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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最近在《纽约时报》大声疾呼：“台湾的时间不多了！”语气之悲壮，彷佛我们明天就要拿竹竿与核弹对干。而她开出的药方呢？“和解”。简单来说，就是台湾应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跟一个每天派战机绕你家屋顶的邻居“好好谈谈”。这样的建议听起来耳熟，毕竟我们小时候也常听到：“遇到坏人怎么办？跟他做朋友啊！”
但问题来了，这世界真的运作得如此单纯吗？
谈判的美好幻想－－当你以为世界是校园用餐区
龙应台的论点基于一个美好的假设：只要台湾愿意敞开心胸、收起防备、放下武器，中国就会被我们的善意感动，然后大家就能手牵手唱《明天会更好》。但这个假设忽略了一个小问题－－中国的官方政策从来都不是“你愿不愿意”，而是“你只有统一一条路”。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Hans Morgenthau曾说：“国际政治的本质是权力，而不是道德。”这意思大概就像是，你跟一个每天抢你便当的同学说：“我们可以谈谈吗？”结果对方只是顺手再拿走你最后一口炸鸡。谈判的前提是“双方都有让步的空间”，但中国的“让步”一向是：你统一，我们就和平；你不统一，我们就打到你统一。这种谈判模式，基本上跟“你要自己走，还是我拖你走？”没什么两样。
一场优惠方案限时体验－－马英九时代的“和平”是什么？
龙应台怀念马英九时期，认为那是“台湾最接近和平的时刻”。确实，那时候中国对台湾的态度好像温和了一点，但这真的叫“和平”吗？如果一个人对你笑脸迎人，是因为他正在计划怎么说服你签下一份终身合约，这算是善意还是骗局？
马政府时期，台湾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高度融合，观光业蓬勃发展，许多人以为这就是“和平”的证明。但回头看，这更像是一场限时优惠的试吃活动－－先给你好处，让你习惯，然后等你无法割舍时再收紧控制。这不就是“经济渗透”的最佳案例吗？
2014年太阳花学运就是对这种“糖衣毒药”的反击。当时台湾年轻人发现，这样的“和平”其实是让中国掌握更多话语权，甚至渗透台湾的媒体、学术与经济。结果呢？现在回头看，那段“和平”根本是中国在铺路，而我们差点就签下了条件不平等的终身契约。
“问卷设计”很重要－－台湾人真的想“投降”吗？
龙应台还说，网路上的“非正式民调”显示，许多台湾人如果面临战争，会选择“投降”。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惊悚，但我们要问的是：这些“民调”到底怎么做的？
如果你问：“你想去战场上拼命吗？”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说不。但如果问题换成：“你希望台湾能够保持自由，还是变成香港2.0？”结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根据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数据，台湾民众对“维持现状”的支持率一直很高，而近年愿意奋战的比例也在上升。这代表什么？代表台湾人并不是一群“遇事就跪”的民族，而是清楚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值得守护。当你看到乌克兰人民如何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当你看到香港的自由如何在几年内被彻底抹去，你会不会开始怀疑：“投降”真的能换来和平吗？
美中竞争的现实：台湾是“棋子”还是“玩家”？
龙应台认为，台湾应该低调一点，不要让美国拿来当棋子，这样就能避免被卷入美中冲突。这听起来很合理，但问题是：台湾不是自己选择要不要当“棋子”，而是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让我们无法置身事外。
根据John Mearsheimer的“攻势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美国支持台湾并不是因为“喜欢台湾”，而是因为不想让中国成为区域霸权。这意味着，就算台湾现在跪着求中国“不要打我”，美中竞争的结构也不会因此改变。
换句话说，台湾的选择不是“要不要当棋子”，而是“要当主动出击的玩家，还是任人摆布的棋子”。龙应台说“低调”就能避免麻烦，这有点像是你在暗巷里遇到流氓，选择不说话、不反抗，然后期待对方会放过你。现实世界从来不是这样运作的。
龙应台的“和解论”，是天真还是别有用心？
总结来说，龙应台的“和解论”最大问题在于：她的论点是建筑在对中国的幻想上，而不是现实。她忽略了权力竞争的本质，忽略了谈判必须基于对等，甚至忽略了台湾人民的真实选择。
她的文章看起来像是忧国忧民，实际上更像是：
教你在霸凌者面前忍气吞声，期待对方有一天会良心发现。
把过去的“优惠期”当作永恒的和平，却忘记试用期过后的合约才是重点。
用模糊的“和解”包装一种单方面的屈服，然后说这是“成熟的选择”。
时间真的不多了吗？也许。但我们需要的，绝对不是这种“跪姿求和”的论述，而是更清醒、更务实的战略思维。毕竟，活着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求生”和“生存”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504/%E8%AE%BA%E9%BE%99%E5%BA%94%E5%8F%B0%E2%80%9C%E5%8F%B0%E6%B9%BE%E7%9A%84%E6%97%B6%E9%97%B4%E4%B8%8D%E5%A4%9A%E4%BA%86%EF%BC%81%E2%80%9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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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6 April 2025
Sunday, 23 April 2023
顏純鈎：龍教授你為什麼不生氣？
20130421
龍應台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一篇文章，標題是「北京未開一槍，已給台灣帶來裂痕」。
國民黨親共反美，民進黨親美反共，這是台灣基本政治立場的兩極，在兩極中間，還有人希望保持現狀，不戰不和，多做生意，平安生活，台灣裂痕不自今日始。龍應台列舉不同人對和戰問題的態度，沒有強烈表達她的立場，但在字裡行間，還是洩漏了她的心聲。
有朋友認為面對中國的奪島威脅，唯一的辦法是靠實力，龍應台說：「實力應該只是台灣戰略的一部份，我們的政治人士和其他公眾人物應該表現出真正的勇氣，與中國接觸，以某種方式緩和局勢。當一個更強的霸凌者威脅你的時候，難道不應該先嘗試去緩和局勢嗎？」
龍應台強調「樸素的務實主義」，她說：「我希望，為了我們所有人的利益，這種務實能成為長期的主流觀念。這並不是說普通民眾認為抵抗中國是徒勞的，而是台灣永遠處於中國巨大的引力範圍內，講求實際，甚至與中國和解，可能比戰爭更可取。」
說了很多，要害在這一句：「講求實際，甚至與中國和解，可能比戰爭更可取。」
國民黨執政十年，與中共和解了十年，最終不是中共放棄對台灣的領土慾望，而是國民黨成為中共統戰的代理人。民進黨執政十年，並沒有挑釁對岸，只是走親美路線，拓展國際空間，中共和解了沒有，更加沒有。
一個正常人不可能與強盜和解，強盜肯與他霸凌的人和解，那強盜就不是強盜了。台灣人面對中共，等於一個村民隔壁住著惡鄰，一天到晚在你門口舞刀叫囂，你只好在自家門後藏一枝打狗棍，以備惡霸闖進來行凶時，可以及時拿出來防身，這才是「樸素的務實主義」。
所以民進黨政府購買美國先進武器，修改兵役制，訓練國軍，都只是備戰而已。台灣根本沒有動機﹑也沒有能力去侵犯大陸，台灣也不會開第一槍去惹事，但台灣要在中共軍隊渡海登島時，有能力擊退中共的侵犯，這才是必要的﹑務實的準備。
今日談和戰，對中共來說，是以戰逼和，對台灣來說，是備戰求和。若台灣不備戰，永遠在中共「巨大引力範圍內」乞求恩賜，那台灣永遠都不會有和平，因為中共今日不打，難保他明日不打，一旦他想打，就一定能打贏，因為台灣不備戰，那樣台灣永遠只是中共的砧上肉盤中餐。相反的，台灣有備能戰，中共要擔心戰爭代價，就不敢輕啟戰端，那樣台灣才有安全可言。這不是很簡單的道理嗎？睿智如龍教授，為何不明白？
二十多年前，龍應台在一篇文章中對胡錦濤說：「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意思是大家講道理，不要暴力恫嚇。龍應台等了二十多年，有沒有等來中共的「文明」？至今中共仍用導彈戰機和軍艦來「說服」台灣，至於文明，中國沒有中共之後才有文明。
中共改革開放四十年，台灣人到大陸投資開廠，中共經濟起飛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台灣人的支持，但中共並沒有因此而文明起來，相反的，一旦錢包腫脹，又一臉凶相。
龍應台在香港生活十幾年，深知香港人的處境。九七年後香港人與中共「和解」，期望中共遵守基本法，給香港人應許的民主與自由，可是中共財大氣粗後，連中英聯合聲明都成了廢紙——與這樣的政權「和解」，等於與虎謀皮。
不久前，龍應台的著作在大陸被全面下架，原因當然是她的言論不合中共的胃口，中共的獨裁體制和權貴集團的龐大私利，決定他們永遠不可能服膺普世價值。連龍應台那些並非特別尖銳的文章中共都容不下，還能指望他們容忍一個民主自由的台灣，繁榮在他們眼皮底下嗎？中共的征服胃口遠至美英等先進國家，小小的台灣何來「和解」之道？
反戰是理想主義情操，但戰爭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別，反對正義戰爭，等於為非正義戰爭張目，比如俄國侵略烏克蘭，你反對烏克蘭抵抗俄軍，等於支持俄軍侵略。今日國民黨反對台灣備戰，等於為中共犯台作內部策應。
當你面對侵略者，你不能先問利害，你應該先問是非，問完是非，還要問榮辱，最後才是利害之辨。「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香港人反送中，明知贏面不大，但也敢鬥到最後，香港人說的「同你死過」，就是這個道理。台灣人敢不敢向中共說「同你死過」？
我在香港時，每逢碰到藍絲的朋友，都要問他一個問題：你是希望未來的大陸變成今日的香港，還是希望未來的香港變成今日的大陸？今天我也想問老朋友龍應台：你是希望未來的中國變成今日的台灣，還是希望未來的台灣變成今日的中國？
我與龍教授相識多年，向來佩服她的學識與為人，今日拜讀她的文章，心中有一條刺，不吐不快，還望龍教授包涵。
顏純鈎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23/04/20130421.html
龍應台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一篇文章，標題是「北京未開一槍，已給台灣帶來裂痕」。
國民黨親共反美，民進黨親美反共，這是台灣基本政治立場的兩極，在兩極中間，還有人希望保持現狀，不戰不和，多做生意，平安生活，台灣裂痕不自今日始。龍應台列舉不同人對和戰問題的態度，沒有強烈表達她的立場，但在字裡行間，還是洩漏了她的心聲。
有朋友認為面對中國的奪島威脅，唯一的辦法是靠實力，龍應台說：「實力應該只是台灣戰略的一部份，我們的政治人士和其他公眾人物應該表現出真正的勇氣，與中國接觸，以某種方式緩和局勢。當一個更強的霸凌者威脅你的時候，難道不應該先嘗試去緩和局勢嗎？」
龍應台強調「樸素的務實主義」，她說：「我希望，為了我們所有人的利益，這種務實能成為長期的主流觀念。這並不是說普通民眾認為抵抗中國是徒勞的，而是台灣永遠處於中國巨大的引力範圍內，講求實際，甚至與中國和解，可能比戰爭更可取。」
說了很多，要害在這一句：「講求實際，甚至與中國和解，可能比戰爭更可取。」
