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31 October 2013

奖廉不罚贪:自杀性质的制度性偷懒

奖廉不罚贪:自杀性质的制度性偷懒
——评“383方案”的“廉洁年金制”

何清涟
日前,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蓝图“383”改革方案公布,其中与重大政治话题有关的建议主要是反腐,智库们想出的新招竟然是“建立公职人员廉洁年金制度”,即廉洁官员有奖。考诸中国政治现实,这是一条自杀性质的制度性偷懒建议,不仅自绝于民,还自绝于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
奖廉不罚贪:放弃政治伦理最后一道底线
这一建议之荒唐,有如希腊在经济危机之后被迫废除的一条奖励制度,即公务员按时上班、出满全勤有奖。在希腊发生经济危机、政府欲削减各种福利而遭遇抵制之 后,世界才知道希腊有这么荒谬的奖励制度,公务员每天早9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只要每天按时上班,就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
按照组织管理原则,任何机构的人员,按时上下班是最基本的职业要求。希腊这项奖励实际上等于放弃了这一基本要求。面对纪律松弛的公务员,希腊政府不采取惩 罚措施,而是采取不当的安抚方式,以此告诉自己的公务员:你们不按时上班不会受罚,但如果按时上班就算你为政府做了贡献,发奖。希腊这种组织管理方式,是 将欧盟为其源源提供的财政资助化为高福利与不当奖励,养活了一大群福利主义懒汉,终于导致危机,目前还苦苦挣扎于复苏路上。
与希腊这条荒唐的措施相同,中国这一“公职人员廉洁年金制度”等于承认:中国的公务员不廉洁是正常的,如果廉洁(其实只是没暴露,不意味着他们真廉洁), 就算为党与人民做了巨大贡献,发上一大笔廉洁年金以资奖励——须知,无论在哪个国家,公务员群体的起码要求是要廉洁,即使做不到,口头上坚持也是必要的。 这条建议意味着中国执政集团放弃政治伦理的最后一道防线,表示中国官员今后不需要任何伦理约束。
与“特赦贪官论”相比,这一建议标志着中国政治伦理彻底失守。近年来,一些看到腐败会导致政治危机的人士苦心思谋,提出了“有条件地特赦贪官赎买政改”之 议。“特赦贪官论”虽然是冬烘之见,但既承认贪官需要赦免,至少还算承认腐败是罪行,与廉洁年金制变相承认“腐败是公务员正常行为”有本质的不同。此外, 特赦论与廉洁奖金的目标也不同,主张特赦贪官至少是希望换取政改,目标尚算正确;而廉洁年金的目标却不是要与中共做政治交易,换取政改,而是让公务员群体 在退休时再拿上一大笔福利——只不过遵守了一个职业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就能得来一笔巨额奖金,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能体恤“官心”?
实施“廉洁年金”必先公示官员财产
其实,就算真要实施廉洁年金,也需要以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为前提,即官员家庭拥有的财产数量都属于合法的阳光收入,方可资以奖励。自1883年英国率先实施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法律以来,此后一百多年间,已有 137个国家建立或执行财产公示制度。至今为止,中国政府并未给出财产公示的时间表,甚至将要求公示官员财产的多位人士以“寻衅滋事罪”抓捕入狱。
中国政府一再拖延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本来就是向公众耍赖,很不光明正大,等于变相承认中国政府官员大都不干净,一公示全完蛋。但是,如果没有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又如何才能认定公职人员没有腐败,有资格获得廉洁年金?
最偷懒的方法当然是让官员自报。官员自报的项目现在据说已有家属子女移民留学情况,即官员是否是“裸官”。官员的房产登记据说在40多个大中城市已经完 成,但因遭受官员群体的强力抵制,联网之事一拖再拖,是否会成为“烂尾工程”还在未知之数。世人皆知,子女家属定居国外所需金钱并非小额,购置房产更需大 量资金。既然这两样最能说明官员廉洁情况的资料都不能向国民公示,就只能按照一条最简单的标准,即领取廉洁年金的公务员在退休前没有被以腐败等罪由被双规 或者被起诉。而这条标准在中国官场,谁都知道根本不能说明什么。早在90年代末,官场就知道一条定律:“反贪不反最贪的,就反不长心眼与倒霉的”。所谓 “不长心眼”的就是吃独食,没有拿出部分赃款贿赂上级,为自己寻找政治保护伞;所谓“倒霉的”,就是出于种种偶然原因,自己的利益共同体成员如同伙出事、 情妇告发等等,最倒霉的当然是真发生过那么几次的“小偷反腐”。
更何况,“腐败黑数” 这一反腐的经验之谈早就证明,被曝光的腐败案件从来只占真实发生的腐败案件的一小部分。
中国的“腐败黑数”有多惊人
至今为止,腐败都被人类社会视为一种罪恶,既要受到法律制裁,也会受到道德谴责。因此,腐败行为具有天然的隐蔽性,都是黑箱操作的秘密交易,除了内部人之 外,外部人获得腐败信息的难度相当大。也因此,在任何国家,被曝光的腐败案件都只是已经发生的腐败案的一部分,这种实际上已经发生但却未被察知的腐败被称 为“腐败黑数”。腐败黑数的大小,与一国的政治透明度及社会监督机制是否完备有关,政治透明度越差的社会,腐败黑数越大。
讨论中国的腐败黑数非常困难。在前些年政治环境略显宽松之时,国内曾有过探讨,李成言主编的《廉政工程:制度、政策与技术》一书曾收入相关文章,有的研究 者认为至少占80%,还有研究者认为高达95%。上述这些估算,不管是哪个更接近真实的腐败黑数,都很惊人。以2008年1月至2013年8月中国侦查贪 污贿赂犯罪案为例,如果被查处的151350件腐败案以及查处的167514人,只占实际发生腐败案件的5%-20%,就按最低的腐败黑数即80%这一比 例计算,中国实际发生的腐败案件也有75万多件与83万多人。这一数目实在惊人,如果再按95%这一比例计算,实在让人不忍卒睹。更何况,世人皆知,中国 官员的贪腐数额会变戏法,比如刘志军一案,从一审到终审,就有374套房产不翼而飞,受贿金额从8亿多元缩水成6000多万。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腐败黑 数”有如一个难以究其真实的谜团。
在腐败如此惊人、“腐败黑数”如此庞大、官员公示财产迟迟不见实行的情况下,再实行“公职人员廉洁年金制度”,祸国殃民之烈自不必说,还等于自诩“英明” 的中共中央向贪腐官员高挂免战牌,打躬作揖求恳众官员:求求你们不要再贪。只要各位手下留情,或者做得巧妙一些,不被发现,给本党全了脸面,本中央大大有 赏。
可以说,此时实行廉洁年金制度,是一种加速中共死亡的制度性偷懒。中共要自寻死路也罢,只可惜在这一自杀过程中,中国十余亿人民及大好河山将成为其陪葬品,这种高度腐败下形成的价值观会毒化中国几代人。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6期   2013年10月18日—10月31日)

