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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4 January 2022
裴敏欣：美国聚焦中国带来的安全后果
作者：裴敏欣 来源：中美聚焦
冷战时期，欧洲是美国的战略重点，东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附带，尽管美国在朝鲜和越南进行过惨烈的战争，并为日本、韩国和台湾提供了安全保障。
但在中美两国逐渐展开的"新冷战"中，美国的战略重点发生转变。如今，美国的安全战略被中国议题所主导，东亚取代欧洲成为全球地缘政治较量的主舞台。美国关注重点的这一转变带来的安全后果，也变得日益明显起来。
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对手正利用它把注意力放在中国之机考验其决心。譬如，在陷入僵局的恢复"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该核协议2015年达成，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宣布退出)谈判中，伊朗的立场就更为强硬。看来，伊朗领导人是押注美国在为与中国的潜在冲突做准备时，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将非常不愿意动武和陷入一场新的中东战争。
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目前对乌克兰的军事威胁显然也基于同样的考量。普京认为，由于美国无法从战略聚焦中国方面分心，他如今能更无拘无束地去恢复俄罗斯对邻国的影响力。
伊朗和俄罗斯最近的行为把美国的战略困境展现得淋漓尽致。为加大从与中国的"冷战"中获得有利结果的可能性，美国必须坚守其战略行为准则，避免可能分散注意力与资源的次要冲突。拜登在2021年突然(且草率)地撤出阿富汗，就彰显其政府在这方面的决心。
美国与伊俄两国的对峙如何展开尚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迟早会在其他地方遇到同样的考验。一些地区大国会借机欺负弱小的邻国，因为它们认为美国转向东亚令其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大为降低。
当然，美国把注意力放在中国将对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对拉美和非洲地区的影响远小于中东。在拉美和非洲，未来几年美国的政策可能重在与中国开展经济、技术和外交竞争。中国影响力或利益可忽略不计的国家将成为受损者。
中东地区最能感受到美国向东亚战略转移所带来的安全影响，因为该地区在安全需求上对美国最为依赖。十有八九，对中国的关注将大大削弱美国在那里的地区警察角色。虽然美国会继续为最重要的盟友和伙伴提供武器及援助，但中东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将不得不在失去美国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生存。
更概括地说，如果美国持续把战略重点放在中国，它将不可避免地丧失相当多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不难理解，失去美国慷慨援助的国家对美国的感激之情也会减少。
但美国全球地位的下降也可能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巨大好处。
战略行为准则将降低美国发动不必要战争的可能。在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单极格局的阴暗面就是它一直不计后果地轻率动武。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数据，在冷战结束后的30年里，美国每年都在海外用兵。特别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大战中，美国浪费了大量的性命和财富。
在其他地区，美国新的地缘政治取向将迫使迄今指望美国保护和支持的国家学会自保。例如，一些中东国家已经寻求重建关系，促进和平，以备美国的撤离：近年一些海湾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有了显著改善。
在欧洲，"战略自主"现在也许只是嘴上说说。但随着美国让欧洲盟友越来越明白该地区已是次优选项，它们将不得不把语言转化为行动。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曾声称美国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国家"。这种说法在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正确的。但在中美"冷战"时代，也许美国对东亚是不可缺少的大国，但对其他地区却不是。随着这一新现实的确立，世界其他地区除了适应别无选择。这也许导致更多的军事冲突，但也可能带来更多的和平。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Security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China Focus"(2022)
发布时间：2022年01月08日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2/01/blog-post_82.html
Friday, 27 September 2019
裴敏欣：中共「一黨專制」危機在逼近
美國政治學者裴敏欣指出：早在2012年習近平曾承諾，中共將在即兩個百年誕辰之前，即2021年和2049年前取得巨大的成功。但再高昂的民族主義姿態也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自毛時代以來，中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接近垮台。
週五（9月20日），美國政治學者裴敏欣在Project Syndicate發文：
Project Syndicate原文鏈接
今年的10月1日，為紀念中共建政70週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發表演講，高調慶祝自1949年以來中共的“功績”。儘管習近平頗有信心和樂觀，但中共的官僚們信越來越有理由擔心中共政權的未來前景。
2012年習近平接管中國共產黨時，他承諾，中國共產黨將在即將到來的兩個百年誕辰之前努力取得巨大的成功，這是指中共921年成立和中共1949年建政。但是持續的經濟放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不斷加劇，很可能讓中共2021年百年慶祝活動掃興。甚至2049年中共一黨專制政以可能不復存在。
儘管專政在技術層面沒有時間限制，但中共正在逼近一黨專政的壽終正寢前沿。墨西哥的革命製度黨維持了71年的權力（1929-2000）；蘇聯共產黨統治了74年（1917年至1991年）；台灣國民黨則為73年統治期（大陸從1927年至1949年，台灣從1949年至2000年）。北朝鮮已統治了71年的王朝家族，是當今中國唯一的專制競爭對手。
但是歷史模式並不是中共擔心的唯一理由。使中共從毛時代災難中恢復過來並在過去40年中“繁榮發展”的外部條件，已經被某種意義上更具敵意的環境所取代。
對中黨長期生存的最大威脅是與美國不斷加劇的冷戰。在後毛澤東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領導人在國際舞台上保持低調，在建立國內實力的同時盡量避免衝突。但是從2010年起，中國已成為經濟強國，奉行日趨強大的外交政策。這引起了美國的憤怒，美國開始逐漸從參與政策轉向如今顯而易見的對抗方式。
憑藉其卓越的軍事能力，技術，經濟效率和聯盟網絡（儘管唐納德·特朗普有著破壞性的領導力，但這些網絡仍然保持強勁），在中美冷戰中，美國比中國更有可能取得勝利。儘管美國的勝利可能是慘勝（意即付出高昂代價的皮洛士勝利），但它很有可能會印證中國共產黨的命運。
中國共產黨也面臨著巨大的經濟阻力。所謂的中國奇蹟是由龐大而年輕的勞動力，快速城市化，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市場自由化和全球化推動的，所有這些因素已經減少或消失。
激進的改革，尤其是效率低下的國企（SOE）私有化以及新重商主義貿易（一種極端貿易保護）的結束，都可以維持增長。但是儘管中國共產黨為進一步的市場改革做出口頭承諾，但它一直不願實施這些改革，而是堅持奉行有利於國有企業的政策，卻以犧牲私人企業家為代價。
由於國有部門是一黨專政的經濟基礎，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突然接受激進的經濟改革的前景很渺茫。
國內政治趨勢同樣令人擔憂。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放棄了在過富有成效的實用主義，靈活的意識形態和集體領導。隨著中共轉向新毛澤東主義，包括嚴格的意識形態整合，嚴格的組織紀律和基於專權的強人統治，災難性政策失誤的風險正在增加。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共產黨將面臨“不戰而勝”。隨著它對權力的控制減弱，它可能會試圖在其支持者中煽動民族主義，同時加劇對對手的鎮壓。
但是，這一戰略無法挽救中國的一黨專制政權。儘管民族主義可能會在短期內增加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但它的力量最終會消散，特別是如果該黨未能持續改善民眾生活水平。依靠脅迫和暴力的政權將現經濟活動低迷、民眾抵抗增加、安全成本上升和國際孤立，並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這絕不是習近平將在10月1日給中國民眾帶來的振奮人心的景象。但是，再高昂的民族主義的姿態也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自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逼迫瓦解或垮台。
——德国之音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9/blog-post_726.html
週五（9月20日），美國政治學者裴敏欣在Project Syndicate發文：
Project Syndicate原文鏈接
今年的10月1日，為紀念中共建政70週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發表演講，高調慶祝自1949年以來中共的“功績”。儘管習近平頗有信心和樂觀，但中共的官僚們信越來越有理由擔心中共政權的未來前景。
2012年習近平接管中國共產黨時，他承諾，中國共產黨將在即將到來的兩個百年誕辰之前努力取得巨大的成功，這是指中共921年成立和中共1949年建政。但是持續的經濟放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不斷加劇，很可能讓中共2021年百年慶祝活動掃興。甚至2049年中共一黨專制政以可能不復存在。
儘管專政在技術層面沒有時間限制，但中共正在逼近一黨專政的壽終正寢前沿。墨西哥的革命製度黨維持了71年的權力（1929-2000）；蘇聯共產黨統治了74年（1917年至1991年）；台灣國民黨則為73年統治期（大陸從1927年至1949年，台灣從1949年至2000年）。北朝鮮已統治了71年的王朝家族，是當今中國唯一的專制競爭對手。
但是歷史模式並不是中共擔心的唯一理由。使中共從毛時代災難中恢復過來並在過去40年中“繁榮發展”的外部條件，已經被某種意義上更具敵意的環境所取代。
對中黨長期生存的最大威脅是與美國不斷加劇的冷戰。在後毛澤東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領導人在國際舞台上保持低調，在建立國內實力的同時盡量避免衝突。但是從2010年起，中國已成為經濟強國，奉行日趨強大的外交政策。這引起了美國的憤怒，美國開始逐漸從參與政策轉向如今顯而易見的對抗方式。
憑藉其卓越的軍事能力，技術，經濟效率和聯盟網絡（儘管唐納德·特朗普有著破壞性的領導力，但這些網絡仍然保持強勁），在中美冷戰中，美國比中國更有可能取得勝利。儘管美國的勝利可能是慘勝（意即付出高昂代價的皮洛士勝利），但它很有可能會印證中國共產黨的命運。
中國共產黨也面臨著巨大的經濟阻力。所謂的中國奇蹟是由龐大而年輕的勞動力，快速城市化，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市場自由化和全球化推動的，所有這些因素已經減少或消失。
激進的改革，尤其是效率低下的國企（SOE）私有化以及新重商主義貿易（一種極端貿易保護）的結束，都可以維持增長。但是儘管中國共產黨為進一步的市場改革做出口頭承諾，但它一直不願實施這些改革，而是堅持奉行有利於國有企業的政策，卻以犧牲私人企業家為代價。
由於國有部門是一黨專政的經濟基礎，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突然接受激進的經濟改革的前景很渺茫。
國內政治趨勢同樣令人擔憂。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放棄了在過富有成效的實用主義，靈活的意識形態和集體領導。隨著中共轉向新毛澤東主義，包括嚴格的意識形態整合，嚴格的組織紀律和基於專權的強人統治，災難性政策失誤的風險正在增加。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共產黨將面臨“不戰而勝”。隨著它對權力的控制減弱，它可能會試圖在其支持者中煽動民族主義，同時加劇對對手的鎮壓。
但是，這一戰略無法挽救中國的一黨專制政權。儘管民族主義可能會在短期內增加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但它的力量最終會消散，特別是如果該黨未能持續改善民眾生活水平。依靠脅迫和暴力的政權將現經濟活動低迷、民眾抵抗增加、安全成本上升和國際孤立，並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這絕不是習近平將在10月1日給中國民眾帶來的振奮人心的景象。但是，再高昂的民族主義的姿態也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自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逼迫瓦解或垮台。
——德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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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8 July 2017
专访裴敏欣：习近平终结了“后天安门秩序”，然后呢？
习近平上台后，告别了菁英分赃联盟的规则，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领导，终结了持续20年的"后天安门秩序"。破之后是否立？明年七月见分晓。
在政治学者裴敏欣看来，2012年是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强势拐点——它不仅拉开了中共领导人换届的帷幕，习近平的上台，更直接终结了此前两届中共领导人所延续了20年的"后天安门秩序"。然而，新秩序是什么？习究竟凭什么能够展开新秩序？眼下人们感受到的反腐败、高官落马、富豪自危、政治高压是新秩序的一部分吗？它又会将中国牵引向什么样的未来？
端传媒日前在香港专访了这位师承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并邀请他评点中国当下的政治现象与走势。
59岁的裴敏欣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0年代赴美留学，取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专长研究中国政治、中美关系以及民主化。他曾著有研究中苏改革比较的专著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94）；研究中国转型陷阱的专著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2006）。而去年底，他关于中国的最新研究引起不少关注，包括2016年10月在《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发表的论文 Transition in China? More Likely Than You Think （《中国转型？比你所想的更可能》），以及同一时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 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这本新著，也是裴敏欣的书作首次推出中文版，译为《出卖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共产党政权的溃败》，2017年7月在台湾八旗出版社面世。
在评点当下政治局势之前，不妨回顾一下，裴敏欣在专著与演讲中不断阐释过的，他对中国的几个基本判断：
在裴敏欣发表于《民主期刊》的论文中，他举例证：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高于台湾1988年到1989年的水平，也高于韩国1987年的水平，在适合比较的35个国家之中，中国高于30个国家，不光进入了"转型区"，而且进入了其中比较高的水位。另一方面，他又研究了全世界比中国人均 GDP 收入更高、但仍保留专制政体的国家，几乎全是产油国。裴敏欣认为，政治学研究发现，产油国可以通过自然资源开发获取暴利，养活专制，而不需要从民间摄取财富，因此可以不必民主转型，但中国则非常困难。若经济持续发展，能维持专制政体的可能性不大。
在这样的框架中，如何看待习近平上台后的中国政治走向？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危机，习显然深有所感，在他当政后的数次党内谈话都可见其忧虑。但他求诸的种种药方，能扭转局势，改变衰败期的本质吗？十九大临近，怎样判断中国会不会主动转型？
以下是端传媒专访裴敏欣的摘要：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您最近提出，习近平终结了"后天安门秩序"，究竟什么是"后天安门秩序"？
裴敏欣（以下简称裴）：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共产党实际形成了一套内部运作的新型规则，一方面菁英利益共享，一方集体领导（分权），两者加起来，其实就是分赃，礼貌点叫权、利共享。而习近平的上台，终结了这种秩序，告别了菁英抱团、分赃联盟规则，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领导，他个人确立了领导权威。这是很重大的发展。
端：为什么习近平可以打破后天安门秩序？
裴：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就是说，有偶然因素。第一个偶然因素就是，他碰到的两个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活着，且两人不合。在中国，一般前任领导人活着，你要巩固权力就很困难，但习碰上的情况恰好是，前两任领导人对他的害怕远远低于他们互相之间的怨恨。如果你是胡锦涛，下台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保存自己的政治实力，如果聪明一点，你要和江泽民抱成一团来防止一个新威胁。从政治常理上讲，一个新领导人上来，胡跟江的派系应该成为一个联盟，但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分歧，他们无法抱团，这就给习近平创造了一个逐个击破的有利条件。所以他在人事上的调动总体很顺，这就是所谓的天时。他碰上了相对弱的对手，而且不团结。
第二个因素更偶然，就是薄熙来倒台，现在看来后果的确很严重。因为薄是唯一一个可以和习近平叫板的人，但因为王立军事件，这个人很偶然倒台了，改变了中共高层内部的格局：没有一个强势政治人物可以跟习抗衡，令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在没有强有力对手的情况下迅速巩固权力。
而"人和"则是，他抓住了公众对腐败深恶痛绝的心理，强势反腐。这也是不同阵营的最大公约数——人们在其他事件上有分歧，但憎恨政府官员腐败，要求整治，是一个共同需求。这也是在政治上迅速获得回报的一个举动。
端：我们稍稍回退一点，这样看，2012年是近年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拐点。但此前一直有人认为，2008年是重要的拐点。您怎么看？
裴：2008年的确是拐点。有几层含义：
第一是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国领导层一下子对中国模式有信心了。你如果去查2008年之前，中国模式这个词用的频率很少，08年之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都常常出现了。那一年奥运，中国一党专政下的盛世景象似乎出现了。
第二，从政治层面来讲，就是08之后，到了胡锦涛执政的第二届，"九龙治水"的现象更加明显，又出现一些政策上的失误，中央的权威极度弱化。08年之后，国内的经济政策开始有错误，四万亿、中国的信贷泡沫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同时，国内开始面临少数民族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挑战，拉萨、新疆、零八宪章，都是那一年。薄熙来在重庆搞得"唱红打黑"运动，也是08年开始。
08年这一个拐点，放开了许多可能性，但也已经感觉，"后天安门体制"快要走到尽头。到了12年又是一个拐点，强势一拐。
端：那下一个问题就是，2012年习上台，打破了旧秩序，稳固了权力，之后要干什么？
裴：对，之后看他要干吗，是决定今后五年、十年中国政治走向如何发展的一个关键。破之后是否立，今年年底十九大落定，明年3月国务院人大的班子落定，基本上明年7月就见分晓了，到时候，习第二任往哪个方向走，会明确得不能再明确。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一个基本政治学的分析。你没办法揣测一个人的动机，你只能做一些政治学分析。所谓改革，就是打破均衡。因为均衡状态下你什么都不能干。打破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均衡内部，打破力量平衡，进行各方力量的重组。在中国，邓小平92年南巡之后共产党的改革就是这一种，在内部打破平衡，一下子保守派失去了发言权，技术派、改革派赢得绝对统治地位；第二种就是引入外力，比如毛泽东的文革，内部死板他没办法，于是引入外部的群众力量来打破。现在要看习在今后一年内，如何打破这种均衡。只有两种破法，没有第三种破法。过去五年，习打破的只是权力菁英的游戏规则，但还没有打破力量平衡。就算是反腐，中国的官僚体制有几百万人在那里，中央不到五千人，他根本还没有真动。
端：但他也可以什么都不动，不是吗？
裴：他什么都不做也可以，这就是所谓的自保的生存战略。基本判断就是，均衡我打破不了，风险太大，那就考虑在不打破均衡的情况下，我如何自我生存。先是自己个人的领导地位巩固，然后通过政治体制本身的自我保护能力去巩固权力，加强控制。一个是对社会的控制，一个是对菁英的控制。
但不动也有不动的成本。对习来说，最大的危机就是他的表现、政绩能否持续。很简单，你能否提供实惠？现在是后意识形态时代，共产党干部没人愿意去延安住窑洞。不管是普通民众也好，政权菁英也好，都是实惠人，吃烟火食的人，如果你能把门面撑下去，能赚钱我就跟你走，这个任务完不成，指标达不到，那就麻烦了。社会会有直接反应，菁英接著会分化。但实证角度还是要量化，能撑五年、十年还是十五年？这个很不确定，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群众和菁英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最终是有限的。举个例子，为什么76年"四人帮"一下子就被推倒了，因为发生了综合性危机，该发生的问题都发生了，人们的承受能力到极限了。
端：您新出版的《出卖中国》一书里，非常细致地剖析了腐败的内在结构，给"官商勾结"、"权贵资本主义"这些已经陈词滥调的说法，配上两百多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指出是什么因素导致90年代以来勾结式腐败大规模出现，这些因素又如何导致整个体制走向衰败。我想问的是，习近平显然也看到了这种衰败，似乎为了不触碰一党专政的天花板，他在用各种各样的药方缓解症状。比如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你觉得，奏效吗？
裴：反腐有几种类型，运动式反腐是其中一种。但国际经验和中国历史经验都说明，运动反腐是无效的。很简单，你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压。有效的反腐一定要是制度反腐。所谓制度反腐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要设立什么规章制度，那没用，而是一个全面的体系：政府对资源的支配、政府对自身权力的约束、反腐措施本身的透明度、还有自下而上的制约，包括舆论跟民间团体等。你如果看中国的反腐，形式非常单一，根本看不见其他的措施。理论上说，运动式反腐肯定失败。
但为什么还要这样搞呢？首先，从中共本身历史来讲，运动式反腐是共产党的惯用手段。从"三反"、"五反"到现在，刘青山、张子善到现在薄熙来、周永康，有很长的连续性；第二，运动反腐往往可以实现短期的政治考虑。如果你去看数字，中共领导人刚上台时——新任领导人第一任第一届第一年，每年送进监狱的人肯定要比以往多，江泽民、胡锦涛都是这样。去检索一下中央纪委资料里"移送司法"的数字就知道了。利用运动式反腐来巩固权力，这也是惯例；第三，它能短期满足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因为真正要解决腐败问题，是要做长期的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是看不见的，时间很长，没有政治回报，而运动式反腐的政治回报很明显：贪官送进监狱电视上一报导，大家就会觉得你干了事。所以运动式反腐一点都不奇怪。习近平和以往不同的是，以往一般持续一年，但他起码持续了四年。以往一般都是刑不上大夫，一年最多动七、八个高官，而习一年要动三十几个。我认为这说明他想要改变八九之后的政治秩序。
端：您认为习的反腐运动真诚吗？您的书中也提到，反腐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权力布局，可能引发精英阶层更加大的互相不信任和敌意。但您觉得它和习的政治理念究竟有无联系？
裴：不谈动机，只看结果的话，从运动式反腐中看不到习的政治理念。只能看见改变政治秩序：以前权威不清晰，现在权威很清晰。政治理念就是说到底靠什么价值来治国，官员清廉是一个价值，但这不是完全价值，还有其他比如政府权力限制、个人尊严、个人产权人权得到保护等等，这些价值至少在这个运动之中没有得到任何体现。
端：习求诸的另一个解方似乎是道德，从整治家风，到从严治党，推崇贤能政治。道德有用吗？
裴：道德的约束力太小了。我一直都把道德说成是最后一道防线。现在上上下下推道德反腐，其实是逢场作戏。这是成本最低的，就是他愿意说假话，一个说谎的成本而已，没有时间精力。但真反腐的话，成本就厉害了，监督政府的成本、舆论自由的成本，那才是真的。
端：全球秩序出现很多新变化，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您觉得这会给中国发展和维系体制，带来新的空间吗？
裴：国际环境对中国有利也有弊。有利的部分，主要是意识形态。因为民主本身在衰落，至少是短期如此，对中共来讲，它的意识形态没有强抵抗，没有生存的威胁了，所以这对它有利。但总体来说，我认为国际环境对中国体制的维持是不利的。第一，共产党生存的法宝之一是经济发展带来的政绩合法性。如果全球化倒退，那中国作为外向型经济首当其冲受冲击，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毫无疑问是中国。如果出口垮了，或者半垮，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打折扣，这是第一点不利之处；第二，现在美国讲"美国优先"，你说是保护主义也好、孤立主义也好，总之不做老大了。但我一点都不认为，中国现在可以打开香槟庆祝美国霸权没了，轮到我做老大了；首先，中国不可能做老大；其次，在一个没有警察管的社区，治安可能更糟糕。无霸主无序，许多以前由美国承担的隐形成本马上会变成显性成本。战国时代不一定对中国好，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是搭了便车享受了无数好处的，而在战国时代，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现在无法预测的风险、危机。很简单，朝鲜，美国不管谁管？另外，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全球上宣称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但它肯定认为中国是一个对手。以前美国政府的化解方法是令中国融入西方秩序主导的世界，若这个秩序没了，美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中国对着干，对抗风险很大。
端：您怎么评价中国近年来越来越积极的外交策略，比如"一带一路"？
裴：我觉得中国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是有意识地感到西方不行了、美国不行了，是时候抓住机遇、有所作为。但另外一部分是本能的，无意识的。要知道许多政权在国际社会的行为并不是深思熟虑的，它是体制本来的惯性，它在国内就做惯了，不考虑换了环境事情影响会怎么样，不是理性不理性的问题，根本是习惯性的本能。比如"一带一路"，我认为这个政策的提出，反映了新领导上来要有所作为，想要抓住表面上的商机，以及战略互补性。但是对"一带一路"的风险、长期考虑、可行性都没有真正看到。但是由于中国的体制，如果上面有指令，整个体制会被动员起来来实施这个指令。没有人会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一带一路"可能是中国的陷阱。不只是中国，很多国家领导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以为很多难题只要一个政策出去就会迎势而解，不可能的。
端：您怎么看郭文贵和肖建华？这两个富商，一个流亡国外，以自媒体方式广传信息，一个从香港被带回大陆控制，销声匿迹。他们对中国当下的政治局面会有影响吗？
裴：郭文贵很简单，三个字：没影响。他是有很大娱乐作用，本来中国政治是没有什么戏剧性的，现在有这么一个戏剧性的人物添油加醋，现在有故事了。当然他说的话你没有办法证实，谁都可以猜。他的出现应该是个偶然，一般有钱人都比较低调。反过来说，如果他这样说的话都会有影响，那说明这个政治体制出大问题了。所谓里应外合，他根本就没有"里应"。
肖建华比他有意思多了。要看可以分几层。第一层，在后天安门秩序下的富豪生存战略已经失效了。在后天安门时期（1992年到2012年），富豪的生存方式是给所有官员好处，摆平所有人我就安全。想不到高压反腐之下，所有人的秘密你都知道，一下子从最安全变成最不安全。以前一本万利的策略，变成有百害而无一利，这说明时代变了。肖建华牵涉很多政治局委员、常委、前朝元老，你可以想象，他被绑架之后，基本上想要反对习近平布局的人都完蛋了，所有把柄都在他手里。不需要具体做什么，他的存在就是一个证人、一个武器，好像核弹头制造的威慑平衡。
第二层，中国式的权贵资本主义涉及到所有经济层面，最深的是国有资产和金融，因为这里面可以一下子产生暴富。但肖建华揭示的更大问题是，权贵里面，权比贵更重要。中国的丛林法则里，有钱人只是很肥的猪，它不是老虎、狮子、狼，掌握政治权力的才是后者。猪再肥，在短期内他们只能跟虎狼暂时联盟，但到最终他们还是猎物，不是猛兽。虽说在世界上，除非有法治把权给限制了，否则永远是权比贵更厉害。但在其他威权国家，贵还是贵，它虽然比权弱，但它还是贵；中国的贵，可以一夜之间一钱不值，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因为共产党权太大，可以在物理上消灭对手，根本就毫无制约。
端：您怎么看中国近年来对港台的政策，这种政策，能否达到执政者想要的目的？
裴：我认为，北京对港台政策很难达到它的目的。这还是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你如何赢得人家的心。你强硬，可以阻止人家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你没有能力让人家做你想让他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强力的权限。比如香港，人家不可能搞独，但是同理，也不可能跟你统，统跟独之间的空间太大，他可以成天做一些事情让你不高兴、让你头疼，最终成了一个无效的政策。