國民黨執政十年，與中共和解了十年，最終不是中共放棄對台灣的領土慾望，而是國民黨成為中共統戰的代理人。民進黨執政十年，並沒有挑釁對岸，只是走親美路線，拓展國際空間，中共和解了沒有，更加沒有。
一個正常人不可能與強盜和解，強盜肯與他霸凌的人和解，那強盜就不是強盜了。台灣人面對中共，等於一個村民隔壁住著惡鄰，一天到晚在你門口舞刀叫囂，你只好在自家門後藏一枝打狗棍，以備惡霸闖進來行凶時，可以及時拿出來防身，這才是「樸素的務實主義」。
所以民進黨政府購買美國先進武器，修改兵役制，訓練國軍，都只是備戰而已。台灣根本沒有動機﹑也沒有能力去侵犯大陸，台灣也不會開第一槍去惹事，但台灣要在中共軍隊渡海登島時，有能力擊退中共的侵犯，這才是必要的﹑務實的準備。
今日談和戰，對中共來說，是以戰逼和，對台灣來說，是備戰求和。若台灣不備戰，永遠在中共「巨大引力範圍內」乞求恩賜，那台灣永遠都不會有和平，因為中共今日不打，難保他明日不打，一旦他想打，就一定能打贏，因為台灣不備戰，那樣台灣永遠只是中共的砧上肉盤中餐。相反的，台灣有備能戰，中共要擔心戰爭代價，就不敢輕啟戰端，那樣台灣才有安全可言。這不是很簡單的道理嗎？睿智如龍教授，為何不明白？
二十多年前，龍應台在一篇文章中對胡錦濤說：「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意思是大家講道理，不要暴力恫嚇。龍應台等了二十多年，有沒有等來中共的「文明」？至今中共仍用導彈戰機和軍艦來「說服」台灣，至於文明，中國沒有中共之後才有文明。
中共改革開放四十年，台灣人到大陸投資開廠，中共經濟起飛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台灣人的支持，但中共並沒有因此而文明起來，相反的，一旦錢包腫脹，又一臉凶相。
龍應台在香港生活十幾年，深知香港人的處境。九七年後香港人與中共「和解」，期望中共遵守基本法，給香港人應許的民主與自由，可是中共財大氣粗後，連中英聯合聲明都成了廢紙——與這樣的政權「和解」，等於與虎謀皮。
不久前，龍應台的著作在大陸被全面下架，原因當然是她的言論不合中共的胃口，中共的獨裁體制和權貴集團的龐大私利，決定他們永遠不可能服膺普世價值。連龍應台那些並非特別尖銳的文章中共都容不下，還能指望他們容忍一個民主自由的台灣，繁榮在他們眼皮底下嗎？中共的征服胃口遠至美英等先進國家，小小的台灣何來「和解」之道？
反戰是理想主義情操，但戰爭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別，反對正義戰爭，等於為非正義戰爭張目，比如俄國侵略烏克蘭，你反對烏克蘭抵抗俄軍，等於支持俄軍侵略。今日國民黨反對台灣備戰，等於為中共犯台作內部策應。
當你面對侵略者，你不能先問利害，你應該先問是非，問完是非，還要問榮辱，最後才是利害之辨。「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香港人反送中，明知贏面不大，但也敢鬥到最後，香港人說的「同你死過」，就是這個道理。台灣人敢不敢向中共說「同你死過」？
我在香港時，每逢碰到藍絲的朋友，都要問他一個問題：你是希望未來的大陸變成今日的香港，還是希望未來的香港變成今日的大陸？今天我也想問老朋友龍應台：你是希望未來的中國變成今日的台灣，還是希望未來的台灣變成今日的中國？
我與龍教授相識多年，向來佩服她的學識與為人，今日拜讀她的文章，心中有一條刺，不吐不快，還望龍教授包涵。
顏純鈎
from 也是這裡，也在這裡～ http://ktoyhk.blogspot.com/2023/04/20130421.html
Thursday, 13 October 2022
黃涵榆：從徐巧芯和龍應台看國民黨的仇恨政治
黃涵榆 / 思想坦克 2022 年 10 月 12 日
徐巧芯豈止是失言？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徐巧芯日前以「陳吉仲超會掰=抄吉掰」咒罵陳吉仲，引發網路熱議。筆者很好奇許巧芯平常是不是三句話不離生殖器，此舉也許是為了製造（負面）聲量顧不得基本的語言規範或禮儀，至於她是不是沒渡過口腔期或者有性器官崇拜就不得而知。
堂堂一個好歹也讀到研究所（雖然肄業）的市議員和公眾人物會有那樣的語言表現，而且還引以為傲，也實在令人為她的教養感到悲哀。徐巧芯的父母老師都沒教她，一個人必須為自己說的話負責，一個人的說的話代表品性嗎？還是說她和柯文哲有相同的成長背景，從小都聽和學媽媽動不動就叫人去死？
不管是什麼原因和動機，筆者都不認為徐巧芯的「抄吉掰」只是個別的、偶發性的失言，甚至根本算不上失言，而是某種仇恨政治和意識形態結構下必然的產物，這才是更值得我們審慎分析的問題。
事實上徐巧芯可說是屢有佳作，讓人好奇那張清秀的臉孔裡到底有什麼。她最近才宣稱「許多年輕人都在懷念韓國瑜」，引發網友懷疑現在還是不是鬼月。更早之前，她路邊違規停車施壓警員，「沒關係，你開呀！我們回去再說！」，結果那基層員警就被被記過。
大家也別忘了徐巧芯是王鴻薇之外最用力攻擊林智堅的人，但是對於藍營人的論文抄襲案又沈默到令人不寒而慄。好笑的是，她面對質疑的時候，反嗆自己讀三個碩士班沒畢業是因為不屑抄襲，自曝不抄就不會寫的窘境。
筆者不願意再繼續羅列徐巧芯的荒誕言行，以免降低本文的言論品質。徐巧芯能走到今天這樣的位置，主要原因不外是國民黨青年團成員、當過馬英九和郝龍斌辦公室發言人。她整天在網路到處引戰，靠幾個藍營的談話節目維持曝光率。
簡單說，徐巧芯代表新一代的國民黨政治明星，完全是媒體塑造出來的產物，不用再像是鄭麗文、陳文茜、龍應台老一輩的藍營政治人物偽裝文青或知識份子的外表，他們走低俗的嗆辣路線，每個都有韓國瑜的影子，但看起來更光鮮亮麗，在台北都會區的藍營或外省族群間吃得開。
他們不需要精熟的政策提案和論述能力，不需要專業知識，不需要在地認同，不需要有扎實的社會參與或民主抗爭歷程。這也是為什麼蔣萬安只要每天梳著油油的西裝頭，照三餐咒罵陳時中和民進黨，三不五時用憋腳的台語講狠話，繼續扛著姓「蔣」的神主牌，繼續栽贓陳時中疫苗黑箱和說萬華是防疫破口，就能有相當可觀的選民支持。
事實上民眾黨也不乏徐巧芯這樣的角色，學姊、楊寶楨和許多其他柯文哲說要騙豬哥票的「美女牌」都是。他們訴求的群眾大多是自認為中立客觀、無政黨立場、討厭民進黨的民眾，他們一致認為統獨是假議題，認為「抗中保台」是挑釁中國，是民進黨的選舉操作。
陰魂不散的大中國主義
向來不甘寂寞的前總統統馬英九，自然也不會放過雙十節這樣的時機（筆者主觀上抗拒使用「國慶日」這樣的名稱，但不會像徐巧芯、柯文哲那樣用不堪的言語辱罵）。
馬英九發文反對雙十節用"Taiwan National Day"、反對提到「台灣國慶日」。他還老調重彈台灣和中國（馬英九口中的「大陸」）並非兩個國家，而是互不隸屬、互不承認，還引述憲法規定「我國領土及於大陸」。
馬英九要幻想火星是他的領土也無所謂，比較值得關注的是，當台灣在爭取和獲得更多的國際支持、讓台灣獨立自主的身份得到更穩固的保障，類似馬英九這樣的反動統派就會發作。
無獨有偶，永遠都是馬英九最得力的左右手龍應台，也在近日用她慣有的作家感性的筆調，譴責民進黨和歐美國家挺台將台灣帶向戰爭，完全無視中國才是破壞台海和世界和平的元兇。難道正常國家不應該有國防軍備嗎？國際社會的支持就是走向戰爭嗎？
龍應台的發文和統派媒體和政客的基調完全一致，多了作家這個保護傘其實並沒有改變什麼。按照他們的邏輯，他們也會譴責烏克蘭抵抗俄羅斯入侵，如同檢討性侵受害者抵死反抗。
統派反動份子都是民主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利用民主體制的便利，延續他們對於威權和極權體制的認同，骨子裡基本上是仇視民主的。馬英九不就曾是反對總統直選和公投法最力的人嗎？
龍應台1972年成功大學就學期間，發表向蔣介石祝壽文，她後來說自己已經不再相信神話。她曾以中國公民身份取得香港身份證，在文化部長任內拒絕聲援六四，她的生命世界將1949的「大江大海」提升到神話或史詩的地位，228、白色恐怖和轉型正義都是民進黨操作的意識形態。
統獨絕非假議題
對統派而言，文化上、歷史上和政治上的中國都是一體的不同面向，都指向一個遠超出現實、更無所不包、因此更為極權的大中國概念，個別的族群生命歷程只有在這個框架中才有意義，否則就是仇視的對象。
多元族群是台灣不可否認的存在現實，如同中國是台灣最大的威脅來源一樣是不可否認現實。統派一直宣稱要「對話」，但現實中是中國早已以各種形式的武力威脅（包括樣馬英九和龍應台這樣的代理人的發言），設定所有不可退讓的話語框架。
中國駐法大使揚言要「再教育台灣人」的恫嚇猶言在耳，馬前總統在強調台灣沒有國家身份，龍大作家在譴責民進黨挑釁中國，也早有急統派的不反對中共治理台灣。這些勢力都早已深入台灣媒體和政治，寄生在台灣民主體制的便利。
台灣人如果不接受這樣的入侵，如何強化國防、尋求國際支持和深化民主，讓「差異共存」能有更穩固的基礎，就必然是最重要的公共議題。
統獨是最攸關台灣命運的國家安全議題，「抗中保台」已然是世界主要民主國家的共識，近日歐美各國政府和議會頻頻發表挺台言論，也陸續有官員和國會議員來台表示友好和支持。這樣的發展有哪一點讓龍大作家覺得是在挑釁中國、是把台灣帶向戰爭？
徐巧芯這樣的人能夠透過民主體制當選議員和維持頗高的曝光率，能夠和柯文哲、朱學恆之流一樣為所欲為、口無遮攔散佈仇恨言論，絕對是值得重視的問題，但不是回嗆或用同樣失格沒品的言語回擊能夠解決。
有多少年輕世代認同像徐巧芯這樣的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族群政治立場，統派言論在台灣社會能有多大市場，也許可以從選舉結果看到部分事實，但是統獨和族群政治不只是選票統計的問題。
認同和記憶都不是自然而然發生，而且從來都無法免於衝突矛盾，過程必然無比艱辛。李前總統曾感慨「當一個台灣人的悲哀」，也許沒有經歷過相同歷史歷程的人很難感同身受，但我們彼此都有一個共同的任務，要在思想和實踐的層次上，當一個真正的台灣人。
《流麻溝十五號》所敘述的就是一段年輕世代沒有親身經歷的歷史，卻是身為台灣人應該要繼承的精神遺產，我們才有力量對抗仇恨政治。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2/10/blog-post_76.html
Monday, 29 August 2022
中国全面收紧学生读物 易中天、龙应台等书籍被禁
山东青岛市各个学校上周收到校方通知称，根据上级文件通知，部分图书不再适合学生阅读，其中包括易中天经典故事，杨红樱的《天真妈妈》以及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所有作品。通知还要求家长注意”封存“这些作品，不再让学生阅读。
新学期开始前，山东青岛市各学校的学生家长在微信群收到校方通知，称“各位家长，根据上级文件通知，部分图书不再适合学生阅读，如果家中有类似书籍，不要再让孩子读，也不要再带到学校来，请家长注意整理以下图书，并进行封存”。这份被列为“禁书”的名单有作家易中天的经典故事《论语》、《庄子》、《孟子》、《周易》、《禅宗》，杨红樱的《天真妈妈》、畅销书“米小圈”系列作者北猫的《米小圈上学记》，中国历史绘本100历史大人物作者陈丽华的《幼儿趣味中共历史绘本》（共十册），漫画家郭竞雄、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所有作品。
郑州前中学语文和历史教师贾女士本周一（2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不符合中国主流思想的书籍都受到排斥，更不会让其进入校园。所有人只能接受一种思想、读物。她说：“这是挺可怕的事情。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以当年出了很多思想家。现在搞得这个书不能看，那个书不能看。学术界的专家常说博古论今，以史为鉴。现在这些比较优秀的文献都不让看。”
对于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书也被禁止。贾女士说：”禁龙应台的作品，我就觉得很吃惊，龙应台跟大陆执政者在某些方面的思想是一致的，主张统一，承认一个中国。真的有点看不明白他们（政府）怎么想的。”
另外，在微信济南路中学教师群中，有人传达校方通知称，接青岛市教育局通知，请各学校安排人员于星期日下午3时30分前，排查完成对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教师读书角、教师办公室等校内所存有郭竞雄、易中天、杨红樱、北猫、陈丽华的书籍立即下架，并列表上报作品名及册数。