from 《中国人权双周刊》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2035

為何中國沒有省旗市徽?

區家麟|絢麗荒涼 (本文1/11/2013 刊於《信報》)

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到中文大學演講,談中國憲政之路,一開始,他拿出一個日本買回來的「家紋」飾物,「家紋」就是日本氏族、武家的徽號。日本舊日的名門望族,都有自己的「家紋」,以顯尊貴,後來,尋常百姓家也普遍採用。

賀衛方說,中國沒有這個傳統,不只沒有「家紋」,市無市徽、省也沒有省徽省旗,只有國徽國旗。

日本最為人熟知的「家紋」,首推天皇的十六辮菊花紋,但徽號不由皇室壟斷,貴族公卿也可以有自家的象徵。日本佛教重地高野山的奧之院,綠蔭深處,墓石如林,碑上都刻有家紋,或花或草或幾何圖案,一個標識,彰顯地方勢力的家業與名望。
京都御苑:天皇十六辮菊花紋
 
德川氏家紋, 圖片來源: wikicommons
高野山奧之院:墓石基座上,都刻有家紋
訪京都奈良,中國人準會慨嘆,世上保存得最完整的唐代木構建築,都在日本腹地。如奈良的唐招提寺,始建於759年,建築風格承襲盛唐技術,千二年來,日本人珍而重之,悉心保存修繕,古老木建築屹立到今天。高野山的金剛峰寺,禪堂的隔扇畫,詳細繪畫當年開山祖師弘法大師渡海到中國取經之路,帶回經書、詩畫與工匠,視唐代文化為瑰寶。

奈良唐昭提寺一角,最古老的唐代建築,不在中國,在奈良
賀衛方卻留意到,當年日本人學習中國文化與體制,其中一件事沒有學、或學不來的,是科舉制度 (還有太監,都無學)。中國歷代官場的考試制度,一直為史家所頌,以客觀標準選賢能,治權開放,社會流動性高,千年來獨步全球。

不過,賀衛方引述國學大師錢穆說,任何制度,皆有利有弊。錢穆於《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說:

「漢制郡縣長官,例避用本郡本縣人,如是則中央政府既是絕對的代表全國性的,而地方政府,却又竭力避免其陷於地方性。這樣才可使大一統局面,永遠維持。」

錢穆說,知識分子太重視仕途,令工商資本受輕視壓抑:

「…知識分子被單引導上政治舞台,競求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的臃腫病。讀書人成為政治脂肪。」

「讀 書人愈來愈多,做官人也愈來愈多,因為政權是開放的,社會上聰明才智之士都想法走做官這條路,工商業就被人看不起。西方社會就不同,起先是根本不讓你做 官,實際只有封建貴族,也沒有所謂官。於是社會上聰明才智之人都去經營工商業,待他們自己有了力量,才結合著爭政權。」

「中國近代社會卻找不出這些力量來,人都是平鋪的、散漫的,於是我們只能利用到學生罷課,上街遊行……中國傳統政治,向來最注意節制資本,封建勢力打倒了,沒有資本集中,社會成為一種平鋪的社會。」

「平等的裡面還有一個關鍵,就是誰該來管政治呢?政府終是高高在上。

賀 衛方認為,科舉制度無疑增加流動性,讀書人冀望赴京考試,一登龍門,光宗耀祖,但官位不能如封建時代般世襲,上層人士的社會地位,高度不穩定,沒有穩定階 級利益,西方經驗,法治都是因階段利益的鬥爭談判妥協而生的。結果,中國社會高度分散,法治不彰,皇權高高在上。千百年來,有識之士絡繹於途,奔赴權力核 心,渴求一官半職,於今猶烈,中央集權的意識牢不可破。

這種無遠弗屆的中央權力,體現於很多小事上,例如,為何現今全中國省市,除港澳外,都沒有自己的省徽市徽、沒有自己的旗幟?
 
哈爾濱市徽,已停用,圖片wikipedia

廣州市徽,已停用。圖片wikipedia

翻查一下,原來頗為有趣,九十年代,曾有一段時期,廣州、寧波、哈爾濱等市,都曾經有官方的市徽。九七年底,黨中央及國務院發出〈關於禁止自行制作和使用地方旗、徽的通知〉,開宗明義禁用市旗市徽:「我國的國旗、國徽代表著國家主權的統一和不可分割。自行製作和使用市旗、市徽,不符合我國國情,是不妥當的。」又要求各級黨政幹部「不斷提高政治鑒別力和政治敏銳性,深刻認識自行製作和使用地方旗、徽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

〈通知〉又要求各級政府,要「……培養人們對國旗、國徽崇敬感的必要禮儀,增強人們的國家觀念和愛國主義情感」,目的是什麼呢?「激勵全國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自此,內地的官方市徽市旗銷聲匿跡,公眾場合只能掛國旗。但由於很多國際間市與市的交流,都需要用「市徽」,近年很多內地城市都以「城市形象標誌」為名,自設市的標記,宣傳城市品牌,一如香港的飛龍標誌,算是聊備一格,但絕不敢稱之為「市徽」。