端：您在美国教书多年，怎么看学生这个世代的中国年轻人？
裴：我觉得要理解，中国年轻世代的成长，是没有经历过极黑暗的压迫的。像我们这一辈是见过的，亲身体验过那种荒谬是怎么回事，所以反弹比较强烈。毕竟作为一代人他们还是比较顺。但只要是人，基本的需求他们一定都有，一定的自主权，一定的自由，一定的尊重，一定的安全感，哪个制度能提供他，他就会对哪个制度忠诚。中国现在这个体制能提供大部分，不是全部。我对年轻人还是寄希望的。也有人说，出国更爱国，这是没错。但那是在国外爱国，没用的，他回国就是两码事了。在美国他是爱国者，在中国他就是叛逆者，这种案例太多了，一点都不奇怪。他在国外感到自己是少数群体，西方洋人是"他们"，但到了回到中国，谁是"他们"？强权威权是他们，就成了他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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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学者裴敏欣看来，2012年是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强势拐点——它不仅拉开了中共领导人换届的帷幕，习近平的上台，更直接终结了此前两届中共领导人所延续了20年的"后天安门秩序"。然而，新秩序是什么？习究竟凭什么能够展开新秩序？眼下人们感受到的反腐败、高官落马、富豪自危、政治高压是新秩序的一部分吗？它又会将中国牵引向什么样的未来？
端传媒日前在香港专访了这位师承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并邀请他评点中国当下的政治现象与走势。
59岁的裴敏欣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0年代赴美留学，取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专长研究中国政治、中美关系以及民主化。他曾著有研究中苏改革比较的专著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94）；研究中国转型陷阱的专著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2006）。而去年底，他关于中国的最新研究引起不少关注，包括2016年10月在《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发表的论文 Transition in China? More Likely Than You Think （《中国转型？比你所想的更可能》），以及同一时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 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这本新著，也是裴敏欣的书作首次推出中文版，译为《出卖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共产党政权的溃败》，2017年7月在台湾八旗出版社面世。
在评点当下政治局势之前，不妨回顾一下，裴敏欣在专著与演讲中不断阐释过的，他对中国的几个基本判断：
- 中国的专制体制已经进入衰落期。衰落期可以很长，衰落可以观察，崩溃无法预测。对衰落期的判断，裴敏欣个人认为是10年左右。
- 从社会经济现状和全球比较来看，中国已经进入亨廷顿所定义的"转型区"，也即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具备政权转型的客观条件，发生转型的可能性高。但仍缺少主观条件。
- 中国的专制是后极权体制，不是威权体制，前者比后者对政党、经济、国家机器和社会的控制要严密得多。中国已经错过了从后极权向威权转型的改革时机。以世界经验来看，后极权国家的转型几乎都是以革命告终。
- 如今中国转型的最可能模式是改革和革命的混合（"Refolution"），裴将之命名为"改良式革命"。
- 政权可以选择不主动改革，但不改有不改的成本，客观上难以长期持续。
在裴敏欣发表于《民主期刊》的论文中，他举例证：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高于台湾1988年到1989年的水平，也高于韩国1987年的水平，在适合比较的35个国家之中，中国高于30个国家，不光进入了"转型区"，而且进入了其中比较高的水位。另一方面，他又研究了全世界比中国人均 GDP 收入更高、但仍保留专制政体的国家，几乎全是产油国。裴敏欣认为，政治学研究发现，产油国可以通过自然资源开发获取暴利，养活专制，而不需要从民间摄取财富，因此可以不必民主转型，但中国则非常困难。若经济持续发展，能维持专制政体的可能性不大。
在这样的框架中，如何看待习近平上台后的中国政治走向？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危机，习显然深有所感，在他当政后的数次党内谈话都可见其忧虑。但他求诸的种种药方，能扭转局势，改变衰败期的本质吗？十九大临近，怎样判断中国会不会主动转型？
以下是端传媒专访裴敏欣的摘要：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您最近提出，习近平终结了"后天安门秩序"，究竟什么是"后天安门秩序"？
裴敏欣（以下简称裴）：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共产党实际形成了一套内部运作的新型规则，一方面菁英利益共享，一方集体领导（分权），两者加起来，其实就是分赃，礼貌点叫权、利共享。而习近平的上台，终结了这种秩序，告别了菁英抱团、分赃联盟规则，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领导，他个人确立了领导权威。这是很重大的发展。
端：为什么习近平可以打破后天安门秩序？
裴：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就是说，有偶然因素。第一个偶然因素就是，他碰到的两个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活着，且两人不合。在中国，一般前任领导人活着，你要巩固权力就很困难，但习碰上的情况恰好是，前两任领导人对他的害怕远远低于他们互相之间的怨恨。如果你是胡锦涛，下台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保存自己的政治实力，如果聪明一点，你要和江泽民抱成一团来防止一个新威胁。从政治常理上讲，一个新领导人上来，胡跟江的派系应该成为一个联盟，但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分歧，他们无法抱团，这就给习近平创造了一个逐个击破的有利条件。所以他在人事上的调动总体很顺，这就是所谓的天时。他碰上了相对弱的对手，而且不团结。
第二个因素更偶然，就是薄熙来倒台，现在看来后果的确很严重。因为薄是唯一一个可以和习近平叫板的人，但因为王立军事件，这个人很偶然倒台了，改变了中共高层内部的格局：没有一个强势政治人物可以跟习抗衡，令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在没有强有力对手的情况下迅速巩固权力。
而"人和"则是，他抓住了公众对腐败深恶痛绝的心理，强势反腐。这也是不同阵营的最大公约数——人们在其他事件上有分歧，但憎恨政府官员腐败，要求整治，是一个共同需求。这也是在政治上迅速获得回报的一个举动。
端：我们稍稍回退一点，这样看，2012年是近年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拐点。但此前一直有人认为，2008年是重要的拐点。您怎么看？
裴：2008年的确是拐点。有几层含义：
第一是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国领导层一下子对中国模式有信心了。你如果去查2008年之前，中国模式这个词用的频率很少，08年之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都常常出现了。那一年奥运，中国一党专政下的盛世景象似乎出现了。
第二，从政治层面来讲，就是08之后，到了胡锦涛执政的第二届，"九龙治水"的现象更加明显，又出现一些政策上的失误，中央的权威极度弱化。08年之后，国内的经济政策开始有错误，四万亿、中国的信贷泡沫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同时，国内开始面临少数民族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挑战，拉萨、新疆、零八宪章，都是那一年。薄熙来在重庆搞得"唱红打黑"运动，也是08年开始。
08年这一个拐点，放开了许多可能性，但也已经感觉，"后天安门体制"快要走到尽头。到了12年又是一个拐点，强势一拐。
端：那下一个问题就是，2012年习上台，打破了旧秩序，稳固了权力，之后要干什么？
裴：对，之后看他要干吗，是决定今后五年、十年中国政治走向如何发展的一个关键。破之后是否立，今年年底十九大落定，明年3月国务院人大的班子落定，基本上明年7月就见分晓了，到时候，习第二任往哪个方向走，会明确得不能再明确。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一个基本政治学的分析。你没办法揣测一个人的动机，你只能做一些政治学分析。所谓改革，就是打破均衡。因为均衡状态下你什么都不能干。打破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均衡内部，打破力量平衡，进行各方力量的重组。在中国，邓小平92年南巡之后共产党的改革就是这一种，在内部打破平衡，一下子保守派失去了发言权，技术派、改革派赢得绝对统治地位；第二种就是引入外力，比如毛泽东的文革，内部死板他没办法，于是引入外部的群众力量来打破。现在要看习在今后一年内，如何打破这种均衡。只有两种破法，没有第三种破法。过去五年，习打破的只是权力菁英的游戏规则，但还没有打破力量平衡。就算是反腐，中国的官僚体制有几百万人在那里，中央不到五千人，他根本还没有真动。
端：但他也可以什么都不动，不是吗？
裴：他什么都不做也可以，这就是所谓的自保的生存战略。基本判断就是，均衡我打破不了，风险太大，那就考虑在不打破均衡的情况下，我如何自我生存。先是自己个人的领导地位巩固，然后通过政治体制本身的自我保护能力去巩固权力，加强控制。一个是对社会的控制，一个是对菁英的控制。
但不动也有不动的成本。对习来说，最大的危机就是他的表现、政绩能否持续。很简单，你能否提供实惠？现在是后意识形态时代，共产党干部没人愿意去延安住窑洞。不管是普通民众也好，政权菁英也好，都是实惠人，吃烟火食的人，如果你能把门面撑下去，能赚钱我就跟你走，这个任务完不成，指标达不到，那就麻烦了。社会会有直接反应，菁英接著会分化。但实证角度还是要量化，能撑五年、十年还是十五年？这个很不确定，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群众和菁英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最终是有限的。举个例子，为什么76年"四人帮"一下子就被推倒了，因为发生了综合性危机，该发生的问题都发生了，人们的承受能力到极限了。
端：您新出版的《出卖中国》一书里，非常细致地剖析了腐败的内在结构，给"官商勾结"、"权贵资本主义"这些已经陈词滥调的说法，配上两百多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指出是什么因素导致90年代以来勾结式腐败大规模出现，这些因素又如何导致整个体制走向衰败。我想问的是，习近平显然也看到了这种衰败，似乎为了不触碰一党专政的天花板，他在用各种各样的药方缓解症状。比如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你觉得，奏效吗？
裴：反腐有几种类型，运动式反腐是其中一种。但国际经验和中国历史经验都说明，运动反腐是无效的。很简单，你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压。有效的反腐一定要是制度反腐。所谓制度反腐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要设立什么规章制度，那没用，而是一个全面的体系：政府对资源的支配、政府对自身权力的约束、反腐措施本身的透明度、还有自下而上的制约，包括舆论跟民间团体等。你如果看中国的反腐，形式非常单一，根本看不见其他的措施。理论上说，运动式反腐肯定失败。
但为什么还要这样搞呢？首先，从中共本身历史来讲，运动式反腐是共产党的惯用手段。从"三反"、"五反"到现在，刘青山、张子善到现在薄熙来、周永康，有很长的连续性；第二，运动反腐往往可以实现短期的政治考虑。如果你去看数字，中共领导人刚上台时——新任领导人第一任第一届第一年，每年送进监狱的人肯定要比以往多，江泽民、胡锦涛都是这样。去检索一下中央纪委资料里"移送司法"的数字就知道了。利用运动式反腐来巩固权力，这也是惯例；第三，它能短期满足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因为真正要解决腐败问题，是要做长期的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是看不见的，时间很长，没有政治回报，而运动式反腐的政治回报很明显：贪官送进监狱电视上一报导，大家就会觉得你干了事。所以运动式反腐一点都不奇怪。习近平和以往不同的是，以往一般持续一年，但他起码持续了四年。以往一般都是刑不上大夫，一年最多动七、八个高官，而习一年要动三十几个。我认为这说明他想要改变八九之后的政治秩序。
端：您认为习的反腐运动真诚吗？您的书中也提到，反腐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权力布局，可能引发精英阶层更加大的互相不信任和敌意。但您觉得它和习的政治理念究竟有无联系？
裴：不谈动机，只看结果的话，从运动式反腐中看不到习的政治理念。只能看见改变政治秩序：以前权威不清晰，现在权威很清晰。政治理念就是说到底靠什么价值来治国，官员清廉是一个价值，但这不是完全价值，还有其他比如政府权力限制、个人尊严、个人产权人权得到保护等等，这些价值至少在这个运动之中没有得到任何体现。
端：习求诸的另一个解方似乎是道德，从整治家风，到从严治党，推崇贤能政治。道德有用吗？
裴：道德的约束力太小了。我一直都把道德说成是最后一道防线。现在上上下下推道德反腐，其实是逢场作戏。这是成本最低的，就是他愿意说假话，一个说谎的成本而已，没有时间精力。但真反腐的话，成本就厉害了，监督政府的成本、舆论自由的成本，那才是真的。
端：全球秩序出现很多新变化，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您觉得这会给中国发展和维系体制，带来新的空间吗？
裴：国际环境对中国有利也有弊。有利的部分，主要是意识形态。因为民主本身在衰落，至少是短期如此，对中共来讲，它的意识形态没有强抵抗，没有生存的威胁了，所以这对它有利。但总体来说，我认为国际环境对中国体制的维持是不利的。第一，共产党生存的法宝之一是经济发展带来的政绩合法性。如果全球化倒退，那中国作为外向型经济首当其冲受冲击，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毫无疑问是中国。如果出口垮了，或者半垮，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打折扣，这是第一点不利之处；第二，现在美国讲"美国优先"，你说是保护主义也好、孤立主义也好，总之不做老大了。但我一点都不认为，中国现在可以打开香槟庆祝美国霸权没了，轮到我做老大了；首先，中国不可能做老大；其次，在一个没有警察管的社区，治安可能更糟糕。无霸主无序，许多以前由美国承担的隐形成本马上会变成显性成本。战国时代不一定对中国好，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是搭了便车享受了无数好处的，而在战国时代，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现在无法预测的风险、危机。很简单，朝鲜，美国不管谁管？另外，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全球上宣称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但它肯定认为中国是一个对手。以前美国政府的化解方法是令中国融入西方秩序主导的世界，若这个秩序没了，美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中国对着干，对抗风险很大。
端：您怎么评价中国近年来越来越积极的外交策略，比如"一带一路"？
裴：我觉得中国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是有意识地感到西方不行了、美国不行了，是时候抓住机遇、有所作为。但另外一部分是本能的，无意识的。要知道许多政权在国际社会的行为并不是深思熟虑的，它是体制本来的惯性，它在国内就做惯了，不考虑换了环境事情影响会怎么样，不是理性不理性的问题，根本是习惯性的本能。比如"一带一路"，我认为这个政策的提出，反映了新领导上来要有所作为，想要抓住表面上的商机，以及战略互补性。但是对"一带一路"的风险、长期考虑、可行性都没有真正看到。但是由于中国的体制，如果上面有指令，整个体制会被动员起来来实施这个指令。没有人会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一带一路"可能是中国的陷阱。不只是中国，很多国家领导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以为很多难题只要一个政策出去就会迎势而解，不可能的。
端：您怎么看郭文贵和肖建华？这两个富商，一个流亡国外，以自媒体方式广传信息，一个从香港被带回大陆控制，销声匿迹。他们对中国当下的政治局面会有影响吗？
裴：郭文贵很简单，三个字：没影响。他是有很大娱乐作用，本来中国政治是没有什么戏剧性的，现在有这么一个戏剧性的人物添油加醋，现在有故事了。当然他说的话你没有办法证实，谁都可以猜。他的出现应该是个偶然，一般有钱人都比较低调。反过来说，如果他这样说的话都会有影响，那说明这个政治体制出大问题了。所谓里应外合，他根本就没有"里应"。
肖建华比他有意思多了。要看可以分几层。第一层，在后天安门秩序下的富豪生存战略已经失效了。在后天安门时期（1992年到2012年），富豪的生存方式是给所有官员好处，摆平所有人我就安全。想不到高压反腐之下，所有人的秘密你都知道，一下子从最安全变成最不安全。以前一本万利的策略，变成有百害而无一利，这说明时代变了。肖建华牵涉很多政治局委员、常委、前朝元老，你可以想象，他被绑架之后，基本上想要反对习近平布局的人都完蛋了，所有把柄都在他手里。不需要具体做什么，他的存在就是一个证人、一个武器，好像核弹头制造的威慑平衡。
第二层，中国式的权贵资本主义涉及到所有经济层面，最深的是国有资产和金融，因为这里面可以一下子产生暴富。但肖建华揭示的更大问题是，权贵里面，权比贵更重要。中国的丛林法则里，有钱人只是很肥的猪，它不是老虎、狮子、狼，掌握政治权力的才是后者。猪再肥，在短期内他们只能跟虎狼暂时联盟，但到最终他们还是猎物，不是猛兽。虽说在世界上，除非有法治把权给限制了，否则永远是权比贵更厉害。但在其他威权国家，贵还是贵，它虽然比权弱，但它还是贵；中国的贵，可以一夜之间一钱不值，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因为共产党权太大，可以在物理上消灭对手，根本就毫无制约。
端：您怎么看中国近年来对港台的政策，这种政策，能否达到执政者想要的目的？
裴：我认为，北京对港台政策很难达到它的目的。这还是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你如何赢得人家的心。你强硬，可以阻止人家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你没有能力让人家做你想让他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强力的权限。比如香港，人家不可能搞独，但是同理，也不可能跟你统，统跟独之间的空间太大，他可以成天做一些事情让你不高兴、让你头疼，最终成了一个无效的政策。
端：您在美国教书多年，怎么看学生这个世代的中国年轻人？
裴：我觉得要理解，中国年轻世代的成长，是没有经历过极黑暗的压迫的。像我们这一辈是见过的，亲身体验过那种荒谬是怎么回事，所以反弹比较强烈。毕竟作为一代人他们还是比较顺。但只要是人，基本的需求他们一定都有，一定的自主权，一定的自由，一定的尊重，一定的安全感，哪个制度能提供他，他就会对哪个制度忠诚。中国现在这个体制能提供大部分，不是全部。我对年轻人还是寄希望的。也有人说，出国更爱国，这是没错。但那是在国外爱国，没用的，他回国就是两码事了。在美国他是爱国者，在中国他就是叛逆者，这种案例太多了，一点都不奇怪。他在国外感到自己是少数群体，西方洋人是"他们"，但到了回到中国，谁是"他们"？强权威权是他们，就成了他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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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6 July 2017
裴敏欣：中国已进入转型拐点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辑 史书华 采访
中国研究学者裴敏欣接受FT中文网专访，谈中国政治新秩序，以及中国在全球事务上的机遇。
59岁的裴敏欣似乎总是悲观地看中国。
担任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的裴敏欣，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0年代赴美，后取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他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美关系，中国出身，加上师承政治学大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研究中国见解独到，让他在西方社会迅速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学者，相关著作更被列为重要参考之一。只不过，如果在学术圈里提起裴敏欣的研究，批评者最常点出的问题是：太悲观。
裴敏欣研究威权统治精英、研究腐败，从不讳言中国当前体制会走向长期停滞。但让批评者无法忽视的是，在每一篇研究背后，裴敏欣有强而有力的问题意识，以及充足的实证研究。
这些年，裴敏欣的身分，也不限于学术圈。他定期在国际媒体上评论时事，去年还曾跨行拿下亚洲出版业协会的最佳新闻评论奖。
趁著裴敏欣近日到香港和台北演讲，裴敏欣以敏锐的中国问题学者的身分与我们谈话。和两年前的公开照片相比，他的头发明显白了不少。在访谈里，他谈到民主发展、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角色，以及最新的中国转型研究。以下是访谈内容：
新的政治秩序
FT中文网：中国的课题很多，但您长期研究的主题都聚焦在中国转型。为什么您特别关心转型问题？
裴敏欣：研究生时期，我最关心的是政治发展，从1960年代开始研究，到1980年代主题延续到政权转型、民主转型。以前研究政治现代化，后来研究如何从威权政权，转换为非威权政权（不见得是民主政权）。我师从亨廷顿，他更是相关领域的权威。
理论上我关心转型议题，但实际上我关心中国的前途，因为中国就是一个转型社会，希望通过研究转型，能更深的理解中国，对中国长远发展有一个基本判断。
FT中文网：回头看中国近年的发展，有什么关键变化，与您关心的中国转型话题相关？
裴敏欣：首先，我们该怎么定义近年？我想可以从过去五到十年来看吧，有三件偶然事件，影响了中国。
第一，2007年习近平被选为接班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轨迹。当时高层决定接班人选时曾出现过分歧，习近平是党内妥协之后的人选。但想不到他在接班后有革命性的变化：通过反腐等等手段，打破规矩，结束了"后天安门政治秩序"（post-Tiananmen political order）。
第二件事，我认为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它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它改变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格局的判断。在金融危机之前，当局相对谨慎，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势力占上风。但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为中国的"美国衰落派"提供实际根据，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结束韬光养晦。
2008年还有另一件事，是中国信用泡沫。现在来看，当时救市、刺激经济措施过头了，后果严重。
再来是2012年，薄熙来下台，改变中国高层内部的格局。第一，这也是偶然，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如果薄熙来还在位置上，会影响中国现任领导人的政治权力巩固。当薄熙来下台后，又触发了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一系列事件，最终结果是习近平上台，"后天安门政治秩序"终结：告别精英抱团、告别分赃联盟规则，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领导。这是很重大的发展。
在后天安门时期，不管对外对内都是谨慎，对外韬光养晦，对内是以防为主，而不是进攻性的政治压迫。但目前游戏规则不一样了，空间愈来愈小。
FT中文网：面对即将到来的十九大，您会观察哪些重点？
裴敏欣：我不关注十九大发生什么，我关心的是十九大之后发生的事。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打破了"后天安门政治秩序"，十九大之后，就要看他"立"的能力。
要立什么？得看是中国的需要，还是政治的需要。从中国的需要来看，得赶紧解决信用泡沫，降低金融体系风险，同时要进行经济改革、去掉僵尸企业，这些改革需要花上政治资本，也跟领导人对问题认识的程度有关。
另外，中国社会还有许多问题，最终都涉及到价值观。"后天安门秩序"已被摧毁，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新的秩序吗？这就是中国的将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必须要问。
FT中文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您观察到全球秩序有什么新变化？中国面对的挑战是？
裴敏欣：现在世界形势变化，给予中国很有利的战略机遇。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在某些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还有，中国是否有能力？
比方说全球事务，特别是气候变化、多边组织、全球安全，自由贸易体系，中国在这些领域要起到积极作用，是既有得又有失，并不是甘蔗两边甜。
由于美国的"美国第一"政策，使得西方盟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失望，盼望有其他政治实体能替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但中国是否有能力替代美国？中国虽然有实力，但在软实力、政治价值层面上能否被信任？
第二，从经济能力上来讲，中国经济实力目前仍逊于美国。美国经济规模是18万亿，中国是11万亿。在全球化里面，中国仍是出口大国，这也是一个限制，还不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中国强调维护现有的世界贸易体系，说穿了仍是贸易出口体系，而不是进口体系。
再从安全层次来说，中国是区域强权，不是全球强权。中国如果要在东亚提供区域安全，除了会与美国产生冲突，跟东亚其他强权也有冲突，这使得中国面临到真正的困难。
虽然中国遇到了成为世界领导的机遇，但真正能利用到的机会很少。目前看来，能利用到的机会只有一个，就是气候变化议题。
中国是全球二氧化碳产出大国之一，中国有能力做到、也能够做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因为减排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相吻合，中国有机会在这个议题上以实际行动来树立世界领导的地位。
西方民主没有一片黑暗
FT中文网：您前面提到中国在全球治理上会碰到政治价值是否被信任的问题。您怎么看中国近来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
裴敏欣：我认为在讨论这件事情上，用英文来说都是"framing issue"，看讨论的人怎么去包装议题。我们应该要把抽象的概念，与平时生活遇到的现象联系在一起，用一般民众能接受的问题来讨论。普世价值是人身最基本的权利。
FT中文网：2016年国际政治动荡，民主困境话题落入公众的目光，特别是在中国引起不少关于民主的讨论或质疑。您怎么看？
裴敏欣：这是一个很合理、而且应该提出的问题。全球目前最大的困惑，是西方民主体制可能遇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全球化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体制出了问题，当思考中国今后走向是如何，会有这些疑问和讨论是可以理解的。
我认为民主目前是failing system（衰落中的体制），而不是failed system（已衰落的体制）。
短期内，西方世界的困境，会大大减轻西方在意识型态领域对中国的挑战，甚至，中国政府在短期内都不会担心这样的挑战。
FT中文网：该如何解读民主的现状？
裴敏欣：要先做一个判断，有些问题是结构性的，有些是周期性的。现在全球碰到的民主困境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目前还看不出，没有足够证据能让人信服这是一个结构问题。比方说民粹主义目前只在英、美成功，还不是一边倒：英国脱欧公投只有4％的票数差距，希拉里拿下美国普选的多数票。至于在德国、法国、北欧，民粹主义并没有成功掌握政权。现在的西方世界并不是一片黑暗，而是美国出了大问题。我们不能把美国问题和西方民主发展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另一个判断，从人类发展角度来看，哪一个制度被证明为最成功？所谓的成功，是有最多人受到最大优惠、得到最大安全、最大的幸福，目前仍然是自由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民主体制有自我纠错能力。现在在美国，抵抗特朗普的势力明显存在，从媒体、司法系统（除了最高法院）、到联邦体制等都在强烈限制特朗普的权力，使得美国政治格局呈现一个stalemate（僵局），这就是民主体制的自我改造能力。明年美国期中选举，能再看选民怎么看右翼民粹，是否会把多数民主党送进国会。再过一年，就可以知道民主纠错能力是否存在、是否有效。
中国改革的陷阱
FT中文网：您长期不看好中国当前的体制，媒体报道也多次引用您的观点或研究，谈论中国可能走向经济崩溃或腐败崩溃。但仍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权保有韧性。是观点被夸大了吗？
裴敏欣：首先要澄清，严肃学者从来不讲崩溃，崩溃是不可预测的。会说崩溃的，一般都是记者或是希望吸引媒体注意的作家。
我长期维持的观点，是中国当前体制会走向长期停滞。我最受学界讨论的著作，是2006年出版的《中国掉入陷阱的转型》（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我在这本书里描述的是威权统治精英思考的本质，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本书的观点，在十年前的学界被认为过份悲观，但现在来看是主流意见。
为什么中国转型会走进死路？因为威权的统治精英利益和人民大众利益从来是相违背的，当中可能有部分会重合，但更要问的问题是，中共为什么要改革？最终目标是要建立全面现代化的国家、建立仅经济现代化国家、还是建立一党政权永存的体制？目前看来，中共是第三者。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很理性的选择。
设了这个底线之后，再问第二个问题，一旦改革的手段是通过经济开放，如果手段和目标发生冲突，怎么办？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如果改革的核心是不动政治底线，但能否寻找空间，从技术层面让改革成功？这是实用主义的体现，发掘一些能改革的潜力。但现在看，改革的空间被发掘尽了，跟政治底线愈靠愈近。
比方说，中国领导人曾说国有企业不能动，要做強做大。在过去，中国先把饼坐大，存量不动，在增量上做文章，让私有企业变大，来支撑国有企业低效带来的成本代价。但这个想法是错的，国有企业会把新经济产生的财富吸走。如果在计划经济之外寻找增长点（Growing out of the plan）的战略不能用了，怎么办？中国有一个词叫"攻坚战"，国有企业问题处理了多年还没解决，就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决策。