本台记者就此致电青岛市教育局办公室和教育局投诉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
中国增列禁书 严控意识形态
湖南时事评论人士李先生告诉本台，中国教育部门从去年开始禁止学生阅读部分包括官方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此次青岛教育局禁止学生阅读易中天等人的作品，属于一次全国性的行动。当局在去年基础上，进一步筛查学生阅读的书籍内容。他说：“我为什么说是全国性的，我知道。我有在教育局的一些朋友。我们有一个茶馆。其中一个朋友是初中教师，他们学校的图书也进行清理和整顿。他们认为不符合要求，不规范的书全部下架。我现在茶馆里还有学校图书馆的淘汰书。这等于是加强对学生意识形态的管控、洗脑。”
苏州中学前教师潘露认为，教育局禁止学生阅读大量书籍，可谓当局意识形态的严控方式已无所不用其极。他对本台说：“我们还要注意到针对中小学生。这些书根本不是什么敌对势力的书，甚至是符合大一统价值观的书，比如龙应台和易中天的作品，当然也包括了对幼儿启蒙的书籍。可以说是当下极权统治的常见手段。”
贵州大学一位退休教师李先生对本台说，当局可能认为易中天的经典故事，以及漫画家郭竞雄的作品有影射当政者之嫌，因此予以禁止：“他们有借古讽今之嫌，从小学生开始就不让他们知道有诸子百家，百花齐放。易中天是借水浒、三国、老子、庄子告诫当今圣上怎么样治理国家。这说明他还是一个有风骨的文化人，他还知道告诫圣上。真正的治国理念读一读庄子老子，什么叫无为，什么叫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李先生说，当局不希望学生通过了解中国历史，对比当前的形势，从小控制学生的思想。
记者 古亭 责编 陈美华 许书婷
from RFA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t2-08292022043804.html
Tuesday, 3 September 2019
「香港被他的祖國背叛」 龍應台評論反送中
（新頭殼newtalk | 張逸飛 綜合報導）香港反送中運動越演越烈，示威者與香港警方的衝突也越發越大，日前更傳出多名民運人士遭港警逮補。知名作家、前文化部部長龍應台昨（2）天在臉書首次對反送中事件做出評論，她表示如果把香港當敵人對付，用武力處理，那恐怕不是香港背叛了他的「祖國」，而是他的「祖國」背叛了香港。
龍應台表示，參與香港反送中的示威者，面對官方武力鎮壓的憂慮，在每個人的心頭是一天一天逼近。另外，在中國民間，大陸人對抗議的香港怒目相視，也是同聲撻伐。龍應台指出，抗議者用暴力手段升高衝突可能是致命的策略錯誤，要付出沈重代價。「但是二零一九走向香港街頭的年輕人並不天真，他們知道自己面對的，是怎樣一堵銅牆鐵壁，而自己是一枚多麼細小的雞蛋。」龍應台強調，這些二十歲的人知道，當清算的時刻到來，他的「身家性命」，可能全毀。
龍應台指出，香港示威者所訴求的「五大訴求」深處，其實是一個價值坐標：社會制度的公平、資源分配的正義、法治精神的貫徹、政府治理的透明、人民參政的充分。龍應台表示，沒有人民參政的充分，就不會有政府治理的透明；沒有政府治理的透明，就不會有資源分配的正義，就不會有法治精神的貫徹，就不會有社會制度的公平。
龍應台強調，香港示威者所追求的價值，不正是中國人所追求的嗎？包含在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內的，不就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白紙黑字嗎？這樣的價值，難道大陸人民自己不要嗎？龍指出，對公平正義的渴望，對合理制度的追求，對人民參政的要求，是普遍性的。「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上，卻只有香港人站了出來。」
龍應台表示，如果大陸人民不去了解香港的篳路襤褸艱辛歷史，不去認識香港人本有的濃厚原鄉情義，不去認真思考一向以「和理非」聞名全球的香港人為什麼被逼向了街頭，不去真誠地理解香港人對於現代價值的堅持在乎，不去謙虛地反省自己為什麼不被熱愛不被擁抱，而硬要把香港人定為「港獨」，把香港的求學青年當作國家的敵人，把自己的同胞打成外國勢力的走狗，硬要把屬於中國最璀璨的一粒東方之珠踩碎踩爛，那恐怕是二十一世紀崛起的中國最不幸的粗暴和愚昧了。
龍應台強調，如果把香港當敵人對付，用武力處理，那恐怕不是香港背叛了他的「祖國」，而是他的「祖國」背叛了香港。大國之為大國，絕對不在於導彈、金錢和權力，不在於一個黨的鐵腕統治，而在於大國人民胸懷之闊、眼光之遠、氣度之大、包容之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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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脸书原文：
《花園的地上有一顆雞蛋》
官方武力鎮壓的憂慮，在每個人的心頭。
一天一天逼近。
而民間，大陸人對抗議的香港怒目相視，同聲撻伐。
抗議者用暴力手段升高衝突可能是致命的策略錯誤，要付出沈重代價。
但是二零一九走向香港街頭的年輕人並不天真，他們知道自己面對的，是怎樣一堵銅牆鐵壁，而自己是一枚多麼細小的雞蛋。 這些二十歲的人知道，當清算的時刻到來，他的「身家性命」，可能全毀。
香港人到底要什麼呢？
在「五大訴求」的深處，其實是一個價值坐標：社會制度的公平、資源分配的正義、法治精神的貫徹、政府治理的透明、人民參政的充分。
沒有人民參政的充分，就不會有政府治理的透明；沒有政府治理的透明，就不會有資源分配的正義，就不會有法治精神的貫徹，就不會有社會制度的公平。
這樣的價值，難道不是北京人、上海人、廣州人、成都人、長沙人、昆明人、杭州人、西安人、瀋陽人，都想追求的嗎？
包含在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內的，不就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白紙黑字嗎？這樣的價值，難道大陸人民自己不要嗎？
對公平正義的渴望，對合理制度的追求，對人民參政的要求，是普遍性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上，卻只有香港人站了出來。
今天香港人扯破了喉嚨吶喊，很多人是抱著犧牲的決心在吶喊的。你可以說，他們在替那廣大的、無法出聲的人，吶喊出來。換一個角度看，大陸人完全可以對今天的香港人輕聲說一句：「謝謝你，請保重，願青山常在」......
如果大陸人民不去了解香港的篳路襤褸艱辛歷史，不去認識香港人本有的濃厚原鄉情義，不去認真思考一向以「和理非」聞名全球的香港人為什麼被逼向了街頭，不去真誠地理解香港人對於現代價值的堅持在乎，不去謙虛地反省自己為什麼不被熱愛不被擁抱，而硬要把香港人定為「港獨」，把香港的求學青年當作國家的敵人，把自己的同胞打成外國勢力的走狗，硬要把屬於中國最璀璨的一粒東方之珠踩碎踩爛，那恐怕是二十一世紀崛起的中國最不幸的粗暴和愚昧了。
這，哪裡是全世界對中國懷抱善良願望的人，願意見到的呢？
如果把香港當敵人對付，用武力處理，那恐怕不是香港背叛了他的「祖國」，而是他的「祖國」背叛了香港。
大國之為大國，絕對不在於導彈、金錢和權力，不在於一個黨的鐵腕統治，而在於大國人民胸懷之闊、眼光之遠、氣度之大、包容之廣。
花園的地上有一顆雞蛋。
我們是怎麼對待一顆雞蛋的呢？
我們彎下腰，輕輕拾起，捧在手心，萬萬不能摔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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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表示，參與香港反送中的示威者，面對官方武力鎮壓的憂慮，在每個人的心頭是一天一天逼近。另外，在中國民間，大陸人對抗議的香港怒目相視，也是同聲撻伐。龍應台指出，抗議者用暴力手段升高衝突可能是致命的策略錯誤，要付出沈重代價。「但是二零一九走向香港街頭的年輕人並不天真，他們知道自己面對的，是怎樣一堵銅牆鐵壁，而自己是一枚多麼細小的雞蛋。」龍應台強調，這些二十歲的人知道，當清算的時刻到來，他的「身家性命」，可能全毀。
龍應台指出，香港示威者所訴求的「五大訴求」深處，其實是一個價值坐標：社會制度的公平、資源分配的正義、法治精神的貫徹、政府治理的透明、人民參政的充分。龍應台表示，沒有人民參政的充分，就不會有政府治理的透明；沒有政府治理的透明，就不會有資源分配的正義，就不會有法治精神的貫徹，就不會有社會制度的公平。
龍應台強調，香港示威者所追求的價值，不正是中國人所追求的嗎？包含在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內的，不就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白紙黑字嗎？這樣的價值，難道大陸人民自己不要嗎？龍指出，對公平正義的渴望，對合理制度的追求，對人民參政的要求，是普遍性的。「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上，卻只有香港人站了出來。」
龍應台表示，如果大陸人民不去了解香港的篳路襤褸艱辛歷史，不去認識香港人本有的濃厚原鄉情義，不去認真思考一向以「和理非」聞名全球的香港人為什麼被逼向了街頭，不去真誠地理解香港人對於現代價值的堅持在乎，不去謙虛地反省自己為什麼不被熱愛不被擁抱，而硬要把香港人定為「港獨」，把香港的求學青年當作國家的敵人，把自己的同胞打成外國勢力的走狗，硬要把屬於中國最璀璨的一粒東方之珠踩碎踩爛，那恐怕是二十一世紀崛起的中國最不幸的粗暴和愚昧了。
龍應台強調，如果把香港當敵人對付，用武力處理，那恐怕不是香港背叛了他的「祖國」，而是他的「祖國」背叛了香港。大國之為大國，絕對不在於導彈、金錢和權力，不在於一個黨的鐵腕統治，而在於大國人民胸懷之闊、眼光之遠、氣度之大、包容之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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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脸书原文：
《花園的地上有一顆雞蛋》
官方武力鎮壓的憂慮，在每個人的心頭。
一天一天逼近。
而民間，大陸人對抗議的香港怒目相視，同聲撻伐。
抗議者用暴力手段升高衝突可能是致命的策略錯誤，要付出沈重代價。
但是二零一九走向香港街頭的年輕人並不天真，他們知道自己面對的，是怎樣一堵銅牆鐵壁，而自己是一枚多麼細小的雞蛋。 這些二十歲的人知道，當清算的時刻到來，他的「身家性命」，可能全毀。
香港人到底要什麼呢？
在「五大訴求」的深處，其實是一個價值坐標：社會制度的公平、資源分配的正義、法治精神的貫徹、政府治理的透明、人民參政的充分。
沒有人民參政的充分，就不會有政府治理的透明；沒有政府治理的透明，就不會有資源分配的正義，就不會有法治精神的貫徹，就不會有社會制度的公平。
這樣的價值，難道不是北京人、上海人、廣州人、成都人、長沙人、昆明人、杭州人、西安人、瀋陽人，都想追求的嗎？
包含在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內的，不就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白紙黑字嗎？這樣的價值，難道大陸人民自己不要嗎？
對公平正義的渴望，對合理制度的追求，對人民參政的要求，是普遍性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上，卻只有香港人站了出來。
今天香港人扯破了喉嚨吶喊，很多人是抱著犧牲的決心在吶喊的。你可以說，他們在替那廣大的、無法出聲的人，吶喊出來。換一個角度看，大陸人完全可以對今天的香港人輕聲說一句：「謝謝你，請保重，願青山常在」......
