冲突、使用强力镇压难民，要么撤回警察、平息事态避免流血。匈牙利官方选择了撤回特警部队，并在9月头几天把上万名叙利亚难民载上大巴送往奥地利和德国。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syrianrefugee0906.html
Tuesday, 18 August 2015
【另一面】突发事件中，合格的新闻发布会该怎么开
导语：近日，天津塘沽爆炸后，新闻发布会频繁出现纰漏。显然，这是十分不合格的表现，而合格的新闻发布会要准、快、多，它能体现整个突发事件应对体系的好坏。
六十秒读懂专题：新闻发布会是突发事件发生后必不可少的一环；其首要目的是传达信息、通报情况；必须要有主要负责人和专业人士参与发布会；发布会宜早不宜迟，宜多不宜少；新闻发布会只是突发事件指挥系统的一部分，除了新闻发布会之外还有多种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方式。
1.新闻发布会的逻辑根植于信息公开理念和公民知情权，在突发事件中，政府必须及时公布信息，公民也有权利要求政府公开突发事件中的真相和相关信息
据周汉华主编的《外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美国1966年便通过了《信息自由法》，规定政府必须公布信息，公民有权利获取政府新闻，其中对信息公开的具体形式和公开的内容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英国也2000年颁布了《信息公开法》，公共部门（包括政府部门）有积极主动地公开公共信息的义务。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尽管目前来看，实施情况并不乐观，但好歹于法可循。
2.新闻发布会的首要目的是传达信息、通报情况。突发事件发生后，谣言四起，新闻发布会理应起到利用权威信息正本清源的作用，讲真话是第一要务，更要亲自公开坏消息，越早公开，谣言越少
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种信息从各种渠道涌来，在这种情况下，急需权威信息正本清源，官方的新闻发布会就是这个目的。公共关系学家迈克尔·里杰斯特（Michael Regester）在《风险议题和危机管理》中说，在危机情形下，务必要“主动说，全部说，快速说（tell your own story, to tell it all and to tell it fast.）。”在英美的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中，说真话是第一要务。现今，“讲真话，不撒谎，不掩盖”是对外公布信息的美国官员必须遵循的守则，亲自公开坏消息，越早越好。
3.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必须要有主要负责人和专业人士，决不能由无决策权的小人物对着讲稿照本宣科。911事件和纽约炭疽袭击事件中，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每天都亲自出席新闻发布会，解答媒体和公众的疑问
朱利安尼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方式被称为“朱利安尼模式”（Giuliani Model），广受赞誉，成了危机传播的经典范式。911事件后和纽约炭疽袭击事件中，时任纽约市长的朱利安尼每天开两次新闻发布会，和其他主要官员一同出席，亲自回答媒体和公众的疑问。而在2005年伦敦七七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和伦敦警察总监伊恩·布莱尔就出席了新闻发布会，通报前一天恐怖袭击的情况。飓风卡特里娜之后，新奥尔良市市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及美国总统都多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全国通报事态进展以及采取的措施。
在突发事件中，英国政府会尽量安排医生等专业人士参与信息发布，且在新闻发布会上敦促他们穿上专业服装，增强权威性，提高可信度。而在应对媒体方面，政府通常也会任命有媒体从业经验的新闻官负责媒体事务，使得跟媒体的通气更加顺畅，信息传达更加准确。
4.新闻发布会宜早不宜迟，宜多不宜少。因为事发突然，所掌握的信息并不完全可靠，必须不停更新，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室发布的《传播风险指南》要求，如有必要，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提供信息
在突发事件中，及时就是即时。但是，因为事发突然，所掌握的信息并不完全，也并不可靠，需要不停更新，一有新的信息和指示当立即通报。突发事件中的新闻发布会不仅是公共服务，也是一种公关——利用新闻发布会重新获得公众信任，而新闻发布会开得越快、越多、信息越准确，则越能博得公众信任。同时，发布会开得勤快，媒体和公众获得的信息便越多，谣言便越少，也能够帮助政府及时更正错误信息，避免信息不畅，造成更大伤害。
而英国内阁办公室发布的《传播风险指南》（Communicating Risk Guidance）指出，危机之中，最好的办法是为媒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新闻发布会是最好的方式。如果有必要，要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提供信息。
5.新闻发布场所要方便电视、广播、文字等不同媒体记者的通讯设备。遇严重突发事件，政府有权中断电视、广播节目；在英国公众只需收听广播，就能得知所需信息和必要指导
英国的BBC在突发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有一项名为“危机中连通（Connecting in a Crisis）”的计划。BC有6个全国性电台和40个地方电台，54个地方网站，15个全国性和地区性电视新闻节目，一旦发生了危机，可以随时向当地提供所需信息。遇到突发事件，公众只需收听本地区或全国电台和电视台，即可获知必要的信息和指导。
6.除了新闻发布会外，还应利用社交媒体、开通网站、24小时热线等向公众传播信息。在美国，根据FEMA手册，紧急状态下，公共信息员可以收集、确认、发布跟事件起因和当前形势有关的准确的可供查询的信息
新闻发布会只是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大有可为之处颇多。比如在“朱利安尼模式”中，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动用了各种媒介向媒体和公众传播信息：开通网站、24小时热线。在社交网络发达的今天，及时利用微博、微信、电视、电台等工具进行全天候信息传送并非难事。其阻力并非来自技术层面，而是制度层面。
在美国，突发事件的应对，有一整套突发事件指挥系统（Incident Command System），其中有公共信息员（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s），他们大多曾经做过跟媒体相关的工作。根据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的手册《公共信息员的基本指导》，在紧急状态下，公共信息员收集、确认、协调和发布跟事件起因、大小和当前形势有关的准确的、可供查询的及时的信息。
应对紧急情况时，公共信息员按照如下流程工作：收集信息、确认信息、协调信息、发布信息。如有必要，还会建立联合信息系统（Joint Information System）和联合信息中心（Joint Information Center），知会公众、受害人、媒体、相关非政府组织、负责的官员等，形成一套完整的信息流。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pressconference0819.html
六十秒读懂专题：新闻发布会是突发事件发生后必不可少的一环；其首要目的是传达信息、通报情况；必须要有主要负责人和专业人士参与发布会；发布会宜早不宜迟，宜多不宜少；新闻发布会只是突发事件指挥系统的一部分，除了新闻发布会之外还有多种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方式。
1.新闻发布会的逻辑根植于信息公开理念和公民知情权，在突发事件中，政府必须及时公布信息，公民也有权利要求政府公开突发事件中的真相和相关信息
据周汉华主编的《外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美国1966年便通过了《信息自由法》，规定政府必须公布信息，公民有权利获取政府新闻，其中对信息公开的具体形式和公开的内容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英国也2000年颁布了《信息公开法》，公共部门（包括政府部门）有积极主动地公开公共信息的义务。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尽管目前来看，实施情况并不乐观，但好歹于法可循。
2.新闻发布会的首要目的是传达信息、通报情况。突发事件发生后，谣言四起，新闻发布会理应起到利用权威信息正本清源的作用，讲真话是第一要务，更要亲自公开坏消息，越早公开，谣言越少
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种信息从各种渠道涌来，在这种情况下，急需权威信息正本清源，官方的新闻发布会就是这个目的。公共关系学家迈克尔·里杰斯特（Michael Regester）在《风险议题和危机管理》中说，在危机情形下，务必要“主动说，全部说，快速说（tell your own story, to tell it all and to tell it fast.）。”在英美的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中，说真话是第一要务。现今，“讲真话，不撒谎，不掩盖”是对外公布信息的美国官员必须遵循的守则，亲自公开坏消息，越早越好。
3.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必须要有主要负责人和专业人士，决不能由无决策权的小人物对着讲稿照本宣科。911事件和纽约炭疽袭击事件中，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每天都亲自出席新闻发布会，解答媒体和公众的疑问
朱利安尼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方式被称为“朱利安尼模式”（Giuliani Model），广受赞誉，成了危机传播的经典范式。911事件后和纽约炭疽袭击事件中，时任纽约市长的朱利安尼每天开两次新闻发布会，和其他主要官员一同出席，亲自回答媒体和公众的疑问。而在2005年伦敦七七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和伦敦警察总监伊恩·布莱尔就出席了新闻发布会，通报前一天恐怖袭击的情况。飓风卡特里娜之后，新奥尔良市市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及美国总统都多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全国通报事态进展以及采取的措施。
在突发事件中，英国政府会尽量安排医生等专业人士参与信息发布，且在新闻发布会上敦促他们穿上专业服装，增强权威性，提高可信度。而在应对媒体方面，政府通常也会任命有媒体从业经验的新闻官负责媒体事务，使得跟媒体的通气更加顺畅，信息传达更加准确。
4.新闻发布会宜早不宜迟，宜多不宜少。因为事发突然，所掌握的信息并不完全可靠，必须不停更新，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室发布的《传播风险指南》要求，如有必要，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提供信息
在突发事件中，及时就是即时。但是，因为事发突然，所掌握的信息并不完全，也并不可靠，需要不停更新，一有新的信息和指示当立即通报。突发事件中的新闻发布会不仅是公共服务，也是一种公关——利用新闻发布会重新获得公众信任，而新闻发布会开得越快、越多、信息越准确，则越能博得公众信任。同时，发布会开得勤快，媒体和公众获得的信息便越多，谣言便越少，也能够帮助政府及时更正错误信息，避免信息不畅，造成更大伤害。
而英国内阁办公室发布的《传播风险指南》（Communicating Risk Guidance）指出，危机之中，最好的办法是为媒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新闻发布会是最好的方式。如果有必要，要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提供信息。
5.新闻发布场所要方便电视、广播、文字等不同媒体记者的通讯设备。遇严重突发事件，政府有权中断电视、广播节目；在英国公众只需收听广播，就能得知所需信息和必要指导
英国的BBC在突发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有一项名为“危机中连通（Connecting in a Crisis）”的计划。BC有6个全国性电台和40个地方电台，54个地方网站，15个全国性和地区性电视新闻节目，一旦发生了危机，可以随时向当地提供所需信息。遇到突发事件，公众只需收听本地区或全国电台和电视台，即可获知必要的信息和指导。
6.除了新闻发布会外，还应利用社交媒体、开通网站、24小时热线等向公众传播信息。在美国，根据FEMA手册，紧急状态下，公共信息员可以收集、确认、发布跟事件起因和当前形势有关的准确的可供查询的信息
新闻发布会只是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大有可为之处颇多。比如在“朱利安尼模式”中，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动用了各种媒介向媒体和公众传播信息：开通网站、24小时热线。在社交网络发达的今天，及时利用微博、微信、电视、电台等工具进行全天候信息传送并非难事。其阻力并非来自技术层面，而是制度层面。
在美国，突发事件的应对，有一整套突发事件指挥系统（Incident Command System），其中有公共信息员（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s），他们大多曾经做过跟媒体相关的工作。根据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的手册《公共信息员的基本指导》，在紧急状态下，公共信息员收集、确认、协调和发布跟事件起因、大小和当前形势有关的准确的、可供查询的及时的信息。
应对紧急情况时，公共信息员按照如下流程工作：收集信息、确认信息、协调信息、发布信息。如有必要，还会建立联合信息系统（Joint Information System）和联合信息中心（Joint Information Center），知会公众、受害人、媒体、相关非政府组织、负责的官员等，形成一套完整的信息流。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pressconference0819.html
Monday, 17 August 2015
【另一面】中国安评：造假泛滥，掩耳盗铃
导语：天津港爆炸事故中，涉事企业“瑞海物流”的安全评价报告迟迟未公开，引起多方质疑。除了老生常谈的“信息不透明”外，中国安评假借“市场化”的外衣隐藏了一枚枚定时炸弹，把所有人都蒙在了鼓里。
六十秒读懂专题：人们对环评耳熟能详，但却不熟悉安评。生产经营企业要通过安全评价，才能获得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中国安评质量差，造假泛滥，2010年国家安监总局抽查，46.4%的机构有问题。安监部门为企业指定安评机构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而企业也常常和安评机构联手欺骗安监部门。由于缺乏正当竞争，安评机构大多不思进取，多年来评估手段仍然是定性分析，而且在评价时，还会遗漏重大危险源，最终安评报告既没有公信力，也没有说服力。
1.中国安评质量差，造假泛滥：2006年，长沙安监局审查55份安评报告，发现47份与事实不符；2010年，国家安监总局抽查84家安评机构，问题机构39家
人们对“环境影响评价”耳熟能详，但在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之前，“安全评价”却鲜有人知。其实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引入了安全评价，到了2002年11月，《安全生产法》强制要求矿山建设项目和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都应进行安全评价。生产经营单位只有获得合格的安全评价报告，才能拿到生产经营许可证。2003年开始，生产经营单位委托有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做评估，安监部门根据安评报告颁布安评合格的资质。也就是说，安评机构作为中介，既要对委托方负责，又要对政府和社会负责，它自己作为企业还要盈利。
由于准入门槛的存在，安评机构数量不多，规模上也小得可怜，却要应付每年大量的安全预评价、安全验收评价和安全现状评价。以天津市为例，2006年，天津市有13家安全评价机构（甲级2家，乙级11家），却要完成1542件各类评价报告，报告质量下降在所难免。2006年，湖南长沙市安监局审查55份宁乡县相关企业的申报材料，发现有47份安全评价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湖南省安监系统组织抽查，发现几乎没有一份评价报告经得起现场检验；2010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抽查84家安评机构，有8家评价过程控制执行不严格，有另外10家评价机构档案管理不完善，有另外21家安全评价报告质量不高，问题机构占到总数的46.4%。
2.安评行业定性评估方法落后：中国主要采用定性的“安全检查表法”，而欧美等国则采用定量的“道化学、火灾爆炸评价法”，可以计算出爆炸指数、爆炸后财产损失
安评行业整体落后，还不思进取。2012年，王艳平等学者指出，中国危险品安全评价仍然大量地以定性分析为评估方法，停留在法规符合性检查，其中大部分都采用“安全检查表法”。这一方法要么就将评价结果简单设定为“符合”、“基本符合”和“不符合”三档，要么分值设置也只是大同小异地基于经验判断得出结论，没有金刚钻，却揽瓷器活。
而欧美及亚洲大多数地区与国家(如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等)普遍以量化法为基础，计算所有潜在隐患发生的概率与发生后的影响。最常见的是美国道化学公司提出的“道化学火灾、爆炸指数评价方法”，它根据物质、工艺危险性定量计算火灾爆炸指数，由影响范围、单元破坏系数计算系统整体安全情况、事故损失情况。2013年，兰州理工大学杨文亮曾在其论文中举例，对某一生产苯二甲酸的化工厂应用“道化学火灾、爆炸指数评价方法”，可以得出火灾、爆炸指数为164.5，爆炸可能等级达到最高，还可确定暴露区域的财产损失预估为1.24亿元。
3.官商勾结，安监部门指定安评机构：重庆开县的42家加油站、湖北荆州一家化工企业，都被迫选择官方指定的安评机构
名义上看，中国的安全评价实行“市场化”，但安评行业不过是另一个“伪市场”。安评行业，政府之手无处不在。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分为甲、乙两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负责审批甲级资质证书，各省安监部门负责审批乙级资质证书。2015年3月，央视报道，重庆开县42家民营加油站，都被迫统一选择了具有乙级资质的“重庆地建安全评价咨询有限公司”做安全现状评价，每家缴费3000元，这家安评机构毫不回避和安监部门良好的关系。尽管当地安监部门声称这只是“推荐”，但其实他们已经通过施压，挤走了具有甲级资质的“重庆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等10余家安评机构。
2014年8月，《长沙晚报》报道，湖北荆州一家化工企业新项目投资100多万元，当地安监部门要求化工企业去指定的安评机构做安全评价。但只是“指出不同建筑物之间的距离要求”的安全预评价就要价20万，而之后的安全验收评价还要价5-6万。湖北省有18家安全评价机构，湖北省安监局局长刘旭辉在媒体追问下，承认“荆州安监部门与这家安评机构有勾结”。
4.缺乏监管，安评机构与委托企业沆瀣一气：2008年问卷调查显示，超过66.67%认为生产经营单位施压，对安全评价结果有不同程度地影响
2008年，《中国化工报》报道，拥有甲级资质的“杭州安全生产科学技术有限公司”接到浙江丽水市一化工企业的业务，派出专家组前往现场调查。专家组发现重大安全隐患，化工企业却认为专家组小题大做，要求在安全评价报告中删除该不合格评价，最终双方不欢而散。
在更多时候，安全评价机构会联手企业欺骗政府。2008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王宝进行安全评价工作问卷调查，收到来自政府部门(40份)、安全评价机构(207份)、生产经营单位(555份)共计802份信息回馈表。在207家安全评价机构中，认为生产经营单位对评价结果影响很大的安全评价机构有35家，认为有一些影响的评价机构有103家，认为没有影响的评价机构只有69家。也就是说，生产经营单位为了尽早拿到安全生产许可证或加快建设进度，要求安全评价机构得出对其有利的结论；而多达66.67%的安全评价机构，竟然不同程度地听话照做了。
5.中国的安评常常遗漏重大危险源：有的评价报告几乎无视剧毒化学品“氯气”；安徽多地发生三光气泄漏事故后，当地安评才将三光气纳入安全评价体系
中国的安全评价常常遗漏重大危险源。2009年，曲均峰在《危险化学品安全评价现状及对策》中指出，一份评价报告在进行“氯化石蜡生产企业安全现状评价”时，只在报告的危险物质固有危险特性中照抄氯气的安全技术说明书有关内容，在随后分析中再也没出现有关氯气的问题，但是《剧毒化学品目录》，氯气（液氯）名列其中，整个氯化石蜡生产过程，监控氯气本来应是重中之重。
生产经营企业也常常以技术保密为由，不愿意提供详细的原始资料。国家标准或相关规范性文件未列入的其他化学品，企业就避而不谈。2011年左右，安徽多地发生三光气泄漏事故，这种化工原料可替代剧毒的光气用于有机合成，但是它在受热、遇湿等状态下也容易分解产生光气，在生产、储存、使用、运输具有极大危险性，一年后监管部门才姗姗来迟出台《关于将三光气列入光气范围进行安全监管的通知》，涉及三光气的建设项目应具备甲级安评机构出示的三光气安评报告。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view.163.com/special/reviews/environment1124.html