这也说明了经济改革有一个底线，走向完全市场经济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也不用担心会发生倒退。现在的"不完全改革"对中共来说是最适应的，既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优势，又掌握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这样的不完全改革对执政精英来说最美好。这就是所谓的转型陷阱，英文叫"partial reform equilibrium"，不完全改革均衡。
FT中文网：去年年底，您在国际政治学术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发展停滞"的新观点：中国已经具备转型的条件，而且已进入转型的拐点。您看到了哪些状况，能支持这个论点？
裴敏欣：我们很难判断政权的未来，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但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很有意义。要判断中国的未来，可以依据的是世界历史，历史能提供线索，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具备政权转型的客观条件？先找出中国可比国家的人均收入、教育程度等指标，根据世界历史的经验，发现中国已经进入了转型区。
接下来要提出的问题是，具备了转型的客观条件，还缺一个主观条件。转型最主要是看政治精英的决策，如果政治精英不顾一切代价去悍卫旧体制，这样的体制还是能生存。
这篇研究第二个要看的是，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那么当今世界上是否有其他高收入的专制国家能对比？如果世界上有，说明这样的模式是可以持续。根据我的研究，目前只有产油国能同时维持专制和高收入。
为什么世界现有的记录没有高收入的专制国家？首先，因为专制统治者掠夺太多，专制国家不可能有高收入。一个政治体制如果不保护产权，没有老百姓愿意干活。还有一个原因，专制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没办法统治，通过改革、革命等其他方式转型了，成了民主体制。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经济陷阱，而是专制政权的政治陷阱。
最后我们可以参考历史。现在看到中国已具有经济社会的基本转型条件，但缺政治精英的选择。可是这个体制的未来并不乐观，世界上目前还没有专制统治非产油国成功进入高收入社会的例子。
没有"中国谜题"
FT中文网：您在哈佛的指导教授是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在您看来，他对政治秩序的观点，对当代中国有什么样的启示？
裴敏欣：亨廷顿最初的著作是《变化中的政治社会秩序》，这本书的背景是196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强而有力的政府管制，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亨廷顿当初探讨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有强而有力的政府，不管是民主或专制体制，都好。但他后来更关心的是，为什么威权政府都会出现了危机，所以又写了一本《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如果他现在看中国，我认为跟我的看法不会差太多，威权体制已到了关键地步，不改革最终会失败，只是看失败是以什么方式出现。如果亨廷顿为中国领导人写备忘录，他会鼓励共产党推动改革，因为根据他的判断，一党专制有很强的能力能够自我改造。他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过高估计政治改革的风险，过低估计维护政权的能力。
FT中文网：看您的中国研究，常引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为什么？拿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够用吗？
裴敏欣：够。中国都是人，最终研究的还是人。
制度经济学把个人理性（rationality）、个人利益、自私等基本特徵讲得很透。这边说的自私并不是坏的，制度经济学要说的是，让自私本能发挥出对个人、社会最大贡献，同时通过其他手段和制度安排，来限制自私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我认为这套理论框架很能解释中国的现象。
一般谈到中国模式、解释中国的成功，常常逻辑不清，都是就事论事、事后推导，从理论角度来看，不堪一击。反而从西方经典理论去解释中国现象，还能解释得通。
我认为没有所谓的中国谜题。所谓谜题，是没法解释，但现在的中国问题，都能解释，而且要解释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恐怕用的还是西方理论。
FT中文网：到目前为止，您曾想过要修正之前的研究或对中国的看法吗？
裴敏欣：研究上，我们往往低估的并不仅仅是政权的能力，而是中国人民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创造出那么多的财富。
这其实也是西方理论的误区，虽然从理论上认识到集体行动的困境和难度，但往往没有充分理解到一般人对专制体制的容忍度。
——FT中文网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7/07/blog-post_15.html
中国研究学者裴敏欣接受FT中文网专访，谈中国政治新秩序，以及中国在全球事务上的机遇。
59岁的裴敏欣似乎总是悲观地看中国。
担任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的裴敏欣，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0年代赴美，后取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他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美关系，中国出身，加上师承政治学大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研究中国见解独到，让他在西方社会迅速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学者，相关著作更被列为重要参考之一。只不过，如果在学术圈里提起裴敏欣的研究，批评者最常点出的问题是：太悲观。
裴敏欣研究威权统治精英、研究腐败，从不讳言中国当前体制会走向长期停滞。但让批评者无法忽视的是，在每一篇研究背后，裴敏欣有强而有力的问题意识，以及充足的实证研究。
这些年，裴敏欣的身分，也不限于学术圈。他定期在国际媒体上评论时事，去年还曾跨行拿下亚洲出版业协会的最佳新闻评论奖。
趁著裴敏欣近日到香港和台北演讲，裴敏欣以敏锐的中国问题学者的身分与我们谈话。和两年前的公开照片相比，他的头发明显白了不少。在访谈里，他谈到民主发展、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角色，以及最新的中国转型研究。以下是访谈内容：
新的政治秩序
FT中文网：中国的课题很多，但您长期研究的主题都聚焦在中国转型。为什么您特别关心转型问题？
裴敏欣：研究生时期，我最关心的是政治发展，从1960年代开始研究，到1980年代主题延续到政权转型、民主转型。以前研究政治现代化，后来研究如何从威权政权，转换为非威权政权（不见得是民主政权）。我师从亨廷顿，他更是相关领域的权威。
理论上我关心转型议题，但实际上我关心中国的前途，因为中国就是一个转型社会，希望通过研究转型，能更深的理解中国，对中国长远发展有一个基本判断。
FT中文网：回头看中国近年的发展，有什么关键变化，与您关心的中国转型话题相关？
裴敏欣：首先，我们该怎么定义近年？我想可以从过去五到十年来看吧，有三件偶然事件，影响了中国。
第一，2007年习近平被选为接班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轨迹。当时高层决定接班人选时曾出现过分歧，习近平是党内妥协之后的人选。但想不到他在接班后有革命性的变化：通过反腐等等手段，打破规矩，结束了"后天安门政治秩序"（post-Tiananmen political order）。
第二件事，我认为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它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它改变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格局的判断。在金融危机之前，当局相对谨慎，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势力占上风。但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为中国的"美国衰落派"提供实际根据，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结束韬光养晦。
2008年还有另一件事，是中国信用泡沫。现在来看，当时救市、刺激经济措施过头了，后果严重。
再来是2012年，薄熙来下台，改变中国高层内部的格局。第一，这也是偶然，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如果薄熙来还在位置上，会影响中国现任领导人的政治权力巩固。当薄熙来下台后，又触发了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一系列事件，最终结果是习近平上台，"后天安门政治秩序"终结：告别精英抱团、告别分赃联盟规则，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领导。这是很重大的发展。
在后天安门时期，不管对外对内都是谨慎，对外韬光养晦，对内是以防为主，而不是进攻性的政治压迫。但目前游戏规则不一样了，空间愈来愈小。
FT中文网：面对即将到来的十九大，您会观察哪些重点？
裴敏欣：我不关注十九大发生什么，我关心的是十九大之后发生的事。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打破了"后天安门政治秩序"，十九大之后，就要看他"立"的能力。
要立什么？得看是中国的需要，还是政治的需要。从中国的需要来看，得赶紧解决信用泡沫，降低金融体系风险，同时要进行经济改革、去掉僵尸企业，这些改革需要花上政治资本，也跟领导人对问题认识的程度有关。
另外，中国社会还有许多问题，最终都涉及到价值观。"后天安门秩序"已被摧毁，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新的秩序吗？这就是中国的将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必须要问。
FT中文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您观察到全球秩序有什么新变化？中国面对的挑战是？
裴敏欣：现在世界形势变化，给予中国很有利的战略机遇。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在某些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还有，中国是否有能力？
比方说全球事务，特别是气候变化、多边组织、全球安全，自由贸易体系，中国在这些领域要起到积极作用，是既有得又有失，并不是甘蔗两边甜。
由于美国的"美国第一"政策，使得西方盟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失望，盼望有其他政治实体能替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但中国是否有能力替代美国？中国虽然有实力，但在软实力、政治价值层面上能否被信任？
第二，从经济能力上来讲，中国经济实力目前仍逊于美国。美国经济规模是18万亿，中国是11万亿。在全球化里面，中国仍是出口大国，这也是一个限制，还不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中国强调维护现有的世界贸易体系，说穿了仍是贸易出口体系，而不是进口体系。
再从安全层次来说，中国是区域强权，不是全球强权。中国如果要在东亚提供区域安全，除了会与美国产生冲突，跟东亚其他强权也有冲突，这使得中国面临到真正的困难。
虽然中国遇到了成为世界领导的机遇，但真正能利用到的机会很少。目前看来，能利用到的机会只有一个，就是气候变化议题。
中国是全球二氧化碳产出大国之一，中国有能力做到、也能够做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因为减排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相吻合，中国有机会在这个议题上以实际行动来树立世界领导的地位。
西方民主没有一片黑暗
FT中文网：您前面提到中国在全球治理上会碰到政治价值是否被信任的问题。您怎么看中国近来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
裴敏欣：我认为在讨论这件事情上，用英文来说都是"framing issue"，看讨论的人怎么去包装议题。我们应该要把抽象的概念，与平时生活遇到的现象联系在一起，用一般民众能接受的问题来讨论。普世价值是人身最基本的权利。
FT中文网：2016年国际政治动荡，民主困境话题落入公众的目光，特别是在中国引起不少关于民主的讨论或质疑。您怎么看？
裴敏欣：这是一个很合理、而且应该提出的问题。全球目前最大的困惑，是西方民主体制可能遇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全球化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体制出了问题，当思考中国今后走向是如何，会有这些疑问和讨论是可以理解的。
我认为民主目前是failing system（衰落中的体制），而不是failed system（已衰落的体制）。
短期内，西方世界的困境，会大大减轻西方在意识型态领域对中国的挑战，甚至，中国政府在短期内都不会担心这样的挑战。
FT中文网：该如何解读民主的现状？
裴敏欣：要先做一个判断，有些问题是结构性的，有些是周期性的。现在全球碰到的民主困境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目前还看不出，没有足够证据能让人信服这是一个结构问题。比方说民粹主义目前只在英、美成功，还不是一边倒：英国脱欧公投只有4％的票数差距，希拉里拿下美国普选的多数票。至于在德国、法国、北欧，民粹主义并没有成功掌握政权。现在的西方世界并不是一片黑暗，而是美国出了大问题。我们不能把美国问题和西方民主发展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另一个判断，从人类发展角度来看，哪一个制度被证明为最成功？所谓的成功，是有最多人受到最大优惠、得到最大安全、最大的幸福，目前仍然是自由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民主体制有自我纠错能力。现在在美国，抵抗特朗普的势力明显存在，从媒体、司法系统（除了最高法院）、到联邦体制等都在强烈限制特朗普的权力，使得美国政治格局呈现一个stalemate（僵局），这就是民主体制的自我改造能力。明年美国期中选举，能再看选民怎么看右翼民粹，是否会把多数民主党送进国会。再过一年，就可以知道民主纠错能力是否存在、是否有效。
中国改革的陷阱
FT中文网：您长期不看好中国当前的体制，媒体报道也多次引用您的观点或研究，谈论中国可能走向经济崩溃或腐败崩溃。但仍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权保有韧性。是观点被夸大了吗？
裴敏欣：首先要澄清，严肃学者从来不讲崩溃，崩溃是不可预测的。会说崩溃的，一般都是记者或是希望吸引媒体注意的作家。
我长期维持的观点，是中国当前体制会走向长期停滞。我最受学界讨论的著作，是2006年出版的《中国掉入陷阱的转型》（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我在这本书里描述的是威权统治精英思考的本质，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本书的观点，在十年前的学界被认为过份悲观，但现在来看是主流意见。
为什么中国转型会走进死路？因为威权的统治精英利益和人民大众利益从来是相违背的，当中可能有部分会重合，但更要问的问题是，中共为什么要改革？最终目标是要建立全面现代化的国家、建立仅经济现代化国家、还是建立一党政权永存的体制？目前看来，中共是第三者。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很理性的选择。
设了这个底线之后，再问第二个问题，一旦改革的手段是通过经济开放，如果手段和目标发生冲突，怎么办？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如果改革的核心是不动政治底线，但能否寻找空间，从技术层面让改革成功？这是实用主义的体现，发掘一些能改革的潜力。但现在看，改革的空间被发掘尽了，跟政治底线愈靠愈近。
比方说，中国领导人曾说国有企业不能动，要做強做大。在过去，中国先把饼坐大，存量不动，在增量上做文章，让私有企业变大，来支撑国有企业低效带来的成本代价。但这个想法是错的，国有企业会把新经济产生的财富吸走。如果在计划经济之外寻找增长点（Growing out of the plan）的战略不能用了，怎么办？中国有一个词叫"攻坚战"，国有企业问题处理了多年还没解决，就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决策。
这也说明了经济改革有一个底线，走向完全市场经济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也不用担心会发生倒退。现在的"不完全改革"对中共来说是最适应的，既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优势，又掌握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这样的不完全改革对执政精英来说最美好。这就是所谓的转型陷阱，英文叫"partial reform equilibrium"，不完全改革均衡。
FT中文网：去年年底，您在国际政治学术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发展停滞"的新观点：中国已经具备转型的条件，而且已进入转型的拐点。您看到了哪些状况，能支持这个论点？
裴敏欣：我们很难判断政权的未来，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但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很有意义。要判断中国的未来，可以依据的是世界历史，历史能提供线索，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具备政权转型的客观条件？先找出中国可比国家的人均收入、教育程度等指标，根据世界历史的经验，发现中国已经进入了转型区。
接下来要提出的问题是，具备了转型的客观条件，还缺一个主观条件。转型最主要是看政治精英的决策，如果政治精英不顾一切代价去悍卫旧体制，这样的体制还是能生存。
这篇研究第二个要看的是，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那么当今世界上是否有其他高收入的专制国家能对比？如果世界上有，说明这样的模式是可以持续。根据我的研究，目前只有产油国能同时维持专制和高收入。
为什么世界现有的记录没有高收入的专制国家？首先，因为专制统治者掠夺太多，专制国家不可能有高收入。一个政治体制如果不保护产权，没有老百姓愿意干活。还有一个原因，专制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没办法统治，通过改革、革命等其他方式转型了，成了民主体制。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经济陷阱，而是专制政权的政治陷阱。
最后我们可以参考历史。现在看到中国已具有经济社会的基本转型条件，但缺政治精英的选择。可是这个体制的未来并不乐观，世界上目前还没有专制统治非产油国成功进入高收入社会的例子。
没有"中国谜题"
FT中文网：您在哈佛的指导教授是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在您看来，他对政治秩序的观点，对当代中国有什么样的启示？
裴敏欣：亨廷顿最初的著作是《变化中的政治社会秩序》，这本书的背景是196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强而有力的政府管制，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亨廷顿当初探讨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有强而有力的政府，不管是民主或专制体制，都好。但他后来更关心的是，为什么威权政府都会出现了危机，所以又写了一本《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如果他现在看中国，我认为跟我的看法不会差太多，威权体制已到了关键地步，不改革最终会失败，只是看失败是以什么方式出现。如果亨廷顿为中国领导人写备忘录，他会鼓励共产党推动改革，因为根据他的判断，一党专制有很强的能力能够自我改造。他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过高估计政治改革的风险，过低估计维护政权的能力。
FT中文网：看您的中国研究，常引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为什么？拿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够用吗？
裴敏欣：够。中国都是人，最终研究的还是人。
制度经济学把个人理性（rationality）、个人利益、自私等基本特徵讲得很透。这边说的自私并不是坏的，制度经济学要说的是，让自私本能发挥出对个人、社会最大贡献，同时通过其他手段和制度安排，来限制自私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我认为这套理论框架很能解释中国的现象。
一般谈到中国模式、解释中国的成功，常常逻辑不清，都是就事论事、事后推导，从理论角度来看，不堪一击。反而从西方经典理论去解释中国现象，还能解释得通。
我认为没有所谓的中国谜题。所谓谜题，是没法解释，但现在的中国问题，都能解释，而且要解释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恐怕用的还是西方理论。
FT中文网：到目前为止，您曾想过要修正之前的研究或对中国的看法吗？
裴敏欣：研究上，我们往往低估的并不仅仅是政权的能力，而是中国人民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创造出那么多的财富。
这其实也是西方理论的误区，虽然从理论上认识到集体行动的困境和难度，但往往没有充分理解到一般人对专制体制的容忍度。
——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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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4 July 2017
报道者｜裴敏欣：中国现有体制还可以走10到15年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要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很困难的改革，特别政治上的改革，但现在看不出中国政府会进行这样的改革。「危机综合症」有一个发展过程，一般而言危机的发展，就是10到15年。
报道者｜裴敏欣专访——中国靠经济增长维持政府合法性的路，已快走到尽头
文蒋金（特约记者）摄影／邓毅骏7/11/2017
60岁的裴敏欣是当代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是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凯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主任。他的研究主轴是专制政权与威权体制的转型，国民党过去在台湾的威权体制，曾是他关注的课题。
而这位知识分子，从年轻时就展现他的气度与锐利。他童年碰上文革，求学时中国刚改革开放，他对政治十分感兴趣，为了了解中国政治，赴美后学习政治学；1989年，民运点燃烽火，北京学生上街，裴敏欣热血澎湃，他积极在美国的留学生圈子中，发起支持中国学生的募款以及活动，甚至为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压，成为中国学生中，出席美国国会听证的第一人。
在学术上，他接受哈佛政治学教授杭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启蒙。杭廷顿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观点为世界带来极具影响力的思潮时，裴敏欣正是他的助理，无论在学术理论，还是个人的职涯发展上，裴敏欣在《报导者》访谈中细述了杭廷顿对他的影响。
近日他受龙应台基金会的邀请，出席思沙龙演讲，同时介绍他的新书《出卖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共产党政权的溃败》。在专访、演讲以及书中，他多次提及中国独裁体制的崩解，「我认为就是10到15年」。他说，当中国菁英从分赃与联盟，到现在的内斗，过去从抱团取暖，到现在的你死我活，菁英不团结，威权政权的可持续性就降低很多。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及教育水平，已经达到民主转型的标准，他强调，「中国需要民主化」、「也必定民主化」，现在的中国显现许多问题，未来必然经历一场政治改革。
对于蔡英文上台以后，两岸关系冷却，李明哲事件、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台湾感受到来自对岸的压力有增无减，他也在专访中表示，习近平的「全面强硬」容易导致僵局，而在美台关系间，他认为台湾只能「影响」但无法「决定」美国政策，台湾能做到的是岛内先团结。
以下是裴敏欣接受《报导者》专访纪要：
问：你自1988年成为第一批来台湾访问的大陆留学生，来台湾多少次？在这近30年的时间，你对台湾民主化的整体观察如何？
答：我一直感到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我从第一次来台湾到现在，这段时间来了台湾很多次，至少12次。因为我当初来的时候是台湾民主化起步，我现在来，看到台湾的民主不仅是进步，基本上是进入了民主巩固阶段，更是感到，就是说，一种满足感，替台湾感到骄傲。
问：你在到美国留学前，中国政治社会情况如何？为什么你当初想到美国念书？什么契机让你出国读书？
答：我1981年从大学毕业了，我当时是提前毕业，3年就把4年的书读完，毕业之后工作了3年半才去了美国。因为80年代，中国是刚开放的时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求知欲很强，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有机会到世界上教育条件最好、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去读书，那就是美国。这是唯一的考虑。
我是文革之后第一届通过考试进去的大学生，1977年考进去、1978年进入很有名的上海外国语学院就读。我们这种出身普通家庭，在国外没有亲戚，大学刚进去从来没想过出国念书，能够出国念书，感觉就像是上天堂。
当时教育部给了两个名额公派出国，不知道遴选机制是什么，总之轮不上我，后来是经由学校的美国教授的帮忙，他认为，我们这些学生很优秀，应该到美国去学习，他在匹兹堡大学给我找到奖学金。我出去之后，所有学费、生活费都是美国人提供的。
1984年出国，因为大学本科读英语，我一开始去美国能拿到的奖学金是「英文创作写作（Creative Writing)」，我在匹兹堡大学读硕士，但读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英语只是个工具，我对政治学比较有兴趣，所以开始一方面读英语创作写作，一方面读政治学。
回想起来，我们这一年代人，经历过中国非常政治动荡的年代，我的童年时期碰上文化大革命，所以我对政治十分感兴趣，因为想要了解中国的政治，就去学政治学了。
曾经被列为黑名单
问：1980年代，中国内部民主浪潮兴起，直到天安⾨事件受到剧烈打击，当时你正在美国攻读政治学硕⼠，那段时期当中你有什么记忆以及经验？
答：我当时在哈佛大学（注）。我印象深刻的是，看到中国学生上街头，我感到热血沸腾，十分激动，中国那么多的学生，那么勇敢上街，抱持理想主义，当然我们因为在美国，不可能回去上街游行，我记忆中，在美国大部分的留学生，都参与各种不同的支持北京学生民主运动的活动，游行、签名、捐钱都有。
我算是很积极的份子，我是第一个以大陆学生身份到美国国会作证，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人，我主张中国政府不应用武力来对付学生；我又主持捐款活动、又写文章、又做演讲。
因为我算是曝光率很频繁，去国会作证两次，上了许多次电视，不像许多人参与没有留下纪录。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中国，我也不敢回去。中国是个不透明的国家，你猜自己做了那么多事情，应该是上了黑名单，但是，你根本就没办法确定。而且1990年代，我在美国是个穷留学生，那时候又有了孩子，如果回去给逮住了，不放出来，那么家庭怎么办？所以当然就是不敢回去。
直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是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政府有个规定，凡是在国外跟八九民运有关的人，只要不是参与民运组织都可以回去。当时中国政府派代表到我家通知我父母，说你们的儿子我们调查清楚了，他不是参与反动组织的，他可以回来。
老师杭廷顿的影响
问：你在哈佛大学的老师杭廷顿教授，在学术⽣生涯中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答：我到哈佛大学时，他正好是65岁、66岁的时候，正值学术成就的顶峰时期，我对他最大的印象是，从个性来讲，他生性非常低调，不太说话，是一个很腼腆的人。
我选他的第一门课，就是「比较政治学」，当时我所读的第一本他著作的书是《变迁中社会的政治秩序》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我一看，觉得这不得了，这是天才的书！那本书，可以说是改变我的学术轨迹，原本我应该是要学国际关系，但他的书中有许多比较政治分析、解释、理论，特别是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稳定、政治变革，他的见解是天才性的，让我十分佩服，使我感到学比较政治更有意思。
他待我很好，我学他的课之后，他就雇我做他的助理，他教一门「民主化」的课，他又雇我做他的助教，所以我跟他接触很多。他等于是我们这种人的一个楷模，他是我的榜样。我要做学问就要像他那样做。
杭廷顿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学者，他讲文明冲突、美国认同问题，都比人家看得很早。他一直在研究政权的建立、政权的转型，他在写《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时，同时在教「民主化」那门课，我是他的助教，我自己对民主化也很感兴趣。所以我写的第一本书《从改革到革命：共产主义在中国和苏联的消亡》，他是指导教授之一，就是讲共产主义的转型。
我的学术轨迹上，他对我个人帮助很大，我的论文出版，他特地写信到哈佛大学出版社去推荐，我找工作，他为我专打电话，因为他学生遍天下，我一生当中他帮我很大的忙，我的第二本书《中国被困的转型：专制制度发展的限制》（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是献给他的。
问：杭廷顿教授做学问的方式在哪些部分影响到你？
答：最大的影响是两点：第一点，是找到重要的问题。学术可研究的问题很多，但大部份问题都是不重要的。像杭廷顿教授，他选的题都是最重要的，而且他有前瞻性，许多十年之后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十年之前他都看到了，这个特质是没人可比的，他是天才。
第二点，是他根据事实说话，你如果要研究某个问题，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这是他对许多学生的影响，他为学生树了很好的学风。
问：你撰写关于杭廷顿教授新威权主义的文章的背景是什么？