如果大陸人民不去了解香港的篳路襤褸艱辛歷史，不去認識香港人本有的濃厚原鄉情義，不去認真思考一向以「和理非」聞名全球的香港人為什麼被逼向了街頭，不去真誠地理解香港人對於現代價值的堅持在乎，不去謙虛地反省自己為什麼不被熱愛不被擁抱，而硬要把香港人定為「港獨」，把香港的求學青年當作國家的敵人，把自己的同胞打成外國勢力的走狗，硬要把屬於中國最璀璨的一粒東方之珠踩碎踩爛，那恐怕是二十一世紀崛起的中國最不幸的粗暴和愚昧了。
這，哪裡是全世界對中國懷抱善良願望的人，願意見到的呢？
如果把香港當敵人對付，用武力處理，那恐怕不是香港背叛了他的「祖國」，而是他的「祖國」背叛了香港。
大國之為大國，絕對不在於導彈、金錢和權力，不在於一個黨的鐵腕統治，而在於大國人民胸懷之闊、眼光之遠、氣度之大、包容之廣。
花園的地上有一顆雞蛋。
我們是怎麼對待一顆雞蛋的呢？
我們彎下腰，輕輕拾起，捧在手心，萬萬不能摔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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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1 February 2017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领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o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o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o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o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存有贪污行为，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观上强化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文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联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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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页16）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是"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的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的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军将领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心中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页146）
龙应台开宗名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等。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作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近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19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两岸恢复联系后，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
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
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
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的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府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府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惟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军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军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页195），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怒骂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页192-193）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但从总体上讲，国府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才，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府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相比之下，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愿选择的。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19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19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页178），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国府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织大批青少年为国军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军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军已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这些未来的新干部们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军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命令（页188）。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共军死伤的不忍，"看了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了眼泪"（页132-133）。她的笔下对国军多有同情，因为率领国军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军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页259）；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国军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军第49军3000多具尸体（页261）。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页150）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军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军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19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2o28"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19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的对这段历史作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19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71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4千余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页90）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戍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府，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有过交涉，但是在19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2o28"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19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两大事件--"2o28"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尤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党国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o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存有贪污行为，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观上强化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文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联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7/02/blog-post_39.html
Tuesday, 17 June 2014
德国之声 | 龙应台访德 取经转型正义
（德国之声中文网）以《野火集》等作品风靡华人世界的作家龙应台，日前以台湾文化部长的身份，接受德国政府邀请访问柏林。
“台湾部长进入德国的外交部，与次长会谈，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龙应台说。她在会晤主管文化的外交部次长施坦莱恩（Stephan
Steinlein）时，还表达了在柏林成立海外文化分支机构”台湾书院”的意愿，”我告诉他，台湾虽然小，可是文化能量可是一点也不小。”
史塔西博物馆德利瑟尔曼向龙应台介绍博物馆
除此之外，曾旅居德国多年、对德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龙应台，也和施坦莱恩讨论了转型正义的问题，这也是她这次参访德国的重点：”对方对《大江大海1949》的史观和书中有关国共内战的陈述，提了很多问题，而且相当关心台湾社会的自我认同和三月学运的关系。”
为人权博物馆取经
在1950年代反共的肃杀气氛下，国民党政府曾处决4千多名”匪谍”， 一直到1980年代末解除戒严之前，都是台湾近代史的”白色恐怖”时期， 遭牵连的受害者有数万人。过去审判和监禁政治犯的景美军法看守所，在民进党执政时对外开放，目前正由文化部规划成立台湾第一座国家人权博物馆；因此，龙应 台在参观前东德独裁统治的机构时，对历史遗址的保留、经费来源、和展览文字的表达方式等问题，特别感兴趣。
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访问柏林
史塔西博物馆是前东德国家安全局（Stasi）的总部，在民运人士的坚持下才得以完整保存下来，目前是研究东德独裁统治的重镇。馆长德利瑟尔曼
（Joerg
Drieselmann）在接待龙应台时表示，除了当初成立时官方有补贴外，目前的运作经费主要靠门票收入，”资金不依赖政府，才能保持独立性，与政府平