六十秒读懂专题：人们对环评耳熟能详，但却不熟悉安评。生产经营企业要通过安全评价，才能获得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中国安评质量差，造假泛滥，2010年国家安监总局抽查，46.4%的机构有问题。安监部门为企业指定安评机构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而企业也常常和安评机构联手欺骗安监部门。由于缺乏正当竞争，安评机构大多不思进取，多年来评估手段仍然是定性分析，而且在评价时，还会遗漏重大危险源，最终安评报告既没有公信力，也没有说服力。
1.中国安评质量差，造假泛滥：2006年，长沙安监局审查55份安评报告，发现47份与事实不符；2010年，国家安监总局抽查84家安评机构，问题机构39家
人们对“环境影响评价”耳熟能详，但在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之前，“安全评价”却鲜有人知。其实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引入了安全评价，到了2002年11月，《安全生产法》强制要求矿山建设项目和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都应进行安全评价。生产经营单位只有获得合格的安全评价报告，才能拿到生产经营许可证。2003年开始，生产经营单位委托有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做评估，安监部门根据安评报告颁布安评合格的资质。也就是说，安评机构作为中介，既要对委托方负责，又要对政府和社会负责，它自己作为企业还要盈利。
由于准入门槛的存在，安评机构数量不多，规模上也小得可怜，却要应付每年大量的安全预评价、安全验收评价和安全现状评价。以天津市为例，2006年，天津市有13家安全评价机构（甲级2家，乙级11家），却要完成1542件各类评价报告，报告质量下降在所难免。2006年，湖南长沙市安监局审查55份宁乡县相关企业的申报材料，发现有47份安全评价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湖南省安监系统组织抽查，发现几乎没有一份评价报告经得起现场检验；2010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抽查84家安评机构，有8家评价过程控制执行不严格，有另外10家评价机构档案管理不完善，有另外21家安全评价报告质量不高，问题机构占到总数的46.4%。
2.安评行业定性评估方法落后：中国主要采用定性的“安全检查表法”，而欧美等国则采用定量的“道化学、火灾爆炸评价法”，可以计算出爆炸指数、爆炸后财产损失
安评行业整体落后，还不思进取。2012年，王艳平等学者指出，中国危险品安全评价仍然大量地以定性分析为评估方法，停留在法规符合性检查，其中大部分都采用“安全检查表法”。这一方法要么就将评价结果简单设定为“符合”、“基本符合”和“不符合”三档，要么分值设置也只是大同小异地基于经验判断得出结论，没有金刚钻，却揽瓷器活。
而欧美及亚洲大多数地区与国家(如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等)普遍以量化法为基础，计算所有潜在隐患发生的概率与发生后的影响。最常见的是美国道化学公司提出的“道化学火灾、爆炸指数评价方法”，它根据物质、工艺危险性定量计算火灾爆炸指数，由影响范围、单元破坏系数计算系统整体安全情况、事故损失情况。2013年，兰州理工大学杨文亮曾在其论文中举例，对某一生产苯二甲酸的化工厂应用“道化学火灾、爆炸指数评价方法”，可以得出火灾、爆炸指数为164.5，爆炸可能等级达到最高，还可确定暴露区域的财产损失预估为1.24亿元。
3.官商勾结，安监部门指定安评机构：重庆开县的42家加油站、湖北荆州一家化工企业，都被迫选择官方指定的安评机构
名义上看，中国的安全评价实行“市场化”，但安评行业不过是另一个“伪市场”。安评行业，政府之手无处不在。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分为甲、乙两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负责审批甲级资质证书，各省安监部门负责审批乙级资质证书。2015年3月，央视报道，重庆开县42家民营加油站，都被迫统一选择了具有乙级资质的“重庆地建安全评价咨询有限公司”做安全现状评价，每家缴费3000元，这家安评机构毫不回避和安监部门良好的关系。尽管当地安监部门声称这只是“推荐”，但其实他们已经通过施压，挤走了具有甲级资质的“重庆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等10余家安评机构。
2014年8月，《长沙晚报》报道，湖北荆州一家化工企业新项目投资100多万元，当地安监部门要求化工企业去指定的安评机构做安全评价。但只是“指出不同建筑物之间的距离要求”的安全预评价就要价20万，而之后的安全验收评价还要价5-6万。湖北省有18家安全评价机构，湖北省安监局局长刘旭辉在媒体追问下，承认“荆州安监部门与这家安评机构有勾结”。
4.缺乏监管，安评机构与委托企业沆瀣一气：2008年问卷调查显示，超过66.67%认为生产经营单位施压，对安全评价结果有不同程度地影响
2008年，《中国化工报》报道，拥有甲级资质的“杭州安全生产科学技术有限公司”接到浙江丽水市一化工企业的业务，派出专家组前往现场调查。专家组发现重大安全隐患，化工企业却认为专家组小题大做，要求在安全评价报告中删除该不合格评价，最终双方不欢而散。
在更多时候，安全评价机构会联手企业欺骗政府。2008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王宝进行安全评价工作问卷调查，收到来自政府部门(40份)、安全评价机构(207份)、生产经营单位(555份)共计802份信息回馈表。在207家安全评价机构中，认为生产经营单位对评价结果影响很大的安全评价机构有35家，认为有一些影响的评价机构有103家，认为没有影响的评价机构只有69家。也就是说，生产经营单位为了尽早拿到安全生产许可证或加快建设进度，要求安全评价机构得出对其有利的结论；而多达66.67%的安全评价机构，竟然不同程度地听话照做了。
5.中国的安评常常遗漏重大危险源：有的评价报告几乎无视剧毒化学品“氯气”；安徽多地发生三光气泄漏事故后，当地安评才将三光气纳入安全评价体系
中国的安全评价常常遗漏重大危险源。2009年，曲均峰在《危险化学品安全评价现状及对策》中指出，一份评价报告在进行“氯化石蜡生产企业安全现状评价”时，只在报告的危险物质固有危险特性中照抄氯气的安全技术说明书有关内容，在随后分析中再也没出现有关氯气的问题，但是《剧毒化学品目录》，氯气（液氯）名列其中，整个氯化石蜡生产过程，监控氯气本来应是重中之重。
生产经营企业也常常以技术保密为由，不愿意提供详细的原始资料。国家标准或相关规范性文件未列入的其他化学品，企业就避而不谈。2011年左右，安徽多地发生三光气泄漏事故，这种化工原料可替代剧毒的光气用于有机合成，但是它在受热、遇湿等状态下也容易分解产生光气，在生产、储存、使用、运输具有极大危险性，一年后监管部门才姗姗来迟出台《关于将三光气列入光气范围进行安全监管的通知》，涉及三光气的建设项目应具备甲级安评机构出示的三光气安评报告。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view.163.com/special/reviews/environment1124.html
Monday, 10 August 2015
【另一面】中国粮价补贴：既坑民企，又不惠农
60秒读懂专题：中国的垄断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粮食原料，差价由政府补贴。这种机制近年来逼垮了大批下游的民营粮食加工商。而这样的“惠农补贴”里能分润到种粮农户手上的，一块钱里顶多只有一毛四分钱。买粮吃的平民还要为这种扭曲的机制付出比国际价格高一倍的购买价。
导语：近日，官方媒体披露了“黑龙江粮食补贴混乱，千余米厂被迫停产”的新闻。其实中国粮食收储价格补贴机制逼垮民营粮企并非现在才有，而所谓的“惠农补贴”能惠及农民的也极其微弱。
中国国营企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粮食原料，差价由政府补贴，这种机制扭曲了市场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粮食补贴政策是由事实垄断的国营粮食购销企业按规定的、高于市场价的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再由政府对国营购销企业给予补贴。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价格补贴，直接后果就是提高了粮食销售的市场价格，扭曲了本应市场决定的要素。有这种补贴造成的价格扭曲，中下游的粮食产业自然无法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去优化资源的配置，整个中下游产业被拖垮也并非不可能。
2014年就屡有报道，官方对国企的粮食补贴补得黑龙江、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大豆、玉米、大米民营加工企业收粮成本剧增，纷纷亏本停产
央视近日的“黑龙江粮食补贴混乱”报道中，提到了今年的补贴补到成千家未被补贴的企业停产，证明这种景象已有征兆。其实这并非首次，2014年1月《华夏时报》就报道过，对国有收储企业的补贴扭曲了市场后，大豆被国企以补贴后的高进货价源源不断地从农户处收入国储库。“加工企业不能以合理的价格拿到原粮，中储粮的仓库里却‘粮满为患’，存在仓库里的大豆迟迟不能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黑龙江规模以上88家大豆加工企业中，已有超过九成的企业停产。
到了2014年底，《中国经营报》的报道也证实了2013年和2014年在大米主产区，“收储一开始的两个月之内水稻全部进入国库……因为国储的价格比较高，种植者、农户、农场都愿意卖给政府的储备库，所以在一两个月之内，基本上水稻全部收完了”。“2013年是两个月，2014年刚开始不到一个月时间，市场上80%的新水稻已经没有了”。加工厂面临无稻可收的局面，东北的玉米、大米加工业出现了大面积的停产，开工率严重不足。同样的粮食加工企业困境也出现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按《中国经营报》报道，2013年济南一家面粉企业机器每天都能运转加工，而2014年三天开一次机器，这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已经算是好企业了。
中国对国营粮企的价格补贴惠农效率极低，按2008年财政部测算，一块钱补贴里农民顶多拿得到一毛四分钱。按2014年学者粗估，三口之家整年全做劳力真正能到手的每亩种粮地补贴，不超过单人单月进城务工工资
如果这种价格补贴能真正起到官方宣称的惠农目的的话，也不算一无所获。但从2008年《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中就能看出，中国对国营粮企的间接性补贴效率极低。按北京农学院经济贸易系主任何忠伟接受采访时说：“这种把补贴补在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做法，人为地加长了补贴传导链条，落到农民手中所剩无几。……实行保护价这种间接性补贴政策效率很低，据财政部测算，我国价格补贴的效率仅为14%，而发达国家为25%，即国家补贴10元，农民只能得到1.4元。”这种低效率越往后越明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徐远2014年10月的文章，对现今的补贴粮企机制的惠农效率进行了粗略匡算，结论是农户从中获益极微，即便种补贴最多的玉米，三口之家全做劳动力，一年1亩地的受惠也不到2000元，不及农民单人进城务工单月工资。按《华夏时报》去年的报道，现在不管是民营的粮食加工企业还是种粮的农户，一致确定补贴的差价只惠及国企手下的经销商们。
不管是民营的粮食加工企业还是种粮的农户都不从粮价补贴中受惠，补贴后的高价与市场流行价之间的差价只惠及国企与自己手下的经纪人
政府对国营粮食收储企业补贴后的高收购价，并不直接支付给种粮农民，而是支付给“中储粮”控制的经纪人，而中储粮的经纪人付给农民的，却是较低的农村市场流行价。补贴后的高价与市场流行价之间的差价都由“中储粮”与自己手下的经纪人分肥了。按《民生周刊》2015年对粮食加工商的采访，种粮农民如果自己直接向中储粮卖粮，国企的对应是“本来一等米非说你是三等米，或者说你水多，把收购价格压低，农民还要考虑来回的运输距离和成本”，干脆直接卖给“中储粮”手下的经纪人图省事。按《瞭望新闻周刊》2014年的报道，中储粮宿州直属库提供的数据是目前该市有1000多个粮食经纪人，农户自己来收购点售粮的仅占3成左右。
补贴粮企后消费者也不受益，2014年四种谷物粮价平均比国外高一半。2015年国产粮每吨比进口粮贵将近千元
国有粮食流通企业有双重身份，既是一个要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实体，又替政府扮演着粮食管理者和调控者的角色。所以粮食补贴政策的结果就是其他民营粮食经营者被挤出市场关门停产、农户几乎不受惠、而消费者仍然要用比较高的价格购买粮食。2014年8月，按《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中国传出粮食“十一连丰收”预期时，大连商品交易所玉米期货价格为每吨人民币2,390元左右，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玉米价格相当于每吨人民币890元。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徐远2014年10月的文章，大米、玉米、大豆、小麦四种谷物的价格都是国内远高于国际，分别高出73、180、530、103美元／吨。看比例的话，分别高出17％、88％、60％、33％。这四个比例数字的简单平均是50%，也就是说国内粮价平均比国外高出一半。中国消费中大米、玉米的占比高，小麦、大豆的占比低，用消费量做加权平均的话，结果也差不多，也在50%左右。按财新网报道，2015年3月，每吨国产玉米、大米、小麦分别比同品种进口完税价高出810元、900元和700元左右，大豆的价差更高，达1600元/吨。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foodprice0810.html
导语：近日，官方媒体披露了“黑龙江粮食补贴混乱，千余米厂被迫停产”的新闻。其实中国粮食收储价格补贴机制逼垮民营粮企并非现在才有，而所谓的“惠农补贴”能惠及农民的也极其微弱。
中国国营企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粮食原料，差价由政府补贴，这种机制扭曲了市场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粮食补贴政策是由事实垄断的国营粮食购销企业按规定的、高于市场价的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再由政府对国营购销企业给予补贴。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价格补贴，直接后果就是提高了粮食销售的市场价格，扭曲了本应市场决定的要素。有这种补贴造成的价格扭曲，中下游的粮食产业自然无法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去优化资源的配置，整个中下游产业被拖垮也并非不可能。
2014年就屡有报道，官方对国企的粮食补贴补得黑龙江、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大豆、玉米、大米民营加工企业收粮成本剧增，纷纷亏本停产
央视近日的“黑龙江粮食补贴混乱”报道中，提到了今年的补贴补到成千家未被补贴的企业停产，证明这种景象已有征兆。其实这并非首次，2014年1月《华夏时报》就报道过，对国有收储企业的补贴扭曲了市场后，大豆被国企以补贴后的高进货价源源不断地从农户处收入国储库。“加工企业不能以合理的价格拿到原粮，中储粮的仓库里却‘粮满为患’，存在仓库里的大豆迟迟不能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黑龙江规模以上88家大豆加工企业中，已有超过九成的企业停产。
到了2014年底，《中国经营报》的报道也证实了2013年和2014年在大米主产区，“收储一开始的两个月之内水稻全部进入国库……因为国储的价格比较高，种植者、农户、农场都愿意卖给政府的储备库，所以在一两个月之内，基本上水稻全部收完了”。“2013年是两个月，2014年刚开始不到一个月时间，市场上80%的新水稻已经没有了”。加工厂面临无稻可收的局面，东北的玉米、大米加工业出现了大面积的停产，开工率严重不足。同样的粮食加工企业困境也出现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按《中国经营报》报道，2013年济南一家面粉企业机器每天都能运转加工，而2014年三天开一次机器，这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已经算是好企业了。
中国对国营粮企的价格补贴惠农效率极低，按2008年财政部测算，一块钱补贴里农民顶多拿得到一毛四分钱。按2014年学者粗估，三口之家整年全做劳力真正能到手的每亩种粮地补贴，不超过单人单月进城务工工资
如果这种价格补贴能真正起到官方宣称的惠农目的的话，也不算一无所获。但从2008年《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中就能看出，中国对国营粮企的间接性补贴效率极低。按北京农学院经济贸易系主任何忠伟接受采访时说：“这种把补贴补在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做法，人为地加长了补贴传导链条，落到农民手中所剩无几。……实行保护价这种间接性补贴政策效率很低，据财政部测算，我国价格补贴的效率仅为14%，而发达国家为25%，即国家补贴10元，农民只能得到1.4元。”这种低效率越往后越明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徐远2014年10月的文章，对现今的补贴粮企机制的惠农效率进行了粗略匡算，结论是农户从中获益极微，即便种补贴最多的玉米，三口之家全做劳动力，一年1亩地的受惠也不到2000元，不及农民单人进城务工单月工资。按《华夏时报》去年的报道，现在不管是民营的粮食加工企业还是种粮的农户，一致确定补贴的差价只惠及国企手下的经销商们。
不管是民营的粮食加工企业还是种粮的农户都不从粮价补贴中受惠，补贴后的高价与市场流行价之间的差价只惠及国企与自己手下的经纪人
政府对国营粮食收储企业补贴后的高收购价，并不直接支付给种粮农民，而是支付给“中储粮”控制的经纪人，而中储粮的经纪人付给农民的，却是较低的农村市场流行价。补贴后的高价与市场流行价之间的差价都由“中储粮”与自己手下的经纪人分肥了。按《民生周刊》2015年对粮食加工商的采访，种粮农民如果自己直接向中储粮卖粮，国企的对应是“本来一等米非说你是三等米，或者说你水多，把收购价格压低，农民还要考虑来回的运输距离和成本”，干脆直接卖给“中储粮”手下的经纪人图省事。按《瞭望新闻周刊》2014年的报道，中储粮宿州直属库提供的数据是目前该市有1000多个粮食经纪人，农户自己来收购点售粮的仅占3成左右。
补贴粮企后消费者也不受益，2014年四种谷物粮价平均比国外高一半。2015年国产粮每吨比进口粮贵将近千元
国有粮食流通企业有双重身份，既是一个要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实体，又替政府扮演着粮食管理者和调控者的角色。所以粮食补贴政策的结果就是其他民营粮食经营者被挤出市场关门停产、农户几乎不受惠、而消费者仍然要用比较高的价格购买粮食。2014年8月，按《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中国传出粮食“十一连丰收”预期时，大连商品交易所玉米期货价格为每吨人民币2,390元左右，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玉米价格相当于每吨人民币890元。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徐远2014年10月的文章，大米、玉米、大豆、小麦四种谷物的价格都是国内远高于国际，分别高出73、180、530、103美元／吨。看比例的话，分别高出17％、88％、60％、33％。这四个比例数字的简单平均是50%，也就是说国内粮价平均比国外高出一半。中国消费中大米、玉米的占比高，小麦、大豆的占比低，用消费量做加权平均的话，结果也差不多，也在50%左右。按财新网报道，2015年3月，每吨国产玉米、大米、小麦分别比同品种进口完税价高出810元、900元和700元左右，大豆的价差更高，达1600元/吨。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foodprice0810.html
Friday, 7 August 2015
【另一面】向中国学习？英美教育并不逊色
导语：英国BBC拍摄的“中国式教学”纪录片引发热议。英美国家常常杞人忧天地认为，中国基础教育强于英美。实际上，英美国家学生在数学、科学上的表现并不糟糕。而在公民、历史等社会学科的教育表现，英美国家更是完胜中国。
六十秒读懂专题：中国上海学生在国际测试中遥遥领先全世界，引发英美国家担忧，但这种担忧其实建立在臭名昭著的测试上：PISA测试透明度低，而且推崇死记硬背，测试结果不可信。英美国家基础教育的科学与数学部分并不糟糕，若采取适当方式评估，英国8年级学生能挤进世界前十，而美国学生则纷纷超过了平均水平。而英美国家的社会学科教育（历史、公民、地理）锻炼创新和批判性思维，其所达到的高度，中国教育实在难以企及。
1.英美国家的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基础教育世界领先：因为经合组织的PISA测试表明，上海学生成绩高居榜首，英国和美国学生只在20多名徘徊，英国教育部长甚至为此去上海“取经”
长期以来，不仅是中国人，就连英美国家的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强于英美”。2013年，中国上海的中学生再次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打败其他国家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保持了第一（2010年同样位居榜首），而英国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分别排在23名、26名和21名——这引起了英国家长、教育人士和政府官员的担忧。2014年3月，英国教育部长甚至不远万里前往中国实地考察，与上海教委签订了协议，从中国引进数学老师。