答：当时是80年代末，他的《变迁中社会的政治秩序》一直被认为是鼓吹威权主义，你当然可以这么解读。但他是说一个国家最主要的是「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来源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但怎么形成强而有力政府？许多人解读成，发展中国家实行威权主义，能够提供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但他其实并没有给一个清楚的答案。
1988年，中国正好是威权主义盛行的时候，我跟他做了一个很长的访谈，访谈里他没有讲到必须是威权国家才能提供政治秩序，因为实际上来说，威权国家不能提供政治秩序，大部份威权国家是失败的国家。这篇采访在1988年12月刊出，登在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上，因为中国当时很开放，但八九之后报社就被关掉了。
问：研究敏感的中国政治问题，对于研究者而言会不会有压力？
答：当然。你就是说话要很当心，像我们华裔背景的中国学者，需要回到中国去访问、工作、探亲，你如果说话过头，以后就不可能拿到签证。我认为这可能是最大的顾虑。
上一次是2015年回去参加一个会议，后来工作忙就没回去。这次新书回去访问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本书不是政治正确，是有争议的。《出卖中国》这本书算是敏感议题，但是我为什么研究？因为这是重要的议题。
我们是做学问，说话是比较谨慎，几件事情你不能做。你不能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个人攻击、你不能参与中国内部的党派之争、不能支持薄熙来或反对谁，就是你不能有政治偏向，不能参加组织活动，这是中国政府最在意也最忌讳的一点。其实明白人心里都知道。
每年专制政权崩溃概率是2％
问：「中国是否崩溃、何时崩溃」⼀直是研究中国制度变迁涉及的焦点，1989年后许多学者预测中国将会崩溃，2012年的权力交接、2015年反腐运动，许多学者也接连预测中国崩溃，但却未⾒结果成真，你的看法是什么？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答：这类东西没法预测，但是你可以说这些政治经济体系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到哪一天结束，是没法预测的，这是小概率的事情，根据学者研究，每年每个专制政权崩溃的概率大概只有2%左右。政治学者关注的是「过程」，不是关注终极点的「事件」，比如说，前苏联1991年崩溃，政治学者关注改革之前出现的许多矛盾，及改革后出现的许多问题。
但是中国是否会崩溃，这个问题有许多人思考过。第一个历史原因，是因为苏联崩溃了。接下来看下去，中国的一党专制跟苏联体制很像，受到八九冲击后它的确危机四伏，所以崩溃并不是空穴来风。第二点，90年代之后全球民主化浪潮，许多专制政权都以各种不同方式垮台，许多人感到这类专制政权不可能长寿。再来，许多人用西方理论或是西方眼光，看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觉得不合理的东西怎么能持续。
问：相对其他已垮台专制政权，中共政权为何至今屹立不摇？
答：你要了解中国，你必须了解世界。
如果你光看中国，你只能看到中国的某些特点，但是你了解世界，你对许多问题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像是中共这类「一党制」的专制体制是最长寿，而且这个一党制一定要是「高度组织」，对社会控制渗透能力很强，能把社会菁英笼络起来。世界上最长寿是前苏联共产党，现有的是国民党，还有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
国民党在大陆时，中国共产党就十分务实，毛泽东时代之后，它变得十分灵活，它很会学习，很会做战术上的调整。特别是苏联垮台之后，它悟出一点，「意识型态」对统治中国社会人民失去效用，因为共产主义整个意识形态体系都垮台了，唯一能够使人民认同政府的，就是要提供「经济表现」带来的「合法性」，这一点，虽然简单，但是许多威权政权做不到。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中共成功的生存下来。
权贵资本主义在八九后如何生根
问：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是如何形成的？中国政治内部的贪腐是否带来中国崩溃的可能性？民主体制是否有利于解决这样的问题？
答：八九之后，中共做了很大调整，在内部，中共把国有资产的控制权大大的下降，一下子使许多共产党的基层干部，最低到县级干部，对国有资产有了支配权，基层干部有能力和有钱的资本家进行交易，这就是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过去也有贪腐，但都是小打小闹，因为你不偷财产再贪也贪不到哪里去，但是你一旦拥有土地、矿场、工厂，一夜间可以暴富，那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而其特色是金钱跟政权结盟，使小部份人成为权贵。
目前中国政府的打贪，只是针对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收贿、权势交易的表面现象，但是没有针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根」：第一，是国家掌握很多资源，一旦政治权力可以支配经济资源，腐败土壤就会形成，政治权力不受监督，没有反对党，没有媒体，没有独立司法体系监督，更加变本加厉。
民主体制是否能解决贪腐？民主只是有利条件，但严格讲不是必要条件。民主体制也有腐败，享受腐败的人多得不得了，例如在印度是多数人的腐败，但每个人收的钱不多；专制体制下的腐败，是少数人的腐败，但个人量大，一个人能收到5,000万美元。解决贪腐要多管齐下，民主体制下还要使政府管得钱少，并有独立透明的程序机制，不然政府逮了人，无法说明那人是真的腐败还是因政治斗争被逮，因此还要媒体、民间社会的力量来监督。
问：中国现在是否具有民主化条件？
答：中国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跟台湾80年代中差不多。中国民主化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根据世界银行资料，中国是「中等收入群」里面的中高等收入国家，此外，中国13亿人口中，2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是7.5年。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就是政治菁英的角色。
如果中国政治菁英认为，挽救共产党最有效且长期能够持续的方法，是让共产党跟别人竞争，改变游戏规则共产党还同样能掌权，它会做这样的「战略决策」。国民党80年代做的战略决策，使国民党至少延长了二十几年寿命，这是不得了的，因为一般这么年纪大的一党专制政权，要维持30年是很困难的。
中国民主化契机目前还看不到，因为政治菁英的价值观，还是觉得民主不好，战略判断上，威权体制还可以靠高压政策，或是靠经济增长继续提供合法性，当然不会进行民主改革。
「民主化」跟「专制政权的维持」是一场斗争
问：你曾提及专制政权民主化很重要的一点是「信息的流通」，但是中国政府近年实施各种「实名制」，并对媒体加强收紧，是否民主化希望更加渺茫？
答：「民主化」跟「专制政权的维持」永远是一场游戏，或是一场斗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国政府通过技术手段，降低信息革命对政权的威胁，是巩固了政权。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它的代价肯定是信息流通少了，但是信息是有价值的，虽然你控制了对政府不利的信息，同时也控制了对社会有利、经济有利、对社会创新有利的信息，那代价是无形的，专制政府在什么情况下会垮台，都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
为什么东欧要有世界上一流的秘密警察，因为它面临了「综合危机」。「综合危机」必须经历一个漫长形成的过程，「综合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威权政权是没有人会出来保护他的，因为威权体制讲人治，危机到来时人的斗志都已经没有了。显然中国现在是没有这样的「综合危机」，只是苗子都在了，还没有汇集到一起，有的苗子，也还是很嫩。
问：中国现有体制还可以走多长？
答：我认为就是10到15年，为什么这样看，第一，靠经济增长维持政府的合法性，这条路恐怕已经快走到尽头了，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要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很困难的改革，特别政治上的改革，但现在看不出中国政府会进行这样的改革。「危机综合症」有一个发展过程，一般而言危机的发展，就是10到15年。
八九之后中国政府的一套「后天安门体制」的生存战略有几个特点，第一，是「菁英分赃」、「菁英联盟」，但是现在菁英不联盟了，因为分赃机制没了，菁英团结不起来，变成菁英内斗，以前是「抱团取暖」，现在可以说是「你死我活」，菁英一旦不团结，威权政权的可持续性就降低很多。再来是，中国外部的国际环境已经改变很大，在后天安门时期，中国在世界上是「韬光养晦」，现在是「锋芒毕露」，这又带来了很大的变量。
问：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正在取代美国？「经济发展却政治收紧」将带来什么后果？
答：对。但这不一定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很难讲。弄不好，中国为了在国际扩大自己的影响势力范围，投资过多，可能就犯了跟前苏联一样的毛病。
你要搞经济改革，政治上必须放权，中国的经济还是被政府管得太多。但共产党政权如果对经济资源放弃了，它的政权的根基就不稳固了，因为它是通过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来维护许多人的政治忠诚，政治改革会把它的基础给摧毁。
而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用，对专制政权的生存还是有用，因为它有合法性，有更多资源笼络人心、加强社会控制；如果没有钱，怎么雇那么多网络警察，装那么多摄像头。但它的代价就是，使专制政权的长期生存受到威胁。
我们可以设想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都要一定程度的安全、法律的保障，都希望能够上网不受管。这些价值观是跟教育水平、经济水平的发展是正相关的，经济及教育水平提升，人们越会不认同现有政治体制的权威，开始觉得「你凭什么管我？你不是我选的！」
中国政治改革可能的三种形式
问：中国需要什么形式的政治改革？中国若有机会民主转型，反对党从何而来？
答：这很难预测。但可能的有三类形式。第一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菁英「改良」。就像是蒋经国，他看到长期国民党是没有前途的，非得通过改变游戏规则，才能给国民党带来新的政治生命。这种改革不能太晚，要在「综合危机」到来之前，反对力量还不是那么强大，人民对你还有希望，太晚「改革」肯定会导致「革命」。
第二个改革类型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革命听起来好像令人鼓舞，但实际上成功率很低，我做过研究，因为专制政权有绝对暴力上的优势，一般来讲，只有在几种情况下人民会起来造反，一种，是选举不公正，例如台湾的「中坜事件」，导致人民上街大多是因为掌权的威权政权在选举舞弊，菲律宾、乌克兰都是例子。第二种，是国家打仗打输了，老百姓很生气，例如希腊、阿根廷。再来，就是经济危机、银行崩溃，这种是少数。
第三个类型是「改良」导致「革命」，政府一开始是要改革，但是改革释放出来的革命势力，往往是因为改革改得比较晚，政权已经比较虚弱，正好让革命势力起来，像是前苏联。
而中国最大的课题就是，他是否已经丧失了改革的时机。
至于反对党很关键。一般来讲，在一党专制的社会里，反对党的出现都是旧的统治菁英的分裂，他们可能是党内政治权力斗争当中的输家，薄熙来就很可能像这类人物，像是前苏联的叶尔辛，摇身一变变成民主派。时间一到，他们会像是雨后的蘑菇一样，到处都是。
问：十九大后，习近平会继续打贪吗？怎么看打贪目前的成果？
答：打贪，我估计很难再继续，因为中国政府先是「破」，然后要「立」，成天都是破，你没业绩啊！打贪只是解决了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所谓「立」，特别是经济改革，让人民有新的方向，「中国梦」还是比较含糊的事情，因为中国一般的民众最关心的还是生计问题、教育问题、医保民生问题，这都跟经济发展有关，涉及到新的政策出台。
习近平的第二任里面一定要「立」，因为以前所谓「九龙治水」的时代，九个政治局常委的权力过份分散，中国政府办不了事情，但现在是「一龙治水」，大权一人在握，大家就要看你的政府是否能够办事。
而打贪在中央一级层面，有清除异己的政治效应，但使共产党整个官僚机制变得「消极」。许多规章制度使中国官员感到不可接受、感到繁琐，他们不干活了；再继续下去，没人给你干活你怎么「立」？他一定要使中国官僚机制的积极性可以重新调动起来，最起码就是，打贪不能再打了。
习近平对台湾的影响
问：习近平上台以来强势作风，对台湾都有一定程度的震荡。这样的趋势下，你认为台湾社会应该如何应对︖
答：习近平是一个很强势的领导，他肯定要在台湾问题上显示出个人权威，不仅是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也是一样，他是全面强硬的，这种局势下去就是导致僵局。中国的影响在过去10到15年里扩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北京有更多资源能力在国际空间压缩台湾，你说承认九二共识是投降了，放弃九二共识门坎也很高，你说引进外力，美国恐怕不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川普不是很关心，也不是很懂，他的言行都是受很偶尔的因素影响，就像是他做其他事情一样，没办法事先做判断，不可预测，所以我说僵局。
问：怎么看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影响？而你怎么看待中国「网络爱国主义」对公民社会交流的影响？
答：台湾公民社会是一个很发达、很健康的社会。台湾就是一个「典范」，台湾自己做的事情传到大陆去就是影响大陆，人不用过去。「网络爱国主义」实际上起到的效果是「网络卖国主义」，国际形象、外交政策会受负面的影响。「小粉红」去年台湾大选之前到蔡英文脸书留言，起的效果是适得其反，就像中国有个词：「爱国贼」。
问：中国崛起，国际上越来越多国家不承认台湾的存在，但台湾的主体性又日益坚强。台湾不同世代对两岸关系的判断有些落差，年长者感到悲观，年轻一代倾向宣扬台湾民主，主张台湾优先，你怎么看台湾内部世代间想法落差？
答：我是这么解读，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一定能达到它所希望的效果，就是使两岸人心向背，有许多是它控制之外的，它怎么来使台湾的年轻一代认同中国，这，很难啊。你不可能靠高压政策，我看北京至少现在是找不到出路。
外部压力越高，人们对自己的认同越强，这是很自然的。但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反抗，在实际层面上是实力之间的较量，僵局要靠实力突破，而不是靠情绪或一厢情愿来突破，我想，对两岸最好的忠告是：「谨慎」。
做任何事情都要谨慎，当然这话对北京来讲比较难一点，因为它认为它有很多实力跟空间做它想做的事情，台湾更主要的是保持岛内的团结、稳定，使台湾的民主成为一个很成功的民主，这是台湾自己能做的事情；在台湾控制之外的，是美国政府的台湾政策，台湾虽然有办法去影响，但是没有能力来决定，台湾能做到的是岛内先团结。
台湾的命运跟中国的命运是绑在一起的，不管你对它感兴趣、不感兴趣，现实要求你不得不对中国有一定基本程度的了解。我想年轻人的乐观，也许部分来自大陆今后的经济发展，最终还是能够导致政治变革，只是在这之前，台湾能起到自由民主法治的作用，他们那一代，可能会看到更光明的两岸关系。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7/07/%e6%8a%a5%e9%81%93%e8%80%85%ef%bd%9c%e8%a3%b4%e6%95%8f%e6%ac%a3%ef%bc%9a%e4%b8%ad%e5%9b%bd%e7%8e%b0%e6%9c%89%e4%bd%93%e5%88%b6%e8%bf%98%e5%8f%af%e4%bb%a5%e8%b5%b010%e5%88%b015%e5%b9%b4/
报道者｜裴敏欣专访——中国靠经济增长维持政府合法性的路，已快走到尽头
文蒋金（特约记者）摄影／邓毅骏7/11/2017
60岁的裴敏欣是当代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是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凯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主任。他的研究主轴是专制政权与威权体制的转型，国民党过去在台湾的威权体制，曾是他关注的课题。
而这位知识分子，从年轻时就展现他的气度与锐利。他童年碰上文革，求学时中国刚改革开放，他对政治十分感兴趣，为了了解中国政治，赴美后学习政治学；1989年，民运点燃烽火，北京学生上街，裴敏欣热血澎湃，他积极在美国的留学生圈子中，发起支持中国学生的募款以及活动，甚至为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压，成为中国学生中，出席美国国会听证的第一人。
在学术上，他接受哈佛政治学教授杭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启蒙。杭廷顿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观点为世界带来极具影响力的思潮时，裴敏欣正是他的助理，无论在学术理论，还是个人的职涯发展上，裴敏欣在《报导者》访谈中细述了杭廷顿对他的影响。
近日他受龙应台基金会的邀请，出席思沙龙演讲，同时介绍他的新书《出卖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共产党政权的溃败》。在专访、演讲以及书中，他多次提及中国独裁体制的崩解，「我认为就是10到15年」。他说，当中国菁英从分赃与联盟，到现在的内斗，过去从抱团取暖，到现在的你死我活，菁英不团结，威权政权的可持续性就降低很多。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及教育水平，已经达到民主转型的标准，他强调，「中国需要民主化」、「也必定民主化」，现在的中国显现许多问题，未来必然经历一场政治改革。
对于蔡英文上台以后，两岸关系冷却，李明哲事件、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台湾感受到来自对岸的压力有增无减，他也在专访中表示，习近平的「全面强硬」容易导致僵局，而在美台关系间，他认为台湾只能「影响」但无法「决定」美国政策，台湾能做到的是岛内先团结。
以下是裴敏欣接受《报导者》专访纪要：
问：你自1988年成为第一批来台湾访问的大陆留学生，来台湾多少次？在这近30年的时间，你对台湾民主化的整体观察如何？
答：我一直感到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我从第一次来台湾到现在，这段时间来了台湾很多次，至少12次。因为我当初来的时候是台湾民主化起步，我现在来，看到台湾的民主不仅是进步，基本上是进入了民主巩固阶段，更是感到，就是说，一种满足感，替台湾感到骄傲。
问：你在到美国留学前，中国政治社会情况如何？为什么你当初想到美国念书？什么契机让你出国读书？
答：我1981年从大学毕业了，我当时是提前毕业，3年就把4年的书读完，毕业之后工作了3年半才去了美国。因为80年代，中国是刚开放的时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求知欲很强，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有机会到世界上教育条件最好、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去读书，那就是美国。这是唯一的考虑。
我是文革之后第一届通过考试进去的大学生，1977年考进去、1978年进入很有名的上海外国语学院就读。我们这种出身普通家庭，在国外没有亲戚，大学刚进去从来没想过出国念书，能够出国念书，感觉就像是上天堂。
当时教育部给了两个名额公派出国，不知道遴选机制是什么，总之轮不上我，后来是经由学校的美国教授的帮忙，他认为，我们这些学生很优秀，应该到美国去学习，他在匹兹堡大学给我找到奖学金。我出去之后，所有学费、生活费都是美国人提供的。
1984年出国，因为大学本科读英语，我一开始去美国能拿到的奖学金是「英文创作写作（Creative Writing)」，我在匹兹堡大学读硕士，但读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英语只是个工具，我对政治学比较有兴趣，所以开始一方面读英语创作写作，一方面读政治学。
回想起来，我们这一年代人，经历过中国非常政治动荡的年代，我的童年时期碰上文化大革命，所以我对政治十分感兴趣，因为想要了解中国的政治，就去学政治学了。
曾经被列为黑名单
问：1980年代，中国内部民主浪潮兴起，直到天安⾨事件受到剧烈打击，当时你正在美国攻读政治学硕⼠，那段时期当中你有什么记忆以及经验？
答：我当时在哈佛大学（注）。我印象深刻的是，看到中国学生上街头，我感到热血沸腾，十分激动，中国那么多的学生，那么勇敢上街，抱持理想主义，当然我们因为在美国，不可能回去上街游行，我记忆中，在美国大部分的留学生，都参与各种不同的支持北京学生民主运动的活动，游行、签名、捐钱都有。
我算是很积极的份子，我是第一个以大陆学生身份到美国国会作证，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人，我主张中国政府不应用武力来对付学生；我又主持捐款活动、又写文章、又做演讲。
因为我算是曝光率很频繁，去国会作证两次，上了许多次电视，不像许多人参与没有留下纪录。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中国，我也不敢回去。中国是个不透明的国家，你猜自己做了那么多事情，应该是上了黑名单，但是，你根本就没办法确定。而且1990年代，我在美国是个穷留学生，那时候又有了孩子，如果回去给逮住了，不放出来，那么家庭怎么办？所以当然就是不敢回去。
直到邓小平1992年「南巡」是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政府有个规定，凡是在国外跟八九民运有关的人，只要不是参与民运组织都可以回去。当时中国政府派代表到我家通知我父母，说你们的儿子我们调查清楚了，他不是参与反动组织的，他可以回来。
老师杭廷顿的影响
问：你在哈佛大学的老师杭廷顿教授，在学术⽣生涯中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答：我到哈佛大学时，他正好是65岁、66岁的时候，正值学术成就的顶峰时期，我对他最大的印象是，从个性来讲，他生性非常低调，不太说话，是一个很腼腆的人。
我选他的第一门课，就是「比较政治学」，当时我所读的第一本他著作的书是《变迁中社会的政治秩序》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我一看，觉得这不得了，这是天才的书！那本书，可以说是改变我的学术轨迹，原本我应该是要学国际关系，但他的书中有许多比较政治分析、解释、理论，特别是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稳定、政治变革，他的见解是天才性的，让我十分佩服，使我感到学比较政治更有意思。
他待我很好，我学他的课之后，他就雇我做他的助理，他教一门「民主化」的课，他又雇我做他的助教，所以我跟他接触很多。他等于是我们这种人的一个楷模，他是我的榜样。我要做学问就要像他那样做。
杭廷顿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学者，他讲文明冲突、美国认同问题，都比人家看得很早。他一直在研究政权的建立、政权的转型，他在写《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时，同时在教「民主化」那门课，我是他的助教，我自己对民主化也很感兴趣。所以我写的第一本书《从改革到革命：共产主义在中国和苏联的消亡》，他是指导教授之一，就是讲共产主义的转型。
我的学术轨迹上，他对我个人帮助很大，我的论文出版，他特地写信到哈佛大学出版社去推荐，我找工作，他为我专打电话，因为他学生遍天下，我一生当中他帮我很大的忙，我的第二本书《中国被困的转型：专制制度发展的限制》（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是献给他的。
问：杭廷顿教授做学问的方式在哪些部分影响到你？
答：最大的影响是两点：第一点，是找到重要的问题。学术可研究的问题很多，但大部份问题都是不重要的。像杭廷顿教授，他选的题都是最重要的，而且他有前瞻性，许多十年之后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十年之前他都看到了，这个特质是没人可比的，他是天才。
第二点，是他根据事实说话，你如果要研究某个问题，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这是他对许多学生的影响，他为学生树了很好的学风。
问：你撰写关于杭廷顿教授新威权主义的文章的背景是什么？
答：当时是80年代末，他的《变迁中社会的政治秩序》一直被认为是鼓吹威权主义，你当然可以这么解读。但他是说一个国家最主要的是「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来源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但怎么形成强而有力政府？许多人解读成，发展中国家实行威权主义，能够提供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但他其实并没有给一个清楚的答案。
1988年，中国正好是威权主义盛行的时候，我跟他做了一个很长的访谈，访谈里他没有讲到必须是威权国家才能提供政治秩序，因为实际上来说，威权国家不能提供政治秩序，大部份威权国家是失败的国家。这篇采访在1988年12月刊出，登在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上，因为中国当时很开放，但八九之后报社就被关掉了。
问：研究敏感的中国政治问题，对于研究者而言会不会有压力？
答：当然。你就是说话要很当心，像我们华裔背景的中国学者，需要回到中国去访问、工作、探亲，你如果说话过头，以后就不可能拿到签证。我认为这可能是最大的顾虑。
上一次是2015年回去参加一个会议，后来工作忙就没回去。这次新书回去访问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本书不是政治正确，是有争议的。《出卖中国》这本书算是敏感议题，但是我为什么研究？因为这是重要的议题。
我们是做学问，说话是比较谨慎，几件事情你不能做。你不能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个人攻击、你不能参与中国内部的党派之争、不能支持薄熙来或反对谁，就是你不能有政治偏向，不能参加组织活动，这是中国政府最在意也最忌讳的一点。其实明白人心里都知道。
每年专制政权崩溃概率是2％
问：「中国是否崩溃、何时崩溃」⼀直是研究中国制度变迁涉及的焦点，1989年后许多学者预测中国将会崩溃，2012年的权力交接、2015年反腐运动，许多学者也接连预测中国崩溃，但却未⾒结果成真，你的看法是什么？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答：这类东西没法预测，但是你可以说这些政治经济体系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到哪一天结束，是没法预测的，这是小概率的事情，根据学者研究，每年每个专制政权崩溃的概率大概只有2%左右。政治学者关注的是「过程」，不是关注终极点的「事件」，比如说，前苏联1991年崩溃，政治学者关注改革之前出现的许多矛盾，及改革后出现的许多问题。
但是中国是否会崩溃，这个问题有许多人思考过。第一个历史原因，是因为苏联崩溃了。接下来看下去，中国的一党专制跟苏联体制很像，受到八九冲击后它的确危机四伏，所以崩溃并不是空穴来风。第二点，90年代之后全球民主化浪潮，许多专制政权都以各种不同方式垮台，许多人感到这类专制政权不可能长寿。再来，许多人用西方理论或是西方眼光，看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觉得不合理的东西怎么能持续。
问：相对其他已垮台专制政权，中共政权为何至今屹立不摇？
答：你要了解中国，你必须了解世界。
如果你光看中国，你只能看到中国的某些特点，但是你了解世界，你对许多问题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像是中共这类「一党制」的专制体制是最长寿，而且这个一党制一定要是「高度组织」，对社会控制渗透能力很强，能把社会菁英笼络起来。世界上最长寿是前苏联共产党，现有的是国民党，还有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
国民党在大陆时，中国共产党就十分务实，毛泽东时代之后，它变得十分灵活，它很会学习，很会做战术上的调整。特别是苏联垮台之后，它悟出一点，「意识型态」对统治中国社会人民失去效用，因为共产主义整个意识形态体系都垮台了，唯一能够使人民认同政府的，就是要提供「经济表现」带来的「合法性」，这一点，虽然简单，但是许多威权政权做不到。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中共成功的生存下来。
权贵资本主义在八九后如何生根
问：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是如何形成的？中国政治内部的贪腐是否带来中国崩溃的可能性？民主体制是否有利于解决这样的问题？
答：八九之后，中共做了很大调整，在内部，中共把国有资产的控制权大大的下降，一下子使许多共产党的基层干部，最低到县级干部，对国有资产有了支配权，基层干部有能力和有钱的资本家进行交易，这就是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过去也有贪腐，但都是小打小闹，因为你不偷财产再贪也贪不到哪里去，但是你一旦拥有土地、矿场、工厂，一夜间可以暴富，那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而其特色是金钱跟政权结盟，使小部份人成为权贵。
目前中国政府的打贪，只是针对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收贿、权势交易的表面现象，但是没有针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根」：第一，是国家掌握很多资源，一旦政治权力可以支配经济资源，腐败土壤就会形成，政治权力不受监督，没有反对党，没有媒体，没有独立司法体系监督，更加变本加厉。
民主体制是否能解决贪腐？民主只是有利条件，但严格讲不是必要条件。民主体制也有腐败，享受腐败的人多得不得了，例如在印度是多数人的腐败，但每个人收的钱不多；专制体制下的腐败，是少数人的腐败，但个人量大，一个人能收到5,000万美元。解决贪腐要多管齐下，民主体制下还要使政府管得钱少，并有独立透明的程序机制，不然政府逮了人，无法说明那人是真的腐败还是因政治斗争被逮，因此还要媒体、民间社会的力量来监督。
问：中国现在是否具有民主化条件？
答：中国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跟台湾80年代中差不多。中国民主化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根据世界银行资料，中国是「中等收入群」里面的中高等收入国家，此外，中国13亿人口中，2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是7.5年。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就是政治菁英的角色。
如果中国政治菁英认为，挽救共产党最有效且长期能够持续的方法，是让共产党跟别人竞争，改变游戏规则共产党还同样能掌权，它会做这样的「战略决策」。国民党80年代做的战略决策，使国民党至少延长了二十几年寿命，这是不得了的，因为一般这么年纪大的一党专制政权，要维持30年是很困难的。
中国民主化契机目前还看不到，因为政治菁英的价值观，还是觉得民主不好，战略判断上，威权体制还可以靠高压政策，或是靠经济增长继续提供合法性，当然不会进行民主改革。
「民主化」跟「专制政权的维持」是一场斗争
问：你曾提及专制政权民主化很重要的一点是「信息的流通」，但是中国政府近年实施各种「实名制」，并对媒体加强收紧，是否民主化希望更加渺茫？