起平坐，不受政客的干预”。博物馆的常设展览，详尽说明东德共产党如何靠情报侦蒐来监控人民，”展览的解说文字必须有凭有据，不带评价”，他说，”而且历
史不是非黑即白这么简单，评价历史可以有不同的层次和角度，我们试着在博物馆内，将德国社会面对东德历史的多元观点呈现出来。”
史塔西博物馆是前东德国家安全局（Stasi）的总部
历史反省走政治考量
相较于德国有官方、也有民间的机构，从各种角度回忆东德的独裁统治，并全面开放情治档桉供民众查阅，台湾从威权过渡到民主后，也开始反省白色恐怖的历史， 在监狱等威权统治的遗址成立纪念馆和人权园区。然而展览文字到目前为止，仍不愿指名道姓下令的加害者；而且背后的政治算计，也让转型正义的正当性受到批 评，对此龙应台有些无奈。
“当年的反对者执政后，只挑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部分历史来处理，还不是为了选票”，她直言；而点名加害者，”卡到现实政治，这部分现在也无法动”。至于情治档案的解禁，过去几年台湾已有相当的进步，”但就我个人而言，还是不满意。”
作者：林育立
责编：洪沙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6/%e5%be%b7%e5%9b%bd%e4%b9%8b%e5%a3%b0-%e9%be%99%e5%ba%94%e5%8f%b0%e8%ae%bf%e5%be%b7-%e5%8f%96%e7%bb%8f%e8%bd%ac%e5%9e%8b%e6%ad%a3%e4%b9%89/
史塔西博物馆德利瑟尔曼向龙应台介绍博物馆为人权博物馆取经
在1950年代反共的肃杀气氛下，国民党政府曾处决4千多名”匪谍”， 一直到1980年代末解除戒严之前，都是台湾近代史的”白色恐怖”时期， 遭牵连的受害者有数万人。过去审判和监禁政治犯的景美军法看守所，在民进党执政时对外开放，目前正由文化部规划成立台湾第一座国家人权博物馆；因此，龙应 台在参观前东德独裁统治的机构时，对历史遗址的保留、经费来源、和展览文字的表达方式等问题，特别感兴趣。
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访问柏林
史塔西博物馆是前东德国家安全局（Stasi）的总部相较于德国有官方、也有民间的机构，从各种角度回忆东德的独裁统治，并全面开放情治档桉供民众查阅，台湾从威权过渡到民主后，也开始反省白色恐怖的历史， 在监狱等威权统治的遗址成立纪念馆和人权园区。然而展览文字到目前为止，仍不愿指名道姓下令的加害者；而且背后的政治算计，也让转型正义的正当性受到批 评，对此龙应台有些无奈。
“当年的反对者执政后，只挑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部分历史来处理，还不是为了选票”，她直言；而点名加害者，”卡到现实政治，这部分现在也无法动”。至于情治档案的解禁，过去几年台湾已有相当的进步，”但就我个人而言，还是不满意。”
作者：林育立
责编：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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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8 April 2014
思想的貧困：評龍應台評太陽花
2014/04/08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責任主編：王顥中
前幾天在《自由時報》上看到龍應台部長批評太陽花學運，說它「思想非常薄弱……充滿矛盾跟沒有想透的東西」，好比說，學生宣稱捍衛民主卻破壞法治， 嘴上說堅持程序正義，但卻又以行動顛覆了他們自己的堅持。這個批評立即招來了運動指揮者及多名綠委的反擊，異口同聲指責龍女士昨是今非，且謂真正思想薄弱 的恰恰是龍女士自己[1] 。
《自由時報》把這個消息置於頭版，並且搭配了一張網路上署名「熱血時報」對照今昔的諷刺圖文，意欲對比出昔者龍女士野火燎原何其粲然，今日龍女士墮落反動一至於斯。「熱血」對此「墮落」的「解釋」是八個大字：「通匪令人神經失常。」[2]
記得看了這篇報導，當時的立即反應只能說是「啞然失笑」。龍女士是否真的「神經失常」，不是「熱血時報」說了算，若依我「個人看法」，應該是沒有 的，我有過好多論敵，其中包括龍女士，但我從不認為對方是「神經失常」，但當然我說了也不算，按照此間流行的說法──這種問題必須經過「專家確診」。
但若是懸置確診，只就「通匪」這一「病因」而言，以我對作家龍女士的理解，我願意挺身而出，作如下之證詞：龍女士是台灣這十餘年來在文化戰線上克紹 冷戰遺業反共不懈的先鋒戰士。長期以來，她以「民主」、「自由」、「多元」的台灣文明論，批判「專制」、「落後」、「野蠻」的現當代中國及其共產革命。在 入閣當官之前，她以此為志業密集著書立說，曾發表了喧騰一時的著名批判中共與當代中國的文章〈請用文明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而前幾年的《大江 大海一九四九》更是她在這方面的持續戰鬥的攀顛之作。說龍女士「通匪」，反映的是當今學運以及其後的這整個時代精神狀態的一個核心病象：為了我們的「正 義」，我們可以完全粗暴地對待歷史。「未來」，於是僅僅是吾人的意志對象。出現了這樣的一種「去歷史觀」，難道不該刺戟吾人嚴肅思想嗎？
作為龍女士的一個長期批評者，由我來為她洗刷「罪名」實感荒謬、無奈，甚至悲涼。然而，我並非徒為龍女士悲，所加於彼之罪固然無稽，但奈何其半自 取。聽清楚，我是為當前學運的一種幾乎可說是界定性的狀態而痛心：凡是批評這個運動的，就必然是心神喪失的不正常之人。若問何令致之？答曰，一切唯因「通 匪」，而匪即是馬即是中，三位一體。於是，整個島嶼就只存在兩種人了：那光明的道德的不通匪的，與那黑闇的邪惡的通匪的。後者合當引入歷史灰燼之中，不只 是因為「通匪」，還更因為他們只有百分之九。這裡有一種流行已久但再攀新高的族類主義、排他主義，以及眾暴寡主義。從這個視角看，於是「反服貿」其實不過 是另一個驗證敵我的准軍事口令而已，連我們很多「左翼的」、「批判的」朋友如今也接受了這樣的口令，以之質疑昔日戰友，遑論其餘。「通匪」這個冷戰話語竟 然能夠在解嚴與全球冷戰結束近三十年之後，再度成為此間學運的一個日常語詞。光是這一弔詭事實，難道不就該刺戟人們嚴肅思想嗎？在沸騰的熱血中，是否蓄積 了大量不為我們所意識得到的冷戰殘餘。
但是當一切複雜的現實與爭議都可以如此義無反顧地簡單一刀切時，歷史和思想又如何能找到它們在運動中的位置呢？學運從來沒有比此時更需要自我批評與 外部批評。但是學運在面對它的批評的當兒，卻又只能自我演出它所極力否認的那個病徵──血氣亢奮，思想薄弱。幾乎沒有看到學運領導本身或是支持學運的「學 界」對兩個淺而易見的現實問題，提供過他們的反思。這兩個問題是：一、此刻正在島嶼上酲醉狂飆的這樣的一種族類主義與排他主義，是之前的藍綠撕裂的救贖 呢，還是變本加厲？二，如果這樣的一種極端善惡二分的「正義感」，再在將來添加上權力之翼的話，那麼是否宣告了一個結合內在恐慌與體制暴力的新白色恐怖時 期的降臨呢？古人說，居安思危，那如果居不安尚不思危呢？
直接說吧：台灣人民萬萬不可沉溺於一種仇中的感情網罟中。我們不仇中，不是由於懼怕或是貪利，而是因為唯有不仇中，台灣人民才能在這個島嶼上真正相 親相愛，才能免於新白色恐怖或新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而才能夠真正地實踐「愛台灣」。經常，「仇中」是偽裝成外部因素的內政問題，是偽裝成道德問題的權力問 題。台灣人民一天不能實事求是地討論時代所規定於吾人的具體問題（從小處說是「服貿」，從中處說是兩岸關係，從大處說是世界和平），就一天無法擺脫族類主 義政治對我們的綁架與勒索，並拉著我們螺旋下沉。我的一個青年批評者說我一點兒也不在意台灣正在形成的「共同體」。錯了，我異常在意並欲提出貢獻！而我所 能貢獻的方式是提出一連串的質疑：如果這個共同體的認同打造是以這個共同體成員的共同利益為代價呢？如果這個共同體是建立在對十三億人的仇視上頭呢？以人 類中的13億人為歧視與仇視對象而建立的共同體本身會是道德的嗎？如果這個共同體概念從李登輝開始到今日已有二十年，而帶來的一醒目現實是社會的更徹底的 撕裂，與人心的疲憊焦躁敵意懷疑，那麼為何還不開始反省它的限制與代價呢？我們除了做一個鼓動者或跟從者，是否可以暫停一下，抽離並冷眼凝視這個洪流呢？
這就是為什麼方才我在為龍女士申辯她不應得「通匪」之名的同時，也不得不指出她的自遺其咎。龍女士是被她自己半生戮力參與編織的「反共/親美」繩索 給反扣住，並將這個繩索的另一端交給了她的起訴者。龍女士如果能夠有一絲類似商先生在絕境中的苦笑感，那將是她重新反思她的「思想狀況」的一個珍貴起點。 我期望，但我懷疑，深刻懷疑。龍女士向來不就一直是她自己的不變的信念的忠實使徒嗎？龍女士是一位極具才華的作家，但思想非她所長。
不妨就近以龍女士對太陽花學運的批評為例。她說學生「思想薄弱」，說一套做一套，顛覆了法治與程序正義。當她這樣說時，她的確是指出了學運所體現出 的某些自我矛盾。但是，把論述停留在矛盾的指認而不思深入，其實是思想的怠惰。馬克思曾說，就算是一個尋常小店主也能分辨出他的顧客的自我宣稱與實際狀況 之間的落差或矛盾。但是，小店主並不見得是一個思想者──如果他或她只能停留在這樣或那樣因他的職業、癖好或見識而形成的一種指認之中。但龍女士就是這樣 的一個小店主，她只著急於指認學運違反了她的終極價值（或長期庫存）：法治與程序正義。當龍女士指認學運思想薄弱時，她並不曾以身作則地展現她正在思想， 她似乎仍然只是依舊奮力舞動她的「普世價值」落日大旗。或許，一個真正關切這些「普世價值」的「思想者─行動者」，在此一時刻理所當然要進行思索的反而 是：何以「法治」與「程序正義」竟是如此脆弱？
這就是為什麼，雖然我和龍女士先後都曾批評過這個學運有「思想薄弱」的問題，但她和我對這個運動的批評或是肯定，無論是就立場角度或就實質內容而 言，都有巨大差異；她的肯定不是我的肯定，她的否定不是我的否定。望文生義地把這兩種不同的批評混為一談，本身就是「思想薄弱」的徵候。在思想薄弱的黃 昏，所有的牛看起來都是黑的。
先說說龍女士對這個運動的「肯定」吧。根據報載，這次學運「無論就組織、分工，國內外宣傳或形象營造上」，都讓她「嘆為觀止」。她要為這個行動「打 一百分」。不改其龍式風格，她甚至如此造作地說：「這些表現優異的人，可不可以考慮到文化部來工作。」但這樣的肯定，說來也不意外，恰恰反映了龍女士，今 日作為文化部長，所看到的學運殊無異於一場大型演出或是形象工程；她是在一種文化經濟的技術層次上肯定這個學運。她完全無視於在這樣的一種組織與分工之 下，所形成的深刻民主問題：場內菁英與場外學生民眾的決策與服從的層級化，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形成的個人突出與個人英雄主義。會發生個人崇拜的現象（這個 神那個神！），是根源於這個運動打從開始就沒有想要面對，遑論解決，群眾參與的問題。天地不仁，運動也不仁。當然，這是歷史的問題，不應由這個運動本身負 全責，但是，如果我們把眼睛蒙上一塊時宜的黑布，硬說這個太陽花學運是「進步的」乃至「革命的」，我認為可能並不適宜。龍女士給這個運動打了一百分，其實 只是洩露了藏於她掌心的主觀的、片面的「標準答案」而已。
但龍女士之所以肯定學生的行為與行動，並非僅僅是批評之前故作的修辭客套，而也是因為它們正好也符合了她一貫對台灣與中國大陸這「兩個文明」間的對 照興趣，因為她在這個運動中看到了某種「秩序」、「組織」、「分工」，其間汨汨然地流淌出她一貫頗為之傾心頗為之自豪的「台灣文明性」。的確，以我自己的 觀察，運動場上的一般學生群眾和以往的運動是有一個顯著的不同，那就是他們超級自覺地，幾乎是出之以一種虔敬態度而為之的資源回收。但是，一般的讚美者很 少把這樣的一種「禮節」（也就是人們對於自己的欲望與行動的節制）和另一方面展現在青年學生甚至廣大社會裡的傳統「禮節」的快速流失，放在一起觀察思考。 幾乎沒有人會否認，網路上的言語已經越來越不堪。連一向同情台灣的BBC記者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說「不堪入目、甚為惡毒，三字經、國罵，省罵紛紛出籠， 所謂的『台灣人有禮貌』在此完全不見」[3]。 要如何理解這個矛盾呢？為何一方面，人與人之間出現了如此巨大的裂痕，情緒與語言失去了必要節制，如同脫韁野馬任意衝撞──只要我高興有何不可，但另一方 面，在人與物的關係上，卻展現了幾近戀物癖的對於物的秩序、對於回收、對於潔淨的著迷？而這些對於物的自我文明感，竟然又能「有機地」和學運的政治語言結 合起來。據報導，立法院議場內掛著許多標語，好比「線都捲不好，還談什麼程序正義」，好比「懂得物歸原位，才能改變社會」，甚至於把人與物的關係凌駕到人 與人的關係，於是有了林飛帆在臉書上的「霸氣」分享「如果你看不清垃圾該丟哪，我就把你塞進去」[4]。 在這個饒富深意的矛盾中，我們又該當有什麼樣的思索與理解呢？我認為，這或許是進入學生參與者的某種主體狀態的一個重要契機，它或許反映了某種深層的自我 認同與道德焦慮，反映了某種透過物才能獲得的確定感（小確幸？），當然以及同一枚銅板的反面的那不言而喻的失落感與失序感。這值得重視。