与杞人忧天的英国人一样，美国社会同样一直被“美国教育陷入危机”的阴霾所笼罩。1983年，美国全国教育委员会就曾发布报告，称“美国处在危急关头”(A Nation at Risk)，委员会相信，其他国家正在赶超或者超过美国。每任总统都视自己为“教育总统”，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但2013年发布的PISA测试结果中，美国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仅仅分别排在21名、26名、21名。
2.但“中国基础教育领先世界”的假象，建立在不可信的测试上：PISA测试得出的上海学生数据，样本比起英美国家来说小得可怜，而且有筛选嫌疑，不能体现中国整体教育水平
尽管英美国家都对中国的基础教育羡慕不已，但这种羡慕却建立在臭名昭著的国际学生测试上。将上海学生捧上天的PISA测试，虽然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所举办，但其涉及到中国的数据根本不可信。因为PISA调查了中国另外12个省（直辖市）的学生情况，最后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最终只公布了上海的数据。
而且，美国智库布鲁斯金学会的教授汤姆·罗夫莱斯(Tom Loveless)研究指出，2012年PISA测试在美国调查了3,985,714名15岁学生（占美国总人口1.29%，占估计15岁学生数的100.11%），在英国调查了738,066名15岁学生（占英国总人口1.19%，占估计学生数的92.48%）。而上海的样本，只是区区108,056名15岁学生（占上海总人口0.47%，占估计学生数的36.5%），远远低于英美和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学人》文章认为，上海本来就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而且由于中国实行严厉的户籍制度，这种小样本不足以包括农民工子弟，也不能代表上海与中国的教育水平。
3.没有证据表明，英美国家基础教育很糟糕：经合组织的PISA测试推崇死记硬背，不管学生学了啥；采用贴近英美教育的TIMSS测试，英国和美国学生的数学与科学成绩都有大幅提高
英美国家的基础教育真的有PISA测试展示的那么糟糕吗？缺乏透明度并不是PISA测试最大的问题，PISA测试最根本的问题是，它并不把公民、艺术以及道德发展等教育当回事，而且还鼓励诸如死记硬背等临时抱佛脚的方法，也就是说，PISA并不衡量学生在学校到底学了什么。实际上，在2013年公布的PISA测试结果中，上海、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的学生都在高分区扎了堆。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国家的学生在类似PISA的测试上都输得非常难看。但是，当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定义学生水平的“好坏”时，英美国家的学生不再落后于全世界。从未因公正性受到质疑的“国际数学和科学学习趋势”调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简称TIMSS），采取更传统的测试方式，更贴近英美国家的教学课程。2011年最新TIMSS数据显示，在42个国家及地区教育系统中，尽管亚洲国家仍然称霸测试排名，但英国（只统计北爱尔兰和英格兰）8年级(14岁)学生科学排名第9，数学排名第10。而美国8年级学生成绩均高出全球平均水平。
4.不死记硬背，马萨诸塞州的8年级学生照样名列前茅：马萨诸塞州将传统基础训练与建构主义相结合，以更科学的方式教授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乘法表
在TIMSS测试中，以美国马萨诸塞州为个例，假设它是一个国家，其8年级学生的科学成绩将位列全球第2（仅次于新加坡），数学成绩位居全球第6。《纽约时报》报道，该州的教育系统正在以一种非常成功的方式帮助构建学生的知识。中国人常常对自己会按顺序背诵乘法表感到优越感十足，但在波士顿以南的布伦特里学区，当地教师并不按顺序来传授乘法表。他们会从2的乘法开始教，然后是10、5、4和8的乘法，接下来是0和1的乘法（因为0乘以0蕴含的思想很复杂），最后才是7和3的乘法。马萨诸塞州的教学方法，既不抛弃传统的基础训练，又结合了建构主义——学生能够自己试错，构建知识，产生深层次理解。
5.为了培养未来公民，英美国家都不忽视对学生的公民教育：英国希望学生掌握议会制度的关键特征，而在美国，州最高法院会以多种渠道介入公民教育，帮助学生了解法律制度
中国人在谈起中国基础教育时，大多是谈的是数学，引以为豪的也只是“流利背诵乘法表”，而完全无视了对所有学科、知识、能力的对照衡量。如果分门别类地进行比拼，英美国家的基础教育将完胜中国。以英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为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阚维研究指出，英国的公民教育课程设置的核心有三点：(1)传授成为合格公民需要的知识，包括法律、人权、议会制度的关键特征等；(2)锻炼质询和交流的技能，通过分析信息和来源，学会对典型的政治、思想、道德、社会以及文化事务与问题进行思考；(3)锻炼参与和负责行动的技能，包括谈判、参与或决定学校与社区事务等。而中国的公民教育，只止步于对肤浅观念的宣传。
美国《大西洋月刊》介绍了美国印第安纳州最高法院工作人员，如何帮助教师和学生了解法律制度：(1)提供教案给教师，以讲解典型案例的重要法律观点；(2)建立电子法律史博物馆，制作数字和硬盘形式的法律出版物；(3)在公立学校和法庭举办互动性戏剧活动，以展现法院的一些历史性裁决；(4)法官和出庭律师不定期到学校活动。亚伯拉罕·林肯200周年诞辰纪念日之际，最高法院聘请数百名志愿者，到学校里去跟学生交流，“林肯是律师出身，为什么这很重要？”
6.美国中学历史教育，更让中国教师感到难以企及：休斯敦两位老师，设计模拟游戏，让学生组成小组，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经历前后4000年的历史进程
美国中学历史教育达到的高度，更是让中国教师感到难以企及。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里克·布伦南(Rick Brennan)和贾森达内尔(Jason Darnell)两位社会学科老师，根据德克萨斯州的课程标准，设计了一套名为“Historia”的模拟游戏。游戏时间（课程时间）长达一年，在游戏过程中，学生们组建团队，创建文明并维持文明，他们会经历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0年整个历史进程，了解到历史上的那些国家和人物。“假如有个小组由独裁者领导，那这个小组大概花10秒钟就能做出决策，而那些拥有民主政体的小组，花5-10分钟都未必能得出结论。学生们感受真实世界的样子，并进行讨论。”学生都非常兴奋，甚至下课后还能听到他们在走廊上议论这个模拟游戏。
公民、历史甚至是地理教育，都属于社会学科(social studies)，这些课程无法以量化的方式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但这些课程将贯穿英美学生整个基础教育生涯，美国学生在这些课程上获益匪浅。2013年哈特研究会调查显示，95%雇主招聘时看重创新思维，93%看重批评性思维。社会学科不仅鼓励学生发展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也同样鼓励学生发展强大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学会如何建构和表述自己的观点。
7.英美国家不需担心被中国赶超，而应避免变成中国：过去50年，尽管英美国家的学生在各项测试中表现糟糕，但他们在经济生产力、技术创新、民主体制都远胜其他国家
英美国家要做的不是担心自己被中国超过，而是应该避免变成中国。正如美国《纽约书评》作者黛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所说，1964年，美国学生在12个国家参与的一项测试中排在倒数，但随后50年，美国胜过了其他11个国家，无论是经济生产力、军事实力、技术创新还是民主体制。英国《卫报》作者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也认为英国人不应该妄自菲薄，“英国是发达国家中复兴最快的……英国模仿中国教育，什么都学不到。”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education0807.html
六十秒读懂专题：中国上海学生在国际测试中遥遥领先全世界，引发英美国家担忧，但这种担忧其实建立在臭名昭著的测试上：PISA测试透明度低，而且推崇死记硬背，测试结果不可信。英美国家基础教育的科学与数学部分并不糟糕，若采取适当方式评估，英国8年级学生能挤进世界前十，而美国学生则纷纷超过了平均水平。而英美国家的社会学科教育（历史、公民、地理）锻炼创新和批判性思维，其所达到的高度，中国教育实在难以企及。
1.英美国家的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基础教育世界领先：因为经合组织的PISA测试表明，上海学生成绩高居榜首，英国和美国学生只在20多名徘徊，英国教育部长甚至为此去上海“取经”
长期以来，不仅是中国人，就连英美国家的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强于英美”。2013年，中国上海的中学生再次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打败其他国家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保持了第一（2010年同样位居榜首），而英国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分别排在23名、26名和21名——这引起了英国家长、教育人士和政府官员的担忧。2014年3月，英国教育部长甚至不远万里前往中国实地考察，与上海教委签订了协议，从中国引进数学老师。
与杞人忧天的英国人一样，美国社会同样一直被“美国教育陷入危机”的阴霾所笼罩。1983年，美国全国教育委员会就曾发布报告，称“美国处在危急关头”(A Nation at Risk)，委员会相信，其他国家正在赶超或者超过美国。每任总统都视自己为“教育总统”，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但2013年发布的PISA测试结果中，美国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仅仅分别排在21名、26名、21名。
2.但“中国基础教育领先世界”的假象，建立在不可信的测试上：PISA测试得出的上海学生数据，样本比起英美国家来说小得可怜，而且有筛选嫌疑，不能体现中国整体教育水平
尽管英美国家都对中国的基础教育羡慕不已，但这种羡慕却建立在臭名昭著的国际学生测试上。将上海学生捧上天的PISA测试，虽然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所举办，但其涉及到中国的数据根本不可信。因为PISA调查了中国另外12个省（直辖市）的学生情况，最后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最终只公布了上海的数据。
而且，美国智库布鲁斯金学会的教授汤姆·罗夫莱斯(Tom Loveless)研究指出，2012年PISA测试在美国调查了3,985,714名15岁学生（占美国总人口1.29%，占估计15岁学生数的100.11%），在英国调查了738,066名15岁学生（占英国总人口1.19%，占估计学生数的92.48%）。而上海的样本，只是区区108,056名15岁学生（占上海总人口0.47%，占估计学生数的36.5%），远远低于英美和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学人》文章认为，上海本来就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而且由于中国实行严厉的户籍制度，这种小样本不足以包括农民工子弟，也不能代表上海与中国的教育水平。
3.没有证据表明，英美国家基础教育很糟糕：经合组织的PISA测试推崇死记硬背，不管学生学了啥；采用贴近英美教育的TIMSS测试，英国和美国学生的数学与科学成绩都有大幅提高
英美国家的基础教育真的有PISA测试展示的那么糟糕吗？缺乏透明度并不是PISA测试最大的问题，PISA测试最根本的问题是，它并不把公民、艺术以及道德发展等教育当回事，而且还鼓励诸如死记硬背等临时抱佛脚的方法，也就是说，PISA并不衡量学生在学校到底学了什么。实际上，在2013年公布的PISA测试结果中，上海、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的学生都在高分区扎了堆。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国家的学生在类似PISA的测试上都输得非常难看。但是，当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定义学生水平的“好坏”时，英美国家的学生不再落后于全世界。从未因公正性受到质疑的“国际数学和科学学习趋势”调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简称TIMSS），采取更传统的测试方式，更贴近英美国家的教学课程。2011年最新TIMSS数据显示，在42个国家及地区教育系统中，尽管亚洲国家仍然称霸测试排名，但英国（只统计北爱尔兰和英格兰）8年级(14岁)学生科学排名第9，数学排名第10。而美国8年级学生成绩均高出全球平均水平。
4.不死记硬背，马萨诸塞州的8年级学生照样名列前茅：马萨诸塞州将传统基础训练与建构主义相结合，以更科学的方式教授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乘法表
在TIMSS测试中，以美国马萨诸塞州为个例，假设它是一个国家，其8年级学生的科学成绩将位列全球第2（仅次于新加坡），数学成绩位居全球第6。《纽约时报》报道，该州的教育系统正在以一种非常成功的方式帮助构建学生的知识。中国人常常对自己会按顺序背诵乘法表感到优越感十足，但在波士顿以南的布伦特里学区，当地教师并不按顺序来传授乘法表。他们会从2的乘法开始教，然后是10、5、4和8的乘法，接下来是0和1的乘法（因为0乘以0蕴含的思想很复杂），最后才是7和3的乘法。马萨诸塞州的教学方法，既不抛弃传统的基础训练，又结合了建构主义——学生能够自己试错，构建知识，产生深层次理解。
5.为了培养未来公民，英美国家都不忽视对学生的公民教育：英国希望学生掌握议会制度的关键特征，而在美国，州最高法院会以多种渠道介入公民教育，帮助学生了解法律制度
中国人在谈起中国基础教育时，大多是谈的是数学，引以为豪的也只是“流利背诵乘法表”，而完全无视了对所有学科、知识、能力的对照衡量。如果分门别类地进行比拼，英美国家的基础教育将完胜中国。以英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为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阚维研究指出，英国的公民教育课程设置的核心有三点：(1)传授成为合格公民需要的知识，包括法律、人权、议会制度的关键特征等；(2)锻炼质询和交流的技能，通过分析信息和来源，学会对典型的政治、思想、道德、社会以及文化事务与问题进行思考；(3)锻炼参与和负责行动的技能，包括谈判、参与或决定学校与社区事务等。而中国的公民教育，只止步于对肤浅观念的宣传。
美国《大西洋月刊》介绍了美国印第安纳州最高法院工作人员，如何帮助教师和学生了解法律制度：(1)提供教案给教师，以讲解典型案例的重要法律观点；(2)建立电子法律史博物馆，制作数字和硬盘形式的法律出版物；(3)在公立学校和法庭举办互动性戏剧活动，以展现法院的一些历史性裁决；(4)法官和出庭律师不定期到学校活动。亚伯拉罕·林肯200周年诞辰纪念日之际，最高法院聘请数百名志愿者，到学校里去跟学生交流，“林肯是律师出身，为什么这很重要？”
6.美国中学历史教育，更让中国教师感到难以企及：休斯敦两位老师，设计模拟游戏，让学生组成小组，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经历前后4000年的历史进程
美国中学历史教育达到的高度，更是让中国教师感到难以企及。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里克·布伦南(Rick Brennan)和贾森达内尔(Jason Darnell)两位社会学科老师，根据德克萨斯州的课程标准，设计了一套名为“Historia”的模拟游戏。游戏时间（课程时间）长达一年，在游戏过程中，学生们组建团队，创建文明并维持文明，他们会经历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0年整个历史进程，了解到历史上的那些国家和人物。“假如有个小组由独裁者领导，那这个小组大概花10秒钟就能做出决策，而那些拥有民主政体的小组，花5-10分钟都未必能得出结论。学生们感受真实世界的样子，并进行讨论。”学生都非常兴奋，甚至下课后还能听到他们在走廊上议论这个模拟游戏。
公民、历史甚至是地理教育，都属于社会学科(social studies)，这些课程无法以量化的方式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但这些课程将贯穿英美学生整个基础教育生涯，美国学生在这些课程上获益匪浅。2013年哈特研究会调查显示，95%雇主招聘时看重创新思维，93%看重批评性思维。社会学科不仅鼓励学生发展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也同样鼓励学生发展强大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学会如何建构和表述自己的观点。
7.英美国家不需担心被中国赶超，而应避免变成中国：过去50年，尽管英美国家的学生在各项测试中表现糟糕，但他们在经济生产力、技术创新、民主体制都远胜其他国家
英美国家要做的不是担心自己被中国超过，而是应该避免变成中国。正如美国《纽约书评》作者黛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所说，1964年，美国学生在12个国家参与的一项测试中排在倒数，但随后50年，美国胜过了其他11个国家，无论是经济生产力、军事实力、技术创新还是民主体制。英国《卫报》作者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也认为英国人不应该妄自菲薄，“英国是发达国家中复兴最快的……英国模仿中国教育，什么都学不到。”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education0807.html
Friday, 31 July 2015
【另一面】行业猫腻多，电梯吃人非偶然
60秒读懂专题：中国的电梯维护保养者的资质证书能从淘宝店上网购到质监部门发的真品。官方的电梯质检机构垄断了电梯监测市场，质检人员大揩油水毫不忌讳。维修公司在保养电梯上赚不到钱，就“以修代保”，拿质次价高的部件多次重复修理电梯。
导语：近日，各地纷纷发生“电梯伤人”事故。其实考虑到电梯保养维修业内的现状，这些事故是事有必至。
不论是2014年的长沙还是2011年的北京，官方开办的电梯质检机构垄断了电梯监测市场，质检人员收红包受好处毫不忌讳
中国的电梯安全检测是有官方机构把持垄断的，而其中或明或暗的陋规并不少。按2011年《经济观察报》与《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北京特种设备的行政许可鉴定评审机构，只有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和北京特种设备行业协会两家，“一个是（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儿子，一个是女儿。”。这两个机构在同一幢楼中办公，加起来不到200人，则垄断了特种设备行业（包括电梯）评级、检测、验收的巨大市场。每次两家机构的检测人员到了，企业都要准备红包，这还不包括逢年过节送礼和平日吃喝玩乐的费用。不然，检测人员就到处挑毛病，即使你做到位，依然也会被指出各种问题。按照《经济观察报》的报道北京13万台电梯，一年正规的检测费就是1.3亿元，加上检测人员的各种“吃拿卡要”，为数估计在最少在3亿元以上。
此类情况并非只在一时一地有，按湖南电台2014年的报道，长沙20层高、1吨载重的电梯，电梯年检费用比北京的要多近一倍，还可以通过抽佣的中间人打折：“找个中间人去拉关系……可以打六折，但其中一折优惠下来的钱要给中间人。”不少物业公司还要再给电梯检测人员送点好处：“烟钱，红包钱，吃饭的钱，他们来的交通费也得报销，三千多；要给他们送点红包啊，烟啊，请吃饭之类的，算下来也得4000多块钱。”而给过钱揩过油之后的这些电梯年检，按《三联生活周刊》报道称，“检完发证，电梯出事根本不负责”。
维修保养电梯的专业人员必须有“特种装备操作证”，但“特种装备操作证”在不少培训机构甚至淘宝店都能明码标价买到质监机构颁发的正品
根据中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从事电梯等特种设备安装、维修的专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但央视与《广州日报》都报道了“特种装备操作证”在培训机构甚至网店上能直接花钱买。央视记者是在贵州的培训机构花1600块钱买了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颁发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而揽客的培训机构工作人员表示只要交钱不用培训与考试直接拿证的范畴囊括了电梯司机等三十余个特种设备操作工种。而《广州日报》的报道称：在淘宝店上“卖证”的店家表示，电梯类的作业证件只需1200元就可拿到。不管是电梯机械安装维修、电梯电气安装维修、电梯司机的证书，均可保证真实可查。店家还打包票，“我们加入淘宝消保的，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申请赔偿”。
中国各个电梯验收标准宽严不一，广州的持续满负荷运行时间要求是其他很多城市的两倍
中国电梯要满足的极限标准其实比较宽松。按2011年《南方周末》与《新京报》的报道，北京官方公布的自动扶梯荷载条件：在任何3小时间隔内，持续满负荷重载时间不少于半小时。而广州地铁站内自动扶梯的标准参考香港的要求，是在3小时的时间间隔内，持续满负荷重载时间不小于1小时。日立电梯一位工程师在接受采访时也称在中国各个城市，电梯验收标准并不统一。广州是参照香港标准，验收时要符合两小时满负荷运行，而其他很多城市的验收标准则变成了一小时满负荷运行。
2014年至2015年，多家地方报纸报道电梯维护公司“以修代保”，以价高质次的部件维修，叫价能买两台以上新电梯