黨國一體、中央集權的政府,被塑造成理所當然,不能挑戰;任何本土權力的象徵,一小塊地方特色的旗幟,都消滅於萌芽階段。早有論者指,三十多年改革開放,馬克思列寧主義 (Marx-Leninism) 改成了市場列寧主義 (Market-Leninism)。共產主義理想灰飛煙滅,權貴資本主義的腐朽卻與列寧主義結合,發揚光大。變本加厲的列寧式專制,就是黨管軍隊:軍隊國家化不准提;黨管傳媒:操控輿論軟硬兼施;黨管政府:中央集權消滅地方。

中 央集權的文化基因好使好用,權貴強調大一統之重要,「一國」、「中央」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符咒,「公民社會」與「地方自治」皆成為政治禁忌;誇大外國勢力 虎視眈眈,以仇恨團結人民,印證權傾中央之必要。在香港,談釋出解放軍用地,自有人大義澟然:你敢動解放軍主意?談香港應有單程證審批權,又有人說:那是 國家主權!談尊重香港人意願,「一國大於兩制」、「不能對抗中央」!

原來,香港還有自己的區旗區徽,能操廣東話,已經皇恩浩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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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例子,是郝鐵川近期的幾篇談基本法鴻文,在此不載原文之link,免各位一時不察錯誤點擊而浪費時間。郝鐵川的文章基本上不用讀,洋洋曬曬千字萬字,歸根結柢,只需三個字就講完:中央大晒。

相關文章,有關「中央集權」,所謂「一國」:


from   潮 池  http://aukalun.blogspot.com/2013/11/blog-post.html

从生物学和社会文化角度看毒品问题——第27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第三天

 
 达赖喇嘛尊者在第27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上
10月30日,星期三,第27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进入第三天。今天讨论的是从生物学和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当代毒品泛滥的原因。今天上午的 主讲人诺娜•沃尔科夫博士昨天刚刚赶到达兰萨拉,昨天下午出现在会场上,她说一口有鲜明外国口音的英语,看来她不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可是会议资料中对她的介绍却表明,她是美国国家药物滥用问题研究所的主任。她所领导的研究所是当今世界对毒品问题的研究最权威的机构。国家药物滥用问题研究所隶属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NIH),是美国政府卫生部下属的机构,主要职责是生物医学和健康有关的研究,美国政府对疾病的研究经费主要是通过NIH下达。诺娜•沃尔科夫博士开拓了利用大脑显像技术(Brain  Imaging)来研究毒品对人类大脑的影响,从而了解毒品成瘾的生物学机制。她发现并指出,毒品成瘾对大脑造成生物性损害,事实上毒品成瘾是一种大脑疾病,应该针对成瘾的机制来寻找预防和治疗这种疾病的办法,而不是简单地把吸毒视为行为和心理问题,更不应把吸毒者当作罪犯关进监狱。

这位女士瘦小精干,一头蓬松的金发,两眼炯炯有神,虽然始终面带微笑,却有一种凛然的气势。她在专业领域里一定颇有权威,会议资料介绍她曾得到多个专业奖项,被《时代》杂志选为“影响我们世界的100个领头人”之一,被《新闻周刊》选为“世界上应予以注意的20个人”之一,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选为年度革新人物。
 
她的说话口音引起了我对她的好奇,晚上上网一查,维基百科对她的介绍第一句话却不是她的专业成就,而是她的家庭出身。她出生于一个大名鼎鼎的俄国革命者家庭,提起她的曾外祖父托洛斯基,研究中共党史的人恐怕无人不知。诺娜•沃尔科夫博士的父亲是托洛斯基的外孙,她和她的三个姐妹都是在墨西哥长大的,她们的曾外祖父就被斯大林派来的杀手暗杀在她们长大的那座房子里。可以说诺娜是在“革命”的阴影中长大成人的。她在国立墨西哥大学取得医学学位后,在纽约大学深造。她的口音原来是俄语和西班牙语的影响。身为俄国革命家托洛斯基之后的诺娜担任美国国家药物滥用问题研究所主任已有十年。

沃尔科夫博士是第一次参加和达赖喇嘛的科学对话。虽然她要谈的是她的专业,她的题目是她多年研究的强项,达赖喇嘛尊者是这方面的非专业人士,可是第一次和达赖喇嘛面对面地谈话,她仍然掩盖不住地激动和紧张。照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是,尊者有极强的“气场”。藏人第一次拜见尊者时,几乎个个都忍不住泪流满面,我所接触过的藏人个个如此。 这次研讨会上,第一次参加的 主讲人一开始都表现得有点紧张和激动,语调明显升高,语速突然加快,在进入专业知识的阐述时才慢慢恢复正常。有时候,尊者会说个笑话,令全场哄堂大笑,于是主讲人就在轻松快乐的气氛下开始演说。

达赖喇嘛尊者知道,在外界眼里,他是一个圣人和智者,他理解别人面对他时是紧张的,所以他特别善于消除别人的紧张情绪,用他的轻松幽默来创造一种平等气氛。他说,如果不把自己和他人平等地放在一起,就等于把自己关进了牢笼。

诺娜•沃尔科夫介绍了她的研究和发现。她说,根据经验和观察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个体对毒品的反应是有差异的。有些人反应强,有些人反应弱;有些人特别容易成瘾,有些人不容易成瘾。人们通常认为,吸毒的原因是吸毒者从毒品中得到了愉悦,为了追求这种愉悦而重复吸毒这个行为,从而成瘾。根据个体对毒品反应的差异,他们这些科学家曾经作出一个假设:对毒品反应大,从而更容易成瘾的人一定是从毒品中得到的愉悦水平更高。科学家有了这个假设以后,必须用实验或观察来加以验证。于是,诺娜•沃尔科夫说,他们做了种种科学试验,最后得出结论是,原来的假设完全错了。容易成瘾的人并不是因为从毒品中得到的愉悦水平高,甚至有时完全没有愉悦,却仍然成瘾而且无法自拔。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容易成瘾呢?成瘾的大脑神经机理是什么?