任何一個社會運動，就像任何一個個人一樣，不可能全好，也不可能全壞。有些人讀了我前一篇文章〈思想與學運〉， 看到裡頭指出了運動在思想上的薄弱，就說我是完全否定這個運動。這是不確的。這個運動並非鐵板一塊。從一些意義其實還頗含混的語言或姿態中，我願意高度樂 觀高度善意地對這個運動保留期望之處有四。首先，「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可以是一個具有強大主體性潛力的宣稱。要救國，所依賴的必然是自己，而非他人，這 即是革命前輩章太炎先生所說的「依自不依他」，同時也是從1910年代的五四運動到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的一貫精神。其次，這個運動對台灣社會的診斷， 至少就病相描述而言，是成立且要被認真對待的，而現任政權當然是要負責且要接受批判的；台灣的政治、經濟，乃至文化都有深刻的危機，不然也不會召喚出這麼 巨大的能量。其三、這個運動，至少在表層話語上，經常試圖從一種庶民角度對體制進行道德評價，這並非完全沒有可能發展出一種已經消失甚久的、新時代的「左 眼」。其四，這個「體制外的」運動一定程度地衝擊了原先的體制化藍綠對峙。它巨大裂毀了國民黨是明顯的，但也不是沒有衝擊到民進黨，從而給台灣的政治板塊 造成了一種鬆動──雖說碎片最終將如何坍落並如何重組不容過份樂觀。就目前看，的確沒有可靠證據說太陽花學運是民進黨所策動，但它與民進黨又的的確確在分 進合擊。這裡頭有一種泥沙俱下徹底撕裂社會的可能，但吾人也不能先驗主義地排除一種「超克」舊政治的可能。
恰恰就是在這個詭譎複雜的歷史地景上，同時也是學運正在前所未有地需要思想與論述時，學運卻面臨著深刻的思想與論述的貧困。但真正更讓人憂慮的是， 這個運動並不以這個問題為問題──這徵候性地展現於他們駁斥龍女士或任何批評者時所展現出的那種絕對正確的姿態。我曾指出，這個運動弔詭地恰恰以拒絕思想 為其動力。我願意再度重複這個診斷。您聽了就馬上不高興嗎？但是，這並非來自筆者的「邪惡之眼」（或筆者本來也就是另一個「神經不正常」之人）的觀察，而 也是來自高度支持這個運動且政治色彩極右的閃靈樂團主唱Freddy，以「相信直覺吧，不懂服貿又怎樣！」這樣的口號所作的證言[5]。 這個運動所大部憑藉的是一股自許的正義感與正當性，即，一股血氣。一個運動若沒有一股血氣就不成其運動，但是一個運動如果僅僅是憑血氣而行，那不但是注定 走不長久，並且可能落得一個虛無主義下場，什麼都沒改變，只造就了一些新的政治神祇，甚至，帶來了災難性的社會與政治後果。世界歷史裡的殷鑑可謂歷歷在 目。
如何避免成也血氣，敗也血氣，那就必須要把思想的任務拉到運動的課題裡來。一般來說，思想不是學術，不是學者的專業；大多數學者其實只是熟稔於之前 的思想者所遺留下來的思想的工具（不管是馬克思的還是海耶克的還是史密特的）或糟粕，但並不是直接從事思想。思想是歷史的承擔者在面對歷史與今日之要求 時，對現實與未來的思考與籌畫，同時又是對自身的情感、知識與行動，所進行的反身性思考與詰問。因此，思想正是學運參與者無從切割且無可讓渡的自身職責。 表面上看來，思想的對立面是體制或霸權，也就是那「已經在那兒」並且強大到不需自我確證的龐然大物。但是思想假如簡單地把自身當作是體制或霸權的對立物， 那麼在如此對立時，思想已經弔詭地失卻了它的主體性了，彼惡故我善、彼正故我負、彼東故我西。這是霸權的最有力的整編方式，因為所謂的社運處方其實僅僅是 霸權公式的另一種因式分解罷了。思想的最大敵人恰恰是塑造一個簡單化的乃至卡通化的敵我關係，因為如果、「他」、「我」、「敵人」、「同志」、「是」、 「非」、「善」、「惡」、……都如水晶般地清晰，那又如何還需要思想活動呢？馬克思也曾說，如果事物的表面就是它的真實的話，那還需要科學嗎？思想不是抽 離於身體之外的知識活動，行動中的人當然有意義感、有道德感──有血氣，但我們不能一任它之指使而行。反過來說也成立，我們也不能脫離身體與行動空言大 道。血氣與思想要結合起來，而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尼采之言：「偕我血氣而思」。
吾人應嚴厲質疑那些僅僅是揣著一個明確的是非善惡框架（或，普世價值），跑到街頭給學生「授課」的教授們。教育者自己其實更需要教育。以前的大學老 師被批評為拿著「發黃的講義」混日子，但現今的教授把二十年如一日的「發黃的政治正確」當學問，就不算混嗎？而學生如果又真地歡迎且需要這些其實需要被教 育的教授的教育，那又意味著什麼呢？是否學生只在乎一種與他們有相同意見，共享一種「正義感」呢？如果今天的學運展現了思想薄弱的狀態，那教授學者們是至 少要負七分責任，而學生自己也應承擔三分。
自古以來，批評老師最常用的語言就是「誤人子弟」。我想，那還不只是知識上的傳遞錯誤或失職的問題，或許更是指其以腐朽之怨戾之氣誤人子弟之青春之 氣。議場外的學生群眾們所頂著的那塊炯炯然的是非善惡框架，縱然粗疏簡化，但猶然血氣沛然可愛可敬。相較之下，某些大學教師們所帶給他們的又是什麼呢？寫 到這裡我想到前陣子朋友傳來的一篇據說是網路上瘋傳的文章，是某位中研院人類學研究員的一篇算是對「中國」的親身證道之言吧。我看了，很遺憾，不只是對它 那也未免太不人類學了吧的內容，而是這樣的「證言」所能提供於運動的是什麼呢？它提供的是運動核心本就庫存過量的隱藏在「普世價值」標籤後頭的仇中戾氣， 而非運動所較缺乏的價值與手段之間的論證，以及運動者本身的道德倫理反思。在這次學運裡，如此這般的曲學阿世並閹然媚俗的「知識介入」可謂車載斗量！[6]台灣的知識界如此易燃，而功能又是如此疊架（redundant），或許是吾人開始討論學運思想貧困時所不能繞過的第一個關卡罷。
前幾天在《自由時報》上看到龍應台部長批評太陽花學運，說它「思想非常薄弱……充滿矛盾跟沒有想透的東西」，好比說，學生宣稱捍衛民主卻破壞法治， 嘴上說堅持程序正義，但卻又以行動顛覆了他們自己的堅持。這個批評立即招來了運動指揮者及多名綠委的反擊，異口同聲指責龍女士昨是今非，且謂真正思想薄弱 的恰恰是龍女士自己[1] 。
《自由時報》把這個消息置於頭版，並且搭配了一張網路上署名「熱血時報」對照今昔的諷刺圖文，意欲對比出昔者龍女士野火燎原何其粲然，今日龍女士墮落反動一至於斯。「熱血」對此「墮落」的「解釋」是八個大字：「通匪令人神經失常。」[2]
記得看了這篇報導，當時的立即反應只能說是「啞然失笑」。龍女士是否真的「神經失常」，不是「熱血時報」說了算，若依我「個人看法」，應該是沒有 的，我有過好多論敵，其中包括龍女士，但我從不認為對方是「神經失常」，但當然我說了也不算，按照此間流行的說法──這種問題必須經過「專家確診」。
但若是懸置確診，只就「通匪」這一「病因」而言，以我對作家龍女士的理解，我願意挺身而出，作如下之證詞：龍女士是台灣這十餘年來在文化戰線上克紹 冷戰遺業反共不懈的先鋒戰士。長期以來，她以「民主」、「自由」、「多元」的台灣文明論，批判「專制」、「落後」、「野蠻」的現當代中國及其共產革命。在 入閣當官之前，她以此為志業密集著書立說，曾發表了喧騰一時的著名批判中共與當代中國的文章〈請用文明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而前幾年的《大江 大海一九四九》更是她在這方面的持續戰鬥的攀顛之作。說龍女士「通匪」，反映的是當今學運以及其後的這整個時代精神狀態的一個核心病象：為了我們的「正 義」，我們可以完全粗暴地對待歷史。「未來」，於是僅僅是吾人的意志對象。出現了這樣的一種「去歷史觀」，難道不該刺戟吾人嚴肅思想嗎？
作為龍女士的一個長期批評者，由我來為她洗刷「罪名」實感荒謬、無奈，甚至悲涼。然而，我並非徒為龍女士悲，所加於彼之罪固然無稽，但奈何其半自 取。聽清楚，我是為當前學運的一種幾乎可說是界定性的狀態而痛心：凡是批評這個運動的，就必然是心神喪失的不正常之人。若問何令致之？答曰，一切唯因「通 匪」，而匪即是馬即是中，三位一體。於是，整個島嶼就只存在兩種人了：那光明的道德的不通匪的，與那黑闇的邪惡的通匪的。後者合當引入歷史灰燼之中，不只 是因為「通匪」，還更因為他們只有百分之九。這裡有一種流行已久但再攀新高的族類主義、排他主義，以及眾暴寡主義。從這個視角看，於是「反服貿」其實不過 是另一個驗證敵我的准軍事口令而已，連我們很多「左翼的」、「批判的」朋友如今也接受了這樣的口令，以之質疑昔日戰友，遑論其餘。「通匪」這個冷戰話語竟 然能夠在解嚴與全球冷戰結束近三十年之後，再度成為此間學運的一個日常語詞。光是這一弔詭事實，難道不就該刺戟人們嚴肅思想嗎？在沸騰的熱血中，是否蓄積 了大量不為我們所意識得到的冷戰殘餘。
但是當一切複雜的現實與爭議都可以如此義無反顧地簡單一刀切時，歷史和思想又如何能找到它們在運動中的位置呢？學運從來沒有比此時更需要自我批評與 外部批評。但是學運在面對它的批評的當兒，卻又只能自我演出它所極力否認的那個病徵──血氣亢奮，思想薄弱。幾乎沒有看到學運領導本身或是支持學運的「學 界」對兩個淺而易見的現實問題，提供過他們的反思。這兩個問題是：一、此刻正在島嶼上酲醉狂飆的這樣的一種族類主義與排他主義，是之前的藍綠撕裂的救贖 呢，還是變本加厲？二，如果這樣的一種極端善惡二分的「正義感」，再在將來添加上權力之翼的話，那麼是否宣告了一個結合內在恐慌與體制暴力的新白色恐怖時 期的降臨呢？古人說，居安思危，那如果居不安尚不思危呢？
直接說吧：台灣人民萬萬不可沉溺於一種仇中的感情網罟中。我們不仇中，不是由於懼怕或是貪利，而是因為唯有不仇中，台灣人民才能在這個島嶼上真正相 親相愛，才能免於新白色恐怖或新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而才能夠真正地實踐「愛台灣」。經常，「仇中」是偽裝成外部因素的內政問題，是偽裝成道德問題的權力問 題。台灣人民一天不能實事求是地討論時代所規定於吾人的具體問題（從小處說是「服貿」，從中處說是兩岸關係，從大處說是世界和平），就一天無法擺脫族類主 義政治對我們的綁架與勒索，並拉著我們螺旋下沉。我的一個青年批評者說我一點兒也不在意台灣正在形成的「共同體」。錯了，我異常在意並欲提出貢獻！而我所 能貢獻的方式是提出一連串的質疑：如果這個共同體的認同打造是以這個共同體成員的共同利益為代價呢？如果這個共同體是建立在對十三億人的仇視上頭呢？以人 類中的13億人為歧視與仇視對象而建立的共同體本身會是道德的嗎？如果這個共同體概念從李登輝開始到今日已有二十年，而帶來的一醒目現實是社會的更徹底的 撕裂，與人心的疲憊焦躁敵意懷疑，那麼為何還不開始反省它的限制與代價呢？我們除了做一個鼓動者或跟從者，是否可以暫停一下，抽離並冷眼凝視這個洪流呢？
這就是為什麼方才我在為龍女士申辯她不應得「通匪」之名的同時，也不得不指出她的自遺其咎。龍女士是被她自己半生戮力參與編織的「反共/親美」繩索 給反扣住，並將這個繩索的另一端交給了她的起訴者。龍女士如果能夠有一絲類似商先生在絕境中的苦笑感，那將是她重新反思她的「思想狀況」的一個珍貴起點。 我期望，但我懷疑，深刻懷疑。龍女士向來不就一直是她自己的不變的信念的忠實使徒嗎？龍女士是一位極具才華的作家，但思想非她所長。
不妨就近以龍女士對太陽花學運的批評為例。她說學生「思想薄弱」，說一套做一套，顛覆了法治與程序正義。當她這樣說時，她的確是指出了學運所體現出 的某些自我矛盾。但是，把論述停留在矛盾的指認而不思深入，其實是思想的怠惰。馬克思曾說，就算是一個尋常小店主也能分辨出他的顧客的自我宣稱與實際狀況 之間的落差或矛盾。但是，小店主並不見得是一個思想者──如果他或她只能停留在這樣或那樣因他的職業、癖好或見識而形成的一種指認之中。但龍女士就是這樣 的一個小店主，她只著急於指認學運違反了她的終極價值（或長期庫存）：法治與程序正義。當龍女士指認學運思想薄弱時，她並不曾以身作則地展現她正在思想， 她似乎仍然只是依舊奮力舞動她的「普世價值」落日大旗。或許，一個真正關切這些「普世價值」的「思想者─行動者」，在此一時刻理所當然要進行思索的反而 是：何以「法治」與「程序正義」竟是如此脆弱？
這就是為什麼，雖然我和龍女士先後都曾批評過這個學運有「思想薄弱」的問題，但她和我對這個運動的批評或是肯定，無論是就立場角度或就實質內容而 言，都有巨大差異；她的肯定不是我的肯定，她的否定不是我的否定。望文生義地把這兩種不同的批評混為一談，本身就是「思想薄弱」的徵候。在思想薄弱的黃 昏，所有的牛看起來都是黑的。
先說說龍女士對這個運動的「肯定」吧。根據報載，這次學運「無論就組織、分工，國內外宣傳或形象營造上」，都讓她「嘆為觀止」。她要為這個行動「打 一百分」。不改其龍式風格，她甚至如此造作地說：「這些表現優異的人，可不可以考慮到文化部來工作。」但這樣的肯定，說來也不意外，恰恰反映了龍女士，今 日作為文化部長，所看到的學運殊無異於一場大型演出或是形象工程；她是在一種文化經濟的技術層次上肯定這個學運。她完全無視於在這樣的一種組織與分工之 下，所形成的深刻民主問題：場內菁英與場外學生民眾的決策與服從的層級化，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形成的個人突出與個人英雄主義。會發生個人崇拜的現象（這個 神那個神！），是根源於這個運動打從開始就沒有想要面對，遑論解決，群眾參與的問題。天地不仁，運動也不仁。當然，這是歷史的問題，不應由這個運動本身負 全責，但是，如果我們把眼睛蒙上一塊時宜的黑布，硬說這個太陽花學運是「進步的」乃至「革命的」，我認為可能並不適宜。龍女士給這個運動打了一百分，其實 只是洩露了藏於她掌心的主觀的、片面的「標準答案」而已。
但龍女士之所以肯定學生的行為與行動，並非僅僅是批評之前故作的修辭客套，而也是因為它們正好也符合了她一貫對台灣與中國大陸這「兩個文明」間的對 照興趣，因為她在這個運動中看到了某種「秩序」、「組織」、「分工」，其間汨汨然地流淌出她一貫頗為之傾心頗為之自豪的「台灣文明性」。的確，以我自己的 觀察，運動場上的一般學生群眾和以往的運動是有一個顯著的不同，那就是他們超級自覺地，幾乎是出之以一種虔敬態度而為之的資源回收。但是，一般的讚美者很 少把這樣的一種「禮節」（也就是人們對於自己的欲望與行動的節制）和另一方面展現在青年學生甚至廣大社會裡的傳統「禮節」的快速流失，放在一起觀察思考。 幾乎沒有人會否認，網路上的言語已經越來越不堪。連一向同情台灣的BBC記者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說「不堪入目、甚為惡毒，三字經、國罵，省罵紛紛出籠， 所謂的『台灣人有禮貌』在此完全不見」[3]。 要如何理解這個矛盾呢？為何一方面，人與人之間出現了如此巨大的裂痕，情緒與語言失去了必要節制，如同脫韁野馬任意衝撞──只要我高興有何不可，但另一方 面，在人與物的關係上，卻展現了幾近戀物癖的對於物的秩序、對於回收、對於潔淨的著迷？而這些對於物的自我文明感，竟然又能「有機地」和學運的政治語言結 合起來。據報導，立法院議場內掛著許多標語，好比「線都捲不好，還談什麼程序正義」，好比「懂得物歸原位，才能改變社會」，甚至於把人與物的關係凌駕到人 與人的關係，於是有了林飛帆在臉書上的「霸氣」分享「如果你看不清垃圾該丟哪，我就把你塞進去」[4]。 在這個饒富深意的矛盾中，我們又該當有什麼樣的思索與理解呢？我認為，這或許是進入學生參與者的某種主體狀態的一個重要契機，它或許反映了某種深層的自我 認同與道德焦慮，反映了某種透過物才能獲得的確定感（小確幸？），當然以及同一枚銅板的反面的那不言而喻的失落感與失序感。這值得重視。