从2008年到2015年，地不分南北，每当有电梯事故时，电梯维护保养公司就会在接受媒体采访为同行间恶意压价叫苦，还会对记者诉苦电梯维护保养“人工成本高、顾客压价狠、几乎赔本做生意、盼政府管起来”。但这些公司并非真是等顾客赏饭的绝对弱势，保养电梯没赚头，就在维修电梯的财路上打主意。2014年底《海峡都市报》、2015年5月《温州都市报》、2015年7月《成都商报》，都报道过现在电梯维护公司的“只修不保”或“以修代保”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海峡都市报》的报道中，称电梯企业趁着“电梯技术性强，外行人看不懂，就会有人变着法儿，让电梯经常修，修，修。”换梯利润一般为电梯总价的5%~10%，但维修电梯时“如果按市场价，把所有配件全换一遍，花费可买两台全新电梯。”而《温州都市报》的报道中，提到小区业主与物业发现电梯企业维修时的零部件报价比市场价高3倍多，给了这个价有时电梯维修企业还会提供是“三无产品”的冒充品牌配件。
2011年杭州曾有报废电梯部件拼装的伪劣电梯夹死人，2014年底湖北也出现用废梯部件拼出上百部伪劣电梯的案件
电梯通常使用年限为15年，但2015年7月刚通过的中国《电梯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里，并没有关于报废年限、强制报废过旧电梯的规定。即使已经报废的电梯，经常也被重新拼装成假的新电梯出售。例如2011年新华网报道，杭州市萧山区一电梯维修工在维修一台电梯时被电梯夹死，而事故调查发现，这部电梯竟然是用报废电梯的部件违法拼装的。在当年行政部门随后的排查中发现，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院萧山工作站没有走国家规定的监督检验程序，就为经过化妆的“报废电梯”出具合格报告。电梯顾客向记者称：“不知道自己买了报废电梯，质监部门的合格报告起了关键作用。”而2014年底《法治周末》报道，湖北省也发现一起用废旧翻新的电梯控制柜、轨道、主机等拼装过百部伪劣电梯的案件。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elevator0731.html
导语：近日，各地纷纷发生“电梯伤人”事故。其实考虑到电梯保养维修业内的现状，这些事故是事有必至。
不论是2014年的长沙还是2011年的北京，官方开办的电梯质检机构垄断了电梯监测市场，质检人员收红包受好处毫不忌讳
中国的电梯安全检测是有官方机构把持垄断的，而其中或明或暗的陋规并不少。按2011年《经济观察报》与《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北京特种设备的行政许可鉴定评审机构，只有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和北京特种设备行业协会两家，“一个是（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儿子，一个是女儿。”。这两个机构在同一幢楼中办公，加起来不到200人，则垄断了特种设备行业（包括电梯）评级、检测、验收的巨大市场。每次两家机构的检测人员到了，企业都要准备红包，这还不包括逢年过节送礼和平日吃喝玩乐的费用。不然，检测人员就到处挑毛病，即使你做到位，依然也会被指出各种问题。按照《经济观察报》的报道北京13万台电梯，一年正规的检测费就是1.3亿元，加上检测人员的各种“吃拿卡要”，为数估计在最少在3亿元以上。
此类情况并非只在一时一地有，按湖南电台2014年的报道，长沙20层高、1吨载重的电梯，电梯年检费用比北京的要多近一倍，还可以通过抽佣的中间人打折：“找个中间人去拉关系……可以打六折，但其中一折优惠下来的钱要给中间人。”不少物业公司还要再给电梯检测人员送点好处：“烟钱，红包钱，吃饭的钱，他们来的交通费也得报销，三千多；要给他们送点红包啊，烟啊，请吃饭之类的，算下来也得4000多块钱。”而给过钱揩过油之后的这些电梯年检，按《三联生活周刊》报道称，“检完发证，电梯出事根本不负责”。
维修保养电梯的专业人员必须有“特种装备操作证”，但“特种装备操作证”在不少培训机构甚至淘宝店都能明码标价买到质监机构颁发的正品
根据中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从事电梯等特种设备安装、维修的专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但央视与《广州日报》都报道了“特种装备操作证”在培训机构甚至网店上能直接花钱买。央视记者是在贵州的培训机构花1600块钱买了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颁发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而揽客的培训机构工作人员表示只要交钱不用培训与考试直接拿证的范畴囊括了电梯司机等三十余个特种设备操作工种。而《广州日报》的报道称：在淘宝店上“卖证”的店家表示，电梯类的作业证件只需1200元就可拿到。不管是电梯机械安装维修、电梯电气安装维修、电梯司机的证书，均可保证真实可查。店家还打包票，“我们加入淘宝消保的，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申请赔偿”。
中国各个电梯验收标准宽严不一，广州的持续满负荷运行时间要求是其他很多城市的两倍
中国电梯要满足的极限标准其实比较宽松。按2011年《南方周末》与《新京报》的报道，北京官方公布的自动扶梯荷载条件：在任何3小时间隔内，持续满负荷重载时间不少于半小时。而广州地铁站内自动扶梯的标准参考香港的要求，是在3小时的时间间隔内，持续满负荷重载时间不小于1小时。日立电梯一位工程师在接受采访时也称在中国各个城市，电梯验收标准并不统一。广州是参照香港标准，验收时要符合两小时满负荷运行，而其他很多城市的验收标准则变成了一小时满负荷运行。
2014年至2015年，多家地方报纸报道电梯维护公司“以修代保”，以价高质次的部件维修，叫价能买两台以上新电梯
从2008年到2015年，地不分南北，每当有电梯事故时，电梯维护保养公司就会在接受媒体采访为同行间恶意压价叫苦，还会对记者诉苦电梯维护保养“人工成本高、顾客压价狠、几乎赔本做生意、盼政府管起来”。但这些公司并非真是等顾客赏饭的绝对弱势，保养电梯没赚头，就在维修电梯的财路上打主意。2014年底《海峡都市报》、2015年5月《温州都市报》、2015年7月《成都商报》，都报道过现在电梯维护公司的“只修不保”或“以修代保”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海峡都市报》的报道中，称电梯企业趁着“电梯技术性强，外行人看不懂，就会有人变着法儿，让电梯经常修，修，修。”换梯利润一般为电梯总价的5%~10%，但维修电梯时“如果按市场价，把所有配件全换一遍，花费可买两台全新电梯。”而《温州都市报》的报道中，提到小区业主与物业发现电梯企业维修时的零部件报价比市场价高3倍多，给了这个价有时电梯维修企业还会提供是“三无产品”的冒充品牌配件。
2011年杭州曾有报废电梯部件拼装的伪劣电梯夹死人，2014年底湖北也出现用废梯部件拼出上百部伪劣电梯的案件
电梯通常使用年限为15年，但2015年7月刚通过的中国《电梯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里，并没有关于报废年限、强制报废过旧电梯的规定。即使已经报废的电梯，经常也被重新拼装成假的新电梯出售。例如2011年新华网报道，杭州市萧山区一电梯维修工在维修一台电梯时被电梯夹死，而事故调查发现，这部电梯竟然是用报废电梯的部件违法拼装的。在当年行政部门随后的排查中发现，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院萧山工作站没有走国家规定的监督检验程序，就为经过化妆的“报废电梯”出具合格报告。电梯顾客向记者称：“不知道自己买了报废电梯，质监部门的合格报告起了关键作用。”而2014年底《法治周末》报道，湖北省也发现一起用废旧翻新的电梯控制柜、轨道、主机等拼装过百部伪劣电梯的案件。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elevator0731.html
Monday, 27 July 2015
【另一面】恐怖组织捞钱法：卖假伟哥盗信用卡
导语：日前袭击中国、卡特尔等国驻索马里使馆的“索马里青年党”，从2006年初创时的小规模团体到2011年后屡次进行重大袭击，其效仿同行不断改进的筹资方式起了重要作用。
60秒读懂专题：恐怖组织的筹资方式并不只是绑架勒索、抢劫贩毒这几样，它们也学会了收入来源多样化。“基地”组织在欧洲搞信用卡诈骗，真主党在美国卖假“伟哥”，伊拉克恐怖分子在ebay上卖古文物，“索马里青年党”往远东走私象牙与犀角，“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甚至能用假出口与假工程从英国政府骗补贴与骗税。
此次袭击多国使馆的“索马里青年党”一年内杀3万头大象、杀犀牛数隔年翻倍，取象牙与犀角后倒卖到远东，现金流占恐怖组织收入来源的40%
恐怖组织的筹款形式并不止有绑架、勒索、抢劫、募捐、贩毒、贩军火这几种老套的路数，2000年《恐怖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就提到了“那些无法从‘即抢即用’过渡到可靠的经济规划的恐怖组织都消亡了，存活下来的恐怖组织都学会了将收入来源多样化”。比如此次袭击使馆的“索马里青年党”即是通过为盗猎组织武力开道，协助盗猎者捕杀珍稀动物筹款。
这些恐怖组织将自己的武力优势变现为资金来源。“索马里青年党”经常招募职业盗猎者一同进攻邻国肯尼亚的自然保护区。在“青年党”武力开道后，职业盗猎者负责猎杀大象与犀牛、卸取象牙与犀角。按英国媒体的报道，“索马里青年党”在2012年内在肯尼亚等国就枪杀60名大象保护区巡视人、3万头大象，2013年在“青年党”的撑腰下盗猎犀牛案件数量比上年激增一倍。盗猎得到的犀角与象牙贩往热爱牙雕与相信犀角能治阳痿等病的远东国家，替“索马里青年党”产出了源源不断的现金收入流。按致力于大象保护的民间组织2011年统计，盗猎带来的非法象牙贸易为“索马里青年党”提供了每月20万至60万美元的收入，占这个恐怖组织收入来源的40%。
南美恐怖分子通过贩毒路线倒卖古文物，伊拉克恐怖分子在ebay上卖古字版与印模，“911”事件主凶穆罕默德·阿塔向德国大学教授兜售阿富汗文物，说“要为上飞行课筹钱”
东非的恐怖分子可以卖象牙犀角，其他地方的恐怖分子也能对本地的珍异文物打主意。文物买卖不仅因为油水丰厚受恐怖分子青睐，同时还能为跨国恐怖活动带来更大便利：文物因为价值高又便携，经常被当做恐怖分子购买军火与后勤物资的抵押物或头期付款方式，很难被截获阻止。南美的共产主义恐怖分子以贩毒途径贩运盗掘的南美古代文物，曾有走私飞机在伯利兹或危地马拉的丛林小机场上货后，在目的地美国科罗拉多州被截获了三百多磅毒品和价值数万美元的哥伦布时代之前的文物。
更典型的例子发生在伊拉克，恐怖分子贩运盗抢来的文物的时间远早于“伊斯兰国”打劫北伊拉克的博物馆。而且恐怖分子贩文物的手法一直在进化：策划“911”事件的主凶穆罕默德·阿塔曾试图向一个德国哥廷根大学兜售盗掘的阿富汗文物，当狐疑的教授质问文物的来源和货款的最终去处时，穆罕默德·阿塔说“他要筹钱在美国上飞行培训班”。而在几年后恐怖分子就学会了网上拍卖被盗文物，不用和买主见面。2006年美国考古协会就称每年伊拉克有价值一千万到两千万的文物流入黑市，其中十万到十五万的古字版与印模有一大部分是在购物网站ebay上拍卖。
真主党在美国卖假“伟哥”，“基地”组织往丹麦倒卖数吨假凡士林油和假洗发水
除了卖高端稀缺的赃物，恐怖分子也做量大从优的假货买卖。在20世纪90年代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曾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场截获十万件仿冒商标的T恤，这些假T恤是恐怖份子拉赫曼酋长在支持1993第一次世贸中心袭击后为继续袭击纽约市地标建筑而指挥下属倒卖的。2002年丹麦海关截获了一集装箱的假洗发香波、假洗面乳、假古龙水、假香水，和八吨假凡士林油。2004年，美国洛杉矶警方查获价值数十万美元的假耐克鞋、仿冒运动衫等仿冒衣物和两件未登记枪支，在登记疑犯时发现疑犯是黎巴嫩真主党的外围分子。在底特律市的两件相似案件中，发现涉案真主党潜伏团队除了卖假香烟，还卖假“伟哥”。2007年9月，美国警方在美加边界查获5名真主党分子来回倒卖假“伟哥”与大麻烟卷纸，这些人每月进账50万美元。
“基地”组织的三名成员两年内用钓鱼软件和木马病毒盗取信用卡信息，赚了数百万美元、注册了180个圣战宣传网站域名
恐怖分子的新募款方式中，除了卖力气的以外，也颇有高技术含量的犯罪手法，信用卡欺诈就是其中之一。按照美国一家智库2008年的研究，“基地”组织伙同阿尔及利亚黑帮，在法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长期进行信用卡欺诈，单此一项月收入就超过一百万美元，根据2006年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报告，2004年的马德里爆炸案与2005年的伦敦地铁爆炸就部分受此项收入支持。2005年在伦敦被捕的三个摩洛哥裔“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用钓鱼诈骗邮件和木马病毒盗取了超过三万七千份信用卡的信息。从信用卡欺诈活动中，这三个人于两年内赚取了数百万美元并在43个赌博网站上“洗干净”。他们用盗来的信用卡注册了180个圣战宣传网站域名、为前去伊拉克的恐怖分子采购了250张机票和睡袋、夜视镜等装备。
“临时爱尔兰共和军”通过假生猪出口和假分包工程骗取英国政府的出口补贴、税收与社会福利
信用卡诈骗并不算最费脑子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PIRA）有着恐怖组织筹款演进史上最特别的诈骗对象：英国海关与政府。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临时爱尔兰共和军”靠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边界处的农场进行了长期的出口补贴诈骗。当时的英国农场主从英国领土往欧共体国家出口每只生猪都会收到12美元的补贴，PIRA的走私团伙就白天从边境农场上把生猪从英国领土北爱尔兰运到爱尔兰这个欧共体国家，领到补贴后晚上就把猪只从走私小道上运回北爱，如此周而复始，在1990年代时一个农场的猪每月就能“转圈”出数百万美元进账。
除了出口补贴诈骗，PIRA还进行偷税诈骗和社会福利诈骗：英国的税制中允许有雇员的有证建筑承包商年末30%的税，PIRA就伪造建筑商资质证明，开办大批空壳建筑公司，用这些假公司层层将建筑工程做假分包，最后真正承建工程的建筑公司必须要假开除工人，来伪装成一个破产的、无雇员的公司，然后必须把30%的税交给PIRA而非政府，让工人领着失业福利上班。一个骗局中既截留了英国政府的税收，又骗英国政府多支出社会福利。
恐怖分子筹款方式还有“旧瓶新酒”式：北非黑帮与“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形成了“肉票转包抽成”的绑架模式，“库尔德工人党”发展出“偷渡—勒索一条龙经营”
即使老套的绑架、勒索等路数，恐怖组织们在新世纪也被用出了新意。2009年至2013年的美国媒体报道中都提到：虽然“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声称为撒哈拉地区的几乎所有绑架外国人案件负责，但其实有很多受害者是被塞舌尔、乍得等国没有特定意识形态倾向的犯罪组织伙同腐败官员绑走，然后“转包”给“基地”恐怖分子、让他们向受害者家庭索要赎金。犯罪团伙、腐败官员要从“基地”收到手的赎金里提成。再比如在学者路易丝·谢莉的著作《肮脏的纠结：腐败、犯罪与恐怖主义》中提到，“库尔德工人党”（PKK）是土耳其对外偷渡人口犯罪的最大团伙。PKK先做“蛇头”，收取佣金后把土耳其偷渡客运到西欧去，然后再盯住成功落脚的偷渡客，一旦他们找到工作，PKK马上找上门去以“会员费”的名义勒索保护费。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terrorfinance0728.html
Tuesday, 14 July 2015
【另一面】政府补贴养活了劣质国产动画
导语：7月，饱受争议的《汽车人总动员》如期上院线，还获得管理部门规定的国产动画扶持补贴。播出奖励政策成为许多动画公司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的罪魁祸首，而政府补贴恰恰是养活劣质国产动画的幕后推手。
六十秒读懂专题：2004年后，政府以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大力扶持国产动画，并对进口动画限制播出，将黄金时档播出资源划给国产动画。政府扶持国产动画产业的规则没有质量好坏的标准核定，多是从产量、播出平台等标准核定。播出奖励政策反而成为许多动画公司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的罪魁祸首，甚至不少动画企业直接按照经典老动画的剧情和分镜，直接改造成3D动画。抄袭《赛车总动员》的国产动画《汽车人总动员》的导演卓建荣就表示，进军国产动画业主要是看中政府补贴。
1.在中国做动画，利来自政策：2004年后，以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大力扶持国产动画，并对进口动画限制播出，将黄金时档播出资源划给国产动画
2004年之前，进口动画片几乎占领了中国动画市场，2004年后，针对原创动画片的扶持政策陆续出台，以税收优惠和补贴大力扶持国产动画。比如，动画制作公司可以向地方政府申请立项，只要动画片在电视台播出，制作公司就可以拿到补贴。其他还有三费减免、办公场地租金减免、人才奖励基金等等。
2005年，《关于促进中国动画创作发展的具体措施》实施，规定在动画片收视黄金时段，国产动画片的播出总量不得少于60%。自2006年9月1日起，更要求中国各级电视台的频道在每天17点到20点不能播出境外动画片，并要求国产动画片在少儿频道中每天播出量不少于70%。此后“禁播令”时间范围延长到22点。而这些政策条文释放出了强烈的信号：在中国做动画，有利可图。
2.政策补贴只顾数量和平台，质量则无规定：深圳规定，在副省级以上电视台播出，2D动画补贴500元/分钟，3D动画补贴1000元/分钟；在央视播出补贴翻倍
政府扶持国产动画产业的规则没有质量好坏的标准核定，多是从产量、播出平台等标准核定。很多省市对本地动画企业补贴标准都是按照分钟补贴，以石家庄规定为例，“凡在省级电视台首播的，按二维动画片每分钟800-1500元、三维动画片每分钟1500-2500元标准奖励动漫企业，最高不超过20万元；在中央台及境外电视主流媒体首播的，按二维动画片每分钟2000元、三维动画片每分钟5000元标准奖励动漫企业，最高不超过50万元。”
深圳对动漫作品的奖励规定是，“原创影视动画作品，在副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电视台播出，按二维动画片每分钟500元、三维动画片每分钟1000元标准，给予原创企业一次性奖励，但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按照每分钟二维1000元、三维2000元标准，给予原创企业一次性奖励。”
3.费力搞质量，不如直接“跪求”渠道，因为只要在电视台播出，国产动画就可以从政府赚到钱。倒贴钱把动画卖给电视台也就不足为奇
国产动画只要可以在电视台播放，就意味着能够从政府赚到钱。为了能够在电视台播出，会以极低的价格卖给电视台，转而靠政府补贴保本维持生存。以深圳《憨八龟的故事》为例，其第一部央视购买价为800元/分钟，第二部为600元/分钟；在地方卡通频道中，上海炫动最高，200多元/分钟，北京卡酷、广东嘉佳均为100多元/分钟；国内各省、市级电视台则一般低于100元/分钟，最低的只有30元/分钟。
不少动画片要想在电视台播出，还要倒贴钱给电视台。北京迪生动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世界动画协会中国秘书长李中秋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贴钱给电视台表面上亏损了，但动漫公司却有可能得到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财政的奖励，如果制作成本低的话，动谩公司不但不会亏而且还会有赚头。
4.动画片产量随着补贴力度变化，造成“世界第一动画生产大国”的繁荣假象，2014年各地政府减少补贴力度，动画片产量便急剧下跌，仅为2011年最高产量的一半左右
从效果看，各地奖励政策的出台，多半只是增加了动画片产量。根据《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2004年，在推出相关鼓励政策后，当年国产动画时长就达到了2.18万分钟；2005年，国产动画时长达到4.27万分钟；2006年，国产动画时长达到8.23万分钟；2007年，国产动画产量达186部，时长达10万分钟；2011年中国全年动画片时长达到最高值，为26.12万分钟，成为世界第一动画生产大国。
2014年起由于各地政府减少补贴力度，动画片产量急剧下跌。2014年，全国制作完成的国产电视动画片共138579分钟（折合约2310小时），同比下降32.31%，为2009年以来最低产量，仅相当于2011年最高产量的一半左右。
5.政府补贴不顾质量，也无视抄袭。国产动画《心灵之窗》抄袭日本动漫《秒速五厘米》不仅能在央视播出，还获得广西最高的文艺奖项铜鼓奖
由于各地对获得奖项的动漫原创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奖励；但无鉴定“抄袭、山寨”的标准，导致抄袭、山寨事件频发。2009年，号称国内第一部大型系列德育动画片的《心灵之窗》在央视热播。动画播出不久后，就有网友爆出《心灵之窗》的动画分镜大量山寨曾在日本引发热烈讨论的里程碑式经典作品《秒速五厘米》，部分场景几乎完全一致，抄袭比例至少接近25%。即便是抄袭率如此之高的动画片，依旧能在央视少儿频道播放，还获得了广西最高的文艺奖项铜鼓奖。
6.3D动画补贴高，骗钱更容易，同等条件下3D动画补贴是2D的两倍。但结果则是被传成笑柄的《高铁侠》的出炉，更被曝光是按照《铁胆火车侠》剧情和分镜直接改造成3D动画
中国各地的动漫扶持政策大致相同，3D动画在2D基础上常会加倍奖励，例如辽宁省对动画的补贴是二维动画每分钟补贴500元，三维动画每分钟补贴1000元。由于3D动画的补贴高于2D动画，诸多动画公司选择多制作3D动画，少制作2D动画，为了降低制作成本，国产3D动画更是出现了大量劣质品，甚至直接从国外动画片里抄。
国产动画片抄袭最严重的为2011年的《高铁侠》。这部由沈阳非凡创意动画制作有限公司制作的动画片一经播出，就被质疑从人物、情节、分镜头、对白上，几乎和10余年前的日本动漫《铁胆火车侠1998年》一模一样，被称为汉化版的《铁胆火车侠》。《高铁侠》播出后，该公司前员工曾爆料称，公司老板找以前的经典老动画，按照此动画的剧情和分镜，直接改造成3D动画，这样动画人员只需要看着原动画照着抠动作就可以。“靠着这种‘先进的管理体系’达到了年产1.2万分钟以上的神话，打造了业界传奇。《高铁侠》就属于这类项目。”