答：「民主化」跟「专制政权的维持」永远是一场游戏，或是一场斗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国政府通过技术手段，降低信息革命对政权的威胁，是巩固了政权。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它的代价肯定是信息流通少了，但是信息是有价值的，虽然你控制了对政府不利的信息，同时也控制了对社会有利、经济有利、对社会创新有利的信息，那代价是无形的，专制政府在什么情况下会垮台，都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
为什么东欧要有世界上一流的秘密警察，因为它面临了「综合危机」。「综合危机」必须经历一个漫长形成的过程，「综合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威权政权是没有人会出来保护他的，因为威权体制讲人治，危机到来时人的斗志都已经没有了。显然中国现在是没有这样的「综合危机」，只是苗子都在了，还没有汇集到一起，有的苗子，也还是很嫩。
问：中国现有体制还可以走多长？
答：我认为就是10到15年，为什么这样看，第一，靠经济增长维持政府的合法性，这条路恐怕已经快走到尽头了，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要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很困难的改革，特别政治上的改革，但现在看不出中国政府会进行这样的改革。「危机综合症」有一个发展过程，一般而言危机的发展，就是10到15年。
八九之后中国政府的一套「后天安门体制」的生存战略有几个特点，第一，是「菁英分赃」、「菁英联盟」，但是现在菁英不联盟了，因为分赃机制没了，菁英团结不起来，变成菁英内斗，以前是「抱团取暖」，现在可以说是「你死我活」，菁英一旦不团结，威权政权的可持续性就降低很多。再来是，中国外部的国际环境已经改变很大，在后天安门时期，中国在世界上是「韬光养晦」，现在是「锋芒毕露」，这又带来了很大的变量。
问：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正在取代美国？「经济发展却政治收紧」将带来什么后果？
答：对。但这不一定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很难讲。弄不好，中国为了在国际扩大自己的影响势力范围，投资过多，可能就犯了跟前苏联一样的毛病。
你要搞经济改革，政治上必须放权，中国的经济还是被政府管得太多。但共产党政权如果对经济资源放弃了，它的政权的根基就不稳固了，因为它是通过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来维护许多人的政治忠诚，政治改革会把它的基础给摧毁。
而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用，对专制政权的生存还是有用，因为它有合法性，有更多资源笼络人心、加强社会控制；如果没有钱，怎么雇那么多网络警察，装那么多摄像头。但它的代价就是，使专制政权的长期生存受到威胁。
我们可以设想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都要一定程度的安全、法律的保障，都希望能够上网不受管。这些价值观是跟教育水平、经济水平的发展是正相关的，经济及教育水平提升，人们越会不认同现有政治体制的权威，开始觉得「你凭什么管我？你不是我选的！」
中国政治改革可能的三种形式
问：中国需要什么形式的政治改革？中国若有机会民主转型，反对党从何而来？
答：这很难预测。但可能的有三类形式。第一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菁英「改良」。就像是蒋经国，他看到长期国民党是没有前途的，非得通过改变游戏规则，才能给国民党带来新的政治生命。这种改革不能太晚，要在「综合危机」到来之前，反对力量还不是那么强大，人民对你还有希望，太晚「改革」肯定会导致「革命」。
第二个改革类型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革命听起来好像令人鼓舞，但实际上成功率很低，我做过研究，因为专制政权有绝对暴力上的优势，一般来讲，只有在几种情况下人民会起来造反，一种，是选举不公正，例如台湾的「中坜事件」，导致人民上街大多是因为掌权的威权政权在选举舞弊，菲律宾、乌克兰都是例子。第二种，是国家打仗打输了，老百姓很生气，例如希腊、阿根廷。再来，就是经济危机、银行崩溃，这种是少数。
第三个类型是「改良」导致「革命」，政府一开始是要改革，但是改革释放出来的革命势力，往往是因为改革改得比较晚，政权已经比较虚弱，正好让革命势力起来，像是前苏联。
而中国最大的课题就是，他是否已经丧失了改革的时机。
至于反对党很关键。一般来讲，在一党专制的社会里，反对党的出现都是旧的统治菁英的分裂，他们可能是党内政治权力斗争当中的输家，薄熙来就很可能像这类人物，像是前苏联的叶尔辛，摇身一变变成民主派。时间一到，他们会像是雨后的蘑菇一样，到处都是。
问：十九大后，习近平会继续打贪吗？怎么看打贪目前的成果？
答：打贪，我估计很难再继续，因为中国政府先是「破」，然后要「立」，成天都是破，你没业绩啊！打贪只是解决了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所谓「立」，特别是经济改革，让人民有新的方向，「中国梦」还是比较含糊的事情，因为中国一般的民众最关心的还是生计问题、教育问题、医保民生问题，这都跟经济发展有关，涉及到新的政策出台。
习近平的第二任里面一定要「立」，因为以前所谓「九龙治水」的时代，九个政治局常委的权力过份分散，中国政府办不了事情，但现在是「一龙治水」，大权一人在握，大家就要看你的政府是否能够办事。
而打贪在中央一级层面，有清除异己的政治效应，但使共产党整个官僚机制变得「消极」。许多规章制度使中国官员感到不可接受、感到繁琐，他们不干活了；再继续下去，没人给你干活你怎么「立」？他一定要使中国官僚机制的积极性可以重新调动起来，最起码就是，打贪不能再打了。
习近平对台湾的影响
问：习近平上台以来强势作风，对台湾都有一定程度的震荡。这样的趋势下，你认为台湾社会应该如何应对︖
答：习近平是一个很强势的领导，他肯定要在台湾问题上显示出个人权威，不仅是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也是一样，他是全面强硬的，这种局势下去就是导致僵局。中国的影响在过去10到15年里扩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北京有更多资源能力在国际空间压缩台湾，你说承认九二共识是投降了，放弃九二共识门坎也很高，你说引进外力，美国恐怕不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川普不是很关心，也不是很懂，他的言行都是受很偶尔的因素影响，就像是他做其他事情一样，没办法事先做判断，不可预测，所以我说僵局。
问：怎么看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影响？而你怎么看待中国「网络爱国主义」对公民社会交流的影响？
答：台湾公民社会是一个很发达、很健康的社会。台湾就是一个「典范」，台湾自己做的事情传到大陆去就是影响大陆，人不用过去。「网络爱国主义」实际上起到的效果是「网络卖国主义」，国际形象、外交政策会受负面的影响。「小粉红」去年台湾大选之前到蔡英文脸书留言，起的效果是适得其反，就像中国有个词：「爱国贼」。
问：中国崛起，国际上越来越多国家不承认台湾的存在，但台湾的主体性又日益坚强。台湾不同世代对两岸关系的判断有些落差，年长者感到悲观，年轻一代倾向宣扬台湾民主，主张台湾优先，你怎么看台湾内部世代间想法落差？
答：我是这么解读，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一定能达到它所希望的效果，就是使两岸人心向背，有许多是它控制之外的，它怎么来使台湾的年轻一代认同中国，这，很难啊。你不可能靠高压政策，我看北京至少现在是找不到出路。
外部压力越高，人们对自己的认同越强，这是很自然的。但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反抗，在实际层面上是实力之间的较量，僵局要靠实力突破，而不是靠情绪或一厢情愿来突破，我想，对两岸最好的忠告是：「谨慎」。
做任何事情都要谨慎，当然这话对北京来讲比较难一点，因为它认为它有很多实力跟空间做它想做的事情，台湾更主要的是保持岛内的团结、稳定，使台湾的民主成为一个很成功的民主，这是台湾自己能做的事情；在台湾控制之外的，是美国政府的台湾政策，台湾虽然有办法去影响，但是没有能力来决定，台湾能做到的是岛内先团结。
台湾的命运跟中国的命运是绑在一起的，不管你对它感兴趣、不感兴趣，现实要求你不得不对中国有一定基本程度的了解。我想年轻人的乐观，也许部分来自大陆今后的经济发展，最终还是能够导致政治变革，只是在这之前，台湾能起到自由民主法治的作用，他们那一代，可能会看到更光明的两岸关系。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7/07/%e6%8a%a5%e9%81%93%e8%80%85%ef%bd%9c%e8%a3%b4%e6%95%8f%e6%ac%a3%ef%bc%9a%e4%b8%ad%e5%9b%bd%e7%8e%b0%e6%9c%89%e4%bd%93%e5%88%b6%e8%bf%98%e5%8f%af%e4%bb%a5%e8%b5%b010%e5%88%b015%e5%b9%b4/
Tuesday, 4 July 2017
裴敏欣：一国一制
来源:
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本文译自菲律宾《每日问讯者报》网站7月3日刊登的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裴敏欣撰写的评论文章，题目为“一国一制”。以下为译文：
今年的7月1日是在所谓的“一国两制”模式下，英国将香港移交给中国二十周年，但是，围绕官方的纪念，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真的有什么可庆祝的吗？
如果你在过去问“一国两制”模式的建筑师邓小平，移交二十周年会是什么样子，他可能会说香港的居民会为他们的繁荣和自由干杯。中国领导人将展现出他们的信誉和执政能力，最终让那些怀疑中国共产党及怀疑中共对香港所做承诺之诚意的一片否定之声消声。
但现实大相径庭。今天，香港的场景是在1997年的时候无法想象的：大规模的反北京示威、激进的反共人士入选香港立法会、公开要求独立，这些已成为常态。
当然，强大的经济力量（包括中国的崛起、全球化、高度的不平等以及房价飞涨）自1997年以来一直冲击着香港，削弱了这座城市的竞争力，造成社会不满。然而，虽然不利的社会经济因素加剧了人们的沮丧，但是成为香港现实生活的民众抗议是以港人权利为中心的典型的政治抗议。
在这个背景下，极少人会说“一国两制”是成功的。事实上，由于其结构中嵌入的致命性缺陷，该模式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首先，中国尊重香港人民的民主权利这样的用语是在刻意模糊。即使是中英两国政府为确定1997年移交香港，在1984年签署的联合声明提供了多多少少不确切的承诺：香港行政长官将由中国“根据香港举行的选举结果或协商结果”来任命。
而且，唯一有权执行联合声明条款的是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结果，中国领导人可以不兑现联合声明的精神，甚至不遵守他们明确的承诺而不受惩罚。目前香港市民尤其是香港青年的激进化反映了他们想要改变的愿望，想要让中国（政府）为不遵守让香港“自治”及用镇压异议来回应而付出代价。
“一国两制”计划还有一个注定失败的特点：中国特意决定通过裙带资本家来统治香港。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显然更相信香港的大亨们，甚过相信群众（或许因为收买大亨们的成本要低得多）。
但是，由于他们忠于他们在北京的靠山，而非他们治理的这座城市的人民，因此，香港的裙带资本家是糟糕的政客。在中共的统治下，他们获得了在英国统治下无法实现的权力和特权。但是，这使得他们与自己的选民越来越疏离，对他们的选区反应迟钝。结果，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在争取民众合法性方面溃败。
看看历任香港行政长官的命运，他们是由中国统治者挑选来管理这座城市的。第一位是董建华，2003年他面对50万人的抗议；2005年，即在他的第二任中途，越来越不得民心迫使他辞职。董建华的接班人曾荫权刚刚做满两任，离任后即因腐败入狱。接下来的梁振英是一场灾难。中国统治者不得不让他做一任后就废了他。
当然，“一国两制”的做法还没成为无法挽救的灾难。鉴于香港与大陆之间文化、经济和制度的巨大差距，情况可以更糟。但这并不令它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事实上，“一国两制”可能已经死了。
不管中国当局从现在到2047年之间采取什么政策，其目标将会是使现在（尤其是缺乏政治权利）看起来越来越象未来。
原文One country，one system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7/%E8%A3%B4%E6%95%8F%E6%AC%A3%EF%BC%9A%E4%B8%80%E5%9B%BD%E4%B8%80%E5%88%B6.html
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本文译自菲律宾《每日问讯者报》网站7月3日刊登的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裴敏欣撰写的评论文章，题目为“一国一制”。以下为译文：
今年的7月1日是在所谓的“一国两制”模式下，英国将香港移交给中国二十周年，但是，围绕官方的纪念，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真的有什么可庆祝的吗？
如果你在过去问“一国两制”模式的建筑师邓小平，移交二十周年会是什么样子，他可能会说香港的居民会为他们的繁荣和自由干杯。中国领导人将展现出他们的信誉和执政能力，最终让那些怀疑中国共产党及怀疑中共对香港所做承诺之诚意的一片否定之声消声。
但现实大相径庭。今天，香港的场景是在1997年的时候无法想象的：大规模的反北京示威、激进的反共人士入选香港立法会、公开要求独立，这些已成为常态。
当然，强大的经济力量（包括中国的崛起、全球化、高度的不平等以及房价飞涨）自1997年以来一直冲击着香港，削弱了这座城市的竞争力，造成社会不满。然而，虽然不利的社会经济因素加剧了人们的沮丧，但是成为香港现实生活的民众抗议是以港人权利为中心的典型的政治抗议。
在这个背景下，极少人会说“一国两制”是成功的。事实上，由于其结构中嵌入的致命性缺陷，该模式可能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首先，中国尊重香港人民的民主权利这样的用语是在刻意模糊。即使是中英两国政府为确定1997年移交香港，在1984年签署的联合声明提供了多多少少不确切的承诺：香港行政长官将由中国“根据香港举行的选举结果或协商结果”来任命。
而且，唯一有权执行联合声明条款的是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结果，中国领导人可以不兑现联合声明的精神，甚至不遵守他们明确的承诺而不受惩罚。目前香港市民尤其是香港青年的激进化反映了他们想要改变的愿望，想要让中国（政府）为不遵守让香港“自治”及用镇压异议来回应而付出代价。
“一国两制”计划还有一个注定失败的特点：中国特意决定通过裙带资本家来统治香港。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显然更相信香港的大亨们，甚过相信群众（或许因为收买大亨们的成本要低得多）。
但是，由于他们忠于他们在北京的靠山，而非他们治理的这座城市的人民，因此，香港的裙带资本家是糟糕的政客。在中共的统治下，他们获得了在英国统治下无法实现的权力和特权。但是，这使得他们与自己的选民越来越疏离，对他们的选区反应迟钝。结果，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在争取民众合法性方面溃败。
看看历任香港行政长官的命运，他们是由中国统治者挑选来管理这座城市的。第一位是董建华，2003年他面对50万人的抗议；2005年，即在他的第二任中途，越来越不得民心迫使他辞职。董建华的接班人曾荫权刚刚做满两任，离任后即因腐败入狱。接下来的梁振英是一场灾难。中国统治者不得不让他做一任后就废了他。
当然，“一国两制”的做法还没成为无法挽救的灾难。鉴于香港与大陆之间文化、经济和制度的巨大差距，情况可以更糟。但这并不令它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事实上，“一国两制”可能已经死了。
不管中国当局从现在到2047年之间采取什么政策，其目标将会是使现在（尤其是缺乏政治权利）看起来越来越象未来。
原文One country，one system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7/%E8%A3%B4%E6%95%8F%E6%AC%A3%EF%BC%9A%E4%B8%80%E5%9B%BD%E4%B8%80%E5%88%B6.html
Thursday, 12 January 2017
裴敏欣谈《我的奋斗》畅销与中国毛泽东热
来源:
美国之音
多家媒体日前报道说，纳粹独裁者希特勒的反犹太宣言《我的奋斗》再次在德国成为畅销书。据说，此书自2016年1月再版以来已经销售了8万5千册。与此同时，毛泽东最近几年在中国也成为许多民众热捧和怀念的人物。每到毛泽东的诞辰日，总有许多毛泽东的崇拜者们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颂毛泽东，重弹毛是“中国人民大救星”的老调。德国的“希特勒热”和中国的“毛泽东热”升温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两者是否有某种关联？对独裁者的崇拜升温给现代社会和国际秩序带来什么影响？美国东部时间1月10日美国之音VOA卫视《美国观察》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
《我的奋斗》在德国热销有两个原因
裴敏欣表示，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在德国热销有两个原因：一是希特勒《我的奋斗》这本书70年没有印制过，过去70年这本书的版权是归巴伐利亚州政府拥有，禁止重印这本书。你现在重印，一定有人对这本书好奇。这次印的《我的奋斗》这本书，和70多年前的那个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这本书的两千多页，里面有专家批注、注解、解释这本书里希特勒说的话害处在哪里，有很好的批注；二是德国并不是处于政治真空状态，现在欧洲大陆右翼兴起，德国的右翼、极右翼以及新纳粹主义势力最近有所抬头，这对于这本书的销售一定有所影响。另外一点，这本书是网络销售，不排除其他国家的读者买了这本书。据裴敏欣根据他对欧洲政治的了解所做的分析，这本书的畅销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读者的好奇。德国这本书畅销，但是希特勒像并没有畅销，而且书商卖这本书不敢做广告，是偷偷摸摸低调在卖，另外德国的主流政治人物没有一个公开称赞希特勒，这些都说明德国人并不是怀念希特勒。
“毛泽东热”和《我的奋斗》热销没有可比性
裴敏欣认为，中国的“毛泽东热”和德国《我的奋斗》一书的热销没有可比性。理由是：第一，中国官方从来没有真正进行过所谓“去毛化”，没有真正否定毛泽东，始终把毛泽东作为中共的历史核心人物，而且中国的领导人，尤其是当今的中国领导人，经常引用毛语录和毛的诗词。这与德国没法比，德国是经过去纳粹化的，纳粹的核心精神、核心价值都是被抛弃的，是被公开否定的；第二，在中国民众当中，毛的画像到处可以看到，在德国是看不到希特勒画像的。这说明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现象。
中国底层毛粉和精英层毛粉有紧密关系
裴敏欣分析说，据他的观察，现在中国的毛粉有很多是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牺牲者，他的朋友同学当中也有大量毛粉。他认为，中国底层的毛粉和精英层的毛粉有紧密关系。如果中国的最高层以鲜明的态度表明自己不是毛粉，那么在中国民众当中对毛的崇拜热度会大大下降；在中国的民众当中，很多人只知道自己经历的毛泽东时代，并不知道毛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还有很多人是对现实不满，他们是通过崇拜毛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最主要在于现实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官员的腐败。他们认为，毛时代是贫穷的平等，而且官员不敢腐败，因为经常有群众运动；再有就是和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关，实际上毛泽东代表的是中国的民粹主义。这些人的心态和毛的核心价值观是融为一体的。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1/%E8%A3%B4%E6%95%8F%E6%AC%A3%E8%B0%88%E3%80%8A%E6%88%91%E7%9A%84%E5%A5%8B%E6%96%97%E3%80%8B%E7%95%85%E9%94%80%E4%B8%8E%E4%B8%AD%E5%9B%BD%E6%AF%9B%E6%B3%BD%E4%B8%9C%E7%83%AD.html
美国之音
多家媒体日前报道说，纳粹独裁者希特勒的反犹太宣言《我的奋斗》再次在德国成为畅销书。据说，此书自2016年1月再版以来已经销售了8万5千册。与此同时，毛泽东最近几年在中国也成为许多民众热捧和怀念的人物。每到毛泽东的诞辰日，总有许多毛泽东的崇拜者们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颂毛泽东，重弹毛是“中国人民大救星”的老调。德国的“希特勒热”和中国的“毛泽东热”升温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两者是否有某种关联？对独裁者的崇拜升温给现代社会和国际秩序带来什么影响？美国东部时间1月10日美国之音VOA卫视《美国观察》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
《我的奋斗》在德国热销有两个原因
裴敏欣表示，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在德国热销有两个原因：一是希特勒《我的奋斗》这本书70年没有印制过，过去70年这本书的版权是归巴伐利亚州政府拥有，禁止重印这本书。你现在重印，一定有人对这本书好奇。这次印的《我的奋斗》这本书，和70多年前的那个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这本书的两千多页，里面有专家批注、注解、解释这本书里希特勒说的话害处在哪里，有很好的批注；二是德国并不是处于政治真空状态，现在欧洲大陆右翼兴起，德国的右翼、极右翼以及新纳粹主义势力最近有所抬头，这对于这本书的销售一定有所影响。另外一点，这本书是网络销售，不排除其他国家的读者买了这本书。据裴敏欣根据他对欧洲政治的了解所做的分析，这本书的畅销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读者的好奇。德国这本书畅销，但是希特勒像并没有畅销，而且书商卖这本书不敢做广告，是偷偷摸摸低调在卖，另外德国的主流政治人物没有一个公开称赞希特勒，这些都说明德国人并不是怀念希特勒。
“毛泽东热”和《我的奋斗》热销没有可比性
裴敏欣认为，中国的“毛泽东热”和德国《我的奋斗》一书的热销没有可比性。理由是：第一，中国官方从来没有真正进行过所谓“去毛化”，没有真正否定毛泽东，始终把毛泽东作为中共的历史核心人物，而且中国的领导人，尤其是当今的中国领导人，经常引用毛语录和毛的诗词。这与德国没法比，德国是经过去纳粹化的，纳粹的核心精神、核心价值都是被抛弃的，是被公开否定的；第二，在中国民众当中，毛的画像到处可以看到，在德国是看不到希特勒画像的。这说明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现象。
中国底层毛粉和精英层毛粉有紧密关系
裴敏欣分析说，据他的观察，现在中国的毛粉有很多是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牺牲者，他的朋友同学当中也有大量毛粉。他认为，中国底层的毛粉和精英层的毛粉有紧密关系。如果中国的最高层以鲜明的态度表明自己不是毛粉，那么在中国民众当中对毛的崇拜热度会大大下降；在中国的民众当中，很多人只知道自己经历的毛泽东时代，并不知道毛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还有很多人是对现实不满，他们是通过崇拜毛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最主要在于现实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官员的腐败。他们认为，毛时代是贫穷的平等，而且官员不敢腐败，因为经常有群众运动；再有就是和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关，实际上毛泽东代表的是中国的民粹主义。这些人的心态和毛的核心价值观是融为一体的。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1/%E8%A3%B4%E6%95%8F%E6%AC%A3%E8%B0%88%E3%80%8A%E6%88%91%E7%9A%84%E5%A5%8B%E6%96%97%E3%80%8B%E7%95%85%E9%94%80%E4%B8%8E%E4%B8%AD%E5%9B%BD%E6%AF%9B%E6%B3%BD%E4%B8%9C%E7%83%AD.html
Wednesday, 28 December 2016
裴敏欣分析美国是否需要扩充核武库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星期在推特上关于美国核武器的评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国未来核政策的担忧。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必须大大加强和扩大其核力量，直到世界在核武器的问题上觉悟过来为止。”。川普随后在对MSNBC主持人发表的声明中说：“让他们去军备竞赛去吧，我们将在每个关口打败他们，并胜过所有其他人。”尽管川普过渡团队发言人试图澄清川普的说法，并且表示川普上任后不会开始军备竞赛；美国媒体和舆论仍纷纷表示担心：川普关于核武器的说法只是一时兴起、随口一说，还是未来世界核态势的序曲？美国是否有必要扩大其核武库？美国东部时间12月27日美国之音VOA卫视《美国观察》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
川普再三就核武器问题发言，很自然会引起外界揣测
裴敏欣表示，川普在此次就核问题讲话之前，还曾经就核武器问题发表过两次讲话，分别是在今年的3月和8月。他这一系列表态，连起来看就会自然产生一个问题：他是不是要改变美国自从里根政府，也就是差不多35年以来一直推行的减少核武器的政策？再一个就是美国在什么场合下使用核武器，这个问题他是不是要松口？也就是说，外界对他未来的核政策产生了疑问。
川普有关核武器的讲话表明他对这些问题的无知
裴敏欣认为，川普说这些话最让人担心的是他对核问题的无知，而不是在已经对这个问题有很深的了解的基础上，准备改变政策。他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川普今年8月所说，有核武器为什么不能用？如果不能用核武器干嘛还要核武器？裴敏欣指出，这说明川普根本不知道核武器主要是用于威慑，而不是拿来使用的
第二是有记者曾经问川普，如果你要使美国的核武库现代化，对美国核武库的三大支柱，核潜艇、陆基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你准备首先加强哪个支柱的问题，川普对美国核武库的三大支柱根本不知道，他干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随意表态，会对美国的核政策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是外界最担心的事情。
川普对核武器问题的讲话证明他不了解美国核武库现状以及核政策
裴敏欣说，川普说这些话，证明他对美国现政府的核武器政策一点不了解。其实奥巴马政府已经开始了价格高昂的核武器现代化计划，美国政府计划在今后三十年投入1万亿美元的巨资，来使得美国的核武库现代化。这并不意味着增加核武器数量，而是要提高美国核武器质量，提高核武器的杀伤力和精确性。川普对美国政府已经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并不清楚。
美国核武库现代化有一定的必要性
裴敏欣认为，虽然很多人不支持美国核武器现代化，但是连奥巴马政府都支持美国核武库的现代化，说明还是有其必要性。主要是因为美国最大的两个战略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在进行核武库现代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有必要使其核武库现代化。美国不仅具有核优势，而且在常规武器方面更是具有其他国家难望其项背的优势，因此，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常规武器的优势，核武器的优势不一定需要花费巨资去扩大。
川普再三就核武器问题发言，很自然会引起外界揣测
裴敏欣表示，川普在此次就核问题讲话之前，还曾经就核武器问题发表过两次讲话，分别是在今年的3月和8月。他这一系列表态，连起来看就会自然产生一个问题：他是不是要改变美国自从里根政府，也就是差不多35年以来一直推行的减少核武器的政策？再一个就是美国在什么场合下使用核武器，这个问题他是不是要松口？也就是说，外界对他未来的核政策产生了疑问。
川普有关核武器的讲话表明他对这些问题的无知
裴敏欣认为，川普说这些话最让人担心的是他对核问题的无知，而不是在已经对这个问题有很深的了解的基础上，准备改变政策。他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川普今年8月所说，有核武器为什么不能用？如果不能用核武器干嘛还要核武器？裴敏欣指出，这说明川普根本不知道核武器主要是用于威慑，而不是拿来使用的
第二是有记者曾经问川普，如果你要使美国的核武库现代化，对美国核武库的三大支柱，核潜艇、陆基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你准备首先加强哪个支柱的问题，川普对美国核武库的三大支柱根本不知道，他干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随意表态，会对美国的核政策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是外界最担心的事情。
川普对核武器问题的讲话证明他不了解美国核武库现状以及核政策
裴敏欣说，川普说这些话，证明他对美国现政府的核武器政策一点不了解。其实奥巴马政府已经开始了价格高昂的核武器现代化计划，美国政府计划在今后三十年投入1万亿美元的巨资，来使得美国的核武库现代化。这并不意味着增加核武器数量，而是要提高美国核武器质量，提高核武器的杀伤力和精确性。川普对美国政府已经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并不清楚。
美国核武库现代化有一定的必要性
裴敏欣认为，虽然很多人不支持美国核武器现代化，但是连奥巴马政府都支持美国核武库的现代化，说明还是有其必要性。主要是因为美国最大的两个战略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在进行核武库现代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有必要使其核武库现代化。美国不仅具有核优势，而且在常规武器方面更是具有其他国家难望其项背的优势，因此，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常规武器的优势，核武器的优势不一定需要花费巨资去扩大。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12/%E8%A3%B4%E6%95%8F%E6%AC%A3%E5%88%86%E6%9E%90%E7%BE%8E%E5%9B%BD%E6%98%AF%E5%90%A6%E9%9C%80%E8%A6%81%E6%89%A9%E5%85%85%E6%A0%B8%E6%AD%A6%E5%BA%93.html
Thursday, 30 June 2016
裴敏欣：普京的中国之行把他的弱点完全显示出来
来源:
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本文译自《财富》杂志2016年6月29日刊登的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裴敏欣的文章，题目为“普京的中国之行把他的弱点完全显示出来”。以下为译文：
自从中俄关系几年前开始回暖以来，观察家们一直在想俄罗斯将如何习惯于在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关系中的“小弟”地位。
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5日第五次访问北京，历时不到24小时。这次他终于给了我们一些线索。