任何一個社會運動，就像任何一個個人一樣，不可能全好，也不可能全壞。有些人讀了我前一篇文章〈思想與學運〉， 看到裡頭指出了運動在思想上的薄弱，就說我是完全否定這個運動。這是不確的。這個運動並非鐵板一塊。從一些意義其實還頗含混的語言或姿態中，我願意高度樂 觀高度善意地對這個運動保留期望之處有四。首先，「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可以是一個具有強大主體性潛力的宣稱。要救國，所依賴的必然是自己，而非他人，這 即是革命前輩章太炎先生所說的「依自不依他」，同時也是從1910年代的五四運動到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的一貫精神。其次，這個運動對台灣社會的診斷， 至少就病相描述而言，是成立且要被認真對待的，而現任政權當然是要負責且要接受批判的；台灣的政治、經濟，乃至文化都有深刻的危機，不然也不會召喚出這麼 巨大的能量。其三、這個運動，至少在表層話語上，經常試圖從一種庶民角度對體制進行道德評價，這並非完全沒有可能發展出一種已經消失甚久的、新時代的「左 眼」。其四，這個「體制外的」運動一定程度地衝擊了原先的體制化藍綠對峙。它巨大裂毀了國民黨是明顯的，但也不是沒有衝擊到民進黨，從而給台灣的政治板塊 造成了一種鬆動──雖說碎片最終將如何坍落並如何重組不容過份樂觀。就目前看，的確沒有可靠證據說太陽花學運是民進黨所策動，但它與民進黨又的的確確在分 進合擊。這裡頭有一種泥沙俱下徹底撕裂社會的可能，但吾人也不能先驗主義地排除一種「超克」舊政治的可能。
恰恰就是在這個詭譎複雜的歷史地景上，同時也是學運正在前所未有地需要思想與論述時，學運卻面臨著深刻的思想與論述的貧困。但真正更讓人憂慮的是， 這個運動並不以這個問題為問題──這徵候性地展現於他們駁斥龍女士或任何批評者時所展現出的那種絕對正確的姿態。我曾指出，這個運動弔詭地恰恰以拒絕思想 為其動力。我願意再度重複這個診斷。您聽了就馬上不高興嗎？但是，這並非來自筆者的「邪惡之眼」（或筆者本來也就是另一個「神經不正常」之人）的觀察，而 也是來自高度支持這個運動且政治色彩極右的閃靈樂團主唱Freddy，以「相信直覺吧，不懂服貿又怎樣！」這樣的口號所作的證言[5]。 這個運動所大部憑藉的是一股自許的正義感與正當性，即，一股血氣。一個運動若沒有一股血氣就不成其運動，但是一個運動如果僅僅是憑血氣而行，那不但是注定 走不長久，並且可能落得一個虛無主義下場，什麼都沒改變，只造就了一些新的政治神祇，甚至，帶來了災難性的社會與政治後果。世界歷史裡的殷鑑可謂歷歷在 目。
如何避免成也血氣，敗也血氣，那就必須要把思想的任務拉到運動的課題裡來。一般來說，思想不是學術，不是學者的專業；大多數學者其實只是熟稔於之前 的思想者所遺留下來的思想的工具（不管是馬克思的還是海耶克的還是史密特的）或糟粕，但並不是直接從事思想。思想是歷史的承擔者在面對歷史與今日之要求 時，對現實與未來的思考與籌畫，同時又是對自身的情感、知識與行動，所進行的反身性思考與詰問。因此，思想正是學運參與者無從切割且無可讓渡的自身職責。 表面上看來，思想的對立面是體制或霸權，也就是那「已經在那兒」並且強大到不需自我確證的龐然大物。但是思想假如簡單地把自身當作是體制或霸權的對立物， 那麼在如此對立時，思想已經弔詭地失卻了它的主體性了，彼惡故我善、彼正故我負、彼東故我西。這是霸權的最有力的整編方式，因為所謂的社運處方其實僅僅是 霸權公式的另一種因式分解罷了。思想的最大敵人恰恰是塑造一個簡單化的乃至卡通化的敵我關係，因為如果、「他」、「我」、「敵人」、「同志」、「是」、 「非」、「善」、「惡」、……都如水晶般地清晰，那又如何還需要思想活動呢？馬克思也曾說，如果事物的表面就是它的真實的話，那還需要科學嗎？思想不是抽 離於身體之外的知識活動，行動中的人當然有意義感、有道德感──有血氣，但我們不能一任它之指使而行。反過來說也成立，我們也不能脫離身體與行動空言大 道。血氣與思想要結合起來，而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尼采之言：「偕我血氣而思」。
吾人應嚴厲質疑那些僅僅是揣著一個明確的是非善惡框架（或，普世價值），跑到街頭給學生「授課」的教授們。教育者自己其實更需要教育。以前的大學老 師被批評為拿著「發黃的講義」混日子，但現今的教授把二十年如一日的「發黃的政治正確」當學問，就不算混嗎？而學生如果又真地歡迎且需要這些其實需要被教 育的教授的教育，那又意味著什麼呢？是否學生只在乎一種與他們有相同意見，共享一種「正義感」呢？如果今天的學運展現了思想薄弱的狀態，那教授學者們是至 少要負七分責任，而學生自己也應承擔三分。
自古以來，批評老師最常用的語言就是「誤人子弟」。我想，那還不只是知識上的傳遞錯誤或失職的問題，或許更是指其以腐朽之怨戾之氣誤人子弟之青春之 氣。議場外的學生群眾們所頂著的那塊炯炯然的是非善惡框架，縱然粗疏簡化，但猶然血氣沛然可愛可敬。相較之下，某些大學教師們所帶給他們的又是什麼呢？寫 到這裡我想到前陣子朋友傳來的一篇據說是網路上瘋傳的文章，是某位中研院人類學研究員的一篇算是對「中國」的親身證道之言吧。我看了，很遺憾，不只是對它 那也未免太不人類學了吧的內容，而是這樣的「證言」所能提供於運動的是什麼呢？它提供的是運動核心本就庫存過量的隱藏在「普世價值」標籤後頭的仇中戾氣， 而非運動所較缺乏的價值與手段之間的論證，以及運動者本身的道德倫理反思。在這次學運裡，如此這般的曲學阿世並閹然媚俗的「知識介入」可謂車載斗量！[6]台灣的知識界如此易燃，而功能又是如此疊架（redundant），或許是吾人開始討論學運思想貧困時所不能繞過的第一個關卡罷。
【註釋】
from 苦勞網 Coolloud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8104
Monday, 25 February 2013
龙应台: 李安是真正的“台湾之子”(组图)
台湾导演李安再度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周一（2月25日）在伦敦BBC总部接受BBC中文网独家专访，谈到她对台湾导演李安在今年奥斯卡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再度获得最佳导演奖的感受。
龙应台说，她在获悉李安获奖后感到非常高兴，并一早就发了邮件给李安表示祝贺。邮件中除了官方的贺辞外，她还特别写了“李安，拥抱你！”这几个字来表达她的感受。
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
龙应台表示，李安是从从台湾泥土走出去的，而且他在拍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时，本来可以选择在其它地方拍摄，但却故意选择把制作的大部分放在台湾，并在这部电影里也表达了他对台湾泥土的情感，因此李安的获奖反映出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台湾之子”。
她还透露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部电影共拍了400多天，其中超过百分之九十都是在台湾拍的。台湾官方在拍摄预算上提供了补助，也在人力和行政协调上提供支援。
台湾电影业前景
当被问到虽然台湾导演李安扬威国际，但台湾本土电影业却一直不景气，形成鲜明对比时，龙应台表示，虽然台湾要为李安获奖而鼓掌，但不能过头，因为毕竟获奖的不是台湾电影，而是美国电影。
她承认台湾电影业比较弱，最主要的是台湾虽然有像侯孝贤这样的创意导演，但在整个电影产业链中的许多产业却非常萎缩，因此虽然近年来台湾电影业有所复苏，但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
对于台湾电影业是否应该与中国大陆电影业合作来寻求未来发展出路，龙应台认为，台湾电影业在这一问题上处境很尴尬。一方面中国大陆市场很庞大，值得台湾电影业开发，但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又是一个电影审查很严的地方，有很多不能触及的题材，而许多政治题材更完全不能碰。
from 看中国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13/02/25/487856.html?%E9%BE%99%E5%BA%94%E5%8F%B0%3A+%E6%9D%8E%E5%AE%89%E6%98%AF%E7%9C%9F%E6%AD%A3%E7%9A%84%E2%80%9C%E5%8F%B0%E6%B9%BE%E4%B9%8B%E5%AD%90%E2%80%9D%28%E7%BB%84%E5%9B%BE%29&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kanzhongguo%2Fwww+%28%E7%9C%8B%E4%B8%AD%E5%9B%BD%29
Saturday, 23 February 2013
明報 | 龍應台：大陸審查超乎想像[11:49]
台灣文化部長龍應台說，中國大陸的審查制度超乎想像，民進黨前主席謝長廷微博被大陸封鎖一事不值得評論。
龍應台結束法國訪問行程後轉抵倫敦訪問，22日下午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台灣研究中心演講。
龍應台演講的場地原本只能容納140人，卻吸引超過350名觀眾，現場逼爆，不少人席地而坐，觀眾並熱烈爭相提問。其中有人問到龍應台對謝長廷微博帳號日前被大陸封鎖的看法。
龍應台首先簡單回應說，這個問題不值得評論，引起現場一片笑聲。
她說，「中國大陸的審查制度超乎你的想像，因此相較之下，謝長廷的微博被封鎖是很小的事，大家應該把關注的焦點放大，還有很多重要的問題值得關注，謝長廷的微博被封一事很小、不值得評論」。
被大陸媒體問到訪問大陸的時機與身分問題，龍應台說，她曾多次說過，任何時間去大陸訪問都是好時機，至於是否要以文化部長的身分前往，需要討論後決定，「如果有政治的障礙，我們就必須評估什麼是最重要的事」，以及是否需要強調文化部長這個職銜作為里程碑。
對觀眾問到與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相比，龍應台說，「這問題好比是拿香蕉與橘子相比」，蔡英文是全職投入的政治人物，她則是全職投入的作家，只是安排個人的時間暫時擔任文化部長的職務，因此兩人不能相提並論。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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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2 February 2013
BBC | 龙应台：台湾是一朵“沙漠玫瑰”
龙应台在英国访问行程的第一场演讲，吸引了大批的听众，有许多人席地而坐聆听。
在访英行程的第一场公开演讲中，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形容台湾是一朵正在绽放中的“沙漠玫瑰”。
这场由伦敦亚非学院主办、以英语进行的演讲和座谈，总共一个多小时，吸引了约400名英国各界人士参加。
到场听众当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其次是台湾，尚有许多人由于场地限制无法入场。
龙应台首先以较轻松的口气和方式介绍了这个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以来第一个成立的新机关。
在介绍的时候，龙应台首先说，在法国与英国，文化部的办公大楼，都是气派华丽的古老建筑，而台湾文化部所在的办公大楼却是一栋难看的钢筋水泥建筑。
但是龙应台以她以前到以色列所收到的一份礼物–当地原生的沙漠玫瑰作比喻，称沙漠玫瑰一开始就像一团枯草，但是放在水中，过了几天就像一朵绽放中的玫瑰。
龙应台并举例称，台湾有很多文创人才，而文化部的工作就是如何将他们的作品呈现在世人面前。
介绍当中，龙应台也提到，到目前为止，由于法律还没有跟上，因此台湾仍然有审查制度，以2012年为例，文化部属下仍然有部门必须花上一万多个小时“在黑房间当中，看中国的电视连续剧”。
介绍了新成立的文化部之后，龙应台也接受了现场听众的提问，其中一位问及她对台湾绿营政治人物、去年访问中国大陆的民进党大老谢长廷的微博被封锁的看法。
龙应台的回答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言论管制非常广泛，因此相对而言，谢长廷的微博被封，只是小事一件，没什么好评论的。