诺娜•沃尔科夫介绍了她首倡的大脑显影术,用一张一张大脑彩色图像来说明大脑中特定化学物质的分布水平,联系不同水平下的人体是什么反应,来解释一系列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她介绍的内容十分专业,非常复杂,她以尽可能通俗的方式介绍了一系列实验说明了什么结论。以大脑中的多巴胺水平为例,多巴胺是大脑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化学物质,没有多巴胺,人就没有了活动的动力。毒品会导致多巴胺水平升高,但是多巴胺水平过高,会引起人体的系统反应,人体会对毒品形成记忆,大脑中另外一些被称之为多巴胺受体的物质水平随之大为下降。多巴胺受体水平低的人容易成瘾,成为吸毒者。

这是一系列的实验而得出的一系列发现。每当得出一个结论的时候,紧接着就会出现一个“为什么?”于是引出新的实验,新的发现。这一系列发现说明,最初认为吸毒者是由于盲目追求毒品的愉悦而成瘾的假设完全错了。成瘾是因为大脑中这一些互相关联的物质的作用,事实上成瘾者后来并没有得到愉悦感,但是大脑疾患已经使得其记忆、判断、决策、注意力等都缺失了,无法依靠自身能力摆脱毒品。她说,她问过很多临床成瘾患者,为什么还要吸毒?他们的回答是,不知道,自己就是想要吸毒,就是无法摆脱。她说,事实上,毒品成瘾者是痛苦的,这是一种大脑疾病,他们需要社会的帮助。把吸毒看成犯罪,把成瘾者关进监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这是从微观机理的角度来探讨毒品成瘾。那么,社会应该怎样来对待毒品成瘾的社会问题呢?

下午,来自丹麦的维贝卡•阿斯穆森•弗兰克博士主讲。弗兰克博士是丹麦奥胡斯大学酒精和毒品研究中心副主任兼副教授,是一位人类学家,因此,她是从社会人类学角度来研究毒品成瘾问题。她认为使用毒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行为,也就是说,吸毒常常在群体活动,例如派对、庆典过程中发生。在欧洲,使用毒品相当普遍,但毒品成瘾者的比例并不高。因此,使用毒品并不等同于毒品成瘾。数据显示,毒品成瘾者中青少年的比例相当高,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瘾者的人数则逐渐减少。她认为这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人的成熟程度造成的。

弗兰克博士还认为,政府对毒品的控制也会引起问题。在这点上,来自美国和来自欧洲的科学家们有不同看法。来自荷兰的马克•路易斯博士说,在荷兰大麻是合法的,这并没有导致吸大麻的人增加。他幽默的说,在荷兰吸大麻的人很多是美国游客。诺娜•沃尔科夫则反对毒品合法化,她指出,在美国造成死亡和伤害人数最多的“毒品”是烟草和酒精,这两种东西是合法的,但是它们造成死亡和伤害最多的原因是使用者最多,而使用者最多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最易获得。她不赞成把吸毒者当成罪犯关进监狱,她认为社会不应把吸毒者当作罪犯,但也不应让人们可以随意获得毒品。很明显,科学家们在毒品是否应该合法化的问题上并无共识,但他们都对本国政府的“抗毒”政策表示不满。科学家们一致同意,在对成瘾者治疗的过程中,亲友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天的会议中,诺娜•沃尔科夫博士向尊者请教,佛教历史悠久的冥想经验中,是否有某种方式能用来帮助毒品成瘾者。尊者坦诚而幽默地回答说,当毒品成瘾者已经到了大脑受到损害的地步后,“他们应当向你求助,而不是向我求助。” 诺娜•沃尔科夫博士也是一位著名的临床医生。但是,尊者认为,佛教的基本理念和一些冥想方法在预防毒品成瘾方面可能会提供有效的帮助。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在和平快乐的家庭中长大,毒品成瘾的机会可能会大大降低。至于社会应当怎样对待毒品成瘾者这个问题,尊者提醒听众,毒品成瘾者也是人,他们也有与我们一样的情感需求,我们不应当把他们划入另类,将他们排斥在社会之外,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应当以慈悲之心对待毒品成瘾者,以极大的耐心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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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家和佛教哲学家对谈人类欲望的机理——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第二天




from 西藏:另一种真实 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com/2013/10/27.html

六岁的美国儿童为什么说要杀光中国人?