自普京上一次（两年前）访问中国以来，这两个国家的状况都发生了改变。中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一个顽固的螺旋式下滑，北京近来一直在“灭火”，如股市崩盘和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俄罗斯的表现更差。油价暴跌以及西方的制裁，已经令俄罗斯的经济陷入一个死亡漩涡。在过去的两年中，卢布失去了超过一半的价值。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去年萎缩了3.4%，预计今年将进一步萎缩。因此，或许中国的状况不是那么太好，但是俄罗斯的情况远远更糟。
因此，看到普京，这个大摇大摆的强人，向他的高级合作伙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履行明显是请求者的仪式，这是罕见的，但是并不令人惊讶。
毫无疑问，俄罗斯已宣布普京本次访华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并吹捧中国和俄罗斯不同的实体之间签署了近30个商业交易，作为互惠互利伙伴关系的佐证。然而，仔细检查这些交易，更重要的是普京和习近平签署的三个联合声明，披露了在新兴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是中国坐在驾驶员的位置。
囊中羞涩的俄罗斯需要中国的投资，并且不得不出售过去它不会卖给这个强大邻国（及潜在威胁）的技术。在普京访华期间签署的交易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大的国有化工公司中化买下了俄罗斯国有石油巨头Rosnef拥有的一间石化厂40%的股权。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协议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其先进的航天火箭发动机RD-180。
普京在三个中俄联合声明的用语上送出更多来讨好中国。从表面上看，这三个联合声明，一个是关于访问本身，一个是关于网络空间，另一个是关于全球战略稳定，清楚地表明俄罗斯和中国在反对美国近期的政策上享有共同的利益。例如，在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中，普京和习近平都谴责美国，尽管没有明确点名，称其谋求“在国际事务中毫无阻碍地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实现自身利益”。他们挑出了美方计划在东北亚和东欧部署的反导弹系统，称这危害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他们还提到目前五角大楼在研制的“全球即时打击系统”，称该武器系统可能会破坏战略平衡，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
细读关于网络空间和访问本身的联合声明，里面掩饰了普京在与习近平的伙伴关系中，他的“小弟”地位。
俄罗斯对互联网的控制一直比中国宽松得多。在网络空间方面，俄罗斯正式接受在中国执政的中共长期以来念念不忘信息革命会威胁到其党生存的主张。根据该联合声明，俄罗斯和中国呼吁“倡导推动尊重各国网络主权…… 反对通过信息网络空间干涉他国内政。”这些文字可能来自中国网络审查员的使命书。
更令人瞩目的是俄罗斯在南中国海争端和乌克兰冲突中与中国不平等的“交易”。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普京终于接受了中国的关键地位，反对将该争议“国际化”以及反对外部干扰（这是含蓄地指美国）。但普京得到了什么“回报”？在乌克兰问题上，该联合声明只是说中国和俄罗斯都不认为存在一个军事解决办法，任何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必须基于在2015年2月签署的新明斯克停火协议。
乞丐不能挑肥拣瘦，被国内经济危机和国际上的孤立围困的普京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对中国双倍下赌注。当然，俄罗斯的强人可能不得不向他新发现的中国朋友磕头。但是，如果这样的姿势或许能为他的生存赢得一些额外的空间的话，是值得的，尤其是当一个人认为他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
原文Vladimir Putin's China Visit Put His Weakness on Full Display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6/%E8%A3%B4%E6%95%8F%E6%AC%A3%EF%BC%9A%E6%99%AE%E4%BA%AC%E7%9A%84%E4%B8%AD%E5%9B%BD%E4%B9%8B%E8%A1%8C%E6%8A%8A%E4%BB%96%E7%9A%84%E5%BC%B1%E7%82%B9%E5%AE%8C%E5%85%A8%E6%98%BE%E7%A4%BA%E5%87%BA%E6%9D%A5.html
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本文译自《财富》杂志2016年6月29日刊登的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裴敏欣的文章，题目为“普京的中国之行把他的弱点完全显示出来”。以下为译文：
自从中俄关系几年前开始回暖以来，观察家们一直在想俄罗斯将如何习惯于在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关系中的“小弟”地位。
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5日第五次访问北京，历时不到24小时。这次他终于给了我们一些线索。
自普京上一次（两年前）访问中国以来，这两个国家的状况都发生了改变。中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一个顽固的螺旋式下滑，北京近来一直在“灭火”，如股市崩盘和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俄罗斯的表现更差。油价暴跌以及西方的制裁，已经令俄罗斯的经济陷入一个死亡漩涡。在过去的两年中，卢布失去了超过一半的价值。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去年萎缩了3.4%，预计今年将进一步萎缩。因此，或许中国的状况不是那么太好，但是俄罗斯的情况远远更糟。
因此，看到普京，这个大摇大摆的强人，向他的高级合作伙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履行明显是请求者的仪式，这是罕见的，但是并不令人惊讶。
毫无疑问，俄罗斯已宣布普京本次访华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并吹捧中国和俄罗斯不同的实体之间签署了近30个商业交易，作为互惠互利伙伴关系的佐证。然而，仔细检查这些交易，更重要的是普京和习近平签署的三个联合声明，披露了在新兴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是中国坐在驾驶员的位置。
囊中羞涩的俄罗斯需要中国的投资，并且不得不出售过去它不会卖给这个强大邻国（及潜在威胁）的技术。在普京访华期间签署的交易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大的国有化工公司中化买下了俄罗斯国有石油巨头Rosnef拥有的一间石化厂40%的股权。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协议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其先进的航天火箭发动机RD-180。
普京在三个中俄联合声明的用语上送出更多来讨好中国。从表面上看，这三个联合声明，一个是关于访问本身，一个是关于网络空间，另一个是关于全球战略稳定，清楚地表明俄罗斯和中国在反对美国近期的政策上享有共同的利益。例如，在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中，普京和习近平都谴责美国，尽管没有明确点名，称其谋求“在国际事务中毫无阻碍地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实现自身利益”。他们挑出了美方计划在东北亚和东欧部署的反导弹系统，称这危害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利益。他们还提到目前五角大楼在研制的“全球即时打击系统”，称该武器系统可能会破坏战略平衡，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
细读关于网络空间和访问本身的联合声明，里面掩饰了普京在与习近平的伙伴关系中，他的“小弟”地位。
俄罗斯对互联网的控制一直比中国宽松得多。在网络空间方面，俄罗斯正式接受在中国执政的中共长期以来念念不忘信息革命会威胁到其党生存的主张。根据该联合声明，俄罗斯和中国呼吁“倡导推动尊重各国网络主权…… 反对通过信息网络空间干涉他国内政。”这些文字可能来自中国网络审查员的使命书。
更令人瞩目的是俄罗斯在南中国海争端和乌克兰冲突中与中国不平等的“交易”。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普京终于接受了中国的关键地位，反对将该争议“国际化”以及反对外部干扰（这是含蓄地指美国）。但普京得到了什么“回报”？在乌克兰问题上，该联合声明只是说中国和俄罗斯都不认为存在一个军事解决办法，任何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必须基于在2015年2月签署的新明斯克停火协议。
乞丐不能挑肥拣瘦，被国内经济危机和国际上的孤立围困的普京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对中国双倍下赌注。当然，俄罗斯的强人可能不得不向他新发现的中国朋友磕头。但是，如果这样的姿势或许能为他的生存赢得一些额外的空间的话，是值得的，尤其是当一个人认为他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
原文Vladimir Putin's China Visit Put His Weakness on Full Display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606/%E8%A3%B4%E6%95%8F%E6%AC%A3%EF%BC%9A%E6%99%AE%E4%BA%AC%E7%9A%84%E4%B8%AD%E5%9B%BD%E4%B9%8B%E8%A1%8C%E6%8A%8A%E4%BB%96%E7%9A%84%E5%BC%B1%E7%82%B9%E5%AE%8C%E5%85%A8%E6%98%BE%E7%A4%BA%E5%87%BA%E6%9D%A5.html
Saturday, 20 June 2015
裴敏欣：接下来香港与北京的政治抗争
来源:
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香港立法会议员否决了北京的提案——用另一个同样不民主的版本替代香港现行不民主的选举制度。中国领导人不会对这次失利就此罢休。
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打过交道的人知道，中国的统治者通常都是为所欲为，当无法做到时，他们也很少会罢休。因此，在香港立法会亲民主派议员否决了北京的提案后，我们应该预期的一件事是：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
2014年8月，中国政府宣布香港下一任行政长官将由民选，但是，候选人需要经过一个特别委员会的筛选，该委员会大部分由亲北京的人组成。目前，香 港行政长官是由一个1200名地方名流组成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现有体制的设计是为了产生一个听命于北京、而非香港人民的政府。自从中国 政府正式表示要（让香港）实行“普选”以来，许多香港居民认为北京新的选举计划违背了自己的承诺。由于无法直接向北京施压，在香港，抗议者们走上街头，在 去年十月和十一月阻断了香港一些最繁忙的区域。
当这些对峙去年十二月以和平结束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下一轮的抗争——香港立法会是否会通过北京提出的选举方案。该计划要获得通过，需得到至少四名亲民主派议员的支持。尽管哄骗了几个月，但北京未能转变其中任何一位议员。
中国领导人不大可能会被动地接受这次挫败。他们不会考虑任何的让步，例如提出一个更加民主的方案，因为这样做可能被视为投降。相反，他们会试图去赢 得胜利，挽回“面子”，并表明他们已夺回了上风。在短期内，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公关攻势，把香港亲民主派描绘成不爱国的忘恩负义者，他们扔掉了一个可以改善 政府制度的宝贵机会。抹黑香港亲民主派力量的形象，甚至可能会攻击立法会委员个人。几年前，一名亲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广东省因“光顾”一名妓女被捕。当 2016年9月举行立法会选举时，这些中伤的手法可能会被用来削弱那些藐视北京意志的立法会议员。
北京的强硬派可能想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来惩罚香港，例如减少赴港的大陆游客数量，或减少与香港的商贸。但这样做代价高昂，因此也不大可能。北京最看重 的是稳定。经济上挤压香港可能会适得其反，香港居民会因他们的经济厄运怪罪北京及其代理政府。而且，由于香港与内地的经济紧密相联，惩罚香港不可能不伤及 大陆。
不教训香港也同样不大可能。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遭受罕见的羞辱后，会决心重树自己的权威。一种选择是，他们可能会通过旨在遏制政治性组织和持不同政见 者的国家安全法。2003年，北京在香港50万人上街抗议后不得不搁置通过该法律。可以肯定，强行让这个有争议的法律通过立法会，虽然可行，但带有巨大风 险。这可能再次引来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走上街头。然而，如果北京能挺过这场风暴，许多人会把这视为中共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最终在这块叛逆的前英国殖民地上 确立了其绝对权威。
在接下来的抗争中，亲民主力量将大部分处于守势。为了回应北京的攻势，他们将主要依赖于香港的司法独立和保障公众意见。但他们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在 短期内，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迫使香港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给出真正的计划，以解决香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例如不断上涨的房价、飙涨的不平等性及缺乏一个社 会安全网络。
梁振英不能证明他的能力和领导力将削弱北京想要的，扩大对香港民主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亲民主力量必须在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中赢得足够席位，来展示他们的事业“健在”。
在这场大卫与歌利亚的战斗中，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希望哪方胜出。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意识到大卫并不总是占上风。
（本文译自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于6月19日发表在《财富》上的评论文章，题为“接下来香港与中国的政治抗争”。）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6/%E8%A3%B4%E6%95%8F%E6%AC%A3%EF%BC%9A%E6%8E%A5%E4%B8%8B%E6%9D%A5%E9%A6%99%E6%B8%AF%E4%B8%8E%E5%8C%97%E4%BA%AC%E7%9A%84%E6%94%BF%E6%B2%BB%E6%8A%97%E4%BA%89.html
Sunday, 29 March 2015
《辛迪加項目》 真正的新加坡模式
原文：The Real Singapore Model
作者：裴敏欣
日期：2015年3月26日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轉載請保留此聲明。***
加州克萊蒙特 –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之死是個思考其遺產的時機，也是—或許更為重要的是—思考其遺產有沒有得到正確理解的時機。
李光耀在出任總理那31年期間創立了一種巧妙平衡威權與民主以及國家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有“新加坡模式”之稱的獨特政府體制。李光耀的管治模式往往被誤解為加諸自由市場經濟之上的一黨獨裁制度。他成功把新加坡轉變為一個繁榮的城市國家這點常常成為各國威權統治者合理化他們嚴密控制社會的理據，在中國尤其如此。
的而且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在實行一種深受新加坡模式模式影響的變革議程—無情反貪，廣泛打擊異議，支持市場的經濟改革。中國共產黨在新加坡看到自身未來的一個願景：在一個繁榮的資本主義社會上延續其對政治權力的壟斷。
但是，中國統治者理解的那種新加坡模式從來不曾存在。要學習李光耀的政府模式，而不僅僅是對它卡通化的滑稽模仿，便需要一個民主程度大得中共不會容忍的制度。
李光耀政治天才的真正秘密並不在於他純熟運用壓制措施，如針對媒體或政治對手的官司；這些做法在半威權政體之下很普遍，不值得注意。李光耀所做的革命性之舉是用民主制度和法治來抑制新加坡統治精英的掠奪欲望。
和中國不同，新加坡容許反對黨參加有競爭而自由(儘管不必然公正)的選舉。在上一次於2011年舉行的國會大選中，6個反對黨總共得到40%的選票。要是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李光耀創立的政黨—因為不良管治而失去合法性，新加坡選民可以要它下台。
通過舉辦定期有競爭的選舉，李光耀建立了一種政治自我監督和問責的機制--他給予新加坡選民決定PAP應否繼續掌權的權力。這種監督機制維持了新加坡統治精英的紀律，並使他們的承諾可信。
遺憾的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大多沒有就李光耀創設一種大幅度改善新加坡民眾福祉的威權民主混合體制，而沒有使他們遭受許多與新加坡相鄰國家所行的殘暴行為和鎮壓給予他應得的正面評價。
中國接受這種模式，引入相當程度的民主，加強遵守法治是明智之舉。假如中國的統治者會實行新加坡式的政治制度和做法，那裡的14億公民將得益匪淺。在最低限度，這意味著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合法化，引入定期舉行的有競爭選舉，以及設立一個獨立的司法制度。
學習李光耀的話，中國將會取得巨大的進步，變成一個更人道，更開放，前景更光明的社會。可悲的是，這幾乎不可能發生，至少短期內不會。當中國領導人提到新加坡模式的時候，他們想的只是延續他們的權力。他們想得到政治主導地位的好處，但不想要一套有競爭制度加諸他們的制衡。
李光耀也許對民主的好處有所懷疑，但對它沒有由衷的敵意；他理解民主的用處。相反，中國領導人視民主為意識形態上的生存威脅，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化解。對他們來說，即使容許一點點的民主來使精英受到規範也無異於自殺。
不幸的是，李光耀已經不在了。我喜歡設想他向中國領導人講解新加坡模式的真正創新之處。顯然，這並不可能。但是，哪怕只是為了對亞洲其中一個偉大政治家的尊重，中共必須停止把新加坡招牌用於一個全然不同的議題上。
作者：裴敏欣
日期：2015年3月26日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轉載請保留此聲明。***
加州克萊蒙特 –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之死是個思考其遺產的時機，也是—或許更為重要的是—思考其遺產有沒有得到正確理解的時機。
李光耀在出任總理那31年期間創立了一種巧妙平衡威權與民主以及國家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有“新加坡模式”之稱的獨特政府體制。李光耀的管治模式往往被誤解為加諸自由市場經濟之上的一黨獨裁制度。他成功把新加坡轉變為一個繁榮的城市國家這點常常成為各國威權統治者合理化他們嚴密控制社會的理據，在中國尤其如此。
的而且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在實行一種深受新加坡模式模式影響的變革議程—無情反貪，廣泛打擊異議，支持市場的經濟改革。中國共產黨在新加坡看到自身未來的一個願景：在一個繁榮的資本主義社會上延續其對政治權力的壟斷。
但是，中國統治者理解的那種新加坡模式從來不曾存在。要學習李光耀的政府模式，而不僅僅是對它卡通化的滑稽模仿，便需要一個民主程度大得中共不會容忍的制度。
李光耀政治天才的真正秘密並不在於他純熟運用壓制措施，如針對媒體或政治對手的官司；這些做法在半威權政體之下很普遍，不值得注意。李光耀所做的革命性之舉是用民主制度和法治來抑制新加坡統治精英的掠奪欲望。
和中國不同，新加坡容許反對黨參加有競爭而自由(儘管不必然公正)的選舉。在上一次於2011年舉行的國會大選中，6個反對黨總共得到40%的選票。要是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李光耀創立的政黨—因為不良管治而失去合法性，新加坡選民可以要它下台。
通過舉辦定期有競爭的選舉，李光耀建立了一種政治自我監督和問責的機制--他給予新加坡選民決定PAP應否繼續掌權的權力。這種監督機制維持了新加坡統治精英的紀律，並使他們的承諾可信。
遺憾的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大多沒有就李光耀創設一種大幅度改善新加坡民眾福祉的威權民主混合體制，而沒有使他們遭受許多與新加坡相鄰國家所行的殘暴行為和鎮壓給予他應得的正面評價。
中國接受這種模式，引入相當程度的民主，加強遵守法治是明智之舉。假如中國的統治者會實行新加坡式的政治制度和做法，那裡的14億公民將得益匪淺。在最低限度，這意味著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合法化，引入定期舉行的有競爭選舉，以及設立一個獨立的司法制度。
學習李光耀的話，中國將會取得巨大的進步，變成一個更人道，更開放，前景更光明的社會。可悲的是，這幾乎不可能發生，至少短期內不會。當中國領導人提到新加坡模式的時候，他們想的只是延續他們的權力。他們想得到政治主導地位的好處，但不想要一套有競爭制度加諸他們的制衡。
李光耀也許對民主的好處有所懷疑，但對它沒有由衷的敵意；他理解民主的用處。相反，中國領導人視民主為意識形態上的生存威脅，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化解。對他們來說，即使容許一點點的民主來使精英受到規範也無異於自殺。
不幸的是，李光耀已經不在了。我喜歡設想他向中國領導人講解新加坡模式的真正創新之處。顯然，這並不可能。但是，哪怕只是為了對亞洲其中一個偉大政治家的尊重，中共必須停止把新加坡招牌用於一個全然不同的議題上。
Wednesday, 18 March 2015
美国之音｜裴敏欣：美政商学界看中国走势
华盛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简称GW）的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述了他对中国、尤其是中共前景的看法。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沈大伟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统治结束
的大戏已经开演”这样的观点公之于众，是因为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已经对中国以及中共的前景达成了共识。
美国究竟是否这样的共识？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者裴敏欣就此对美国之音谈了他的看法。裴敏欣目前在美国加州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担任政治学教授兼该校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对中国看法变化中
问：您认为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有没有这种共识？
答：我想这种共识并不存在；因为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对中国的总体的判断，一直是有很大分歧的。所以像沈大伟这样的文章出来，有人会赞同，有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所以这种共识可能是一种虚幻的假象。
但是我必须指出，美国的学界对中国走向是否看好、还是不看好，在这个问题上，最近出现了一系列很重要的变化，特别是在薄熙来事件之后，在美国的中国 学界对中国的看法起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看好的人，开始比较少了，对中国的前景比较悲观的人，开始多了。但是所谓大部分人对中国看法的“共识”，那是不 存在的。
问：为什么薄熙来事件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答：最主要的是薄熙来事件披露了中国高层内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在毛泽东时代，这种政治斗争使共产党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的高层一直是十分努力企图在高层保持团结，但是薄熙来事件说明中共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这种努力是失败的。
最近习近平做的一系列的反腐的事情，他的反腐运动进一步揭示了中共内部的团结可以说是十分脆弱的。可以说中国、中共高层内部的团结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前景就使人十分担忧。
中共倒台还是转型
问：中共倒台、或者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朝着民主化转型，不正是外部世界和中国内部民众都想要看到的么？
答：有许多人希望中共、中国能够和平民主转型，但这其中一定要有一个修正：人家并不是说希望中共倒台——倒台你要有一个定义； 一种是被革命运动推翻，一种是自我改造，平安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有根本区别的。 我看大部分人都是希望中国能够进行和平民主转型，而并不是像阿拉伯之春这种经过十分动荡的革命运动来实现的民主转型，因为前者的民主转型是比较有希望的， 而后者的民主转型风险很大，弄不好又会出现军人统治，甚至是短期的政治混乱。
人家提起中国的民主前景，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共采取像台湾、甚至南韩、墨西哥这一类从专制到民主的平安转型，就是精英自己主导下的和平转型，而并不是经过暴力、或者是群众运动的(更为动荡的)转型。
问：你说的“人家”指的是……？
答：美国国内对中国比较关注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精英。
中共“精英”心态
问：中共内部对这一点是否真正了解？
答：共产党里面有许多“精英”根本就不想转型，因为在中国，控制了政治权力，俗话说，就可以“发大财”，就可以掌控许多经济资源，那种政治权力他怎 么可能放弃呢？所以，他根本就不想要进行和平的民主转型。（这些人）为了要向中国老百姓有一个交代，往往会说“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对外的官方说法就 是“西方希望中国乱、希望中国分裂”，而实际上，西方真正有脑袋的人根本就不希望中国乱、根本就不希望中国分裂。因为中国分裂和乱，对整个世界是有很大的 负面冲击的，而西方是不想看到这种局面的。
但是，西方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同时也知道，中共现在是一个没有合法性执政基础的政权，它的长期的稳定和持久性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现在基本上是靠两个手段来执政。一个是靠暴力、靠镇压，所谓“维稳”；一个是靠经济发展，来向人民显示中共是一个执政有效的政权。
第一个手段代价很大，第二个手段不可持续，因为经济上的表现一时好，一时坏，长期下去，这种政权它必须面对自己合法性缺失这么一个问题。
问：习近平属于哪一类精英？
答：习近平目前的政策显示，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强势的政治手段来使共产党的执政能够长期保持下去。他是属于这种“要使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永保万代”这样的精英。
中共政权的寿限
问：沈大伟的那篇文章，最终要说的是什么？
答：他说的就是习近平的这种努力最终是要失败的，而且中国现在已经出现系统性的不稳的预兆，就是从各种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经济矛盾、精英 之间的矛盾、甚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都体现出中国现在，或者说是在今后5到15年之内，会面临很大很大的危机。
问：你同意沈大伟文章中的观点吗？
答：他讲的都是事实，中国出现这些矛盾是无可争议的， 唯一不能判断的，就是这些矛盾是否能够导致中国的政权更替、是否会导致共产党下台，以及通过什么方式下台，这是没法判断的。因为这么一个充满矛盾、充满内 部不稳定因素的政权，有时候只可以持续几年，但是有时候也可能持续很久。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
这方面我个人认为，根据比较历史、以及我们对专制国家转型的了解，中国今后10到15年是一个共产党政权的高危期、即危险程度（系数）很高的这么一 个时期。因为一党专制一般寿命都不超过75年左右，而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是65年左右了。而且，在人均收入一到1万5千美元这种情况下，保持专制体系几乎 是不可能的。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除非你是一个产油国。所以从历史来看，今后10到15年，中国出现政权更替的可能并不是没有，而且相对比较高。
XXX
裴敏欣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80年代中期来美后先是到匹兹堡大学研读写作，之后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一度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政治学，并长 期出任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目前除在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任教以外，还兼任另外一个智库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著有两本政治学书籍：1994年出版的《从改良到革命：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体制的终结》（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2006年出版的《中国掉入陷阱的转型：专制发展政权的局限》（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03/%e7%be%8e%e5%9b%bd%e4%b9%8b%e9%9f%b3%ef%bd%9c%e8%a3%b4%e6%95%8f%e6%ac%a3%ef%bc%9a%e7%be%8e%e6%94%bf%e5%95%86%e5%ad%a6%e7%95%8c%e7%9c%8b%e4%b8%ad%e5%9b%bd%e8%b5%b0%e5%8a%bf/