7.高额补贴让国产动画无视票房，可以在差评如潮的情况下继续谋划续集。《汽车人总动员》的导演卓建荣表示，进军国产动画业主要是看中政府补贴，明年要接着拍续集
7月4日上映的《汽车人总动员》因与皮克斯的《赛车总动员》十分相似，《汽车人总动员》中的三辆车外形，酷似《赛车总动员》的闪电麦昆、士官长和法兰斯高。上映后的《汽车人总动员》票房并不理想，甚至收获了99%的差评，但是导演卓建荣表示，明年要接着拍续集。
实际上，卓建荣制作国产动画，是看中政府补贴。2014年5月卓建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进军动漫产业的动机是政府有相关的政策扶持。卓建荣创立的蓝火焰影视网站显示的公司地址在厦门市软件园。在2013年，厦门政府出台了对本地动漫企业的优惠政策，其中原创电影动画在全国性院线和央视电影频道播出，每分钟补贴3000元；在地区性院线播出每分钟补贴1500元。根据公开信息显示，该片片长为85分钟，且目前已经在全国性的院线公映，那么按照政策，至少可以拿到255000元。此外蓝火焰还能从另外两条“人才培训补贴”和“房租补贴”中获益。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guochandonghua0715.html
六十秒读懂专题：2004年后，政府以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大力扶持国产动画，并对进口动画限制播出，将黄金时档播出资源划给国产动画。政府扶持国产动画产业的规则没有质量好坏的标准核定，多是从产量、播出平台等标准核定。播出奖励政策反而成为许多动画公司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的罪魁祸首，甚至不少动画企业直接按照经典老动画的剧情和分镜，直接改造成3D动画。抄袭《赛车总动员》的国产动画《汽车人总动员》的导演卓建荣就表示，进军国产动画业主要是看中政府补贴。
1.在中国做动画，利来自政策：2004年后，以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大力扶持国产动画，并对进口动画限制播出，将黄金时档播出资源划给国产动画
2004年之前，进口动画片几乎占领了中国动画市场，2004年后，针对原创动画片的扶持政策陆续出台，以税收优惠和补贴大力扶持国产动画。比如，动画制作公司可以向地方政府申请立项，只要动画片在电视台播出，制作公司就可以拿到补贴。其他还有三费减免、办公场地租金减免、人才奖励基金等等。
2005年，《关于促进中国动画创作发展的具体措施》实施，规定在动画片收视黄金时段，国产动画片的播出总量不得少于60%。自2006年9月1日起，更要求中国各级电视台的频道在每天17点到20点不能播出境外动画片，并要求国产动画片在少儿频道中每天播出量不少于70%。此后“禁播令”时间范围延长到22点。而这些政策条文释放出了强烈的信号：在中国做动画，有利可图。
2.政策补贴只顾数量和平台，质量则无规定：深圳规定，在副省级以上电视台播出，2D动画补贴500元/分钟，3D动画补贴1000元/分钟；在央视播出补贴翻倍
政府扶持国产动画产业的规则没有质量好坏的标准核定，多是从产量、播出平台等标准核定。很多省市对本地动画企业补贴标准都是按照分钟补贴，以石家庄规定为例，“凡在省级电视台首播的，按二维动画片每分钟800-1500元、三维动画片每分钟1500-2500元标准奖励动漫企业，最高不超过20万元；在中央台及境外电视主流媒体首播的，按二维动画片每分钟2000元、三维动画片每分钟5000元标准奖励动漫企业，最高不超过50万元。”
深圳对动漫作品的奖励规定是，“原创影视动画作品，在副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电视台播出，按二维动画片每分钟500元、三维动画片每分钟1000元标准，给予原创企业一次性奖励，但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按照每分钟二维1000元、三维2000元标准，给予原创企业一次性奖励。”
3.费力搞质量，不如直接“跪求”渠道，因为只要在电视台播出，国产动画就可以从政府赚到钱。倒贴钱把动画卖给电视台也就不足为奇
国产动画只要可以在电视台播放，就意味着能够从政府赚到钱。为了能够在电视台播出，会以极低的价格卖给电视台，转而靠政府补贴保本维持生存。以深圳《憨八龟的故事》为例，其第一部央视购买价为800元/分钟，第二部为600元/分钟；在地方卡通频道中，上海炫动最高，200多元/分钟，北京卡酷、广东嘉佳均为100多元/分钟；国内各省、市级电视台则一般低于100元/分钟，最低的只有30元/分钟。
不少动画片要想在电视台播出，还要倒贴钱给电视台。北京迪生动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世界动画协会中国秘书长李中秋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贴钱给电视台表面上亏损了，但动漫公司却有可能得到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财政的奖励，如果制作成本低的话，动谩公司不但不会亏而且还会有赚头。
4.动画片产量随着补贴力度变化，造成“世界第一动画生产大国”的繁荣假象，2014年各地政府减少补贴力度，动画片产量便急剧下跌，仅为2011年最高产量的一半左右
从效果看，各地奖励政策的出台，多半只是增加了动画片产量。根据《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2004年，在推出相关鼓励政策后，当年国产动画时长就达到了2.18万分钟；2005年，国产动画时长达到4.27万分钟；2006年，国产动画时长达到8.23万分钟；2007年，国产动画产量达186部，时长达10万分钟；2011年中国全年动画片时长达到最高值，为26.12万分钟，成为世界第一动画生产大国。
2014年起由于各地政府减少补贴力度，动画片产量急剧下跌。2014年，全国制作完成的国产电视动画片共138579分钟（折合约2310小时），同比下降32.31%，为2009年以来最低产量，仅相当于2011年最高产量的一半左右。
5.政府补贴不顾质量，也无视抄袭。国产动画《心灵之窗》抄袭日本动漫《秒速五厘米》不仅能在央视播出，还获得广西最高的文艺奖项铜鼓奖
由于各地对获得奖项的动漫原创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奖励；但无鉴定“抄袭、山寨”的标准，导致抄袭、山寨事件频发。2009年，号称国内第一部大型系列德育动画片的《心灵之窗》在央视热播。动画播出不久后，就有网友爆出《心灵之窗》的动画分镜大量山寨曾在日本引发热烈讨论的里程碑式经典作品《秒速五厘米》，部分场景几乎完全一致，抄袭比例至少接近25%。即便是抄袭率如此之高的动画片，依旧能在央视少儿频道播放，还获得了广西最高的文艺奖项铜鼓奖。
6.3D动画补贴高，骗钱更容易，同等条件下3D动画补贴是2D的两倍。但结果则是被传成笑柄的《高铁侠》的出炉，更被曝光是按照《铁胆火车侠》剧情和分镜直接改造成3D动画
中国各地的动漫扶持政策大致相同，3D动画在2D基础上常会加倍奖励，例如辽宁省对动画的补贴是二维动画每分钟补贴500元，三维动画每分钟补贴1000元。由于3D动画的补贴高于2D动画，诸多动画公司选择多制作3D动画，少制作2D动画，为了降低制作成本，国产3D动画更是出现了大量劣质品，甚至直接从国外动画片里抄。
国产动画片抄袭最严重的为2011年的《高铁侠》。这部由沈阳非凡创意动画制作有限公司制作的动画片一经播出，就被质疑从人物、情节、分镜头、对白上，几乎和10余年前的日本动漫《铁胆火车侠1998年》一模一样，被称为汉化版的《铁胆火车侠》。《高铁侠》播出后，该公司前员工曾爆料称，公司老板找以前的经典老动画，按照此动画的剧情和分镜，直接改造成3D动画，这样动画人员只需要看着原动画照着抠动作就可以。“靠着这种‘先进的管理体系’达到了年产1.2万分钟以上的神话，打造了业界传奇。《高铁侠》就属于这类项目。”
7.高额补贴让国产动画无视票房，可以在差评如潮的情况下继续谋划续集。《汽车人总动员》的导演卓建荣表示，进军国产动画业主要是看中政府补贴，明年要接着拍续集
7月4日上映的《汽车人总动员》因与皮克斯的《赛车总动员》十分相似，《汽车人总动员》中的三辆车外形，酷似《赛车总动员》的闪电麦昆、士官长和法兰斯高。上映后的《汽车人总动员》票房并不理想，甚至收获了99%的差评，但是导演卓建荣表示，明年要接着拍续集。
实际上，卓建荣制作国产动画，是看中政府补贴。2014年5月卓建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进军动漫产业的动机是政府有相关的政策扶持。卓建荣创立的蓝火焰影视网站显示的公司地址在厦门市软件园。在2013年，厦门政府出台了对本地动漫企业的优惠政策，其中原创电影动画在全国性院线和央视电影频道播出，每分钟补贴3000元；在地区性院线播出每分钟补贴1500元。根据公开信息显示，该片片长为85分钟，且目前已经在全国性的院线公映，那么按照政策，至少可以拿到255000元。此外蓝火焰还能从另外两条“人才培训补贴”和“房租补贴”中获益。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guochandonghua0715.html
Monday, 13 July 2015
【另一面】回顾希腊债务危机“光辉历程”
60秒读懂专题：六年来希腊的借债、减债、赖债等等在热点新闻中挥之不去。希腊从做假账混入欧元区开始，到屡次接受纾困注资，再到屡次发出赖债与“退出欧元区”威胁，终于到了今天的“开始实践威胁，债主却不就范”的地步。
导语：2015年7月13日，欧元集团成员国首脑会议通过新一款希腊经济改革方案。“希腊欠债”，已经在媒体的头条上盘旋六年了，其来龙去脉却不一定人人皆知。
希腊债务危机源头：2001年为达到欧元区成员国标准，希腊聘高盛做假账，掩盖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
六年来持续不断的希腊债务危机，根源从2001年开始。根据欧盟部分国家于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元区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然而刚加入欧元区的希腊未达到这两项标准，便求助于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做假账。高盛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使国家预算赤字从账面上看仅为GDP的1.5％，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财经专栏作者西蒙•库柏在文章中记载了当时金融界的惊讶：“1998年3月，希腊突然决定加入欧洲汇率机制(ERM)——进入欧元区的门户。交易员们震惊了。没错，不久前希腊官方经济统计表现出不可思议的起色，但是希腊仍然未达到加入单一货币的任何一条标准。尽管如此，2001年希腊正式加入了欧元区。”
希腊债务危机诱因：加入欧元区后，希腊政府四处借贷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2008年金融危机后，希腊国债被评为垃圾
在加入欧元区后，希腊政府利用欧元区内宽松的信贷环境，倾向于以四处借贷来扩大政府开支，给经济注水。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也大幅度超支。希腊不得不大笔举债来应付需要。但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借贷的成本急剧升高，希腊政府筹措资金日益困难。2009年末，新上台的中左翼“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政府透露财政赤字实际上远大于之前披露的数据，实际承认了上任政府财政造假。当时希腊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高达12.7%，远高于欧盟规定的3％上限，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则高达110%。2010年1月底2月初，货币掉期交易即将到期，高盛决定不再为希腊护盘，做空希腊债券。2010年4月，希腊国债的评级被降为垃圾级，希腊的财政与金融环境开始了漫长的恶化之路，希腊债务危机由此开始。
希腊债务危机缓解：2010年以来，欧盟、欧洲央行、IMF曾有两次大规模减免债务与注资
2010年5月，“三驾马车”（欧盟、欧洲央行、IMF）宣布向希腊提供1100亿欧元的三年期贷款，为希腊解困。2011年7月21日欧盟峰会宣布将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的债务偿还最低期限从7年延期到15年、私人债权人放弃21%的债权、将债务利率降低到3.5%。2011年10月27日欧盟峰会经过艰苦磋商，出台了一揽子欧债危机解困方案：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从4400亿欧元扩大至1万亿欧元以上；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同意放弃53，5%的债权，其余的交换成利息较低、期限最长达30年的债券；向欧洲银行业注资约1000亿欧元，将约90家欧洲大型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至9%。两轮大规模的外部注资与减免债务，并没有换来希腊政府的配合，所以当希腊现任总理2015年7月在峰会上要求欧元区国家再减免一千亿美元债务时，遭到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拒绝。
希腊债务危机恶化：2012年以来每次政府换届就有赖债威胁，2015年极左政府上台后终于开始实践威胁
其实，欧盟对债台高筑经济衰退的成员国，提出以缓减债务换取财政撙节与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方案，并不止希腊一例。例如爱尔兰、西班牙等国为提振经济与恢复财政都采取了欧盟提供的相似财政紧缩措施，而效果都很正面：爱尔兰的经济在2014年实现4.8%的经济增长，超过大部分欧元区国家；西班牙的行业注资也已基本完成，金融体系基本恢复并且开始偿还欧洲稳定机制的贷款。
唯有希腊，每当政府换届，债权人们就得担心新政府是否会撕毁既定的“纾困换紧缩”协议，甚至直接赖账、退出欧元区。比如2012年希腊国会选举时，欧盟与IMF就担心反对财政紧缩的激进左派联盟会胜出，因为激进左派联盟的竞选政纲就是撕毁既定协议与赖债，还好当时是支持纾困协议的新民主党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联盟以约2%差距胜出。但2015年激进左翼联盟终于上台，立马开始了撕毁协议的政策措施，拒绝执行原有救助协议中的紧缩改革要求。现任希腊总理齐普拉斯逋一上任，就对议会发表讲话，明言要终止希腊与“三驾马车”达成的现有贷款救助协议，认为希腊人在这项救助计划中遭到压榨，要求国际社会削减债务，否则就不还钱。
希腊债务危机激化：2015年希腊政府发动公投来赖债，“反击帝国主义逼债与经济干涉”。债权国不受要挟，表示不减免债务，已为“希腊退欧”做好了细节准备
2015年6月25日，希腊的债主们提出将已经到期的现有救助协议再延长5个月，其间希腊可获得155亿欧元贷款。作为交换，希腊将继续在债权人“监管”下，实施一系列紧缩和改革措施。希腊总理两天后宣布要在7月5日将协议付诸公投，并用“反击帝国主义逼债与经济干涉”腔调的言论，呼吁国民否决救助协议。7月6日，希腊公投结果：以压倒性多数拒绝了债权人的要求。以当时的形势，希腊公投结果形同宣布退出纾困协议，希腊的银行就无法继续接到债主之一的欧洲央行的当期注资，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希腊国内既没有足够欧元现钞流通、又无法支付马上到期的债务，实质就是退出欧元区与完全赖债的前奏。
希腊政府显然要用公投结果与“退欧”威胁来要挟债主们继续减免债务，但在收到多次不还钱与退出欧元区的威胁之后，作为债权人的欧元区国家的耐心与信任都已经被消磨到极限。在公投结果消息传出后，2015年7月8日的欧盟临时峰会上，欧元区国家的首脑们大都表态不接受希腊的要挟、不减免债务，斥责希腊政府动摇欧元货币联盟，并且一改之前讳莫如深的态度，表示“我们已经为‘希腊退欧’做好了细节准备”。
债权国不接受希腊再次赖债的原因：一旦屈服，其他债务国的极左政党会起而效尤，同时给债权国中的反欧盟政党提供把柄，并且牺牲了债权国之中小国的利益
欧盟不减免希腊债务，有着很实际的原因。正如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在近三十年前指出的一样，欧元区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习俗，公民效忠于其各自的祖国而非共同市场或‘欧洲’这个概念”。如果希腊激进左翼政府以“击败帝国主义逼债”的民族狂热引导赖账公投成功后，又成功以紧接的“退欧”后果挟持欧盟减免债务。那么迄今为止执行“纾困换紧缩”协议的国家不止一个，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都在为恢复经济实施紧缩与改革，这些国家也不缺乏类似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以赖债与民族狂热为号召的激进左翼政党，如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这种极左政党将赢得更大人气。
而且在已经向希腊提供巨额贷款的国家（德国、芬兰、法国和荷兰），选民们将不得不被告知，这些贷款可能永远收不回来，他们还将为挽救将巨款借给希腊的银行牺牲更多。若果真如此，债权人国家中反对借债的反欧盟政党，如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和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很可能将赢得更大支持。
而且欧盟的救援注资是按成员国经济体量比例分摊的，也就是说希腊等接受纾困援助的国家，欠的并不只是德国与法国等富国的钱，也欠着马耳他、立陶宛这些欧盟内部小国与穷国的钱。所以不止德国财长秉着一贯的立场反对向希腊屈服，立陶宛总理也会强调，“希腊浪费其他国家时间的派对已经结束……不能让一个国家享受盛宴，过度开支，然后让其他国家的人买单，包括我们的公民，他们拿着比希腊低很多的养老金和工资。”
希腊债务危机再次缓解：2015年7月13日新的希腊经济改革方案协商成功：债主不给希腊减免债务，希腊从债主处又拿到500亿欧元
在希腊的减债要求无法被满足、欧盟也不愿欧元区开始崩解的情况下，双方在2015年7月13日协商好了新的希腊经济改革方案。希腊放弃要求债主们继续减免债务，而德国提出的“国际债权人派代表进驻雅典监督立法、希腊将500亿欧元国有资产作为新贷款质押、若无法协商好就让希腊暂时退出欧元区至少五年”的强硬方案也没实行。英国《金融时报》披露的现行救助方案是欧元区国家首脑就为希腊成立500亿欧元私有化基金达成一致，私有化基金将在希腊设立，由希腊政府管理，相关欧洲机构监督。其中250亿欧元用于希腊银行和其他资产的资本重组，剩余250亿欧元中的一半用于降低希腊债务与GDP之比，另一半用于投资。欧元区国家首脑还要求希腊政府采取以下行动：制定规模明显扩大的私有化方案；有价值的希腊资产转移到独立的基金，通过私有化等方式实现这类资产的货币化。
希腊债务危机远未结束：双方都不够满意新改革方案，希腊的极左政客已经在要求“丧权辱国”的政府下台了，国际投机者也认为欧盟会继续给希腊经济兜底
虽然希腊暂时免除了退出欧元区的前景，但希腊债务危机不会就此完结，因为刚通过的改革方案仍然是债主和欠债人都不满意的。有分析师称希腊债务危机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让希腊政府来管理纾困基金，“无异于让疯子管理收容所”。至于欠债的希腊一方，更是怨声载道，打算发出新一轮赖债威胁了。只有在2015年7月15日希腊议会通过了这一版改革方案后，欧盟才会开始商讨下一轮的具体援助计划，而这一版改革方案比7月6日公投否决的原方案更严格。希腊极左派别领袖、政府能源部长在7月10日就发誓，公投的“NO”不会变成羞辱性的“YES”。希腊政府的极左派劳工部长在方案通过当天表示，已经要求在今年提前进行大选，现在正在讨论的援助计划是不可行的。希腊是否会重演2012年以来“接受欧盟条件——政府提前换届——新政府继续撒泼打滚”的套路，实在难说。而国际投机者更不认为改革方案会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按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希腊赖债公投当周，投机者的欧元做空仓位下降3亿美元，达到137亿美元，甚至低于2011年希腊宣称要公投时的情况。高盛称，这表明市场已经习惯了希腊与债权人在最后一分钟达成协议。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greecebailout0714.html
导语：2015年7月13日，欧元集团成员国首脑会议通过新一款希腊经济改革方案。“希腊欠债”，已经在媒体的头条上盘旋六年了，其来龙去脉却不一定人人皆知。
希腊债务危机源头：2001年为达到欧元区成员国标准，希腊聘高盛做假账，掩盖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
六年来持续不断的希腊债务危机，根源从2001年开始。根据欧盟部分国家于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元区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然而刚加入欧元区的希腊未达到这两项标准，便求助于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做假账。高盛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使国家预算赤字从账面上看仅为GDP的1.5％，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财经专栏作者西蒙•库柏在文章中记载了当时金融界的惊讶：“1998年3月，希腊突然决定加入欧洲汇率机制(ERM)——进入欧元区的门户。交易员们震惊了。没错，不久前希腊官方经济统计表现出不可思议的起色，但是希腊仍然未达到加入单一货币的任何一条标准。尽管如此，2001年希腊正式加入了欧元区。”
希腊债务危机诱因：加入欧元区后，希腊政府四处借贷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2008年金融危机后，希腊国债被评为垃圾