本月16日夜间,美国ABC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吉米•金梅尔(Jimmy Kimmel)在他的节目中召开了一场“儿童圆桌会议”(见图), 意在讽刺美国的国会议员有时就像儿童一样幼稚。四位争相发言的儿童,回答金梅尔提出的一个问题:美国欠中国一点六万亿债,还不起怎么办?一位六岁的男童 说:“到世界的另一头,杀死所有的中国人(Kill all People in China)。”这句话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引发抗议,抗议者认为,这是严重的种族仇恨的言论。
不过,六岁的美国儿童为什么会说出杀死所有的中国人这样的话呢?
吉 米•金梅尔的脱口秀节目,和美国广播电视的所有脱口秀一样,都是说起话来口无遮拦。天真幼稚的儿童上电视,更是“童言无忌”。美国的一些华人,却没有因为 “童言无忌”而放过ABC电视台和金梅尔。旧金山、纽约、洛杉矶等城市,都举行了超过百人的示威抗议活动。ABC和金梅尔知道麻烦来了。本周一,ABC高 层致信美国华人组织“80/20促进会”主席、曾任特拉华州副州长的吴仙标,希望他向全美华人转达歉意;周二,金梅尔在自己的电视节目上公开向华人道歉。 但参加抗议行动的华人认定ABC和金梅尔的道歉缺乏诚意,要求ABC在美国的各大英文和中文媒体上发表道歉声明,停播金梅尔的脱口秀节目,开除金梅尔。许 多华人还登录白宫网站签名请愿,要求美国政府道歉。
美国的主流社会,没有人认为这位六岁儿童说“杀死所有的中国人”是对的,但他毕竟是六岁的儿童,所以主流舆论没有特别在意这件事。而美国的四百万华人,大约有10%对事件做出反应。其中包括一些华人,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呼吁:华人不但要抗议,也要反思。
有 华 人网民指出:美国社会当然有种族歧视的行为,但美国的法律与主流社会意识,不允许种族歧视,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黑人奥巴马当选了美国总统,为什么华人 赵小兰当上了劳工部长、朱棣文当上能源部长、骆家辉当上商务部长如今又出任驻华大使。如果把某位美国白人对华人的批评或者一番幽默,都视为种族歧视甚至种 族仇恨做出激烈反应,那只说明种族歧视的心魔不在白人心中而是在华人的心中。
还有 网民指出:儿童并无评说世事的能力,他们对世间诸事发表的看法,往往来自他们的家长。六岁的儿童说要杀光所有中国人,或许反映了儿童们的家长们,也就是美 国的主流社会,已经对中国人产生情绪。中国崛起、一部分人富起来,才十几二十年的光景,中国人便不再韬光养晦,中国的媒体一再发出轻蔑、嘲弄、羞辱美国的 言论;中国人在全世界办孔子学院,抢购房产、名牌手袋,往豪华酒店的地毯上吐痰,在埃及神庙的浮雕上刻字,在巴黎卢浮宫前水池里洗脚,让小孩在温哥华商场 的垃圾桶里撒尿——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人,一旦有了钱,便如此嚣张。别以为美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他们只是不说而已,六岁儿童说了出来,使用的语言是“杀 光所有的中国人”。
百 多年来,除了韩战和越战,中国人到朝鲜和越南去杀美国人,美国人从来没有杀过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只是中国人自己:国共内战、土改、镇反、反右、文革、大饥 荒,杀死中国人数以千万计。毛泽东说不惜死掉几亿中国人与西方民主国家决战;邓小平说杀二十万中国人保二十年稳定,于是89“六四”在天安门广场杀学生和 市民。至今仍在杀中国人的也不是美国人,自焚的藏人、村长钱云会、小贩夏俊峰、民营企业家曾成杰,都是谁杀的?
在ABC和金梅尔道歉后,吴仙标表示:华人要求的都有了,今后跟美国的民众交往更重要,他对抗议的结果感到满意。但据最新消息称:各地仍有华人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抗议当然是必要的,如果在抗议的同时,想一想六岁的美国儿童为什么说要杀光中国人,无疑是同样必要。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4957.html

“新疆,中国的肉刺”

中国官方将北京天安门广场“10.28”血案定性为“恐怖袭击事件”,并将矛头直指新疆维族“极端势力”和“分裂主义势力”。德语媒体将目光投向新疆。
(德国之声中文网)随着中国官方将天安门广场“10.28”事件定性为维族人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新疆维族自治区问题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10月31日一期《新苏黎世报》“国际”栏目上的一篇署名文章强调指出,新疆地区民族纠纷久拖不决构成“10.28”事件的政治、社会背景,而北京在新疆地区实行的偏颇民族政策则是根本原因:
如何赢得维族人心是中共一大难题
“新疆在文化上、种族上以及地理上与中亚紧密交织。数十年来,北京软硬兼施,强使这个不听话的地区参与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方案。该地区的原住民—说突厥语的穆斯林维吾尔族却一如既往,始终是中国肌体内的一根肉刺。……
“和中国其它地方一样,党的代表们所鼓吹的新疆走向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是一种同传统的蛮横告别。对新疆来说,它也意味着对中国模式的契合,而在这 个从任一角度看都具有浓厚中亚色彩的地区,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模式。这导致相互间的不信任、普遍的不满以及国家强权的肆无忌惮。人们可以在另一种情境下的俄 罗斯北高加索看到类似情况。在新疆,宗教因素也同样起着作用。伊斯兰主义似乎对绝望的年轻人有相当的吸引力,而它同时又成了正中国家宣传机器下怀的‘材 料’。在将怀疑目光引向维族人方面,宣传机器十分迅捷。……在此次北京事件中被捕的一名涉嫌人士据称来自今年6月底发生过暴力流血事件的(鄯善县)鲁克沁 镇。常被中国官方媒体描述为针对警方的恐怖行动在其它报道中则显示出是对(警方)挑衅行为作出的反应。司法审判程序不能提供任何澄清。在8 、9两个月,法院判处了多名维族人死刑,罪名是煽动了今年4月和7月份的骚乱。
新疆维稳不易
“然而,对所谓受‘境外敌对势力’操控的极端组织,人们所知甚少。观察家们相信,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便并非一个严密的组织。……
“中国当局迄今对骚乱的回应措施只有两个:一是推进汉人迁移及开发,一是加强压迫。然而,因为缺乏信任、尊重和政治远见,这些措施却成了使局势更严峻的最可靠工具。”
维族人事业受影响
当天的《南德意志报》发表一篇短评,对“10.28”事件可能对维族人的事业带来不利影响提出警告:
维族人多为穆斯林
“如果(出事)车上的人意在引起人们对其民族事业的关注,表面看,他们的袭击相当成功。但事实上,这一行为不仅野蛮,而且,对维族人的事业而言既愚 蠢又有害。反之,让众多维族人深感受其压制的中国安全机构会把此次袭击行为视为一件礼物。它们终于首次得到了可用来证明其迄今极轻率的关于维族人恐怖主义 说法的一个明显证据。在新疆的迫害现在将更加严厉,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的偏见将更为加强。维族人今天就已经被当成二等公民,旅店拒绝给他们开房间,航空公司 拒绝给他们机上座位,警察在大街上随意抓捕他们。
“安全机构称,它是在打击新疆的极端势力,事实上,它的所作所为再好不过地培养了极端分子。如果北京不改变其政策,这个国家有可能正处在一个暴力螺旋的开端”。