美国究竟是否这样的共识？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者裴敏欣就此对美国之音谈了他的看法。裴敏欣目前在美国加州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担任政治学教授兼该校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对中国看法变化中
问：您认为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有没有这种共识？
答：我想这种共识并不存在；因为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对中国的总体的判断，一直是有很大分歧的。所以像沈大伟这样的文章出来，有人会赞同，有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所以这种共识可能是一种虚幻的假象。
但是我必须指出，美国的学界对中国走向是否看好、还是不看好，在这个问题上，最近出现了一系列很重要的变化，特别是在薄熙来事件之后，在美国的中国 学界对中国的看法起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看好的人，开始比较少了，对中国的前景比较悲观的人，开始多了。但是所谓大部分人对中国看法的“共识”，那是不 存在的。
问：为什么薄熙来事件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答：最主要的是薄熙来事件披露了中国高层内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在毛泽东时代，这种政治斗争使共产党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的高层一直是十分努力企图在高层保持团结，但是薄熙来事件说明中共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这种努力是失败的。
最近习近平做的一系列的反腐的事情，他的反腐运动进一步揭示了中共内部的团结可以说是十分脆弱的。可以说中国、中共高层内部的团结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前景就使人十分担忧。
中共倒台还是转型
问：中共倒台、或者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朝着民主化转型，不正是外部世界和中国内部民众都想要看到的么？
答：有许多人希望中共、中国能够和平民主转型，但这其中一定要有一个修正：人家并不是说希望中共倒台——倒台你要有一个定义； 一种是被革命运动推翻，一种是自我改造，平安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有根本区别的。 我看大部分人都是希望中国能够进行和平民主转型，而并不是像阿拉伯之春这种经过十分动荡的革命运动来实现的民主转型，因为前者的民主转型是比较有希望的， 而后者的民主转型风险很大，弄不好又会出现军人统治，甚至是短期的政治混乱。
人家提起中国的民主前景，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共采取像台湾、甚至南韩、墨西哥这一类从专制到民主的平安转型，就是精英自己主导下的和平转型，而并不是经过暴力、或者是群众运动的(更为动荡的)转型。
问：你说的“人家”指的是……？
答：美国国内对中国比较关注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精英。
中共“精英”心态
问：中共内部对这一点是否真正了解？
答：共产党里面有许多“精英”根本就不想转型，因为在中国，控制了政治权力，俗话说，就可以“发大财”，就可以掌控许多经济资源，那种政治权力他怎 么可能放弃呢？所以，他根本就不想要进行和平的民主转型。（这些人）为了要向中国老百姓有一个交代，往往会说“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对外的官方说法就 是“西方希望中国乱、希望中国分裂”，而实际上，西方真正有脑袋的人根本就不希望中国乱、根本就不希望中国分裂。因为中国分裂和乱，对整个世界是有很大的 负面冲击的，而西方是不想看到这种局面的。
但是，西方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同时也知道，中共现在是一个没有合法性执政基础的政权，它的长期的稳定和持久性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现在基本上是靠两个手段来执政。一个是靠暴力、靠镇压，所谓“维稳”；一个是靠经济发展，来向人民显示中共是一个执政有效的政权。
第一个手段代价很大，第二个手段不可持续，因为经济上的表现一时好，一时坏，长期下去，这种政权它必须面对自己合法性缺失这么一个问题。
问：习近平属于哪一类精英？
答：习近平目前的政策显示，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强势的政治手段来使共产党的执政能够长期保持下去。他是属于这种“要使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永保万代”这样的精英。
中共政权的寿限
问：沈大伟的那篇文章，最终要说的是什么？
答：他说的就是习近平的这种努力最终是要失败的，而且中国现在已经出现系统性的不稳的预兆，就是从各种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经济矛盾、精英 之间的矛盾、甚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都体现出中国现在，或者说是在今后5到15年之内，会面临很大很大的危机。
问：你同意沈大伟文章中的观点吗？
答：他讲的都是事实，中国出现这些矛盾是无可争议的， 唯一不能判断的，就是这些矛盾是否能够导致中国的政权更替、是否会导致共产党下台，以及通过什么方式下台，这是没法判断的。因为这么一个充满矛盾、充满内 部不稳定因素的政权，有时候只可以持续几年，但是有时候也可能持续很久。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
这方面我个人认为，根据比较历史、以及我们对专制国家转型的了解，中国今后10到15年是一个共产党政权的高危期、即危险程度（系数）很高的这么一 个时期。因为一党专制一般寿命都不超过75年左右，而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是65年左右了。而且，在人均收入一到1万5千美元这种情况下，保持专制体系几乎 是不可能的。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除非你是一个产油国。所以从历史来看，今后10到15年，中国出现政权更替的可能并不是没有，而且相对比较高。
XXX
裴敏欣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80年代中期来美后先是到匹兹堡大学研读写作，之后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一度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政治学，并长 期出任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目前除在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任教以外，还兼任另外一个智库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著有两本政治学书籍：1994年出版的《从改良到革命：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体制的终结》（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2006年出版的《中国掉入陷阱的转型：专制发展政权的局限》（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03/%e7%be%8e%e5%9b%bd%e4%b9%8b%e9%9f%b3%ef%bd%9c%e8%a3%b4%e6%95%8f%e6%ac%a3%ef%bc%9a%e7%be%8e%e6%94%bf%e5%95%86%e5%ad%a6%e7%95%8c%e7%9c%8b%e4%b8%ad%e5%9b%bd%e8%b5%b0%e5%8a%bf/
Sunday, 22 February 2015
北京对西方价值观之战：一场只会输掉的战争
来源:
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这些天最令人郁闷的消息是北京对批评者的打压不断升级，但很少有观察家——尤其是经济分析师——似乎明白中国领导层反对自由 主义和“西方价值观”直接损害到它根除官员腐败、倡导创新和创业精神、深化接触外部世界的努力。北京政权的政治逆行将会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后 果。
首先，中国政府已加强了对互联网的审查，使流行的门户网站，包括谷歌、Facebook和《纽约时报》，无法访问。此外，那些著名的人权律师遭监禁。知名的言论自由倡导者浦志强就是一例，他已经被关押了超过半年，检察官们正在试图构建针对他的案子。
同时，中国的高层官员被强制执行中共党内的政治纪律。去年6月，中共的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称，中国社科院这个中国最负盛名的官办智库已经“被敌对势力渗透”，并且“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
作为回应，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赵胜轩承诺：社科院进行学术评估时，将“把政治纪律作为首要考核因素”。不久之后，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一篇文章中怒喝：在中国，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
中国学术界被北京政权当作更广泛寻找敌人的主要目标，大学教授因为拥护象宪政这些“煽动性”的思想而被解雇。在一个尤其恶劣的例子中，辽宁省一家官方报纸派出记者，伪装成学生去大学教室里抓那些批评现行制度的教授。
最近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威胁说要加大这种伤害的规模。袁贵仁誓言“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尤其是“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 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鉴于袁贵仁的官职，这一誓言可以被视为表达了官方政策。人们希望，为了中国（的福祉），它不是（官方态度）。
近期反对言论自由和反对西方价值观的“猛攻”反映了中央面临的政治挑战。国家主席习近平必须把一个被贪婪和不信任弄得虚弱无力的一党体制转变成一个 秩序井然、思想统一的体制，能够进行市场化改革，并维持其自身的长期生存。习近平似乎认为：打击自由主义将会和他的反腐败运动一起朝这个目标迈进。
这一构想存在智力上的缺陷，也不切实际。不论多么努力，在一党体制下，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没有法治，几乎不可能根除腐败。而这些恰恰是中共试图要消除的“西方价值观”。
中国将会为这一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想想袁贵仁对教科书的运动将影响到中国2800万大学本科生，他们读到的是剩下来不合格的教材。当他们的教育受到这种方式的损害，如何能期望这些学生在全球经济中去竞争。
当前的这一趋势也意味着高校教师的条件恶化，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学术界面临着与西方学术交流更严格的限制。随着有更少的机会到国外参加会议，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或花时间到国外去教学和从事研究，他们的专业发展和事业都可能受到严重损害。
这样一来，政府提出的压制“西方价值观”——更不用提它无情的网络战——有可能刺激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外流。2013年，有41.39万中国人到海外留学，该数字前所未有，预计2014年会更高。这些留学生90%是到西方国家和日本学习。
诚然，只有一小部分中国的大学生到海外留学。事实上，2013年到海外留学的学生人数只相当于入读中国高校学生的6%。
但是中国的统治精英们在领导这种外流潮，他们大多把子女送到常春藤和牛津剑桥。人们不禁要问，中共领导人是否担心他们的后代会被西方价值观洗脑；他 们显然已经不愿意把孩子送到中国当地的大学就读。而且，如果按照袁贵仁的方式，中国的高校将越来越像朝鲜的大学，而不是世界级的西方高校。
这将产生深远的、灾难性的后果。数千万留在中国的学生将不会获得在全球经济中维持竞争力的知识和技能。事实上，鉴于创新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习近平也反复强调这一点，在中国的教育中反对西方影响力之战是完全不合理的。
除非中国政府的这种打压很快结束，否则，习近平让国家伟大繁荣的“中国梦”将会变成一场加速下滑、加剧倒退的噩梦。不管怎样，对西方价值观的战争是一场中国只会输掉的战争。
（本文译自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于2月10日发表的文章，题为：中国对西方价值观之战。）
原文链接：China’s War on Western Values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502/%E5%8C%97%E4%BA%AC%E5%AF%B9%E8%A5%BF%E6%96%B9%E4%BB%B7%E5%80%BC%E8%A7%82%E4%B9%8B%E6%88%98%EF%BC%9A%E4%B8%80%E5%9C%BA%E5%8F%AA%E4%BC%9A%E8%BE%93%E6%8E%89%E7%9A%84%E6%88%98%E4%BA%89.html
Tuesday, 2 December 2014
为什么中国不停地白白扔掉万亿投资？
来源:
博谈网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隶属于中国一家国有机构的两位经济学家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国有投资惊人的浪费和无效。
关于中国对其基础设施和工厂庞大的投资，有着两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一个是：它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自2000年以来，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一半。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的投资率，自2000年以来平均为GDP的43％，超过历史上任何其他的主要经济体。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样的投资是否能够保持其作用存在很多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必须从基于投资的增长模式转为专注于消费的增 长模式。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在2013年，中国的家庭消费仅占GDP的34％。在这场辩论中，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回答：在过去20年中，中国倾注的数 万亿资本投资，有多少效果？
隶属于中国国家发改委的两名经济学家最近的一项研究对这一迷思提供了发人深省的窥见。他们检视了两个指标：已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交付率和增量资 本产出率（ICOR），即投资与经济产出增量之比。这些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两项指标显示了在中国，浪费和无效的投资在惊人地增长。
已完成的资产投资项目交付率从1990年代后期的74%-79%下降到现在的低于60%。这意味着，近40％的中国投资项目要么没有按时完成，要么根本没有完成。
更惊人的数字是：自1997年以来，无效的投资已花掉中国10.8万亿美元，这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其中62%被浪费掉的投资——6.8万亿美元——是在2009年后做出的，当时中国在继续用投资热潮来刺激经济。
这两位学者指出，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已上涨了50％，从1979至1996期间的2.6上涨到1997至2013年期间的4。具体而 言，这意味着在1997年以前，中国需要投资2.60美元来产生1美元的GDP增长；今天，中国需要投入4美元来产生1美元的GDP增长。因此，他们得出 了这个惊人的结论。他们表示，ICOR的上升表明中国的投资已变得效率更低。
当然，人们可以对使用ICOR来估算投资效率提出技术性的问题。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时，其ICOR会上升。显然，农业比制造业需要 更少的资本。在中国的情况下，对于农业，ICOR为0.3，但是对于2001年至2007年期间的制造业，ICOR为5.9。因此，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应 谨慎看待自1997年以来中国已白白扔掉了10.8万亿美元的这一估算。
然而，即使他们的结论可能不完全令人信服，但是这两名隶属政府机构的大胆的经济学家问对了问题。他们的研究凸显了在国际商界许多人都忽略了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中国，国家在作出投资决策中起了什么作用。
根据官方数据，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每年向基础设施和工厂投入2.3万亿美元，占中国总投资量的43％。由于政府资助的投资是由政治决定推动的，这些 投资更可能成为浪费和腐败的牺牲品。由北京清华大学管理学院一名学者进行的研究表明，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削弱了中国的生产力。即使是当中国政府投资工 厂时，其决定可能会导致不良后果。这是制造业的情况。在中国，每一个自负的地方政府，似乎都想拥有自己的钢铁厂、水泥厂和汽车厂。结果，在全国各地，这些 行业受产能过剩的困扰，这破坏了投资回报。
可以肯定的是，这里有很多的坏消息。例如，失败的投资拖累了中国的银行，它们提供了给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大部分投资资金，这些不良贷款象一座座大 山。但在中国深渊般的投资记录背后可能有一线的希望。中国令人震惊的低效投资也意味着改革可能能产生显著的好处。采用一个更有效的投资体系，中国政府可能 能够削减其整体投资，引导其更多的资源去投入到鼓励消费，从长远来看，这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具有可持续性。
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明白这一信息，开始减少干涉在中国的投资活动，而不是惩罚这两位揭示了中国肮脏小秘密的经济学家。
（本文译自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非居民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于12月1日发表在《财富》杂志上的文章，题为：为什么中国不停地白白扔掉万亿投资？）
原文Why China keeps throwing trillions in investments down the drain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412/%E4%B8%BA%E4%BB%80%E4%B9%88%E4%B8%AD%E5%9B%BD%E4%B8%8D%E5%81%9C%E5%9C%B0%E7%99%BD%E7%99%BD%E6%89%94%E6%8E%89%E4%B8%87%E4%BA%BF%E6%8A%95%E8%B5%84%EF%BC%9F.html
Tuesday, 3 June 2014
中国威权体制的代价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 裴敏欣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1989年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镇压了一场呼吁民主的和平运动。在我们迎来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自那起事件以来中国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变化上。
许多人可能忍不住会叹服于中国共产党的韧性，它曾经濒临垮台，但之后却领导实现了史上最大的一场经济繁荣。
但几乎没有人会问一个问题：中共自身是如何转变的？一种普遍看法是，它娴熟地适应了天安门事件之后的种种挑战。
中共的生存策略依赖四大支柱：强劲的经济增长，老练的压制，国家支持的民族主义，拉社会精英入伙。
中共成功稳坐权力宝座，催生了一种名为“威权主义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热门理论。该理论试图解释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在天安门事件后被认定会垮台的政权，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威权主义韧性”理论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天安门事件之后的数年是中共的黄金时代。但这种理论的信徒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作为统治机关的中共的腐化堕落。今天，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腐败已蔓延至全党（因此也殃及整个体制）。
讽刺的是，中共政权的溃败，恰恰源于它在其两大核心目标上取得的成功，这两大目标就是推动经济增长和打压亲民主力量。
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出巨大财富，刺激了统治精英阶层对财富的掠夺。与此同时，中共压制反对力量和公民社会，为统治精英阶层的肆意掠夺创造了理想环境。
贪腐成风是政权溃败的最明显迹象。我们已经听说了一些贪污腐败、无法无天的惊人故事，涉及中共的高官，比如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人们有理由认为“窃盗统治”(kleptocracy)已在中国生根。
从组织层面讲，“窃盗统治”的成员将这个一党制国家的权力私有化，形成了以个人忠诚和利益交换为基础的庇护网络。从媒体的描述看，这种网络已遍布中 国的政治和经济。在经济领域，手握实权的政客们、他们的家人和生意伙伴们——时常被称为“家族”——掌控了房地产、能源、电信和自然资源等利润丰厚的领 域。
国有企业已沦为输送管道，帮助这些家族廉价地（如果不是免费地）收购名义上为中国人民所有的资产。
1989年后的窃盗统治伤害了中国人民，而它造成的破坏同样伤及中共。国家权力私有化，庇护网络篡夺中共权威，已严重损害了中共的组织完整性。中共精英阶层已变得极其玩世不恭和自私自利，以至于能够激励他们的只剩私利，而不是党的整体利益或长期存续。
这种局面的内在机理，让人忍不住拿它与“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作比较。一切加入中共、在体制内向上攀爬的人，都有望分得一杯羹。油水丰厚的特权和中饱私囊的机会，吸引着中国社会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惯常做法是给自己找到庇护人。
这些人已完全不受现已破产的毛泽东思想驱使，他们考虑的是尽快为自己在党内的政治投资谋得最大限度的回报。
但他们只感恩自己的庇护人，对中共毫无忠诚可言。他们在思想上或许认识到，如果中共要作为中国的核心政治力量长期存在，他们就必须遵守党纪、贯彻党的政策。
他们明白，党需要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最多只能小贪小腐，但不能大肆掠夺。但实际上，这些现实的人再清楚不过：中共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垮台。他们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忙着贪。如果他们在捞钱之前思前想后，可能会被别人视为傻瓜。
天安门事件以来，上述行为逻辑——以及寄生于中国政权的两代机会主义分子——已将曾经强大的中共掏空成外强中干的巨兽。
2012年出任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习近平曾慨叹，苏联解体时，没有一名苏共党员挺身捍卫旧政权。我们无从知晓他说这话时的真实想法。
我们只能猜测，在目睹了党内的腐化后，习近平肯定担心，中共可能熬不过另一起天安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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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71778
1989年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镇压了一场呼吁民主的和平运动。在我们迎来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自那起事件以来中国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变化上。
许多人可能忍不住会叹服于中国共产党的韧性，它曾经濒临垮台，但之后却领导实现了史上最大的一场经济繁荣。
但几乎没有人会问一个问题：中共自身是如何转变的？一种普遍看法是，它娴熟地适应了天安门事件之后的种种挑战。
中共的生存策略依赖四大支柱：强劲的经济增长，老练的压制，国家支持的民族主义，拉社会精英入伙。
中共成功稳坐权力宝座，催生了一种名为“威权主义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热门理论。该理论试图解释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在天安门事件后被认定会垮台的政权，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威权主义韧性”理论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天安门事件之后的数年是中共的黄金时代。但这种理论的信徒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作为统治机关的中共的腐化堕落。今天，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腐败已蔓延至全党（因此也殃及整个体制）。
讽刺的是，中共政权的溃败，恰恰源于它在其两大核心目标上取得的成功，这两大目标就是推动经济增长和打压亲民主力量。
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出巨大财富，刺激了统治精英阶层对财富的掠夺。与此同时，中共压制反对力量和公民社会，为统治精英阶层的肆意掠夺创造了理想环境。
贪腐成风是政权溃败的最明显迹象。我们已经听说了一些贪污腐败、无法无天的惊人故事，涉及中共的高官，比如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人们有理由认为“窃盗统治”(kleptocracy)已在中国生根。
从组织层面讲，“窃盗统治”的成员将这个一党制国家的权力私有化，形成了以个人忠诚和利益交换为基础的庇护网络。从媒体的描述看，这种网络已遍布中 国的政治和经济。在经济领域，手握实权的政客们、他们的家人和生意伙伴们——时常被称为“家族”——掌控了房地产、能源、电信和自然资源等利润丰厚的领 域。
国有企业已沦为输送管道，帮助这些家族廉价地（如果不是免费地）收购名义上为中国人民所有的资产。
1989年后的窃盗统治伤害了中国人民，而它造成的破坏同样伤及中共。国家权力私有化，庇护网络篡夺中共权威，已严重损害了中共的组织完整性。中共精英阶层已变得极其玩世不恭和自私自利，以至于能够激励他们的只剩私利，而不是党的整体利益或长期存续。
这种局面的内在机理，让人忍不住拿它与“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作比较。一切加入中共、在体制内向上攀爬的人，都有望分得一杯羹。油水丰厚的特权和中饱私囊的机会，吸引着中国社会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惯常做法是给自己找到庇护人。
这些人已完全不受现已破产的毛泽东思想驱使，他们考虑的是尽快为自己在党内的政治投资谋得最大限度的回报。
但他们只感恩自己的庇护人，对中共毫无忠诚可言。他们在思想上或许认识到，如果中共要作为中国的核心政治力量长期存在，他们就必须遵守党纪、贯彻党的政策。
他们明白，党需要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最多只能小贪小腐，但不能大肆掠夺。但实际上，这些现实的人再清楚不过：中共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垮台。他们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忙着贪。如果他们在捞钱之前思前想后，可能会被别人视为傻瓜。
天安门事件以来，上述行为逻辑——以及寄生于中国政权的两代机会主义分子——已将曾经强大的中共掏空成外强中干的巨兽。
2012年出任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习近平曾慨叹，苏联解体时，没有一名苏共党员挺身捍卫旧政权。我们无从知晓他说这话时的真实想法。
我们只能猜测，在目睹了党内的腐化后，习近平肯定担心，中共可能熬不过另一起天安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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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7 May 2014
英媒：經濟成功或讓中共付出重大代價
美國克萊蒙麥金納學院教授裴敏新在《金融時報》撰文，稱中國過去25年的高速增長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同時也招致統治精英階層對財富的劫掠。
文章說，中國共產黨25年前鎮壓了天安門學生運動後，國際社會目睹中國發生了令人難以想像的轉變，許多人會感嘆中共的持久力，但很少人考慮的一個問題是這25年來這個黨本身發生了什麼樣的轉變。
作者認為，中共賴以生存的四個支柱包括經濟強勁的增長、手段高明的壓制、政府支持的民族主義和社會精英的配合。
文章指出，威權的堅韌性理論有一定依據，但其信眾忽視了一個關鍵因素：作為執政者本身的頹敗和蛻變；如今誰都無法否認腐敗在黨內和政府體制內的全面擴散。
而這種頹敗的根源正是中國共產黨成功實現的兩大目標：經濟增長和壓制親民主力量；高速增長創造的財富令統治精英垂涎，而扼制公民社會和反對力量又為他們不受制約地劫掠財富營造了理想環境。
作者認為，腐敗的泛濫是中共政權頹敗的最明顯徵兆，也表明「盜賊統治」（kleptocracy）在中國扎下了根；從政權私有化、國企「家族化」等組織成面和政策層面完成了權錢聯姻的網絡。
作者指出，1989年後形成的「盜賊統治」（又譯「政府高層腐敗」）不但傷害了民眾，也給中共帶來自身衰敗的問題。政治權力和地位成了機會主義者爭奪的對象，而他們的動力不是已經破產的毛主義意識形態，而是通過找到保護傘來實現個人政治投資回報的最大化。
文章分析了這種內在蛻變的動態及其得以發生的因素和條件，稱20多年來兩代機會主義者掌控了中國政權，使得一度強大無敵的中國共產黨變成了一個怪獸（海中怪獸利維坦，Leviathan）。
文章結尾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曾感嘆前蘇聯解體時沒有一個蘇共成員站出來捍衛其政權；雖然誰都不可能知道他當時在想什麼，人們能夠猜測的是，目睹了中共內部的腐爛，習近平會擔心黨將無法經受再一次「天安門事件」的衝擊。
炮艦外交