也有人请龙应台把自己和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作比较，她表示，这是无法比较的，因为蔡英文是全职的政治人物，而她本身则是全职的作家，偶尔地出任政府官员。
会后，部分听众认为，龙应台表现落落大方、为人亲切，而且口语轻松，很容易吸引听众的注意，而且使用英文反而让分别来自两岸的听众“能够引起共鸣”。
另有一些听众则认为，可能是出于提问的关系，龙应台对台湾软实力部分的阐述有些不足，而且一次回答三、四个人的提问，漏失了回答某些问题。
龙应台接下来的行程包括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参访文化设施、文艺表演场地等等，下周一还将到BBC新大楼接受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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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5 December 2012
摸着石頭過海 龍應台文化部長 200天
文 /林怡廷
立法院群賢樓九樓的大禮堂裏，政務官們面對面坐了兩大長排，估計有 3個次長，7個司長、5個處長、2個局長，以及 19個附屬機關等的主管們，這天是文化部審預算的日子。
這是個老酒新瓶的年輕部門，文化部整併了文建會、新聞局、硏考會及教育部的部分業務，主管範圍零零總總，涵蓋流行音樂、文創產業、影視娛樂、新聞出版、文化交流、藝術、古蹟、博物館、海外文化中心等。
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半，官員們嚴陣以待等候備詢，雖然機率不高，但隨時都有被叫上台的可能。而真正的備詢主角，他們的老闆—文化部長龍應台正在台上，接受民進黨立委林淑芬質詢。
林淑芬針對華山園區 ROT案經營團隊的適格性提出質疑，團隊中遠流出版社的董事長王榮文同時也是龍應台基金會的董事，她認為應該要利益迴避。
尖銳沒有就此打住，林淑芬繼續纏鬥。她指出這個經營團隊在 07年和文建會簽下整建及營運權時，合約承諾的經營方向已經變調：餐廳、酒吧林立，藝術展覽聊備一格，商業氣息濃厚的華山藝文特區，已和最初文化界人士努力推動的想像截然不同，而且「部長，為什麼我們已經委外經營，還要編列綜合業務經費補助廠商？」
面對綿密攻勢，文創司長在旁謹慎補充數據，龍應台則耐住性子，一臉嚴肅，不自覺微微抬高下巴。
這種場景龍應台並不陌生，殿堂從議會到國會，十三年前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時，她就學會和質詢的民意代表互不相讓、重點不在交集的議會式表達，「沒有違法、完全沒有違法，委員，一切依規定辦理。」她刻意延緩節奏，字字重音，兩人的聲線合音般交疊。
立法院的攻防，163億文化預算的護航者，只是龍應台眾多角色扮演的其中之一，文化部長的新身分，讓她的能量更為飽滿。她穿梭在各種場合，用不同的服裝、情緒、語言和身段。
她是九場文化國是論壇中，負責穿針引線的優雅主持人。
有人質疑她混淆了身分——一個政策擬定者，何以僅僅主持、不見主張？「我是來做功課的。」過去只看新聞頻道、不識流行歌手Hebe、林宥嘉卻要掌管流行影視業務的龍應台，深諳坦白從寬之道。
而接任文建會三個月，當上文化部長又再花三個月「做功課」，相較於她的長官行政院長陳冲被馬總統下達指令，提出「一個月就要讓人民有感」的經濟方案，龍應台內心的時間表顯得餘裕。
她也是在景美人權園區，和白色恐怖受難者們噓寒問暖的當局者。
但在立委段宜康的質詢中，身為國民黨執政團隊，背負着白色恐怖原罪的她，拒絕對個人責任作任何表態。她認為追究「結構」才是轉型正義的要務，儘管她曾在《野火集》二十年的再版序中寫道：「我也確信那個不公的體制得以存在，是因為個人允許它存在：比體制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個人。」
「龍部長是個文人，我認為她對歷史、文化、人權是有反省能力的，不至於太意識形態掛帥。我們願意期待，但要監督。」雖然她對加害者歷史呈現的態度有爭議，但長年耕耘白色恐怖人權工作的陳銘城肯定，龍應台和她派任的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主任王逸群相當積極，也尊重他們的意見。
她也輕裝走進台北地下音樂的重要據點——師大路的「地下社會」，了解Live House文化，她強調自己和兒子去過不只一次，「我知道 Live House是什麼。」
但面對負責人何東洪的訴求，希望別再以八大行業的飲酒店做為 Live House的法令規范，龍應台一到場還是問「有沒有賣咖啡？」令人忍不住想起安德烈在《親愛的安德烈》中寫給母親的信，「MM，對於年輕人飲酒，我覺得做父母的不需要過度緊張。」
然而，她最自在的角色，可能是文化外交官。
出訪美加時，她用英語流利演說，「我很少在政策報告中，看到部長是以『在國外用英文演講』來敘述自己政績的。」立委鄭麗君在某次質詢中提到。
文化部長的身分，讓龍應台更有高度穿梭國際，有時候個人形象甚至比台灣文化更為鮮明。她邀集法國前文化部長賈克朗來台，也即將和《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的作者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對談。
寫而優則仕
若要說龍應台的生命經歷，是為這個位子準備，肯定她不會同意。「寫了《野火集》的代價大概是：這一輩子不會有人請我『學而優則仕』出來作官了。」在《野火集》裏她自述。然而從威權體制中拿到話語權，再從民主體制中得到政治權力，龍應台在每個時代階段的每個選擇，都使她一步步走到此景。
84年在《中國時報》寫專欄，85年底出版《野火集》開始，龍應台抓住 50年代以降鋪陳已久的反威權氣氛，用富有召喚力的筆觸，和「批判個人不批判政治」的安全策略出手，「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顛覆，做最紅的蘋果核心裏的一條蛀蟲。」
優越的轉譯天分、感性的文字、溫和而不激進的思想，龍應台捨抽象價值指出具體問題，加上主流媒體的刻意推介，對保守的中產階級起了重要的啟蒙作用。而這個作用，也陸續在中、港、新加坡等華人社會發酵。
「龍應台不是真的挑釁權力的人，她對言論的底線是有敏感度的，黨外雜誌批評得更厲害，但影響力有限，她和多數人說話，傳遞相對進步的價值。」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羅世宏分析，「不同人作不同事，也可以說黨外雜誌撐開了龍應台的空間，顯得她的溫和，而她又為大眾撐開了更大的言論空間。」
在台灣街頭運動最多、思想能量最豐沛、社會力最蓄勢待發的 80年代，龍應台成功燒了一把火，但 86年她也因為家庭因素，在野火正熾熱之際離開台灣，旅居歐洲。
有 13年的時間，她腳非踩在台灣的土地上，遠望 90年代台灣的民主化及本土化歷程，她沒有親身體驗那段民主轉型的艱辛，始終帶着距離感。她曾為文批判，選舉是多數者的民粹，而為了反制國民黨過去虛無的大陸教育，整個社會興起一股對台灣本土的內向探求，則是鎖國。
政治環境安全了，她的批判力道更強，內容開始明確指向政治與文化，「獨裁體制沒有了，而黨主席在黨內依舊可以一言專斷，而議會依舊可以拿公款自肥。這時候雲消霧散，問題的真正癥結才暴露出來：是文化，不是政治。」
1999年，應馬英九三顧茅廬之邀，龍應台回台做台北市文化局長，首次任官，風風雨雨，原本眾人預測她三個月就會辭職，但辭呈總是揣在口袋，龍應台還是做了一任四年，應了她辦公室「放火只是開了頭 下海就應幹到底」的對聯，也充分顯露她一旦心意已決，就硬幹到底的個性。
吸收了體制內經驗後，2003她年恢復作家身分，長居香港近十年，視野及資源遍及兩岸三地。直到今年初馬英九連任，龍應台被邀及二度出仕，成為末代的文建會主委，首任的文化部長，也被認為是馬政府在兩岸文化談判的重要使者。
「這件事情確定後，我不是失眠，而是到現在都沒睡，因為我已經知道，叢林裏頭是什麼樣子。」接任記者會上她是這麼說的，而在香港與安德烈的告別晚餐，牛排上有這對母子的幾滴眼淚。
嫻熟媒體操作 缺乏 action plan
的確，這次叢林的險峻，更勝 13年前，當時她只是一個城市的文化主事者，而現在必須要處理國家層級的文化事務。
除了組織重整，建立制度，龍應台必須承受先前文建會、新聞局的包袱，譬如夢想家、國發基金高達六十億的文創投資爭議，以及陳痾已久的公視董事案。而她也無可避免面對政務官必須要有的政治表態，譬如棘手的認同問題，又或者是敏感的兩岸問題。
但她也不是當年的龍應台，手邊的籌碼更多，對政治的理解更深，她是有備而來。
對於前任包袱，她懂得運用「一切尊重司法」、「我們依法行政」的政治語言；而民進黨籍立委段宜康及鄭麗君針對「轉型正義」及「六四」議題的質詢，即便她的回答在事後引發高度爭議，但也都能淡定以對，「作為一個部長和作為一個作家不同，換了位子要換腦袋，我要有勇有謀。」「我拒絕表態文化。」
雖然拒絕表態文化，但不代表龍應台不懂表態之道，她對媒體傳播有洞悉的天分。
她懂得借力使力，將龍太后、托腮、穿布鞋備詢的負面指責轉化成正面資產——「希望我們回歸政策面，不要討論這些沒有意義的問題。」作用力往往反饋在批評者身上。
她清楚文字記者喜歡引述她漂亮的句子，也從不吝嗇在鏡頭前面真情流露，於是鏡頭能捕捉到她對着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遺書潸然落淚，或是她緊緊擁抱求助無門的樂生院病友。
「她的確性情中人，」一位在台北市文化局時期就和龍應台交集數度的社運工作者印象很深，她視察老社區時，會隨手摘下路邊果樹上的水果吃了起來，也和年輕學生從這個屋頂跳到那個屋頂，這些都是在沒有媒體的狀態。
「她是有個人魅力的，人們很容易被這種率真吸引。」但幾次交集下來，他也發現龍應台往往不會具體承諾，甚至是帶着自己的難題，和大批媒體一起來「關心」。
「龍應台一來就展現得很親民，也看得出有做功課，叫得出病友們的名字，但真正進入實質面的討論時就會說她沒有錢，修改相關法令需要很多時間。」一位長期關注樂生運動的記者直言，運動者愈來愈熟悉龍應台「我都知道，我都了解，這很難，請給我時間」的這套 語言，也發現時間過去了，她所帶來的媒體效益遞減，卻不見後續實質的行動。「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她的道具，但要不要演？」
06年以來一直主張 Live House法規正名，「地下社會」負責人何東洪也對文化部的後續執行力有所保留。
第一次抗爭，龍應台見了大家，也表了態，隨後也帶了媒體去了解問題，「但在開了一次業者會議聽取大家意見後，又無疾而終。」
何東洪說，後來據知中央有再召開一次跨部門的行政會議，會議的結論是消防建築商業各種法規沒有修改的必要，但這些都沒有業者參與，過程也不透明公開，「現在又退回地方層級的台北市文化局處理，一切又回到原點。」
十月中，復業不到三個月的地下社會，又被開了兩張罰單。本質的問題沒有獲得解決，何東洪再次抗議，龍應台已不再回應，但這次的香港行，卻要由黃耀明帶路到香港 Live House「取經」。
「如果是去取經，唐三藏回來也要翻譯，龍部長的借鏡是什麼？也不能只是說說。」何東洪認為香港的狀態和台灣不大一樣，而台灣 Live House正名從 06年至今已經是陳年老問題，文化部是否有心解決？何東洪語帶保留，坦言還在觀望。
但「龍應台牌」還是有些幫助。青年樂生聯盟成員何欣潔觀察到，新北市捷運局開始修樂生的三棟房子，而原本吵着要拆樂生的新北市議員，也願意爭取捷運站從「迴龍站」改成「樂生療養院站」。
「雖然作為一個中央部門，文化部可以發揮的有很多，做得還是太少，但持平來說，龍部長來了後，還是有些改變。」
中港台的期望差異
龍應台做官，向來都不是台灣自家的事，還是兩岸三地華人圈的大事。
她提出《中環價值》對香港的文化批判，發表《天安門母親》、《請問文明說服我》等直指中共極權體制，在歷史詮釋上飽受爭議的《大江大海》，依然在兩岸三地有廣泛的影響力。
「她的觀點影響我對香港本土文化運動的思考很深。」香港兆基書院的創辦人黃英琦，在文化倡議時常提及好友的文章。而馬家輝還曾為文建議，龍應台若在台灣混不下去，可以考慮到香港做文化局長，龍應台總有辦法讓大家覺得，她最適合當自家的文化部長。
談願景，談價值，龍應台的語言是迷人的，但和中港社會普遍高度期待的心理相較起來，民主化相對成熟的台灣，愈來愈能洞悉什麼是政治語言，什麼又是實質政策。
「國際化」、「雲端化」、「泥土化」、「產值化」和「黃金十年」一樣漂亮而抽象，而民進黨立委鄭麗君認為，政治的智慧，是合理的資源分配，民主必須在細節裏、制度裏、執行力裏檢驗。「不再是作家的部長龍應台有好看的理念，但要轉化成具體可行的政策，還有一段距離。」
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的標準，撇開作家龍應台過去為自己設下的價值鋼索，明年是文化部的第一個預算執行年度，握有百餘億預算的龍部長，才要真正面對考驗。
無論如何，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羅世宏認為龍應台依舊是值得期待的文化部長，「否定龍應台並不能讓文化地景產生更多樣的可能性，反而我們要善用龍應台，將她導引到文化界想要的方向，而別拱手讓產業界影響她。」
而對文化政策把關甚嚴的鄭麗君，看着龍部長摸着石頭過河，「給她一些時間，看她怎麼落實，畢竟是第一位文化部長，她的成果很重要。」
from 陽光時務週刊 · iSunAffairs Weekly http://www.isunaffairs.com/?p=1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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