摘编:凝炼
责编:达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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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獨媒向譚凱邦致歉


素仰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先生一直為香港的綠色議題不遺餘力,當看到獨立媒體在facebook專頁推薦一篇文章,指譚是「披著羊皮的狼」,實在極為震驚。

細看此文,原來該文評人以狼,不過以一點為據──也就是人口增長是0.58%,所以就不可能會造成問題,說有問題就是小題大造,是披著羊皮的狼。但 也有讀者回應,何以0.58%就不是問題?而且十年複息計算,0.58%就不是小數目。而更具體的是,港鐵很多年前早就已是非常擠迫,現在再天天運送一架 雙層巴士的人(150人)過來,試問他們能迫進港鐵嗎?無論如何,現有人口增長是否會令社會百上加斤,是個可議的議題,但總不成對香港承載力提出憂慮的 人,就是「披著羊皮的狼」吧。

我不滿有關作者只以如此片面之論據,便妖魔化對方,進行人格謀殺。更不齒的是,獨媒竟然助紂為虐……想當年我們反高鐵時,曾經共同批判高鐵支持者這 些妖魔化的做法,他們僅以香港會邊緣化,又或菜園村有賠償等片面理由,就妖魔化反對陣營。想不到今天獨媒竟也腐朽如此,這樣推文,令人掉淚……

看到這則推文,當下我就在獨媒facebook上評道:「這種說法很可怕,純粹是抹黑,而非就對方的理據而論理。」但不獲受理,後來我再在另一處 tag有葉蔭聰和阿藹的一個post,上以更長篇幅說明問題嚴重,但仍不獲受理。然而獨媒另一編輯黃俊邦看到,to his credit,他主動跟我討論這個問題,但由於他的立場仍是無須致歉,跟我的期望相差太遠。事不得已,我還是要在這裡為譚申訴。

獨媒拒絕致歉,意味這類妖魔化行為並非不可接受,那實在令人痛心疾首。事實上,阿藹在其後一篇聲明也談到這件事。她重申「披著羊皮的狼」一文並無列 為焦點文章,那是間接承認此文質素有限,但她同時又說在facebook推廣並無問題,那可以是用來「被罵」。這實在令人費解:如果這是一篇中傷別人的文 章,則不論放在焦點還是放在facebook也是不該。這種雙重標準,大概一個普通人也能看得出來。再者,如果這樣的論點也可成立,難道只要是在 facebook,其他人就可以用各種片面論據,把其他社運人士妖魔化為「披著羊皮的狼」,甚至推而廣之?這種做法,難道獨媒認可?

諷刺的是,阿藹的聲明之標題,正是「停止網絡抹黑歪風」,但卻對其facebook專頁的妖魔化行為一再維護,成了林忌口中的「賊喊捉賊」。試問嚴以律人,寬以待己,豈有說服力?獨媒何不以身作則,先承認錯失,做第一個阿藹口中的「紙鎮」,來遏止歪風?

更甚的是,如果獨媒仍拒絕認錯,他日到我談論對承載力之憂時,難保我也會被妖魔化為披著羊皮的狼,是個口蜜腹劍、包藏禍心的人,並被獨媒推而廣之,那我定會吐血而亡。獨媒根本已是與「捍衛言論自由」扞格。

有見獨媒仍在維護這些手法,我不得不要求獨媒臨崖勒馬,停止維護妖魔化行為,並反省檢討,承認有關做法絕不可取,應予聲討,以及就譚凱邦先生等所受到的妖魔化困擾及名譽損失致歉,並作出任何可能的補救行動,以減少對譚先生等的傷害。那方是我等所期望的正義之師。

披著羊皮的狼原文連結: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8383


from (title unknown)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8729

公共说理如何避免“越说越僵”

公共说理如何避免“越说越僵”

 

十七世纪英国牧师和历史学家富勒(Thomas Fuller)说,“辩论从来不能说服不想被说服的人。” 二十世纪美国作家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更是说,“辩论会使人们更坚定地只是相信他们自己的想法。”虽然说服自己并不是成功的说理,但是,人们生活中许多说理的实际效果却常常只是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理。说理的局限似乎与人类自以为是的弱点有关,固执和偏见也似乎比理性更近于人的天性。

一个人作论辩说理,很少有能直接说服对立一方的。这并不表示他缺乏说服的能力,而是因为,论辩式说理说服对立一方的可能本来就是非常微弱的。一般来说,论辩式说理起到的是强化自已一方,而并非软化对立一方的作用。因此,对立的双方就有可能在辩论中越说越僵,以至于发展到相互责备、谩骂、肢体冲突。从微博叫骂发展到约架,便是辩论越说越僵的极端表现。

极端的,敌对情绪高涨的越说越僵在说理和民主文化良好的社会中较少发生。这是因为,辩论者知道,在辩论中,理是说给“第三者”而不是说给对立方听的,由于第三者在论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论理根本不需要以压倒对立方为目的,无须把对方逼得灰头土脸,哑口无言。

以第三者为说服对象,并由此来确定说理的主要构成要素,这便是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图尔敏(Stephen E. Toulmin)对公共说理的一大贡献。在图尔敏之前,对说理结构的理解和分析是以形式逻辑为着眼点的。图尔敏提出的说理分析模式有不同的着眼点,它着眼于听众,具体而言,是那些立场中立,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第三者听众。例如,在法庭上,有争执的双方各自陈述自己的立场和理由,同时还就对方陈述中的具体环节和细节提出质疑。各方在这么做的时候,是为了说服中立的法官或陪审员,而不是为了说服自己一方或对立一方的人员,因为自己人无须说服,而对立一方的人又根本不愿被说服。