在加入欧元区后，希腊政府利用欧元区内宽松的信贷环境，倾向于以四处借贷来扩大政府开支，给经济注水。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也大幅度超支。希腊不得不大笔举债来应付需要。但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借贷的成本急剧升高，希腊政府筹措资金日益困难。2009年末，新上台的中左翼“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政府透露财政赤字实际上远大于之前披露的数据，实际承认了上任政府财政造假。当时希腊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高达12.7%，远高于欧盟规定的3％上限，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则高达110%。2010年1月底2月初，货币掉期交易即将到期，高盛决定不再为希腊护盘，做空希腊债券。2010年4月，希腊国债的评级被降为垃圾级，希腊的财政与金融环境开始了漫长的恶化之路，希腊债务危机由此开始。
希腊债务危机缓解：2010年以来，欧盟、欧洲央行、IMF曾有两次大规模减免债务与注资
2010年5月，“三驾马车”（欧盟、欧洲央行、IMF）宣布向希腊提供1100亿欧元的三年期贷款，为希腊解困。2011年7月21日欧盟峰会宣布将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的债务偿还最低期限从7年延期到15年、私人债权人放弃21%的债权、将债务利率降低到3.5%。2011年10月27日欧盟峰会经过艰苦磋商，出台了一揽子欧债危机解困方案：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从4400亿欧元扩大至1万亿欧元以上；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同意放弃53，5%的债权，其余的交换成利息较低、期限最长达30年的债券；向欧洲银行业注资约1000亿欧元，将约90家欧洲大型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至9%。两轮大规模的外部注资与减免债务，并没有换来希腊政府的配合，所以当希腊现任总理2015年7月在峰会上要求欧元区国家再减免一千亿美元债务时，遭到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拒绝。
希腊债务危机恶化：2012年以来每次政府换届就有赖债威胁，2015年极左政府上台后终于开始实践威胁
其实，欧盟对债台高筑经济衰退的成员国，提出以缓减债务换取财政撙节与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方案，并不止希腊一例。例如爱尔兰、西班牙等国为提振经济与恢复财政都采取了欧盟提供的相似财政紧缩措施，而效果都很正面：爱尔兰的经济在2014年实现4.8%的经济增长，超过大部分欧元区国家；西班牙的行业注资也已基本完成，金融体系基本恢复并且开始偿还欧洲稳定机制的贷款。
唯有希腊，每当政府换届，债权人们就得担心新政府是否会撕毁既定的“纾困换紧缩”协议，甚至直接赖账、退出欧元区。比如2012年希腊国会选举时，欧盟与IMF就担心反对财政紧缩的激进左派联盟会胜出，因为激进左派联盟的竞选政纲就是撕毁既定协议与赖债，还好当时是支持纾困协议的新民主党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联盟以约2%差距胜出。但2015年激进左翼联盟终于上台，立马开始了撕毁协议的政策措施，拒绝执行原有救助协议中的紧缩改革要求。现任希腊总理齐普拉斯逋一上任，就对议会发表讲话，明言要终止希腊与“三驾马车”达成的现有贷款救助协议，认为希腊人在这项救助计划中遭到压榨，要求国际社会削减债务，否则就不还钱。
希腊债务危机激化：2015年希腊政府发动公投来赖债，“反击帝国主义逼债与经济干涉”。债权国不受要挟，表示不减免债务，已为“希腊退欧”做好了细节准备
2015年6月25日，希腊的债主们提出将已经到期的现有救助协议再延长5个月，其间希腊可获得155亿欧元贷款。作为交换，希腊将继续在债权人“监管”下，实施一系列紧缩和改革措施。希腊总理两天后宣布要在7月5日将协议付诸公投，并用“反击帝国主义逼债与经济干涉”腔调的言论，呼吁国民否决救助协议。7月6日，希腊公投结果：以压倒性多数拒绝了债权人的要求。以当时的形势，希腊公投结果形同宣布退出纾困协议，希腊的银行就无法继续接到债主之一的欧洲央行的当期注资，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希腊国内既没有足够欧元现钞流通、又无法支付马上到期的债务，实质就是退出欧元区与完全赖债的前奏。
希腊政府显然要用公投结果与“退欧”威胁来要挟债主们继续减免债务，但在收到多次不还钱与退出欧元区的威胁之后，作为债权人的欧元区国家的耐心与信任都已经被消磨到极限。在公投结果消息传出后，2015年7月8日的欧盟临时峰会上，欧元区国家的首脑们大都表态不接受希腊的要挟、不减免债务，斥责希腊政府动摇欧元货币联盟，并且一改之前讳莫如深的态度，表示“我们已经为‘希腊退欧’做好了细节准备”。
债权国不接受希腊再次赖债的原因：一旦屈服，其他债务国的极左政党会起而效尤，同时给债权国中的反欧盟政党提供把柄，并且牺牲了债权国之中小国的利益
欧盟不减免希腊债务，有着很实际的原因。正如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在近三十年前指出的一样，欧元区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习俗，公民效忠于其各自的祖国而非共同市场或‘欧洲’这个概念”。如果希腊激进左翼政府以“击败帝国主义逼债”的民族狂热引导赖账公投成功后，又成功以紧接的“退欧”后果挟持欧盟减免债务。那么迄今为止执行“纾困换紧缩”协议的国家不止一个，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都在为恢复经济实施紧缩与改革，这些国家也不缺乏类似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以赖债与民族狂热为号召的激进左翼政党，如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这种极左政党将赢得更大人气。
而且在已经向希腊提供巨额贷款的国家（德国、芬兰、法国和荷兰），选民们将不得不被告知，这些贷款可能永远收不回来，他们还将为挽救将巨款借给希腊的银行牺牲更多。若果真如此，债权人国家中反对借债的反欧盟政党，如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和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很可能将赢得更大支持。
而且欧盟的救援注资是按成员国经济体量比例分摊的，也就是说希腊等接受纾困援助的国家，欠的并不只是德国与法国等富国的钱，也欠着马耳他、立陶宛这些欧盟内部小国与穷国的钱。所以不止德国财长秉着一贯的立场反对向希腊屈服，立陶宛总理也会强调，“希腊浪费其他国家时间的派对已经结束……不能让一个国家享受盛宴，过度开支，然后让其他国家的人买单，包括我们的公民，他们拿着比希腊低很多的养老金和工资。”
希腊债务危机再次缓解：2015年7月13日新的希腊经济改革方案协商成功：债主不给希腊减免债务，希腊从债主处又拿到500亿欧元
在希腊的减债要求无法被满足、欧盟也不愿欧元区开始崩解的情况下，双方在2015年7月13日协商好了新的希腊经济改革方案。希腊放弃要求债主们继续减免债务，而德国提出的“国际债权人派代表进驻雅典监督立法、希腊将500亿欧元国有资产作为新贷款质押、若无法协商好就让希腊暂时退出欧元区至少五年”的强硬方案也没实行。英国《金融时报》披露的现行救助方案是欧元区国家首脑就为希腊成立500亿欧元私有化基金达成一致，私有化基金将在希腊设立，由希腊政府管理，相关欧洲机构监督。其中250亿欧元用于希腊银行和其他资产的资本重组，剩余250亿欧元中的一半用于降低希腊债务与GDP之比，另一半用于投资。欧元区国家首脑还要求希腊政府采取以下行动：制定规模明显扩大的私有化方案；有价值的希腊资产转移到独立的基金，通过私有化等方式实现这类资产的货币化。
希腊债务危机远未结束：双方都不够满意新改革方案，希腊的极左政客已经在要求“丧权辱国”的政府下台了，国际投机者也认为欧盟会继续给希腊经济兜底
虽然希腊暂时免除了退出欧元区的前景，但希腊债务危机不会就此完结，因为刚通过的改革方案仍然是债主和欠债人都不满意的。有分析师称希腊债务危机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让希腊政府来管理纾困基金，“无异于让疯子管理收容所”。至于欠债的希腊一方，更是怨声载道，打算发出新一轮赖债威胁了。只有在2015年7月15日希腊议会通过了这一版改革方案后，欧盟才会开始商讨下一轮的具体援助计划，而这一版改革方案比7月6日公投否决的原方案更严格。希腊极左派别领袖、政府能源部长在7月10日就发誓，公投的“NO”不会变成羞辱性的“YES”。希腊政府的极左派劳工部长在方案通过当天表示，已经要求在今年提前进行大选，现在正在讨论的援助计划是不可行的。希腊是否会重演2012年以来“接受欧盟条件——政府提前换届——新政府继续撒泼打滚”的套路，实在难说。而国际投机者更不认为改革方案会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按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希腊赖债公投当周，投机者的欧元做空仓位下降3亿美元，达到137亿美元，甚至低于2011年希腊宣称要公投时的情况。高盛称，这表明市场已经习惯了希腊与债权人在最后一分钟达成协议。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greecebailout0714.html
Sunday, 5 July 2015
【另一面】中国粮食收购：肥了国企，坑了全民
60秒读懂专题：中国政府声称为惠及农民实行的粮食“托市收购”与“顺价销售”制度，把国产粮价抬到比国外高50%的
程度，但名义上该惠及农民的补贴被“中储粮”与自己手下的经纪人分肥，种粮农民直接向“中储粮”卖粮会被百般刁难。“托市收购”造成的库存损耗、贪墨亏
空、价格扭曲，全部都得由买粮的消费者承担。而配套的粮食进口配额制让消费者有意愿也很难买到便宜的进口粮。
导语：近日海关声称查获大量走私进口大米，新闻称“当前国内大米等粮食价格明显高于国外，走私存在较大利润空间”。而制造这个利润空间的，就是中国政府的粮食“托市收购”制度。
从2010年起，中国粮价就远高于国际粮价。2014年四种谷物粮价平均比国外高一半。2015年国产粮每吨比进口粮贵将近千元。专家估算中国消费者每年为粮食至少多付400亿美元
事 实上，按《国际商报》2014年报道，不只当前，从2010年起，中国粮食价格就已经高于国际市场的离岸价。2013年，中国政府为国内的长粒大米设定的 最低收购价是每吨420美元，而这种大米当时的现货价格达到了每吨大约600美元，这比越南的大米基准价格高了大约50%。加工后的国内产大米售价一般在 2元/斤左右，而中国以进口越南米为主，进口越南米离岸售价在1.6元/斤。以6月份粮价为例，国内晚籼米价格比品质接近的越南大米每吨高1507元，价 格相差较大。
2014年8月，按《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中国传出粮食“十一连丰收”预期时，大连商品交易所玉米期货价格为每吨人民币 2,390元左右，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玉米价格相当于每吨人民币890元。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徐远2014年10月的文章，大米、玉米、大豆、 小麦四种谷物的价格都是国内远高于国际，分别高出73、180、530、103美元／吨。看比例的话，分别高出17％、88％、60％、33％。这四个比 例数字的简单平均是50%，也就是说国内粮价平均比国外高出一半。中国消费中大米、玉米的占比高，小麦、大豆的占比低，用消费量做加权平均的话，结果也差 不多，也在50%左右。按财新网报道，2015年3月，每吨国产玉米、大米、小麦分别比同品种进口完税价高出810元、900元和700元左右，大豆的价 差更高，达1600元/吨。按学者徐远的估算，国内消费者为每吨国产粮至少多付了70亿美元，每年为粮食至少多付了400亿美元。
中国连续十一年粮食丰收，但因“托市收购”和“顺价销售”，粮价售卖是以收购价格加上国企的各种补贴与费用，与市场行为完全不相干
按 常理而言，中国连续十一年粮食丰收，全球范围内也是多年粮食丰收，中国粮价理应随全球趋势一同下降。但中国粮价远高于世界粮价的原因，是因为现行中国政府 对粮食实行“托市收购”。按“托市收购”制度，国内粮价不是市场自行形成的，而是中国政府特许的收购主体，按照官定的“托住市场粮价不跌”的收购价敞开收 购，不受市场供求的影响。目前这个价格定得比国际市场高很多，相关部门还在不断提高收购价格。连续提高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高于市场价，使当年的大量新粮进 入国有粮库，市场上流通粮源明显减少。当粮食加工企业在市面上买不到足够的粮食满足加工需求时，就需要参加国家储备粮竞价拍卖。
但中国政府 在销售“托市收购”来的粮食时是“顺价销售”，即以收购价格为基础，加上“合理费用”和“最低利润”形成的价格进行销售，不允许“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等垄断国企亏本销售。这就意味着在启动“托市收购”时给予收购主体的收购补贴和仓储管理费等支出，都会在拍卖时被加诸于粮价上，拍卖价将远高于托市价甚至 市场价。这样层层加码，中国消费者为国产粮承担的粮价自然远高于国际粮价。
连年丰收的中国有一半国产主粮被政府收购，囤进国库没流入市场，库存粮食的霉烂损耗与额外成本都由买粮的消费者承担
粮 食“托市收购”与“顺价销售”制度，让消费者承担的不只是政府补贴、官方仓储费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利息、粮食的库存损耗浪费、甚至粮食国企的贪墨舞弊损失 等“沉默成本”也包括在消费者为国产粮支付的价款中。在丰收带来粮食供过于求、进口粮更低价的状况下，政府既不放开市场让粮价随行就市，也没有放缓“托市 收购”力度，越来越多的粮食被官方囤进了国库，导致粮仓仓容严重不足，粮食没有地方堆。中国不对外公布粮食库存的官方数据，按交易机构与体制内学者的估 算，中国主粮的库存消费比已经超过50%，一半国产主粮被囤进官库。在这种状况下，2015年6月中国政府还宣布要在年内新建5000万吨粮食仓容。按财 新网2015年报道，中国为粮食库存支付的除了建仓收纳的建设成本外，各级财政还要为落实粮食临时储备任务，支付收购、保管费、利息等支出。据黑龙江省发 改委测算，国家每库存一吨玉米，就需要支付补贴费用275元（含收购费50元、保管费86元、监管费6元、利息补贴133元），此外还有运费、移库补贴等 开支。粮食库存的变质霉烂损耗，再加上粮食在装卸、运输过程中的抛洒遗漏，使得每年中国的粮食损失超过3500万吨。
“托市收购”的高价与市场流行价之间的差价没有惠及农民，而被“中储粮”与自己手下的经纪人分肥，种粮农民直接向“中储粮”卖粮会被百般刁难
“托 市收购”价格不随行就市而一路走高，据说是为了补贴种粮农民、保护农民利益。但实际上不止一家官方媒体报道过，直接种粮的农民自己拉车到中储粮卖粮根本入 不了库，所谓的“托市”高价，并不直接支付给种粮农民，而是支付给“中储粮”控制的经纪人，而中储粮的经纪人付给农民的，却是较低的农村市场流行价。“托 市”高价与市场流行价之间的差价都由“中储粮”与自己手下的经纪人分肥了。按《民生周刊》2015年对粮食加工商的采访，种粮农民如果自己直接向中储粮卖 粮，国企的对应是“本来一等米非说你是三等米，或者说你水多，把收购价格压低，农民还要考虑来回的运输距离和成本”，干脆直接卖给“中储粮”手下的经纪人 图省事。按《瞭望新闻周刊》2014年的报道，中储粮宿州直属库提供的数据是目前该市有1000多个粮食经纪人，农户自己来收购点售粮的仅占3成左右。
“中储粮”公司在“托市收购”有几乎不受制约的资金调配权、执行权、收储监管权，所以是贪腐重灾区，造成的亏空最后也折现在消费者身上
中 国的粮食“托市收购”系统实际上一直由“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系统公司独家控制：由于中储粮系统的库点较少，它有权委托其他企业参与托市收购；而且托市 收购的收购费用和保管费补贴由市级农发行一次性下拨给中储粮直属库，再由直属库根据各延伸收购库点的收购粮食入库情况陆续拨付，这就令中储粮公司掌握了资 金的调配权。并且中储粮在收购、保管、储存、出库等各个环节都有直接的国家补贴。政府官员还曾向媒体承认：“中储粮属国资委直管，其各个直属库基本免于其 他部门的外部直接监管。作为国家粮食收储执行主体的中储粮，既是政策执行者，又有收储监管权。”由于权限几乎不受制约，因此中储粮地方分库，尤其是代储库 已成该系统贪腐重灾区。在2015年春季曝光的辽宁、吉林中储粮地方库“以陈顶新”套取国家补贴事件早已不足为奇。河南省检察院在2011年办案时就发 现，中储粮公司的案件有显著特征：犯罪主体集中，粮库主任和财务人员占九成；贪污主要环节发生在“托市粮”收储和储备库轮换销售、建库收库、亏库涨库过程 中。这些贪腐造成的亏空最后也得折进消费者承担的粮价里。
中国配套粮食收购制度的粮食进口配额制，把不多的配额大部分划给国企。私营企业只有用“买10吨粮换1吨配额”等方式从国企换取进口粮配额
国 内粮价远高于全球，已经刺激了粮食进口的增加。但中国政府自有对付的手段，就是粮食进口配额制度。在中国，粮食不是谁都能进口的，要申请进口资格和进口配 额，超过配额的部分不能进口。而且进口配额大部分都批给国企，比如按发改委的文件，中国2015年的粮食进口配额是：小麦进口配额963.6万吨，国营贸 易比例90%；玉米720万吨，国营贸易比例60%；大米532万吨，国营贸易比例50%。按路透社报道，一家私营饲料加工厂要从国库购买10吨粮食，才 能换取1吨的进口配额。这样其实是给有进口配额的国企另发了一大笔补贴，特权寻租自然如影随形。按路透社2014年的报道，有交易机构的咨询师承认了“现 有制度下，一些企业贿赂政府官员以获取配额，导致面粉厂以及其他下游企业被排除在进口配额之外”，并且交易进口配额的黑市也已经出现。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grain0706.html
导语：近日海关声称查获大量走私进口大米，新闻称“当前国内大米等粮食价格明显高于国外，走私存在较大利润空间”。而制造这个利润空间的，就是中国政府的粮食“托市收购”制度。
从2010年起，中国粮价就远高于国际粮价。2014年四种谷物粮价平均比国外高一半。2015年国产粮每吨比进口粮贵将近千元。专家估算中国消费者每年为粮食至少多付400亿美元
事 实上，按《国际商报》2014年报道，不只当前，从2010年起，中国粮食价格就已经高于国际市场的离岸价。2013年，中国政府为国内的长粒大米设定的 最低收购价是每吨420美元，而这种大米当时的现货价格达到了每吨大约600美元，这比越南的大米基准价格高了大约50%。加工后的国内产大米售价一般在 2元/斤左右，而中国以进口越南米为主，进口越南米离岸售价在1.6元/斤。以6月份粮价为例，国内晚籼米价格比品质接近的越南大米每吨高1507元，价 格相差较大。
2014年8月，按《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中国传出粮食“十一连丰收”预期时，大连商品交易所玉米期货价格为每吨人民币 2,390元左右，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玉米价格相当于每吨人民币890元。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徐远2014年10月的文章，大米、玉米、大豆、 小麦四种谷物的价格都是国内远高于国际，分别高出73、180、530、103美元／吨。看比例的话，分别高出17％、88％、60％、33％。这四个比 例数字的简单平均是50%，也就是说国内粮价平均比国外高出一半。中国消费中大米、玉米的占比高，小麦、大豆的占比低，用消费量做加权平均的话，结果也差 不多，也在50%左右。按财新网报道，2015年3月，每吨国产玉米、大米、小麦分别比同品种进口完税价高出810元、900元和700元左右，大豆的价 差更高，达1600元/吨。按学者徐远的估算，国内消费者为每吨国产粮至少多付了70亿美元，每年为粮食至少多付了400亿美元。
中国连续十一年粮食丰收，但因“托市收购”和“顺价销售”，粮价售卖是以收购价格加上国企的各种补贴与费用，与市场行为完全不相干
按 常理而言，中国连续十一年粮食丰收，全球范围内也是多年粮食丰收，中国粮价理应随全球趋势一同下降。但中国粮价远高于世界粮价的原因，是因为现行中国政府 对粮食实行“托市收购”。按“托市收购”制度，国内粮价不是市场自行形成的，而是中国政府特许的收购主体，按照官定的“托住市场粮价不跌”的收购价敞开收 购，不受市场供求的影响。目前这个价格定得比国际市场高很多，相关部门还在不断提高收购价格。连续提高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高于市场价，使当年的大量新粮进 入国有粮库，市场上流通粮源明显减少。当粮食加工企业在市面上买不到足够的粮食满足加工需求时，就需要参加国家储备粮竞价拍卖。
但中国政府 在销售“托市收购”来的粮食时是“顺价销售”，即以收购价格为基础，加上“合理费用”和“最低利润”形成的价格进行销售，不允许“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等垄断国企亏本销售。这就意味着在启动“托市收购”时给予收购主体的收购补贴和仓储管理费等支出，都会在拍卖时被加诸于粮价上，拍卖价将远高于托市价甚至 市场价。这样层层加码，中国消费者为国产粮承担的粮价自然远高于国际粮价。
连年丰收的中国有一半国产主粮被政府收购，囤进国库没流入市场，库存粮食的霉烂损耗与额外成本都由买粮的消费者承担
粮 食“托市收购”与“顺价销售”制度，让消费者承担的不只是政府补贴、官方仓储费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利息、粮食的库存损耗浪费、甚至粮食国企的贪墨舞弊损失 等“沉默成本”也包括在消费者为国产粮支付的价款中。在丰收带来粮食供过于求、进口粮更低价的状况下，政府既不放开市场让粮价随行就市，也没有放缓“托市 收购”力度，越来越多的粮食被官方囤进了国库，导致粮仓仓容严重不足，粮食没有地方堆。中国不对外公布粮食库存的官方数据，按交易机构与体制内学者的估 算，中国主粮的库存消费比已经超过50%，一半国产主粮被囤进官库。在这种状况下，2015年6月中国政府还宣布要在年内新建5000万吨粮食仓容。按财 新网2015年报道，中国为粮食库存支付的除了建仓收纳的建设成本外，各级财政还要为落实粮食临时储备任务，支付收购、保管费、利息等支出。据黑龙江省发 改委测算，国家每库存一吨玉米，就需要支付补贴费用275元（含收购费50元、保管费86元、监管费6元、利息补贴133元），此外还有运费、移库补贴等 开支。粮食库存的变质霉烂损耗，再加上粮食在装卸、运输过程中的抛洒遗漏，使得每年中国的粮食损失超过3500万吨。
“托市收购”的高价与市场流行价之间的差价没有惠及农民，而被“中储粮”与自己手下的经纪人分肥，种粮农民直接向“中储粮”卖粮会被百般刁难