《金融時報》發表了對菲律賓總統貝尼尼奧•阿基諾三世(Benigno Aquino)的專訪，稱馬尼拉向北京發出警告，如繼續「危險的擦邊政策和炮艦外交」，將使南海緊張局勢迅速升級、失控。
阿基諾三世在採訪中表示，中國可能會在靠近菲律賓海岸的爭議水域重演引發越南暴力反華騷亂的勘探石油戰術，即中方對跟自己有主權爭議的國家採取取逐漸升級的手法。
越南總理阮晉勇和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上周在馬尼拉就與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糾紛會談。
他說「一般來說，越南的遭遇最終也會落到菲律賓頭上」。
他還表示，北京跟河內之間理應早就建立的熱線這次未起作用，令人震驚；當越南試圖就中國鑽井平台進入爭議水域進行溝通時，中方「沒有在任何層面做出回應」。
阿基諾三世強調自己不希望刺激中國，但他敦促中國政府避免各種單邊行為，稱這樣的行為違反了中國在2002年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報道說，越南總理阮晉勇上周表示河內當局正考慮效仿菲律賓，把中國告到國際法庭，而阿基諾三世上周在馬尼拉與阮晉勇討論了此事，對河內的想法表示歡迎並承諾將提供支持。
阿基諾三世表示，東盟(ASEAN)十國應當在按國際法規解決此類糾紛問題上發出「更強烈、更清晰的聲音」。
中國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簽約國，但不承認海牙國際法庭對此類爭議有司法管轄權。中國與東盟若干成員國在海上存在島礁和海域主權爭議。
（編譯：郱書 / 責編：尚清）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4/05/140527_press_peiminxin.shtml
文章說，中國共產黨25年前鎮壓了天安門學生運動後，國際社會目睹中國發生了令人難以想像的轉變，許多人會感嘆中共的持久力，但很少人考慮的一個問題是這25年來這個黨本身發生了什麼樣的轉變。
作者認為，中共賴以生存的四個支柱包括經濟強勁的增長、手段高明的壓制、政府支持的民族主義和社會精英的配合。
文章指出，威權的堅韌性理論有一定依據，但其信眾忽視了一個關鍵因素：作為執政者本身的頹敗和蛻變；如今誰都無法否認腐敗在黨內和政府體制內的全面擴散。
而這種頹敗的根源正是中國共產黨成功實現的兩大目標：經濟增長和壓制親民主力量；高速增長創造的財富令統治精英垂涎，而扼制公民社會和反對力量又為他們不受制約地劫掠財富營造了理想環境。
作者認為，腐敗的泛濫是中共政權頹敗的最明顯徵兆，也表明「盜賊統治」（kleptocracy）在中國扎下了根；從政權私有化、國企「家族化」等組織成面和政策層面完成了權錢聯姻的網絡。
作者指出，1989年後形成的「盜賊統治」（又譯「政府高層腐敗」）不但傷害了民眾，也給中共帶來自身衰敗的問題。政治權力和地位成了機會主義者爭奪的對象，而他們的動力不是已經破產的毛主義意識形態，而是通過找到保護傘來實現個人政治投資回報的最大化。
文章分析了這種內在蛻變的動態及其得以發生的因素和條件，稱20多年來兩代機會主義者掌控了中國政權，使得一度強大無敵的中國共產黨變成了一個怪獸（海中怪獸利維坦，Leviathan）。
文章結尾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曾感嘆前蘇聯解體時沒有一個蘇共成員站出來捍衛其政權；雖然誰都不可能知道他當時在想什麼，人們能夠猜測的是，目睹了中共內部的腐爛，習近平會擔心黨將無法經受再一次「天安門事件」的衝擊。
炮艦外交
《金融時報》發表了對菲律賓總統貝尼尼奧•阿基諾三世(Benigno Aquino)的專訪，稱馬尼拉向北京發出警告，如繼續「危險的擦邊政策和炮艦外交」，將使南海緊張局勢迅速升級、失控。
阿基諾三世在採訪中表示，中國可能會在靠近菲律賓海岸的爭議水域重演引發越南暴力反華騷亂的勘探石油戰術，即中方對跟自己有主權爭議的國家採取取逐漸升級的手法。
越南總理阮晉勇和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上周在馬尼拉就與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糾紛會談。
他說「一般來說，越南的遭遇最終也會落到菲律賓頭上」。
他還表示，北京跟河內之間理應早就建立的熱線這次未起作用，令人震驚；當越南試圖就中國鑽井平台進入爭議水域進行溝通時，中方「沒有在任何層面做出回應」。
阿基諾三世強調自己不希望刺激中國，但他敦促中國政府避免各種單邊行為，稱這樣的行為違反了中國在2002年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報道說，越南總理阮晉勇上周表示河內當局正考慮效仿菲律賓，把中國告到國際法庭，而阿基諾三世上周在馬尼拉與阮晉勇討論了此事，對河內的想法表示歡迎並承諾將提供支持。
阿基諾三世表示，東盟(ASEAN)十國應當在按國際法規解決此類糾紛問題上發出「更強烈、更清晰的聲音」。
中國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簽約國，但不承認海牙國際法庭對此類爭議有司法管轄權。中國與東盟若干成員國在海上存在島礁和海域主權爭議。
（編譯：郱書 / 責編：尚清）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4/05/140527_press_peiminxin.shtml
Wednesday, 16 October 2013
《辛迪加項目》：取悅中國的太子黨
原文：Wooing China’s Princelings
克萊爾蒙特，加州
中國的“太子黨”—那些受益於教育、就業和業務特權的中國高級官員後代—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監察。毛澤東戰友之一的兒子薄熙來，一個人們以為有革命“免死金牌”的人，近日在法院上被裁定貪污及濫權罪名成立之後，被判無期徒刑。
在中國境外，太子黨人也一樣感受到壓力。不久前，美國證券和交易委員會(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宣佈正在對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在香港聘請太子黨人進行調查。那些太子黨人以乎為那銀行帶來了利潤可觀的承銷合約。
儘管近來的醜聞使中國的太子黨人受到媒體大力監察，在想利用太子黨關係(人脈)來取得數以十億元計的交易的西方公司眼中，他們依然是炙手可熱的商品。有這樣招聘的金融公司名單讀起來就像是投資銀行的名店錄。
當然，摩根大通聘任中國官員的子嗣來管理那些銀行提供了股份承銷交易的公司是否觸犯了美國外國腐敗行為法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現在還言之過早。但是，那一案例突出了一個更廣泛的趨勢：西方頂級學府和企業為了在蓬勃發展的中國市場中促進一己私利而取悅中國太子黨人。
那個不體面的太子黨人招攬競賽在世界頂尖院校中開展。因為中國沒有可以和常春藤、牛津及劍橋媲美的大學，中國的高級官員比喜歡把子女送到那些學府就讀。
由於這些非常㨂擇—錄取比率一般只有百份之八—的院校在收生方面不透明，要弄清楚太子黨人是憑自己的能力還是家庭背景入讀是不可能的事。但令人注意的是，那些由教授而不是院校管理層做收生決定的最頂尖博士生課程並沒有太子黨人的蹤影。與此相類，在只有真正具有天賦者才能生存的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中，半個太子黨人也沒有。
作者：裴敏欣
日期：2013年10月9日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轉載請保留此聲明。***
克萊爾蒙特，加州
中國的“太子黨”—那些受益於教育、就業和業務特權的中國高級官員後代—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監察。毛澤東戰友之一的兒子薄熙來，一個人們以為有革命“免死金牌”的人，近日在法院上被裁定貪污及濫權罪名成立之後，被判無期徒刑。
在中國境外，太子黨人也一樣感受到壓力。不久前，美國證券和交易委員會(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宣佈正在對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在香港聘請太子黨人進行調查。那些太子黨人以乎為那銀行帶來了利潤可觀的承銷合約。
儘管近來的醜聞使中國的太子黨人受到媒體大力監察，在想利用太子黨關係(人脈)來取得數以十億元計的交易的西方公司眼中，他們依然是炙手可熱的商品。有這樣招聘的金融公司名單讀起來就像是投資銀行的名店錄。
當然，摩根大通聘任中國官員的子嗣來管理那些銀行提供了股份承銷交易的公司是否觸犯了美國外國腐敗行為法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現在還言之過早。但是，那一案例突出了一個更廣泛的趨勢：西方頂級學府和企業為了在蓬勃發展的中國市場中促進一己私利而取悅中國太子黨人。
由於這些非常㨂擇—錄取比率一般只有百份之八—的院校在收生方面不透明，要弄清楚太子黨人是憑自己的能力還是家庭背景入讀是不可能的事。但令人注意的是，那些由教授而不是院校管理層做收生決定的最頂尖博士生課程並沒有太子黨人的蹤影。與此相類，在只有真正具有天賦者才能生存的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中，半個太子黨人也沒有。
的而且確，現時在常春藤大學就讀的太子黨人(包括現任中國高級官員子女在內)，其數目之大，清楚反映了家庭關係有多重要。比如說，習近平的女兒就化名在哈佛就讀；而薄熙來的兒子則曾經是牛津和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學生，目前在哥倫比亞法學院就讀。
簡而言之，視中國為籌集資金及高端人脈擴展要地的西方一流院校認為，太子黨人是寶貴的投資。培養和中國的政治精英的關係是好的生意，而太子黨人能夠幫它們無往不利。可是，精英學府(及商學院)優待太子黨人是要付出真切社會代價的，因為能不能進這些院校就讀是個零和遊戲。取錄一個不太夠格的太子黨人意味著一個更有資格的人無法進入這些院校讀書。
更糟的是，這種不公會自我延續。西方的投資銀行和跨國集團可以用太子黨的精英學歷來使聘用他們顯得合理，即使真正原因是希望太子黨職員會對公司在中國開拓業務有幫助。
那些為這種做法辯護的人堅稱，太子黨人受過良好教育，很夠資格。毫無疑問，有一些太子黨人確實如此。但是，大部份並不是這樣的。那些辯護士還說，任人唯親是舉世皆然的事，並且以美國政客和商業領袖的後人為例證，他們在常春藤畢業，得到令人垂涎的私營部門工作。
可是，聘用中國太子黨和美國式的任人唯親在道德層面上不是同一回事。產生這兩種做法的政治及社會環境截然不同。在美國，任人唯親是難以掩飾的事，而公眾的監察有助制止其最明顯的展示。民主的程序，特別是自由的媒體所起的作用，限制政府官員子女尋租的機會。
相反的，在中國，無處不在的腐敗，自由媒體的缺位，以及國家資本主義表明，太子黨人的行為不受制約，而且一般不為外人所知。中國的審查機構有條不紊的遏止媒體報道太子黨人的商業交易。最重要的是，作為政權保命策略的一部份，中國共產黨傾向在政府及國營企業中安插太子黨人。
今天，在薄熙來失勢，以及摩根大通聘用中國太子黨人掀起爭議之後，西方的學界及商界領袖必須自問：他們想不想成為中共延續世襲統治的共謀？
更糟的是，這種不公會自我延續。西方的投資銀行和跨國集團可以用太子黨的精英學歷來使聘用他們顯得合理，即使真正原因是希望太子黨職員會對公司在中國開拓業務有幫助。
那些為這種做法辯護的人堅稱，太子黨人受過良好教育，很夠資格。毫無疑問，有一些太子黨人確實如此。但是，大部份並不是這樣的。那些辯護士還說，任人唯親是舉世皆然的事，並且以美國政客和商業領袖的後人為例證，他們在常春藤畢業，得到令人垂涎的私營部門工作。
可是，聘用中國太子黨和美國式的任人唯親在道德層面上不是同一回事。產生這兩種做法的政治及社會環境截然不同。在美國，任人唯親是難以掩飾的事，而公眾的監察有助制止其最明顯的展示。民主的程序，特別是自由的媒體所起的作用，限制政府官員子女尋租的機會。
相反的，在中國，無處不在的腐敗，自由媒體的缺位，以及國家資本主義表明，太子黨人的行為不受制約，而且一般不為外人所知。中國的審查機構有條不紊的遏止媒體報道太子黨人的商業交易。最重要的是，作為政權保命策略的一部份，中國共產黨傾向在政府及國營企業中安插太子黨人。
今天，在薄熙來失勢，以及摩根大通聘用中國太子黨人掀起爭議之後，西方的學界及商界領袖必須自問：他們想不想成為中共延續世襲統治的共謀？
Wednesday, 17 July 2013
裴敏欣：中美能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吗？
（作者为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在北京，美国的这一举动被看作是针对中国的围堵战略的新发展。两国在安全领域里的较劲导致了中美关系呈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
在习近平入主中南海后，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意愿改善双边关系。习近平提出了建立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的概念，并主动要求和奥巴马总统尽早会晤。美方则也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中国新领导人，因此就答应了中方的要求。
在美中峰会一个月后来看，习奥会可以说是基本成功。双方在朝鲜半岛的稳定和去核化这些问题上有进展。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暂时扭转了中美战略竞争大于合作的趋势。
但是，习奥会也反映出中美关系的深层矛盾。在美国政界和媒体最关注的中国军方对美国的网络攻击这一极具争议的问题上，中方毫无让步。
幸亏后来爆出斯诺登事件，国际社会的聚焦点集中到美国国家安全局自己的网络黑客活动。美国失去了它的道德制高点，不能继续就中国军方对美的网络攻击向中国施加压力。
对习近平来说，加州峰会的最大失望是奥巴马总统对习提出的中美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的建议没有回应。据说，习近平和中国代表团好几次提出这一概念，但美方的反应十分冷淡。
尽管中国政府对美方在“新型的大国关系”上的态度很失望，比较熟悉美中关系和两国外交思维和习惯的分析家都不会为此感到惊讶。
首先，习近平提出的“新型的大国关系”的内涵美方很难接受。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有三点：
“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
“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从表面上看，习已经把他的“新型的大国关系”的概念的内容细化。但是，对美方来说，这一概念还是过分笼统。更为重要的是，这三点内容都有很大的问题。
在冲突和对抗的问题上，美方和中方的底线基本一致，即双方要努力避免战略冲突。但是，“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美国判断中国战略意图面临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缺乏透明度，二是中国官方媒体整天宣传“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三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战略基本上是以美为假想敌。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最客观和理想的战略意图判断只能是中国将来的行为取决于其实力，而不是它的领导人的宣称。一旦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后，它的战略意图会改变。因此，美国必须继续其对中国的战略防范。
一般来说，国与国之间表面上会“相互尊重。”但是，中方把这一外交概念扩大到“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显然使美方顾虑重重。
要美国正式许诺尊重一个一党制的政治体制恐怕不会被美国的政治主流接受。中方的“核心利益”的概念亦让美方警惕。这是因为中方可以随意定义其核心利益。假如明天北京宣称钓鱼岛是其“核心利益，”美国是否必须因此放弃对日本的安全承诺？
中国呼吁美方“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这一提法表面上不错，但是，从华盛顿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外交，安全，和商业政策中充满着零和思维。要在官方文件中接受这一提法可以，但是，中国政府首先必须有具体行动来证明它已告别零和思维主导的对外政策。
这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看到阻碍中美升级的基本因素：政治体制的天差地别。
在这一决定中美关系性质的结构因素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在避免战略冲突的条件下可以既合作又竞争。但是想要通过一个大概念把这一重要和复杂的关系定义在一个新的框架内是不可行的。
from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3/07/blog-post_1958.html
在6月初美国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非正式峰会为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过去的三年里，中美关系的总体走向令人担忧。中国在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由于领土纠纷急剧恶化，为美国“重返东亚”创造了有利条件。华盛顿因此而采纳的以亚洲为轴心的安全政策使中国陷入全面战略被动。
在过去的三年里，中美关系的总体走向令人担忧。中国在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由于领土纠纷急剧恶化，为美国“重返东亚”创造了有利条件。华盛顿因此而采纳的以亚洲为轴心的安全政策使中国陷入全面战略被动。
在北京，美国的这一举动被看作是针对中国的围堵战略的新发展。两国在安全领域里的较劲导致了中美关系呈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
在习近平入主中南海后，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意愿改善双边关系。习近平提出了建立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的概念，并主动要求和奥巴马总统尽早会晤。美方则也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中国新领导人，因此就答应了中方的要求。
在美中峰会一个月后来看，习奥会可以说是基本成功。双方在朝鲜半岛的稳定和去核化这些问题上有进展。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暂时扭转了中美战略竞争大于合作的趋势。
但是，习奥会也反映出中美关系的深层矛盾。在美国政界和媒体最关注的中国军方对美国的网络攻击这一极具争议的问题上，中方毫无让步。
幸亏后来爆出斯诺登事件，国际社会的聚焦点集中到美国国家安全局自己的网络黑客活动。美国失去了它的道德制高点，不能继续就中国军方对美的网络攻击向中国施加压力。
对习近平来说，加州峰会的最大失望是奥巴马总统对习提出的中美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的建议没有回应。据说，习近平和中国代表团好几次提出这一概念，但美方的反应十分冷淡。
尽管中国政府对美方在“新型的大国关系”上的态度很失望，比较熟悉美中关系和两国外交思维和习惯的分析家都不会为此感到惊讶。
首先，习近平提出的“新型的大国关系”的内涵美方很难接受。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有三点：
“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
“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从表面上看，习已经把他的“新型的大国关系”的概念的内容细化。但是，对美方来说，这一概念还是过分笼统。更为重要的是，这三点内容都有很大的问题。
在冲突和对抗的问题上，美方和中方的底线基本一致，即双方要努力避免战略冲突。但是，“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美国判断中国战略意图面临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缺乏透明度，二是中国官方媒体整天宣传“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三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战略基本上是以美为假想敌。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最客观和理想的战略意图判断只能是中国将来的行为取决于其实力，而不是它的领导人的宣称。一旦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后，它的战略意图会改变。因此，美国必须继续其对中国的战略防范。
一般来说，国与国之间表面上会“相互尊重。”但是，中方把这一外交概念扩大到“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显然使美方顾虑重重。
要美国正式许诺尊重一个一党制的政治体制恐怕不会被美国的政治主流接受。中方的“核心利益”的概念亦让美方警惕。这是因为中方可以随意定义其核心利益。假如明天北京宣称钓鱼岛是其“核心利益，”美国是否必须因此放弃对日本的安全承诺？
中国呼吁美方“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这一提法表面上不错，但是，从华盛顿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外交，安全，和商业政策中充满着零和思维。要在官方文件中接受这一提法可以，但是，中国政府首先必须有具体行动来证明它已告别零和思维主导的对外政策。
这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看到阻碍中美升级的基本因素：政治体制的天差地别。
在这一决定中美关系性质的结构因素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在避免战略冲突的条件下可以既合作又竞争。但是想要通过一个大概念把这一重要和复杂的关系定义在一个新的框架内是不可行的。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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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5 June 2013
裴敏欣：中共一党独裁的日子屈指可数(图)
图片：原文配图
【看中国记者魏锦华编译报道】著名中国学者裴敏欣回答了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读者关于中国中产阶级、中美关系，以及中国是否会实现真正民主等问题的提问。以下是部分问答的译文：
问：中国经济的崛起伴随着新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很多中国人开始就社会问题、外交问题，甚至是共产党的错误而发声关注。你预料共产党会如何应对这种趋势？
答：中国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多元化的大约有3亿人按收入、教育和社会地位组成的群体，他们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
到目前为止，这个人群还没有公开的参政。但是执政的党产党无法承受疏远或敌对这一群体。现在，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主要关心经济，生活质量问题。他们对社会问题感受最强烈的是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教育质量和房价。
官员腐败是另一个有可能激发这个群体的问题。
目前的最基本情况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是反对政权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其对改善生活质量，稳固房产权和廉政需求的日益增长，将严峻考验共产党是否有能力来满足。一党制政体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打击官员腐败，保护环境，改善教育，确保食品安全，必然会带来政治变革，这就会遏制党的权力，促进法治，扩大公民社会。
党应付中产阶级崛起的策略是“不改变战略来调整战术”。党会回应这个群体的要求，采取措施解决个别问题，主要通过技术手段。例如，如果一个城市的居民反对修建石化厂，当地的党委书记会决定将项目移往别处。当一个食品安全丑闻爆发时，政府会惩罚责任方。但是除了这些具体步骤，党不会做任何事情来改变产生这些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党的总体战略是依赖经济增长，而不是改革，来继续掌有权力。
问：你认为中国会演变成一个多党制的国家吗？
答：现在，很难想像。但是，当我们从长远来看，中国过渡到多党制已是定局。虽然一党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复杂和持久的专制制度，但是这种制度不会永远维持下去。他们最终会屈服于两个强大的力量：社会经济现代化和内部腐朽。
就社会经济现代化而言，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一旦人均收入超过一定的阈值（大约平均购买力4000美元），非产油国的独裁政权就面临着更大的垮台风险。中国人均收入已经接近了9000美元。已经是一个另类。全世界比中国人均收入高，但还不完全是民主国家只有24个。其中20个是产油国。其余四个是新加坡，突尼斯，白俄罗斯和黎巴嫩。如果在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哪怕只增长5%，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2万美元。在那样一个社会里，很少有纳税人会愿意让一个一党制政权没有问责制的花费他们纳的税。
另一个促使政权更替的力量是内部腐朽，即腐败的另一个说法。一党制政权的统治权贵，从本质上讲，就是政治资本的投资者。他们辛苦的爬到那个位置上不是因为他们热切的相信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在中国30年前就已经灭亡），而是因为他们想从他们有权势的官位上攫取经济利益。这种动机会驱动腐败。这里还有一个加速的逻辑。更高级官员通常从职位上谋取到更多利益，更低级官员自然担心等到他们熬到那些令人垂涎的职位时，已经剩不下多少好捞的了。结果是，这些低级官员不是耐心等待，自我约束，等到他们爬上去，而是开始掠夺。这种逻辑让中国贪污成风。
如果你套用这个理论，那么你大概就会明白为什么历史上没有一个一党专制政权能够挺到超过74年（前苏联的寿命）。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政64年了。再过十年，中国就会达到一党制政体寿命的上限。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from 看中国 http://b5.secretchina.com/news/13/06/06/499953.html?%E8%A3%B4%E6%95%8F%E6%AC%A3%EF%BC%9A%E4%B8%AD%E5%85%B1%E4%B8%80%E5%85%9A%E7%8B%AC%E8%A3%81%E7%9A%84%E6%97%A5%E5%AD%90%E5%B1%88%E6%8C%87%E5%8F%AF%E6%95%B0%28%E5%9B%BE%29&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kanzhongguo%2Fwww+%28%E7%9C%8B%E4%B8%AD%E5%9B%BD%29
Monday, 28 January 2013
The Diplomat: 中國會阻止南北韓統一嗎？
原文：Would China Block Korean Unification?
作者：裴敏欣
日期：2013年1月26日
近日，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工作人員發表一項關於中國朝鮮之間的經濟越趨一體化的研究報告，吸引了一些媒體的關注。
像其他大多數政府文件一樣，這份題為“中國對朝鮮半島統一的影響及提交參議院的問題(China’s Impact on Korean Peninsula Unification and Questions for the Senate)”的報告一直乏人問津，直到《華盛頓郵報》在上週寫了一篇關於它的文章，情況才有改變。那短短的報告論點很簡單：
中國在朝鮮大幅增長的經濟利益將會使那個隱士王國轉化為一個21世紀的“支流省。”
因此，北京將會有動機和能力來阻止南北韓日後統一。
雖然這樣的說法可能會成為美國一家主要報紙的頭條新聞，仔細分析審查便會發現它站不住腳。
該報告不僅誤解了中國維持朝鮮半島分裂的根本理由，也忽略了三個比較可能出現的局面下，中國想要妨礙南北韓統一是幾乎不可能的事。
經濟利益對個別中國企業或民營企業家而言可能是至關重要的，但中國政府在制定朝鮮政策時，這些企業頂多只是次要的考慮。北京從朝鮮政策所得的淨經濟回報幾乎可以肯定是負值的。在過去二十年中，中國不得不向朝鮮注入幾十億美元的援助來撐起一個破產的政權，而且沒有多少經濟回報能證明這樣做的價值。任何人只要對北京支持平壤背後的基本想法有點概念，便會明白推動這政策的是中國的國家安全考慮。
簡單來說，中國政府視朝鮮為對美國在東亞地區前沿部署的一種有價值的安全緩衝區，並願意承擔巨大的經濟代價來維持這個緩衝區。
然而，即使中國認為金家王朝的生存攸關中國的國家安全，而中國目前的政策是朝鮮統一的障礙，說中國有能力阻止朝鮮半島統一是一個誇張的結論。
中國無法否決朝鮮半島統一的可能情況有三。
第一個是“緬甸情況”的朝鮮式重演。眾所周知，朝鮮人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對國家成為中國“支流省”咬牙切齒。
正如中國在緬甸具爭議性的商業行為使緬甸精英和民眾疏遠中國，並且是緬甸開放政治的一個重要觸發點，中國和朝鮮的持續經濟整合，可能像參議院那份報告說的那樣，使平壤疏遠北京。金家王朝可以如同緬甸軍政府一樣，輕而易舉的出賣中國，轉向西方。
當然，考慮到它手上的血，朝鮮政權要讓西方接受會更難一些。然而，朝鮮也有更多有利的籌碼。它可以用核武庫和導彈來在談判中取得有利的條件。
第二種情況是中國自己的民主轉型。在短期內（未來五年），這可能不是一個現實的可能性。
但是，中國民主轉型的可能性並不小，而且這可能性在不斷增加。以約8,500美元的人均購買力平價計算，該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只有少數非產油的獨裁政府能夠生存的水平。政治覺醒的跡象，例如最近的反審查抗議，要求民主和公民的積極性等在中國出現了。政權內部腐敗成風，公信力的喪失，和收入極端的不平等大大削弱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中國政權轉變只是何時和如何的問題，而不是會否發生的問題。假如發生這樣的政治革命，在北京建立的新民主政權很有可能會拋棄平壤，轉而支持一個統一，民主的韓國。
即使因為出現反對金家王朝的軍事政變或民眾起義（或兩者結合）而導致朝鮮政權迅速崩潰，中國以干預軍事防止統一的能力是有疑問的。要是金家王朝被內部起義推翻，一個可能會使中國不願派解放軍跨過鴨綠江的因素是朝鮮擁有核武器。
儘管那報告的分析有缺漏，它畢竟提出了有意思的問題。可是，發問對象並不像其名稱所指的是美國參議院，而是中國政府。北京需要檢討—並徹底改變—朝鮮的政策，一個基於錯誤和過時的戰略設想，把韓國這個潛在的區域合作夥伴推向另一邊。
北京在朝鮮半島維持現狀的基本戰略理由是使美國沒有可能用以從陸路入侵中國大陸的路線。
在中國處於依賴進口能源以及缺乏保護其海上交通線能力這兩個最弱的戰略環節雙結合的時代，這樣的想法顯然是錯誤的。那些對美國戰略思考有最起碼認知的人都明白，假若和中國發生軍事衝突（對兩個擁有核武的大國而言，這是不可想像的），地面入侵是五角大樓最不會考慮的方案。
在這樣的衝突中，美國軍方幾乎一定會調動它強大的海軍和空軍。在這種情況下，朝鮮對中國的用處很小。
一個有點戰略眼光的中國政府因此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朝鮮的政策。北京必須接受朝鮮半島統一，而不是阻礙它，並且把它的籌碼放在首爾這邊。只有這樣的政策才會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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