听众是谁,这是说理首先需要确定的,因为这会影响到实际的说理策略、方式,并使得说理具有说服或宣传的不同性质。例如,1960年代曾经有过一场大张旗鼓的中苏两党论战,其实双方都不是为了说服对方(那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争取第三者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并没有多少国际的第三者对这种恶狠狠的论战感兴趣,因此,论战实际上是用来作为一种对内宣传的手段,是以给那些根本无需说服的国内老百姓洗脑为目的的。这样的争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只有恶狠狠的对立,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或妥协,最后定然会以争论者们相互交恶,彼此变成势不两立的仇敌而告终。

图尔敏论证模式所关注的是那种能够达成某种共识,至少是达成某种妥协的争论。它需要在争论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对方的主张和理由,如果不是为了接受那些主张和理由,至少也可以通过反驳它们来加强自己的主张和理由,使自己的说理更理性周全。简略而言,图尔敏论证模式包括六个部分:主张(claim)、保证(warrant)、论据(grounds)、支持(backing)、语气(modality)和反驳(rebuttal)。它具有两个基本的认知特征,第一,说理中所有的主张、理由、中介保证、理由的理由、对保证的支持等等,都是可以由对方诘问和质疑的,说理一方必须为此做好准备。第二,决定说理一方是否有理的是中立的第三者(法官和陪审员),不是自己一方或反对一方的“粉丝”。在这两点上,图尔敏模式都不相同于形式逻辑论证。

形式逻辑的论证是以它本身的说理结构(包括分析方式)为准的,至于谁是说理的具体听众,那些听众会提出什么质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保留意见,这些都并不重要。然而,这些恰恰是图尔敏论证模式所关心的。例如,有人说,共产党人都是好样的,林彪、四人帮是共产党人,因此,他们都是好样的。从形式逻辑的论证来看,这个说法是可靠的,因此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许多人不能接受这个说法呢?那是因为这个论证的大前提(共产党人都是好样的)本身并不可靠。这样的说理有它的理性(它自己说得通),但却没有公共理性(别人无法接受它的前提)。休谟说过,“一切深奥的推理都伴有一种不便,那就是,他可以使论敌哑口无言,而不能令他信服。”然而,这样的推理只是在它自我完足的逻辑推理框架里(意识形态也是这样一种逻辑推理框架)才能说得通。即便如此,它也无法真正使论敌哑口无言,因为论敌是要对他的逻辑推理的前提提出疑问的。

单纯的形式逻辑的论证是一种独语论证,无论它本身如何严密,都不能保证能说服第三方,更不要说是对方了。群体内部说理有别于敌对双方的“说理”,群体内部说理的 公共理性,按罗尔斯(John Rawls)的政治主张,提倡以对方能够接受的理由进行说服的互惠构想。这里面包含了罗尔斯对政治的特定了解,即视之为公民相互合作,才能成就的共同事业。在充满分歧的政治世界中,公民简单说出自己觉得有说服力的论据并不足够,而是要找出其他人也能够共享的理由。 公共理性不是一套寻找真理的哲学,而是处理不同意见的对话模式。然而,即便如此,由于各方不愿或无法放弃各自的利益,仍然会无法说服对方。由于说服或争论不可能无限继续下去,说理需要有“到此为止,做一了结”(或暂时做一了结)的机制,法庭判决或委员会表决便是这一机制中最为典型的。

图尔敏论证模式就是着眼于有“做一了结”能力和权威的第三方,要求辩论者在说理时,要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仔细检查自己论证的每一个部分,并尽量事先估计到对立一方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法官和陪审员是典型的第三者听众,但是,在公共说理中,第三者是公众。公众往往并不像法官和陪审员那样拥有裁决的权威,公众所起的第三者作用是形成舆论,公众越是具备理性思考的素养,他们的舆论机制就会对争论说理的双方提出越高的文明礼仪要求。谁在争论中穷凶极恶、出口伤人,不管他说得多么头头是道,都已经先在第三者眼里成了不值得尊敬,不值得信任的人。

在像国会这样的论争体制中,避免对立双方越说越僵的机制是发言以后的表决程序。如果可以用票数决胜,那就自然不用把对方骂个狗血喷头,或者甚至打翻在地了。在公共辩论和争论中,避免对立双方越说越僵的机制是普遍具有教养的公众所发出的舆论,他们以理性、客观和冷静的第三者身份来进行仲裁,而不是如情绪化的“粉丝”那样狂热地崇拜和偏袒一方。“粉丝”以“哄客”的面目出现在网络的公共空间,他们习惯于用暴力的酷语、色语和秽语来武断地表现自己的立场。在哄客成群的地方,论争者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第三者听众,双方直接顶牛,越说越僵,最终变成仇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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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徐贲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cf1f30102e910.html

神经科学家和佛教哲学家对谈人类欲望的机理——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第二天

达赖喇嘛尊者与脑神经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博士



中国人有句俗话,叫“知足常乐”,还有个说法叫“无欲则刚”,意思都是说,人要是有太多的欲望,就会变得不快乐,甚至会很痛苦。没有欲望就没有压力,人就可以更超脱、更自由,就没有那么多的痛苦了。可见我们的前辈们从经验中已经总结出,欲望是和痛苦有关联的。所以这些哲理都是劝人不要有太多的欲望,欲望越多越苦恼,欲望越少越快乐。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可以发现,没有多少人在实践这些至理名言,人人都在欲求着什么,特别是现代生活的物质可能性大为增加以后,人们想要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难以满足,尽管得到了很多的人确实并不快乐,甚至相当苦恼,人们还是在欲望的驱使下,无休无止地追求着,似乎大家都在义无反顾地奔向一个痛苦的深渊。这是为什么呢?