“托 市收购”价格不随行就市而一路走高，据说是为了补贴种粮农民、保护农民利益。但实际上不止一家官方媒体报道过，直接种粮的农民自己拉车到中储粮卖粮根本入 不了库，所谓的“托市”高价，并不直接支付给种粮农民，而是支付给“中储粮”控制的经纪人，而中储粮的经纪人付给农民的，却是较低的农村市场流行价。“托 市”高价与市场流行价之间的差价都由“中储粮”与自己手下的经纪人分肥了。按《民生周刊》2015年对粮食加工商的采访，种粮农民如果自己直接向中储粮卖 粮，国企的对应是“本来一等米非说你是三等米，或者说你水多，把收购价格压低，农民还要考虑来回的运输距离和成本”，干脆直接卖给“中储粮”手下的经纪人 图省事。按《瞭望新闻周刊》2014年的报道，中储粮宿州直属库提供的数据是目前该市有1000多个粮食经纪人，农户自己来收购点售粮的仅占3成左右。
“中储粮”公司在“托市收购”有几乎不受制约的资金调配权、执行权、收储监管权，所以是贪腐重灾区，造成的亏空最后也折现在消费者身上
中 国的粮食“托市收购”系统实际上一直由“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系统公司独家控制：由于中储粮系统的库点较少，它有权委托其他企业参与托市收购；而且托市 收购的收购费用和保管费补贴由市级农发行一次性下拨给中储粮直属库，再由直属库根据各延伸收购库点的收购粮食入库情况陆续拨付，这就令中储粮公司掌握了资 金的调配权。并且中储粮在收购、保管、储存、出库等各个环节都有直接的国家补贴。政府官员还曾向媒体承认：“中储粮属国资委直管，其各个直属库基本免于其 他部门的外部直接监管。作为国家粮食收储执行主体的中储粮，既是政策执行者，又有收储监管权。”由于权限几乎不受制约，因此中储粮地方分库，尤其是代储库 已成该系统贪腐重灾区。在2015年春季曝光的辽宁、吉林中储粮地方库“以陈顶新”套取国家补贴事件早已不足为奇。河南省检察院在2011年办案时就发 现，中储粮公司的案件有显著特征：犯罪主体集中，粮库主任和财务人员占九成；贪污主要环节发生在“托市粮”收储和储备库轮换销售、建库收库、亏库涨库过程 中。这些贪腐造成的亏空最后也得折进消费者承担的粮价里。
中国配套粮食收购制度的粮食进口配额制，把不多的配额大部分划给国企。私营企业只有用“买10吨粮换1吨配额”等方式从国企换取进口粮配额
国 内粮价远高于全球，已经刺激了粮食进口的增加。但中国政府自有对付的手段，就是粮食进口配额制度。在中国，粮食不是谁都能进口的，要申请进口资格和进口配 额，超过配额的部分不能进口。而且进口配额大部分都批给国企，比如按发改委的文件，中国2015年的粮食进口配额是：小麦进口配额963.6万吨，国营贸 易比例90%；玉米720万吨，国营贸易比例60%；大米532万吨，国营贸易比例50%。按路透社报道，一家私营饲料加工厂要从国库购买10吨粮食，才 能换取1吨的进口配额。这样其实是给有进口配额的国企另发了一大笔补贴，特权寻租自然如影随形。按路透社2014年的报道，有交易机构的咨询师承认了“现 有制度下，一些企业贿赂政府官员以获取配额，导致面粉厂以及其他下游企业被排除在进口配额之外”，并且交易进口配额的黑市也已经出现。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grain0706.html
Sunday, 28 June 2015
【另一面】畜禽养殖，中国抗生素污染原爆点
导语：外媒近日高度关注中国日趋严重的抗生素污染，这样严重的污染其主要诱因是畜禽养殖业中抗生素的滥用。
六十秒读懂专题：中国是抗生素滥用最为严重的国家。在医疗领域之外，畜禽养殖业中抗生素的大量应用，以及养殖废水处理监管的缺失同样需要我们注意，因为正是其造成了中国严重的抗生素污染，进而导致细菌耐药性越来越强这一严峻形势。
中国环境遭受抗生素污染，河流污染情况尤其严重
“近 日，包括《纽约时报》《南华早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发表文章，引用内地研究者在《中国科学》杂志社发布的科学通报，称中国环境正在遭受严重的抗生素污染。国 际媒体所言非虚，近年来不断的报道也印证了这一结论。在2014年12月25日，《焦点访谈》报道称珠江广州段受抗生素污染非常严重，脱水红霉素、磺胺嘧 啶、磺胺二甲基嘧啶的含量分别为460纳克/升、209纳克/升和184纳克/升，远远高出了欧美发达国家河流中100纳克/升以下的含量。
类 似的情况并不只存在于珠江流域，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对中国部分地表水取样检测后发现，全国主要河流，包括海河、长江入海口、黄浦江、珠江和辽河等河 流都检出抗生素。2014年5月，另一项研究称中国的地表水被检测出含有68种抗生素，其中珠江、黄浦江等地检出的抗生素频率高达100%，除检出频率 外，地表水抗生素浓度水平也大大高于西方国家。以黄浦江为例，磺胺甲嘧啶在所有的采样点中均被检出，枯水期检出频率为100%，浓度峰值达到每升 623.3纳克（1纳克=1/1000微克），对比德国莱茵河2003年数据，其峰值也不足60纳克，而在美国和日本，该物质几乎没有检出。磺胺类药物属 于广谱抗菌药，用于敏感细菌及其他敏感病原微生物所致的感染。水体与土壤的抗生素交叉污染，使得这一问题变得越发棘手。
畜禽养殖消耗大量抗生素，一为抗病，二为增肥
大 部分抗生素都是通过人与动物的排泄物进入水体，这揭示了中国抗生素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畜禽养殖。前文提及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抗生素使用第一大 国。2013年中国抗生素使用量近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其中人类消耗量为48%，52%为动物消耗，也就是养殖业消耗。养殖场在畜禽养殖过程中应用抗生 素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降低畜禽患病率。相较于野外，养殖场的畜禽密度显然要高的多，所以一旦发生动物疫情，传染速度非常快，就会给养殖户带来严重损失。在养殖过程中添加抗生素，可以预防与治疗疫病，避免遭受此类损失。
二，相当一部分抗生素可以通过杀灭有害菌，调节畜禽肠道内细菌总数促进畜禽消化，进而影响生长，增加畜禽个体重量。部分饲料企业会在其产品中预先添加入此类抗生素，养殖户则采用此种饲料刺激畜禽增重以提高收入。
中国养殖业抗生素滥用，无钱处理闷声大排污
在中国，由于养殖密度大、畜禽疫病复杂多样再加上监管不力等多种原因，普遍存在抗生素过量使用甚至滥用等问题。养殖户在使用含抗生素饲料之外，还会采用注射、灌服等多种手段再次添加抗生素。对于畜禽养殖场，抗生素支出占用药总支出的70%到80%。
故 此，抗生素在国内所占成本比重要大大高于国外。以肉用鸡为例，据报道，2012年中国抗生素约占总成本的10%；而2015年，麦当劳宣布在两年内其在全 美提供的鸡肉将不含抗生素，供应商泰森食品公司声称这一计划将使公司养殖成本提升3%。鉴于抗生素一直是畜禽供应商基于经济考量作出的选择，我们可以推断 出，在美国，肉用鸡抗生素所占成本比重是必然低于3%这一数值的。
相较于大部分人关注的食品安全——也就是抗生素在畜禽体内的残留而言，更 严重的是养殖废水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抗生素都会被代谢出体外，最终以养殖废水的形式进入环境，如不加以处理，就会造成严重的污染。而中国还没有如何处 理养殖废水的强制规定，如何处理含有抗生素的废水完全取决于养殖场的环保意识。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编制完成了《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但由于废水处理成本较高（每万头猪场污水处理设备投资就需至少120万元），加上监管和专项补贴基金的双重空缺，所以小型养殖场更倾向于直接把废水排入河 流。故而在中国各大河流甚至是地下水中检出高浓度抗生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抗生素环境污染，细菌耐药性越来越强，旧疾病卷土重来
部 分人对抗生素污染相当不以为意。如南京鼓楼自来水中检出阿莫西林等两种抗生素，官方部门首先声称南京水务集团供水完全达到国家标准——因为国家标准根本没 有对抗生素的检测指标，继而又有专家声称每升水8纳克这样的浓度，对于正常人的身体健康不会有大的影响。实际情况是，抗生素不同于重金属等污染，虽然这样 低的浓度短期内不会直接损害人类健康，但这样的抗生素环境就像是细菌的角斗场，那些通过环境考验的细菌抗药性会大大增强。面对这样的超级细菌，现有的抗生 素逐渐会变得不再有效，就好像老奸巨猾的犯罪分子不再害怕警察一样。
时至今日，细菌耐药性发展的速度逐渐赶上了新抗生素的研发速度。以结核 病为例，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11年全世界有50万耐多药结核病新发病例，而以往的特效药物对于这样的结核病不再起作用。这些病例中，有60%就发生在 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联邦和南非（“金砖五国”）。2015年，估计将需要20亿美元用于耐多药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
美国：FDA政策收紧，买抗生素要找兽医开处方
美 国曾经一度是畜禽养殖业抗生素泛滥的重灾区，据调查，美国抗生素有八成消耗在养殖业上（当然必须指出，这与美国严格限制抗生素在医疗中的使用是有关系 的）。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官员担心抗生素的滥用会导致耐药性传染病。据统计每年至少有2.3万美国人死于耐药性感染。2013年，美国食品药品管 理局（FDA）转变其之前相对宽松的政策，严格限制养殖业中抗生素的应用。FDA与各抗生素生产厂商联手，修改抗生素使用条件，规定食用动物生产商不得再 使用抗生素加快动物生长。而如果农场主想要用抗生素为他们的动物治疗疫病，就需要有执照的兽医为其开出处方，凭处方才能购买抗生素。也正是因为FDA的强 力政策，美国麦当劳才主动提出要“在两年内停用抗生素鸡”，当然，中国的麦当劳则不在此列。
虽然缺乏相关的政策与标准，但中国现也仍在对抗 抗生素滥用的道路上，这又尤以寻找抗生素替代品为重点。目前，以“中草药替代抗生素”最为炙手可热。如搜索专利号CN 103168919 A，即可发现这是一种“增强免疫和促进生长的饲料添加剂”，具有“扶正祛邪、益气固表、健脾开胃、消食化积、补血生津”等功效，令人叹服。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sinoantibiotics0629.html
六十秒读懂专题：中国是抗生素滥用最为严重的国家。在医疗领域之外，畜禽养殖业中抗生素的大量应用，以及养殖废水处理监管的缺失同样需要我们注意，因为正是其造成了中国严重的抗生素污染，进而导致细菌耐药性越来越强这一严峻形势。
中国环境遭受抗生素污染，河流污染情况尤其严重
“近 日，包括《纽约时报》《南华早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发表文章，引用内地研究者在《中国科学》杂志社发布的科学通报，称中国环境正在遭受严重的抗生素污染。国 际媒体所言非虚，近年来不断的报道也印证了这一结论。在2014年12月25日，《焦点访谈》报道称珠江广州段受抗生素污染非常严重，脱水红霉素、磺胺嘧 啶、磺胺二甲基嘧啶的含量分别为460纳克/升、209纳克/升和184纳克/升，远远高出了欧美发达国家河流中100纳克/升以下的含量。
类 似的情况并不只存在于珠江流域，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对中国部分地表水取样检测后发现，全国主要河流，包括海河、长江入海口、黄浦江、珠江和辽河等河 流都检出抗生素。2014年5月，另一项研究称中国的地表水被检测出含有68种抗生素，其中珠江、黄浦江等地检出的抗生素频率高达100%，除检出频率 外，地表水抗生素浓度水平也大大高于西方国家。以黄浦江为例，磺胺甲嘧啶在所有的采样点中均被检出，枯水期检出频率为100%，浓度峰值达到每升 623.3纳克（1纳克=1/1000微克），对比德国莱茵河2003年数据，其峰值也不足60纳克，而在美国和日本，该物质几乎没有检出。磺胺类药物属 于广谱抗菌药，用于敏感细菌及其他敏感病原微生物所致的感染。水体与土壤的抗生素交叉污染，使得这一问题变得越发棘手。
畜禽养殖消耗大量抗生素，一为抗病，二为增肥
大 部分抗生素都是通过人与动物的排泄物进入水体，这揭示了中国抗生素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畜禽养殖。前文提及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抗生素使用第一大 国。2013年中国抗生素使用量近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其中人类消耗量为48%，52%为动物消耗，也就是养殖业消耗。养殖场在畜禽养殖过程中应用抗生 素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降低畜禽患病率。相较于野外，养殖场的畜禽密度显然要高的多，所以一旦发生动物疫情，传染速度非常快，就会给养殖户带来严重损失。在养殖过程中添加抗生素，可以预防与治疗疫病，避免遭受此类损失。
二，相当一部分抗生素可以通过杀灭有害菌，调节畜禽肠道内细菌总数促进畜禽消化，进而影响生长，增加畜禽个体重量。部分饲料企业会在其产品中预先添加入此类抗生素，养殖户则采用此种饲料刺激畜禽增重以提高收入。
中国养殖业抗生素滥用，无钱处理闷声大排污
在中国，由于养殖密度大、畜禽疫病复杂多样再加上监管不力等多种原因，普遍存在抗生素过量使用甚至滥用等问题。养殖户在使用含抗生素饲料之外，还会采用注射、灌服等多种手段再次添加抗生素。对于畜禽养殖场，抗生素支出占用药总支出的70%到80%。
故 此，抗生素在国内所占成本比重要大大高于国外。以肉用鸡为例，据报道，2012年中国抗生素约占总成本的10%；而2015年，麦当劳宣布在两年内其在全 美提供的鸡肉将不含抗生素，供应商泰森食品公司声称这一计划将使公司养殖成本提升3%。鉴于抗生素一直是畜禽供应商基于经济考量作出的选择，我们可以推断 出，在美国，肉用鸡抗生素所占成本比重是必然低于3%这一数值的。
相较于大部分人关注的食品安全——也就是抗生素在畜禽体内的残留而言，更 严重的是养殖废水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抗生素都会被代谢出体外，最终以养殖废水的形式进入环境，如不加以处理，就会造成严重的污染。而中国还没有如何处 理养殖废水的强制规定，如何处理含有抗生素的废水完全取决于养殖场的环保意识。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编制完成了《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但由于废水处理成本较高（每万头猪场污水处理设备投资就需至少120万元），加上监管和专项补贴基金的双重空缺，所以小型养殖场更倾向于直接把废水排入河 流。故而在中国各大河流甚至是地下水中检出高浓度抗生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抗生素环境污染，细菌耐药性越来越强，旧疾病卷土重来
部 分人对抗生素污染相当不以为意。如南京鼓楼自来水中检出阿莫西林等两种抗生素，官方部门首先声称南京水务集团供水完全达到国家标准——因为国家标准根本没 有对抗生素的检测指标，继而又有专家声称每升水8纳克这样的浓度，对于正常人的身体健康不会有大的影响。实际情况是，抗生素不同于重金属等污染，虽然这样 低的浓度短期内不会直接损害人类健康，但这样的抗生素环境就像是细菌的角斗场，那些通过环境考验的细菌抗药性会大大增强。面对这样的超级细菌，现有的抗生 素逐渐会变得不再有效，就好像老奸巨猾的犯罪分子不再害怕警察一样。
时至今日，细菌耐药性发展的速度逐渐赶上了新抗生素的研发速度。以结核 病为例，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11年全世界有50万耐多药结核病新发病例，而以往的特效药物对于这样的结核病不再起作用。这些病例中，有60%就发生在 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联邦和南非（“金砖五国”）。2015年，估计将需要20亿美元用于耐多药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
美国：FDA政策收紧，买抗生素要找兽医开处方
美 国曾经一度是畜禽养殖业抗生素泛滥的重灾区，据调查，美国抗生素有八成消耗在养殖业上（当然必须指出，这与美国严格限制抗生素在医疗中的使用是有关系 的）。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官员担心抗生素的滥用会导致耐药性传染病。据统计每年至少有2.3万美国人死于耐药性感染。2013年，美国食品药品管 理局（FDA）转变其之前相对宽松的政策，严格限制养殖业中抗生素的应用。FDA与各抗生素生产厂商联手，修改抗生素使用条件，规定食用动物生产商不得再 使用抗生素加快动物生长。而如果农场主想要用抗生素为他们的动物治疗疫病，就需要有执照的兽医为其开出处方，凭处方才能购买抗生素。也正是因为FDA的强 力政策，美国麦当劳才主动提出要“在两年内停用抗生素鸡”，当然，中国的麦当劳则不在此列。
虽然缺乏相关的政策与标准，但中国现也仍在对抗 抗生素滥用的道路上，这又尤以寻找抗生素替代品为重点。目前，以“中草药替代抗生素”最为炙手可热。如搜索专利号CN 103168919 A，即可发现这是一种“增强免疫和促进生长的饲料添加剂”，具有“扶正祛邪、益气固表、健脾开胃、消食化积、补血生津”等功效，令人叹服。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sinoantibiotics0629.html
Wednesday, 17 June 2015
【另一面】800年了，为什么还要赞美《大宪章》
导语：2015年6月15日，英国举行《大宪章》颁布800周年纪念仪式。一份最糟糕英王被迫签署的妥协方案，为什么却在800年后持续获得全人类的赞美？究其原因，也许正如美国大法官斯卡利亚所说，“《大宪章》每天都与我们同在”。
六十秒读懂专题：800 年来，《大宪章》所倡导的原则和精神，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的政治常识和制度底线，但也仍然是另外一些国家所梦寐以求的：《大宪章》首次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原则，永远地约束了统治者的权力；《大宪章》沉寂四个世纪后，在17世纪被英国人用以对抗王权专断，并在18世纪独立战争中被美国殖民者称颂；18世纪， 英国人还用《大宪章》对抗媒体审查；20世纪，《大宪章》走出英伦三岛，影响遍布世界；美国人可能要比英国人更珍视《大宪章》，超过900个联邦和州法院 引用过《大宪章》。
13世纪，《大宪章》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宪章》意义远超签署双方想象，因为它规定即使是国王也不能随意把人丢进地牢，这永远改变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
起 初，《大宪章》只是一份失败的和平协议。1215年6月15日，25名反叛男爵迫使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Magna Carta)，只维持了10周生命。但《大宪章》意义之深远完全超出了签署双方的想象：超过三分之一的条款限制了国王的权利范围，并且规定了“任何人，包 括国王，也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英国保守党智囊费迪南·芒特(Ferdinand Mount)说，“1215年之后，任何英国统治者——无论是亨利三世、查理一世、奥利弗·克伦威尔还是詹姆斯二世——企图罔顾法律限制以便一手遮天时， 就很容易面临激烈的反对、内战甚至被废黜王位或罢免。”
随后，约翰王陷入内战并因痢疾去世，《大宪章》于1216年、1217年和1225 年被重新捡起、修订，并在1297年正式进入英国法典(statute books)。1225年的《大宪章》，规定“国王不得随意课征任何税赋”，即“无代表，不征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条款，并为1265年英国历史上第一次“议会召集”铺平了道路，这次议会召集正是为了“批准给予税收”。
17世纪，《大宪章》引爆议会民主：英国大法官爱德华·柯克“挖坟”，援引《大宪章》对抗王权专断，并确立了公民权利自由
正 如《纽约客》作者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所说，“《大宪章》被遗忘了许多世纪，成为一个浪漫的遗迹”。一直到17世纪英国内战时期，国王查理一世(1625-1649)的反对者开 始援引《大宪章》对抗王权的专断，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读过原始读本。被认为对《大宪章》传播居功至伟的英国大法官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在1628年起草了《权利请愿书》(the Petition of Right)。《权利请愿书》确立了公民权利自由，迫使王权再次压缩，并且明确地挖了《大宪章》的“坟”，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17-18世纪，美国殖民者追捧《大宪章》：纽约、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等地殖民者在开创殖民地的过程中，立法者都曾参考《大宪章》撰写法律
差 点被中世纪历史所遗忘的《大宪章》，在17-18世纪得以焕发新生——这除了得感谢英国的爱德华·柯克们外，还得感谢美国殖民者们。1606年，《弗吉尼 亚特许状》(Virginia charter)由爱德华·柯克帮助起草，并由英王詹姆斯一世颁布。弗吉尼亚是美洲大陆第一块殖民地。
从这 时开始，皇家特许状允许殖民地可以制定法律，只要该法律符合英国的法律体系：包括纽约、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在内的多块殖民地，立法者都曾参考《大宪章》 撰写法律，而马里兰殖民地议会甚至通过法案，在1638年承认《大宪章》就是当地法律的一部分（尽管这些法律由于过于自由，未必会得到英国国王的承认）。
18世纪，《大宪章》助力独立战争和美国建国：马萨诸塞殖民者利用《大宪章》抗议英国王室“无代表征税”；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的起草等都间接受到《大宪章》影响
在 18世纪独立战争前后，美国殖民者用《大宪章》与英国王室分庭抗礼。1765年，马萨诸塞殖民者抗议英国王室“无代表征税”，称“《印花税法》违背了《大 宪章》以及英国人的自然权利”；在革命前夕，当马萨诸塞需要一枚新的印章时，他们选择的图案是：一个民兵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大宪章》。
许 多美国建国领袖都是律师出身，他们把爱德华·柯克解释的《大宪章》视为这个总统制新国家的立法基础，最直接的是美国宪法（1791年之前版本）第一章有关 于所有州统一衡量重量和衡量方法的法律条款，而《大宪章》中也有类似条款。而根据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任何人不经正当法律程 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是《大宪章》的直接后裔。
美国人要比英国人更珍视《大宪章》：超过900个美国联邦和州法院引用过《大宪章》，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更是表示，“《大宪章》每天都与我们同在”
最 珍视《大宪章》的可能不是英国人，而是美国人。美国律师协会（而不是英国人），于1957年在兰尼米德签署地旁修建了《大宪章》纪念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在1819年第一次引用了《大宪章》，截止到1991年美国有超过900个联邦和州法院引用过《大宪章》；1940-1990年的五十年间，联邦最高法院 在超过60个案件中引用了《大宪章》。就在前不久，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还在一起案件中孜孜不倦地写道，“‘正当程序条款’起源于《大宪章》”，而另一位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则称，“追溯到800年前的《大宪章》，‘正当程序条款’就试图保护‘法治’了。”
2014年秋天，身为原旨主义者的大法官 安东尼·斯卡利亚在“联邦党人学会”(Federalist Society)集会上发表了30分钟关于《大宪章》的演讲，期间他说道，“美国人抱有神圣 想象的许多理念，都起源于或者被写在800年前的《大宪章》里……《大宪章》每天都与我们同在。”
18世纪，《大宪章》帮助英国人对抗媒体审查：对于对政府的公开批评，只有陪审团，而不是法官，才能确定是否为“煽动性诽谤”
而 回到英国，《大宪章》在持续发挥着影响。18世纪，人们用《大宪章》来对抗媒体审查制度，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批评国王，则可以不经过审判就被监禁。声名 狼藉的报纸编辑和政客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因诽谤国王乔治三世被逮捕时，他用《大宪章》为自己争取自由；与此同时，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他的支持者在议会上引用《大宪章》，最终确保了只有陪审团（而不是法官），才能决定对政府的公开批评到底是不是“煽动性诽谤”。
20世纪，《大宪章》影响遍布世界：印度独立、南非曼德拉受刑、《世界人权宣言》都直接使用或引用了《大宪章》
到 了20世纪，《大宪章》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不列颠三岛，但更多的是象征性的意义。从欧洲到北美，从澳大利亚到印度，《大宪章》对世界各地的民主拥有很大影 响。印度独立时，英国宪法专家帮助印度制定他们自己的宪法，并把《大宪章》作为立法基础之一，这从后来印度宪法的遣词造句就可以看出；1964年，纳尔 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其庭审现场发表演讲，表达了对《大宪章》和西方民主的赞赏，这些与南非的高压政权形成了鲜明对比；《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于二战的苦难之 后，1949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称其为“全人类的国际《大宪章》。”
如今，《大宪章》里仍旧有三个半或四个关键条款保留在英国法律中：其中包括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
800 年后，《大宪章》里还有三个半或四个关键条款保留在英国法律当中：第一条，保护英国教会的权利和自由；第十三条，保证伦敦以及其他被授予皇家宪章的市镇的 自由；以及著名的第三十九条（后来变成第二十九条），任何自由人，如果未经其同级人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 护权、放逐或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还有同样著名的第四十条，不允许出售、否认或延误司法公正。
对一些国家而言，《大宪章》所倡导的原则与精神已然成为政治常识和制度底线，对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对与政府持反对意见的人进行专制羁押、酷刑折磨的现象，仍旧十分普遍。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magnacarta0618.html
Sunday, 14 June 2015
【另一面】私人城管公司：先天畸形，继承暴力
导语：近日媒体报道，云南一城管妻子开公司“执法”，随意罚款还拖走医院救护车。尽管当地政府火速解聘涉事城管试图息事宁人，但实际上，这种外包的“私人城管”本就是先天畸形、继承暴力的怪胎。
六十秒读懂专题：在 中国，臭名昭著的城管局本身的存在就十分牵强；城管局职权不清，权力在无限膨胀，广州城管权限从64项涨到232项；承接城管外包服务的私人公司，也只能 是“先天畸形”，它们没有行政执法权，却常常越权执法；私人公司几乎继承了所有城管的滥权问题和暴力执法问题；缺乏可行性分析，导致即使政府引进私人城管 公司，也亏损严重；由于缺乏对资质的审核以及存在暗箱操作，城管对“问题公司”敞开大门，甚至还引入了黑社会组织。
1.在中国，城管局的存在本就十分牵强：依据1996年《行政处罚法》中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进行的城管局设立过程，违反了“职权法定”原则
自 1997年设立以来，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下称“城管局”）由于暴力执法且常常不受惩罚，早已臭名昭著，其中一个原因是，城管局的存在本就十分牵强。 依据1996年通过的《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城管局的设立程序往往是：地方上报省级政府 - 省级政府同意后向国务院函请批准 - 国务院予以函复 - 省级政府以文件形式向地方通知具体设立要求，这种程序违反“职权法定”原则。也就是说，设立城管局，必须要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法律的明确授 权，而不是靠国务院复函或省级政府通知这种“行政规范性文件”。
2.城管局执法依据不明，职权不清，已然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准警察机构：城管除了行使行政处罚权，还享有行政监督权、收费权甚至行政强制权
由 于在法律真空地带“裸奔”，城管的权力一直无限膨胀，广州城管的执法权限从1999年的64项暴涨到2011年的232项。尽管中国在2002年出台了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但在实践中，城管除了行使了行政处罚权，还享有行政监督权、收费权等。
3.问题重重的城管，再将服务外包给私人公司，只能导致后者“先天畸形”：私人公司没有行政执法权，也没有行政强制措施权；政府做出引入私人城管公司决策时也不需要投票
千 疮百孔的城管再将服务外包给私人公司，更是会导致私人公司的“先天畸形”。根据中国《行政处罚法》，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在 这里暂且认为是城管），承接外包的私人公司不能行使此权力；而根据《行政强制法》，城管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措施权给私人公司。
中国地方政府决 定引入私人城管公司一般不需要投票。而在国外，政府将服务外包给私人公司需经地方民选议会批准，且权责范围十分有限。在美国圣地亚哥市，地方政府行政分支 为了引入“管理性竞争”(Managed Competition)项目（允许外部承包商参与竞争市政服务），从2006年挣扎到2012年，但由于民众游行、工会反对以及提议在民选议会始终无法 获得多数支持等原因，直到该任市长下台，也只通过并执行了印刷服务、街道清扫两项计划。
4.私人城管公司的“先天畸形”还表现在项目的模糊性：余姚市一私人公司执行“管理流动商贩”项目，但无法区分“劝说”、“告知”、“处罚”、“扣押”、“撤离”等区别，导致其常常越权
美国学者E.S.萨瓦斯在其《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指出，成功的外包需要满足以下条件：能清楚地界定工作的任务；政府能够检测承包商的绩效；承包的条件以及具体的要求能在合同中明确地规定并且能够保证得到实施，但中国的“城管外包”只能对着这些条件“干瞪眼”。
在 2007年下半年，浙江余姚市城管局将“城区巡查”项目外包给“大连豪雅市容整治和美化工程有限公司”，工作范围是整个城区主干道和弄堂等，职责是管理流 动商贩引发的环境卫生问题，居民抱怨“骂人是家常便饭，掀摊也是经常发生。”尽管私人公司没有行政执法权，但就如同“管理流动商贩”一样，私人公司从城管 手中拿到的项目无法区分“劝说”、“告知”、“扣押”、“处罚”、“撤离”等区别，无法明确自身工作任务，致使私人公司常常越权，与服务对象发生冲突。
5.私人公司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城管的滥权问题：湖北荆门市引入物业公司，让公司每月向摊主收取300-500元“保护费”
与 城管的职权范围类似，如今私人公司承接的项目也是达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2007年，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办率先与“鑫梓润物业管理公司”签订为期一 年的城市管理合同——《花园街区综合管理服务试验合同》，其中规定公司要承揽市政设施巡查管理、清理卫生死角、协助执法队综合执法、协助城管部门进行城市 管理等13项“综合管理服务内容”。
私人公司还将触手伸向了“收保护费”。2011年3月，湖北荆门市城管局引入“荆中物业公司”，让该公 司管理中天街260家夜市摊位与李宁工业园附近马路市场。该公司代收收费职能，向各摊主收费，“每平方米4角钱上交占道经营费”，例如李宁工业园附近摊贩 需要上交到300-500元管理费，而公司则向城管缴纳5万元考核保证金。
6.国外政府外包往往可以省钱省力，但中国则恰恰相反：郑州市金水区实行“城管外包”，被指就算聘用了物业公司，原机构、人员还继续存在，浪费了人力，增加了财政支出
由 于没有进行事前的可行性分析，城管外包给私人公司的服务往往效率低下。根据郑州市法制局不完整统计，2010年郑州市金水区连续发生6起物业公司人员暴力 执法事件，其中包括轰动一时的“卖菜老农”事件——2010年11月9日，中牟县两位农民在菜市场口卖菜，被郑州市“众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一名员工喝斥 并野蛮殴打。郑州市实行不到2年的“城管外包”，在2011年5月被正式叫停。郑州市法制办调查认为，金水区付出巨额劳务费用于支付聘用物业公司（并未透 露具体数字），而原来承担城市管理任务的机构、人员继续存在，既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又额外增加了财政支出。
7.由于缺乏公开透明的竞标，城管在引入私人公司时，更对“问题公司”敞开大门：不仅有公司拥有“冒牌执法车”，还有公司本身就是黑社会组织
城 管在引入私人公司时，不仅企图将“脏活”全丢给私人公司，更对“问题公司”敞开大门：政府对外包企业的资质审核并没有严格规范，导致准入门槛低。深圳市最 大的城管服务外包公司之一“鼎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拥有协管员500多名，承包了深圳市福田、罗湖两区10个街道的外包服务。但2010年，该公司被爆 “拥有多辆外形酷似城管执法车的车辆，以及假牌、套牌、报废车辆。”
地方政府没有能力保证外包竞标的公开透明，致使竞标过程中丑闻频 发：2011年6月，前深圳城管局调研员龚有夫受贿受审，法院一审认定其非法收受天夏公司、慧瑞公司贿赂共计141万元，帮助公司竞标城管外包项目。 2011年9月，深圳市“汇运丰物业公司”协管员龚波，与烧烤摊主发生冲突被刺死，警方调查显示，龚波是一个黑社会性质团伙马仔，该团伙的头目张某强是公 司股东之一。该公司采取“围标”方式，竞标得到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城管外包业务，随后开始对商贩大肆勒索。
8.在美国，一个正常的“政府服务外包”招投标过程应该是：委员会仔细审查资质、专业顾问负责评估、竞标公司努力弥补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E.S. 萨瓦斯在其《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一书中举例：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当地政府对某一公共服务外包的过程是：市长组建评审委员会（6人由市长指 定，2人由市政厅指定）、委员会向28家公司发出表格了解资质和投标意向、委员会精选出5个、投入15000美元聘请顾问、向5家具备投标资格的公司发 文、5家公司分别组团考察该公共服务、5家公司提交规划并报价、委员会聘用1名技术顾问和1名财务顾问、3家公司落选（包括目前的经营者）、其余两家报价 低廉的胜出；两家获胜公司分别向委员会做了详细报告、评审委员会考察两家公司并作出最后选择。在城管局甚至使用抽签法来定标的中国，人们只能对国外的招投 标环境表示奢望。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chengguan0615.html
六十秒读懂专题：在 中国，臭名昭著的城管局本身的存在就十分牵强；城管局职权不清，权力在无限膨胀，广州城管权限从64项涨到232项；承接城管外包服务的私人公司，也只能 是“先天畸形”，它们没有行政执法权，却常常越权执法；私人公司几乎继承了所有城管的滥权问题和暴力执法问题；缺乏可行性分析，导致即使政府引进私人城管 公司，也亏损严重；由于缺乏对资质的审核以及存在暗箱操作，城管对“问题公司”敞开大门，甚至还引入了黑社会组织。
1.在中国，城管局的存在本就十分牵强：依据1996年《行政处罚法》中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进行的城管局设立过程，违反了“职权法定”原则
自 1997年设立以来，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下称“城管局”）由于暴力执法且常常不受惩罚，早已臭名昭著，其中一个原因是，城管局的存在本就十分牵强。 依据1996年通过的《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城管局的设立程序往往是：地方上报省级政府 - 省级政府同意后向国务院函请批准 - 国务院予以函复 - 省级政府以文件形式向地方通知具体设立要求，这种程序违反“职权法定”原则。也就是说，设立城管局，必须要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法律的明确授 权，而不是靠国务院复函或省级政府通知这种“行政规范性文件”。
2.城管局执法依据不明，职权不清，已然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准警察机构：城管除了行使行政处罚权，还享有行政监督权、收费权甚至行政强制权
由 于在法律真空地带“裸奔”，城管的权力一直无限膨胀，广州城管的执法权限从1999年的64项暴涨到2011年的232项。尽管中国在2002年出台了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但在实践中，城管除了行使了行政处罚权，还享有行政监督权、收费权等。
3.问题重重的城管，再将服务外包给私人公司，只能导致后者“先天畸形”：私人公司没有行政执法权，也没有行政强制措施权；政府做出引入私人城管公司决策时也不需要投票
千 疮百孔的城管再将服务外包给私人公司，更是会导致私人公司的“先天畸形”。根据中国《行政处罚法》，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在 这里暂且认为是城管），承接外包的私人公司不能行使此权力；而根据《行政强制法》，城管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措施权给私人公司。
中国地方政府决 定引入私人城管公司一般不需要投票。而在国外，政府将服务外包给私人公司需经地方民选议会批准，且权责范围十分有限。在美国圣地亚哥市，地方政府行政分支 为了引入“管理性竞争”(Managed Competition)项目（允许外部承包商参与竞争市政服务），从2006年挣扎到2012年，但由于民众游行、工会反对以及提议在民选议会始终无法 获得多数支持等原因，直到该任市长下台，也只通过并执行了印刷服务、街道清扫两项计划。
4.私人城管公司的“先天畸形”还表现在项目的模糊性：余姚市一私人公司执行“管理流动商贩”项目，但无法区分“劝说”、“告知”、“处罚”、“扣押”、“撤离”等区别，导致其常常越权
美国学者E.S.萨瓦斯在其《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指出，成功的外包需要满足以下条件：能清楚地界定工作的任务；政府能够检测承包商的绩效；承包的条件以及具体的要求能在合同中明确地规定并且能够保证得到实施，但中国的“城管外包”只能对着这些条件“干瞪眼”。
在 2007年下半年，浙江余姚市城管局将“城区巡查”项目外包给“大连豪雅市容整治和美化工程有限公司”，工作范围是整个城区主干道和弄堂等，职责是管理流 动商贩引发的环境卫生问题，居民抱怨“骂人是家常便饭，掀摊也是经常发生。”尽管私人公司没有行政执法权，但就如同“管理流动商贩”一样，私人公司从城管 手中拿到的项目无法区分“劝说”、“告知”、“扣押”、“处罚”、“撤离”等区别，无法明确自身工作任务，致使私人公司常常越权，与服务对象发生冲突。
5.私人公司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城管的滥权问题：湖北荆门市引入物业公司，让公司每月向摊主收取300-500元“保护费”
与 城管的职权范围类似，如今私人公司承接的项目也是达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2007年，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办率先与“鑫梓润物业管理公司”签订为期一 年的城市管理合同——《花园街区综合管理服务试验合同》，其中规定公司要承揽市政设施巡查管理、清理卫生死角、协助执法队综合执法、协助城管部门进行城市 管理等13项“综合管理服务内容”。
私人公司还将触手伸向了“收保护费”。2011年3月，湖北荆门市城管局引入“荆中物业公司”，让该公 司管理中天街260家夜市摊位与李宁工业园附近马路市场。该公司代收收费职能，向各摊主收费，“每平方米4角钱上交占道经营费”，例如李宁工业园附近摊贩 需要上交到300-500元管理费，而公司则向城管缴纳5万元考核保证金。
6.国外政府外包往往可以省钱省力，但中国则恰恰相反：郑州市金水区实行“城管外包”，被指就算聘用了物业公司，原机构、人员还继续存在，浪费了人力，增加了财政支出
由 于没有进行事前的可行性分析，城管外包给私人公司的服务往往效率低下。根据郑州市法制局不完整统计，2010年郑州市金水区连续发生6起物业公司人员暴力 执法事件，其中包括轰动一时的“卖菜老农”事件——2010年11月9日，中牟县两位农民在菜市场口卖菜，被郑州市“众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一名员工喝斥 并野蛮殴打。郑州市实行不到2年的“城管外包”，在2011年5月被正式叫停。郑州市法制办调查认为，金水区付出巨额劳务费用于支付聘用物业公司（并未透 露具体数字），而原来承担城市管理任务的机构、人员继续存在，既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又额外增加了财政支出。
7.由于缺乏公开透明的竞标，城管在引入私人公司时，更对“问题公司”敞开大门：不仅有公司拥有“冒牌执法车”，还有公司本身就是黑社会组织
城 管在引入私人公司时，不仅企图将“脏活”全丢给私人公司，更对“问题公司”敞开大门：政府对外包企业的资质审核并没有严格规范，导致准入门槛低。深圳市最 大的城管服务外包公司之一“鼎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拥有协管员500多名，承包了深圳市福田、罗湖两区10个街道的外包服务。但2010年，该公司被爆 “拥有多辆外形酷似城管执法车的车辆，以及假牌、套牌、报废车辆。”
地方政府没有能力保证外包竞标的公开透明，致使竞标过程中丑闻频 发：2011年6月，前深圳城管局调研员龚有夫受贿受审，法院一审认定其非法收受天夏公司、慧瑞公司贿赂共计141万元，帮助公司竞标城管外包项目。 2011年9月，深圳市“汇运丰物业公司”协管员龚波，与烧烤摊主发生冲突被刺死，警方调查显示，龚波是一个黑社会性质团伙马仔，该团伙的头目张某强是公 司股东之一。该公司采取“围标”方式，竞标得到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城管外包业务，随后开始对商贩大肆勒索。
8.在美国，一个正常的“政府服务外包”招投标过程应该是：委员会仔细审查资质、专业顾问负责评估、竞标公司努力弥补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E.S. 萨瓦斯在其《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一书中举例：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当地政府对某一公共服务外包的过程是：市长组建评审委员会（6人由市长指 定，2人由市政厅指定）、委员会向28家公司发出表格了解资质和投标意向、委员会精选出5个、投入15000美元聘请顾问、向5家具备投标资格的公司发 文、5家公司分别组团考察该公共服务、5家公司提交规划并报价、委员会聘用1名技术顾问和1名财务顾问、3家公司落选（包括目前的经营者）、其余两家报价 低廉的胜出；两家获胜公司分别向委员会做了详细报告、评审委员会考察两家公司并作出最后选择。在城管局甚至使用抽签法来定标的中国，人们只能对国外的招投 标环境表示奢望。
from 网易新闻·有态度专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chengguan0615.html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