在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看来,这个问题是可以探索并寻找答案的;而东方佛教对于欲望与痛苦的思考和讨论,已经积累了两千多年的智慧和文献。第27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的第二天,达赖喇嘛尊者和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佛教僧侣和佛学哲学家一起,深入地讨论了欲望产生的方式和过程。这是当代西方科学和古老的东方智慧之间的一场友谊赛, 一次PK
研讨会开始时,理查德·戴维森教授告诉尊者,他给尊者的好友,南非的图图主教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图图主教,达赖喇嘛尊者希望将科学与宗教的对话推广到非洲的愿望。他得到来自图图主教的通知,图图主教今天将在网络上观看研讨会的实况。

这天上午的主讲者是著名心理学和脑神经学家,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系的肯特·伯瑞杰教授。伯瑞杰教授讲的内容是人类产生强烈的“想要”(Wanting)和“喜爱”(Liking)的原因。他用大脑神经活动的观测记录,区分了“想要”和“喜爱”这两种心理活动。在大脑功能的分布图中,“想要”的活动区域更大、更稳定,它是一种欲望,它不需要“记忆”就能产生和持续,一旦产生就不容易消失或消除。而“喜爱”是和“愉悦”(Pleasure)有关的一种情绪,它在大脑功能的分布图中涉及的区域较小,神经元的数量也较少,这种情绪相对来说比较弱,容易中断或消失。大脑神经科学家根据对大脑神经活动的观察得出结论,“想要”可以变得非理性,即使不“喜爱”也可以“想要”,甚至明明知道一个目标是不愉快的、自己不“喜爱”的,“想要”的心理仍然可能持续加强,变成一种“渴望”,一种非得到不可的欲望。“想要”这种心理可以在并没有压力和需求的情况下产生和持续增长,所以它是成瘾机理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令科学家们也感到困惑的是,在大脑中,“想要”和“恐惧”占用了同样的区域,这是为什么?他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实验观察和分析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动物和人类的“想要”心理,他还作了深入的探讨。以大脑中“多巴胺”(Dopamine)这种化学物质为例,他详细地介绍了这种化学物质对大脑的作用。他用彩色图像和图表来说明试验结果,还放了几段自己实验室对老鼠进行试验的录像,形象地说明多巴胺对大脑产生强烈“想要”所起的作用。他的讲座非常专业,尊者和在场的僧人们注意力高度集中,全神贯注地听他的讲述。有时候,尊者对某个问题有疑问,他会立刻提出,请伯瑞杰教授进一步解释;有时候他会用通俗语言来“翻译”伯瑞杰教授严谨的阐述,然后问他伯瑞杰教授,他自己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下午,尊者的翻译图登晋巴主讲佛教对“欲望”(Desire)、“渴望”(Craving)和“行动”的见解。土登晋巴是达赖喇嘛从1985年至今的主要英语翻译。在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时候,晋巴是不可取代的,因为他要把达赖喇嘛非常精深的佛学理论,特别是古印度那烂陀学派的古代梵文经典,翻译成现代英语,又要把西方科学家、哲学家的学术语言翻译成藏语。他不仅能来回做同声翻译,也能够利用速记,进行大段的翻译,其准确度令人赞叹。会场上有不少僧侣和西方学者是英语和藏语都懂一些的人,人人都佩服晋巴的渊博知识和语言水平。

晋巴曾经是南印度甘丹寺的僧人,获得过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格西拉然巴学位。后来他又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教育体系内,他都获得了最高学位。在对话会进行过程中,他坐在达赖喇嘛左边椅子上,当达赖喇嘛用藏语提问或讲解的时候,他把尊者的话翻译成英语,当达赖喇嘛对科学家的讲解有疑问的时候,他及时插进来将科学家的回答翻译成藏文。

今天下午,晋巴坐到了达赖喇嘛右边的主讲席上,代表佛学一方,向科学家们提供佛学中对“欲望”、“渴望”的理解,这些来自于古印度佛学经典的内容是在场众多僧侣们的强项,晋巴这位前僧人也有一点紧张,一开始先给他从前的僧侣同学们打招呼,“兄弟我今天班门弄斧了。”达赖喇嘛乐不可支地开玩笑说,你的同学们早就摩拳擦掌地准备好要向你击掌质问了。这句话引得在场的僧人一片哄笑,晋巴还得笑着继续尽到尊者翻译的职责,把尊者的这句话翻译成英语,又引得在场的西方人哄堂大笑。这也是“心灵与生命研讨会”的一个有趣现象:现场听众很少对某个笑话同时作出反应,尊者用藏语开玩笑,在场的僧俗藏人立刻哈哈大笑,不懂藏语的人则面面相觑,要等到笑话翻译成英语才笑起来;尊者用英语开玩笑,情况就正好相反。

图登晋巴引用佛教经典中关于“执”的来源的观点,说明佛教对“渴望”产生机制的理解。佛教认为,从“接触”产生“经验”,从“经验”产生“渴望”,从“渴望”产生“执着”,从“执着”产生“行动”(满足欲望的行动),这些情感形成一种循环。不过,佛教并不认为“欲望”本身是破坏性的,没有欲望就不会有动机,没有动机就不会有行动,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发展,问题在于欲望的对象和满足欲望的方法,有的是建设性的,有的是破坏性的,人们对此应当有所了解。

下午3点,第二天的讨论进入最后一部分:听众与科学家问答。留在会场的听众绝大多数是僧侣,他们对科学家们提出了不少问题,看得出来,僧侣们对这天的讨论听得非常仔细,他们提问题的方式也显示出,经过多年逻辑思维训练的僧侣们对现代科学的理解力和把握问题实质的能力。一位僧侣问:“在‘想要’和‘喜爱’之间是否有某种界限?超过了界限,‘喜爱’就变成了‘想要’?” 肯特·伯瑞杰教授回答说,他的试验团队确实思考过这个问题,但目前为止的试验结果还无法做出明确的回答。

这样的对话对双方都是建设性的。对于佛教僧侣来说,他们有机会了解当代心理学、行为学、脑神经学是以何种方式来探索“执”这个佛教中的重要概念,对科学家们来说,他们有机会了解佛学对人类情感的探索和理解。

这一切都非泛泛而论的清谈。下一步,科学家和僧侣们将讨论怎样应对“成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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